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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关系范文1
2007年4月2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房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因其经营的次级债坏账问题而被迫申请破产保护，由此揭开了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的序幕。随着2008年9月雷曼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破产及倒闭，全球性金融海啸的特征日益明显，继而传导至西欧银行体系，演变为全球金融风暴，并进一步波及实体经济。随着各国救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一些国家债务的比重随之大幅度增加，以致超出了本国的清还能力，进而导致了债务危机。2009年底的迪拜债务危机以及2010年初的希腊债务危机，引发了以欧洲各国债务危机为主导的新一轮金融危机，直接威胁了欧元区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截至2011年底，随着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国债收益率迅速上升，欧债危机愈演愈烈。这些国家的债务危机引起了全球资本市场的新一轮震荡。这些金融危机基本上涵盖了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信用危机以及实体经济危机等多重危机，而远不止是单纯的实体经济的危机。
金融危机越来越表现为虚拟经济的危机，其爆发往往首先出现在虚拟经济上，如外汇市场的剧烈波动、金融衍生品泡沫的破灭、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或者债务超过实体经济承受范围而出现的信用危机。
一、金融危机的历史演进
翻开20世纪的经济发展史，金融危机如影相随，像“幽灵”一样伴随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全过程。1929―1933年大萧条是20世纪资本主义最大的危机。美元与黄金脱钩后，随着美元的泛滥，短短四十年间就爆发了八次比较大的金融危机。下面我们就三次有代表性的金融危机作一个简单的描述。
1、1929―1933年大萧条
1929年，爆发了20世纪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经济危机。1929年10月28日，即历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一”，纽约证券交易所突然发生剧烈波动，股价迅速下跌，当天，50种主要的股票价格几乎下降了40%，纽约股市崩盘，持续5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拉开序幕。
在整个危机期间，美国大约有9000家银行倒闭。商业银行的大量倒闭破坏了美国的货币供求均衡，货币供应量减少了30%，物价连年持续下跌，从而出现严重的需求不足，加之银行业的倒闭中断了对企业的资金支持，企业要么纷纷大量裁员以维持规模，要么纷纷破产。银行破产、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致使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
1929年的美国经济危机还通过国际收支体系传播到其他欧洲发达国家，给整个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创伤。此次危机股市崩溃扮演了经济危机的引爆点的角色，但危机更多的体现为实体经济的危机。
2、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连续十几年保持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曾一度被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誉为经济奇迹。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金融自由化的带动下，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也融入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进程。由于一些国家过急过快地盲目开放资本市场，实行金融自由化，使得国内金融风险剧增，在国际游资的攻击下暴露无遗。
以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游资从1997年4月开始在市场上卖空泰株，由此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危机，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在泰株贬值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拉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随后，国际金融炒家对准联系汇率制的香港，另外，韩国、日本相继发生金融动荡，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为吸引外资却不顾本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和金融监管能力，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过早的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使得国际游资，特别是私人投机资本大量涌入国内金融市场，以获取利润。由于私人资本具有很强的盲目性和跟风效应，加大了金融危机的隐患。而国内松散的金融监管体制，又给国际游资的投机活动提供了更多的可乘之机。
3、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同美国房产市场泡沫破裂密切相关。20世纪末的网络泡沫破灭和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从2001年1月3日开始减息，2003年6月25日美联邦基金利率降至1%，这直接导致了货币供给的扩张和房地产市场的兴旺。与此同时，以房地产为基础的，包括大量次级债在内的住房贷款市场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张。2000年次级住房贷款规模仅为1400亿美元，到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次级住房贷款规模已达1.5万亿美元，占房贷市场的15%。
2007年7月19日，贝尔斯登旗下的两股对冲基金因担保债务证券市场失败而瓦解，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陆续降低了次级抵押贷款债务的信用评价，直至将其归为垃圾级，次贷危机迅速扩散。到了2008年9月，有158年历史的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次贷危机正式引发全球性的金融风暴。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以美国次级房地产抵押证券及相关衍生品的崩溃为标志，风险首先表现在虚拟经济市场，最初是金融衍生品危机，影响范围始于持有或经营次贷房产的金融机构。随着次贷危机的加剧，许多投资银行纷纷破产和倒闭，流动性紧缩，危机开始蔓延至其他国家和地区，并波及实体经济，导致经济衰退。
二、金融危机的新变化
1、现代金融危机越来越表现为虚拟经济的危机
经济广泛的虚拟化是从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不再兑换黄金开始，至此，货币完全脱离黄金，由政府信用支撑，变成没有价值的货币符号。这种变化导致了美元、欧元为主的国际货币的泛滥，进而导致了以美元、欧元为基础的国债、金融债券等信用的扩张，即经济的虚拟化。以国际债券市场为例，1966年诞生之初国际债券余额仅1亿美元，但2002年已突破10万亿美元，2008年第二季度已突破25万亿美元。外汇市场中交易数量和交易方式的巨大变化也反映了虚拟经济发展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冲击。当前大量的外汇交易已不是服务于国际贸易或国际投资的结算，而是为了在货币流通过程中获取收入，是与实际经济脱离关系的纯粹的货币交易。从外汇交易数量看，目前每天全球跨国的金融交易量约1.8万亿美元，而实务交易量仅200亿美元左右，仅占虚拟交易量的1%。
2、金融过度创新
邱云波（2009）认为次贷危机促使各国反思以证券化为标志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国际化的进程。以华尔街“次贷”危机为例，这场金融危机的实质是金融创新使金融资产过度虚拟化，远远脱离了实体经济。抵押贷款证券等金融衍生产品与基础资产之间的分离，使其风险很难进行客观评价，只能根据产品的历史业绩和独立评级机构提供的信用评级进行判断。在金融创新的不断推动和美国金融监管放松的背景下，使得在美国所有的收入流，只要稳定就可以被资本化，被证券化。寄希望于房地产市场的长期膨胀，华尔街将大部分没有稳定收入的客户开发出来，将这些风险较大的收入流进行证券化。一旦房地产市场停止上涨甚至衰退，这些次级贷款将出现大量坏账，危机随之爆发。由于大型金融集团通过股票、债券和衍生品的投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资产证券化和金融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信用链条的断裂就会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酿成国际性金融危机。
3、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索罗斯通过保证金方式获取1∶20的借贷，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通过卖空相当于70亿美元的英镑，买进相当于60亿美元的马克，迫使英镑大幅贬值，在偿还借贷后净赚15亿美元。在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前，国际游资持续大量地进入墨西哥证券市场，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资中证券投资占70%～80%，但在墨西哥总统候选人遭暗杀事件后的40多天内外资撤走100亿美元，直接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国际游资首先攻击泰铢，低买高卖，并巧妙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获取高额回报。亚洲部分国家之所以受到冲击，其本身也有着制度的缺陷，致使国际游资有可能通过舆论的强力配合，操纵汇率，打压股指。所以，一方面我们应该反思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完善制度和体制上的缺陷，另一方面加强监管，有针对性地预防国际游资的攻击。
三、经济虚拟化对我国预防危机发生的启示
1、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虚拟经济的产生源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无论虚拟经济发展多快、规模多大，其根本是通过实体经济服务于人，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同时，虚拟经济可以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支持，发展虚拟经济也可以转移风险，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实体经济运作效率和社会资本配置效率。因此，我们必须巩固发展实体经济，不断进行实体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增大实体经济盈利空间。尤其是对于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必须发展好自己实体经济，不断调整实体经济的产业结构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防范过度虚拟化经济可能造成的冲击。
2、加强对虚拟资本的监管
从以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开放资本市场向发展中国家的扩散，一方面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受益，另一方面也使很多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的泥沼之中。在经济虚拟化不断深化的今天，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且又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防范金融风险，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是我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当今金融危机过程中国际金融投机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国外的金融资本流入一国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获取利润，假若该国经济基本面恶化，它们便是逃的最快的一群。此次全球金融风暴发生后，国际游资包括投资实体的外资的迅速的大规模的撤离，给中国的经济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国际资本规模以远超过实体经济增长的速度快速扩张，强大的规模和流动性使得其在对某一国家进行攻击时占据绝对优势。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难免缺乏经验，同时会有很多经济问题，这必然会给手握巨资，有着丰富经验的国际资本以可成之机。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虚拟经济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适当调整虚拟经济经济领域内的货币收入幅度和方式，不断优化和调整虚拟经济的内部结构，同时密切关注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提高金融市场监管水平，建立防范虚拟经济危机的预警机制。
（注：基金项目：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计划项目，编号：J11WF16，课题名称：基于有效需求视角的企业技术创新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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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关系范文2
金融危机正是当金融机构陷入困难，金融资产价格暴跌，金融指标急剧恶化时，整个金融体系被破坏，出现严重困难的现象乃至整个金融体系崩溃。由此可以看出，金融生态和金融危机之间具有理论联系，二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金融生态的各种要素之间像自然生态系统一样具有相互依存性。金融生态静态因素的依存性首先表现在金融机构之间的依存性，资金供求者与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紧密联系及其相互交易，维持着金融系统的日常运转。其次，静态结构因素中的金融活动主体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依存性，这种依存性直接影响着金融生态系统的平衡状况。如没有一个适宜的金融生态环境，就必然会阻碍金融主体的金融活动和金融系统的良性运行与发展，致使金融生态失衡，金融体系崩溃。金融生态的发展同自然生态一样，呈现为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同样具有自我调节机能和调节边界，当金融生态的变化超过这个边界时候，或者自我调节机能失去了其机制效力时，就会破坏金融生态平衡，此时，金融危机就会爆发。
一、金融危机的金融生态结构视角解释
（一）金融生态主体方面
在金融生态系统中，金融机构是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断地调整自身以适应环境和根据自身需要去作用环境的行为主体组织、单位，如银行、证券、保险、民间借贷等。美国经济呈现衰退危险时，政府采取了降息减税等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房产价格一路飙升，从提供资金的银行到面向终端客户的抵押贷款商为了争取更多的客户和利润，就放宽条件，允许那些不具备贷款条件和还款能力、信用等级较差的人参与住房抵押贷款，使得大量低信用、低收入的人获得了大量的贷款，形成了巨大信贷风险。在金融生态系统中贷款者在改变经济基础的同时也会产生不良贷款和债务，当超越了调节机制的能力范围，就会打破金融生态平衡，引发金融危机。在此次危机中，大量低信用者为获取房产，争相申请次级贷款。在房地产泡沫破灭的过程中，由于购房者收入减少，付不起房贷利息导致房贷违约率上升，造成了大量的次贷风险，引发了次贷危机。
（二）宏观经济环境方面
在金融生态系统中，金融服务于经济发展，金融发展的动力也主要来自于所依存的经济基础，因此，经济基础同样发挥着类似于土壤的生态作用，是构成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在次贷风暴席卷美国并向全球扩展的前夕，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为金融危机的蔓延提供了温床。全球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美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国家债务迅速增长，而以中国为首的亚洲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则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其次，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加剧了金融生态的不平衡。全球金融生态环境之所以不断恶化，美国的高消费之所以能在巨额贸易逆差的背景下得以维持，美国虚拟经济之所以能够在这些年持续膨胀，是与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单级国际货币体系是分不开的。最后，国际评级机构对欧盟五国的信用评级的连续下调对欧债危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际投资者有国家破产的担忧，恐慌情绪蔓延，同时也使得这些国家借债成本增加，负担更重。
（三）政府政策环境方面
适当的政策环境有助于改善金融生态系统的结构，增强金融生态的功能和效率。反之，不良的的政策环境就会影响到金融生态的内部结构变化，并产生弱化金融功能，破坏金融生态平衡，引发金融危机。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一直采取税收支持来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使得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另外，美国赤字政策导致贸易逆差与日俱增，为解决财政和贸易双赤字，美国在全球发行美元、国债、股票及金融衍生品，通过这种虚拟渠道使全世界的实体资源流入美国，为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金融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各国为了抑制经济的下滑，普遍采取了经济刺激政策，例如对处于困境的银行注资。这些计划的本质是将私人部门债务转换成政府部门债务，通过政府部门资产负债表的膨胀和杠杆化支持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的盖上和去杠杆化。虽然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欧元区金融的稳定，但导致了各国的政府资产负债表的严重恶化，危机开始从市场与企业层面蔓延到政府层面。
（四）信用文化环境方面
正如自然生态系统，不同的环境影响着生物的性态，同一种生物在不同的环境下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造就了不同的生活行为方式，进而影响了该国各种体制的形式。在超前消费盛行的西方社会里，流行一种借贷消费的“信用文化”，个人靠借贷消费，团体靠借贷运行，银行靠借贷填账，国家靠借贷维持，政府和家庭都债台高筑，个人储蓄率下跌至接近零，无节制的负债最终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暴发。
二、金融危机的金融生态动态系统视角解释
（一）价格机制调节
首先，价格机制调节失效。调节金融生态的价格机制主要包括利率与金融服务的费用标准。此次金融危机中，次级贷款被包装成各种衍生金融产品大肆操作，金融创新产品的高杠杆率增加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在金融危机之前，金融创新产品的杠杆特性是泡沫膨胀的加速器，成为银行过度借贷和资产泡沫快速膨胀的直接原因，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它又加速了金融机构的倒闭和全球流动性的蒸发，成为危机进一步恶化的加速器。另外，由于金融衍生品的评级费用由债券承销商支付，评级越高越利于销售，评级费用也越高，因此评级机构无法保证评级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在金融生态系统中，有效的价格能反映金融市场的资金与产品的供求状况以及金融服务的质量。而在这场金融危机爆发前，价格自身已经失去了有效性，无法发挥作为一个检验金融组织生存能力的根本标准的作用，也无法发挥其应有的调节作用使金融生态系统自动趋于平衡，最终导致平衡被打破，金融危机爆发。
（二）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
正如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命体一样，在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下，适者生存，金融生态系统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是在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下产生的。从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来分析本次金融危机，可以发现过度的金融创新，泛滥的金融衍生产品是导致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金融创新及衍生产品市场对于其基础市场而言，既有平衡对冲基础市场风险的正效应，也可能有放大整个金融市场风险的负效应。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由于过度的金融创新，金融创新过度，房地产金融机构以次级抵押贷款为支持衍生出一系列复杂的金融产品，极度烦琐和复杂的信用创造程序，导致潜在的危机。由于价格机制的失效，这些过度的金融创新产品和衍生品在导致危机出现时无法自我反应退出市场，导致市场退出机制也失效。没有完善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就无法维持金融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整个金融运行的内在机制就失去了调解功能。
（三）金融决策机制
在金融生态系统中，货币供求平衡既是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也是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条件。消除或防范货币危机是消除或防范银行业危机的关键，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在其中又是关键中的关键。此次金融危机与美联储所实施的不当的货币政策是分不开的。美联储在“反衰退”思想指导下，从2001年开始连续13次降息，支持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任意发展，造成美元持续走弱和通胀压力增大。经济回暖后，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利率的急升加重了购房者的还贷负担，使美国的房地产市场降温，房屋贷款公司受到了沉重打击，很多次级抵押贷款公司相继关门，随后危机的影响范围逐步扩大。蔓延到欧盟的债务危机则充分暴露出欧元区体系深层次的制度性缺陷，即在欧元区内部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统一行使，而财政政策却由国家分而治之。当某些成员国遇到外部冲击时，它们难以根据自身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等特点，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比如，当希腊遇到问题时，对外不能通过货币贬值来刺激出口，对内不能通过货币扩张来削减政府债务。只能借助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结果就是公共支出过度膨胀，财政赤字大幅上升，进而出现债务累计和信用问题。
（四）金融监管机制
如同自然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构成的生态系统需要有适当的规则来维系，金融监管对维护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与有效运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可以在事件发生之前对交易进行控制，或者在经济过程中对其进行引导和纠正。金融监管缺失会使金融生态系统运行的环境恶化，从而引发金融危机。此次金融危机暴发前，美国采取的是“双重多头”的金融监管体制。这样的监管体制从前是美国金融业繁荣发展的基础，但是随着金融的全球化和金融机构业务的综合化，“双重多头”的监管体制开始出现“空白”，存在监管盲点。此外，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主要目标是将金融风险移出银行，防范银行风险，这就导致了金融监管当局对银行之外的金融风险漠而视之，又因为资产证券化表面上的良好表现，更使监管当局忽视了对它的监管。同时，美联储放松对美国金融机构之间相互拆借的监管，放大信用的杠杆比例，引发了“经济泡沫”。因此，美国监管体制的缺陷和监管不力成为危机暴发的主导因素。另外，国际性金融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职能缺失也使得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扩大为国际金融危机。IMF不仅没有预测到危机的爆发，而且在危机爆发后仍然严重低估危机的破坏性，对美国这一危机始发国也没能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在危机的救助过程中也受制于资源短缺而无所作为。
三、思考与启示
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关系范文3
关键词：外汇储备水平；金融危机；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6-0169-02
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高外债水平和外汇储备枯竭成为加重危机冲击的重要因素；在2009年爆发的欧债危机中，高企的外债又一次成为引发并加剧金融危机的重大问题。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不仅因为外汇储备过高遭受其他国家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指责，还长期承担高额外汇储备带来的货币独立性下降和通货膨胀压力，因此高外汇储备水平也会带来巨大的隐性成本。
外汇储备合理规模的理论研究起源于罗伯特·特里芬（1947），之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深入，众多经济学家从一国经济对外汇储备的需求角度，提出了合理外汇储备水平的多种衡量方法和各种政策选择。总的来讲，现有研究主要是从对外贸易需求、外币债务需求、金融深度等角度出发，以得到定量或定性的合理外储水平，并给出相应政策建议。
一、从贸易需求出发的合理外汇储备水平研究
特里芬（1947）提出外汇储备水平应随着世界贸易增长而增长，并用外汇储备与进口的比率作为衡量外汇储备充足率的指标。特里芬（1960）对12个国家1950—1957年的储备状况进行实证研究，提出外汇储备与进口的最优比率应在40%左右，20%为外汇储备与进口比的底线。Arizonan和Crichton（2006）也提出了国际储备可以有效缓解贸易冲击带来的影响，而且这种缓解作用对发展中国家和自然资源出口国更为明显。这种基于贸易需求制定合理外汇储备水平的观点在以对外贸易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尤为盛行，也是重商主义思想的延续。
国内很多学者也做了大量相关研究。金宏亮（2009）根据1982—2007年的数据，并用长期均衡方程和短期动态调整来避免统计误差，发现中国贸易开放度和人均GDP对外汇储备增长有着正向作用，国家规模对外汇储备有一定的反向作用，而中国国际收支波动对外汇储备的影响反而较小。郎参参（2009）运用1984—2008年中国经济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中国出口总额和贸易差额对外汇储备的积累有着推动作用，出口总额每增加1个单位，将引起外汇储备增加1.1788 个单位。梁莉、陈金贤（2007）运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后发现，年出口规模与外汇储备规模之间具有单向因果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和外汇储备规模具有正向相关关系。
由于国际贸易会产生最基础的外汇储备的需求，因此从对外贸易需求水平角度寻求合理外汇储备水平无可厚非。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家之间的非贸易经济活动大大增加，外汇储备水平的作用也开始扩展，因此，仅从对外贸易需求角度研究合理外储水平难免有失偏颇。因此，特里芬（1960）提出的外储最优水平明显已不适应当前的世界经济状况。而国内研究只集中于揭示外储水平和外贸状况之间的显著相关性，并没有从国际贸易出发提出中国的合理外汇储备水平。
二、与外币债务需求相关的合理外汇储备水平
Aizenman和Marion（2003）发现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很多国家开始提高外汇储备水平以预防外币债务的冲击。Aizenman 和 Lee （2006）实证发现，在过去危机中用虚拟变量表现出来的预防性因素，有效解释了部分国家提高储备水平的动机。Summers（2006）发现相对于Guidotti-Greenspan基准持有过多储备的国家往往是因为该国拥有很多短期外债。Aizenman和Lee （2007）同时发现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并不是一个明显的异常者，高外汇储备水平有效帮助中国降低了金融危机的冲击。Mendoza（2010）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弹性与总外债量等可能导致金融资本逆转危机的指标相关，即外债总量高、容易遭受金融资本逆转的国家，更倾向于持有高水平的预防性储备。Bordo等（2010）指出，大比例的外债占比容易导致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但高外债引发危机的强度受到国家外汇储备的规模和政策可信度的明显影响。
由于外债水平与贸易赤字往往存在相关性，部分学者把外债水平和经常项目赤字结合起来进行合理外汇储备水平的研究。比如，Bordo、Cavallo和Meissner（2010）认为高水平外国货币债务和大量经常项目赤字会增加一国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金融危机风险会上升，而加强贸易开放和增加外汇储备水平会降低有金融危机风险。
国内学者卞咏梅（2009）从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的角度分析得出，进出口差额、外债余额、外商直接投资、汇率水平是影响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的主要因素。周艳（2012）通过对1990—2009年中国外汇储备影响指标的协整分析，发现从长期趋势看，进出口差额和外债规模因素是中国外汇储备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且二者与外汇储备规模皆为正相关。王静（2013）用1995—2009年中国数据研究发现，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外债余额对外汇储备的积累有显著影响。
上述研究表明，外债规模与外储总量相关，而且由于高外债往往会导致金融危机风险，需要高外汇储备水平来维持国家金融安全，所以制定合理外储水平一定要考虑外债规模。但同时，这些研究也都没有涉及到合理外汇储备水平的量化问题。
三、从金融深度出发的合理外汇储备水平
20世纪70年代，货币主义学派的兴起带来了国家外汇储备研究的新方向，经济学家开始引入金融深度等变量来衡量外汇储备需求。Cheung和Ito（2006）认为更深的金融深度和贸易金融一体化可以加强国家对经济环境的预见性和自我保护能力，对外汇储备的需求会随之减弱。Aizenman和Crichton（2006）通过60个发展中国家和20个发达国家的对比研究，发现随着金融深度增加，国际储备对贸易冲击的缓冲作用会减小。Dominguez（2007）也发现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国家有增持外汇储备的趋势。Obstfeld等（2008）认为，由于国内金融负债可能被转成外汇规模，因此金融市场开放性、外汇转换能力和汇率政策都应该作为外汇储备量预测的重要指标。这些研究虽然都认为金融深度会影响合理外汇储备水平，但都没有提出具体的判断指标和合理外汇水平的量化依据。
国内学者孙涛（2000）运用萨克斯模型来分析外汇储备、货币政策和金融危机的关系，发现在实行钉住汇率制且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家，虽然外汇储备、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于防止货币危机爆发或加剧有一定作用，但防止货币危机的根源应在于健康的公司部门和银行体系带来的市场预期和信心。杨东兴（2012）运用2005年1月至2011年9月的月度数据回归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的影响最大，且随着时间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货币供给量和汇率对外汇储备水平的影响也有随时间而逐渐增大的趋势。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只证明了金融深度会影响实际外储水平，都没有涉及到合理外储水平的研究。
四、其他因素对合理外汇储备水平的影响
Jeanne 和 Ranciere（2006）、Jeanne（2007）描绘的最佳外汇储备模型认为，对用于抵御国际资本逆转和金融危机的外汇储备，国家消费会影响该国应持有的最佳外汇储备水平。Alfaro和Kanczuk（2009）建立的模型显示，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积累并没有起重要作用，事实上在考虑利率冲击、国际资本逆转风险和变动储备及独立储备成本的情况下，最佳策略是不持有外汇储备，应降低债务来代替积累储备。
国内学者也从其他因素解释了中国外汇储备的上升，但是没有进一步研究在考虑这些因素后的最优外储水平。比如，童锦治、赵川、孙健（2012）建立模型并实证发现，降低出口退税率在短期内对减少贸易盈余和降低外汇储备增量有一定的帮助，但长期来看退税政策对外汇储备水平的影响与出口产品价格弹性密切相关。刘顺鸿（2006）认为产业结构对外汇储备水平有重要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税收优惠和外汇管制有利于货物出口，是中国外汇储备快速膨胀的重要原因。王晓钧、刘力臻、王学真（2011）通过协整等方法得出：美国经济因素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冲击相当明显，中国外汇储备受中国自身经济影响程度小于“美国因素”的影响。
五、研究评述及展望
综上所述，一国对外贸易水平（特别是进口额和贸易赤字）、外债水平、金融深度、国家消费、产业结构、税收政策等因素都会对外汇储备水平有影响。虽然部分学者也提出应根据贸易需求、高外债水平或是金融深度等经济状况来选择一个合理的外汇储备水平，但目前仍没有研究给出一个寻求合理外储水平的具体量化方法。因此，对于在外汇储备成本和金融安全防范需求之间寻求最优外汇储备水平的国家（如中国）而言，合理外汇储备水平的研究仍有大量空白急需填补。如果能根据各国的经济条件约束，计算出合理的外汇储备区间并给出能得以量化的实施方案，一定能为日益开放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有效降低外部金融风险，防范金融危机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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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郎参参.影响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因素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9，（8）：97-99.
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关系范文4
[关键词]欧洲债务危机；制度瓶颈；欧元区发展前景
[中图分类号]F8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0)11-0071-03
一、欧洲债务危机的源起和发展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虽然各国已经走出了危机的底部，但是何时能走上复苏之路、复苏的速度仍不可预知。当前，仍有许多危机后的“余震”，比如迪拜债务危机和希腊债务危机等，这些债务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甚至有人担心这些会引发世界经济二次探底，造成二次危机。
欧洲债务危机源起于希腊债务危机，2008年希腊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举债帮助银行业和金融机构度过难关，2009年10月希腊政府突然宣布希腊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高达12.7％和1.13％，远高于欧洲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随着希腊财政状况的显著恶化，12月全球各大评级公司纷纷下调了希腊政府债务的信用评级，导致希腊融资成本不断提高，希腊债务危机开始暴露。随后，希腊股市大跌并引发全球股市大跌，欧元对美元急剧贬值。希腊危机还蔓延至其他的欧元区成员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也面临着财政恶化的状况，有人称之为“笨猪四国”(PIGS)。市场对这些国家的债务也表示担忧，国际评级机构下调了葡萄牙、西班牙债的信用评价，债务危机在欧洲不断蔓延，引发市场恐慌，
早在希腊债务危机初期，欧元区内关于是否救助希腊就存在争议，德国、法国等成员国认为此次危机是由于希腊没有严格按照财政纪律的约束导致的，欧元区不应该进行救助。但是，随着希腊危机的不断升级，市场恐慌情绪加剧，以及可能由此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等，欧元区同意有条件地为希腊提供援助，同IMF一起提供了高达7500亿欧元的旨在应对欧洲债务危机的救助计划。
二、PIGS加入欧元区前后的财政状况对比
虽然有稳定与增长公约的限制，但是欧元区各成员国在财政纪律方面仍有诸多问题。1999年欧元区成立之初，希腊因政府赤字和政府债务不符合马约规定而没有加入欧元区，直到2001年两项指标有所改善后才被批准加入。事实上，希腊2001年之所以达到马约规定的标准，正是因为在高盛的帮助下掩盖了财政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导致目前的危机。其他的南欧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政府债务一直表现不佳，参见表l和表2：
从表1的统计结果来看，与欧元区的平均水平相比，葡萄牙、意大利、希腊等国的政府财政赤字率一直远高于该平均水平，西班牙则在近两年表现出比较严重的赤字问题。以马约规定的标准来衡量，希腊从1998年至今政府财政赤字一直处于超标状态，2008和2009年更是出现了严重赤字。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赤字问题也非常严重。
从政府债务的统计结果来看，欧元区整体的平均水平自1998年以来一直高于马约规定的60％的上限。希腊和意大利两国更是多数年份都保持在高于100％的债务率。相比较而言，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债务比率相对较低。
稳定与增长公约对财政纪律有着非常明确的约束，也规定了各国政策协调、违约惩罚等内容。公约对各国的赤字率要求非常明确，如果该指标连续3年不达标将面临惩罚。尽管规则设计比较完备，但在执行过程中却面临着诸多困难。欧元区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强制执行机制，从制度上折射出欧元区发展面临的诸多困境。
三、欧元区发展面临的制度瓶颈
欧元区自成立之初就颇受瞩目，成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典范。欧元区的运行基于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欧元区的各项政策也是在成员国间不断的协调基础上实施的。虽然经济货币联盟在促进欧元区成员国间的经济一体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将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置于一个统一的货币区内仍存在着诸多难以协调的矛盾.欧元区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制度瓶颈。
(一)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难以步调一致
欧元区的运行不同于国家，虽然各国让渡了货币政策的自，但是财政政策仍有各国政府独立执行，这就造成了由超国家的欧洲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由各国政府执行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这一体系也成为欧元区运行机制中最大的缺陷，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执行主体不一致导致宏观经济政策的冲突和错配，难以形成统一的政策目标。欧洲央行的目标是维持低通胀，保持欧元对内币值稳定，而各成员国的财政政策则着力于促进本国经济增长、解决失业问题等。成员国只能采用单一的财政政策应对各项冲击，这就很容易在赤字率、政府债务等指标上超出马约规定的标准。欧洲央行和各国政府之间政策目标的不一致导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各国政府在运用财政政策时也面临着遵守马约规定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两难选择。
(二)单一货币机制难以应对不对称冲击
欧元虽然采取单一货币，但是作为多种增长模式和多种发展速度共存的经济联合体，欧元区成员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欧元区的东扩，转轨中的中东欧国家逐渐加入欧元区，这更加加剧了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目前，欧元区各国经济复苏步伐不同步，出现了非常典型的不对称冲击问题，这也是自欧元区成立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德国、法国等经济已开始回归正常，而南欧几个国家和匈牙利等则因债务危机的困扰经济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希腊更是全面爆发了债务危机，引起国内经济的剧烈动荡。本次金融危机带来的系列问题给成员国造成的影响各不相同，各国对于货币政策的诉求也不尽相同。欧洲央行显然难以同时兼顾所有成员国的利益，不对称冲击问题在单一货币体制下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
(三)欧元区的集体决策机制无法迅速、有效应对冲击
欧盟的成立建立在一系列的超国家机构基础上，比如欧洲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法院等，这些超国家机构的机构设置、席位分配、表决机制等都是在各成员国的不断争论中确定并不断调整的。欧洲中央银行作为一个超国家机构，其职能是保持欧元的稳定，独立制定货币政策。欧元区与欧盟密不可分，在关系到经济联盟内外的重大决策中都由这些超国家的机构协调解决。在重大、突发的外来冲击下.欧盟缺乏迅速、有效的应对机制。由于集体决策机制，各国将基于本国利益提出各项应对措施，繁冗的决策程序、不可避免的讨价还价带来了巨大的决策成本，并且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达成有效的应对
策略。金融危机爆发之时，游离于欧元区之外的英国果断采取了各项应对措施，而欧元区成员国相比则行动迟缓。本次起源于希腊的债务危机也如此，在债务危机爆发之初，欧盟内部就是否救助希腊和采取什么方式救助争论不休，未能在危机爆发初期稳定市场信心，最终在希腊政府无力收拾残局的时仍不得不伸出援救之手。从这些事件中不难看出，欧盟以及欧元区在面对这些冲击时，缺乏快速有效的解决机制，在冲击的初期往往是各成员国意见向左、争论不休，当冲击范围扩大后各国又必须群策群力，依靠联盟的力量帮助陷于困境的国家渡过难关。但是，这一过程中难免造成剧烈的经济波动，给各国都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四、欧元区未来的发展前景分析
短期来看，欧元区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债务危机的阴影短期内难以消除，并且有可能在个别国家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给欧元区的经济复苏乃至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不确定性。市场信心的恢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将给本就缺乏竞争力的欧元区经济的复苏之路带来更大的压力。
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关系范文5
［关键词］ 国别风险；贸易；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 F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283(2012)06-0022-02
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对外经贸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面临新的风险变化，本文就各类风险进行具体分析。
一、国家风险加大
(一)国家风险国别表现
国家风险是指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在一定程度上由国家行为所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传统的国家风险主要包括战争、汇兑限制和政府违约等。近年来由全球性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以及社会冲突、恐怖事件和贸易摩擦等引发的国家风险对经济贸易活动的影响日益加大。
国际金融危机已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负面影响。特别是2011年，欧洲债务危机阴霾不散，信用风险不断暴露，各国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负担显著上升；中东北非局势持续动荡，国际政局走势的不确定性有增无减；国际金融稳定性趋弱，市场风险不断加大；全球贸易增速回落，国家风险日益凸显，企业避险需求不断攀升。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公布的2011年国家风险报告来看：
北美地区贸易摩擦日渐增多。随着美国经济再次陷入衰退，报损案件总量和金额出现回升迹象，小规模买家的逃匿和非法停业情况明显增多。
欧洲地区债务危机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英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乌克兰、俄罗斯、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等国的国家风险加剧。
亚洲地区国家风险呈现多层次、多样化和复杂化特点。日本、蒙古、巴基斯坦、泰国、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也门、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国家风险值得关注。
非洲地区政局稳定性明显下降，政治风险凸显。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等北非国家，以及安哥拉、尼日利亚、刚果(金)和津巴布韦等国的国家风险提高。
拉丁美洲地区风险有所缓和，需关注各国政府出台的相关措施。需重点关注委内瑞拉、阿根廷、厄瓜多尔、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古巴等国的国家风险。
(二)国家风险对我国外贸易坏账率影响分析
欧美发达国家表现出经济增长滑坡走向，中小金融机构纷纷破产倒闭，失业率上升，购买力下降。居民紧缩消费支出，政府财政赤字庞大，对外支付能力及对本国企业的财政支持力度下降等因素是导致贸易违约和坏账率上升的直接根源。
据统计，2004年中国出口业务的坏账率为5%，达300亿美元，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我国企业在出口收汇环节的违约率比2004年增加了189%，而近年来的情况仍未有改观，我国企业对外出口80%以上采用放账形式，欧美国家的买方付款期一般在交货后90天，有的长达120~150天，在拉美地区甚至长达360天，对我国原本就资金紧张的外贸企业来讲更是雪上加霜。同时，外国进口商的坏账比例明显增加，例如中国对美出口坏账率在2008年比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增长了2~3倍，正常年份坏账率约为1%，而2008年的坏账率高达3.3%，且有不断升高趋势。这意味着在2011年中国出口贸易按1.8万亿美元规模估算就有近千亿美元的坏账损失发生。
(三)应对措施
在新形势下，我国应主动防患风险于未然，事前采取措施规避国家风险，预先掌握风险的变化与发展方向，以便转移并分散风险，将构建并不断完善出口经营风险防避机制作为避险重心。首先要做好出口前的市场风险调研；直接在合同中加入保护性条款措施。同时实施出口经营中的配套防护措施，特别是针对大宗商品和投资项目必须采取出口信用保险措施，事先筹划保险费用成本。这种涉外保险与出口信贷、担保相结合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常用的以资本输出带动商品进出口，集促销、信贷、融资与灵活贸易方式四位于一体，以国家信用保障商业和银行信用利益的重要外贸政策。同时亦可采用国际保付，这是当代金融业专门为以托收和赊销等商业信用与融资方式作为促销手段而量身定做的一种综合性的金融信用服务，顺应了非信用证结算方式扩大化的发展趋势。利用这项服务，卖方因此可以毫无顾虑地向买方提供有条件的商业信用与融资，如托收或赊销，从而增强了卖方巩固原有市场、提高在新市场的竞争能力，卖方可将应收账款无追索权地卖给银行或专业保理公司，从而迅速地将远期债权转变为现汇收入，既加速了资金周转，又消除了汇率变动、商业信用与融资等多重风险。由于出口销售与结算独立分离，卖方可以将更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投入到出口经营与发展中去。这种方式主要适用于收付结算期限在半年之内的一般物品的出口。而金额较大，融资期限较长(一般为1~5年)的资本性质货物出口可采用国际包买票据服务，有效降低或避免经贸活动中的坏账风险。对于增加的保费成本，相比一旦产生大额坏账损失和减少的利润，显然利大于弊。
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一)贸易保护主义使贸易摩擦加剧
中国作为贸易大国、“世界制造中心”，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国家或区域经济组织产生双边或多边的摩擦。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温，贸易摩擦形势空前严峻。根据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以来，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案件数量与金额均创历史最高。仅2009年，全球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两反两保”贸易救济调查103起，其中反倾销67起，反补贴13起，保障措施16起，特保7起。此外，中国还遭遇美国337调查6起，涉案总金额约120亿美元。而且，我国遭遇贸易摩擦的连锁性突显，钢铁、鞋类、玩具、铝制品和轮胎等优势出口产品频繁出现一个产品在不同市场遭遇贸易救济调查的现象，呈现摩擦国别扩散和救济措施叠加的势头。贸易摩擦不仅恶化了我国的出口环境，削弱了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造成我国出口企业经营困难，影响大量人员就业，对我国宏观调控和经济运行造成不利影响。
(二)应对措施
突破贸易保护主义壁垒，需要政府和企业形成合力。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必须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建立预警机制，实现对外贸易保护前置化，认真研究国外技术贸易壁垒体系、反倾销调查体系和绿色壁垒体系，总结国内外企业突破贸易保护的经验和教训，及时向企业传递相关信息，预警，帮助、指导国内企业突破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的障碍，建立合理的出口商品评估制度。
深入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分散被采取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的风险，减少贸易摩擦。不仅要扩大商品、服务出口，也要鼓励企业对外投资。今后，大部分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将与我国互为主要进出口市场。要鼓励企业到海外贸易保护主义严重的国家去投资设厂。要选择净出口额大、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高、受贸易壁垒影响较大的产业及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引导这类企业走出去实现市场内部化，并在市场内部化的过程中，掌握科技的最新动态，研发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产品，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升级。同时选择一些在国内即将淘汰，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还有一定生存空间的产业，以及独具民族特色，可以对其他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产业。这既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还可以将一些国内销售市场已超饱和的如机械加工、机电等部门的企业转向海外，减少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
三、全球性通货膨胀压力显现
(一)全球面临通货膨胀威胁
现阶段所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实质上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与发展，是一次债务危机的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即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初期，债务危机主要体现在金融衍生品危机。第二个阶段，即现阶段的经济危机，债务危机主要体现在国家债务危机，后果较第一阶段更为严重。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产生严重的经济衰退，甚至出现经济大萧条。
由于一些国家已长期债台高筑，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的货币流动性，又有一些国家纷纷采取大规模“救市”，使全球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的威胁。
目前，货币市场货币存量充足。在一些国家与企业捉襟见肘、无力还贷的同时，一些跨国公司却坐拥巨额资金，只是因处于国际金融危机不稳定背景下，其缺乏投资对象与投资信心。他们一旦发现投资机会，资金就会趋利而来，之前进入我国的大量“热钱”就是实例。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美国银行的准备金是2008年8月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的17倍。由此可见，各国实际是“干柴遍地”，暗流涌动。随着更多救市措施的出台，世界经济显露复苏势头，大量资金将“浮出水面”，势必推高商品、资本等几乎所有领域的价格水平，达到甚至越过历史最高点。国际市场的供需关系并非主导价格变化的惟一因素，其背后往往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庞大金融资本透过国际期货市场人为地掌控价格趋势。
(二)应对措施
今后仍然是一个“资源为王”的时代，是一个资源不可复制、货币可以大量发行的时代。虽然目前国际市场大宗商品行情短期回落，但无法改变长期货紧价扬趋势。我国有关部门与企业应制订全球资源布局的长远战略，积极主动实施“走出去”战略，稳定资源市场。还要鼓励企业到境外投资办厂，改进口原材料为进口成品。实现节能减排，调整经济结构的目的。综合多方面情况，应利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降低出口依赖性以及近期“热钱”撤离的有利时机，减少中国的外汇储备，逐步降低到2万亿美元的合理水平。要利用有利时机，加大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改革步伐。采取各种措施降低输入性通胀影响，维持我国经济平稳发展。
综上所述，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低迷，我国面临的不确定风险有增无减，我们应不断强化风险意识，研究新的应对策略，将各种风险降至最低，使我国不但成为世界贸易大国，更能充分抵抗风险，成为贸易强国。
［参考文献］
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关系范文6
【关键词】金融危机；对外贸易；反倾销；贸易保护措施；积极因素
1 金融危机的产生及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房地产、土地价格、工商企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一般认为本次金融危机浮现于2007年下半年，此次金融危机始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的发展而演化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自美国次级房屋信贷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次贷危机发生的条件，就是信贷环境的改变，特别是房价停止上涨或下降。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次级按揭贷款人的资信状况本来就比较差，或是缺乏足够的收入证明，或是还存在其他的负债，因此，还不起房贷、或违约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
从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华尔街风暴，现在已经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个过程发展之快，数量之大，影响之巨，可以说是人们始料不及的。金融风暴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是全球股市大跌，银行业负债、倒闭，纸币贬值，价值缩水，随后是企业倒闭，大量裁员。无论是美国的次贷危机，还是后来的迪拜危机，今天的希腊危机、欧洲债务危机，追根溯源其实都是“债务危机”。在金融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债务危机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的“震源”所在。
目前这场危机已成为欧元区成立以来，欧元和欧元经济体面临的一场最大挑战。但是更大的危险正在逼近，除了希腊，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些国家都赤字高企，约占各自GDP的10%，这些国家都存在信贷飞涨、杠杆率过高、房地产泡沫等问题。
2 危机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状况
2006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17606.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8%。其中出口9690.7亿美元，增长27.2%；进口7916.1亿美元，增长20%。在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和加工贸易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下，出口增速比上年回落1.2个百分点，进口增速则比上年提高2.4个百分点，进口与出口增速的差距较上年缩小。但因出口增长依然快于进口，加之以往进出口基数差距较大，2006年外贸顺差依然创下1774.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74%。
2007年，中国出口12180亿美元，增长25.7%，比上年回落1.5个百分点。在国家外贸政策调整、人民币升值加快和美国市场需求增长放缓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出口增速从8月份开始逐步回落，由7月份的34.2%回落到12月份的21.7%；第四季度出口增长22.2%，低于前三季度4.9个百分点，低于上年同期6.7个百分点。进口9558亿美元，增长20.8%，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特别是第四季度受能源资源产品进口价格大幅上涨等因素影响，进口增长明显加快，增速达25.4%，高于前三季度6.3个百分点，高于上年同期10个百分点。由于出口增速回落，进口增速上升，顺差增长明显放缓。全年顺差2622亿美元，增长47.7%，比上年回落26.3个百分点。特别是下半年顺差增速逐月回落，从6月份的86.7回落到12月份的8%。
3 金融危机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不利影响
3.1 金融危机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贸易保护主义不会主导世界经济，但贸易政策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美国虽然一直提倡自由贸易，但当其利益受损时，往往就会违反自由贸易的规则，以维护经济安全为由，以“公平贸易”代替“自由贸易”，对发展中国家利益造成严重损害。近年来，我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国。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增长前景担忧，企业销售下降、利润下降、开工不足、失业率上升，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预计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对华反倾销、技术性、标准性、绿色的贸易保护手段会更加频繁出现。
3.2 从外部需求角度来说，中国出口面临的形势更加恶化
根据以往贸易经验，美国消费下滑1个百分点，我国对美国的出口就会下降5-6个百分点；如果美国消费下降3个百分点，经济步入衰退，我们对美的出口将会出现明显的下滑。随着美国外部需求的减少，我国出口多年来的高涨势头可能会终结。金融危机引发美国消费者的消费信心指数不断下降，失业率上升，消费能力迅速萎缩，据统计，美国2007年11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曾经下降到76.1，创下自199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07年美国平均失业率达到4.6%，2008年3月达到5.1%，是2005年以来的最高点。美国是我国的第一出口大国，美国的经济萧条直接导致了我国出口的大幅减少。
4 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有利因素
4.1 中国出口产业已经形成较强的竞争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批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综合配套能力和劳动力比较优势仍较明显。特别是近年来企业不断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加强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研发，积极培育和发展自主品牌产品，综合竞争力不断提升。
4.2 在国际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中国出口的产品仍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国际市场需求减弱，首先将影响高档产品的需求，而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属于中低档，大部分产品是日用消费品，在质量、价格、性能等方面优势相当明显。在消费者收入预期不稳的情况下，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可能还会增加，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还是一个机遇。
4.3 出口企业应对外部环境变化能力不断增强
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20%左右，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下调。今年以来，国际市场需求减弱，出口仍保持了较快增长的势头，充分说明了中国企业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明显增强。
4.4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市场还有很大潜力
随着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的深入实施，近几年，中国对巴西、印度等发展中新兴市场的出口持续较快增长，但对这些国家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还不高，进一步开拓市场还有潜力。
5 应对金融危机消极影响的建议措施
5.1 适度降低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
近年来，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在逐年上升，2008年，我国的贸易依存度高达70%，远远高于美国的22%和日本的27.7%。过高的贸易依存度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风险很大，一旦国际市场环境恶化，本国经济将会受到剧烈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