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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作用机制范文1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财政政策一般地理解为政府审慎地利用其权力，根据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有意识地变动财政收支，以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目标的政策。显然，这是一种基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而得出的宏观财政政策。其实，在现实经济中，政府除了运用宏观财政政策调控整体经济活动总水平外，还时常运用一系列倾斜性的、区别对待的政策与手段，影响个别部门、个别产业的相关企业的活动，本文称之为微观财政政策。
微观财政政策由两方面内容构成，即微观税收政策和微观政府支出政策。前者的含义是不变动税收总量，仅在一定的税收总量前提下，调节税种和某些税的税率与适用范围；后者的含义是不变动政府支出总量，仅在一定的政府支出总量的前提下，调节政府支出的项目和各项目的数额。常用的微观财政政策工具主要有以下几种：1.税收优惠：指根据特定的政策目标，对特定经济部门或产业的相关企业实行特殊的税收优惠。具体包括：税收减免，即对某些企业通过税收减免给予鼓励或照顾，其中减税是指从应纳税额中减征部分税收，免税是指免征全部应纳税款；优惠税率，即通过降低税率给予企业的税收优惠；退税，即按照规定程序将已经入库的税款的一部分或全部退给企业。2.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对符合国家政策的产业，允许其相关企业加速固定资产折旧，让企业在固定资产耐用年限初期提取较多的折旧费，使之在设备还能正常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提前收回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3.财政补贴：这是政府的一种无偿支出，补贴主体是政府，对象是企业，其政策效应是为企业执行国家计划或进行技术研究开发及其走向国际市场提供必要的财源保障，最终贯彻政府调控意图。4.政府采购：政府有意识地将财政资金投入某些领域，以利于改善经济中的薄弱环节，为优势产业创造更快发展的机会，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5.财政投融资：根据政府政策主要是产业政策目标，向重点企业发放长期低息贷款。贷款发放者是政府出资兴办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受信者是国家鼓励发展的经济部门或产业中的企业。这种资金支持的独特之处在于，有偿资金有偿使用；资金运用具有灵活性；以国家信用作担保筹集民间资金，不会因此增加财政负担。
微观财政政策和宏观财政政策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具体体现在：（1）制定政策的依据不同。 宏观财政政策主要是根据经济运行现状确定的，具有明显的“逆经济形势行事”的特征。微观财政政策的制定，虽然也要参考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但更多的是依据产业政策，确切地说，它是为落实产业政策而采取的一系列配套政策手段。（2 ）政策作用的范围不同。宏观财政政策，作用于整个宏观经济活动，能够引起经济总量的变动。微观财政政策仅仅作用于某些部门、某些产业的相关企业，它所引起的反应是局部的、个别的。（3 ）政策作用期限和结果不同。宏观财政政策属于短期调控政策，它的实施在较短的时期内就能够引起整体经济水平的变动，促进总供求平衡。微观财政政策属于中长期调控政策，其效应体现在通过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优化和高级化，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4）作用机制不同。 宏观财政政策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政府购买支出、统一税率的变动，影响总供求水平。微观财政政策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政府补贴、政府采购、税收减免等的数额和资金流向的变动，对个别部门、个别产业的相关企业给予倾斜，以增强企业活力、贯彻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达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优化与高级化，保证经济长期协调发展。
二、微观财政政策的国际比较
1.美国的微观财政政策实践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典型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微观财政政策运用方面，具有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1）定向采购是政府影响企业生产与经营行为的重要手段。 在美国，当政府欲购买所需商品时，通常用招标方式选择卖方，并与之签订采购合同。政府采购过程中，既讲求充分竞争、公开透明的原则，同时也注重政府采购行为的政策导向，具体体现在有些政府采购价格不取决于市场价格，而由政府代表与企业代表协商决定，其中带有许多有利于企业的优惠条件，使企业因政府采购而获得较高水平的利润，进而对政府产生较强的依赖性，政府借此按照自己的意图左右这些企业的行为，将之纳入宏观调控的轨道。
（2）促进科技进步、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是重要的政策导向。 为鼓励企业加强技术研究开发，美国政府向企业所属科研机构提供大量科研经费，并在有关法律条款中明确规定，企业可以按照一定比例从应交税款中扣除当年用于研究开展的经费。这一措施沿用多年，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加大科技研究开发力度的积极性。
（3）对小企业的扶植是政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小企业的存在有利于维护市场充分竞争，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扶植小企业发展，增强其竞争能力，美国政府成立了专门服务于小企业的机构——小企业管理局，其职能之一就是为小企业提供政策性低息贷款。当小企业开业或经营中，尤其是技术革新需要资金时，政府会尽量予以资助。另外，为鼓励社会资金投向小企业，政府还在税收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
2.日本和法国的微观财政政策实践
二战结束后，日本和法国在相近的时期内经历了类似的高速增长过程，两国在此期间所采取的微观财政政策也具有某些共同特征。
（1）政策的层次性和阶段性。二战后的几十年间， 日本和法国都从本国实际出发，系统地、分阶段地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由于不同时期政府调控经济的目标和内容均有不同倾向，使得微观财政政策也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和阶段性。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赶超性，在实现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目标的各个阶段，他们制定了不同的微观财政政策。经济恢复时期，为实现企业合理化和设备现代化，推出了特别折旧制度和税收减免制度；高速增长时期，为促进重化工业的发展和扩大出口，不但对钢铁、汽车、造船等产业实行特别折旧制度，而且对新兴产业、出口创汇企业等加大了财政补贴、财政投融资、减免退税等政策作用的力度。法国在战后初期，为优先发展能够对其他产业发挥带动作用的基础产业，采用了扩大政府直接投资、加速折旧等措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主要通过税收优惠、政府津贴等手段，发展钢铁工业等支柱产业，鼓励企业合并和扩大对外投资；70年代以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除税收优惠外，还实行了为科研和革新提供奖金、对出口项目提供政策性低息贷款等制度。
（2）政策的制定以产业政策或经济计划为核心。 日本和法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深、范围广。两国都习惯于用产业政策或经济计划进行调控，相应地微观财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以产业政策或经济计划为核心，微观财政政策成为实现产业政策目标或经济计划的手段。在日本，产业政策是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中长期管理的中心，它具有法律保证，一旦据此确定了重点产业，大藏省等就与之相配合，对相关企业予以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倾斜，诱导企业投资转向政府欲推进发展的新兴产业、科技产业以及其他重点产业。法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计划调节程度较高的国家，但计划对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性和约束力，它并不是以指令性计划的形式直接下达到企业，通常的做法是，政府围绕既定的计划，采用补助金、税收减免、赠款、加速折旧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向企业提供资金，引导企业按照经济计划要求进行经营，使政府计划变成企业的现实行动。
（3）政策的执行有稳固的微观基础。两国制定政策时， 都不是凭政府的主观意志行事，而是通过官民协商的形式，充分听取企业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在反复的沟通中，本来极为分散的企业意志逐步形成集中的政府意志，使得政府决策成为企业决策的同义词。一旦这些决策作为政策出台，其贯彻执行当然不乏广泛而稳定的微观基础，得到企业的高度认可与支持。这种自下而上的机制，在日本叫作“审议会制度”，在法国叫作“工商会”。
3.韩国和新加坡的微观财政政策实践
韩国和新加坡是在短短二、三十年间迅速发展起来的，具有明显的后发特征，在此期间，两国政府采取的微观财政政策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主要特点为：
（1）通过微观财政政策对企业实行间接管理。 韩国和新加坡在遵守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均从迅速发展本国经济需要出发，通过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计划指导经济运行方向，在实际操作中，计划的导向性又通过产业政策具体体现出来。为落实产业政策，它们制定了相应的微观财政政策措施引导企业行为，对企业这一微观层面的运营实行间接管理。
（2）对不同企业采用不同的政策措施。具体体现在， 对高科技或新兴产业与一般产业、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采用不同的政策。首先，对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给予一般产业享受不到的优惠待遇。其次，在工业化进程中把公营企业作为经济运行的主体，对其进行直接投资、财政补贴和优惠融资等。第三，对不同规模企业的政策是：新加坡注重在政策上对中小企业予以支持，而韩国则一贯支持大型财团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从韩国政府那里得到的待遇则时厚时薄。
（3）刺激出口是重要的政策导向。韩国和新加坡的经济起飞， 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在实行较长时期的进口替代战略之后，又长期实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成长战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国都曾经实施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进口替代战略，以保护本国尚不完善的市场发育，建立自己的必要的工作体系。当这两个目标初步达到时，两国政府都果断地将发展战略转向出口导向，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相应地政府对企业采取的微观财政政策也开始带有明显的刺激出口倾向。
三、微观财政政策综合分析
1.实施微观财政政策的基本原则
（1）坚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市场经济的实质是竞争经济， 经济运行中通行等价交换原则和竞争规则。政府出于引导企业行为动机而推出的微观财政政策，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实践证明，无论是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还是后起的亚洲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企业行为的引导，均非凌驾于经济规律之上，既不是逆市场机制而行，也不是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代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相反却是以严格遵守市场经济规律为前提，这是其微观财政政策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本保证。
（2）尊重企业的决策自主权。市场经济体制下， 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市场经济体制越完善，企业在微观决策方面拥有的自主权越充分。政府为满足经济发展全局需要而实施的微观财政政策，不过是提供一种激励机制，只对企业具有引导或诱导作用，而不具有强制力，企业是否据此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与行为，完全取决于企业偏好，政府无权强令其执行之。在上述国家，微观财政政策之所以常常引起企业的敏感反应，其关键在于这些政策以明确的信息提示企业，做什么、如何做对企业有利无害或有损无益，它像一盏航标灯，为企业运营指明正确方向，引导企业趋利避害，这正是微观财政政策能够导致企业行为与政府意图基本一致的奥秘所在。
2.微观财政政策实践各具特色的决定基础
不同国家的微观财政政策实践之所以展现出不同的风格，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1）市场经济体制模式。 美国实行的是当今世界上最为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始终把发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放在首要位置，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政府行为则以对市场进行规制、弥补市场机制不足为主。与之相适应，政府介入领域主要限于宏观层次，较少介入中观和微观层次，政府一般不制定明确的国家经济计划和系统的产业政策，因此，在其经济运行中，为配合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而系统设计的微观财政政策相对较少。日本、法国、韩国和新加坡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有相似之处，即为在短期内快速发展本国经济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政府对经济运行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是政府管理经济的重点，资源配置是围绕政府确定的发展目标通过市场来实现，从而政府的干预更多地致力于中观层次甚至深入到微观层次，微观财政政策用得更多、更系统、更广泛。
（2）传统文化。无论是宏观经济管理还是微观企业管理， 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从而带有浓厚的本土文化色彩，各具特色的微观财政政策实践的差异之形成也与各国传统文化差异密切相关。历史上，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经过一定的“磨合”期后，形成了一种为美国绝大多数国民普遍接受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强调自我，重视个人成就，主张开创进取，承认个体之间能力与效率的差别。这种价值观扩展到社会经济生活中，就使得人们在崇尚自由竞争、相信私人企业制度更能产生效率等方面达成共识，这种文化环境所要求的政府就是为自由的市场竞争服务的政府，美国政府正是基于这一点才将资源配置的重任交给市场，自己很少干预经济运行特别是企业运营，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法国则是历史上国家观念很强的国家，这种政治传统以及二次世界大战和多次经济危机的经历，使法国人相信国家的经济调控力量，认为在某些方面国家会比私人做得更好，于是，法国政府就适应这种文化环境，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较早地开始了计划调节，并一直以国有大企业为中心对经济运行进行协调。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之所以能够通过官民（政企）协商，在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目标上达成一致，与这些国家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不无关联。儒家文化中强调的等级、忠诚、服从等观念不但影响着个体的言行，也潜移默化地作用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使企业一般在切身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愿意接受并服从政府的指导，按照政府制定的政策导向行事；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也不能不考虑到对企业的“忠诚”行为予以回报。
（3）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体系发育程度。 微观财政政策作用力度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体系发育程度有关。因为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市场体系发育的程度，也是决定政府如何干预经济和介入经济生活程度的重要因素。首先，如果政府是在经济处于落后的状态下开始介入经济生活的（例如日本、法国、韩国和新加坡），那么，经济由不发达到发达的转变过程，也就是微观财政政策作用力度由大到小的过程。在经济上升时期或起飞阶段，为了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政府常常采用力度较大的微观财政政策措施，重点扶植或支持那些能够带动其他产业相继发展的产业及相关企业；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便加大对能够出口创汇、参与国际竞争的产业和企业的支持力度。如果情况相反，则微观财政政策的作用力度就小，范围也相应较窄。其次，微观财政政策作用力度在市场体系发育程度不同的国家也有很大差异。在市场发育成熟、市场体系健全的国家，基微观财政政策作用的力度不如市场体系发育处于中等水平的国家大。美国属于微观财政政策作用力度较小的国家，其资源配置以市场为主，政府对微观企业运营干预极为有限，关键在于该国市场经济发展较早，拥有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完备的市场体系。相比之下，日本、法国、韩国、新加坡则属于市场机制比较完善和市场体制比较健全的国家，政府出于赶超发达国家、快速发展经济的需要，采用力度较大的微观财政政策对企业运营加以引导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
四、经验与启示
1.微观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法律密切相关。首先，微观财政政策措施如果是在有关法律条文中作出的明确规定，即使它不具有强制性，也会让企业感到这些政策有较大的可靠性，因而愿意将之作为企业经营决策的重要依据；其次，微观财政政策的实施涉及到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如果法律上明确规定了企业独立的经济实体地位，就能保证政府制定的微观财政政策不是强制命令，而是一种激励机制，只有诱导作用；第三，有了健全的法律环境，就能保证企业在按照政府的政策导向行事之后，政府能够不打折扣地对其承诺予以兑现。这一经验对我国的启示是，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应重新界定政府在我国建立与发展市场经济中的职能，依法确立政府与企业的新型关系，法律不仅用来规制企业行为，而且也是政府干预微观经济运营的重要依据。
2.微观财政政策的制定与运用应从实际需要出发，并适时进行调整。一方面，当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处于“爬坡”阶段时，要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或在较短时期内迅速形成强大的综合国力，需要政府从本国实际出发，采取积极的倾斜性政策措施，扶植、鼓励重点产业及相关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政策不能一成不变，其形成与运用应该是动态的，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适时加以调整。这是因为各种政策均体现着政府在不同时期的政策目标，一旦达到了政策目标或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就应该取消原有的一些政策措施，或出台一些新的政策措施取而代之，否则可能出现政策效应递减或副作用。这一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产业结构亟待优化和升级的我国，应加大对高科技产业和产学研结合的支持力度；根据目前“以市场换技术”中存在的问题，要加强对引进外资的管理和监督，着力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使引进的技术切实能够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加速工业化进程，尽快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差距；当前，在克服东南亚金融危机负面影响的基础上，应该采取相应的优惠政策，支持出口产业的发展，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3.增强微观财政政策的权威性。微观财政政策作用的要点在于它的政策导向性，即通过政策引导，使社会资金流向政府期待发展的部门、产业和企业。这就要求制定微观财政政策的政府机构具有一定的权威，它能够从促进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准确地确定一定时期应优先发展的产业和相关企业，并据此提出倾斜性的政策。经验证明，享受政策优惠的应该是投资于有待发展、颇有前途又很幼稚的产业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或可能会有较强竞争力和较高创汇能力的企业；在对整个经济增长起基础性作用或带动作用的产业中经营的企业。为确保政策的权威性、使政策导向与政府经济调控意图保持一致，还应该注意政策出处的统一，切忌政出多门，同时加大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力度，防止滥减滥免、滥补滥贴。
「参考文献
1.张幼文 陈林：《市场经济体制国际比较概论》， 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2.余晖：《政府与企业：从宏观管理到微观管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张永生 石武忠：《政府宏观调控与企业行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
财政政策作用机制范文2
一、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理论发展的产物，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财政政策理论的相互关系，都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理论特点紧密联系，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目前，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经典经济理论。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总体上看没有明确涉及经济增长的论述，也没有涉及相关财政政策的论述。经典经济理论在供给与需求关系方面采用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认为市场会自动均衡，强调市场自由，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经典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问题作了许多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生产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提出：“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内，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是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这是进行着改良的积累，生产力日积月累地发展。”强调了生产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他还分析了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础设施是“为资本提供资本的资本”。亚当。斯密在他所著《国富论》中分析了一国财富增加的途径，认为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实现财富的增加。亚当·斯密提出，社会财富的增加意味着人均国民产值的提高表现出来的个人财富的增加。在如何实现国民财富增加的途径问题上，他强调了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正确配置，这实际上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关于资本的内涵，亚当·斯密认为不仅包括机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社会上一切人所学到的有用才能，这种才能对个人和个人所属的社会都是财产的一部分。”这实际上隐含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思想，并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动力作用，认为如果没有投资产生的资本积累，经济就不可能增长，增长过程就会停止。总之，经典经济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有重要论述，但没有形成经济增长理论，也没有提出财政政策问题，因此没有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关系的论述。这时对财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从利益和政治的角度进行。
（二）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宏观经济分析和财政政策理论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认为是使宏观经济理论成为了系统性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财政政策理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是应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背景而产生的，强调市场失灵，主张发挥政府在经济总量调控中的作用，认为政府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该经济理论从总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为核心，构建投资储蓄曲线（1S曲线）和货币供求曲线（LM曲线）分析模型（IS-LM模型），进行了一系列总量分析。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财政政策和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保持物价稳定等：分析了财政收支规模变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从而对财政支出、税收等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条件进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机抉择等应用理论，其中许多结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仍在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凯恩斯经济理论进行财政政策分析时，必须考虑政策产生作用的条件。比如投资（政府支出）的乘数原理成立的条件就包括了5个方面：一是在投资中没有引进进口的产品和服务；二是经济中有足够的闲置生产能力、劳动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三是总产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变；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不变；五是居民消费构成没有变化。当这些条件不能同时满足时，投资的乘数原理就不能成立，这些条件实际上是短期性的具体表现。总体看，凯思斯经济理论是从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经济波动问题，没有对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所提出的财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经济理论。
新古典经济理论是在凯恩斯经济理论面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滞胀”而束手无策的背景下，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也称为理性预期学派，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和标志。该理论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理论的前提条件。立足于长期分析，认为在长期中在竞争性领域市场机制总体上就是完备的（即所谓市场出清），信息总是对称的，经济总体能够运用对称的信息对经济变量做出正确的预期，即理性预期。这样的前提假设与经典经济理论关于市场本身是完备的观点相同，因此也被称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二是该理论的前提假设导致了政府干预经济无效，即财政政策无效甚至有害的结论，因此该理论唯一的政策建议就是政府不要干预经济。三是该理论使经济学研究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分析，并且将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工具进行了重大改进，构造出许多数学逻辑严谨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因此，普遍认为虽然由于该理论认为财政经济政策无效而在政策建议中无所作为，但却在发展宏观经济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相同时期发展的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主要不同，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政策建议。该理论的特点，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不仅研究经济增长（即GDP的增长率），而且注重相关的社会问题、生存环境问题等，即所谓发展问题。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综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为主，用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或图形进行解释，重点放在提出政策建议等方面。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观点和建议，例如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P.Todaro）提出了发展的新经济观点，他认为，发展必须包括经济加速增长、缩小不平等状况和消灭绝对贫困，也包括社会结构、民众态度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核心价值：生存、自尊、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此外，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目标，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数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扩大对个人和国家可得的经济和社会选择范围。西蒙。库兹涅茨（SimonSmithKuznet，197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定义，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位为给它的居民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举措上的”，此外，他还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N.Resenstein-Rodan）强调了社会基础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机会的话，用于一个发展项目的资源就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水平。启动一个国家进入自我持续增长，颇有点像让一架飞机起飞。在飞机起飞之前，有一个超越的地面临界速度……”，此外，他还指出了起飞所需的基础设施资本形态、投资所需的储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冈纳·米尔达尔（GurmarMyrdal，197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回波效应”是指经济活动正在扩张的地点和地区将会从其他地区吸引净人口流入、资本流入和贸易活动，从而加快自身发展，并使其周边地区发展速度降低；而“扩散效应”是指所有位于经济扩张中心的周围地区，都会随着与扩张中心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改善等情况，从中心地区获得资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进本地区的发展，逐步赶上中心地区。
目前，发展经济学的许多前沿问题仍然很受人们关注，如农业中的制度与技术变迁问题、食物（粮食）保障问题、外部（贸易投资、外汇）冲击下的宏观经济问题、经济发展与劳务问题、发展中国家工业成功的解释等。
（五）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是宏观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该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研究。该理论在对经济环境的前提设定方面与新古典理论相同，包括市场出清、信息对称和理性预期等，该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产出和资本积累都具有正反馈效应，经济增长率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因此，经济能够实现长期持续的增长。该理论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再次肯定了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门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部门的普遍重视。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财政政策
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里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具体分析财政政策理论基础的变化。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来源于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核算结果，包括对多国从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经济增长核算和从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经济增长核算，结果发现仅有40%到70%不等的产出增长率来源于资本生产要素和劳动生产要素的投入。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体现了宏观经济理论向使用完备工具发展的趋势，与此前的经济理论形成明显不同。其基本条件假设包括长期中竞争完备的市场、信息对称以及经济实体的理性预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一是从微观机制入手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注重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基础。二是进行动态的数量分析，普遍采取构建数量经济模型的方法进行研究，注重经济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和实证性。三是注重用数据检验理论推导结论的正确性。经济增长理论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经济活动的目标是追求由消费（或消费为主）产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费和生产行为受到预算约束的限制，或者说受到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标和约束条件之间找到最优的消费增长规律、最优的资本积累规律以及最优的经济增长规律；在这个框架下，通过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财政政策、生产技术、人力资本等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个框架即所谓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理论模型。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特点是对所研究的所有问题，都通过构建数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经济问题，结合不同条件，构建了大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以下介绍的是其典型的并与财政政策密切相关的模型及其经济含义（各模型数学表达式略，可参见文后所列参考文献）。
1.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这是凯恩斯经济理论后期出现的模型，虽然严格地说还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但却是第一个出现的动态增长模型。该模型在微观机制上假定企业的生产按照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进行，即资本（K）和劳动（L）不能相互替代，产出由资本或劳动中投入少的量决定（即所谓“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边决定），宏观上采用凯恩斯的需求决定原理，即储蓄全部用于投资，不考虑折旧，总产出中用于储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劳动力是自然增长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推导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是总产出、消费、生产资本存量和投资都要同比率增长，保持齐步走，其中任何一项产生波动，经济会立即失去平衡，这样的均衡增长被称为“刀锋上的均衡增长”，很难达到。为此，人们认为此模型不宜用来解释和分析经济增长实践，或者说以需求分析为核心的短期波动理论无法分析解释如何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问题。
2.索洛模型。
这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最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通常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的情况下，重新强调依靠市场本身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但与经典经济理论相比较，对市场的环境条件作了更为全面的假设。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市场机制是竞争性的、完备的，信息是对称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是理性的。按此假设，市场经济国家在国内普遍重视保持自由，竞争（防止垄断），强调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职能主要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
在设定的条件下，新古典增长模型建立的微观经济机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费产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标，但受到家庭资产积累速度的预算限制；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但受到人均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无论是资产积累还是资本积累，都服从边际递减的规律。在宏观经济中，家庭向企业按特定价格提供劳动力和资本（储蓄），获得工资和利息向企业购买产品进行消费，企业按特定价格使用劳动力和资本，向家庭提品供家庭消费，并由此构造了人均资本积累等于人均投资减去折旧和新增人口的单位消耗的“人均资本积累方程”，并由此推导出结论，即在边际产出递减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是经济增长率等于零，新增投资正好与折旧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经济增长率终将趋于零，停止增长，实践中经济之所以还在增长，是因为人们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与产出、资本积累等都无关的）技术进步导致的。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此项理论推导的结果得出了一系列经济分析结论并解释了人们观察到的绝大部分经济现象。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绝对收敛。即不同的经济体人均资本（产出、消费）越低的，增长率应当越高，最终人均实际GDP将趋于一致。按此结论，穷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应当比富国更快，并最终赶上富国，即实现赶超。但通过对118个国家从196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表明，不仅没有实现赶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趋势。因此不同质的经济实际上否定了绝对收敛结论。但是，对最初的20个OECD国家从198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发现，穷国的人均实际GDP确实增长的更快，明显存在趋于一致的趋势，因此比较同质的经济集团，存在一定程度的绝对收敛趋势，赶超较为容易。对美国各州从1880年到1990年的数据检验发现，较穷的州的长期人均实际GDP趋势高于较富的州，实现了赶超，并趋于一致，表明同质的经济确实存在绝对收敛。
二是相对收敛。即一个经济体（一国）距离其自身经济的稳定状态越远，其增长就越快，也就是从长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存在一个自身的稳定状态，经济如果离此稳定状态较远，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随着趋近此稳定状态，增长速度也会逐渐变慢。同时，不同的经济体具有人均实际GDP不同的稳定状态，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穷国可能永远赶不上富国。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似乎解释了经济增长方面的绝大部分现象，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经济并未停止增长，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经济还实现了新的较快增长。此外，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等结论，也明显与经济增长的实践不符，因此产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释。
3.区域经济模型。
这是一个分析存在贫富差距的两个地区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平衡的模型，构建于20世纪60年代。此模型虽然是一个静态模型，并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但却有利于分析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均衡增长问题。该模型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不能互相替代的生产函数（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很低）确定的，则两地区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径是使富裕地区的人均收入降至贫穷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过共同贫穷来实现公平。
二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能够相互替代的生产函数（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水平较高）确定的，则两个地区实现总体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两个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等（公平）的途径，既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实现，也可以通过资本的移动实现。并且认为从短期看，移动劳动力比移动资本的总体成本更低。
4.线性生产技术模型。
此模型是新经济增长理论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罗等人1990年构建。该模型与整个新经济增长理论体系一样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最重要的突破是从宏观经济的微观生产机制上否定了边际产出递减的假设，认为产出的增长带来知识、技术等方面的提高，并将这些内容作为资本积累的内容构建模型（即内生化构建内生增长模型，也称AK模型），以此为基础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线性生产技术模型的结论是，人均资本的积累如果包含人力资本积累，则产出就与资本积累成正比例关系，按此关系，只要将产出用于保持人均资本积累和人均消费的合适比例，宏观经济就能实现长期稳定增长。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将用于资本积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就能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5.生产型知识资本模型。
此模型也称为边干边学模型，由罗默于1986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认为社会总资本（K）在积累增加的同时，由于专利等封闭手段不可能对技术长期封锁或保密，因此在长期中会增加全社会生产经验，所有的单个劳动力（11）在不断的生产投入中，通过教育、培训等都具备了新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的整体效率，使得单个企业的边际产出不仅不递减，而且会保持稳定增长，从而在宏观经济上使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保持稳定或不断提高。该模型比较具体地分析了生产知识和经验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是政府和企业都要重视生产经验和知识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注重加强研发、不断创新，获得社会整体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提高社会生产的知识和经验；二是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资本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引进相关技术和消化吸收相关技术（有关分析认为，当年亚洲四小龙的高增长率与其在引进资本投资过程中消化吸收先进生产技术密切相关，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这方面的不足并未实现同样的增长）；三是政府应当通过制定行业技术标准等手段进行干预，提高相关行业乃至全社会生产技术标准，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6.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罗和巴罗在1990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产性公共资本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动力作用机制，是新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能够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运用财政政策的一个理论分析。该模型在分析生产性公共资本（如交通、通讯、城市公共设施、教育等能够直接服务于生产的公共服务）性质的基础上，将生产性公共资本的外溢性纳入微观生产机制，通过理论推导得出的结论是，政府通过征税用于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并将公共资本无偿或低价格提供于社会生产，就能够提高企业的边际产出和边际利润，防止边际产出递减，从而提高长期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该模型还推导出了最优经济增长率与最优税率的关系。该模型的实践意义十分重要：一是生产性公共资本的适当规模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税收的比重应当适当，过低或过高都不能使长期经济增长率达到最优，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最优税收比重（税率）应当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就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应当更加重视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
7.一般拥挤性基础设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基础上（该模型假定生产性公共资本是纯公共性的）进一步考虑了生产性公共资本具有一般拥挤性（如道路拥挤会提高运输的时间成本等）的情况下，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是：一般拥挤性的生产性公共资本能够阻缓增长率的降低，从而提高长期增长率；生产资本的积累终将导致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拥挤，拥挤度越大，长期经济增长率的衰减速度越快，生产性公共资本为纯公共性时，存在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存在一个与拥挤度相适应的最优税率，并认为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模型的经济意义除与前一模型类似的外，还包括：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投资建设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税融资应当保持最优比率，应当保护性地开发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资源，注重环境保护，特别是要重视国家总体的环境保护。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对财政管理体制、各类税收制度、政府债务、社会保障政策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长模型，如贫困陷阱模型、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多级政府转移支付模型、技术变迁模型、人口迁移模型、生育选择模型、劳动闲暇选择模型、具有政府债务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变种，在此仅介绍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的新特点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机制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得到运用。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为更加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努力完成新时期财税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应当重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财政政策影响的参考和借鉴价值。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影响下的财政政策新特点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政策实施范围的综合性。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财政政策由过去调节经济总量为重点转为涵盖涉及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所有公共性问题，主要是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保障社会的安全稳定这两大方面。在保障社会安全稳定方面包括国防与安全、社会公平、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方面包括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财政本身的可持续性、提供公共品与公共支出、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受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财政政策内容也往往是综合性的，一项具体政策往往是将政策涉及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综合分析，如财政体制、税收问题、社会保障、劳动力经济学、教育经济与人力资本等。同时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联系起来分析，甚至专门研究全球问题，也是重要特征。
2.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有效的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因此在社会生产领域注重技术创新和新增生产资本的技术水平，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外溢性强的公共资本积累。在此背景下，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丁具，从注重总量短期平衡为重点，转为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为重点。财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注重在加强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行业技术水平、改善经济结构、保护环境资源等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因素方面运用财政政策。对于短期波动问题，只是在十分必要时才运用财政政策进行总量调控。即使有些国家（如美国）在评价赤字政策时，着眼点已非调节短期波动，而是通过促进有效资本积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因此，总量上稳健的中性的财政政策往往是常态的财政政策。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中的稳定性。宏观经济的短期总量调控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注重财政政策（国债发行、赤字规模等）的稳定性，为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运行环境，增加可控性，减少不可控性和风险。比如鲁宾（美国财长）在2005年8月在美联储举办的“格林斯潘时代：对未来的启示”经济论坛年会上就说，债券市场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财政政策走势和未来财政状况的影响，认为务必奉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够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还强调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密切配合。
财政政策作用机制范文3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策协调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6-0035-04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为有效应对金融危机，我国迅速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有效地刺激了经济的回暖。但在后危机时期，我们将面对更为复杂的环境。怎样科学退出刺激政策以及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又应怎样协调?这些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基础
(一)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必要性研究
目前，经济学主流观点认为：尽管财政政策在长期内会影响经济增长，但从短期来看，相机抉择的“反周期”财政政策无助于经济稳定；货币政策更适合于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因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无须协调配合。然而，一些经济学家并不认同上述观点。萨金特和华莱士(sargent和Wallace，1981)在他们的经典论文中阐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可能完全独立，因为两者共同受到一个统一跨时政府预算方程约束。如果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无法持续，最终势必迫使中央银行通过发行货币为财政赤字融资。诺德豪斯(1994)运用博弈模型开创性地证明：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不合作对宏观经济稳定的损害相当之大，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政策目标是不一致的。财政部的目标侧重于增加产出和提高就业，倾向于扩张的财政政策；而以稳定物价为目标的中央银行预料到这一点后就会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并且提高利率，以图消除或者缓解因财政扩张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这时纳什(Nash)解的特征是很高的财政赤字和很高的利率并存，高利率抑制了民间投资，结果财政赤字并没有降低失业率和提高产出。Luca Lambertini和Rieeeardo Rovelli(2004)考察了在宏观经济稳定条件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分析表明，如果财政政策考虑到产出和通胀福利函数(通胀福利函数与中央银行定义的相一致)，那么，两个当局都会从合作中获利。
总之，大部分研究表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协调配合，否则会损害经济效益。
(二)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分析框架
凯恩斯从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机制无法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论断，提出以需求管理为主，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当一国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出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时，只有采取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才能使之趋向于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效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效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减税、增发国债等来应对通货紧缩，拉动经济复苏。同时，凯恩斯理论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和效用不相同：财政政策作为政府的收支政策，主要作用于产品市场，进行结构调整，而货币政策的调节功能主要作用于货币市场，适合总量调节；财政政策调整有法定的程序和规范的审批手续，时滞性长，货币政策相比则更为灵活和富有时效性。因此，在具体运用以上两种政策时，要根据宏观经济的不同目标适当选择，合理搭配，以便起到理想的宏观调控效果。
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在凯恩斯基本模型之上建立了IS-LM模型，它描述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利率与收入的决定，分析揭示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变化可以影响经济中总产出水平的条件，使得政府能够通过IS-LM框架(以某种精致的数字化形式包含在一国经济的大型计量经济模型中)来选择能使政府实现特定产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
(三)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重点
一是宏观调控目标的配合。我们知道，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其最终目标都必须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要求；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货币政策可以增加货币供给量来促进经济增长，可以通过稳定币值创造良好的经济增长环境，中央银行可以用灵活多样的政策工具对经济进行有效的微调；而财政政策具有强有力的税收政策杠杆，能够调节企业利润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能够保证一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水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能够达到既可以掌控经济增长总量、又能够优化经济结构的目的。而在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两者就一定有所分工、有所侧重。在经济过热时期，要更多地通过紧缩货币政策使经济迅速降温；而在经济不景气的萧条时期，则要更多地倚重于积极宽松的财政政策的强刺激作用来拉动经济的增长。
二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配合。货币政策通过对信贷资金流向和流量的引导和控制，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财政政策通过直接投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举措，不仅能够直接影响产业结构，而且可以引导金融部门和民间的资金流向，进而影响整体经济结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既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又有利于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以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一般情况下，在结构调整方面，财政政策的功效往往高于货币政策而且见效更快、更直接。
三是政策操作机制的配合。政策操作机制的配合，主要包括政策工具、政策时滞和政策功能的配合。政策工具的配合，涉及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国债发行与央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等；政策时滞的配合，是指货币政策的长时滞与财政政策短时滞的相互搭配；政策功能的配合，主要指货币政策具有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并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和协调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二、扩张性宏观调控背景下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配合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功能定位不准确，影响了宏观调控目标实现
从两大政策的长期目标来看，我国财政政策的基本目标主要有：经济稳定和增长目标，财政收入目标，公平分配目标，总量平衡目标和结构调整目标。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回顾我国宏观调控的历史，实际上两大政策一直发挥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职能。长久以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目标都定位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目标只是侧重于总量调控。在两种政策的实际配合中，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没有发挥结构调节的作用，两大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缺乏明确的目标界定和分工，使得整个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缺乏体制上的依托，导致内需结构失衡及调整缓慢，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在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
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再次被运用，促进了经济的短期增长，但结构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影响了宏观调控目标实现。
(二)政策职能混淆，导致了货币的财政内生供给
长期以来，两大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缺乏明确的目标界定和分工，形成财政政策的货币化。如我国的银行绝大多数都是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银行信贷的行政色彩比较浓厚，逐渐形成了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配合的财政模式，造成了货币的内生供给。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而国债项目的银行配套贷款达1.32亿元，为国债投资的2倍。美国次贷危机后，我国实行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扩张”，并安排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政策，但是如此庞大的支出并不完全由中央政府直接出资，而是由财政资金配套信贷资金的模式实现，由此产生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模式。2010年6月末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66万亿元。由此可见，我国财政扩张导致了信贷扩张，而信贷扩张导致了货币扩张。因此，财政扩张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货币扩张。
(三)政策传导机制欠佳，量化效应明显
一是两大政策调控的量化效应明显，机制效应欠佳。财政政策无论收缩与扩张，都是超经济增长；货币政策无论收缩与扩张，仅显著促进货币供应量的增减，疏于虚实经济协调和调节。
二是传导渠道不畅。如国家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增强流动性，但企业资金紧张而股市过度膨胀，形成“流动性误导”。
三是财政、货币乘数的变异。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逐步形成分层式财政收支分配，并且逐渐深化金融创新，这样一来财政分配乘数与货币乘数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在储蓄不断提高的作用下，我国近年的边际消费倾向逐年下滑，财政、货币政策乘数逐渐降低，不维持较高的货币供应量及市场流动性，经济难以启动，始终难以摆脱“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四)政策工具操作不规范，加大宏观调控难度
以常用的两大政策协调配合工具财政存款、国债为例。
1.财政存款。一是部分财政存款游离于财政存款缴存体系之外对全社会流动性影响较大。据调查，近年来财政部门有相当多的现金并未存放国库，而是通过企业定期存款形式存于商业银行。部分地区抽样调查显示，近几年来这样的财政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例在10％至14％之间波动，数额较大，这部分财政存款向金融体系注入巨量流动性，增加了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进行对冲操作的压力。二是财政存款数额的季节性波动明显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带来一定的影响。近年来，财政存款数额季节性波动明显。以月为周期衡量，财政存款库存波动率平均达到10％，以季度为周期衡量，库存波动率平均达到20％左右，以年度为周期衡量，库存波动率平均达到30％左右。这使得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还必须根据财政存款的季节性变化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货币政策调控的复杂性和难度。
2.国债。在西方国家，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工具是短期国债。然而，国债在我国的货币市场上只担当着次要角色，原因在于财政部发行的短期国债有限，1年期及1年期以下的国债因为其特有的灵活性，是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主要工具，但在我国短期国债所占比重较小，中长期国债所占比重较大，致使中央银行持有的短期国库券数量偏少；而且，商业银行将持有的大量国债视为优质资产，不愿出售。所有这些，导致市场交易不旺、国债二级市场运行不畅，使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的基础，严重影响了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政策效果。
三、后金融危机财政、货币政策选择及协调策略
在后危机时期，我国宏观经济受输入性通胀、结构性矛盾以及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进入长期高速增长路径下的短期波动下行区间。因此经济调控政策的正确选择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减弱政策扩张力度，促进经济增长，管理通胀预期；以财政政策为主体推进结构调整，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改善供给；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灵活运用政策工具提高协调效率，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明确政策协调的目标：调节经济总量平衡，促进经济增长，管理通胀预期
后危机时代恰逢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攻坚阶段，集于“高储蓄、高失业及高产能”的现状，极易引发通缩和速度抑制型就业。因此，该阶段必须依靠一定的速度、一定的通胀才能支撑发展与就业，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防止资产泡沫。因此两大政策要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要在以下方面进行重点配合：
一是配套促进经济以稳定的态势均衡增长。两大政策要合力调节经济增速、增量与增质，以发展化解需求不足、就业等矛盾。以内需逐步增长为退出起点，协调实施财政、货币政策，财政上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支出的投向应适度调整，货币政策退出已是大势所趋，但退出不宜过急。根据发展适时选择速度克制性配套(紧缩货币政策、适度扩张财政政策)、通胀允诺型配套(适度紧缩财政、货币政策)和通缩抑制型配套(同时扩张财政、货币政策)，提高政策调节的灵活性与准确度。
二是以货币政策为主，控制资产价格膨胀，管理通胀预期。中央银行应采取适当的“紧缩”措施，合理地控制货币信贷增长，进而控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的过快增长；同时，要加快货币供给制度改革，积极引入货币政策规则。财政政策要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实现收入的合理化和均等化，缩小贫富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扩大有效需求，从而实现物价稳定目标的实现。
(二)突出政策协调的核心：以积极财政政策体系为主，改善供给管理，推进结构调整
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对于各国应对金融危机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后危机时代，面对缓慢的经济复苏及全球经济再平衡，单纯依赖需求管理的总量扩张会带来滞胀的风险。因此要通过供给面的管理进行结构调整(贾康，2008)，特别是供给面的结构与效率。一是优化投资结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坚持淘汰落后产能。二是加快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使经济增长客观反映资源环境成本。三是加快环境保护力度，增设环境税，坚持“谁污染，谁治理”，实施全民环保计划。四是更加注重推进自主创新，有效提高产出效率的财政政策安排。五是加大金融支持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落实有保有控的信贷政策。积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改善储蓄结构和发展消费信贷。
(三)完善政策协调的机制：健全体制基础，深化财政金融改革
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和成熟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充分协调配合、充分发挥效用的基础。并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伴随着金融体系、财政体制、国有企业制度等一系列的改革。
一是要深化财政改革提高财政政策调节能力。在健全财政体制方面，在合理界定事权基础上，按照
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调整财政分配结构，强化均衡服务，提高民生支出占比，建立健全社会保障网；建立健全税收分配格局，推进结构性增支，加强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调节，加强资源性、财产性分配调节，建立分层分级的税收、公债、财政体制与预算调节体系；健全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要深化金融改革提高货币政策调节能力。健全中央银行调控机制；加速推进金融市场化，也即资产价格市场化、业务经营自由化、市场准入市场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机制；稳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合理调整汇率水平；加强资本市场建设，提升资本市场的效率和规模。
(四)灵活运用政策协调的工具：系统协调总量、速率与结构手段
提高协调效率的基础在于手段的协调。一是总量手段的协调。注重财政收支规模、债务率与赤字的控制，注重金融借贷差、货币流动性的控制，共同构筑总量增速、总量增效调节体系。二是速度调节手段的协调。注重财政收支增长速度、货币供应量与国民收入递增速度的协调。三是结构调节手段的协调。注重发挥财政性税收、补贴、公债、金融性利率、汇率的结构调节的协调，协作调节使经济、产业、区域乃至阶层的国民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逐步将两大政策的经济增长贡献率提高到50％以上，使其成为宏观调节最有力的手段。
(五)加强逆周期风险、预期的调节：超前防范、超前导向
进入后危机时代后，风险与导向性调节将成为两大协调的另一重点。风险调节的重点在于防范债务风险、停涨风险及国际贸易失衡风险；而导向性调节的重点，则在于根据政策的时滞，建立财政、货币政策预期系统，涉及总量、结构及预期导向指标等，实施窗口导向，使其成为国民经济较为灵敏的导向标。
(六)把握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背景：要与当前世界和我国的经济形势相适应
随着全球经济的初步复苏，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实施要把握好度，要考虑到中国经济趋势变化对世界的影响，同时还要考虑到世界经济变化趋势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组合不仅要视中国经济状况而定，还要根据国际金融、经济的发展形势而定，要保持实时地检测与变更，以期达到政策协调配合的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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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作用机制范文4
关键词：产业集群；经济增长；财税政策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3）09-0150-03
1 概述
产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地理、空间上集聚，通过集聚成群而不断提升企业及产业整体竞争力的优势群体。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组织形式，其高效的资源配置效率及强大的竞争优势，能极大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产业集群做了研究。
2 国外研究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后，产业集群的研究已成为了国家和地区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研究对象。1990年美国经济学家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对产业集群理论进行了经典的论述，集群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引起了产业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地理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等学科对这一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国外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产业集群进行的研究，使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
2.1 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既竞争又合作，这种竞争合作关系是集群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M.Porter（1998）采用传统的新古典论观点讨论了产业之间合作与竞争的关系，认为企业间的合作竞争促进了创新和发展，产业集群被看作是充满合作竞争的灵魂。Meyer-Stamer（2002）分析了产业集群内企业合作的模式，认为通过合作能营造创新环境，不仅能提升产业集群的创新力，而且能提高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的竞争力，促进整个产业集群的发展。
2.2 创新环境是产业集群新知识、新技术、新信息等得以生成的重要保障
创新环境不仅有利于集群内企业进行研究和创新，而且有利于新知识的传播和利用，使其转化为新产品。Mellaart（1995）认为，创新环境是“孕育创新过程的区域组织”。创新环境不仅指本地化的网络结构，而且指将外部的学习和企业内部的创新相结合。不管是能降低行为主体不特定性的物质资源或非物质资源的本地网络结构，还是能制定经营和创新战略的创新组织体集合，都能够为集群的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从而促使其良性发展。
2.3 产业集群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由于产业集群的聚集效应、规模效应、溢出效应、外部经济效应等，使得集群内的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和费用降低，而且特别是知识的溢出，使创新成本大大减少，同时提高了整个集群产业的竞争力，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如Matin（1997）& Ttaviano（2001）综合了Krugman 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和Romer 的新增长理论，建立了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间的自我强化模型，证明是由于降低创新成本而产生的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从而刺激了经济增长。
2.4 创新群和合作网络是产业集群创新与发展的源泉、保证
由于创新群的存在，才使得集群内有新的知识、技术、信息生成，使集群的发展一直有新的血液注入；由于产业集群的合作网络结构，才能使得新生成的知识、技术、信息在集群内迅速扩散，得以学习和复制，降低知识创新成本，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如Callos Quandt（2000）认为，创新群和合作网络是促进区域发展、提升创新能力和区域竞争优势、缩小空间和社会不均衡的主要工具。
2.5 形成机制是产业集群研究的根本
对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进行研究，能够从根本上了解产业集群形成发展规律，从而能更好地掌握产业集群理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三种：
2.5.1 市场自发形成机制。所谓市场自发形成机制，是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这里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如煤炭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等）和非自然资源（如知识、技术、信息、网络、文化等）。市场主体为了自身利益，在市场自动调节的作用下，将一些拥有相近或相识资源、技术、文化等的企业聚集在一起，并通过这些企业间的相互联系和合作，从而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群体。最基本的产业集群的形成基本上都属于这种，如Maggioni（2002）利用生态学模型强调了“选择机制”的作用，他将集群看作是企业之间竞争资源的自然选择过程的结果。
2.5.2 政府主导机制。产业集群的形成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而不是主要依赖市场的自主调节作用。它是政府出于产业或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在集群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给予政策支持，如财政扶持资金的投入、税收优惠的实
施等。
2.5.3 政府引导机制。政府引导机制是指政府在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用行政手段等对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加以干预，而只是出于行业发展的需要而出台引导性的政策，引导产业集群向更好的方向发展。Bruso（1990）提出了两阶段模型，指出有意识的引导活动对集群演化升级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3 国内研究现状
在国外学者对产业集群进行研究并取得一定成就的时候，我国学者也开始对产业集群进行了研究。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经济正处在转轨时期，此时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今天，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在世界各国都重视产业集群发展的状况下，想要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除了要遵循市场规律，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外，还应该注重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将“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有效地结合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中，财政政策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财税政策在产业集群形成及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作用的具体形式和作用机制不同。
3.1 财税政策可以为产业集群的形成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
从产业集群形成过程来看，财税政策可以为产业集群的形成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如田卫东、王树恩（2010）认为，在产业集群形成初期容易受到市场波动行的影响，政府通过财税政策可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刘刚（2012）提出，配套有针对性的财税政策能提高城市群发展水平，加强产业整合，从而促使城市群城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
3.2 财税政策可以起到扶持成长、促进升级及创新等作用
从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来看，财税政策可以起到扶持成长、促进升级及创新等作用。如王岚（2009）认为，政府能够通过其政策，吸引更多相关企业和机构，培育企业家，培育利于科技创新的文化环境，协助建立行业协会和商会等中介机构，拓宽融资渠道等，促进科技创新。吴甜甜等（2010）认为政府介入产业集群有利于解决集群的“市场失灵”和“系统失灵”，提供公共产品，促进中介机构发展以及消除产业集群负的外部性并维护市场秩序，从而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升级。魏丽华（2010）指出，在加快集群升级以及推动集群创新过程中，政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张彦英、周均旭（2012）认为，完善的财税政策能促进农村产业集群的发展，从而深化农村内部就业。
3.3 很多学者从不同方面对产业集群的发展机制及演化路径进行了研究
在国内学者注重研究财税政策在产业集群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作用具体形式及作用机制的同时，很多学者也从不同方面对产业集群的发展机制及演化路径进行了研究。如吴翔阳（2007）分析了产业集群的自组织衍生机制，提出产业自组织集群化的“企业-基核-集群”路径。胡蓓（2009）从产业集群的作用来分析产业集群，认为产业集群为吸引人才、培养人才和激励人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由此在产业集群区域形成了人才资源的集聚。王发明（2010）利用生态学的概念，运用生态学的“个体-种群-群落”这一演进路径来剖析产业集群形成和演化的内在机理。彭穗生（2013）认为，产业集群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竞争优势的演进过程。
4 国内外研究简评
国外学者对产业集群的系统研究已经进行了多年，基本上对国外著名的产业集群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实证研究，我国学者研究起步时间较晚，研究内容比较分散，尚未形成体系。
4.1 对产业集群的财税政策实证研究较少
近几年来，不少国内学者对国外学者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分析，少数学者（主要代表是北大的王缉慈教授和浙大的魏江教授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的钱平凡和李佐军研究员）对国内产业集群做过比较详实的实证研究，但尚未发现专门对财税政策在促进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深入、详实、系统的实证研究。
4.2 对产业集群的财税政策研究范围较窄
在目前国内已有的研究中，对财政政策有较多论述的大都出现在促进集群内高新技术产业、培育集群技术创新、支持科技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如姚雯、刘传江（2010）在关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分析”中指出，增加科技经费投入、优化财政支持结构、完善税法体系和实行税收风险扶持等，但这一研究不是基于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进行的，而仅仅是对这一产业财税政策进行分析。
4.3 对产业集群的财税政策均衡性研究较少
已有的研究更多地着眼于财政对企业支持的研究，特别是如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中小企业发展中的财税政策研究，如王鹏程、于明奎（2007）“关于中小企业的财政支持体系研究”，辜胜阻（2011）关于“后危机时期中小企业的财税扶持政策”，崔志坤等（2012）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财税支持政策角度的转变”，以及陈波（2013）关于“促进我市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政策思考”等。对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财政和税收政策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均衡性研究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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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于产业集群的视角[J].农村经济，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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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彭穗生.产业集群与共生治理的演进路径分析[J].商业
财政政策作用机制范文5
摘 要：本文以信息化的
>> 析产业集群的财务协同效应 浅论电影产业中的协同效应 企业多元化战略的协同效应及其对业绩作用机制的分析 企业购并中协同效应及其估价的研究 企业并购及其协同效应的研究 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协同效应研究 并购协同效应的财务视角 企业并购的协同效应 浅析跨国并购的协同效应 体育教育的协同效应研究 水利经济发展与水利现代化建设协同效应研究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协同效应研究 地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研究 金融控股公司控制下的上市银行绩效及其协同效应分析 基于协同效应视角的银行业并购及其法律规制 蓝黄两区建设的协同效应及其实现 肿瘤免疫治疗和化疗的协同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企业多元化战略的协同效应分析 我国海陆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分析 信贷与财政政策协同效应对能耗与排放的影响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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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作用机制范文6
一?财政支农政策的完善
(一)稳定农业投入政策,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
1.要确保国家新增财力向农业倾斜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每年以1500亿元~2000亿元的幅度递增,据初步预测,这一增长势头在“十一五”期间仍会保持下去?建议国家财政每年新增财力分配要切出10%~15%的份额用于农业,这是强化农业投入的一条重要渠道?
2.财政投入要依法进行
各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必须建立在用法律?法规进行制约的基础上,切实做到依法投资,真正落实?同时,各级对农业的投资总额?投资方向?资金匹配额都应制定具体标准和办法,以分清责任,强化对农业的投入?
3.要积极利用政策作用,引导集体?农民和其他有关渠道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如投资大的项目,采取比例投入?分级负担和银行贷款?财政贴息的办法;对收益高?收效快的项目,采取利用社会资金按股投资?按股分红的办法;对资金回收期长?见效慢且不易管理的项目,采取谁投资谁受益以及拍卖的办法等?
(二)改革农业补贴政策
1.建立健全农业补贴的政策法规,使财政对农业补贴成为一项长期稳定的制度
根据我国现阶段农业发展和财政收支状况,可先考虑制定农业基本建设补贴条例?农业科学研究与科技推广补贴规定?农业生态保护与环境建设补贴条例等,然后逐步形成规范的《农业补贴法》,算是对《农业法》的补充与细化?
2.增加补贴额度,改进补贴方式
要改变目前国家对农业补贴绝对额逐年减少?相对数明显下降的状况,逐步增加对农业的补贴额度;在补贴方式上,首先改暗补为明补,减少对间接的?中间环节的补贴,直接补贴农产品保护价及与之相关联的仓储建设保管费用等方面,补贴国家需要支持与发展的农业生产项目?其次要改补“硬件”为补“软硬件”并重?即由过去补农药?化肥?农膜等物资为主转向对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方面的补贴?
3.突出补贴重点
重点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种植结构和农产品出口的补贴?同时,还应注意增加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出口补贴,鼓励粮食出口,以减少粮食积压和过剩?
(三)利用好财政贴息政策
财政贴息作为一种特殊的财政补贴方式,是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相配合的一种形式,它既能弥补财政资金的不足,又能发挥银行信贷资金的优势,它是在市场基础上维持有效率的农业需要?目前,我国的财政贴息主要用于政策性银行的贷款贴息?但因为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是有限的,远远不能满足全部政策性贷款的需要,故还有必要对一部分商业银行的农业贷款进行贴息?财政通过贴息政策引导社会资金更多地投资到农业上,以解决当前农业投资整体资金不够的问题?但应注意的是,按照WTO规则,财政贴息是属于应予减让的政策,这一数额不宜过大?
(四)整合农业税收政策
WTO规则下,财政补贴和财政贴息都是受到限制的政策,因此利用税收杠杆发展农业就成为了当务之急?当前,我国农业税收政策的改革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进一步推进农业税费改革,建立新的农业税制
2000年以来,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由安徽起步迅速推进到全国?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称得上是农村地区的一次重大制度创新?不过到目前为止,这次改革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原来农业税制的内在缺陷,也没触及城乡分治的问题?今后,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制度再创新,通过引入新的农业税制,将改革推向新阶段?从长期来看新的农业税制应体现轻税?发展和城乡统一的原则?其基本方案是:在近期彻底取消农业“两税”,给予农民休养生息的机会;中期基本实行城乡统一税制,直接对农业生产者征收土地资源税和农产品增值税;从长期看,要逐步有选择地对农业征收收益所得税?
2.做好新农业税制试点的配套改革
一是进一步改革县乡财政体制,实行上下齐动?“上动”是指中央和省要尽快规范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下动”是要求县级财政切实进行相关的财政收支管理改革,通过财政改革来促进机构改革?二是进一步放开搞活农业土地流转?结合农业土地资源税的开征试点,建议在县乡两级成立由政府进行规范管理的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积极探索各种土地流转模式,一方面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另一方面为无地少地农民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
(五)加强财政扶贫开发的力度
1.突出资金投入的四个重点
第一,以促进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为目标,加强对贫困农民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就业能力?第二,支持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扶贫移民开发力度?第三,支持贫困地区农产品加工?运销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壮大?第四,支持贫困人口教育和医疗卫生?
2.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区域经济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关系?就扶贫开发而言,解决当前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应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区域经济的发展?第二,开发式扶贫与救助式扶贫关系?当前,扶贫开发要根据贫困的成因?特点,以开发式扶贫为主?随着扶贫开发工作的不断深入,对贫困人口中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考虑通过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或者通过直接补助资金给予救助?第三,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当前,财政扶贫要加大对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支持力度?从长远看,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是要发展农村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同时,要把扶贫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第四,政府扶贫与社会扶贫的关系?关键是协调好政府扶贫的计划性和社会扶贫的自主性之间的关系?
(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1.健全立法,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法律保证
目前应主要抓好两项工作:一是抓好单项法规的建设,如农民养老社会保险法?农民医疗社会保险法?农村工伤社会保险法?农村扶贫与灾害救济社会保险法,等等?二是抓好地方性的法规建设?政府除了建立一套立法体系外,还应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强对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监督?
2.加强政府投入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需要政府适当的财政支持,尤其是一些基本性保障项目,如社会救助?养老?医疗等项目?政府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事业,一方面体现政府对农村居民保障的责任;另一方面体现了政府的公平?同时,还应积极引导社会各方力量投入农村社会保障,构筑完整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二?财政支农政策的整合
以上财政支农政策的实施并不是孤立的,彼此毫无关系的,而是相互协调?相互影响的?这些政策之间有先后之分,主次之分,层次之分?构建新的支农政策框架要求我们整合这些政策,协调其关系,对其作连续动态安排,发挥其整体功能?
(一)协调政策间的关系
第一,就财政贴息政策而言,其内容可以归入到补贴政策中?因为,财政贴息是指政府代企业支付全部或部分银行贷款利息,是财政对企业生产成本的补偿?因此,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间接的补贴政策?另一方面,从财政资金的作用机制来看,财政农业补贴是通过直接的财政投资,吸引社会资金的大量投入,而财政贴息更侧重发挥金融信贷资金的优势?因此,无论从本质上还是资金的作用机制来看,两者都是一种包含的关系?
第二,农业投入政策与农业补贴政策是并列的关系,两者可统一内涵于农业投资政策中,在很多情况下两者的内容也是相通的?但是,两者的作用目标和原理又有些区别?农业投入政策侧重于农业综合生产力的提高,而农业补贴政策更侧重于直接提高农民的收益水平?在当前我国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农业投入和补贴都应尽快向WTO规则所允许的“绿箱支持”转移,并有效发挥其“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带动社会资金投入?
第三,农业投资政策与农村税收政策两者无论是对农业还是农民都是一种“取”与“予”的关系,两者必须协调好,否则就会事半功倍?比如,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农业投入和农民收入问题,但与此同时我国农村的税费负担也居高不下,结果国家财政支出不少,农民的收益却不见提高,不仅浪费了资源还加剧了矛盾?因此,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首先要处理好“取”和“予”的关系?国外的经验表明,要保护农业,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发展,就必须对农业实行多予少取或不取的政策,我国亦应如此?
第四,财政扶贫政策和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的建立主要是针对农民增收和稳定农村经济而言的?这两个政策的实施对于统筹城乡发展?缩小收入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财政扶贫工作要求尽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之相配套?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包括建立低保制度?开展农村医疗保障和开办农村养老保险等业务,又可以切断农民致贫和返贫的根源,有助于发展和巩固扶贫成果?从某一角度而言,建立扶贫开发新机制也是完善社会保障的一项内容?因此,这两个政策间应相互搭配,有机结合起来?
第五,农业投资政策?税收政策等各项宏观经济政策要适当偏向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包括增加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增加信贷资金的规模和通过优惠财税政策引导各种经济成分到贫困地区开发等措施?
(二)安排政策实施的次序
以上财政支农政策间的关系要求我们在处理好国家与农民取与予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好财政投资政策的作用,并使财政投资的重点向农村扶贫救济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倾斜?具体而言,财政支农的优先次序应是:农村扶贫救济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农业生态建设的投入,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和农村产业发展的扶持资金?在需要体现社会公平的事务上,财政无偿投入;在体现经济效率方面(如产业建设),财政侧重是通过间接支持培育和创造环境,减少直接的投入?财政投入要在解决眼前困难的同时,尽可能建立起一种长效机制,最终实现内在造血功能和形成自主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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