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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学与国际经济政策范文1
关键词：银行监管 委托—— 政策性负担 预算软约束 解决途径
一、引言：金融危机带来的思考——银行监管与“政治性控制”
2007年美国大量次级抵押信贷违约，引发了次贷危机，稳定金融体系成为各国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危机过后，国有化或暂时国有化、加强对银行的政治控制成为稳定金融体系的最后手段。美、英、法等主要发达国家相继采用向商业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注入资本、持有股份、提供担保的方法拯救陷于严重困境的银行，防止金融体系崩溃。到2008年底，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当局向金融机构注入了近3万亿美元的流动资金，行政当局共拨付1.5万亿美元购买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股权及不良资产，其总和达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6％。
政府直接介入银行的运行，用注入国有资本等方式解决银行的不良贷款等问题，这是各国面对危机的艰难之举。但对我国来说，却并不鲜见。
银行业监管制度中存在储蓄者——银行监管者（政府及其官员）——银行（银行经营者）的多层委托——关系。这其中，政府（及其官员）一方面作为广大民众的人，拥有对银行进行必要监督的权力；而另一方面，政府作为代表所有储蓄者利益的委托人，同银行之间也存在着委托关系。在这些委托——关系之间，各方均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加之信息不对称和过高的监督成本，这些都带来了银行监管的效率损失。
我国国有银行监管要解决的“委托——”问题很多，“政策性负担”与“预算软约束”便是其中之一。在面对国有银行因“政策性负担”而拥有的不良资产时，财政补贴是政府对银行控制的直接成本。同时，政府与管理者之间的不对称信息使后者有获取更多财政补贴的激励，这将导致道德风险不断积累，由此产生新的不良资产。在长期内，政治控制、财政补贴和道德风险之间的恶性循环使政府财政不堪重负，而最终的成本则由社会公众承担。政府在面对以上问题时，一方面代表民众行使银行监管的主力军职责；而另一方面，则担任着国家政策和战略的具体执行者。“双重身份”的作用下，政府对银行的监管难免出现偏差。
基于以上思考，笔者对“政策性负担”和“预算软约束”的相关理论加以综述，在对国有银行监管“必要性”及其中的“委托——”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政策性负担”和“预算软约束”给国有银行监管带来的不利影响，并提出初步的解决建议。
二、国有银行“政策性负担”、“预算软约束”问题的理论综述
关于“政策性负担”概念的提出，林毅夫和李志（2004）认为，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中国国有企业承担着两种政策性负担：在赶超战略下投资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形成的战略性政策负担；承担过多的冗员和福利形成的社会性政策负担。这是中国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内生产物。他们进一步指出，国有银行在政策性负担的指令下发放贷款，政府对其给予补贴的情况下，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无法区分银行经营不善或亏损的原因究竟是政策性因素还是经营性因素，从而引发银行管理者的道德风险问题：银行管理者有动机将银行业绩不佳或亏损归咎于银行承担的政策性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国有银行的管理者会偏离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只满足于完成政府的指令性任务。另一方面，这又加强借款人与贷款人寻租和事后不履约的动机，造成了我国银行巨额的不良贷款。
政策性负担带来了银行贷款行为的异化。张璟和刘晓辉（2006）认为由于我国金融机构的管理层大多由政府任命，转型经济中银行信贷决策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行为，这样就导致银行贷款行为的异化，具体表现在：一是银行不能完全自主地根据资金成本和收益原则选择贷款对象；二是银企关系并不是建立在市场化的信用契约基础上，而是基于个人及非正常手段的竞争。
从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的关系来看，樊纲等（1993）指出，在商业化改革前，由于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是“兄弟关系”，因而并不存在严格市场意义上的借贷关系和清偿压力。国有银行因承担“政策性负担”而导致不良资产集聚，承担了大部分经济转轨成本。
政府对国企给予的“政策性负担”会直接带来“预算软约束”的问题。“预算软约束”是Kornai（1980）在分析社会主义经济时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描述的是社会主义经济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即政府不能承诺不去解救亏损的国有企业，这些解救措施包括财政补贴、贷款支持等等。预算软约束会带来经济中很多的问题，比如企业经理的道德风险、银行的呆坏帐、财政风险等。
Berglof和Roland的研究表明，银行和政府的关系密切会导致预算软约束。国家是银行的所有者，银行有必要向企业提供廉价资金和服务，而且政策性负担的增加进一步加剧了银行的预算软约束。这是由于：银行会帮助国有企业隐瞒政策性负担导致的亏损，因为银行管理者存在被辞退的风险，所以会试图通过允许不良贷款而隐瞒损失，结果会出现逆向选择。而且，只要存在政策性负担，银行相信政府会救助而不愿意迫使债务人（企业）进行清算而产生预算软约束。
国有银行预算软约束的负面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预算软约束增加了银行机会主义行为，即冒更高风险追求更大收益加大产生不良资产的概率；也可能增加银行的消极性，即由于国有银行知道政府会事后干预，从而产生对坏项目的“复活的投机”Mitchell，1997）。
二是银行的预算软约束可能会强化借款者寻租和事后不履约的动机，即预算软约束不仅会强化银行自身的道德风险，而且也会强化借款人的道德风险。（Dweatripont and Maskin，1995）。由于银行预期政府将予以拯救，这使其没有积极性清算坏项目而产生“对营救的投机”（gambling for resurrection）。当出现金融市场的失灵时（如银行间拆借市场的失败），政府就有必要介入进来，提供流动性以防止银行挤兑的蔓延（Mitchell，1997）。而且，银行贷方和借方都知道那些贷款很可能成为“不良资产”，贷方知道这些贷款很可能无法收回，借方也知道他们会还不起贷款。事实上，这些贷款是对国有企业亏损的一种政府补贴，这正是政策性贷款的实质所在（Lau，1999）。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还提到了“金融歧视”的问题。La Porta（2002），Shleifer和Vishny（1994）“认为，当国家控制银行时具有政治关系的国有企业更方便得到银行信贷资金支持，发生金融危机时陷入财务困境的国有企业也更容易获得政府的金融救助，但这种“金融歧视”的所有制破坏了市场效率原则，导致大量呆坏账的发生，加剧宏观金融风险。
国际比较研究方面，我国学者王一江和田国强（2004）对比了中日韩三国银行业的经验，认为政府介入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使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形成非经济借贷关系，从而导致银行信贷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和金融风险上升。
笔者认为，以上学者的研究主要针对我国国有银行运行中存在的“政策性负担”与“预算软约束”的概念、特点和危害进行了探讨，这些都为对其监管提供了必要性的依据。但是显见有学者从“委托——”的法经济学方向对此问题加以分析。这也成为本文研究中的创新点所在。
三、我国国有银行监管的“委托——”问题——基本分析框架
银行业金融交易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为银行业的政府监管提供了必要，性的依据。首先，储蓄者在与银行的金融交易中，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是一个普遍现象。在我国，这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更加突出，只不过由于国家信用的担保而得以长期掩饰下来。其次，银行和储蓄者的目标利益不一致、责任不对等的问题，使得银行在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储蓄者的利益。此外，高效、安全的银行体系已经成为一种公共产品，如果由个人或组织来提供，“搭便车”问题将会无法避免。因此，只能由政府为广大储蓄者（银行的债权人）提供一个代表即银行监管者，对银行采用预防性监管措施，尽可能化解银行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避免问题积累扩大而引发的金融危机。
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国有商业银行居主导地位，在政策执行和传导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国家作为第一大股东，仍保持对国有银行的控制。但通常政府不直接干预国有银行的经营与日常业务，政府干预的手段主要表现为对管理者的任命、晋升和罢免以及决定对银行的财政补贴数额（俞乔、赵昌文、蒲璞，2008）。而在对银行业进行监管的过程中，国家拥有“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身份，其所委任的监管机构，在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也就不可避免的存在复杂的委托——问题。
我国的国有银行监管，是一个由多重委托——关系组成的网络，其问题集中表现为以下两个层面：社会公众（代表广大存款人，由一些政治家作为代表）与监管当局之间的委托——问题；银行机构与监管当局之间的委托——问题。下文中笔者将就这两个层面；分别展开分析。
（一）社会公众与监管当局之间的委托——问题
由于银行监管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使得监管供给先天不足，因此，作为社会公众利益代表的政府部门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银行监管的供给者。社会公众将自己监管银行的权利委托给监管机构，以实现他们的利益；同时，他们也通过纳税的形式给监管者一定的报酬，从而形成社会公众与监管当局之间的委托——关系。
但是，监管当局的独立客观性是否能够得到保证？尤其是在我国这样政治体制较为集中的转型国家，国家政策的控制力通常是监管当局不能抵抗的。身负监管使命和政治目标的双重压力，监管的效果恐怕难以客观。
事实上，政府常常会把社会目标纳入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目标中，而且往往把实现社会目标放在第一位。所以，监管当局在国有商业银行的部门效益与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长、社会秩序的稳定之间，往往更为关注的是后者。为此监管部门有着强烈的倾向，要求各国有商业银行配合政府的经济政策，为改革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在承担商业性经营活动外还要承担支付改革成本等政策性活动。
监管当局只是观念性象征物，其具体职能由银行监管者个人来执行。在社会公众与监管当局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监管者的经济人理性导致银行监管的道德风险，接受委托的监管当局的目标有可能偏离社会公众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我国的实践中，部分监管者希望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和权力威望，而国有银行问题的出现是他们工作效率低下的信号，会使其职业前途受损，直接影响他们的个人利益。所以产生了“监管宽容”（Regulatoryforbearance）、“监管俘获”（Regulatorycapture），或者是Shleifer和Vishny（1998）所说的“攫取之手”（Grabbinghand）等问题。“
为了保证银行监管者不折不扣地按他们的意愿来执行银行监管权力，储蓄者就必须对银行监管权力的委托运作情况进行监督。但由于银行监管权力的委托人是广大的储蓄者，并且每个人置于公共领域的私有权利也是有限的，所以每个储蓄者都没有监督的积极性。因为，一方面，我国监管执行人员的资格和报酬均由政府决定，不受储蓄者意志的影响；另一方面，每个储蓄者监督银行监管权力的执行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这部分机会成本对自己来说非常大，而且即使监督得好，他能获得的利益也非常有限。这对于有理性的、又符合经济人本性的储蓄者来说是得不偿失的。而且，我国公众存在这一种“监督惰性”，每个储蓄者都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希望别人来监督银行监管者，自己则“搭便车”坐享其成，最后导致无人监督。如此以来，银行监管者就会有可能与被监管银行合谋。银行监管者一旦被收买，就会更重视银行经营者和所有者的利益而忽视储蓄者的利益。此时，银行监管失灵所产生的后果将会更为严重。
（二）银行机构与监管当局之间的委托——问题。
银行监管者作为广大储蓄者的代表，处于委托者的地位，会努力诱导银行（含银行经营者），在追求银行所有者和银行经营者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兼顾银行债权人及广大储蓄者的利益。而银行的经营者在披露信息，保护储蓄者方面担当着人的角色。
对国有银行的监管实际上是一个信息甄别问题。因为银行监管者掌握的信息仍不完备（虽然比储蓄者要多），所以银行监管者需要设计一套监管措施，诱使被监管银行披露所有信息。一般而言，银行监管者以有关法规为依据，加之不定期的现场检查，对违规的银行进行惩罚。这些监管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业的信息壁垒，但仍存在一些弊端。
首先是信息不对称问题。如果银行监管者计算各项比例所依据的信息是从无法信赖的银行管理人员那里获得的，或银行监管者无法以合理的成本获取有关的信息，那么监管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长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都由政府任命，选拔标准更注重政治觉悟、能理解上级的意图等行政标准，而不是具备的现代金融企业管理能力，系统的金融知识，良好的业务水平的职业经理人。银行高管人员往往在银行家、官员之间飘忽不定。银行高管人员关心的是与上级领导搞好关系、自身权利地位的升迁，而并非专心于银行的经济效益。所以他们或者受专业技能所限无法提供准确的信息，或者倾向于隐瞒不利于自己的银行经营信息。政府由于难以掌握国有商业银行的真实经营情况，也难以正确界定经营失误责任，从而造成激励与约束机制失灵，高管人员手中的控制权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
其次是经验不对称问题。被监管银行要比银行监管者具有更多的业务经验，也很清楚如何才能以最低成本令监管者认为已经达到监管目标。
再次是银行监管的执行问题。有些监管方案复杂且难以执行，但银行监管者为了降低执行成本，形成了“一刀切”的惯例，造成被监管银行负担轻重不均的错位。
除此之外，当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时，我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常常介入国有银行的信贷活动以保证和支持地方的重点项目建设。由于政府的干预，银行往往根据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状况和偿还能力做出判断，而无法做到对具体贷款的债项评级，从而弱化了对项目收益和风险的甄别和控制能力。当激励机制与监督机制不健全时，商业银行管理者可能凭借在经营中获得的信息优势进行“政策”套利，特别是政府出于政治性目的对银行实行“指令性贷款”干预而与银行经营目标不一致时，过度的政治干预可能成为改善银行治理的障碍，从而加剧银行的道德风险行为。
四、“政策性负担”和“预算软约束”对国有银行监管的制约及解决途径——基于委托框架的分析
笔者上文的分析，试图给出一个国有银行“委托——”问题的基本分析框架。但是我国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面临的一些更特殊的情况，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国企“政策性负担”的贷款和“预算软约束”便是我国国有银行面临的特殊问题之一。
国家发展战略给予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国有银行承担了对国企贷款的任务而产生了亏损，政府为了让这些国有银行继续生存，就必然对其进行事前的保护或者补贴。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银行的经理人员会将各种亏损，包括政策性负担形成的亏损和道德风险，管理不当等造成的亏损都归咎于政策性负担，在政府无法分清楚这两种亏损的差别，而又不能推托对政策性负担所造成的亏损的责任时就只好把银行的所有亏损的责任都负担起来，因此形成了预算软约束。
我国的国有银行监管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的委托关系基础上的，但它同时也具有一般银行监管所不存在的委托问题。一方面，国家是银行的所有者，拥有对国有银行的控制权和剩余财产索取权，于是事实上银行就承担了对政策性负担进行贷款的任务；另一方面，政府又代表国家对国有银行进行监管。因此笔者在委托关系的框架下分析政策性负担对国有银行监管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改变监管效率的途径。
（一）“政策性负担”和“预算软约束”监管中的“委托——”问题
1.政府角色的双重性——监管者与执政者
政府作为全民所有制的人，成为银行的实际所有者和委托人，国家租金替代了利润而成为公有制企业的行为目标。政府的目标是双重的：作为监管者，要努力降低界定、谈判和实施作为经济交换基础的合约所引起的交易成本，实现社会总产值的最大化的；而作为执政者，则通过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使其的垄断租金最大化。政府的执政目标既包括社会政治目标又包括纯经济性质的目标，反映在银行领域就是：既要银行保值增值，又为了实现其他社会政治目标可能要求银行承担大量政策性贷款（为了研究方便，这里只考虑一种政治任务，即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而引起的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因而银行具有内在的政企合一的制度特征。
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可以给政府官员带来好处，比如炫耀已经取得的政绩、从中获得政治资本等。但是银行对国有企业的政策性支持造成了银行的巨额不良贷款，扭曲了社会资源的配置，造成了社会福利的损失。这是因为；一方面，银行对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而给予的贷款，占据了大量本可以投向其他地方的资金，而贷款本身并不能给银行带来利润，反而会带来巨额不良资产。另一方面，由于银行承担了对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贷款后，银行经营者的努力随之也会分为两种，一种用于经营活动，为银行带来经济收益的经营性努力，另一种则是银行经营者为上级部门实现政治性目标而进行的活动，为非经营努力，它本身不能给银行带来效益。通常而言，为达到前一种目的而需要的努力程度是高于后者的，而对于管理人员来说，收益并没有质的区别，所以他们有动机因此而使银行经营偏离市场轨道。
因此监管者会在收益和成本之间权衡，以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也就是根据不同偏好的目标组合价值减去政策性贷款带来的资源浪费的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但是中国的情况是，监管部门在面对政府的强大压力时，并不总会坚守立场，作出正确的决策。作为具化的每个监管者个体，当监管的后果是导致国有企业得不到政策性贷款，或者国有银行因大量政策贷款坏账而陷于困境，直接威胁到广大储户的利益时，怯于监管是他们迎合上级，保护自身利益的选择。
2.监管者与国有银行间的委托问题——信息不对称
退一步讲，假设监管部门和具体执行人会选择客观独立地履行职责，监管效果仍然取决于委托问题的其他因素。这其中，信息不对称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首先，在银行对政策性负担进行贷款后，如果出现经营状况恶化的情况，监管者无法区分是由银行经营者经营不善导致的亏损还是承担政策性负担贷款后引发的亏损，银行经营者比国有企业更加容易推脱责任，其行为更难以观测。
其次，这种信息不对称体现在银行的内部人控制上，拥有内部信息的银行经营者比监管者更了解银行，也更有能力在监管者面前隐藏自己的不良行为。如在职消费、信息披露不规范、短期行为严重等。
再次，与国有企业不同，政策性负担的贷款对于银行来说是一种事前调节，具有负的效用，它降低了经营者的经营性努力。这是因为银行经营者的一部分努力用来弥补国有企业的亏损，给银行带来的只是不良资产，这势必会降低经营性努力的积极性。由于不对称信息，银行经营者可以从所承担政策性负担的贷款中获取灰色收入，而不被监管者发觉。
3.评价体系的偏差——控制权的激励方式
就激励方式而言，银行家不但受到利润收益的激励，同时还要受控制权收益的激励。委托理论认为，任何使委托人效用最大化的合约安排均应该使经理报酬与产出相关，使经理承担部分经营性风险，有效激励的机制是要采取比如奖金、购股选择的激励方式和可考核的业绩作为衡量标准的评价体系。我国的银行激励方式主要是以控制权为主，控制权激励方式强调固定收入（月薪）与行政级别和职务挂钩，固定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率很大行政职务越高，其月薪也就越高。但是奖金比例很小，一般不超过10％。通过行政级别的晋升来激励经营者努力工作，忽视了产出对经营者的激励，这可能导致对银行经营者的激励建立在主观绩效之上。并且，存在信息不对称时，监管者也很难做出公正评价，因为控制权的取得不是以经营业绩为考核标准，而是以政府的政策性目标为标准。
在这种激励方式下，在承担了对政策性负担的贷款后，银行经营者容易把精力放在游说和建立人际关系这类非生产性活动上，完成政府所交代的政策性任务，甚至不惜以损害银行的利益来维护自己的控制权，这会诱导银行经营者偏离利润目标。政策性负担使经营者的行为不易观测到，这种非生产性活动给监管者带来了监管盲区。
（二）对问题解决途径的思考
“政策性负担”和“预算软约束”成为摆在我国银行监管面前的一道难题。笔者认为，通过以下途径，可以改善现有的监管困境，提高监管水平和效率。
首先，分别建立国家账户和企业账户。为了兼顾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职能和市场化运作的双重要求，可以对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和经营性业务进行隔离，以便分别监管。国家账户，对政策性项目实行专项管理、盈亏单独核算，从而让这些政策性业务的损失体现在明处，把政策性不良贷款与日常经营性不良贷款区分开来，避免银行高管把承担政策性业务当作经营不善的借口。必要时可封闭运行，提供财政专项补贴或其他形式的支持。企业账户是对银行经营性业务的核算，风险自担、自负盈亏，政府不进行任何干预，也不注入资本金。监管者对国有银行的效率要求，应主要看其在企业账户上的表现。
其次，建立透明的金融监管制度和财会制度。进一步完善与银行监管相适应的各类经济法规和制度，力求银行的监管法律完整配套、协调灵活，具有可操作性。根据《银行监督法》和《商业银行法》，完善国有银行的信息披露制度，增强对于“政策性负担”货款有关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和强制性。进行商业银行会计制度的改革，统一银行会计制度和报表报送要求，确保银行的经营信息和政策性贷款的运作情况便于监管人员了解与分析。
再次，吸纳有效的社会监督力量。从成本和收益角度考虑，储蓄者会对银行监管者的工作状况保持“理性的无知”，但并不意味着储蓄者就不愿了解其工作状况。一旦储蓄者能以极低的成本获得此类信息时，他们就会以很高的热情对其予以高度关注。借助媒体的力量是一个有可能实现的选择。媒体也能够通过披露此类信息来扩大自身的知名度，增加其收益，并且这些收益足以弥补它为获取该类信息花费的成本。
最后，革新国有银行的人员组成，通过外部经理人市场选贤纳才。除保留董事长的“中管干部”身份来实现中央对银行一定的控制力外，取消行长、副行长、监事长的“中管干部”身份和行政级别，对他们的选拔任命应更多地依托外部经理人市场，以利润为核心，实行招标竞聘制，选拔真正懂经营善管理的金融人才。将企业账户中反映的经营性业绩作为高管们的主要考核标准，使高管的酬金与银行经营绩效和风险责任紧密相关，股票期权等多种经济性激励手段，激励形式应动态化、长期化。借助市场化的手段，使因“政策性负担”贷款而造成的错误激励回归正轨。
五、结论及解决途径的展望
我国国有银行改革处于十字路口。与英美银行因危机出现大问题，不得不以国有化拯救银行的环境不同，我国政府习惯性地在给予国企政策性负担的同时，迫使国有银行承担起对其贷款的任务。这是一种在经济和政治上具有高昂的委托——成本的模式，在长期内是不可持续发展的。
从基本的委托——分析框架来看，我国的国有银行监管，是一个由多重委托——关系组成的网络。社会公众与监管当局之间的委托——问题，反映在监管当局面对政治压力时难以保证独立客观性，监管者对私利的追逐，以及公众对于监管者的监督惰性上。银行机构与监管当局之间的委托——问题则反映在双方信息不对称、经验不对称和监管执行的缺陷上。
从更具体的角度来看，我国国有银行又具有一些特殊的委托——问题，对国企“政策性负担”的贷款和“预算软约束”便是其中之一。在运用“委托——”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后，笔者认为：首先政府作为“监管者”与“执政者”，其角色的双重性带来了监管目标的冲突，进而造成监管的缺失。其次，监管者与国有银行间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使得监管者无法判断，银行亏损的根本原因是对政策性负担的贷款还是经营不善。国有银行中内部人控制、经营性努力积极性的降低，以及对于政策性贷款带来的灰色收入的追求，使得监管面临着很多困难。除此之外，控制权的激励方式，也直接导致银行经营者目标的偏离，为监管带来盲区。
国际经济学与国际经济政策范文2
[关键词]国际经济 政策协调理论 金融危机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
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是从罗伯特・A・蒙代尔和理查德・库珀等的研究发展起来的。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和马库斯・弗莱明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开放经济下货币、财政政策的论文，阐述内外均衡政策搭配问题。蒙代尔提出了“政策指派”与有效市场分类原则。所谓政策指派与有效市场分类原则是指每一个目标应当指派给对这个目标应有最大影响力、在影响政策目标上有相对优势的工具。根据这一原则，蒙代尔区分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影响内外均衡上的不同效果，提出了以货币政策实现外部均衡目标、财政政策实现内部均衡目标的指派方案。蒙代尔提出的以特定工具实现特定目标的观点，丰富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政策调控理论。
20世纪60年代后期，理查德・库珀开始研究国际经济关联和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合作问题，研究重点是国家间相互依存经济的政策设计、政策调整的动态性等。库珀分析了蒙代尔的有效市场分类法则的理论缺陷，指出在各国经济依存性日益加深的情况下，针对某项目标的经济政策，通过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会对他国产生溢出效应，这种效应反过来又会影响本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本国所采取的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他通过建立一个简单模型，描述了两个具有固定汇率与不变价格的对称依赖的经济。他认为政策协调的收益以及这些收益会随经济依赖程度与政策协调程度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库珀的基本结论是，广泛开展国际经济政策协作是十分必要的。
继库珀之后，滨田宏一、坎佐尼里和格雷、科登与图诺夫斯基、帕特里克、约翰森等学者不断引进新的分析方法，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的研究得到了深化。其中，滨田是最先从国际经济政策构成策略或称博弈论的理论基础上研究政策的溢出效应(即波及效应)的。滨田引入博弈论检验那些选择合作或不合作的国家可能得到收益的情况，将问题转化成一种由国家参加的、已经程式化的博弈形式，其中每个国家都为了最大化自己的福利而操纵各自的政策工具数值。滨田认为，本国政策在国内的作用及其在国外的波及效应，部分地取决于外国究竟选择什么样的政策。滨田还利用图形(Hamada diagram)直观地说明各国之间采取相互可以接受的协调政策，能够改善各国福利经济效果的情形。但滨田模型忽视了公众部门和参与货币政策协调的相对国的理性预期因素，也忽略了时间不一致性和货币政策的可信度等理论局限性。
新开放经济时代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开放宏观经济学逐步放弃以往的短期或长期购买力平价的假设，开始从不完全竞争、价格差异的角度研究相对价格变动问题。1995年，莫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和肯尼斯・罗戈夫发表的著名论文“再论汇率动态变化”，将20世纪80年展起来的跨时分析方法与MFD传统结合起来，为建立一个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基本框架，国际宏观经济学进入了“新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时代。
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引入微观经济基础来重新审视经济学中关于国际货币政策的相互依赖问题，强调国际货币政策的相互依赖性与合作博弈。罗戈夫、奥伯斯法尔德、Benigno、Tille、Doyle、Betts和Devereux等研究了国际间如何进行政策协调的问题，将开放经济的政策协调理论推向新的高度。
罗戈夫、奥伯斯法尔德等在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理论上取得了共识。第一，在对称的冲击(或全球冲击，比如石油价格冲击)和完全的非对称冲击条件下，协调财政、货币政策有潜在的获利。这个获利可以利用福利的损失函数进行度量，即协调政策的福利函数与非协调政策(每一个国家仅想最大化他自己的福利)的福利函数之差。第二，根据经验和定量的估计结果，政策协调的获利不大，每年GDP中大约有0.5％的获利。第三，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之间联合程度相对低，获利可能相对较小。当产品和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时，国家间的溢出可能会增加，导致合作博弈有更大的获利。
既然合作博弈能获得更大的收益，那么如何为国际货币合作制定目标规则呢，“中央银行”又怎么可能出于善意的动机制定规则呢?Gianluca Benigno and Pierpaolo Benigno通过一个称为“中央银行”的独立人设定一个新的目标函数来解决，就是通过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及相关约束条件(commitment)能解释“一般的目标规则”或者称一般规则实施目标。
他们认为，两国一般均衡模型中具有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汇率和物价的有效率路径取决于对经济的扰动。在合作中，扭曲和扰动的交互作用会造成最大化自身福利的政策制定者在非合作配置下表现得无效率。如果缺乏协调，则可通过对每个政策制定者施加简单的目标规则加以弥补，这样就可达到最优的合作产出。当资本市场不完全以及消费者价格对汇率不再那么敏感时，经济的变动情况也可用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相互依赖性来解释。
实际上，国际范围内的政策协调比简单的理论模型复杂得多。因为可供选择的政策和可能产生的结果更多，也更难以确定。这些复杂因素使政策制定者更不愿意去签订协调性协议，也对自己的竞争对手是否会遵守协议更不放心。
金融危机下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
理论研究表明，在世界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国家、地区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就财政、货币、汇率、贸易等宏观经济政策广泛开展磋商、协调，将有益于参与协调国家的整体利益趋于最大化。因此，国际经济协调实践也日益向着广度、深度发展。战后不仅有联合国这一协调国际事务的常设机构，而且有布雷顿森林协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在经济协调领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此外，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等，也对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发挥了十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日益增强。因此，加强对国际经济协调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比如中、美经贸关系的协调问题就亟待深入研究。众所周知，中美两国的经贸对两国经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美国对华出口每年为美国提供40万个就业机会，进口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使美国消费者每年节省开支逾100亿美元。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美经贸关系迅猛发展。2008年，尽管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中美贸易增速为中国入世7年来最低点，但双边贸易总额仍然达到3337亿美元这一历史最高点，同比增长达10.5％。
国际经济学与国际经济政策范文3
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为各国发展开放经济带来动力，与此相伴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当代国家安全的威胁因素在增多。在传统国家安全战略中，经济安全的地位在上升，以经济安全为主要内容的非传统安全观成为各国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不过，对于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安全的含义是有区别的，这是由各国国情、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决定的。随着国际力量对于国家的影响日益深入，经济安全的范畴也不只停留在国家间的经济实力的竞争方面，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经济安全首先界定为国内经济问题，认为经济的不安全成为重要的国内政治和经济事务，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在于国内的经济力量。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当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渗透到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决策过程，影响着国家间的传统政治关系时，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政治的前沿领域，把经济因素引入到国际政治领域来探索全球化日益发展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里的国家安全问题
国家安全就字面来讲是国家不存在危险和不受威胁之义。本文认为，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发展阶段。
1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
国家作为安全主体，所致力维护的是构成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的安全：主权独立、、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合法政府的存在和正常运转，维护这四个要素的安全都是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是政治。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首先是确保国家主权的安全，这也是传统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权力作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研究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传统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
2相互依存理论的经济安全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增多，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增加。国家的军事安全、国家权力受到了来自经济安全的挑战。围绕着国家与市场的核心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证分析中拓展研究路径，使得经济因素在传统安全中与政治因素一样具有重要的国际关系层面的战略意义，非传统安全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上升到政治和外交的高度，在非传统安全中占重要地位的经济安全受到普遍的重视。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经济竞争加剧，使经济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安全关注的首要问题。
国际经济学与国际经济政策范文4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财政
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和趋势,对世界经济产生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而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财政问题也不断地凸显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扩展,传统的国家财政理论分析框架已经无法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作出合理的诠释,这需要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和分析框架———国际财政的角度去展开研究。因此,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际财政问题,不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财政理论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深入和拓展。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为了达到最佳配置生产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义通过谈判协商实现成员之间互利互惠及经济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兴起,其背后隐含着多种因素,有着众多的目标,既有促进贸易、收入和投资的需要,又有实现增长和发展的要求;既有获取市场准入适应区域与全球化的意图,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虑。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同时也是我们所讨论的财政问题。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伴而生并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决定的。
遗憾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中却很少直接关注财政问题。以被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核心的关税同盟理论及其发展为例,维纳(Viner1Jacob)及其后继者们从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投资效应等不同层面和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体、非成员体乃至整个世界的生产、消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利益或损害。虽然该理论是从关税及其效应分析这一财政问题出发,而且后来约翰逊、库珀和马塞尔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将“公共产品”引入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分析,并得出了关税同盟更能满足成员体政府对各种保护主义倾向的商业政策以及对工业化目标的偏好的结论(田青,2005),但总体看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基本上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的阐述,很少直接关注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也没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政府主导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机制作出全面的阐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约。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由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性这一特征决定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但却不被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所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效应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系统阐述,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财税制度协调及发展的研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直接影响着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本身,而且还关系着区域经济体各成员国之间乃至非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利益和财政关系的协调;同时,将财政问题作为重要的变量引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还可以更好地从政府经济活动的角度阐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府主导性及其机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而且将直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国际财政是伴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扩展和国家间经济依赖的日益加强而在财政关系领域形成的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是财政和国际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关于国际财政的定义(董勤发,1997),理论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世界或全球角度来看的财政,即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为后盾的;另一种观点是把国际财政看成是国际经济中的财政,是国家财政在国际经济中的延伸或变种,是国际经济中的国家财政活动,是不同国家的财政通过国际经济交往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财政关系。与国家财政相比,国际财政具有一般财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国际性、整体性、复杂性和协调性等特点(林品章,1995)。虽然在欧盟的财
源筹集方式、国际税收合作组织研究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于1999年提出的对电子邮件开征“比特税”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的影子,但在现代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国际财政就只能是国际环境下财政的作用问题。它主要表现为对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国家财税制度协调和财政利益分配,是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是国家间的财政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财政存在的客观前提在于国民经济中的市场失灵。同样,国际财政的产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首先,国际财政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财政问题的国际化,其基础是市场经济;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决定的国际市场失灵,就直接成为了国际财政存在的理论基础(董勤发,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利益目标追求,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直接构成为各国政府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严重阻碍,因此,寻求和实现各国政府间的财政协调和合作,是国际财政存在的现实基础。
从国际财政产生和存在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的角度出发,国际财政存在的意义就是矫正国际市场的失灵和实现各国财政的协调和合作。同时,又由于当前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世界权力机构,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制定、颁布和执行国际课税和支出方案的“国际财政当局”,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世界范围内的全球财政制度。因此,国际财政只能采取多国财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据合作的程度,国际上多国财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为财政协调(FiscalCoordina2tion)、财政同盟(FiscalUnion)和财政一体化(FiscalIntegration)。这三种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财政协调是以既有国家为基础的国际财政合作形式,是国际财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强调财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协商性,如现有的各种国际税收协定等;财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国家的让渡为前提,它强调财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强制性,往往是区域经济共同体中较高级的合作形式,如欧盟内部废除关税、统一增值税等;财政一体化则以国家财政的完全让渡或消失为条件,实行超国家财政干预,它是最高级的财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现实性,所以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财政合作形式。而根据不同的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国际财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一般而言,国际财政协调是当前国际财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国际财政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主要是围绕着国际财政协调来展开。①
三、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产生的财政问题,是国际经济活动中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研究的范畴。而通过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分析,我们找到了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实质上就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因此,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相结合的角度,我们可以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本质上就是要诠释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性的运行机制及意义,通过推进和实现区域内外各经济体的财政协调和财政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着从国家财政到国际财政的思路,借鉴马斯格雷夫等人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的阐述,通过在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中引入政府及其经济活动———财政这一变量,一种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的新视角和分析方法———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部分构成。
国际区域财政导论主要阐述国际区域财政的含义、产生、研究范围及方法等内容。借鉴国际财政的定义,我们可以给国际区域财政做出这样的界定:它是指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财政问题,是国家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延伸和发展。换言之,国际区域财政就是国际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家和国家间的财政关系,是我们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层面的一种视角和分析框架。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也有着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即国际区域市场失灵,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产生的理论基础。由于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经济体不断寻求财政协调与合作的努力,现实地演绎了国际区域财
政的存在。总体看来,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性质依然是财政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研究范围也包含着财政协调、财政同盟和财政一体化三种形式,且它们不同程度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国际区域财政也应遵循国际财政学的研究方法(董勤发,1997),即国家主义分析方法与世界主义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
国际区域财政支出主要探讨国际区域财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应。具体而言,国际投资和国际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现,前者类似于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后者则更多地具有政府转移支出的性质或类似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意义。国际投资的基本理论和效应分析,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综合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分析区域财政支出中国际投资的框架。从现实来看,国际投资制度主要由各国家的投资制度、双边层次投资制度、区域层次的和多边层次的投资制度构成,且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并成为国际投资的阻碍,因此,要从制定更权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资制度和高标准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及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制度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创新(柳剑平等,2005)。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国际援助在传统的国家财政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作用(郧文聚,2000),主要是缓和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和促进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短期性、政治性和经济战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欧盟法中的国家援助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国际援助特有的规律和运行规则总体上与作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形式的内容和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经济体之间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着力构建一个能有效协调区域财政关系的经常化、制度化的国际援助制度。
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主要研究国际税收、国际债务和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等问题及其经济影响。国际税收是国际财政大厦相对独立的体系和重要支撑,同样也是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内容。国际税收的研究,不仅表现在早期对国际税收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当前对国际税收竞争、国际税收协调、国际税收合作与国际税收组织、贸易与税收摩擦、反吸收调查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扩展。由于受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发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约,国际区域财政中的国际税收除国际税收协调这个核心以外,还涉及到国际税收同盟和一体化等表现形式,这在欧盟的统一关税、统一增值税和“自有财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证。也就是说,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国际税收,必须密切关注和分析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下国际税收的各种具体形式和效应。关于国际债务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在国际金融研究和国家财政的债务分析中找到较为完整的内容和体系。如何从现有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出发,立足于促进区域经济稳定与发展,探讨区域国际债务的规模及效应和债务监控体系,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高效的国际债务运行机制和风险防范体系,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框架中的国际债务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为了避免如联合国财政危机中的会费问题的尴尬,还应该积极研究关于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方式,使区域国际组织能够高效正常运转,确保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作用的发挥。
国际区域财政政策主要研究区域内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及其实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国独立分散决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减低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不良影响,稳定各国和区域经济的稳定运行,获得经济开放带来的多方面利益,只是这种协调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国政策的自主性。区域财政协调的理论分析指出,协调政策会减小针对繁荣或萧条的财政扩张或收缩的溢出效应;在协调计划中,任何国家的财政扩张或收缩都应该考虑伙伴国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溢出效应,它要求伙伴国的财政政策取向相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的协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的是既包括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又包括区域内外财税政策之间的协调;而狭义主要是指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即各国在制定国内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各国间的磋商等机制和方式来实现财政政策的协调。从政策协调的程度来看,又可以分为信息交换、危机管理、政策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协调、全面协调及联合行动等层次;从协调方式的角度,可以分为相机性协调和规则性协调两种。还需指出的是,国际区域财政政策协调还涉及到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的协调,它们共同构成区域宏观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
总之,国际区域财政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而国际区域财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构建,不仅是这种区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而且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经济行为及
其效应分析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注释:
①马斯格雷夫教授从财政的国际协调和发展财政两个方面概括和总结了国际财政的基本内容;而董勤发则是结合财政的经济职能从国际财政合作形式的角度来构建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
②区域有不同的层次划分,区域财政也多以行政区划确立的社会、政治、经济区域为研究对象,但本文所论之区域指的是国际区域,国际区域财政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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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学与国际经济政策范文5
关键词：国际经济学；教学效果；互动式教学
中图分类号：F74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9-0184-02
一、国际经济学的教学效果分析
上学期，笔者带了金融学专业4个班的国际经济学，共有280个学生。金融学专业学生应该算是基础比较好的，但是在学习国际经济学过程中也发现他们学得很吃力，听讲效果不好，缺勤现象也比较频繁。
（一）教学内容
我们采用的是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的国际经济学教材，所讲的内容包括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对外贸易政策与理论、对外贸易措施、国际经济一体化、要素流动与跨国公司、外汇与汇率、汇率决定理论、国际收支、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搭配。内容比较多，涉及范围比较广。
（二）教学方法
笔者采用多媒体和板书相结合的教学手段来讲授以上各章内容。除了传统讲授以外，还让每个班的学生分成小组对某些章节涉及到的一些现象进行案例汇报，个别时候播放一些视频让大家了解和关注教材里提到的相关理论与经济背景。
（三）考核方式和考核结果
学校采取这样的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占25%，期中考试占15%，期末考试占60%”，这几部分成绩的综合作为最后的评定成绩。期末试卷题型包括单选题（20分）、判断题（10分）、计算分析题（15分）、简答题（35分）、画图分析题（20分）。按照这样的考核比例和考试类型，综合评定下来，280个学生中有65个学生是不及格的，不及格比例23%；如果按照期末卷面成绩计算的话不及格的会更多，每个班有40%的学生卷面成绩在60分以下，有些学生的卷面成绩只有几分或者十几分。这样的成绩说明，这些学生一学期下来几乎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这样的结果让我们反思国际经济学这门课程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后应该怎样来讲好这门课。
二、国际经济学教学效果不理想的原因
通过学生的信息反馈，国际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枯燥而且难学的课程。教学效果不太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有任课老师的原因，笔者虽然教书10年，但毕竟是一个阅历比较少的教师，没有企业方面的实践锻炼，所以，在讲课过程中不能通过自己的实际感受来传达一些心得，使得学生在听课过程中感觉没有多大的兴趣，另一方面应该跟国际经济学课程本身的特点有关，使得学生学习的兴趣不够高。就国际经济学课程本身具体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一）课程内容综合性强
国际经济学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综合。虽然这些课程各有侧重，但内容重复的还是比较多的。有些内容在其他学科里接触过，有些学生已经开设过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了，再学习国际经济学就觉得没有新颖了，没有把精力过多地放在国际经济学上。但是，国际经济学是用西方经济学原理来分析国际贸易的，学生没有重视，导致最后成绩不理想。还有些专业的学生在开设国际经济学之前，没有接触过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虽然有学习的兴趣，但由于同时学习贸易和金融理论和专业用语，对他们来说有点难度。
（二）理论过多，且与实际脱离
国际经济学包括古典、新古典、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以及汇率决定理论、国际收支调节理论等，这众多的古老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偏离，运用这些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当前的经济现象，让学生觉得这些理论太空虚、没有多大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国际经济学不像国际贸易实务那样能让学生进行实际操作，抽象的理论内容让学生提不起学习这门课的积极性。
（三）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加大了学习难度
国际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延伸，是一般经济理论在国际范围内的扩展，很多章节都用到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概念和原理，比如相对优势理论的分析，运用生产可能性曲线、无差异曲线、一般均衡来分析贸易利益。很多学生对生产均衡、消费均衡、生产可能性曲线等西方经济学知识学得都不好，现在在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再学习国际经济学，这更加加大了学习难度，导致学生慢慢失去了学习这门课的兴趣。
（四）图形分析过多
国际经济学大量采用数学模型和图形分析贸易利益和金融理论，比如第二章第三节比较优势理论的贸易利益的图形分析、第四节的国际均衡相对价格的局部均衡分析以及第五章经济增长与贸易变动的图形分析等，这都要求学生具有较高的数理知识和抽象的图形分析能力。由于三本院校学生的这方面能力的欠缺，导致学习国际经济学难度比较大。文中的图形都是静态的，很多学生不愿意动脑去分析，有些还不了解每条线的含义，使得他们不能理解图形所反映的经济含义。国际经济学的特色就在于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通过作图来反映国际贸易的，在考核时这应该是必考的，这让很多学生失分过多。
（五）课堂教学互动少，学习参与度不高
虽然笔者采用多媒体教学和板书相结合来讲解教材内容，也让学生分组来进行小组汇报，但由于每个班人数众多以及课时限制，不可能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到教学过程中，一个班70多个人，如果人人参与，课时绝对不够，教学内容完成不了。只能是每个小组找代表来汇报成果，案例分析和小组汇报只能提高个别学生的查阅资料、做课件、讲课的能力，还有很多学生压根就没有参与到这个学习过程中，坐享其他学生的成果，自己只注重平时成绩、老师考勤，而不关注课堂听课质量。由于班级人数多，老师又不能照顾到所有的学生，导致一学期下来，一部分学生就没有学到知识，期末考试题不会做。
三、国际经济学课程教学的改进创新
对于国际经济学课程体系内容来说，一个老师是无法更改的，这需要学者再编国际经济学课程时注重与实际的结合，引入一些实时案例来说明抽象的理论。在既定的教材下，任课老师要想提高学生的整体成绩，只能通过灵活采用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途径来实现。
（一）推进互动式教学
合理安排课堂教学，在完成教学目标的同时，课堂上增加学生与老师的互动环节，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结合教材涉及到的内容，围绕现实经济中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让学生积极思考和讨论。第一，加强学生对实时热点经济问题关注。可以利用每次上课前的几分钟，提前安排某个学生在课下准备近几天的国内外经济热点新闻，以便在下次上课时对全班同学进行阐述或抒发个人的看法和观点。这一方面能尽最大能力调动全班的参与性，另一方还能充实所有学生的实践知识，能更好更多地了解和把握国际经济局势。第二，针对性地进行提问。上课前就给学生说明老师会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时不时地对所学内容进行提问，回答好的可以加分作为额外的奖励。这会让学生能专注地听讲内容以备老师提问，如果老师都是满堂灌从不提问学生，那么就有一些学生会在课堂上走神，达不到好的教学效果。第三，让学生讲课，调动学习的积极性。挑一些简单的章节或一个案例，让学生自己预习、搜查资料、自己做课件，然后给大家讲解。这能提高一部分学生的查阅资料、设计课件和讲课的能力，当然，由于学时的限制，这只能对个别学生，不能适用于所有学生。
（二）充分运用网络实时视频教学，提高课堂教学的趣味性
就学习知识来说，凭着当代大学生的聪慧，如果努力学，没有学不会的，之所以考试效果不够好，就在于没有找到好的学习方式，没有花时间备考。所以，要把精力放在平时，让学生在平时就能轻松而且有效地把知识掌握住，这是一个比较难的任务。面对抽象的理论体系，只通过枯燥的讲解很难收到这样的效果，需要借助发达完善的网络工具，学生也非常喜欢声色并茂的东西。所以，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进一步充分地利用多媒体和网络，播放与课程有关的视频。比如，在讲国际贸易理论时可以播放大国崛起、货币专题，也可以关注财经郎眼、经济半小时等财经节目，把某些经济热点专题播放给学生，通过这些图文、声音、动作把信息传递给学生，提高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和趣味性，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三）重视案例的运用，增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国际经济学理论较多，需要用一些实际案例把理论具体形象化。比如在讲罗伯津斯基定理（在商品相对价格不变的条件下，一种要素的增长将引起密集使用该要素的商品生产扩大时，使密集使用其他要素的商品生产缩小）时，可以引进“荷兰病”这一案例，引导学生查阅“荷兰病”的起因和表现，然后让学生结合中国实际来分析中国是否有“荷兰病”这一病症，从而让学生对这部分内容有更深的理解。另外，在学反倾销内容时，可以让学生搜集一些“反倾销”案例，让学生了解我国为什么遭受反倾销案例频繁，以及如何应对，从而让学生自主地学习更多的反倾销知识。
案例教学虽然能提高课程的趣味性，但需要老师花费大量的时间来搜集合适的案例。所以，针对这一问题，应该组建国际经济学课程组，由多个任课老师来建立国际经济学案例库，达到资料共享，单凭一个老师案例教学效果是很有限的。
（四）改良考核方式
我们采用“平时+期中+期末”的考核方式，期末采取闭卷考试，内容限于教材并且还要求题型不少于五大类型。这种考核方式出现以下现象：一种是平时成绩不错，但最后期末考试时没怎么复习，导致综合成绩不及格。这一方面原因在于平时不缺席但没怎么听课，只是应付老师点名；另一方面原因是平时作业抄袭其他同学的，自己压根就不会。还有一些学生平时成绩平平、缺勤比较多，最后期末考得也不高，导致综合成绩不及格。这种考核方式仍然是传统的应试考核，没有让学生真正地学到知识。所以，要想提高国际经济学的整体成绩，需要改良一下考核方式，让任课老师有更多的权利。可以尝试把国际经济学的课程考核分成几个组成部分，不要局限于卷面考试，闭卷考试占一定的比例，以考察学生的理论掌握情况，其他考核可以通过提交学科论文或者案例分析的形式来获得成绩，前提是必须是自己写的，这一方面能让学生了解国际经济领域的热点问题，锻炼他们的搜集资料、帅选资料、构建框架、组织语言的能力，另一方面还可以锻炼本科生搞科研、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结语
国际经济学作为经济类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如何讲好这门课，让学生都能乐于学习这门课，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任课教师从能力、课堂设计、教材选取等众多方面来全面改进提高。本文里给出的一些教学分析和改进意见，希望能给将来的国际经济学教学以启发，让更多的学生乐学、爱学国际经济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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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坤林.国际经济学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11，（13）.
国际经济学与国际经济政策范文6
摘要: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财政问题,本质上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借鉴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可以从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个方面去构建。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财政
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和趋势,对世界经济产生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而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财政问题也不断地凸显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扩展,传统的国家财政理论分析框架已经无法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作出合理的诠释,这需要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和分析框架———国际财政的角度去展开研究。因此,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际财政问题,不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财政理论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深入和拓展。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为了达到最佳配置生产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义通过谈判协商实现成员之间互利互惠及经济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兴起,其背后隐含着多种因素,有着众多的目标,既有促进贸易、收入和投资的需要,又有实现增长和发展的要求;既有获取市场准入适应区域与全球化的意图,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虑。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同时也是我们所讨论的财政问题。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伴而生并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决定的。
遗憾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中却很少直接关注财政问题。以被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核心的关税同盟理论及其发展为例,维纳(Viner1Jacob)及其后继者们从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投资效应等不同层面和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体、非成员体乃至整个世界的生产、消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利益或损害。虽然该理论是从关税及其效应分析这一财政问题出发,而且后来约翰逊、库珀和马塞尔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将“公共产品”引入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分析,并得出了关税同盟更能满足成员体政府对各种保护主义倾向的商业政策以及对工业化目标的偏好的结论(田青,2005),但总体看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基本上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的阐述,很少直接关注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也没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政府主导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机制作出全面的阐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约。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由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性这一特征决定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但却不被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所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效应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系统阐述,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财税制度协调及发展的研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直接影响着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本身,而且还关系着区域经济体各成员国之间乃至非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利益和财政关系的协调;同时,将财政问题作为重要的变量引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还可以更好地从政府经济活动的角度阐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府主导性及其机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而且将直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国际财政是伴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扩展和国家间经济依赖的日益加强而在财政关系领域形成的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是财政和国际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关于国际财政的定义(董勤发,1997),理论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世界或全球角度来看的财政,即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为后盾的;另一种观点是把国际财政看成是国际经济中的财政,是国家财政在国际经济中的延伸或变种,是国际经济中的国家财政活动,是不同国家的财政通过国际经济交往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财政关系。与国家财政相比,国际财政具有一般财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国际性、整体性、复杂性和协调性等特点(林品章,1995)。虽然在欧盟的财源筹集方式、国际税收合作组织研究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于1999年提出的对电子邮件开征“比特税”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的影子,但在现代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国际财政就只能是国际环境下财政的作用问题。它主要表现为对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国家财税制度协调和财政利益分配,是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是国家间的财政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财政存在的客观前提在于国民经济中的市场失灵。同样,国际财政的产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首先,国际财政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财政问题的国际化,其基础是市场经济;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决定的国际市场失灵,就直接成为了国际财政存在的理论基础(董勤发,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利益目标追求,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直接构成为各国政府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严重阻碍,因此,寻求和实现各国政府间的财政协调和合作,是国际财政存在的现实基础。
从国际财政产生和存在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的角度出发,国际财政存在的意义就是矫正国际市场的失灵和实现各国财政的协调和合作。同时,又由于当前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世界权力机构,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制定、颁布和执行国际课税和支出方案的“国际财政当局”,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世界范围内的全球财政制度。因此,国际财政只能采取多国财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据合作的程度,国际上多国财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为财政协调(FiscalCoordina2tion)、财政同盟(FiscalUnion)和财政一体化(FiscalIntegration)。这三种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财政协调是以既有国家为基础的国际财政合作形式,是国际财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强调财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协商性,如现有的各种国际税收协定等;财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国家的让渡为前提,它强调财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强制性,往往是区域经济共同体中较高级的合作形式,如欧盟内部废除关税、统一增值税等;财政一体化则以国家财政的完全让渡或消失为条件,实行超国家财政干预,它是最高级的财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现实性,所以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财政合作形式。而根据不同的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国际财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一般而言,国际财政协调是当前国际财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国际财政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主要是围绕着国际财政协调来展开。①
三、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产生的财政问题,是国际经济活动中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研究的范畴。而通过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分析,我们找到了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实质上就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因此,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相结合的角度,我们可以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本质上就是要诠释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性的运行机制及意义,通过推进和实现区域内外各经济体的财政协调和财政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着从国家财政到国际财政的思路,借鉴马斯格雷夫等人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的阐述,通过在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中引入政府及其经济活动———财政这一变量,一种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的新视角和分析方法———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部分构成。
国际区域财政导论主要阐述国际区域财政的含义、产生、研究范围及方法等内容。借鉴国际财政的定义,我们可以给国际区域财政做出这样的界定:它是指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财政问题,是国家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延伸和发展。换言之,国际区域财政就是国际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家和国家间的财政关系,是我们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层面的一种视角和分析框架。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也有着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即国际区域市场失灵,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产生的理论基础。由于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经济体不断寻求财政协调与合作的努力,现实地演绎了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总体看来,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性质依然是财政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研究范围也包含着财政协调、财政同盟和财政一体化三种形式,且它们不同程度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国际区域财政也应遵循国际财政学的研究方法(董勤发,1997),即国家主义分析方法与世界主义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
国际区域财政支出主要探讨国际区域财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应。具体而言,国际投资和国际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现,前者类似于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后者则更多地具有政府转移支出的性质或类似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意义。国际投资的基本理论和效应分析,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综合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分析区域财政支出中国际投资的框架。从现实来看,国际投资制度主要由各国家的投资制度、双边层次投资制度、区域层次的和多边层次的投资制度构成,且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并成为国际投资的阻碍,因此,要从制定更权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资制度和高标准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及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制度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创新(柳剑平等,2005)。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国际援助在传统的国家财政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作用(郧文聚,2000),主要是缓和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和促进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短期性、政治性和经济战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欧盟法中的国家援助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国际援助特有的规律和运行规则总体上与作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形式的内容和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经济体之间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着力构建一个能有效协调区域财政关系的经常化、制度化的国际援助制度。转贴于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主要研究国际税收、国际债务和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等问题及其经济影响。国际税收是国际财政大厦相对独立的体系和重要支撑,同样也是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内容。国际税收的研究,不仅表现在早期对国际税收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当前对国际税收竞争、国际税收协调、国际税收合作与国际税收组织、贸易与税收摩擦、反吸收调查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扩展。由于受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发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约,国际区域财政中的国际税收除国际税收协调这个核心以外,还涉及到国际税收同盟和一体化等表现形式,这在欧盟的统一关税、统一增值税和“自有财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证。也就是说,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国际税收,必须密切关注和分析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下国际税收的各种具体形式和效应。关于国际债务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在国际金融研究和国家财政的债务分析中找到较为完整的内容和体系。如何从现有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出发,立足于促进区域经济稳定与发展,探讨区域国际债务的规模及效应和债务监控体系,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高效的国际债务运行机制和风险防范体系,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框架中的国际债务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为了避免如联合国财政危机中的会费问题的尴尬,还应该积极研究关于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方式,使区域国际组织能够高效正常运转,确保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作用的发挥。
国际区域财政政策主要研究区域内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及其实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国独立分散决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减低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不良影响,稳定各国和区域经济的稳定运行,获得经济开放带来的多方面利益,只是这种协调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国政策的自主性。区域财政协调的理论分析指出,协调政策会减小针对繁荣或萧条的财政扩张或收缩的溢出效应;在协调计划中,任何国家的财政扩张或收缩都应该考虑伙伴国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溢出效应,它要求伙伴国的财政政策取向相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的协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的是既包括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又包括区域内外财税政策之间的协调;而狭义主要是指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即各国在制定国内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各国间的磋商等机制和方式来实现财政政策的协调。从政策协调的程度来看,又可以分为信息交换、危机管理、政策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协调、全面协调及联合行动等层次;从协调方式的角度,可以分为相机性协调和规则性协调两种。还需指出的是,国际区域财政政策协调还涉及到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的协调,它们共同构成区域宏观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
总之,国际区域财政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而国际区域财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构建,不仅是这种区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而且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经济行为及其效应分析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注释:
①马斯格雷夫教授从财政的国际协调和发展财政两个方面概括和总结了国际财政的基本内容;而董勤发则是结合财政的经济职能从国际财政合作形式的角度来构建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
②区域有不同的层次划分,区域财政也多以行政区划确立的社会、政治、经济区域为研究对象,但本文所论之区域指的是国际区域,国际区域财政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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