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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与政策范文1
摘 要 根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数据，以克莱因模型为基础进行建模，建立“中国模式”的宏观经济模型系统，并对系统进行参数估计与分析。构建联立方程模型，从财政政策角度出发进行相应的政策模拟与情景分析，探寻当前宏观经济可能存在的弊端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克莱因模型 联立方程模型 系统 政策模拟 情景分析
背景：克莱因模型二战期间是研究美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小型宏观计量经济模型，在宏观计量经济模型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认为：许多宏观经济模型，剥到当中，发现都有一个小的克莱因模型。而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利用 1978-2010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构建克莱因模型，对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 克莱因模型系统的估计与分析
（一）该系统共有6个方程，其中前3个方程称为行为方程，构成克莱因模型的联立方程系统，而后三3个方程则称为恒等方程。
表示如下：
（消费）
（投资）
（私人工资）
（均衡需求）
（企业利润）
（资本存量）
变量解释：Y：收入 G：政府非工资支出 C：消费 Wg：政府工资 I：私人国内总投资 T：间接税收 Wp：私人工资 Time：时间趋势 P：企业利润 K：资本存量
（二）对建立系统进行估计，利用参数检验去除系统中不显著的变量，利用DW统计量判断自相关问题并适当增加滞后项，并对去除无关变量与新增滞后项的系统进行重新估计，其估计结果如下：
（三）结果分析：改进后的克莱因模型解决无关变量与自相关的问题，且比原始克莱因模型更加符合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实际。
I从消费行为来看，中国的最终消费主要受到企业利润（本期与上期）、工资与上期消费水平这三方面的影响，并且这三方面都表现为正影响。企业利润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化，规模报酬递增有助于企业利润的进一步增加，由此进入良性循环。工资的提高，无论是政府工资还是私人工资，都能增加可支配收入，进一步刺激消费。改进消费行为方程中增加了消费的滞后项，说明消费行为是具有惯性的，历史低消费水平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未来的消费水平。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刺激消费除了提高企业自主盈利能力、提高工资水平之外，还需要改变千百年以来中国崇尚储蓄、节俭为美的消费观。
II从投资行为来看，与美国克莱因模型有所不同的是，国内投资主要受上期投资的影响，受资本存量与企业利润的影响并不明显。按照经济学的理论，企业的利润水平越高，其吸引投资的能力就会越强，那么中国的投资行为看似有悖常规的经济学理论了。然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推出了各种政策吸引投资，相当优惠的幅度使得企业利润在进行投资决策时的影响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削弱。但是并不能说明如此吸引投资的政策是绝对明智的，吸引投资所付出的代价必须与收益进行衡量，一味牺牲总体利益而吸引投资的政策显然是不合理的。
III从私人工资水平行为方程来看，私人工资仅受当期国民收入影响，而与时间趋势并没有太大关系。这似乎有些出乎意料，从现象上来看，随着时间的发展，私人工资水平也在逐渐提高。但是时间发展也伴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剔除私人工资水平中的收入因素，时间的趋势因素对私人工资水平的影响就微乎其微。这个行为方程可以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时间仍在推移，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人均收入保持在一个中等水平，始终无法突破高收入线。中国目前已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想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仅仅依靠时间的推动力量是不够的，必须为自身经济发展谋求新的增长点。
二、 联立方程模型建立与情景分析
克莱因模型的系统只能用于估计而不能用于预测与情景分析，需要建立联立方程模型来完成这两项工作。
（一）当前中国实行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情景分析，在当前财政支出的基础上给予以1%的冲击，观察其他变量的变化情况
变量 CS P Wp Y
变化率（%） 0.35 0.43 0.33 0.33
根据模拟结果可以看出:财政支出的增加会带来消费、企业利润、工资、国民收入的同方向变动，这是符合理论预期的。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费、提高企业竞争力与国民生活水平，从这点来看，目前实行的财政政策方案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可以看出财政支出增加的比例大于上述四个变量增加的比例，这可能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1）财政支出效率低下；（2）国民收入基数过大导致政策效果不明显。如果是由前者造成，那么继续扩张财政支出政策就意义甚微，必须考虑有效途径增大财政支出的效用。如果是由后者造成则不必过于担心，但也可以考虑其他比财政支出更具敏感性的因素以强化政策效果。
（二）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通过情景分析，在当前税收的基础上给予以1%的冲击，观察其他变量的变化情况
变量 CS P Wp Y
变化率(%) -0.20 -0.63 -0.098 -0.098
根据模拟结果可以看出：税收增加会带来消费、企业利润、工资、国民收入的减少，基本符合理论预期。税收增加减少了企业的留存收益，不利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同时减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抑制消费，对经济发展有一定色抑制作用。仅从上述四个因素的变动幅度来看，税收对于收入和私人工资的影响并不太明显，但对最终消费与企业利润有较大的影响。收入的不明显变动意味着可支配收入的改变并不巨大，最终消费的迅速减少则是由于税收增加带来的负面心理影响抑制了边际消费倾向。受税收冲击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企业，目前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大约为25%，对于部分盈利能力较差的企业来说，增加1%的税率足以带来巨大的经营障碍了。由此看来：为了增强民族企业的自主盈利能力，对部分企业给予适宜的税收优惠政策十分有必要。
三、 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研究的结论与政策含义
通过克莱因宏观经济模型系统的构建与系统参数的估计，发现美国克莱因模型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国情，中国需要自身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对所估计参数进行分析，找出目前宏观经济可能存在的几个问题：①长期存在的消费观导致内需不足，经济发展缺乏动力，对外依存度较高；②高代价吸引外资抑制国内企业自主盈利的激励；③经济发展急需找到新的增长点，否则将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④财政政策效率有待提高，部分支出可能存在浪费现象；⑤企业提高竞争力还需要政府更多的支持，对部分企业优惠政策必不可少。
这些潜在可能的问题都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经济的蓬勃发展。自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后，国外市场需求迅速萎缩，一味依靠加工性出口谋求发展显然是不明智的，除了提高企业自主研发与盈利能力之外，拉动国内需求也将变得尤为重要。民族企业强大的竞争力将保障企业良好的盈利环境，强有力的内需将增强国家抵抗外来风险的能力。因此，国内政策制定者在进行经济决策时建议考虑多向消费者与企业倾斜。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数据库.国民经济核算.219.235.129.58/indicatorYearQuery.do?id=130110100000000.
宏观经济与政策范文2
（一）“新常态”的提出及本质
我国GDP增速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处于波折阶段，总的来说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新常态” 内涵反映出的是绝非以往只注重经济总量增加，而是向宏观经济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转变。 由于不同于“三期叠加”之前表现出的宏观经济政策难以为继，故而体现了“新常态”中的“新”字；此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将会表现出的相对稳定的国家经济状态则直接反映了“新常态”的“常”字。可以简单地说，“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反哺经济的健康增长。
（二）“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
我国正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阶段，我国的宏观经济已经表现出相当一些新的变化。这些新的变化可以说是提前预知了“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些主要特征。从这些提前预知的变化来看，我国经济的运行有如下重要特征。
1.经济潜在增长率在7%左右。经济潜在增长率就来源来说主要取决于资本投入增长率、劳动投入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可以通过改善生产要素供给和提高生产率予以提升。
2.我国消费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了“半壁江山”，出口和投资已难以超越。2012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制造品生产国家，逐渐超越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方式由改革开放20年来以投资等为主导的外部需求结构向以“三驾马车”为主导协调拉动经济结构调整，完善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化升级。
二、“新常态”下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风险
（一）金融风险暴露
当前中国金融体系总体稳健，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稳中有险、稳中有忧，潜在的金融分析按不可忽视。尤其在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和结构性问题的背景下，要特别注意重点领域的三大区域性金融风险，房地产市场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产能过剩风险。
（二）产业空心化风险
决策者出台了一些列扶持政策，促进我国创新型工业和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资源更多地向这两个部门倾斜，而处于价值链的底端的一些产业必然会促使本产业向资源方转移，努力使自身走向价值链的两端，产业的稳定毫无疑问经受了冲击。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新兴产业与传统制造业等的转移引起了产业空心化风险；第二是第三产业在GDP的占比持高不下，产业的结构逐渐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空心化风险；第三是我国外贸政策向外倾斜导致的产业空心化风险。
三、“新常态”下我国几个重要经济政策转变分析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领导层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基本倾向于需求管理，决策者为维持我国GDP增速差不多是10%的高速增长而以长期的扩张性政策来刺激国内总需求。然而，“新常态”下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一??供给面的问题，而这个供给面的问题应该是一个长期性趋势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凯恩斯主义为核心的需求管理对于解决结构失衡的长期问题上并不具有比较优势，此时我们就应从供给端、从体制改革等顶层设计来着手调整。
（一）“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转变
在我国“十二五”规划的结尾之年，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异常复杂，在这种经济增速下行态势下，决策者需要看清当前国内宏观经济与国际不稳定因素，通过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适度宽松。
曾经的政府宏观调控目标是不管不顾、一心着重我国经济总量的增加和增速的加快，根据短期的经济结构性问题形势的变化，频繁使用强刺激手段来调节经济，进而导致如产能过剩、地反政府债务、金融风险和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等后遗症。
（二）“新常态”下财政政策转变
加强民生投入，激发消费潜力。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揽子的财政政策，加强对民生、社会保障等惠及大众的财政投入，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能力。在我国经济下行时，金融危机的爆发不可抑制的进一步减缓我国经济增速，这又无可避免的造成对居民生活水平的压抑。但可以预见在今后的一段时期，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望加速提升，而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将逐步解决居民消费的一大后顾之忧，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得益于政府对民生投入力度的加大。
四、“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转变要点
（一）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转变的很好切入点和抓手
19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偏向于需求而忽略供给，决策者为维持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以长期的扩张性政策来刺激国内总需求。然而，我们在“新常态”下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一个供给面的问题，而这个供给面的问题应该是一个长期性趋势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凯恩斯主义为核心的需求管理对于解决结构失衡的长期问题上并不具有比较优势，此时我们就应从供给端、从体制改革等角度来着手调整。
宏观经济与政策范文3
关键词:GDP;消费;投资;出0;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3-0006-05
一、国内生产总值概况及数据分析
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国内生产总值一般有三种计算方法:支出法、收入法和生产法。其中支出法是从最终使用的角度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最终成果的一种方法,包括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部分。这三部分就是俗称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9月,中国的GDP总额为21781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7%;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 676亿元,同比上升15.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55 057亿元,同比上升33.4%;对外贸易累计出口8466.5亿美元,同比下降21.3%。在国际上,中国2008年GDP总额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人均GDP以3315美元居世界第106位。
(一)第一驾马车:消费
2009年1-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89676亿元,占同期GDP的41.17%。我们先看看有关消费的经济指标:
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自2008年1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几个月处于低迷状态,受中外各国经济刺激政策的影响,从2008年年中缓慢上升,到年末。也就是中国的农历春节,传统的消费习惯带动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现一个阶段性的,但随着春节的结束逐步下降。2009年初,国家推出了宏观调控政策,如四万亿投资、十大产业振兴方案等,所以与2008年相比,总体情况有所缓和,经济回暖、收入上升等因素甚至使2009年10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春节期间还要高。整个消费市场出现了走出疲软、缓慢上升的良好势头。
2.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即CPI fConsumer Price Indexl,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如果消费者物价指数升幅过大,表明通胀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因素。
从图1中可以看出,2008年4月至2009年2月期间,CPI总体呈下降的趋势,自2009年3月起,CPI显示LH较缓慢的上升势头。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1)货币供应量加大,前三季度净投放现金2 569亿元,同比多投放965亿元,新增货币供应量(M2)逐月呈上升态势。(2)信贷投放量加大。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8.67万亿元,同比多增5.19万亿元。仅9月份当月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5 167亿元。上述两因素。通过乘数的作用会导致物价呈现出抬头的趋势。
3.生产者物价指数PPI。生产者物价指数即PPI(PreducerPrice Index)是衡量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的指数,是反映某一时期生产领域价格变动情况的重要经济指标。根据价格传导规律,PPI对CPI有一定的影响。社会整体价格水平的波动一般首先出现在生产领域,然后通过产业链向下游产业扩散,最后波及消费品。虽然CPI与PPI不具备直接的可比性,直接相减缺乏理论上的根据,但CPI大致反应了居民消费品的价格变动趋势,而PPI反映了工业品的价格变动趋势,以工业品为原料的居民消费品的价格总体呈上升趋势,从图l中是不难看出的。这初步证实了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加的情况下,物价也呈上升趋势。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前已经埋下了物价上涨的种子。
4.消费现状的原因分析。(1)中国百姓的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与西方不同。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还有“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等等,从这里面不难看到传统中国人的消费意识和消费心理。通常,即使最穷苦的家庭,有了收入也不敢一分不剩地花掉,老一辈的人即使在去世前也想着该给儿女留下些什么。这就奠定了中国人在危机来临时应对的基础,即使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初,也看不到有人流离失所。(2)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制约了消费的增长。城市化步伐在加快,但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未同步健全,供房的压力、子女上学的压力、赡养老人的压力,这些都迫使人们不敢花钱。例如,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即使不算择校费,九年也只能是到了初中毕业,高中及大学的花销对家长来说不可小觑;养老问题目前是个大问题,在农村尤为突出;再加上现在的医疗保障不足的情况,作为家中支柱的中年人就更不敢花钱了,所以几乎家家都有储蓄。但是应该指出,储蓄的增加制约了消费,导致了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喊的“拉动内需”拉而不动。而同时期美国的消费是要占到GDP的70%左右甚至更高。(3)中国的消费呈畸形化趋势。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不管哪个国家,普通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些,而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些,但不管哪个国家,消费均主要由普通人拉动的,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贫富两极分化太严重的话,这个国家的消费则很难拉动。例如,在金融危机中,全世界奢侈品狂跌14%,仅今年第一季度奢侈品平均跌幅就达到了10%。但作为中国较富裕省份的广东省,仅丽白广场一处奢侈品消费便狂涨了20%,价值十几万、几十万的名表的销售涨90%以上。畸形的社会消费结构,只使部分富人受益,绝大多数人需求的下降导致了社会总体消费水平的下降。
5.消费小结。通过对上述与消费相关的指标的分析,我们初步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经济出现缓慢回暖,温和的通货膨胀或已开始出现,居民收入水平上涨有限,百姓依然在捂着口袋消费,因此消费对GDP的推动作用短期内是有限的。
(二)第二驾马车:投资
本文所指的投资主要指固定资产投资。截至2009年9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已经达到155057亿元,同比增长了33.4%。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其中有133177亿元是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众所周知,城镇才是国家信贷投向的重点区域,下面我们的分析,也同样以城镇投资为出发点。
从图2可以看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数额整体呈上升趋势,同时,财政支出与银行信贷投放量也呈上涨趋势。其中在2008年8月到10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数额与新增贷款情况拟合较好;而2009年4-9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变化趋势与信贷投放的变动趋势到了几近完美的程度。
1.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对GDP的拉动作用。从图2中可
以看到,整个2008年财政支出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基本呈同一变动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救市初期,财政支出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是占相当的比重的。就数据而言,前三季度累计,全国财政收入51518.87亿元,同比增长5-3%。同时期全国财政支出45202.78亿元,同比增长24.1%。在不考虑政府转移支付的条件下,财政支出占同时期GDP的20.76%强,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3.94%强,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言而喻。2009年,中央财政多次出现赤字情况,但是比较值得注意的是,1月、9月财政出现赤字的时候正是图2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幅度较大的时候,也就是说,中央为了拉动GDP的增长,已经不计预算盈亏了。
2.银行信贷对GDP的拉动作用。在此轮金融危机中,中央虽然提出了四万亿人民币的救市措施,但政府真正掏出的资金不足一万亿,余下的部分要由地方政府、银行信贷和民间资本在“中央投资的带动下”投入到经济当中去。2009年1-9月,信贷投放量共计8.67万亿左右,占同时期GDP的39.88%。但银行信贷资金在投放方向上,也出现不少问题,例如,相当多数资金投向了地铁、马路等“拉链工程”。成了“一锤子买卖”,另有部分资金仍然涌向外贸等产能难以消化的行业,甚至2009年房地产业中迅速崛起的不少“地王”,身后都有着银行信贷的影子……产能过剩、难以可持续发展等行业占据了太多的银行信贷资金,短时间内对GDP的拉动作用较强,但长久以来难以形成GDP的可持续性动力。
3.民间资本对经济的拉动作用。2009年,民间资本的投资到底有多少,其中又有多少投入了制造业,这个不得而知。也没有现成的数据可查。但可以做一个粗略的估算,将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减掉各级政府的支出总额,再扣除银行信贷的投放,其形状大致如图3所示:
应该承认,该图形较粗略。只能大致反映民间资本投资情况,2009年第一季度之前,民间资本投资是负值,民众对经济增长的信心不足。2009年初国家的四万亿投资等救市方案出台后,居民和企业的信心得以增强、投资开始增加。就绝对量来说,图3民间资本投资数额最高的是8月份,投资额为8751.88亿元,与同时期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7593亿元相比,仅占49,75%,比率偏低。民间资本投资的低迷导致了我国的制造业面临窘境。2007年以来,国家曾七次提高利率,五次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以遏制流动性过剩,但却忽视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会导致制造业借贷困难加剧的问题,民间资本在缺乏好的投资对象的情况下纷纷撤离,造成了制造业生存压力的加大。
4.宏观经济的“挤出效应”。挤出效应指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私人消费或投资降低的效果,这个效应用来分析今天中国的经济现状应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按照上面的分析,金融危机中,政府为了维持GDP的高增长,通过财政或信贷等方式投资于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虽然GDP增长了,但是在增长过程中,财政支出和信贷支出通过隐性的利率增长“挤出”了相当多的民间资本,而民间资本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5.投资小结。扣除财政支持和信贷投放因素,第二驾马车本身对GDP的拉动作用有限,尽管实现保8%的增长率困难不大,但依赖信贷支持和财政支出带动投资增长的模式显然是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发展动力。动力应该来自制造业的良性发展和民间对制造行业的资本输入,这些都是目前的投资环境和投资现状所欠缺的。
(三)第三驾马车:出口
1.现状。在CDP的核算中,我们用的是净出口,也就是出口减进口的数额。今年的前三季度,中国对外贸易累计出口8466.5亿美元,同比下降21.3%;进口7111.7亿美元,同比下降20.4%;累计贸易顺差1354.8亿美元,同比减少26%。2009年1-7月出口降幅平均达到了创纪录的20%。从图4可以看出,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自2008年年中有所下降,在2009年初降到最低,之后又缓慢回升,净出口即贸易顺差的数额在进出口的绝对数额相对较低的2008年11月至2009年1月达到峰值,之后缓步下降,直到今天仍没有恢复。而同时期2009年19月累计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也仅为26.55%,在以往经济比较正常的年份,这个数据要占到30%甚至更高。就现状来说,2008-2009年,几万家经营纺织、服装和玩具的出口型企业倒闭,这里包括中国最大的玩具加工厂、位列全球第三的广东省东莞市合俊玩具厂,从这个角度上说,本次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2.原因分析。(1)金融危机中,外国居民购买力的下降带来中国出口的下滑甚至出口企业的倒闭,同时危机也培养了欧美人民的储蓄意识,这种意识可能会引起中国未来的出口进一步减少。例如,根据美国最新公布的数据,其居民储蓄牢已经由过去的0上升为7%了。(2)西方国家有意识保护本国的产业和就业机会也带来中国出口的下滑例如,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2009年11月7日在天津举行的、“2009年中国国际贸易学会暨国际贸易发展论坛”上说,目前全球35%的反倾销调查和71%的反补贴调查针对中国的出口产品,今年前三季度,有19个国家对中国产品发起88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反倾销57起,反补贴9起,保障措施15起,特保案7起),涉案总额达102亿美元。“特别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磨擦在增加”。由此看来,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成为阻碍我国H;口增长的源头之一。(3)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正在降低。因为人民币升值、劳动者收入提高、劳动法要求的各种保障也在提高等原因,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步降低。据报道,阿迪达斯公司高层表示,鉴于中国工资水平提高,为降低生产成本,准备将部分产品的生产及采购从中国转移出去。耐克、彪马等国际鞋业巨头也准备效仿阿迪达斯,而美世咨询一项凋查指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是高于印度的,该公司的报告中提到,在所调查的中国42种职位中,95%的基本工资成本要高于印度,经理层和专业人员的收入甚至为印度同等职位的两倍以上。
3.出口小结。随着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丧失,出口对经济的拉动效果越来越差,而且这种状况,因为国外储蓄意识的提高、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因,有可能是不可逆的甚至是永久的。
(四)三驾马车小结
表1是三驾马车在不同的年份对GDP的贡献情况。2005年以来,最终消费支出在GDP中的比重变化不大,资本形成呈上升趋势,而出口在稳定了三年(2005--2007年)后的2008年、2009年出现了较大滑坡。与2007年对比,消费的增长显然尚有较大空间;资本形成能否持续以高比率增长难度较大。那么,在未来的发展中,如何才能让GDP以更加健康和持续地维持以往的高增长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对策与建议
(一)消费
众所周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占
GDP70%左右甚至更高。而中国的消费仅占40%左右,如何将中国从制造大国转变为消费大国,这是促进中国经济良性增长的关键。总理也曾提出,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内生的动力和活力不足”,而这个“动力和活力”显然来自于消费。而消费之中,尚有巨大的潜力可挖。举例来说,在2009年前三季度的89676亿元的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县及县以下的消费额仅占31.96%,但这部分人口却占了中国13亿人口的60%以上,如何挖掘这部分人的消费潜力,笔者提出以下观点:
1.推动城市化建设,促进农民和农村消费观念的转变。城市化的发展至少有以下优点:其一,消化存量房源,带动新一轮的房地产投资热潮,拉动GDP的进一步提高;其二,促进消费,托动经济健康发展。农民不是不愿消费,而是不敢消费。因为农民还有以下几大问题没能解决:(1)养老问题。相当多的农民仍然具有养儿防老的思想,依靠子女生活在农村仍占主流。如果能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思维,先将部分农民纳入社会养老保障中去,再逐一扩展,农村和农民的消费是可以提高的。(2)医疗。尽管部分农村已经在推广农村合作医疗保障,但其力度显然尚不能足以让农民不增加储蓄或不储蓄。如果能将医疗进一步改革,扩大医保覆盖范围,也可以带动消费的增加,(3)自耕地和宅基地的资本化问题。自耕地和宅基地的资本化将决定农民是否愿意离开土地而进入城市,能否给予农民清晰的产权,将决定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推进力度。(4)变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为所在城市的市民,中国有九亿的农民,其中外出打lT的农民和家属共计4亿左右,这部分人相当多数已经熟悉和习惯了城市生活,建议率先从他们做起,将他们变为市民,以带动消费的增加。
2.扩大城市中产阶级的比重。据不完全统计,美国中产阶级的比重占人口的80%左右,新加坡更是达到了90%,而中国尚不足1、5。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曾明确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人口的比重。因为他们才是社会消费的主力军。
3.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扩大居民收入的比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目前的劳动报酬收入仅占GDP的40%左右,比世界平均数低15%,因此分配制度改革也势在必行。来京参加“2009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的英国经济学大师理查德・波茨曾提到,中国现在变得越来越富裕,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消费水平上去了,将比其他经济政策更有助于促进经济平衡。所以,他也建议中国人的工资水平应该提高。
4.加大医疗、养老的投入比重,培养能够提高消费率的消费环境。我们要培养的消费环境,除了消费,ON、消费意识外,各种抑制消费的隐性因素也应消除,如城市中养老、医疗等报销比率的提高,房价的下调等等。
(二)投资
1.在就业形势较严峻的今天,自主创新是维持竞争力和提升产业结构的核心要素。在2009年的经济救市方案中,产业结构创新在4万亿的救市方案中占比较少,仅占4%。大量资金投向公路、机场等可以大规模地吸收劳动力,刺激消费的行业。但是可能会忽视这样一点:这些产业是可持续发展的吗?它能否带来失业人口的稳定、持续减少呢,它能否使消费的增加也是可持续性的呢?除此以外,中国每年大约有630万大学生毕业。毕业即失业已经成为不少学生和家长的隐忧,而这些大学生有多少能去建地铁、修马路呢?因此建议放手支持民间资本,鼓励和刺激新兴产业出现,鼓励自主创新以提升产业结构,吸收更多的有技术、有文化的人员就业。自主创新才是经济持续和稳定发展的动力源泉。
2.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渐降低,要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应提升人力资本优势和创新优势。我们的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渐消失,低成本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必须要转型,我们需要提升的是人力资本而不是劳动力的数量。那怎么提升人力资本呢?建议改革目前代加工业的现状,延伸产业链,除代加工外,延伸到设计、物流、仓储、广告、市场、销售、推广等等方面,成为整个链条中的99%甚至100%,将各个环节升级换代,人力资本和创新的结合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
3.国家政策支持和信贷投向应向民营制造业倾斜,创造健康投资环境。民营资本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必备要素,也是经济中内生的力量所在,更能引领未来社会的产业升级与产业创新,建议国家通过投资补贴、银行信贷等方式重点支持民营制造业的发展,以使经济实现可持续性增长。
(三)出口
宏观经济与政策范文4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政策；政策分析；价值取向
自2007年至今，在美国次贷危机、欧盟货币的影响的，全球经济的基本层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世界经济陷入到了明显的衰退之中。在近两年，一些国家（包括我国）逐渐走出了危机的阴影，经济增长的需求呈现出上升的趋势[1]。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变压力为动力，充分使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使之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在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可见，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面前，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出台了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加以应对。对我国来说，身处后危机时代，因为资本项目管制和金融体系的结构等因素，并未受到太多的影响。但是，在宏观经济学层面，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文章以此为视角，对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分析，阐述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给出了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旨在通过本文的工作，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可供借鉴的管理信息。
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
（一）财政政策的理论依据。（1）对政府购买性支出来说，指的是政府借助国家资金购买商品或者劳务的支出。在财政政策中，只要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国民收入会出现成倍的增长。在本次经济危机中，我国政府通过增加投资，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拉动内需的同时，使相关行业与产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2）转移性支出也叫做转移支付，指的是政府不直接到市场上完成购买行为，而是将财政资金转移至社会保障与财政补贴方面，而对那些接受转移资金的社会组织和个人要经过市场购买商品或者劳务；（3）通过税收对总供求进行调节。从财政学的角度将，国家适当的减少税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国民收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政府为了减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减税，能够使一些企业获得更多的收入，使那些企业已经亏损的企业实现再次盈利，能够维持现有的生产，在购买原材料、销售产品等环境能够保持一定的竞争力[2]。这样一来，不但能够活跃市场，还能都增加就业岗位，减少失业率，促使经济的增长。
（二）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1）为了对经济危机做出有效的回应，通常要通过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中完成，比如利率优惠。这是中央银行以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为基础，以国家重点发展的经济部门或产业为依据，对其采取较低的利率，目的在于能够促进相关产业或部门的发展和壮大，促进就业；（2）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常用的货币工具，其具体操作为，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的规模约束，通过扩大信贷规模，在某种程度上，保证金融体系流动性的充足，更好的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撑，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要更具新问题、新情况对政策作出及时、充分的调整；（3）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存款准备金政策是最为常用的工具之一，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借助降低商业银行交存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并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高社会货币供应量，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流动资金。尤其当经济进入到了低迷期，需要借助降低再贴现率的方法增加货币的供应量，以此刺激消费，增加财政收入。
二、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兼对产业和区域经济的讨论
（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经过了多年的发展，我国“四大板块”的区域发展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即便这几个板块在重要性方面没有显著区分，但是，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下，一些地区（板块）的发展已经落后了，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显著的差距[3]。比如，中部的内蒙古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划给了西部地区，在经济上得到了政策的扶持，吉林省、黑龙江省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国家再一次的重点关注。除此之外，河南省、安徽省、山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西省，大多属于粮食主产省区，在农业、交通区位和自然资源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国家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为了进一步的使这些区域得到均衡的发展，已经全面整合了不同省份的有利条件，在加强相互协调与配合的过程中，相关的规划引导与政策扶持相继出台，对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
（二）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时代”，但是，因为政策不合理，和进口设备的减免税等，一些本国产业处在了竞争劣势地位。此外，内资和外资企业在税收政策方面存在不公平的情况，知识一些产业内的企业市值被严重拉低，最终成为其他企业的并购对象，演变成为组装厂和装配线，产业的“空心化”情况较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调整与完善相关产业政策，借助多种手段支持国内产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要不断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开发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带动作用的产业和企业，使其能够从加工装配向自主研发转变和延伸，在强化传统产业与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的同时，最大限度的提升产业的水平。此外，还应该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产业的自主创新，使产业内的企业能够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
三、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
（一）对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当前，由于后危机时代各种利益集团组成的利益结构十分敏感，因此，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应该指向市场，并使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能够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这是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全球性的蔓延已经使我国遭受了一定的冲击，同时也暴露了我国目前国货币金融体系的缺陷。从这个角度讲，应该有效解决国内货币政策目标和各国对美元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和你冲突。即使在后危机时代，也能够通过改革与完善货币体系，构建一个可以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态势。
（二）依靠自身力量，彰显市场经济道德。为有效应对经济危机的影响，在后危机时代能够在宏观经济方面获得更大的进步，需要依靠自身力量，彰显市场经济道德。具体操作为，通过扩大内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济增长对供给贸易的依赖；借助危机中的机遇，不断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升级和转型，以此加速产品与设备的更新速度；同时，要调整出口结构和方面，在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方面多下功夫[4，5]，此外，还应该积极寻求更多的经济合作伙伴，通过合作和联盟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三）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进行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的初衷在于最大限度的规避金融风险，可在后危机时代，一些企业将金融衍生品看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机工具，认为的把衍生产品复杂化，这样一来，金融衍生品的风险被空前的提高，市场规模也已经超越了实体经济的规模和限制，一旦危机再次爆发，将会使实体经济再凑受到冲击。为此，需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进行金融创新，通过有效的方法，积极应对市场上的潜在风险，否则，金融监管的金融创新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四、结束语
在经济危机之后，往往会进入到一定区间的后危机时代，依照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理论，这一时期指的是萧条阶段已经结束，复苏阶段尚未开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企业要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层面，都要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文件的货币政策的同时，通过调整宏观调控的方向与内容，不断扩大内需，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文章以此为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希望这些结论能够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
宏观经济与政策范文5
【关键词】宏观经济；货币政策；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
一、引言
美国次贷危机显示了不良贷款率与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低迷的CPI使美联储调低利率刺激需求，也使银行放松贷款审核，导致信贷快速扩张，信贷高增长会引起未来不良贷款大量积聚的风险。趋势反转时，美联储为抑制资产价格增长调高利率、收紧银根，企业资金链断裂，偿债能力出现困难，大量不良暴露。货币政策在我国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前些年为促进复苏我国采取4万亿投资和宽松货币政策，这些政策会影响信贷质量。因此，分析宏观经济、货币政策与不良贷款的关系意义重大。
二、文献综述
关于宏观经济与不良贷款的关系，Gambera（2000）[1]and Fofack（2005）[2]分别研究美国和非洲银行，发现不良贷款主要受经济波动的影响。周忠明（2005）以江苏省379户企业为样本进行调查，得出约70%不良贷款的形成与宏观经济波动有关。[3]李思慧（2007）[4]和李麟（2009）[5]分别采用主成分回归和VAR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不良贷款与宏观经济指标呈强负相关。
对于货币政策与不良贷款的关系，Jimenez（2008）and Ioannidou（2009）分别研究西班牙与玻利维亚银行的“风险效应”，研究表明扩张性货币政策将带来更高的信贷风险。于一（2011）采用1999-2009年50家银行数据考察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刺激银行风险，风险的动态性将其延续到货币政策紧缩阶段。[6]
由此可知，大多文章忽略了经济运行中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实际上，不良贷款率在随
经济波动而变化的同时，货币政策也会影响信贷质量，本文将同时考虑两者的作用。
三、机理分析
经济增长会对不良贷款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不良贷款率会随着宏观经济波动而波动。随着经济增长，企业盈利能力提高，有足够多资金偿还贷款，可降低信贷风险，即宏观经济状况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另一方面，国家往往会采用宏观调控来熨平经济波动，央行会收紧流动性，这将增大银行风险暴露，不良率上升。
货币政策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具体可分析如下：当经济低迷时，央行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这时银行放松贷款准入条件，扩大信贷规模，使得一些盈利能力较差的项目也获得贷款，企业财务状况变好，拥有足够多的资金用于还贷，使得当期不良贷款率下降。但实际上信贷高增长会降低贷款质量，引起未来银行不良贷款大量积聚的风险。等到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央行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通货紧缩的出现使得大量不良贷款开始逐渐暴露。由此可见，货币政策会对宏观经济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削弱，两种效应究竟哪一种效应占主导，需要采用实证的方法加以研究。
四、实证分析
1.变量选取、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实际GDP增长率（GDPR）反映经济景气程度，采用M2增长率（M2R）、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BIR）和存款准备金率（RE）作为货币政策变量，被解释变量为不良贷款率（NPLR）。采用2004年Q1至2012年Q4的数据来进行分析，样本对象为我国商业银行。为使结果更准确，本文采用施华强（2005）的方法[7]将银监会网上的不良率数据加以变换，计算剔除剥离的不良率，即NPLR。
2.实证研究过程
首先采用ADF方法进行平稳性检验，所有变量都是I（1）序列。其次进行Johnso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NPLR，GDPR，M2R，BIR，RE）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本文选用VAR模型来具体分析各宏观经济变量对不良贷款的影响，滞后阶数由LR、FPE、AIC、SC和HQ值确定为2。由脉冲响应函数可知GDPR对NPLR的冲击为负，这表明宏观经济形势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M2R对NPLR的冲击为负，BIR和RE对NPLR的冲击为正，这表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会带来不良贷款率的上升。当经济形势良好时，虽然货币当局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抵消一部分不良贷款率的下降，但总体而言银行面临的信贷风险还是下降的。根据方差分解，可得出NPLR受其自身影响最大，其次为GDPR和M2R，而受BIR、RE的影响较小。这也说明货币政策只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抵消宏观经济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并且BIR和RE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较小，与脉冲响应结论相一致。
五、结论及建议
1.结论
（1）GDP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这表明虽然货币政策会从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增长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相对较小。M2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利率与存款准备金率与不良贷款率呈正相关，故扩张性货币政策会降低不良贷款率。
（2）在货币政策工具中，M2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最大，而利率与存款准备金率的影响较小，这与我国实际情况相一致。由于我国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而存款准备金率这一数量型工具较为猛烈，故我国常采用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
2.政策建议
（1）由于货币政策会影响信贷质量，所以央行要对其风险效应做出前瞻性和系统性把握。在衰退时，当期扩张性货币政策能够较快带来经济企稳回升的效果，但这一过程积累的风险会在随后几期释放，为随后经济复苏中的风险埋下隐患。
（2）不良贷款大部分都是在贷款增长较快时期投放出去的，因此为保证银行稳健运行，在实施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央行有必要抑制信贷过快投放。
参考文献：
[1]Gambera M. Simple Forecasts of Bank Loan Quality in the Business Cycle [J].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2000.
[2]Fofack， Non-performing loans in sub-Saharan Africa：Causal Analysis and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J].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2005.
[3]周忠明.不良贷款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J].银行业监管，2005，6：45-46.
[4]李思慧，颜向农.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与宏观经济因素相关性实证分析[J].时代金融，2007，5：45-46.
[5]李麟，索彦峰.经济波动、不良贷款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J].国际金融研究，2009，6：55-63.
[6]于一，何维达.货币政策、信贷质量与银行风险偏好的实证检验[J].国际金融研究，2011，
12：59-68.
宏观经济与政策范文6
外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远未结束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可以用“三F”来表示，即FinancialCrisis(金融危机)、FUelCrisis(石油危机)和FoodCrisis(粮食危机)。索罗斯日前曾指出，美国当前可能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
目前，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断下滑，金融危机已经从次贷蔓延到优级抵押贷款。美国最大的两个房地产贷款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近期陷入困境便是证明。这两家金融机构持有大约5.3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债权，占整个市场规模的44%。这两大公司面临财务困境，势必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要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掉以轻心，不要以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危机还远未到达“结束的开始”(thebeginningOftheend)，很可能仅仅是“开始的结束”(theendOfthebe-ginning)。
内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国内的通货膨胀
1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的直接和间接途径
发端子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影响到了中国，部分中资银行机构购买的次级抵押债券价格缩水，更严重的是，由于中国是美国机构债的最大持有国，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又是美国最大的两家机构债发行人，因此中国持有的机构债不仅会账面缩水，而且还会面临违约的风险。无论如何，“两房”危机已经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造成极大冲击。次贷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损失还会表现在资本流动、贸易保护等诸多方面。随着次贷危机的发展，可能会改变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极可能导致短期性投机热钱流入中国，也可能导致热钱的迅速抽逃。次贷危机和美国经济下滑将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进而造成中国国内输入型通货膨胀。而美国经济下滑又会引发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抬头。
2美国经济减速或衰退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研究人员测算，中国出口对美国收入的弹性大约为4。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下降1%，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可能下降4%。考虑到其他国家经济增速也会因美国经济减速而下降，加上中国出口对许多重要贸易伙伴的收入弹性也在3~4左右，因此，以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1/5左右计算，美国经济增速下降1%，中国的总出口增速大致下降2%。
3对中国的通胀形势必须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既有成本推起也有需求拉动的性质。但本轮通货膨胀的发生，从根本上、从源头上说，是经济过热的结果。当前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的暴涨，以及国内工资成本的上涨(还有天灾)，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发生也有重要作用，而且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说，也是世界范围内经济过热的结果。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第一，通货膨胀的发生和发展，滞后于经济过热的发生和发展数个季度甚至、年以上。2007年的经济过热，不但对当前的通货膨胀，而且对和未来的通货膨胀将会发生影响。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高达10.4%，依然高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压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
第二，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是在依然存在物价管制条件下的通货膨胀水平。为了改善资源配置，增加供给，政府必然会逐步放松物价管制。由于价格下调的刚性，一旦解除对关键性产品的物价管制，通货膨胀率将会上升。
第三，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如铁矿石)的上涨——尽管目前已经有所回落，已经而且还将增加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中国PPI的上升。
第四，中国的PPI在最近几个月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10%。下游企业将越来越难以消化PPI的上涨。一些企业将因亏损而倒闭、减产，但这并不意味产品价格不会上涨。因而，CPI很可能将因越来越多的产品的价格上涨而上涨。此外，CPI并不是衡量通货膨胀的唯一尺度。例如，GDP—缩指数依然在快速上升。中国面对的不仅仅是猪肉或其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是物价的普遍上涨。
第五，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通货膨胀的上升趋势得不到扭转，通货膨胀预期将会加强，通货膨胀预期下的企业和个人的自我保护行为(如要求增加工资、囤积、抢购等)将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在目前条件下，抢购之类的现象不大可能发生，但工资一物价的上升螺旋却可能形成。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前瞻:坚决遏制通胀
国务院最近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的位置。笔者认为，尽管CPI的上升速度可能会因基数和农产品价格回落等原因而出现回落，但对通胀的警惕不能放松，宏观经济政策仍应该坚持把抑制通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首要目标的方针。如果中国能够及时采取措施抑制通胀，经济就不需要急刹车;如果过早放松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就可能反弹。最终不得不急刹车，损失则要大得多。
1抑制通胀无需惧怕经济增长速度适度降低
由于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途径应该是抑制总需求。换言之，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的总需求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是增长最快的两部分。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中国的投资率超过45%，是世界之最。由于房地产投资对总投资的增长贡献最大，且存在较严重的泡沫，因此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重点。抑制经济过热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必须付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中央政府关于“两防”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在通货膨胀回落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切不可以改变。投资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的方向，我们没有必要对两者增长速度的下降，特别是对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过于担心。目前速度降一点，是正常的，不必紧张。没有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就不能有增长质量的提高，也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防止经济过度下滑可以做些预案，但还没有到需要立即实施的程度。在当前形势下，释放出政府将会对“反通胀”方针加以调整的信号是绝对有害的。即便需要对某些具体政策进行微调，也不应使公众产生“政策将会放松”的印象。例如，基于货币政策松动的预期，许多银行提前放贷，夸大信贷紧张程度，营造信贷需求旺盛、规模紧张的氛围，以倒逼中央银行。温总理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8%的提法，显示了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为治理通货膨胀预留了充分的余地。笔者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通胀率4.8%的目标今年恐怕难以实现，可以延长实现这一目标的期限，但没有必要对此目标加以改变。而且，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最终维持在3%左右。
2治理通胀离不开货币紧缩
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话虽然不能说得极端，但宽松的货币供应环境毕竟是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离不开货币紧缩。除非通货膨胀形势有了根本的好转，否则，货币紧缩的大方向是不会也不应该改变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减少有效需求，从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治理成本推起型通货膨胀，自然要增加供给，但为增加供给所能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有限的(减税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且难以在短期内见效。一般情况下，即便通货膨胀是由供给方原因所造成的，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除实行其他政策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为求抑制通胀，需要付出更大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1980年代，为了抑制由于石油冲击造成的通货膨胀，美联储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美国经济一度陷入“滞胀”。但历史表明，美国当时的经济衰退换来了以后20多年的低通货膨胀。而这种低通胀，则为美国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多年的低通胀来之不易，一旦失去，要想重新获得，所付代价将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已经越来越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如财政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来解决。
3为了改善经济结构应继续使人民币升值
中国的本次通货膨胀不能不说同其汇率政策有关。中国本轮通货膨胀的货币源头及其发展可以分为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优惠的引资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了中国的双顺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双顺差日益固化为结构性的双顺差。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需依赖度日益提高。
第二，由于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在双顺差条件下，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释放出人民币。
第三，央行的干预导致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大量增加。为了防止基础货币的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央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冲操作:卖出央票，回收人民币;提高准备金率。央行的对冲是成功的，但由于存在种种制约因素，对冲难以完全冲销掉过剩的流动性。事实上，中国的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就为通货膨胀的发生创造了货币条件。
第四，中国的持续、巨额双顺差必然导致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产生，这种预期进而导致了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之外的资金的流入，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央行的对冲的负担。过剩流动性进一步增加。
第五，解决由双顺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的最简单办法是让人民币根据市场的需求自由浮动。但是，由于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人民币汇率一旦自由浮动，上升幅度可能过大。由于担心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严重打击，中国选择了人民币缓慢升值这一路径。
第六，人民币缓慢升值和中美利差的倒挂导致热钱流入。在人民币升值速度缓慢条件下，防止热钱流入的唯一方法是实行资本管制。
4必须加强资本项目管制
如果已经确定了人民币缓慢、渐进升值的方针——尽管笔者不认为这是最佳方针——我们就需加强资本管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取决于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只有当资本管制完全有效时，才谈得上人民币升值的自主性，即升值速度才可以由中国自行掌握。当前央行对跨境资本流动加强管理的方针是非常必要的。但笔者认为力度还应该进一步加强、覆盖面应该进一步加宽。“严进宽出”应该调整为对进和出都实行有效管理。在强化对“热钱”防堵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对“热钱”突然流出、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而防患于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