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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经济发展状况范文1
爱实习网调查显示，在就业地域选择上，大部分学生仍然倾向于在大城市就业。有 63.6%的学生选择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工作，仅有 7.3%的学生选择去中小城市实现自己的理想。
在大城市就业的四大优势
毫无疑问，大学生就业、创业在大城市有诸多优势。首先，就业机会多。一线城市发展配套设施齐全，聚集了大量的企事业单位，有相当多的岗位空间，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让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择业，让英雄有用武之地。
其次，工资待遇高。专业相同、能力相当的大学毕业生，在不同地域、不同行业就业，工资的水平是不同的，甚至差异很大。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大学生进入企业后的基本工资会比一些中小城市高出不少。
第三，个人进步快。大城市走在经济发展的前端，最先接触先进的技术、管理知识，能够紧跟或超越时展的步伐，这也能让人学习到更多的知识，从而全面提高自身的能力与素质。
另外，更重要的是，大城市拥有很高的创业成功率，创业空间广阔。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城市，大量的企事业单位产生了大量的需求，当今社会专业化越来越强、分工越来越细，企业不是多面手，它的运作需要多个行业的配合，这时，有能力、有特长、专业化能力强的大学生可以在一段时间的磨练后，根据自身情况建立自己的事业，成立自己的公司、个人工作室，或者做一个自由职业者，以不同的创业方式实现自己的价值。
选择中小城市就业的三大理由
相比大城市，中小城市可能在一些方面存在不足与缺陷，但其也有大城市无法比拟的优势。首先，生活质量可能更高。中小城市的生活成本较低，虽然工资较之北京、上海等地区从数量上看要少一些，但相比大城市的高消费高支出，在中小城市用更少的钱能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
其次，城市文化更突出。所有的巨型城市都开始趋同化，比如几乎所有因为思念老北京而回到北京的人都会失望，因为“老北京的韵味”已经消失了。相反，二线城市可能保留了更多的城市韵味。
第三，政策导向。近年来国家为了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就业、中小城市就业，出台了很多鼓励与优惠政策，为大学生到中小城市就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所以说，大城市虽然经济发达，确实存在更多的发展机会，可毕竟城市所能接纳的新就业人口有限，且竞争也会更加激烈。从我们的调查结果就可以看出，只有 7.3%的学生选择到中小城市就业，这意味着中小城市的竞争相对较小，所获得的机会也许并不比那些大城市少。
就业城市选择的三大标准
那么，面对就业前景，到底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就业才是正确的呢？
作为一个求职者，应该去主动适应自己所工作的城市，而不是要城市来适应你。当你进行选择的时候，要考虑一下这个城市的特色、发展状况，自己能否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梦想，能否适应这里的一切等等问题，在这里，建议大学生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首先，看经济结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经济结构，它决定了这座城市对各类人才的吸纳能力，而且每个城市的经济结构不会轻易改变。比如杭州的旅游业在经济结构中历来处于重心地位，所以对旅游专业人才的需求量相对比较大，那么这类人才在这里的发展机会就比较多。打个比方，如果一个重工业专业的毕业生去一个旅游业发达的城市，肯定就不会有太大用武之地。
第二，看城市文化。一个城市的文化是保守还是开放，直接影响着它对外来者的接纳程度。一个完全开放的城市在各个行业都会对外来人员敞开大门，而相对保守些的城市本土化思想就会多些，在某些行业的用人上就会倾向于本地人。特别是国营企业，几乎每个城市的国营企业都倾向于用本地人。如果毕业生希望进国企，最好选择去自己的家乡就业。
第三，看城市发展状况。一般来说，一个城市经济越发达竞争就会越激烈，所以那些喜欢挑战、适应能力强的毕业生比较适合去大城市，反之，去一些竞争压力较小的中小城市比较好。
一线城市经济发展状况范文2
安徽省作为中部振兴大军中的中坚力量，其经济结构有着不可或缺的代表性，我们搜集到2000－2010年安徽省的部分经济数据，并据此对安徽省的经济结构进行分析。
1．人均GDP:它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人均GDP指标越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越高，一个地区越发发达，它的人均GDP就越高。
2．农业:众所周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一个国家的农业越发达，它的经济也就越发达，并且安徽是农业大省，农业的发展状况更加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水平。
3．工业:工业是一个地区兴盛的标志，一个地区工业越发达，文明程度就越高，因此工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提升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4．运输业:运输业就像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它使得各个地区的资源得以融合，促进了资源利用的效率，加快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并且在运输业发展的今天，它给国民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贡献更是不可忽视。
5．旅游业:旅游业是一个新兴产业，它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代表，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兴行业，其发展程度也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所以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同样不可小视。
二、回归结果分析
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可决系数为0．9999，修正的可决系数为0．9998，说明模型对样本拟合得非常好。F统计量为18232．79，或其概率值P=0．0000，说明在显著性水平0．05下回归方程在整体上是显著的，模型对人均GDP的解释程度几乎接近99．9%，。T统计量除了X1因素以外，其他因素均大于2，说明另外三个因素对模型影响显著。结果显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农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0．5991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工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2．5484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运输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2．9083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旅游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0．4075元。
三、计量经济学检验
1．多重共线性检验。可以看出每两个简单相关系数均大于0．8，说明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可决系数为0．9999，修正的可决系数为0．9998，说明模型对样本拟合得非常好。F统计量为22115．46，或其概率值P=0．0000，说明在显著性水平0．05下回归方程在整体上是显著的，模型对人均GDP的解释程度几乎接近99．9%，T统计量各个因素均大于2，说明每个因素因素对模型影响显著。
2．异方差性检验。通过White检验检验模型，得出nR^2的值为9．9376且P(nR^2)＞0．05，说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3．自相关性检验。通过布罗斯－戈费雷或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可以看出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四、总结
最终模型为:Y=1012．6200+2．6382X2+3．0338X3+0．4557X4结果显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工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2．6382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运输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3．0338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旅游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0．4557元。
五、政策建议
由计量经济学建模过程及结果可以看出，农业对于人均GDP的增长可以忽略，工业，运输业，旅游业对人均GDP的影响比较显著，我们应当大力发展这三个产业。鉴于安徽省自身的区域优势和资源优势，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立以马鞍山，芜湖，铜陵等省内工业城市为首的工业特区，发挥其临近长江，靠近南京等重要二线甚至一线城市的的优势，紧跟长三角城市经济带的政策领导，以及高效地利用地理资源，政府可以投入重资打造长江中下游城市工业区(园)，开发高新技术，不断促进工业高速高效地前进。
2．皖北有个交通运输业的重市－蚌埠，号称是火车皮拉出来的城市，其地势平坦，并且又有交通运输枢纽的历史，只是近些年发展有些缓慢甚至停滞。政府可以投入资金，大力发展一蚌埠为首的皖北交通运输特区，兴修铁路，并提供一些便利支持和帮扶政策，加速皖北的兴起。并打通与北上广的交通脉络，加速省内外的交流，带动安徽省的经济向又好又快的方向发展。
一线城市经济发展状况范文3
一、我国大中城市服务外包业发展面临的趋势
服务业是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发展的产业基础，随着我国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城市产业集聚和人口功能作用的发挥，服务外包也将随着服务业的升级与优化出现新的趋势。
1.集聚化
随着“十二五”计划的推进，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服务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服务外包业促进经济转型和结构优化的效应日益显现，其战略地位将不断巩固和提高。城市化推动服务业功能集聚，促进了城市知识、资本、信息、人力资源等的大规模流动，在城市功能转型的基础上，服务业与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相融合，生产过程从以资本要素投入为主(如金融、保险等)转向知识要素投入为主(如信息、广告、市场调查、会计、律师、管理资源等)，服务业产值增长带来规模扩张，服务型企业快速成长，部分领军企业进入高速成长期，大中城市现代服务业和服务外包业出现集聚化趋势。
2.中间化
由于低成本的云计算(cloudcomputing)、SaaS(软件即服务，software-as-a-service)等新兴服务模式能从多方面降低企业信息化门槛和风险，大中城市服务业逐渐向信息服务、金融服务和医疗卫生服务等行业延伸，并向生产部门输出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巩固和加强了服务“产业的中间人”地位，服务外包市场潜力进一步被挖掘;另一方面，政府向社会和市场购买公共服务，促进政府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演变、从“大政府”向“小政府”发展，服务走向市场，扩大了服务外包需求。此外，中西部地区受益财政刺激计划的程度大于东部地区，产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速度将创历史水平，服务外包业由一线城市向二、三线转移中构成新的服务外包产业链，促进大中城市服务外包形成新的利益格局。
3．离岸化
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使传统和新兴发包市场(中欧、中东、亚太、拉美和非洲等地区IT消费市场)日益活跃，在岸、近岸和离岸等多层和混合外包模式日益创新。不仅制造业生产过程被拆分为不同的工序、区段和环节，而且价值链增值的所有环节，如研发、采购、分销、财务、融资、对外公关和人力资源管理等都正在被拆分和外包，以实现更大范围的资源配置，其中跨国公司起主要推动作用。随着服务业跨国投资壁垒降低，中国市场备受青睐，大中城市招商引资聚焦服务外包业，政府推动力度空前，离岸服务外包成为现代服务业新的增长点和城市化的“加速器”，其发展广度与深度呈现良好前景。
二、大中城市服务外包发展差异及优势消长
长期以来，由于国家非平衡发展战略的影响，沿海与内地城市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距，近年来又由于各大中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不同，服务外包客观上存在区域差异。例如大中城市(以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为代表，2010为21个城市)，集中了我国服务外包90%以上的业务，其优势差异十分明显。表2说明，核心优势的差异必然带来这些城市服务外包产业环境、产业规模、产业细分程度，产业政策的差异。“十二五”期间，国内外经济发展不平衡对我国大中城市服务外包的优势消长有多重影响。
(一)发包国经济环境变化
对大中城市服务外包的影响差异以2011年初日本发生地震灾害为例，虽然影响我国服务外包业特别是IT服务外包业务不容置疑，但大中城市所受到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具体分析如下:
1.服务外包市场结构差异及影响
我国领军服务外包企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但同时获得2010中国服务外包领军企业“10强”中，东软、华信、海辉等企业的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有70%以上来源于日本，有的高达90%以上，日本地震灾害对这些企业承接日本软件外包业务的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而软通动力、文思等公司承接日本业务的比重小只有5%～10%，其影响就比较小。
2.服务外包地区分布差异及影响
尽管日本地震灾害对我国ITO的影响无法避免，但由于日本发包方一般集中在东京、大阪和名古屋等大城市，对我国承接服务外包业务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小;又由于大连、北京、上海因地缘关系对日本市场依赖性强，受影响较大，其他城市则受影响程度较小。
3.服务外包周期性差异及影响
日本灾害初期经济下滑，IT投资需求缩减，合同执行受到影响;而在中期，日本灾后重建会采取设立离岸灾备中心等措施，可给我国带来新的市场机遇;从长期看，如果我国服务外包企业实现多元化经营，拓展欧美市场，未来日本市场的比重又难以确定。
4.汇率变化的影响差异
日本灾害后出人意料的是日元大大升值，对服务外包成本的影响反而是正面的;但长期来看，灾害引发对经济的心理预期影响，必然会影响成本、市场和需求，日元贬值又不可避免。可见，发包国经济环境变化对服务外包的影响差异性极大，2011年8月标普对美国评级下调使非常脆弱的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前景进一步恶化，对服务外包的市场预期也不容乐观，但其影响的复杂性不能一概而论。由于大中城市经济传导机制差异，不同城市应该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从优势消长中正确定位发展战略。
(二)新兴服务外包承接国对大中城市的影响差异
在全球服务外包承接地，目前有40多个国家宣称具有提供全球的能力。原来印度、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俄罗斯的承接地队伍中，又将增加越南、南非、匈牙利、巴西、智利、墨西哥等国。单就拉丁美洲国家而言，除上述墨西哥、巴西外，还有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等国也开始尝试接包。欧洲除爱尔兰、俄罗斯外，捷克等中东欧国家也纷纷加入国际服务外包接包地行列。这类国家将以自己的特色来显示竞争实力，从而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发包国家选择接包地，全球服务接包地将划分为若干为特殊客户群服务的外包市场。服务外包承接地优势消长趋势也将更为明显。这一趋势给大中城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低工资成本并不是承接服务外包的唯一优势，从东欧到亚洲，服务外包承接商可以成倍于印度的工资提供服务，其赢得市场的原因在于服务外包业竞争出现了多元因素，包括语言、专业技能、商务便利、电讯设施、来往旅行时间、解决方案与模式的合理性等等。这既对我国大中城市以低成本优势承接服务外包带来新的挑战，又表明大中城市差异化发展具有广阔的空间。
(三)接包国经济环境变化对
大中城市服务外包业的影响差异国际经验表明，离岸外包的驱动力在于可以使发包企业节省30%～50%的成本，而汇率波动，特别是接包国货币持续升值将直接抵消服务外包企业的竞争力。2006年印度卢比对美元升值了10%，曾严重打击了印度货物和服务的出口的竞争力，导致ITO和BPO业务下降，这也是发包国定单转向包括我国在内的国家和地区的原因。
1.人民币升值影响及差异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将削弱我国离岸外包业务的成本竞争力，影响我国外包企业的成本和利润，引发大中城市之间的优势消长。发包方可能离开我国一线城市采购性价比更高的服务，二、三线城市服务吸引力自然提高;而一线城市大型公司往往通过较强的议价能力和防御手段争夺发包方，如利用替代货币支付或运用综合优势谈判签约，从而对处在起步阶段的二、三线城市的服务外包企业产生“挤出效应”，部分企业可能失去生存的利润空间而退出市场。
2.国内CPI上涨及工资差异
通货膨胀及工资变动可以改变外包订单的流向。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台湾和韩国的经验证明，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工资会伴随通货膨胀出现明显的上升。我国2009年以前年均通胀率为2%左右，较高的生产率支撑了年均12%左右的名义工资增长率，但2009年以来，中国宽松的货币政策严重恶化了通货膨胀预期，影响了依赖低成本优势承接服务外包业的能力。我国目前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而且在“十二五”期间，大中城市可能进入工资相对较快增长的时期，二、三线城市工资增长速度将快于一线城市，一旦工资增长速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企业又缺乏承接高端业务的能力和难以提供增值服务，部分城市低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服务外包业发展失衡与产业稳定性产生矛盾，导致二、三线城市服务外包产业振兴战略失败。
3.大中城市竞争力差异及影响
服务外包承接地政策和其他因素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很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以经济竞争力、文化竞争力和社会竞争力为基础，并结合生态环境竞争力后计算得出《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排名》。在我国100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排名中，2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排名如表3所示。从表3中排名不难看出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综合竞争力新的差异，第一名城市与最后一名城市相隔83名，沿海城市的天津、厦门排在中部城市武汉之后，中部部分城市南昌和合肥落后于西部城市重庆、成都、西安。由于城市竞争力差异，大中城市服务外包供应商在人员素质、客户资源、服务交付、品牌建设等核心能力上各异，参与详细设计、程序开发、系统测试及数据处理等低端业务的企业与从事行业咨询、综合解决方案提供等高端外包服务的企业相比，处于国际服务外包价值链微笑曲线位置产生差异。可见大中城市的优势消长是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且会常态化。
三、大中城市服务外包业可持续发展对策
国家竞争，区域竞争和企业竞争已构成大中城市服务外包业三层架构，但多数城市服务外包产业尚处在起步阶段，产业规模小、专业化层次低、产业链不完善、人力资源和品牌缺乏、金融担保和公共配套体系薄弱，主要竞争优势还是依靠低成本，这无疑是一种低端发展道路。笔者认为，在大中城市的优势消长变化中，随着宏观政策与微观措施走向完善，最急迫需要解决的是加快建立中观层面的横向组织与机制的建设，以衔接政府层面的政策支持和企业层面的技术需求，变大中城市的优势消长为优势互补，实现服务外包业可持续发展。
1.建设中介机制:解决大中城市服务外包业发展短板
行业协会及中介组织的发展与规范化程度是一国市场经济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我国服务外包业水平的标志之一，但一些大中城市服务外包行业协会组织缺位，许多应该由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完成的事却被政府包揽。虽然政府在参加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支持政策方面是完全必要的，但政府行为“过度”会对行业协会组织产生“挤出效应”，使其不能充分发挥联系政府和企业的作用，成为“短板”。即使有行业协会的城市，其定位也不明确，形同虚设。因此，不仅要在大中城市之内，还要在大中城市之间确立行业协会及中介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搭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有益桥梁，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之间建立有机联系。
2.创建信息机制:实现大中城市服务外包业资源共享
服务外包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两大因素合力催生的产物，成本、人文、技能、基础设施、商业和政治环境是大中城市承接服务外包的关键因素，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往往导致服务资源浪费，外包项目成功率低，加剧了大中城市发展失衡。建立跨区域的高效的信息共享机制，让服务的买家与买家分享信息资源，让更多客户主动适应动态的交易环境，对降低服务成本，趋利避害，化解市场风险，实现收益共享，防止同质化竞争具有重要意义。建设大中城市服务外包信息资源平台共享机制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关系到大中城市服务外包业长远发展，又可能与本地区现实利益相矛盾，需要各大中城市共同规划与部署，提供各种有力的支持，包括资金投入、技术引进、设备配置、信息资源协调、人才培养，标准化制定等方面综合协调，让信息共享平台真正显示活力与效率。
3.灵活经营机制:探讨大中城市服务外包业差异化模式
服务外包业几乎不存在先行者与后来者的区别，业务需求不断催生新的业务模式，使新兴行业和企业不难获得平均水平之上的超额收益。因此，大中城市的企业不要把目光聚焦在传统服务产业之上，而是通过自主创新，选择适应服务外包业发展的模式，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政府和中介组织既要帮助企业参加国内外大型展会、邀请国内外发包方实地考察以获取订单，又要创新服务外包模式，兼顾企业“在岸”与“离岸”业务，“走出去”和“引进来”业务，生产性、生活性与公共服务外包业务，形成多元化经营渠道和差异化发展效应，以期不断拓展新的市场空间，增强竞争优势。
一线城市经济发展状况范文4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深入，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贫困县的发展，发展县域经济成为脱掉贫困帽子的关键举措。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得出，贫困县要想发展，必须立足于自身优势，夯实基础，创新县域经济发展工作思路，本文通过分析贫困县发展的困境，探索贫困县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为贫困县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
贫困县；发展模式；县域经济
当前正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期，随着扶贫攻坚扎实推进，党和国家越加重视贫困县的发展，县域经济更是决定了整体经济取得长足发展的重要基石。贫困县在进行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国家给予了大量的政策支持和资金补贴，如若能够依靠自身优势，引进外来资源，大力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县域经济，将对全国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现如今，从全国贫困县的发展情况来看，自然位置、县级企业发展、新农村建设等均从不同角度制约着县域经济的发展，使得贫困县的发展面临困境。
一、制约贫困县经济发展的问题分析
（一）县级企业发展基础薄弱，潜力有限
从贫困县的企业发展状况来看，缺乏一定的经济基础，人才的匮乏使得企业的发展潜力有限。对企业来说，人才是关键，但是由于贫困县的人才引进政策滞后，加之自然条件的限制，使得企业内真正有才干的管理者寥寥无几，企业制度及管理模式有待于创新，企业管理者对名牌产品的打造缺乏自信心及行动力，一味的模仿只能使得企业缺乏原创力，长此以往，导致贫困县缺少完整系统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制约着经济的长足发展。
（二）农村建设较为滞后
从全国范围的贫困县来看，大多以农业为主，但是由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够配套，低档硬件设施的供给高于高档硬件设施的供给，加之软件设施的不完善，农业生产需求得不到满足，导致农业劳作缺乏科学性、准确性，这对全县的经济发展影响巨大。
（三）群众思想意识较为落后，缺乏创新意识
城市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群众的思想意识程度，贫困县由于缺乏正确恰当的思想引领，群众文化程度普遍有限，高端知识分子更为匮乏，思想意识落后、文化素养较低、缺乏创新引领意识等原因制约了贫困县的经济取得长足发展。
（四）缺乏必要的政府手段发挥引领作用
贫困县在发展本县县域经济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也需要政府与市场进行配合发挥决定性作用。很多贫困县在自身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缺乏必要的手段发挥区域优势，对于龙头企业缺乏有力地培养，对技术成果创新的鼓励力度不足，导致县域经济在长远发展方面乏力。
二、贫困县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
贫困县在发展特色县域经济过程中必定面对诸多难题，需要政府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深入基层一线实地调研，牢牢把握时代的主线，迎难而上，方能发挥出发展县域经济的优势。
（一）牢牢把握机遇，客观认识县情
对于很多贫困县来说，农业不强、工业不大、财政没钱、自然资源不足是存在并常见的问题，农业基础设施的匮乏导致农民有心而无力，工业规模小对财政贡献率低，地理位置不够优越导致很多资源无法享有，如此种种县情，就需要贫困县抓住“四个机遇”，合理提高发展速度，在中央大力扶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时候抢抓机遇，把政策用活用好，借势发展，争取上级的扶持资金，并将资金运用到刀刃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同时，可以借助现有优势企业，鼓励研发发展新产品，走出去做大做强，提高县域经济总量，实现经济的长足增长。
（二）明确县内发展目标，合理规划
在贫困县的脱帽过程中，必要的规划和合理目标的设定是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应结合县情，立足于实践，制定县域经济发展规划，发展县内特色产业，因地制宜，以县内人民为本，加快建设基础设施的步伐，完善城镇建设，创新村镇建设格局，有步骤、有计划地解决人民群众最迫切的问题，使县内人民切切实实享受到发展经济的成果。
（三）提高县内产业科技含量，进行专项建设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进步，在现代化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科学技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贫困县来说，应认识到科技的重要性，积极引进有益科研成果，凭借技术优势推动经济发展。贫困县可以将科技手段与产业结果调整相结合，立足于县内人民所需，引导人民了解科技、学科技并学以致用，同时，政府可以积极搭建专家平台，拓宽学习技术、获得一手信息的渠道，积极打破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行业壁垒，并有计划地进行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发展农业、工业科技项目，最终达到促进农民增收、企业利润增长的目标。
（四）探索县域经济发展新机制，提高工作效率
贫困县要想通发展县域经济，必须打破老旧思想，积极探索创新工作机制，各职能部门分工明确，实现资源整合效率提升。发展县域经济必须要多管齐下，在多元投入的前提下发挥好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益，在实行民主监督机制的前提下探索有效地激励评价机制，保证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增强政府机关干部的责任意识，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方能实现县域经济发展的良好开局。
（五）强化对现有企业的整合力度
贫困县的企业都是一些弱小企业，发展潜力受到制约，政府要通过财政和金融扶植的政策，对一些工艺及产品相似的企业进行有效的整合。通过对企业进行合理的评估，进行相同产业分工，形成产业集群，从根本上解决配套产业滞后、企业发展成本过高、企业实际利润受损、企业财务收入高利润低的局面。
三、结论
贫困县的经济发展落后，从根本上看关键在于无法形成投入与产出的良性循环模式，缺乏必要的经济资源，通过经济学中资源禀赋原理对贫困县生产力进行布局，利用政府扶持政策加大与发达城市的区域合作，积极培育特色产业，深挖农业资源的价值，发挥县域经济的优势所在，就能在现有基础之上取得经济的显著且长足发展，早日摘掉贫困的帽子。
参考文献：
[1]陈雅丽.“精准扶贫”角度下的县域经济金融探究[J].金融经济月刊,2017(4):24-25.
[2]倪锦丽.贫困县域经济发展矛盾及路径探析[J].社会科学战线,2017(4):253-256.
一线城市经济发展状况范文5
一、苏南旅游产业转型发展的背景
苏南地区一般是指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五市区域，位于长江三角洲核心区。苏南是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是当今我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经济社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创造的“苏南模式”和“新苏南模式”为世人瞩目。苏南肩负着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任，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苏南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苏南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良好的基础，其区位优势明显，江苏省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我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苏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为特色人才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力，目前苏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正向着全球化、城市化和信息一体化方向发展。因此，从旅游业发展而言，苏南旅游业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巨变中。国家已确定旅游业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并制定了一系列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措施；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也提出“率先建成旅游强省和世界知名的旅游目的地”，“使旅游业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龙头、城市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2013年我国首部《旅游法》颁布并实施，也促使旅游产业链条的变化以及旅游从业岗位的呈现出新的特征。随着苏南旅游产业的转型发展，对高职旅游人才的培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产业的转型升级对高职教育的提出了新要求。
二、旅游业转型发展对苏南高职旅游教育的影响
（一）依据产业结构优化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必须考虑产业、行业、企业、职业、实践等要素。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首先要研究产业结构的升级发展状况，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培养行业所需要的高技能高素质的人才。高职旅游教育的专业改革与建设，要依据当地产业升级发展来进行，在与行业双向互动、深度合作中培养专业人才，在与行业、企业紧密合作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专业特色。同时，也进一步又推进了行业的转型升级，并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二）高职旅游教育一定要顺应旅游产业的转型发展
国家已经把旅游业确定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旅游法的引入，促进了旅游业的转型升级。国务院的意见提出了“加强旅游从业人员的建设质量，绝对需要旅游教育资源的整合，加强学科建设，优化专业设置，深化专业教学改革，提高旅游教育水平”。旅游法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教育和培训的发展，提高旅游产业的质量。这是对教育的明确要求，是一个旅游行业，在基本的法律层面上。
（三）旅游产业转型发展状况决定了高职院校旅游专业的设置
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对这个行业的就业岗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旅游产业的转型发展将为旅游行业提供不同的就业岗位和不同的岗位就业要求。旅游产业作为朝阳产业，它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必然带来旅游行业的兴旺。旅游业转型升级必然带来新的工作岗位，而具体实操性岗位所需的人才是最多的。因此，高职旅游教育要贴近旅游行业转型发展的现实，应通过调整专业设置来适应a业的升级发展。一个地区旅游产业各要素的数量和发展决定了当地高职院校中旅游专业群的数量及质量结构。
（四）高职旅游教育应当重新确定行业人才需求的变化
本文分析了高等职业旅游教育的需要，以确定人才需求的新变化。这方面重点是两个问题：一是要研究旅游产业未来转型发展的形式，分析本行业的新动向、新趋势，研究基于工作岗位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二是分析当地高职院校旅游人才培养定位，确立科学合理的培养模式，根据本行业发展的新趋势、新动向、新需求，确定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
三、旅游产业转型发展下的高职旅游人才培养问题
（一）依据区域旅游经济发展重新确立人才培养目标
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高技能人才。市场对劳动力需求反映了经济活动中产业结构对劳动力的需求，社会上家长和学生对专业的选择也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竞争的挑战。其结果是，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调节着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等等，并促使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要与产业结构相适应。必须深入了解当地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新动向、新趋势和岗位的新变化，根据经济的发展及人才需求状况确定专业的结构与规模，为区域行业经济的发展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
（二）瞄准产业发展趋势，依据产业动向适时改变课程设置
在高职旅游类专业建设中，首先，省市一级政府应充分发挥指导作用，为本区域高职院校的布局、专业设置从宏观上提供外部环境和制度保障。目的是使高职教育适应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 比如在专业设置和专业改革发展中，课程设置与调整要以能力培养为中心，具有超前意识；变动课程设置要依据职业和岗位的需要，使其紧扣本专业的新特点。要合理协调基础课、专业课与实践课程之间的关系。基础课程是学习专业的工具，专业课程是本体，实践课程则是重点。要特别注重对学生的技能培养，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成为高素质的一线技能人才。
（三）采取多种形式优化实践教学
一是构建创新型高职旅游专业教学模式。比如，如何创新课程教学目标，如何优化课程结构，如何整合课程内容，如何进一步深化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如何突出能力训练方法，如何创新实践教学，等等，其根本是要以能力为主线，探讨研究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目标这一核心问题。
二设置灵活多样的课程体系。可以尝试按工作流程进行专业教育，按照旅游行业岗位群改革课程设置，不断地调整课程使其适应学生个性的发展，提高学生未来职业的适应性。同时，考虑为不同学生提供有利于职业规划的灵活可变的职业教育服务。
三是尝试开展弹性学习制度。就旅游行业而言，根据旅游行业季节性强的特点，根据淡旺季不同，可以尝试实行弹性学习制度，即岗位工作的“淡旺季模式”。在旅游旺季实习，淡季学习。在旺季学生实习时，实习指导教师同时参与其中，有利于及时了解行业趋势与动态。老师积极参与到专业实践中，可以达到教、学、做一体化。
苏南各地的高职院校，可以根据本地旅游业发展的不同特色，在旅游专业建设上形成自己的特色。
（四）主动服务于区域旅游经济的健康发展
旅游专业建设中要探讨多种产学结合的途径与方式，如与企业合作培养学生，即定单培养；与企业合作培训学生技能，即企业的顶岗实习；与企业共同培训教师，即教师的挂职锻炼；为企业培训、咨询与诊断，即社会服务等等。比如为各景区、农家乐提供规划、设计等服务；为景区开展旅游服务辅导；旅游企业员工培训等
（五）建立专业群，促进旅游专业特色的形成
在市场选择和统筹规划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发展苏南地区高职旅游教育。如何形成优良的苏南区域高职教育格局，各个院校要构建与本地旅游产业特色相匹配的专业群。努力使教学内容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增强学生在学校所接受的教育与工作岗位之间的通用性和适应性。避免本区域各级各类职业院校专业建设上单一重复，鼓励形成各自的专业发展方向。可以采取企业提供现场教学实践的环境和具体生产实践的区域校企合作办学形式，实现了资源的最优化组合，保证了人才培养的区域专业特色。苏南地区高职旅游教育应该在培养自己的核心专业特色，加强自己内涵建设上，注重开发自己的品牌专业（方向），加强专业建设，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专业课程教学方式，为形成特色课程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六）强化职业素养教育
专业的质量是指专业的综合素质，包括职业道德、专业技能、R敌形、专业风格和规范，体现在专业素质的要求和专业的内部推广。旅游是为游客提供面对面的服务， 从专业水准的人员直接影响到服务质量，甚至与企业形象或地区有关。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服务人员的技能娴熟程度、能否给客人提供满意的服务都是衡量服务质量的标准。
（七）提升专业教师队伍水平
一线城市经济发展状况范文6
关键词：新生代；职业技能；提高；路径
一、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现状
新生代农民工通常指上世纪80年代出生，具有农民身份而在城镇从事工资性收入的特定群体。他们多是从“校门”直接步入社会，很大一部分人接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学习能力，能通过诸如书籍、报刊、网络等各种途径获取相应的知识、技能。他们相对于其父辈，其文化素质有很大提高，但也主要局限于普通中等教育范畴。由于普通教育为通识教育，存在着重知识轻技能的倾向，他们所受劳动技能方面的教育较少，劳动素养偏低，对新兴技术的掌握几乎是空白，其职业技能更是十分欠缺，这也就直接导致了广大新生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简单劳动和体力劳动部门，收入相对较低，且工作岗位没有保障。
二、新生代农民工提高职业技能水平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我国的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必须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必须建立一支素质精良的知识型、技术密集型劳动力队伍，这也是产业升级、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转化对产业工人的要求和需要。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的主体，提高其职业素质尤其是职业技能水平，迫不及待。
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参加职业招聘时也发现，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主要依赖于知识和技能，不敢正视于此，不能积极地学习、发展，则只能处于社会收入的底层。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7年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新生代农民工最迫切需要了解、学习的知识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专业技能知识，占到69，7％。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专业技能的重要性。娴熟的专业技能才能够使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由“体能型”向“技能型”的转变，由“匠”向“师”的飞跃。新生代农民工只有掌握一门专业技能，才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优势。
新生代农民工长期以来一直面临“三低”、“三难”，即低报酬、低福利、低保障，平等就业难、权利维护难、发展提升难，这与他们学历不高、技能不熟、素质偏低是分不开的。而其中缺乏就业技能更是制约他们进入更高层次就业领域的主要障碍。技能水平越高，才能有转化的优势，才能在已进入的非农领域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才越能有效融入城镇。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就是为其奠定在城市立足的经济基础，这对我国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社会的稳定、社会的和谐发展，实现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健康发展，无疑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三、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水平的对策和建议
1.从制度上建立长效机制，落实相关保障措施
职业技能培训属于非学历教育，是终身教育的一部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需要不断的参加培训、学习。国家应制定相关法规，支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规范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从制度上建立长效机制，对每一位新生代农民工公平、公正。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本来就很微薄，除被克扣、拖欠部分和日常消费之外，很难再拿钱用于教育和培训，尽管其接受教育培训的欲望非常强烈，但其具有实际支付能力的教育需求是十分有限的。鉴于此，应积极完善培训机制，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意识，引导他们积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落实相关保障措施，使每位新生代农民工不应该因为付不起学费而不能进一步接受教育，从而被排除在终身教育体系之外。
2.以职业技能培训为重点，调动各方共同参与
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是促使他们真正实现水平性流动和升迁性流动的前提条件。我国《劳动法*第66条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措施，开展职业培训事业，开发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强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工作能力。”第67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发展职业培训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进行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
有条件的企业应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的培训，应充分发挥地处培养一线的优势，应充分发挥企业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中的作用，从真正意义上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水平。企业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活动载体，应主动的承担起提高其职业技能素质的责任。企业应从适应性、岗位职业技能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坚持培训与职业技能鉴定相结合，提高培训质量和效果，坚持引导培训与职业技能、素质培训相结合，扩大培训覆盖面。
各类职业技能学校应充分利用自身的教育资源，开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可以面向社会招生就业前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其专业技能进行培训；也可以对企业中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轮训。场地可在学校，可在企业。培训时间周期可长可短，以期使新生代农民工受到专业的职业技能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