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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宏观经济政策范文1
一、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取向需从短期转向长期
2009年我国高强度的经济刺激计划和高度宽松的信贷高增长，是中国经济领先于其他经济体复苏的主要动力。目前看来，这些措施已经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中国经济已扭转了此前的下滑趋势，实际产出正逐渐回到潜在产出值附近，2009年全年高达9.1%的GDP增速，已经从数字上证实了这一点。毫无疑问，2008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之所以在世界各国率先复苏，主要得益于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2009年广义货币量接近30%的增长，2010年接近20%的增长率，迅速将经济拉回到正常轨道上。按照政府的政策逻辑，面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冲击下的巨大不确定性，宏观经济刺激政策可以适当矫枉过正。但中国经济度过难关之后，目前的当务之急，或许也是最大的困难，将在于如何顺利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转向，即从应急性的短期政策转向处理中长期发展目标的问题。
在探讨中国的事情之前，可以回顾一下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应该说，起初美国的次贷危机从性质上来看，既不是政府财政收支危机，也不是国际收支的危机，而是发源于私营部门的金融交易和金融创新的危机。可以发现，这场危机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由于资产负债表危机引起的金融风暴。在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大量的金融机构、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中，由于资产方迅速缩水而负债方不由市场定价而固定不变，这导致了众多金融机构与企业出现了资不抵债的情况。实际经营中账面上的巨额亏损和家庭财富的巨额缩水，引致金融机构贷款的大萎缩、企业投资的崩溃，以及家庭消费的下降，并进一步导致市场流动性枯竭和金融交易崩溃。可以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的主要传导机制就是资产负债表的冲击，这或许就是这场危机发生以来最本质的因素。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乃至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低迷的机理完全一致。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理解欧美发达国家救市的基本脉络。
鉴于美国次贷危机的规模是私营部门所无法承受的，因此必须由政府力量大举介入来克服危机。事实上，在明确了这场危机的本质后，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财政部增发国债购买有毒资产，政府直接注资于即将破产的金融机构，美联储印发钞票，财政部出台的公私合作计划等等，这些措施的基本逻辑就是用美国的国家信用为担保，用发行债券和印钞所获金注资于金融机构，注资于金融市场，以此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其最终目的就是把有毒资产从金融体系中剔除，帮助金融体系恢复正常交易，并借此推动经济的复苏。中国基本上遵循了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相同的路子，在稳定的国内宏观经济环境下，全球金融危机后政府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短期来看确实促进了GDP的V型回升。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考虑到经济刺激政策总是有一定限度，经济的增长不能总是寄希望于政府的宏观刺激政策等，政策的逐步退出将是最终的必然选择。在这方面日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连续实行了几个经济刺激计划，希望通过公共建设项目和贷款计划来迅速振兴经济。但从1996年到2002年，日本经济依然停滞不前，人均GDP只实现了0.2%的微小增长，持续的经济刺激政策最终并没有提高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是日本政府着眼于单纯依靠经济刺激计划来推动经济增长，而对于经济增长的长期驱动力因素重视不足，经济刺激计划并没有转换成通过服务业和消费来拉动，导致刺激经济的政策实际效果意义不大。一般来说，经济复苏初始阶段最大的推动力通常是政府，但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私人资本必须取代政府投资成为经济的主要推动力，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恢复和增长。探讨中国什么时候撤出经济刺激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将下一步的政策取向转移到保证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目标的实现上来。
根据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实践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如果货币流通量年增长率超过20％，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反映到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上面。如在2009年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下，M1和M2分别增长了32.35％与27.68％，2010年即便在货币政策已经明显转向的情况下，M2仍增长近20%，远超历史平均水平。另外，在经济刺激政策出台初期，M1的增长速度一直低于M2的增长速度，但随后两者在2009年9月出现了M1速度大于M2速度的剪刀差。2009年12月底二者的差距已经扩大到4.6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开始形成，国民经济面临着通货膨胀预期加强和资产价格出现泡沫化的双重危险。实际上随后价格指数的持续上升也初步证实了上面的推断。2010年后我国通货膨胀现象日趋明显，如三季度后CPI指数分别达到4.5%和5.1%的高位，居民生活消费品和农产品价格全面上涨，全社会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更加强化。另一方面，从资产价格角度来看，2009年二季度后我国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出现暴涨局面，尽管国务院分别于2010年4月份和9月份出台措施加以抑制，但目前效果仍不明显，包括大中城市和二三线城市的房价仍在继续上涨，资产价格泡沫的蔓延似乎已经难以轻易抑制。
应该看到，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操作中之所以出现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和资产泡沫严重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宏观经济政策操作失当的问题。2009和2010两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推动力量是极度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可能持续太久，这是以往的经济危机给各国提供的经验教训。只专注于短期目标并通过注入流动性救市而忽视长期问题的解决，单纯依靠向国民经济注入流动性的短期政策来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采用增加海量投资和贷款的办法来增加总需求，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使用的，最终将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必须看到，鉴于中国一直采取依靠资源投入和净出口（出超）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短期经济刺激政策无法解决经济长期增长中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内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内部的各种深层次的不平衡，等等，这些长期问题是“十二五”期间经济实现持续发展饶不过去的坎。鉴于此，中国在“十二五”规划时期必须尽快转变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取向。具体而言，应重视经济长期增长中的一些根本问题，如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逐步引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大力发展内需，通过发展服务业和民营经济缓解收入差距的扩大，重新认识市场，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等等，以便保证中国经济未来长期持续稳定的增长。
二、将人民币汇率作为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重要工具
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各种组合而言，选择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双紧或者双松组合是力度最大的，也是经济金融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候实施的。例如当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时往往选择双松政策组合，包括增加财政支出、减税、降低利率，以及增加货币供应量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实行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成为必然选择，相对而言，中国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最大力度的宏观经济政策配合，尤其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突出问题是，宏观刺激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市场的扭曲，尤其是目前我国面临资产价格膨胀与通胀预期加强之后，如何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寻找合适的方式退出，就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挑战。
刺激政策只有短期的效果，中国经济必须要回到可靠的增长基础。从货币政策的运行来看，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现行框架具有很强的关联性。鉴于人民币汇率事实上盯住美元，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给中国货币政策退出的方式和节奏形成约束，这导致中国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大打折扣。人民币钉住住美元，导致中国在早年立法消除主动超发货币的制度漏洞后，人民币又将面临被动超发的新挑战。如从美国方面来看，虽然金融危机后在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和救助计划下经济触底反弹，但目前仍未有改观的10％左右的失业率和充满变数的房市表现，仍然使美国未来的经济复苏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历史经验表明，失业率对美国选择何时加息更为关键。鉴于“无就业复苏”的现实，美联储在启动第二轮6000亿美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基础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货币政策上维持0%-0.25%的联邦基金基准利率水平，且短期内至2011年下半年可能不会调整利率水平，已经成为市场共识。甚至可以判断，这一政策基调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维持。目前美联储采取“数量型放松”工具微调货币政策，例如通过诸如“定期存款工具”（term deposit facility）和逆回购协议的方式，回收市场上庞大的存量流动性。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美联储推出的“定期存款工具”只是个技术性工具，更大的问题在于它对银行资产的担保实际上难以退出。总之，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使美联储目前面临政策选择上的两难困境。如过早启动退出政策，可能会延缓经济复苏进程，甚至导致经济二次探底；而如果刺激政策退出太晚，通胀又可能失控。综合起来分析，目前美联储更倾向于使用某些非常规工具和手段，而非更具效果的利率工具。对中国而言，在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和长期的低利率政策环境下，需要做的是考虑与美国货币政策适度脱钩，增加宏观经济政策的回旋余地。
目前，中国已经开始启动了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政策，如2010年1月份后中国人民银行陆续提高了存款机构准备金率；目前已经二次加息共50个基点；对部分放贷银行征收差别存款准备金率；连续提高3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据发行利率引导市场预期；银监会对商业银行实现新的监管工具箱，实行针对银行的差异化监管；等等。这些举措均预示中国正在逐步退出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对于引导市场预期，合理约束商业银行的过度信贷投放是较为有效的方法。但同时还应注意，目前中国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退出还只是局限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一些价格型政策工具如利率工具等使用的空间仍有限，汇率工具尚未大规模使用，这导致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到一定阻碍。尤其是如果不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在货币汇率政策上进行适时调整，当下的各种宏观政策将难以真正实现紧缩效果。
目前，世界范围内面临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流动性泛滥，各国的贸易战和汇率战也处显端倪，中国需要立即引入汇率因素作为重要的政策变量使用。考虑自身因素，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长期借助于出口拉动，这个模式的可持续性正在成为问题。同时资源逐步枯竭，劳动力成本也逐渐增加，随着中国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以及未来青壮年劳动力数量的下降，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逐步减弱。考虑外部因素，各国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这些因素将难以保证中国出口继续增长。中国在退出宏观经济刺激计划，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必须要有向内的对策给以支持，而汇率则是个重要的工具变量。中国需要有自己的货币政策工具，汇率可成为紧缩政策的一部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东亚货币在此前十多年一直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这一历史教训应该被充分吸取。
目前，我国需要改变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需要改变人民币以美元为锚的取向，加大市场力量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过程中的作用，当然这不意味着中央银行对汇率完全不干预。我国可以学习加拿大等国的做法，允许汇率在长期内大幅度变化，允许长期内升值，但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对每日的超常浮动进行干预。如果短期内变化太大，可以通过调整利率以影响汇率，稳定市场。当前需要作的就是选准适当时机，开始启动人民币有序、渐进的升值进程，推动人民币恢复缓慢升值。人民币升值的启动也就意味着短期性反危机政策的全面退出，并向长期结构性调整政策的成功转型。
三、“十二五”开局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
过去几十年全球金融的实践表明，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时间太长，便容易引发资产泡沫，这已在许多国家得到验证。以往的经验还表明，即便通胀相对稳定，产出实现增长，也不能防范资产泡沫破灭给经济带来的重大冲击。目前，我国价格指数也在节节走高，资产价格泡沫问题日趋严重，这对于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选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目前在“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央已经确定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基调，即实行稳健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配合。这意味着此前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政策中，拉动总需求的短期性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实行了一年多后，在GDP增速已逐步改善前提下，将逐渐有序退出。在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步骤上，鉴于目前我国人民币钉住美元，中美利差的变化将影响中国的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的调整必须关注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以及美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溢出效应。目前来看，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具有几个特点。首先是临时性经济刺激措施正在逐步停止使用，但政策的退出时间仍不确定。目前，美国在危机时的临时性刺激经济政策不再扩大规模，但量化宽松政策呈扩大态势。继第二轮6000亿美元量化宽松政策已经实施的基础上，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仍有可能启动。其次，货币政策仍然主要依赖于数量型工具，价格型工具尚未完全启动。第三，美国正在削减财政赤字的规模，并逐步使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恢复正常，以便减轻此前的膨胀局面，还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一个正常的局面。鉴于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和关联性，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必须考虑到这些特点和变化，有的放矢，循序推进。
具体来说，在“十二五”开局之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需要考虑四个因素，即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情况、国内私人投资的启动情况、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上涨的情况，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政策退出的情况。从目前观察到的世界经济复苏迹象和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应当对2008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进行评估后考虑退出，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选择。
首先，采取措施使宏观经济政策向正常化阶段转变。在这个阶段，财政政策暂且可以按兵不动，但应考虑调整政府支出结构，进行适度的结构性减税等。而对于货币政策，这个阶段应将“管理通胀预期，控制资产泡沫”作为核心内容。强调管理通胀预期和控制资产泡沫，有助于确定清晰的政策目标，形成市场稳定的政策预期，避免导致预期紊乱及对市场的冲击。我国在政策实施中需要避免一个问题，即由于政策目标不清晰，导致金融机构为了防止可能的信贷紧缩而大规模提前发放贷款，引起信贷在不同季度和月份之间的分布更为不均衡。具体而言，在操作层面，当前货币政策应当设定一个清晰的信贷增长目标和货币供应量目标，并切实遵守，以便推动货币政策真正向稳健回归。目前看来，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重点在于货币政策的选择，而其中关键的指标在于信贷规模增长。鉴于2010年M2增长超过年初设定的计划，综合各方考虑，2011年我国必须严格要求，将M2增长控制在15％左右，以便促使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回归，减轻宏观经济层面的压力。
目前房地产资产价格泡沫的控制已经成为宏观经济中的最大问题。这要求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上不仅要紧盯住CPI指标，还应将资产价格变化情况考虑在内。即货币政策不仅仅应该关注通货膨胀，还需要对股市和房市的资产泡沫作出足够反应。尤其在抵押贷款市场较为发达，“金融加速机制”效应较为明显的经济体中，货币决策应更为重视房价变量。因为资产价格对经济运行和公众预期变化更为敏感，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可以作为一种判断流动性过剩的早期和直观预警。需要提及的是，目前货币当局对于资产价格是否纳入货币政策目标有不同看法，似乎倾向于暂时不予考虑的态度。这种格林斯潘式的“事后救助”思维，意味着资产价格上涨时中央银行对其放任自流，泡沫破裂后再进行救援。对于资产价格泡沫，可从全球金融危机中的美国、英国、冰岛、迪拜等国得到一些启示。那就是：资产价格泡沫引起的冲击巨大，格林斯潘式的“事后救助”策略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鉴于此，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框架内，应该重新定位中国人民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对象，考虑将资产价格因素纳入政策范围之内，使货币政策更加关注资产价格和初级产品价格变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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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时间一致性 理论贡献 启示
一、时间一致性理论简介及其主要观点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针对动态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时发现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普遍存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两位学者通过以经济政策与经济个体之间的互动影响为主要参考因素建立了一个两期模型进行分析，并据此重新阐述了一种反对相机抉择政策的理论观点，并在两人1977年发表的论文《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规则胜于相机抉择：最优计划的不一致性》）中就时间一致性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时间一致性理论的提出为动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两人也由于在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方面所取得的贡献而被授予了200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时间一致性问题是指由于政策在时间上的不一致性（动态不一致性）所造成的无法完全达到预定政策效果的问题，换言之，即是指政策实施的结果由于受到政策时滞性和缺乏可信性等因素的影响而造成的无法达到预定目标，资源无法达到最优配置的状况。为解决这一问题，两位经济学者提出是否能通过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正式或非正式的）来增强政府政策的可信性，最终达到一种帕累托得以改进的状态。他们的理论认为即使在一个公认的社会目标函数的规划下，政府相继抉择政策也不能使社会达到福利最大化的状态，原因在于当一个政府是理性的，并以谋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发现其初始制定的最优政策变得不再是最优时，若赋予她重新制定政策的机会，政府一般会重新选择和调整最优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政策就出现了时间不一致问题，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政府每一期实施的政策实际上并未达到最优。在此分析基础上，基普二人提出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即在制定出使经济实现完全竞争和达到有效率的均衡状态为目标的最优经济政策后，这些最优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会因为时间的影响而发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仍然保持了其最优的状态；这就要求政府在一开始制定经济政策时就要充分考虑到政策的长期稳定性，防止因为政策的不断改变而导致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公信力出现怀疑，避免刺激市场的波动情绪和整体经济的不稳定情况的出现。因此，基普理论认为政府制定政策时应该基于单一规则而不是基于相机抉择。
二、时间一致性理论贡献和方法论贡献
一方面，该理论的提出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经济政策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该理论的分析过程成功运用了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开创了新的研究模式，对整个宏观经济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讨论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时，通过将政府和个人作为两个因素引入博弈分析模型中，研究了经济政策与公众预期之间的动态影响，提出了宏观经济政策一致性的观点，动态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经济个体在做出决策时不仅会对政府前期的政策及其实施效果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还会对政府未来可能采取的政策形成一个理性预期，并分析自己的相关决策对政府未来政策可能造成的影响；因此在上述几种因素的影响下，若政府根据相机抉择的思路制定政策，当经济个体在动态决策分析思路的引导下发现政府前后期政策不一致时，政府在以后做出类似的决策时可能会遭遇信任危机，从而极大削弱政策的实施效果。此外，政府在这个博弈分析模型中是作为普通参与人对待的，通过对政府和理性经济个体的决策行为的动态分析为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奠定了更为合理的微观基础。目前，以基于典型行为人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全新经济分析方法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主要研究范式，此模型对整个宏观经济实证研究产生的深远影响将会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时间一致性问题对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启示
总体而言，我们国家正处于关键的经济转型期，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我们不仅要努力保持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但同时更要兼顾稳定大局等综合因素，那么在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时就需要在充分借鉴和参考时间一致性理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政策的分析、抉择以及有效运用进行指导，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实质上，在我国许多政策领域都存在着明显的时间不一致问题，政府决策非一致性势必会导致经济个体形成不稳定的预期，从而造成政策实施的效果被削弱。实践证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实质上是政府和经济个体之间的一场博弈，政策的科学性、连续性以及时效性和经济个体对政策的反应共同决定了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我国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一方面要尽量减弱在宏观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因经济个体采取相应对策而造成的抵消作用，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应综合权衡各方因素，保证决策科学，尽量避免“朝令夕改”，这样可以使政府的信誉得到提高，有助于经济个体形成稳定预期，从而保证经济平稳运行。
尽管时间一致性理论在宏观经济政策决定方面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该理论也并非完美，它强调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基于单一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但如果一旦尺度把握不好，则会导致过分依赖某种规则，缺乏必要的弹性和灵活性，降低应对经济活动中突发事件的能力，无法及时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因此，在时间一致性理论的实践应用中我们应在遵循按照单一规则制定政策的原则上，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努力增强把握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重点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Kydland Finn and Adward Prescott.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7.
[2] 徐文强.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论贡献评述[J].世界经济研究，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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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大学生就业；影响
宏观经济政策是指政府有意识有计划地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调节控制宏观经济运行，以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从西方国家战后的实践来看，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一般包括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原则是：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标本兼治。“急则治标”是指运用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处理短期经济问题，如刺激经济增长，防止通货紧缩、应付外部冲击等；“缓则治本”是指通过结构政策与经济改革处理长期经济问题，如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实现持续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远期战略相一致的政策组合。正如上面提到，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包括：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并且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原则是根据中国发展经济前景的中远期战略相一致的政策组合，而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并且从经济学原理分析，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开展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应对经济问题时，这些目标一般是不能一起实现的，好多时候都是只能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去实现当前经济环境所要完成的经济目标。例如，假如我们要实现经济增长这个长远目标，所采取的的一些政策、以及相关工具的实施将会对稳定物价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宏观经济政策对大学生充分就业影响的主要表现
1.收入差异增大，产生了大学生在找工作中出现的“羊群效应”。羊群效应，这个概念被用来描述人类的社会现象，指与大多数人在一起，与大多数人一样思考、感觉、行动，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社会行为学家阿希在1951年做了关于线条长度的经典实验。实验表明，个人由于受群体压力的影响，会在知觉、判断、信仰和行为上表现出群体中的大多数成员相一致的倾向，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从众心理”。大学生在这样的过程中，由于信息掌握得不充分，很难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做出合理的预期，他们主要是通过观察别人的行为来获取信息，从而出现了由“羊群心理”而导致的“羊群行为”。收入是大学生在择业是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现在的大学生在择业中，追求的是更高的收益，致使择业中的“羊群行为”不断出现。经过对《中国统计年鉴.2012》进行了分析，将平均工资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东部、西部、东北和中部，其中北京最高年平均工资为56061元；上海年平均工时为51968元；浙江年平均工资为46660元；而其中年平均工资最低的省是甘肃省，为32906元。2012年5月2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1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其中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4556元，而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2452元，私营企业收入远低于非私营企业。其中，非私营单位金融业的平均工资最高，达9万元以上，最低的农、林、牧、渔业每年收入只有2万元左右，两者相差4倍多。私营单位中，其中非私营单位金融业的平均工资与私营单位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相比，两者差距超8倍。地区和行业间存在的物质回报性差异对大学生择业造成一定影响，对高收入预期的追求，导致了大学生的最终流动。这种流动是“羊群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以就业市场需求为依据。结果就是高收入地区和行业人头攒动、竞争激烈，低收入区域和行业无人问津，从而导致了大学生的相对过剩。
2.城市与农村用人单位对人才发展前景的重视程度不
同，导致大学生自愿性失业。失业是指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就业的劳动者找不到工作的现象，其实质是劳动者不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进行社会财富的创造。而自愿性失业是“一种不满足于已有的工作而继续寻找工作的失业现象”。当前，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就业人满为患，广大的农村地区和基层单位急需大学生，而大学生却不愿到农村基层就业。农村和基层人才缺乏，已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大学生不愿意到农村和基层就业，发展前景不明朗是主要原因。调查表明，发展前景也是影响大学生择业意愿的重要因素。良好的发展机会意味着一个人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一些农村地区和基层单位对人才的重视程度往往不够，发展基层相对较少，加之条件较差，工作福利待遇较低，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导致一些大学生宁愿在大城市自愿失业也不到基层就业。
3.中下企业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导致大学生逆向性就业。逆向性选择是指劳动者不愿意到吸纳能力强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而选择了非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的现象。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是吸纳大学生就业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在我国，中小企业的数量占到全国企业的总数的99%以上，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人口的80%左右，中小企业每年吸纳80%以上的新增就业人员，已成为大学生就业的主渠道。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中小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许多中小企业市场萎缩、运行困难，甚至采取了降薪裁员的措施。经历金融危机以后，“稳定性”已成为众多大学生择业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中小企业的不稳定性使大学生把择业目光瞄准收入不高、稳定性强、工作相对轻松、风险较小的国有单位。
4.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发展水平低，导致大学生结构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是指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动，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在职业、技能、产业、地区分布等方面的不适应所引起的失业。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表明，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力的各产业间将发生规律性的转移，将由一、二、三演变成三、二、一顺次，而我国目前是二、三、一顺次。虽然第二产业的产值在我国GDP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近一半，但其对大学生就业弹性值却在逐年下降，吸纳就业能力在减弱。制造业在第二产业中所占份额最大，我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工业制造国，许多行业和产品的产量跃居前列，被称为是“世界工厂”。但是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例较低，多数企业尚处于产业链价值的最低端，属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而非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民工，而大学生需要在产业链中最高端的设计、销售和服务等环节就业，因而在我国出现一边是用工荒，另一边是大学生就业难的怪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经济学家郎咸平指出：“大学生就业难的源头是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真正的制造业是由7个环节组成的链条，包括制造、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零售。”这7个环节被称为6+1模式，制造环节是1，其余环节是6，除了加工制造环节1外，其余6个中高端环节急需要大学生，但恰恰这些环节是目前我国最缺乏的产业。”第三产业对大学生就业的拉动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保持了较强的吸纳能力。但我国的第三产业的产值占全部GDP的比重和西方国家（高达70%以上）相比还较低，仅为40%，而且我国的第三产业也存在结构性问题，传统服务业所占的份额较高，与现代制造业相伴的生产业所占比例较低，生产相对落后。在发达国家，生产已经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跨国公司都将主要业务由单纯的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和转移。据统计，美国服务型制造企业占所有制造企业的58%，而中国只有22%。我国部分行业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5%左右）的水平，这说明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严重滞后，效率较低，这不利于吸纳大学生就业。
二、结语
当然，对于大学生就业难这个问题，既要考虑到宏观经济政策所导致的影响，又要对宏观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对大学生就业难这个问题所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进而找到解决的方案。当然，我们还需要从微观角度进行考虑大学生就业难这个问题，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方面，大学生自身能力的培养方面，人才市场方面等细节问题还亟待解决。
参 考 文 献
目前宏观经济政策范文4
在近2011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希望展望一下2012年的宏观经济前景，而为了能够看清2012年中国经济的前景，首先还是需要对于2012年的世界经济前景有个了解。我们先从美国经济谈起。
对于美国经济在2012年的前景和中期前景(例如3～5年的前景)，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国际上的研究机构，多数都对长期美国经济不乐观，认为美国经济在未来5到10年将处于低增长的状态(以GDP增长来衡量，是2％的增长或低于2％的增长)，其中一些原因可能是更加基本的、短期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国家债务问题。在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削减债务无疑会对经济产生负效应。在保增长与减债务上，美国政府可能更倾向于前者，但任何在财政上的刺激措施，在美国国内都要通过复杂的政治博弈，通常在政治上有较大的阻力。另外近些年美国的中产阶级收入增长缓慢，低收入群体增加，这将长期影响美国推动经济主要动力的消费能力。
而在欧洲，在欧洲债务危机之外，更加核心的问题是欧盟(包括欧元区)整个系统出现的机制性问题，特别是欧洲高工资、高福利这一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难以为继，国际竞争力下降的问题。但就是这些欧元区初始机制设计方面的问题，在欧洲目前要求保持现有基本机制的政治意愿面前，往往被加以掩盖，因此欧洲政治家也难以正确审视自己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经济持续低增长，同时债务危机持续一段相当的时候是非常可能的。如果以GDP的增长来衡量，欧洲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会在大部分时间内低于美国。
当然也要指出，从经济复苏角度观察，美国的机会要大于欧洲的机会。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的经济状况更有弹性。美国市场经济机制总体上比欧洲成熟且更有效率。由于福利支出比欧洲少，工会力量相对弱小，美国劳动力市场也比欧洲更加灵活。美国拥有铸币税优势和实力雄厚的资产，在解决国家债务问题上的余地更大。因此在欧洲和美国目前通过政府政策刺激经济的手段十分有限的背景下，美国利用市场机制本身的力量恢复经济的能力仍然高于欧洲。
在这样的全球经济前景的背景下，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判断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首先，通货膨胀已经见顶并开始回落，国内推动价格上升的主要原因是食品价格和推动价格上升的国外主要推动力量――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都处在下降通道。今年四季度CPI会加速回落，年底月度CPI上升幅度低于5％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预计明年年中CPI可能会回落至3％左右，2012年的经济增长会继续减缓。在维持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态势的前提下，2012年的经济增长应该在8.5％上下。
目前宏观经济政策范文5
GDP是反映国民经济发展变化情况的重要工具。首先,GDP增长率是描述经济增长情况的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不关心经济增长,因为没有经济的适当增长,就没有国家的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目前,各国政府的统计部门都把GDP增长率作为描述经济增长情况最重要的综合性宏观经济指标。
其次,GDP是描述经济规模的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是其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当然,经济规模与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并不是对等的。在同样的经济规模下,因为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以及经济增长的潜力不同,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存在较大差距。但是,没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就谈不上有经济实力,也很难在国际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三,人均GDP是描述人均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有的国家经济规模较大,但人口众多,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仍然被认为是穷国;有的国家经济规模不大,但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很高,被认为是富裕国家,例如瑞士、瑞典、丹麦等国。
第四,GDP是描述经济结构的重要指标。经济结构始终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环节。许多重要的经济结构,如产业结构、消费需求、地区经济结构等等,都是通过GDP来描述的。目前,我国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都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如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比重偏低,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比重偏低,地区经济结构中中西部地区比重偏低,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通过GDP反映出来的,它们是制定经济结构调整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
第五,GDP是描述价格总水平变化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行的描述价格总水平变化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CPI,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它描述的是用于居民消费的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另一个是GDP缩减指数,它描述的是所有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即除了用于居民消费的最终产品外,还包括用于政府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存货变动和进出口的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CPI很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涉及到居民的切身利益;GDP缩减指数也很重要,因为它反映的价格变化更全面。
GDP是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工具和重要依据。首先,GDP是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目标的重要工具。例如,“十一五”规划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经济指标有22个,其中和GDP有关的指标有6个,包括两个经济增长指标,两个经济结构指标,两个人口资源环境指标。两个经济增长指标,一个是GDP年均增长7.5%;另一个是人均GDP2010年比2000年翻一番,年均增长6.6%。两个经济结构指标,一个是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5年的40.3%提高到2010年的43.3%;另一个是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5年的1.3%增加到2%。两个人口资源环境指标,一个是单位GDP能源消耗2010年比2005年降低20%左右;另一个是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010年比2005年降低30%。上述目标是“十一五”规划确定的目标,特别是单位GDP能耗,是约束性指标。
其次,GDP是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变动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例如,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率和CPI涨幅迅速回落,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2003年至2007年,我国经济又一次连续保持5年两位数高速增长,经济运行再次出现过热的现象,2005年至2006年国家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2007年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适度从紧;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外需急剧收缩,经济增长率迅速回落,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见,GDP描述的经济增长率是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
GDP是检验宏观经济政策科学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手段。GDP不仅是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而且是检验宏观经济政策科学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手段。例如,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国家往往采取刺激性经济政策,这些刺激性政策是否有效地抑制了衰退,促进了经济的复苏;在经济过热的时候,国家往往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有关紧缩性政策是否有效地抑制了经济过热,拉动经济回归到正常水平;在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时候,国家往往采取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有关经济结构调整政策,是否发挥了预期的作用。所有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都要通过GDP来检验。
GDP是对外交往的重要指标。一个国家承担国际义务的轻重,享受优惠待遇的多少,以及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的大小,往往和这个国家的GDP有密切的联系。例如,GDP和人均GDP是联合国确定其成员国承担联合国费用、维和费用的重要依据之一,也是世界银行确定其成员国享受优惠待遇的重要指标。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确定其成员国发言权时也要重点考察这一指标。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深入发展,仅凭GDP这一指标来评价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并不能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
GDP不能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首先,GDP没有充分地反映公共服务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政府部门提供的行政服务、公共安全服务、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环境保护服务等公共服务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GDP核算以市场活动为主体,它衡量经济活动的标准尺度是市场价格,由于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不存在市场价格,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利用政府部门提供这些公共服务投入的成本来衡量其价值,而这些投入成本远不能反映这些公共服务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GDP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差异。不同国家的产品质量、拥有的品牌数量差异很大,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具有显著差异;不同国家的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资源产出率差异很大;不同国家的排放强度也具有很大的差异。GDP没有反映出这些经济发展质量的差异。
第三,GDP不能准确地反映财富的增长。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所拥有的财富存量,而不仅仅是当期新增加的财富;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拥有的财富存量,而不仅仅是当期新增加的财富。经济增长质量不高会导致财富的巨大损失和浪费,导致财富存量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存量不能与经济增长率保持同步增长,从而GDP不能准确地反映财富的增长。
第四,GDP没有反映非市场性家务劳动。家务劳动对于人民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家务劳动的市场化程度截然不同。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家务劳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而发展中国家家务劳动市场化程度比较低。不管家务劳动市场化程度高低,这些劳动本身都是存在的,但由于GDP只计算市场化的家务劳动,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其GDP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比性。
GDP不能全面地反映社会进步。一是GDP没有充分地反映公共服务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由于GDP利用政府部门提供这些公共服务投入的成本来衡量其价值,它没有充分反映这些公共服务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二是GDP不能反映就业状况。GDP反映的是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但是它并不涉及多少人参与了这种生产成果的创造活动,更不涉及还有多少人希望参与到生产活动中去,因此,它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就业状况。三是GDP不能反映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合理。GDP是一个生产指标,不是一个收入分配指标,它只是利用这几种收入形式反映生产活动成果,不能完整地反映收入初次分配,更不能反映收入再分配,从而不能反映一个国家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合理。四是GDP不能反映社会福利改善情况。例如,GDP不能反映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障、医疗保障、住房保障的改善情况。
GDP不能反映资源环境的变化。GDP是反映经济发展情况的指标,但是经济发展势必消耗自然资源,也往往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例如消耗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例如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地污染等,GDP没有反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GDP也不能全面地反映人类的自觉行动对自然环境的改善。因此,国际上有人提出绿色GDP的概念,这是一个科学的理念,但实际操作起来很困难。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套成熟的方法计算绿色GDP,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统计部门正式绿色GDP数据。
GDP不能全面地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一是GDP没有充分地反映行政服务、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等公共服务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从而它不能全面地反映这些公共服务的改善对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二是由于GDP不能反映就业状况、收入分配状况和社会福利状况,从而它不能反映这些方面的社会进步所带来的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三是由于GDP不能反映自然环境的变化,从而它不能反映环境损失和环境改善对人民生活质量的影响。
综上所述,GDP既有重要的作用,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我们应当客观地评价这一宏观经济统计指标,在强调它的作用的时候,不要忽略它的局限性;在看到它的局限性的时候,不要否定它的作用。我们不能奢望GDP能够满足方方面面的要求,世界上没有哪一个统计指标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是我们要清楚利用GDP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在它的适用范围内,正确地使用它;在超过GDP适用范围的领域要发挥其他合适的统计指标的作用。
目前宏观经济政策范文6
关键词：新常态；宏观经济；实证分析
一、前言
2014年，随着国家方针政策的大调整，各行各业正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中国宏观经济开始朝着“新常态”的轨迹不断前进，“降增速、调结构”也成为了“新常态”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特征。未来几年中国将进入深化改革全面推进的关键阶段，这不仅决定了中国经济能否从新常态的阵痛中逐渐走出，还决定了“十三五”能否顺利开启，因此做好宏观经济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对合理制定相关政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统计与分析
本文通过国家2015年3月给出的2014年全年经济数据，对其10项最主要的经济指标进行如下统计，并作具体分析（见表1）。
表中数据表明，除了新增贷款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外，其它经济指标皆呈下降趋势，宏观经济指标很不乐观。
1、世界经济环境尚未好转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著名的国际金融海啸，并不断蔓延到世界各个角落，逐渐形成新一轮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国在这次经济危机中也没能幸免，从2014年进出口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全年出口总额同比仅增长3.4%，远低于经济危机前的数据。随着中国工业的持续萧条，恢复尚待时日，未来仍不乐观。
2、中国宏观经济整体下挫
从10项主要数据来看，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呈现整体下滑的不良态势，其中GDP更是创下了中国经济统计以来的最低点，PMI全年处于较低水平（见图1）。GDP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传统工业增加值的不断疲软所致，虽然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也有所下挫，但是考虑到多项政策的出台和区域性“微刺激”政策的扶持，未来其增加值、增速应可以保持相对稳定，所以工业领域和建筑业领域的困境是未来“十三五期间”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之一。
3、进出口业务增长缓慢
2014年全年新增贷款总额9.78万亿元，同比增长13.3%，这主要得益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见图2）。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3.29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06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23万亿元，同比略增；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6.48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40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3.83万亿元，票据融资增加9574亿元，均略有增长。未来一段时间内，随着美元的逐渐走强，美联储进入加息通道，国际货币供给不断减少，因此未来几年稳健的货币政策依然是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
4、收入分配政策初显成效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多项收入分配政策的不断出台，2014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再次呈现增长趋势，并保持9%以上的增速，远大于消费价格指数的增幅（见图3）。在未来的几年内，由于收入分配政策的不断完善将有助于我国社会资本更合理的流动，也有助于居民财富的不断累积，由此将缓解国内需求疲软的现状。
5、房地产泡沫依然存在
从经济数据来看，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大幅度缩减，这首先要归咎于近5年土地成本的走高，投资热情受到抑制；其次随着国内存量房增速的下滑，刚性需求不再是抬高房价的主要推手，仅靠社会闲余资本的投资热情难以维持房价的持续走高，所以目前中国房地产仍然处于泡沫挤出状态，而且在未来较长时间内这种状态还会不断发酵。
三、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对策
1、保持适当、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
从统计数据来看，目前中国经济下滑不仅源自于国内需求的疲软，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已经遭到了破坏，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如何有效恢复工业生产，使基本面恢复正常是经济政策关注的主要环节，同时基于物价的基本稳定，所以适当、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还应进一步加强。
2、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均衡取向”
目前中国宏观经济总体下降的趋势不可逆转，经济的恢复应保持一种战略平常心，不宜采取“唯增长”或“唯改革”的取向。未来中国政府的目标应当是在坚守底线管理的同时，全力推进各行各业的“大改革”与“大调整”，通过深化改革、改变传统体制来提升企业的工作效率。
3、采取政策引导消化房地产泡沫
中国房地产问题并非个案，早在上个世纪日本和美国都经历过类似的房地产危机，供过于求的局面在后来的十几年中逐渐消化。所以，中国的房地产问题不应该进行过多的政策干预，之前的限购、限价等措施并没有起到抑制房价的作用吗，反倒加速了房价的上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恐慌，因此未来中国政府应该从价格干预向政策指引过度，加快城市化改革步伐，撬动刚性需求，逐渐去除房产库存。
四、结束语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2014年是中国宏观经济“新常态”持续发展的一年，其典型特征开启了中国“大改革”和“大调整”的序幕，未来将延续“新常态”的运行逻辑。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全面配合改革方案的具体实施，切忌不宜采取强刺激，过度人为干预。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宏观经济报告2013―2014[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