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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风俗礼仪文化常识范文1
何谓“汉语哲学”？
我们知道，“哲学”原本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无论如何解释这个概念的内涵，我们都会首先想到西方哲学的基本要义，这些要义主要包含了对真理的追求、对知识的规定、对信念的确定以及对道德的追问。但在这些要义的背后，西方哲学似乎隐含了对真理的普遍性和对知识的客观性的要求。这就意味着，“哲学”概念的题中之义应当包括了理性观念和思想规律。然而，当我们考虑汉语的特征时，我们发现，汉语表达式的主要特征是与我们的经验生活密切相关。无论是从汉字的产生还是到汉语的使用，我们看到的是汉字结构与外部事物之间的联系，了解到的是汉语字词使用方式与我们日常生活的直接关系。换言之，我们容易强调汉语的外部形式和使用方式的经验特征，但却忽略了汉语的思想特征，也就是汉语作为一种能指符号系统的特征。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哲学，对汉语的思想特征给出说明，由此表明汉语如何能够更好地表达思想。这就是“汉语哲学”形成的主要根据。
历史地看，汉语是中华文化的标志性特征。汉语悠久的历史使得我们视异族他邦为蛮夷，汉语的璀璨博大也使得我们戏称他国语言为鸟语。然而，随着西方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中国被迫拉入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社会由此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社会的变迁不仅带来了中国人生活的根本变化，更是对中国人思想方式的重大挑战。由西方而来的现代化进程直接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由西方而来的思想观念也在渐渐地侵蚀着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在如今的社会生活中，我们可以不使用来自西方的洋货，但却无法不使用经过西方文化改造的汉语，这就是我们日常使用的白话文。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区别或对立，早已成为划分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明显标志。如果说语言构成了我们的存在方式，我们现在使用的白话文就是我们当代中国人生活的标志。然而，我们对这种白话文的研究却大大落后于我们对这种语言的使用：我们无法解释为何我们需要用主谓形式说明汉语的句子结构，我们也并不了解句子的词序对了解句子的意义究竟有何影响。更进一步地说，当我们在使用汉语的时候，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这种语言是如何表达思想的。例如，我们习惯于用陈述句描述事实，但对事实的理解却由于我们使用的句子的不同而有了差别。“拿破仑在滑铁卢被打败了”和“拿破仑兵败滑铁卢”，这两个句子的结构不同，描述了相同的事实。“你说你喜欢雨，但下雨时你却撑起了伞”和“你说烟雨微茫，兰亭远望”，这两个句子结构相同，是对相同英文句子的翻译，但却有着不同的意境。可见，我们在使用汉语时，通常并没有理解这种语言的结构，我们更关注的是这种语言表达带来的实际效果，或者是，我们往往通过语言的效果来解释我们的语言的意义。
由于我们对语言结构的认识不足，因此在理解语言意义以及表达这种意义的时候，我们就会犯一些常识性错误，特别是逻辑上的错误。比如，因为不了解汉语断句对意义理解的重要影响，我们在使用不同断句方式组成的句子时，就会误解句子的意义。例如，“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或者是“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这个句子可以通过语境加以理解。但以下的句子就无法理解了：“成都市研究所有五个池塘”（日本小学生作业题）；“三大全国易市场布局渝中”（报纸标题）；“李天一他妈的要求高律师不干了”（报纸标题）；“不要用坏了”（卫生间提示语）；“杭州市长店”（招牌）；“佟大为妻子产下一女”（新闻标题）；“有粮食不卖给吃”（标语）等等。如果不对这些句子做出正确断句，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些句子的意义。
当然，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汉语结构与思想结构之间的密切联系。汉语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首先表达的是中国人的“知”、“情”、“义”。从古汉语到现代汉语，中国人的表达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比”、“赋”、“兴”让位于“主”、“谓”、“宾”，但汉语独有的表达特征并未改变。例如，汉字的形成主要以物形为根据，强调语言与人和外物存在的密切相关，即“观物取象”。“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于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不仅如此，汉语的使用与人们的社会风俗、祭祀活动、礼仪规范等密不可分。从结绳记事到仓颉造字，人们总是力图把周边的生活留下记载。孔子曰，“就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汉文字的演变也受到时代风尚和统治阶级的强烈影响。从秦始皇的“字同文，车同轨”起，中国历代王朝特别重视文字在治理国家和统治人民中的重要作用。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把汉字确定为汉民族的统一文字。经过历代王朝更新，汉字始终被作为华夏民族的文化符号和存在标志。时代变迁也为汉字演变提供了更大舞台，从甲骨文到小篆，再到隶书和楷书，这些文字形状的变化，标志着时代的变迁；从古文到金文，再到繁体字和简化字，这些更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从以上特征可以看出，汉文字基本上属于表意文字，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民族性和经验性，汉语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独特标志。这些表明，汉语文字从产生到结构的形成，始终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密切相关。汉语哲学就是对汉语表达方式及其特征的哲学说明，或者说，是关于汉语的哲学，即把汉语表达的内容作为汉语哲学研究的对象。这就要求对汉语的使用方式做出哲学考察。无论是《论语》《道德经》这些古典思想文本，还是《说文解字》这类文字学经典，中国古代思想表达基本上采取“能近取譬”方式，以借喻或比喻传达语词含义，而对这种含义的解释却依赖于不同的解释者。也由于从字义上阐发思想，人们对字形的经验感受就演变为理解字义的主要方式。这尤其说明了中国文字的象征特征。因此，我们需要从哲学上去分析汉语文字的这种特征。
语言与思想的关系
语言就是文明，语言就是生命。在中国丰富的语言宝藏中，在诸如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散笔韵文中，都蕴藏着大量意向生动、结构独特而文字熟见的词汇，等待我们去挖掘、获取和运用。把这些沉睡着的饱含生命力的词汇唤醒，使其重新生活在当代语言中，是实现文化繁荣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我们用于讲好中国故事的主要资源。因此，我们需要充分重视对汉语本身的研究，特别是从语言的性|出发去理解汉语的文化内涵和思想价值。汉语以其精炼的文字和深厚的意蕴展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和精髓。虽然通常认为，汉语的文字结构和表达方式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经验生活和想象特征，但是，汉语的这些结构和方式却同时显示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如果说语言与思想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的话，汉语与思想之间的联系就表现得尤其明显。的确，汉语的方块字类似一种图像，表征了我们的思维是线性的、连贯的，或者说是空间性的，而不是时间性的。汉语的表达方式显示了我们的思维和行为的隐喻性特征，而非逻辑性特征。汉语哲学就是试图揭示汉语表达式与思想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
虽然“哲学”这个概念来自于西方，但以哲学的方式讨论思想问题则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都曾存在。所谓“哲学的方式”，主要是指超越当下经验而追问思想本身，但同时又以经验作为理解思想的主要途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经验的这种既超越又利用的态度表现为知行合一，而对思想本身的关注则更多体现为天人合一。这些思想观念虽然并不以哲学的名义展开，并非按照西方哲学逻辑表达，但古代中国人用汉语表达的这些思想，却是中国人用于解释世界和人自身关系的最好形式。人类的理性要求，就是要用人类自身的能力去把握周围世界，以及使人类能够更好适应这个世界，而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世界图景和思想观念，正是这种理性能力的最好表现。在这种意义上，汉语在为中国人提供了生存方式之时，也为中国人提供了解释世界的思想方式。由此，对汉语的哲学研究，就是在揭示中国人特有的生存方式和思想方式。只有真正理解了汉语所承载的这些方式，我们才能理解汉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思想价值，也才能更好地向世界讲述精彩的中国故事。
用汉语讲好中国故事
黑格尔说：“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思想，那么这个民族就永远不会拥有这些思想。”①语言不仅是用于表达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态度，更是用于表达我们的思想构成方式，或者说，语言本身就是我们的思想。作为中国人生存于世界的根据和证明，汉语应当是中国人自己的生命标签。无论身居何处，只要使用汉语交流，人们都会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从语言的民族性看，如今的汉语使用已经不再是汉民族的独有标志，这早已成为汉语文化圈的共同标志。
不仅如此，汉语使用本身是一个自然历史的演化结果，是汉民族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同化吸收的结果。因此，汉语使用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一个对其思想的反思过程，也没有任何一种外来的语言侵入者对汉语使用范围的规定。相反，汉语使用范围的扩展和汉语文化圈的形成，正是汉语自身内在变化的结果，是汉语使用本身带来的自然结果。然而，汉语使用的这种情况隐含着两方面可能的结果：一方面，语言与人类生活经验的密切联系使得思想变成了某种外在的异己力量，对语言的任何思想结果都会被当作对语言本身的附加成分，因而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遇到排斥甚至遭到清除。另一方面，汉语使用的自然过程也使得汉语使用者容易满足于汉语自身的特色，因而对任何外来语言的侵入都会采取同化的保守态度；同时，也会坚守自己的使用范围和对汉语特色的认同，因而对不同语言文化都会采取唯我唯大的策略。这些结果反过来就会影响到我们对汉语本身的理解和解释。借用柏拉图的洞穴比喻，由于生活于惟一的汉语文化圈中，我们始终相信只有汉语表达中的世界才是真实可信的，而其他语言表达也只有在汉语文化中才能够得到理解。
由于历史原因，我们以往用汉语表达的思想没有得到汉语之外的世界的普遍理解和重视，甚至对这种思想给予了各种程度的批评和质疑。无论是黑格尔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偏见还是德里达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推崇，他们所表达的都是相同的思想倾向，即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都不属于西方哲学所确定的哲学，因而不具有真正普遍的意义。时至今日，西方哲学家在讨论中国哲学问题和概念时，依然抱有另类的态度。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是由于汉语学习的困难，更重要的是由于西方中心主义观念作祟。但另一方面，我们自身对汉语哲学缺乏足够的重视，坚持以西方哲学概念解释中国传统哲学，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例如，在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专有名词术语的翻译上，以往都是采用西语意译的方式，由此给西方读者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相反，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哲学术语采用音译的方式，反而为西方读者提供了更大的理解空间。
从哲学学科在中国的百多年历史的事实中可以看到，无论是来自西方的哲学还是由此而形成的中国哲学，都能够很好地表达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这些表达显然都是以汉字为载体的。虽然现在中文的许多哲学概念大多都来自日文，但这些日文都是以汉字表达的，并且也取自汉字原本的意义。如“哲学”一词本身就是来自“哲”与“学”的中文原本意义，不过是对这两个字做了叠加而已，由此构成了一个新词。我们对汉字中的哲学概念的理解，往往首先是基于我们对这个语词意义的理解，然后才会去领会这个语词所代表或表达的哲学内容。所以，对中文哲学概念的意义解释或诠释就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无论是对西方的符号文字还是中文的象形文字而言，我们在理解哲学概念时并非考虑的是概念的表现方式，而是概念的思想内容。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对相同的哲学概念进行转换，以便达到更为相近的理解。当我们对这些语词的意义做出了解释，我们就会超越这些语词形式本身，而真正进入语词概念所表达的思想内容。
由此可见，我们是否能用汉语讲好中国故事，关键在于我们对汉语的表达方式有深入的理解，能够从语言与思想关系的高度去把握汉语文字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能够从哲学上分析汉语表达式的概念特征，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建立在语言自信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才能真正向世界讲述精彩的中国故事。
（课题来源：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重点项目“中国哲学思想的世界影响现状与对策研究”。）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