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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1
关键词：刺激需求；经济效率；财政手段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101-0025-03
一、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经济衰退期宏观政策选择逻辑
传统经济学理论关于经济衰退期宏观政策手段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凯恩斯学派。该学派认为。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总需求的不足，因而造成总供给的减少，因此拉动经济的根本性方法是刺激需求。
在凯恩斯学派的影响下，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陷入经济衰退期，而整个国际环境并未衰退时，经济衰退国家可以主要通过扩大对外贸易顺差来拉动本国总产出。具体的政策选择包括：本币贬值、降低(或者取消)出口关税、加大出口退税额度、对外贸企业实行政策扶持等。
如果是世界性经济衰退，则正确的政策选择应该是刺激内需，以内需拉动经济。但由于处于经济下滑期的居民消费全面萎缩，因此刺激内需的主要路径选择是政府投资，即政府投资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铁路、桥梁、港口、机场等，以此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包括钢铁、建材、煤炭、能源等，从而形成一个宏观需求拉动总供给的逻辑链条，以此实现经济复苏，缩短经济周期。
二、金融学理论关于政府投资决策的规范研究
金融学历来被视为远离宏观问题的科学，金融学的许多成果也主要集中在微观经济问题领域，但这并不影响某些金融学结论对宏观经济问题的解释。比如，莫迪利亚尼和米勒在对企业资产结构问题进行研究时，关于投资决策的理论就被莫迪利亚尼认为是可以运用到宏观经济问题里来的。下面，我们就沿着MM的思路，运用其中的有关方法，来说明政府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
(一)经济复苏的标志是单位投资量创造的价值，而非产出总量
根据金融学理论，经济体发展(或好转)的评判标准是市场价值的增长。而非产出总量的增加。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以产出量为准则的评判标准没有考虑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仅以GDP为例，政策决策时制定的发展目标并没有考虑未来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比如通胀因素、国际能源价格突变因素等。在这种情况下，极有可能出现“一方面是(名义)GDP的快速增长，而另一方面确实经济下滑”的现象。而以市场价值为准则则可以克服上述问题，因为任何市场价值都隐含着不确定性的预期；二是市场价值不仅反映经济发展的现状，同时还隐含着市场对经济发展的预期，是政策决策的可靠依据。而总产出不具有这样的功能，也就是说，期末总产出的增加并不说明未来产出变化趋势。
但是，经济体市场总价值的增减仍不能全面反映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这主要是因为资源的稀缺性。因此，“好的”经济永远以效率为基准。结合经济体的市场价值，良好的经济运行状态应该是单位投资量创造价值的不断提高。也可以说，这是经济复苏的真正标志。
(二)政府投资决策的依据是产出效率
假设经济体当前的平均产出效率为r，当前总投资量为W，年产出价值Wr，则其市场价值为V=Wr/r=W，单位投资量创造的价值为V/W=1。现在政府决定由政府投资来刺激内需，总投资量亦为W，所投资项目及相关产业的平均产出效率为R，则年产出价值为WR。投资后经济体的总价值为V=Wr+WR/r单位投资量所创造的价值为V/2W=r+R/2r。当且仅当R≥r时(即政府投资项目的产出效率高于现有经济体平均效率水平)，政府增加投资后的单位投资量所创造的价值大于原水平(即大于1)，政府投资才能拉动经济，实现经济的复苏。反之，如果R≤r，则政府增加投资后的单位投资量所创造的价值小于原水平(即小于1)，说明政府投资不但不会拉动经济，反而会加快经济下滑。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政府投资能否拉动经济取决于所投项目的产出效率，而与其他变量无关。
三、金融学关于政府投资决策的实证研究
金融学对政府投资决策的实证研究用到了一个重要的金融学理论――资产复制理论，这个理论是建立在套利定价模型(APT)理论基础上的。根据套利定价模型，任何一项资产的收益水平都可以理解为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ij=α+β1Ijl+β2jl+…+β nIjljn+εj。如果我们把这个表达式理解为各种头寸的组合，则说明资产的某种头寸可以通过其他相关头寸的线性组合加上一个误差项复制而成，这就是资产复制理论。
根据资产复制理论，金融学家曾将历史上某个时期美国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凯恩斯主义制定的经济政策)进行复制，他们选择一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基础设施项目，然后构造一个与该项目在同一时期内预期收益与相应风险完全一致的投资组合。构造完成后，研究人员重新打开这个组合时却发现。组合头寸中包括了诸如梅西百货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的空头头寸。也就是必须卖掉这些公司的股票投资基础设施项目。而当时的美国百货零售行业和消费品行业恰是经济衰退期效率最高的产业，也就是说，根据金融学的实证研究，当时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刺激内需，并以此拉动经济的举措，实际上相当于把资金从效率高的产业转移到效率低的产业，因此不但没有拉动经济，反而使经济陷入更大的衰退中。这个研究的结论不仅与前述规范分析的结论相同，而且也与当时美国的实际情况完全一致。
四、经济衰退期政府经济政策的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传统经济理论(主要指凯恩斯学派)关于经济衰退期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存在重大缺陷，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抓住“经济复苏的根本力量在于单位投资量所创造的价值的提高”这一本质，片面强调了政府投资的能力，忽视了政府投资的效率。因此，盲目推行政府投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衰退问题。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提出关于经济衰退期宏观经济政策的以下建议：
(一)调整产业结构，激励高效率产业发展
经济衰退的原因众多，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往往是产业结构出现问题，一些无自主知识产权、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产业比重过大，长期以来占据太多的稀缺资源，一方面没能给社会创造出足够的财富，另一方面又挤压了某些新兴产业(主要指低能耗、高附加值的产业)，从而阻滞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因此，经济复苏的政策重点应该是减少低效率产业比重，加大高效率产业比重。
造成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市场机制不能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存在市场制度缺失和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二是政策倾向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存在政策滞后问题。因此，在产业调整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市场制度建设，完善市场机制，运用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另一方面要尽早完成政策倾斜转型，以政策引导资金，扶持高效率产业，制约低效率产业。
(二)适时推进税收制度改革，运用税收杠杆调整经济
从金融学的角度看，任何一个企业都可以视为其所从事产业发展的看涨期权，标的物即为该产业的产出能力，税收无疑是这项标的物的“分红”。根据期权定价理论，分红降低了看涨期权的价值。因此，任何税收的降低都是提升企业所在产业产出能力的价值。根据这个原理，经济衰退时，政府应实行有差别的税收政策。
首先，对于高效率产业实施降低税率的政策，甚至在某些朝阳产业的发展初期可以实行税收补贴。以引导更多资金投向该产业；其次，对于低效率产业采取加大税收政策，降低这些产业的价值，迫使社会资金流出，转向更高效率的产业。
(三)政府适度投资
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2
11月26日，国税总局《关于个人转租房屋取得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称，个人将承租房屋转租取得的租金收入，属于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应按“财产租赁所得”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国务院通过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
国务院总理11月2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会议指出。加快发展旅游业，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人为本，提高服务和管理水平。
银监会否认控制信贷提高资本充足率
中国银监会新闻发言人11月23日说，银监会近期已对商业银行年底前信贷审慎风险管理提出三大要求，要求其自查高额信贷投放带来的问题，令其资本充足及拨备达标，要求信贷“量力而行，把握节奏”。他否认了控制信贷规模及提高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的传言。
观礼大宅国悦府与媒体见面
日前，由北亚华欣、安家传媒携手主办的国悦府“一线西长安街千万级传世尊邸――200-1000平米观礼大宅国悦府媒体见面会”在北京举行。众多专家名流、地产大腕悉数出席，纷纷就西长安街一线世家大宅“国悦府”进行深入的探讨与展望，对“繁华之上的世界级名流生活场”等议题各抒己见，并对中华最高居住愿景作出了乐观的预期。国悦府位于长安街上，紫禁西邻，占地面积2.4万平米，建筑总面积16万平米，户型区间在200―1000平米，共129席极品大宅。
[中央经济会议定调明年宏观经济政策]
[国际金价创年内最大跌幅]
中央经济会议定调明年宏观经济政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5日至7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努力促进出口稳步回升，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包括保持外需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明年经济增长将重点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
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3
增速适度回落是好事
欧债危机再度恶化、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放缓、国内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阶段等，导致中国短期需求明显收缩，这是今年以来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的主要原因。
但同时也要看到，在经过了30多年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后，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条件发生变化，如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求关系转变、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空间缩小、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下降、区域增长格局发生变化等，中国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趋于下降。当前经济增长持续回落、明显偏离过去的平均增速，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从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
近期中国经济运行出现的一些新变化，表明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可能已经开始。
一是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和空间明显缩小。2010年以来，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明显回落，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从近十年来的接近30％下降到目前的20％左右。
二是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明显回落。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省市，去年以来工业生产、投资增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地区的人均GDP已经达到增速下降的时间窗口，增长阶段率先转换是符合逻辑的。
三是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市场风险非常明显地增加。人们对这些领域投资回报率的担忧，实质上是对其增长潜力的担忧。
另外，城市化尚有较大空间，但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大幅提升的基数效应，即便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在明显降低。这些都可能预示着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也预示着本轮经济调整不同于以往的短周期调整。即便下半年出现回升，经济增速不大可能也不宜回到原有高增长轨道。
就宏观政策与增长阶段转换的关系而言，宏观政策要顺应而不是抵触增长阶段的转换，防止过度放宽宏观政策，造成经济重回以往高增长轨道的倾向。
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一旦潜在增长率下台阶，扩张性政策并不能拉高增长速度，反而会推动经济泡沫化，积累新的风险。同时也要看到，增长阶段转换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环境，宏观政策也需要适时适度调整，防止在多重因素作用下短期内增速过快下滑。
从中长期看，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已经不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和外延式增长所能解决的，必须从体制、机制等方面入手，通过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同时，加快中国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转变。
中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就业状况明显恶化常常成为政策调整依据，宏观经济政策强调保增长，其实就是保就业，而保就业就是保稳定。近年来，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速度明显下降，“民工荒”、“招工难”也反映了劳动力供求格局正在发生转变。
在本轮持续较长的回调过程中，就业压力尚不突出。国家统计局调查失业率5月反而有所降低，实际调研中也没有发现大量解雇职员的现象，宏观经济政策为保就业而保增长的压力明显得到缓解。
从经济增长与就业、社会稳定的关系看，短期宏观调控应容忍经济增长的适度回落，并引导经济增速逐步回归到中长期潜在增长率水平。显然，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下调为7.5％是合适的。
从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看，经济增速适度回落，有利于抑制需求过度扩张和短缺而引起的通胀，有利于增强需求约束，促进行业兼并重组和优胜劣汰，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和发展方式转变，也有利于逐步与“十二五”规划确定的7％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相衔接。
短期过快下滑有风险
从近期和以往较长时期的经验看，经济增速下降将直接影响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在现有增长模式下，中国企业具有典型的“速度效益型”特征，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速度与规模。
在经营方式和赢利模式未能根本转变之前，增速一旦短期内明显回落，企业效益也会相应下滑，并将波及到财政收入和金融资产质量，从而引发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
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伴随着经济增速短期内过快下滑，都出现过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企业效益大幅度下降的情况。1996年以来，经济增速最低的四个季度分别为1998年一二季度、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GDP平均增长6.9％，财政收入增长2.4％，税收收入零增长，工业企业利润负增长34％，亏损额增长82.5％。
由此可见，当经济增速降低到7％或更低水平时，企业亏损面和亏损额将会大幅度地提高，财政收支压力明显增强，经济稳定的基础十分脆弱。因此，需要正确认识经济增速与结构调整的关系，避免将速度和结构调整对立起来，忽视速度与效益、速度与风险之间的转化关系。
速度下降本身会倒逼市场主体调整结构，但当增速短期过快下滑时，经济关系绷得很紧，风险陡增，也就失去了调结构的有利时机。特别是在速度效益型赢利模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适当的经济增速显然是必要的。
今年1月-5月，全国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分别增长12.7％和9.4％，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19.3个和21.4个百分点。其中，5月全国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扣除不可比因素后分别仅增长5％和4％左右。1月－4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1.6％，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增长78.2％。
这种状况如果不能及时扭转，可能出现增速回落——效益滑坡——过度悲观预期——生产和投资收缩——增速下降的恶性循环。实际上，在高速增长阶段，各种矛盾和风险往往可以被高增长、高效益所掩盖；经济增速回落，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下降，各种矛盾和风险则可能集中爆发。
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4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增长动力；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11-0001-02
一、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经济危机过后的中长期回调阶段，后危机时代的经济特征表现为资产泡沫积聚和输入性通货膨胀不断加重等。同时，我国宏观经济走向的不确定性继续增加，国内外有关我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实际上，受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口红利面临一定的冲击；加之近期政府持续实施更加谨慎的财政货币政策，都将使得我国以往近10%的高速增长成为历史。同时，金融危机以来，外贸出口增长受到限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逐步加大，使得我国经济越来越受到发达国家高失业率与居民消费增长疲软等因素的影响，不确定性不断增加。不过，我国储蓄率长期高于投资率，物价上涨的基础一直存在，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后劲，但通胀的周期性波动风险还将存在。
毫无疑问，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已经处于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特征将会更加趋于理性，增长速度也将趋于放缓。鉴于此，本文将从GDP增长动力、控通胀与稳增长的方法、产业发展、货币政策等几个方面对我国的宏观调控前景和政策选择进行解析，以期对我国近年来经济改革进程中的一些现实问题进行考察，提出一定的解决策略。
二、宏观经济形势、GDP增长动力及政策选择概述
2012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向好，在国家稳增长政策的实施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渐渐恢复。然而，金融危机的长期影响将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经济运行的国内外环境也趋于复杂，这对政府宏观调控而言实际上难度加大。一方面，决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必须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更多从长期和战略的角度去考虑。另一方面，考虑到我国经济增长必须保持一定的速度，因此还要采取适当的政策调整。面对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更大，为稳定经济运行，国家的宏观政策就要针对仲系哦啊企业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和完善。要加强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建议配合结构性减税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并通过完善支持政策促进相关社会组织建立并发挥作用。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而受国内物价飙升、房地产调控、国际贸易保护日趋盛行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加。未来中国宏观经济情况如何、GDP能否保持持续增长等问题，都是需要关注的重点。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是增长动力依然存在。从我国经济增长的现状看，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等导致的外贸出口下滑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依然存在，一是高储蓄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仍然存在，大量的外汇储备支撑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有着得天独厚的惯性。二是从制度模式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因素依然有其较强的生命力，通过集中资源化解风险和矛盾，中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效率较高。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仍面临一些挑战，比如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和动力的缺失问题，尤其要克服制度创新的疲劳症，克服中等收入危机。
三、新时期汇率政策及选择
人民币汇率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因素，甚至影响到外交政策的走向。新的经济形势下，人民币升值问题越来越受关注。实际上，升值还是贬值的问题在学界一直有争论。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目前存在的争议是，一方面，西方国家随意根据“麦当劳指数”等并非绝对科学的证据向人民币施压，人民币经常面临被动升值的情况。另一方面，中国经济通货膨胀的普遍存在实际上表明人民币有贬值的要求。
近年来，实际消费的数据表明，人民币汇率既有升值的理由，也有贬值的要求，但综合起来结果往往难以断定，不过，可以断定的是人民币绝不只有升值的压力。近期，人民币“外升内贬”的现象引发了普遍关注，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和变化趋势都需要持续关注，这与中国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的贬值风险息息相关。
四、新时期财政与货币政策选择及产业发展
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是遏制滞涨。当前，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面临了增长缓慢与高通胀水平并存的情况。一旦这些情况蔓延开来，中国经济将面临严重的系统性风险和危害，这使得中国进行宏观调控和经济政策选择的重要性增加。因此调控的主要思路是要进行若干结构性的微调与优化，继续加大反通胀、保增长的力度，同时促进产业基础建设。
当前，中国通胀的诱因是货币超发与成本拉动。不解决滞涨问题，经济增长将是非有效的增长。对于中国而言，滞涨的风险是普遍存在的，同时，中国当前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一旦低增长、高通胀并存，将会诱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而遏制经济滞涨的思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寻找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要既反通胀，又要保增长，要改变“一刀切”的货币紧缩政策，避免货币政策的恶性紧缩。可以积极推动利率市场化，实现信贷结构的优化调整，以保障经济结构转型，避免经济陷入“二次探底”。二是要积极推进消费增长方式优化，要转变增长方式，大力启动消费，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分配制度改革。三是要继续进行结构调整，实际上，现行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是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要加强结构调整，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完善产业体系，最终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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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管理；创新；调控
宏观经济管理指的是国家把国计民生作为最为基本的目的，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经济与法律手段，进行对市场经济在总量与结构方面的调整与控制的一项总和。从党在十四大上正式确定了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宏大的改革目标后，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得到了巨大的完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也需要对我国宏观经济的管理试行一系列创新调整，使之更好的应对未来不断深化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一、我国宏观经济管理运行的现状
同其它国家在宏观经济运行方面的现状相比较，我国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的运行有着自身的特点。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把投资当成驱动，把工业当成主导，在经济的具体投资中，政府干预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西方的一些国家基本是在制度框架之下，经历很长时间的积累与发展，逐渐形成了统一的经济市场的大环境。
我国在开展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分析过程中，一般采取静态这一种分析模型，但是却忽略了包含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动态不确定因素，导致了我国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过程当中，自始至终是在受到局限的条件下进行发展，因此无法做出对当前所采取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的客观上的评价。
二、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
1.对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目标进行创新
我国经济在计划经济模式的长期影响下，政府相关部门在进行宏观经济的目标调控中还一直保持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特点，这种类型的目标调控随着经济的发展，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对目标调控的确立直接对调控的方向与手段的具体选择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对宏观经济的具体调控路径进行创新，应该首先对调控的目标进行调整。当前，我国进行宏观调控的整体目标是基本实现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质检的一种平衡，而不是进行对经济发展的超额干预，对宏观经济的调控目标进行调整，应该从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灵活处理。如在整体经济在过热的情况下，需要执行紧缩型的经济调控目标；在整体经济在相对萧条的情况下，需要执行刺激经济发展的模式。当然。在保证宏观经济在整体平衡的这一前提条件下，还需要考虑到经济结构的平衡，如果出现某一行业失衡的情况，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及时制定相关措施进行纠正，如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健康发展就不能离开国家对其的宏观干预。
2.对宏观经济管理的主体进行创新
同过去在计划经济体系下的宏观经济调控主体进行比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的调控主体表现的更为多元化，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主体就是政府部门，对调控主体进行创新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组织机构进行创新，另一个方面是对调控职能进行创新。对组织机构进行创新指的是政府部门应该专门成立一个宏观经济的调控部门，明确这些部门的具体职能，避免出现多头管理的情况。对组织进行创新的重要基础就是改革政府机构，确定政府的具体职责。对职能的创新指的是宏观经济的调控主体在对经济实行干预时应该把市场手段作为主要的手段，以政府的行政干预作为辅助手段，避免出现具体职责的缺位与越位的情况。
3.对宏观经济的管理手段进行创新
对调控手段进行创新主要是指政府部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手段，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操作过程中所采取的达成经济管理具体目标的手段应该能匹配不断变化的经济调控。一般的宏观调控手段包括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当前，我国在进行调控手段的创新时应该采取以经济手段作为主要手段，把行政手段作为辅助手段，在这个前提下，依据实际需要进行合理的创新。
4.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整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进行调整，在我国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工作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对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效率产生直接影响的重要因素，是一项在政府的直接参与下，达成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目标的一项重要途径。为了与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相适应，改善当前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不平衡情况，在进行宏观经济的调整时，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对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做出相应调整，与第一、第二产业相比较，我国当前第三产业发展是比较之后的，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二是对消费与内需情况做出调整，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在经济出口总量上大幅下跌，这样避让会对我国GDP的增长产生影响，而调整内需与消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消费需求得到扩大，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并且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总结：
一个国家在宏观经济方面的表现，是长期以来国际上在经济研究范围内的一项重大课题。宏观经济管理不仅可以作为一个国家具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而且还能作为一个国家政府的体现。对宏观经济的管理还能对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与水平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创新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够完善我国的经济体制，提升国民的生活质量与水平，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只有不断的创新，才能够与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形势相适应，才能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找到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实现经济的全面、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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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虹，刘兆博，刘海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2006年年会纪要[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09）
[4] 孙建波，秦晓斌.供给主义经济政策“空降”中国——梳理近期我国宏观经济政策[J].资本市场，2012（05）
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6
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8.1%，比去年同期和四季度分别下降1.6和0.8个百分点。1～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7%，其中4、5月份增速已回落至10%以下。从GDP季度累计同比增长看，本轮经济回调始于2010年二季度，到今年一季度已经持续了8个季度，这是我国自1992年开始该项指标以来，回调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6个季度的回调期。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主要有三方面原因：欧债危机再度恶化、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放缓、国内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阶段等。
从发展趋势看，欧洲各国左翼思潮和民粹主义盛行，宏观政策协调的难度加大，希腊退出欧元区的风险上升，欧债危机存在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并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新一轮的影响和冲击。
随着住宅销售下降和新竣工项目投放增长，国内房地产库存将达到峰值，前期房地产企业通过信托渠道获取的资金，还款期也将集中到来，房地产企业特别是中小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更趋紧张，房地产投资增长短期内将延续回落态势。
用近年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与GDP之间的关系推算，4、5月份工业增加值增幅对应的GDP增长仅为7%左右。在2001—2010年的十年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10.5%。当前的经济增速明显低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
2.国民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速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延续了下行态势，且降幅有所扩大，并创1992年以来季度累计同比增速回调时间最长记录。当前经济增长持续回落、明显偏离过去的平均增速，这既是多重周期因素交织、内外需求下降叠加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由高速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
在经过了三十多年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后，支撑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条件发生变化，我国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趋于下降。在1978～2010年的32年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9%，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经济奇迹”。
在经过了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后，我国经济基本面正在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快速的人口老年化或未富先老；劳动力供求关系从供过于求转变为供求基本平衡和低端劳动力的短缺、工资快速上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空间缩小；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和空间下降；区域增长格局发生变化，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明显回落等。从2011年各省、市、区经济增长速度排位情况看，重庆、四川、贵州、内蒙、陕西等西部省市区位居前列，而东部发达地区的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山东、江苏分列倒数1～6位。
从国际比较看，经济增速逐步下降，符合追赶型、压缩式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日本、韩国、德国在相似发展阶段曾经出现过经济增长大幅度下降的情况。
与之相比，我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2010年贵州省的人均GDP仅相当于上海市的17.7%，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依然较大。2011年，城镇化率仅为51.27%，比上年提高1.32个百分点，城镇化提升的空间仍然广阔。在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达到增速下降的收入窗口的同时，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收入水平较低，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我国有条件把经济增速的降幅控制在20%～30%，从而在中长期保持7%～8%的中速增长。
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的调整，实质上则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宏观政策与增长阶段转换的关系而言，宏观政策要顺应而不是抵触增长阶段的转换，特别要防止过度放宽宏观政策而使经济重回以往高增长轨道的倾向。
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一旦潜在增长率下台阶，扩张性政策并不能拉高增长速度，反而会推动经济泡沫化，积累新的风险。
3.增长阶段转换需要相对稳定的宏观环境
增长阶段转换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环境，宏观政策也需要适时适度调整，防止在多重因素作用下短期内增速过快下滑。从中长期看，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已经不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和外延式增长能够达到的目标，必须从体制、机制等方面入手，通过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同时，加快我国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转变。因此，在增长阶段转换的背景下，宏观需求政策应着力促进国民经济在与增长阶段转换相适应的轨道上平稳运行，同时重视改革导向的供给政策，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应当成为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宏观政策的重要取向。
4.短期宏观调控应容忍经济增长适度回落
长期以来，我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宏观经济政策强调稳增长，其实就是稳就业，而稳就业就是保稳定。
近年来，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速度明显下降，“民工荒”、“招工难”也反映了劳动力供求格局正在发生转变，就业压力有所减轻，宏观经济政策为保就业而保增长的压力明显缓解。因此，从经济增长与就业、社会稳定的关系看，短期宏观调控应放弃高增长目标，容忍经济增长的适度回落，并引导经济增速逐步回归到中长期潜在增长率水平。显然，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下调为7.5%是合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