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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1
关键词：循环经济；宏观经济政策；作用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01
引言：循环经济视角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们对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考转变的前提下衍生出来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视角。循环经济的发展主题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化，能够发展绿色化、环保程度较高的经济方式。立足于循环经济的视角思考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能够更好地将国家调整经济发展的政策与可持续发展的环保观念结合起来，实现经济社会的更好发展。
一、循环经济视角下宏观经济政策的不足
1.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立足于循环经济的视角下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问题，可以发现宏观经济政策是存在一些发展上的滞后的。循环经济模式提倡的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可以开展更高效的、更环保的经济发展模式。而纵观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发现，宏观经济政策追求的主要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实现经济发展的高速性，而完全忽略了循环经济模式追求的经济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仅仅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性，是不能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水平的。
2.忽略了自然环境的保护。从循环经济模式的角度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的另一个不足之处是在经济发展中忽略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造成了资源能源的较大浪费。宏观经济政策所起的主要是统筹经济整体发展趋势，促进整体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作用，追求的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大幅度提升。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则忽略了对自然资源的保护，现代经济快速发展的模式中，耗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与能源，造成了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影响了自然环境的质量。
3.缺乏多元化的发展模式。立足于循环经济的视角来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可以发展其在经济发展中的经济调控手段还相对比较单一，缺乏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宏观经济政策作为一种国家调控经济发展态势的手段工具，对经济整体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基于循环经济视角考虑当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发展经济政策中的经济发展模式相对比较单一，手段也较少。缺乏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手段。
二、循环经济视角下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
1.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立足与循环经济的视角来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可以发现，宏观经济政策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循环经济模式是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思考与追求，旨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而宏观经济政策则主要对经济发展的整体态势做出一个调节与掌控作用。二者相互结合，结合循环经济模式的理念来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能够有效地结合现代经济社会的现实状况，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高速度。
2.提高经济发展的整体质量。基于循环经济的视角下来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还可以发现宏观经济政策实现了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高质量。循环经济模式考虑的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长久性，这符合经济增长向着内在化要求转变的发展趋势。能够在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实现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实现经济速度与质量的有效统一。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与宏观经济相结合，能够大大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可持续性，更好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提高。
3.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同步。立足于循环经济的视角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还能发现宏观经济政策有效地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工作的有机结合。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下，仅仅追求经济发展上的速度，在发展的过程中忽略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造成了环境资源的极大破坏。在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求下，更注重对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环境的保护，资源能源的节约。这样就能有效地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工作的同步进行，可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的质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高质量。
三、如何促进宏观经济政策更好制定
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对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是起着重大的促进作用的，保证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合理性，才能实现政策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最终目标。在现代经济发展越来越注重质量的背景下，要实现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高效性，就要立足于循环经济模式。将循环经济模式的环保发展理念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工作相结合，才能立足于现代经济社会的真实现状，提高经济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性。而且循环经济政策的发展理念符合经济发展的趋势，有效地提高了经济发展的质量。
四、总结
立足于循环经济的视角下对宏观经济政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做出一个正确的评析与探讨，对现代经济的高速发展是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的。通过以上对基于循环经济视角下，宏观经济政策发展中的不足以及针对缺陷需要进行的改进措施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立足于循环经济的视角来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能够更好地促进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实现经济社会的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璐.循环经济视角下的宏观经济政策作用评析[D].内蒙古大学，2013.
[2]肖光进.循环经济视角下中国矿产资源安全供给研究[D].中南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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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太富.循环经济视角下的中国人口城市化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07.
新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2
一、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取向需从短期转向长期
2009年我国高强度的经济刺激计划和高度宽松的信贷高增长，是中国经济领先于其他经济体复苏的主要动力。目前看来，这些措施已经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中国经济已扭转了此前的下滑趋势，实际产出正逐渐回到潜在产出值附近，2009年全年高达9.1%的GDP增速，已经从数字上证实了这一点。毫无疑问，2008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之所以在世界各国率先复苏，主要得益于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2009年广义货币量接近30%的增长，2010年接近20%的增长率，迅速将经济拉回到正常轨道上。按照政府的政策逻辑，面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冲击下的巨大不确定性，宏观经济刺激政策可以适当矫枉过正。但中国经济度过难关之后，目前的当务之急，或许也是最大的困难，将在于如何顺利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转向，即从应急性的短期政策转向处理中长期发展目标的问题。
在探讨中国的事情之前，可以回顾一下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应该说，起初美国的次贷危机从性质上来看，既不是政府财政收支危机，也不是国际收支的危机，而是发源于私营部门的金融交易和金融创新的危机。可以发现，这场危机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由于资产负债表危机引起的金融风暴。在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大量的金融机构、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中，由于资产方迅速缩水而负债方不由市场定价而固定不变，这导致了众多金融机构与企业出现了资不抵债的情况。实际经营中账面上的巨额亏损和家庭财富的巨额缩水，引致金融机构贷款的大萎缩、企业投资的崩溃，以及家庭消费的下降，并进一步导致市场流动性枯竭和金融交易崩溃。可以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的主要传导机制就是资产负债表的冲击，这或许就是这场危机发生以来最本质的因素。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乃至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低迷的机理完全一致。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理解欧美发达国家救市的基本脉络。
鉴于美国次贷危机的规模是私营部门所无法承受的，因此必须由政府力量大举介入来克服危机。事实上，在明确了这场危机的本质后，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财政部增发国债购买有毒资产，政府直接注资于即将破产的金融机构，美联储印发钞票，财政部出台的公私合作计划等等，这些措施的基本逻辑就是用美国的国家信用为担保，用发行债券和印钞所获金注资于金融机构，注资于金融市场，以此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其最终目的就是把有毒资产从金融体系中剔除，帮助金融体系恢复正常交易，并借此推动经济的复苏。中国基本上遵循了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相同的路子，在稳定的国内宏观经济环境下，全球金融危机后政府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短期来看确实促进了GDP的V型回升。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考虑到经济刺激政策总是有一定限度，经济的增长不能总是寄希望于政府的宏观刺激政策等，政策的逐步退出将是最终的必然选择。在这方面日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连续实行了几个经济刺激计划，希望通过公共建设项目和贷款计划来迅速振兴经济。但从1996年到2002年，日本经济依然停滞不前，人均GDP只实现了0.2%的微小增长，持续的经济刺激政策最终并没有提高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是日本政府着眼于单纯依靠经济刺激计划来推动经济增长，而对于经济增长的长期驱动力因素重视不足，经济刺激计划并没有转换成通过服务业和消费来拉动，导致刺激经济的政策实际效果意义不大。一般来说，经济复苏初始阶段最大的推动力通常是政府，但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私人资本必须取代政府投资成为经济的主要推动力，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恢复和增长。探讨中国什么时候撤出经济刺激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将下一步的政策取向转移到保证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目标的实现上来。
根据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实践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如果货币流通量年增长率超过20％，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反映到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上面。如在2009年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下，M1和M2分别增长了32.35％与27.68％，2010年即便在货币政策已经明显转向的情况下，M2仍增长近20%，远超历史平均水平。另外，在经济刺激政策出台初期，M1的增长速度一直低于M2的增长速度，但随后两者在2009年9月出现了M1速度大于M2速度的剪刀差。2009年12月底二者的差距已经扩大到4.6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开始形成，国民经济面临着通货膨胀预期加强和资产价格出现泡沫化的双重危险。实际上随后价格指数的持续上升也初步证实了上面的推断。2010年后我国通货膨胀现象日趋明显，如三季度后CPI指数分别达到4.5%和5.1%的高位，居民生活消费品和农产品价格全面上涨，全社会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更加强化。另一方面，从资产价格角度来看，2009年二季度后我国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出现暴涨局面，尽管国务院分别于2010年4月份和9月份出台措施加以抑制，但目前效果仍不明显，包括大中城市和二三线城市的房价仍在继续上涨，资产价格泡沫的蔓延似乎已经难以轻易抑制。
应该看到，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操作中之所以出现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和资产泡沫严重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宏观经济政策操作失当的问题。2009和2010两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推动力量是极度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可能持续太久，这是以往的经济危机给各国提供的经验教训。只专注于短期目标并通过注入流动性救市而忽视长期问题的解决，单纯依靠向国民经济注入流动性的短期政策来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采用增加海量投资和贷款的办法来增加总需求，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使用的，最终将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必须看到，鉴于中国一直采取依靠资源投入和净出口（出超）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短期经济刺激政策无法解决经济长期增长中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内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内部的各种深层次的不平衡，等等，这些长期问题是“十二五”期间经济实现持续发展饶不过去的坎。鉴于此，中国在“十二五”规划时期必须尽快转变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取向。具体而言，应重视经济长期增长中的一些根本问题，如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逐步引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大力发展内需，通过发展服务业和民营经济缓解收入差距的扩大，重新认识市场，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等等，以便保证中国经济未来长期持续稳定的增长。
二、将人民币汇率作为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重要工具
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各种组合而言，选择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双紧或者双松组合是力度最大的，也是经济金融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候实施的。例如当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时往往选择双松政策组合，包括增加财政支出、减税、降低利率，以及增加货币供应量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实行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成为必然选择，相对而言，中国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最大力度的宏观经济政策配合，尤其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突出问题是，宏观刺激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市场的扭曲，尤其是目前我国面临资产价格膨胀与通胀预期加强之后，如何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寻找合适的方式退出，就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挑战。
刺激政策只有短期的效果，中国经济必须要回到可靠的增长基础。从货币政策的运行来看，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现行框架具有很强的关联性。鉴于人民币汇率事实上盯住美元，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给中国货币政策退出的方式和节奏形成约束，这导致中国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大打折扣。人民币钉住住美元，导致中国在早年立法消除主动超发货币的制度漏洞后，人民币又将面临被动超发的新挑战。如从美国方面来看，虽然金融危机后在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和救助计划下经济触底反弹，但目前仍未有改观的10％左右的失业率和充满变数的房市表现，仍然使美国未来的经济复苏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历史经验表明，失业率对美国选择何时加息更为关键。鉴于“无就业复苏”的现实，美联储在启动第二轮6000亿美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基础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货币政策上维持0%-0.25%的联邦基金基准利率水平，且短期内至2011年下半年可能不会调整利率水平，已经成为市场共识。甚至可以判断，这一政策基调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维持。目前美联储采取“数量型放松”工具微调货币政策，例如通过诸如“定期存款工具”（term deposit facility）和逆回购协议的方式，回收市场上庞大的存量流动性。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美联储推出的“定期存款工具”只是个技术性工具，更大的问题在于它对银行资产的担保实际上难以退出。总之，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使美联储目前面临政策选择上的两难困境。如过早启动退出政策，可能会延缓经济复苏进程，甚至导致经济二次探底；而如果刺激政策退出太晚，通胀又可能失控。综合起来分析，目前美联储更倾向于使用某些非常规工具和手段，而非更具效果的利率工具。对中国而言，在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和长期的低利率政策环境下，需要做的是考虑与美国货币政策适度脱钩，增加宏观经济政策的回旋余地。
目前，中国已经开始启动了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政策，如2010年1月份后中国人民银行陆续提高了存款机构准备金率；目前已经二次加息共50个基点；对部分放贷银行征收差别存款准备金率；连续提高3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据发行利率引导市场预期；银监会对商业银行实现新的监管工具箱，实行针对银行的差异化监管；等等。这些举措均预示中国正在逐步退出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对于引导市场预期，合理约束商业银行的过度信贷投放是较为有效的方法。但同时还应注意，目前中国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退出还只是局限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一些价格型政策工具如利率工具等使用的空间仍有限，汇率工具尚未大规模使用，这导致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到一定阻碍。尤其是如果不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在货币汇率政策上进行适时调整，当下的各种宏观政策将难以真正实现紧缩效果。
目前，世界范围内面临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流动性泛滥，各国的贸易战和汇率战也处显端倪，中国需要立即引入汇率因素作为重要的政策变量使用。考虑自身因素，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长期借助于出口拉动，这个模式的可持续性正在成为问题。同时资源逐步枯竭，劳动力成本也逐渐增加，随着中国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以及未来青壮年劳动力数量的下降，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逐步减弱。考虑外部因素，各国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这些因素将难以保证中国出口继续增长。中国在退出宏观经济刺激计划，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必须要有向内的对策给以支持，而汇率则是个重要的工具变量。中国需要有自己的货币政策工具，汇率可成为紧缩政策的一部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东亚货币在此前十多年一直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这一历史教训应该被充分吸取。
目前，我国需要改变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需要改变人民币以美元为锚的取向，加大市场力量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过程中的作用，当然这不意味着中央银行对汇率完全不干预。我国可以学习加拿大等国的做法，允许汇率在长期内大幅度变化，允许长期内升值，但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对每日的超常浮动进行干预。如果短期内变化太大，可以通过调整利率以影响汇率，稳定市场。当前需要作的就是选准适当时机，开始启动人民币有序、渐进的升值进程，推动人民币恢复缓慢升值。人民币升值的启动也就意味着短期性反危机政策的全面退出，并向长期结构性调整政策的成功转型。
三、“十二五”开局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
过去几十年全球金融的实践表明，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时间太长，便容易引发资产泡沫，这已在许多国家得到验证。以往的经验还表明，即便通胀相对稳定，产出实现增长，也不能防范资产泡沫破灭给经济带来的重大冲击。目前，我国价格指数也在节节走高，资产价格泡沫问题日趋严重，这对于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选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目前在“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央已经确定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基调，即实行稳健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配合。这意味着此前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政策中，拉动总需求的短期性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实行了一年多后，在GDP增速已逐步改善前提下，将逐渐有序退出。在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步骤上，鉴于目前我国人民币钉住美元，中美利差的变化将影响中国的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的调整必须关注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以及美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溢出效应。目前来看，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具有几个特点。首先是临时性经济刺激措施正在逐步停止使用，但政策的退出时间仍不确定。目前，美国在危机时的临时性刺激经济政策不再扩大规模，但量化宽松政策呈扩大态势。继第二轮6000亿美元量化宽松政策已经实施的基础上，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仍有可能启动。其次，货币政策仍然主要依赖于数量型工具，价格型工具尚未完全启动。第三，美国正在削减财政赤字的规模，并逐步使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恢复正常，以便减轻此前的膨胀局面，还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一个正常的局面。鉴于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和关联性，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必须考虑到这些特点和变化，有的放矢，循序推进。
具体来说，在“十二五”开局之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需要考虑四个因素，即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情况、国内私人投资的启动情况、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上涨的情况，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政策退出的情况。从目前观察到的世界经济复苏迹象和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应当对2008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进行评估后考虑退出，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选择。
首先，采取措施使宏观经济政策向正常化阶段转变。在这个阶段，财政政策暂且可以按兵不动，但应考虑调整政府支出结构，进行适度的结构性减税等。而对于货币政策，这个阶段应将“管理通胀预期，控制资产泡沫”作为核心内容。强调管理通胀预期和控制资产泡沫，有助于确定清晰的政策目标，形成市场稳定的政策预期，避免导致预期紊乱及对市场的冲击。我国在政策实施中需要避免一个问题，即由于政策目标不清晰，导致金融机构为了防止可能的信贷紧缩而大规模提前发放贷款，引起信贷在不同季度和月份之间的分布更为不均衡。具体而言，在操作层面，当前货币政策应当设定一个清晰的信贷增长目标和货币供应量目标，并切实遵守，以便推动货币政策真正向稳健回归。目前看来，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重点在于货币政策的选择，而其中关键的指标在于信贷规模增长。鉴于2010年M2增长超过年初设定的计划，综合各方考虑，2011年我国必须严格要求，将M2增长控制在15％左右，以便促使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回归，减轻宏观经济层面的压力。
目前房地产资产价格泡沫的控制已经成为宏观经济中的最大问题。这要求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上不仅要紧盯住CPI指标，还应将资产价格变化情况考虑在内。即货币政策不仅仅应该关注通货膨胀，还需要对股市和房市的资产泡沫作出足够反应。尤其在抵押贷款市场较为发达，“金融加速机制”效应较为明显的经济体中，货币决策应更为重视房价变量。因为资产价格对经济运行和公众预期变化更为敏感，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可以作为一种判断流动性过剩的早期和直观预警。需要提及的是，目前货币当局对于资产价格是否纳入货币政策目标有不同看法，似乎倾向于暂时不予考虑的态度。这种格林斯潘式的“事后救助”思维，意味着资产价格上涨时中央银行对其放任自流，泡沫破裂后再进行救援。对于资产价格泡沫，可从全球金融危机中的美国、英国、冰岛、迪拜等国得到一些启示。那就是：资产价格泡沫引起的冲击巨大，格林斯潘式的“事后救助”策略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鉴于此，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框架内，应该重新定位中国人民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对象，考虑将资产价格因素纳入政策范围之内，使货币政策更加关注资产价格和初级产品价格变动的影响。
新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3
（一）“新常态”的提出及本质
我国GDP增速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处于波折阶段，总的来说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新常态” 内涵反映出的是绝非以往只注重经济总量增加，而是向宏观经济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转变。 由于不同于“三期叠加”之前表现出的宏观经济政策难以为继，故而体现了“新常态”中的“新”字；此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将会表现出的相对稳定的国家经济状态则直接反映了“新常态”的“常”字。可以简单地说，“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反哺经济的健康增长。
（二）“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
我国正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阶段，我国的宏观经济已经表现出相当一些新的变化。这些新的变化可以说是提前预知了“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些主要特征。从这些提前预知的变化来看，我国经济的运行有如下重要特征。
1.经济潜在增长率在7%左右。经济潜在增长率就来源来说主要取决于资本投入增长率、劳动投入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可以通过改善生产要素供给和提高生产率予以提升。
2.我国消费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了“半壁江山”，出口和投资已难以超越。2012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制造品生产国家，逐渐超越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方式由改革开放20年来以投资等为主导的外部需求结构向以“三驾马车”为主导协调拉动经济结构调整，完善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化升级。
二、“新常态”下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风险
（一）金融风险暴露
当前中国金融体系总体稳健，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稳中有险、稳中有忧，潜在的金融分析按不可忽视。尤其在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和结构性问题的背景下，要特别注意重点领域的三大区域性金融风险，房地产市场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产能过剩风险。
（二）产业空心化风险
决策者出台了一些列扶持政策，促进我国创新型工业和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资源更多地向这两个部门倾斜，而处于价值链的底端的一些产业必然会促使本产业向资源方转移，努力使自身走向价值链的两端，产业的稳定毫无疑问经受了冲击。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新兴产业与传统制造业等的转移引起了产业空心化风险；第二是第三产业在GDP的占比持高不下，产业的结构逐渐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空心化风险；第三是我国外贸政策向外倾斜导致的产业空心化风险。
三、“新常态”下我国几个重要经济政策转变分析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领导层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基本倾向于需求管理，决策者为维持我国GDP增速差不多是10%的高速增长而以长期的扩张性政策来刺激国内总需求。然而，“新常态”下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一??供给面的问题，而这个供给面的问题应该是一个长期性趋势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凯恩斯主义为核心的需求管理对于解决结构失衡的长期问题上并不具有比较优势，此时我们就应从供给端、从体制改革等顶层设计来着手调整。
（一）“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转变
在我国“十二五”规划的结尾之年，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异常复杂，在这种经济增速下行态势下，决策者需要看清当前国内宏观经济与国际不稳定因素，通过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适度宽松。
曾经的政府宏观调控目标是不管不顾、一心着重我国经济总量的增加和增速的加快，根据短期的经济结构性问题形势的变化，频繁使用强刺激手段来调节经济，进而导致如产能过剩、地反政府债务、金融风险和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等后遗症。
（二）“新常态”下财政政策转变
加强民生投入，激发消费潜力。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揽子的财政政策，加强对民生、社会保障等惠及大众的财政投入，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能力。在我国经济下行时，金融危机的爆发不可抑制的进一步减缓我国经济增速，这又无可避免的造成对居民生活水平的压抑。但可以预见在今后的一段时期，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望加速提升，而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将逐步解决居民消费的一大后顾之忧，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得益于政府对民生投入力度的加大。
四、“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转变要点
（一）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转变的很好切入点和抓手
19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偏向于需求而忽略供给，决策者为维持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以长期的扩张性政策来刺激国内总需求。然而，我们在“新常态”下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一个供给面的问题，而这个供给面的问题应该是一个长期性趋势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凯恩斯主义为核心的需求管理对于解决结构失衡的长期问题上并不具有比较优势，此时我们就应从供给端、从体制改革等角度来着手调整。
新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4
再来看看我们自己。2012上半年，中国GDP增长了7.8%，为最近三年来首次破八。其中二季度增长7.6%，总体呈下行趋势。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1～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为20.4%，6月份单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21.7%，比1～5月份投资累计增速高1.6个百分点，为期间的经济稳定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是，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依然任重道远。此外，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如何避免经济失速、硬着陆风险，对未来的经济政策制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认为，“低要素成本”时代已经过去，继续维持GDP9%v2上的高速增长已不现实。中国将进入次高速（5%～8%）的增长阶段，未来经济政策应该在适度宽松的前提下，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在经济下行惯性和稳增长之间谋求平衡，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基于这些，本期以“宏观经济形势研判与产业转型”为论题，集中讨论未来经济政策选择。来自亚洲开发银行的宋雷磊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新常态”与中国宏观经济》中。提出了三点结论：全球化带来的新的经济结构不平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结构因素；经济结构再平衡需要很长的时间，发达经济体可能会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新兴经济体必须进行结构调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着眼于在短期内稳定增长，在中长期内致力于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贺力平、樊纲的《从过热增长回归正常增长》，回顾了当前宏观经济问题的历史背景，对2012年宏观经济走势中的几个特殊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应当坚持及时和微调原则，并注意把握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相结合的方针。
赵湘鄂、赵成、陈雳的《中国钢铁行业亟待转型破局》，针对目前行业的困局，提出了市场化行业整合及产品结构调整的对策建议，要调整品种结构，更加重视特钢；加强政策指引，强化环保指标；进一步提高产业集中度，重视兼并重组的经济效率。
黎峰剖析了我国开放型经济的主要问题，认为转型不仅仅是调结构，重点是发展模式的转变。胡春林、贺娜、陈鲲玲基于充分的调查，分别以珠三角、河南省和克拉玛依市为例，对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实现路径，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刘三林则从企业如何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本期论题八篇文章，从不同视角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力求多维度论证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的新的政策构想。
新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5
10月12日网上了十七大三中全会的公报，会议通过了农村改革发展的决定，并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作出明确判断，并给出当前中国经济工作原则性的方针。比如说，公报指出：“坚定信心、冷静观察，多管齐下、有效应对，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可以说，这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及基本原则。
对于当前宏观经济基本原则，有以下几个层次的意思：一是尽管当前国内经济发展态势没有多少改变，但是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目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不少突出性矛盾与问题，因此，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既要以静制动，观察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态势与变化，又要根据这种态势与变化不断地调整其政策，以便找到一条适应中国经济实际情况的政策方针。
二是在国际经济放缓的情况下，我们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以扩大内需来寻找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来应对全球经济放缓。而扩大内需的重点又要放在消费需求上。所谓的消费需求包括了居民自住性的住房消费需求及个人信用性的消费需求。
也就是说，房地产市场仍然是扩大内需的重点，也是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点，但是房地产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点不是鼓励房地产炒作与投机，不是让房地产炒作者通过银行的金融杠杆把国内房地产市场的价格炒上天，并以此来制造经济的虚假繁荣或短期繁荣（而这是金融不稳定的根源），而是要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放在居民自住性的消费需要上。居民住房的消费需求是房地产现在及未来发展与繁荣的动力。
在目前房地产市场的情况来看，尽管这几个月来住房销售迅速下降，但是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思考。一是当前的住房销售迅速下降，仅是与2007年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的年份比较是下降了，但是与2006年、2005年相比，其销售的数量并没有减少多少。二是目前国内房地产市场销售减少，不是居民没有住房的消费性需求，而是过高的房价一直顶在2007年的高价格水平上，从而使得绝大多数居民没有支付能力进入。2007年房价，不少地方价格上涨一倍甚至几倍，过高的价格使得绝大多数居民没有支付能力进入房地产市场。当房地产市场炒作与投机一旦受到限制，住房的销售下降也是自然。可以说，目前一些大城市的房价，如果不做大幅度的调整，要想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是不可能的，因为，房价这么高绝大多数居民没有支付能力购买。如果说，各地房价能够下降到绝大多数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水平上，当前房地产销售问题就会化解，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也会到来，中央扩大内需的目的也得以实现。但是目前问题是房地产开发商为了维持房地产暴利模式宁可不卖也不降价销售。
三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在做四个稳定。即经济稳定、金融市场稳定、股市稳定及社会大局稳定。而且这四个稳定是一个整体，它不是孤立的，因为资产价格泡沫是这些不稳定的核心。所以，四大稳定又要落实在民生的问题上。因为，经济发展、金融及股市的繁荣都是为了提高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居民的福利条件，而不是为稳定而稳定。如果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经济福利条件改善了，那么广大民众就能够安居乐业，社会矛盾与冲突就会减少，社会大局的稳定就自然生成。
新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6
经过2007年和2008年上半年的宏观调控，中国宏观经济朝着预定的方向进行了调整，从2007年全面过热的状态回落到合意的区间，与中国宏观经济常规性经济增长状态靠拢。但是必须看到进入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变量，正在和即将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一，目前所出现的合意的宏观经济形势并不稳定，宏观经济存在进一步深度下滑的风险，保持目前合意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一定的结构调整速度应当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
在以美国“次贷危机”为标志的世界经济周期性调整和国内贸易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外需在短期存在调整过度的嫌疑，在中期存在持续下滑的压力。中国出口增长速度从2007年10月开始出现明显下滑，虽然2008年3月有所恢复，但6月又回落到17%，1～7月出口名义增长22.6%，如果剔出价格指数和美元贬值因素，实际增长速度不到12%，为本周期的最低点。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出口的回落并不会就此结束，中国宏观经济将在中期面临外部环境恶化的挑战：①由“新技术扩散效应衰退”、“全球化红利递减”、“全球流动性过剩”以及“全球不平衡逆转”等内在因素决定的世界经济周期性调整决定了中国出口需求将在中期持续下滑；②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中国贸易政策调整的滞后效应将持续提升中国出口供给的成本，压缩中国出口的利润空间；③中国新竞争力构建的滞后性决定了中国在中期可能出现“国际竞争力真空”的危机，使出口在进口持续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出现持续回落。
在外需回落、利润下滑、房地产市场反向调整以及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固定投资在短期大幅度下滑已成定局，在中期存在加速下滑的可能。1～6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达到26.4%，处于近8年来的平均水平，但是，如果考虑到10%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6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速度不到17%，是近8年的历史最低水平。最为重要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滑还将持续，其核心原因在于：①利润率的下滑决定了固定投资的进一步下滑。剔出新会计准则、投资性收益、短期灾害以及假利润等多种因素，2008年工业利润增率较2007年出现接近20个百分点的下滑，同时，企业亏损额增长了50个百分点。这种利润的下滑和亏损的上升会随着“新技术扩散效应衰退”和“全球化红利递减”等中期因素的作用而持续。②在“出口投资联动机制”的作用下，出口增速的当期大幅度回落和未来的下滑将导致投资的进一步回落。③固定投资价格、原材料价格以及动力价格的进一步提升，将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的成本，从而制约了实际投资的增长。④“煤、电、油、运”等瓶颈产业的重新出现将给固定资产增长设置供给约束。⑤信贷收缩在结构上的同步性将对优质企业和劣质企业的投资产生同样的约束。⑥房地产投资的反向调整可能是影响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核心因素和中国宏观经济下滑的焦点。⑦雪灾和震灾通过“需求创造效应”相当程度上抵消了中国固定投资下滑的趋势，但这种效应所具有的短期性和加速衰减性等特点决定了2009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可能面临加速下滑的危险。
持续的结构性CPI高涨、实际收入水平增长的乏力以及消费变动内在的规律，决定了我国难以在短期再次出现消费结构升级与总量加速，在中期存在回落的风险。1～5月中国消费名义增长速度达到21.1%，实际增速达到13%，较2007年出现加速的趋势。但是这种趋势是难以持续的，虽然国家出台了很多消费启动的政策。这是因为：①通货膨胀及其预期对消费者行为的冲击决定了2008年上半年消费上升只是一个短期现象，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冲击将使消费者行为发生逆转。例如，石油价格的上涨将打击汽车消费的增长，房地产的疲软和居住类价格的上涨将压低居住类消费支出。② 2008年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幅度的下滑以及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进一步恶化都不足以支撑中国消费的加速和升级。③在1998-2002年中国消费加速和消费升级刚完成的前提下，中国消费难以期待在短期内发生下一个消费革命；④经济下行区间将进一步引领消费回落。经济史还没有出现过经济下滑时期实际消费出现加速的先例。
从上述3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国民经济系统中已经生成了向下的冲力，即便不采取更多的紧缩的调控政策，这些冲力本身就会使今年的经济增长回落2个百分点左右，如果依然延续“双防”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国实体经济必然在外需和投资实际增长速度下滑的引领下出现过度调整的危险，很有可能使明年的经济增长低于9%。必须看到，由于中国所处经济增长的历史方位，GDP年增长率低于9%，就会使整个社会整合处于紧张状态，城镇化速度就会有所降低，就业问题就会更加突出。经验数字表明，如果GDP年增长率低于8%,我国就会进入类似发达国家不景气的状态。假如我们不能见事早，预防有力，不排除在今后两年中国宏观经济出现较大的起落。因此，保持我国国民经济当前的增长势头应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中心任务。
第二，正确处理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控制通货膨胀的关系，将物价上涨保持在合理的、社会可承受的区间。中国价格上涨的结构性、补偿性、成本推动性以及国际性等特点决定了中国价格上涨不仅具有必然性，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央提出的控制物价过快上涨，是正确的。但有些人简单地把消除价格上涨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这是片面的。这样不仅无法完成宏观调控的任务，而且会损坏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妨碍改革的深化。将价格上涨幅度保持在目前可承受的范围应当成为目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另一个可行的落脚点。
本次物价上涨在本质上是初级产品与制成品相对价格的调整，这不仅是要素价格改革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核心前提。因此，结构性价格上涨既具有必然性，又具有必要性，我国将在相当一段时期要面对这种结构性价格上升。因此，将完全消除价格上涨做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短期目标，一方面不具有可行性，另一方面还会妨碍中国结构调整以及要素价格改革的战略进程。
中国结构性价格上涨所具有的国际输入型特征超越传统的“供给推动”和“需求拉动”分析框架，我们需要从世界经济循环和周期变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结构性物价上涨的本质。中国价格上涨的结构性特征不仅决定于中国的全球化、工业化以及结构调整等因素，也决定于全球分工体系的调整、世界不平衡、美元贬值以及金融全球等因素。简单通过国内宏观经济政策来控制价格的上涨不仅难以起到良好的治理效果，反而会使中国过多承受国际通货膨胀的治理成本，导致中国实体经济出现过度的波动和下滑。中国价格治理必须要有国际视野，在加大国际协调、进行必要的国家商品价格形成机制干预的基础上，展开国内结构性价格上涨的治理。
目前价格上涨的范围和幅度依然处于中国宏观经济和居民可承受的区间，国家可以通过各种价格补贴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在控制价格涨幅、维持宏观经济增长的稳定之间、深化改革与结构调整之间寻找到平衡点。
当前形势下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选择 如何才能保持目前的国民经济增长势头、保持价格上涨幅度在合理的可承受的区间呢？
第一，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重点、节奏和力度，以防止中国宏观经济出现深度下滑。
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宏观经济出现进一步下滑的核心原因在于外贸与投资实际增长速度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全面的大调整，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简单地放松这些政策不仅难以“有的放矢”的治理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反而会加剧目前宏观经济所面临的各种风险。例如，放松货币政策可能有利于部分企业改善流动性问题，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企业利润空间大幅度下滑以及外需总量收缩的问题，反而会推进中国流动性的进一步过剩和通货膨胀治理的环境进一步恶化。又例如，政府通过投融资政策的调整对房地产以及资本市场进行干预，使这些市场大幅度反弹，可能使这些行业出现短暂的繁荣，进而拉动相关投资的增长，但这些政策在热钱已经大规模进入中国的前提下，反而可能引发投机资本在抄底获利后快速解套，资本反而出现大幅度外逃，对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再例如，政府可以通过大幅度提升工资改变初次分配的结构，进而为消费提升提供收入支持，但这种政策调整在通货膨胀预期存在的环境中往往成为启动“物价――工资螺旋上涨”通胀形成机制的导火索，并最终导致实际工资增长速度下降，消费疲软的局面。
因此，中国在面对目前宏观经济下滑的局面，不仅要面对“结构”与“总量”的冲突，还必须面对“短期”与“中期”的冲突，同时还必须重视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针对性以及中国宏观经济动态调整的平衡规律。正是出于这些方面的权衡，本文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目前调整的主要对象应当是阻止外需和投资的过度下滑；遵循的原则应当是“政策小幅调整反向启动各种联动机制，治理中期加速回落”；短期目标应当是“实体经济层面实现反向微调，金融资本层面保持高度稳定”；中期目标依然是“在坚持总量平稳的前提下，推进结构性调整”。因此，具体措施包括：
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保证外贸的增长速度。要防止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急于求成的冒进心态，充分认识到模式转变的战略性目标与宏观经济稳定的战术目标之间的权衡的重要性，把握外需引导的阶段性意义，避免外需大幅度回落过程中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在保证外需一定增长速度的前提下，适度调整出口和进口的结构。因此，需要重新审视自2007年以来的各种贸易调整政策的力度，适当回调部分产业出口退税率或进口关税，同时应当控制人民币升值的幅度，防止加速升值对贸易带来的“阈值效应”冲击。外需增长速度下落的停止可以通过各种联动机制阻止内需的下滑。
注意把握从紧货币政策的力度。中国货币增长以及信贷增长在总量上依然处于一个较为适度、可控的范围，治理结构性价格上涨问题依然需要总量从紧的货币政策配合，货币政策需要调整的不是总量，而是信贷投放的结构。应当适度调整信贷投放的区域结构、行业结构以及企业结构，保证优质企业正常的生产投资以及发达区域的资金运转。可以考虑重新启动中期债券等融资工具。目前结构性价格上涨依然具有合理性、必要性、国际性和多元性，同时也处于国民经济可承受的区间。因此，不要希望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能够对这种价格上涨带来直接性的效果，也不要一国单独承担全球结构性价格调整带来的成本，货币政策的紧缩只能定位在预期引导的作用上，不宜进一步采取深度紧缩政策。
在国际游资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工具应继续坚持以数量型格局调整为主的策略，价格型工具的启用应当根据国际利率的变动以及世界汇率结构性调整的状况进行相机决策。货币政策应当为一个稳定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而创造条件，避免因为货币政策的调整而导致资本和金融市场价格的波动。与此同时，政府也不宜出台引起股市和房市波动的政策，在防止房市大幅度下跌的前提下，应当以稳定房地产价格和资本价格为首要目标，以避免助长投机资本的投机行为，使之“低点进入，高点出逃”，引发资本市场的大动荡，进而导致宏观经济进一步的大动荡。
坚持汇率改革方向前提下，适度放缓人民币升值的速率。汇率政策必须权衡“战略性目标”与“战术性目标”、“总量性目标”与“结构性目标”、“金融目标”与“实体目标”之间的利弊。中国外需的下滑是由于外部需求、贸易政策调整、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工资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调整的结果，因此，不能因为中国外需的下滑而停止中国汇改的步伐，不能因为游资的问题而采取激进放开的方案。人民币升值应当在坚持以往“渐进、自主、可控”的原则的基础上，适度下调升值的幅度。短期大幅度调整人民币汇率不仅不能改变人民币升值预期，在大量游资存在国内市场的情况下反而正中投机资本的下怀。
财政政策应当采取中性定位，积极操作的定位，适度改变年初政策取向，适度扩大支出的规模。主要体现在：①全力抓好灾后重建工作，积极支持灾后重建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各种救济工作，对特殊行业进行相关的财政补贴，防止灾害对宏观经济的短期冲击；②积极进行经济下行区间财政支出的中期规划，加强对人力资本的公益性投资，加强对战略性产业的产业支持，通过这些财政投入，在短期可以弥补由于外需下滑带来的总量收缩，在中期可以为下一轮经济增长培育新的支撑点。财政不能因为上行区间超收而过度进行总量扩张；③应当加强各种生产和消费价格补贴，以缓和结构性价格上涨带来的民生问题，但民生财政应当注意福利支出带来的刚性问题，防止由于上行区间过度支出引发的下行区间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
第二、为维持价格上涨幅度在合理的可承受的区间，调整部分价格治理的措施。
正确认识食品价格冲击在中国历次通胀时期的作用，高度重视食品价格在“紧平衡”条件下的“超调”特性，在加强国际粮食价格协调的基础上，采取粮食出口的短期管制，强化粮食生产的投入，进一步加强粮食自给战略的地位。
中国资源和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具有十分深厚的内在结构变动基础，不能简单采取价格管制模式进行治理，而宜采取价格释放和价格疏导相结合的方法。价格管制虽然在短期内可以防止国际通货膨胀的传递，但在中期，国内外价格的高额差异必然通过提高本国通货膨胀的预期而传递通货膨胀。因此，能源价格体制改革不仅是中国结构转型在中期的必然选择，也是稳定通货膨胀预期的中期选择。有步骤地部分放开能源价格不仅不会对中国结构性价格上涨带来全局性的影响，反而会有效解除瓶颈产业的约束，消除瓶颈产业存在所带来的价格形成机制扭曲的问题。
本币升值虽然与本国的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但是，由于汇率传递效率的低下，采取人民币加速升值难以起到控制中国通货膨胀的作用，反而会引起外需的加速下滑以及国际游资的进一步进入。因此，近期不宜进行人民币加速升值。中国名义汇率的调整取决于国际利率和汇率结构调整，通货膨胀因素不宜成为汇率政策的目标函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