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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1
论文摘要 亚洲特别是东亚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亚洲出现了经济和货币一体化的趋势，亚洲金融危机加快了亚洲货币合作的步伐。亚洲实行货币合作存在充分的可行性，但从目前来看，实行区域货币合作的困难重重。展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景，如果亚洲各国能相互信任，互助合作，亚洲经济能够相对平稳发展，亚洲区域货币整合仍有巨大的空间。
现在，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同时，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又出现了区域汇率协调安排和货币区域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 Mundell在2000年就曾预言在未来十年内将会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合作区。目前欧元区和美元区正发展得如火如荼。亚洲货币合作，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也开始启动。亚洲货币合作的直接动因是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7月发生的货币危机起始于泰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扩散到东亚其他国家，最终发展成为地区性的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极，亚洲各国有必要加强本地区内的金融协调与合作，亚洲区域货币面临着重新整合的必要和趋势。以下从国际货币合作的目的开始，到货币合作的形式以及成本收益分析去论述国际货币合作，之后结合亚洲发展现状分析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景，最后指出亚洲区域货币合作必须加强亚洲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一、国际货币合作的目的
开放经济中所有的宏观经济原理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都涉及到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问题。各国要实现国内充分就业，维持经济增长和低通货膨胀以及国际收支平衡这样一个内外均衡的宏观经济，必须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此外，还要使本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外国的经济政策相协调。汇率政策是国际经济协调的核心之一。国际货币合作的第一个目的就是稳定汇率。稳定汇率的目的就是能够保持与主要的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固定汇率，减少国际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稳定发展，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二个目的是政策自主。政策自主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拥有自主地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利，为了能够比较自由地选择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各种组合，为更好的管理国内经济提供更多的政策选择。第三个目的是防止投机。防止投机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方便地控制投机性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以防止这种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不稳定的经济冲击。
二、国际货币合作形式及成本收益
(一)国际货币合作形式
为了解决以上三者间的问题，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实行国际货币合作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就像麦金农和蒙代尔所建议的那样建立最佳货币区，或者象欧盟那样建立单一的货币联盟或单一货币区。下面就国际货币合作程度的差别，简述货币合作的形式。
1.汇率联盟。汇率联盟要求各个成员国相互之间实行不可改变的，纯粹的固定汇率，而且不允许做出任何边际调整。这样的国际货币合作显然要求各个成员国对短期资本国际流动进行控制。否则，短期资本流动会使固定汇率难以维持。
2.货币一体化。货币一体化也叫最优货币区，它包括的内容有:成员国之间相会实行固定汇率，而且不能作边际调整;成员国实行货币一体化，即没有外汇管制，成员国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金融市场一体化，即资本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成员国具有共同的货币政策。
3.货币单一化。这种货币合作形式有三个要素组成:统一货币，统一储备，统一央行。成员国没有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权，汇率水平以及储备数量由统一的央行来决定。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外汇支付与平衡也由共同的央行来处理;每个成员国的金融当局只能拥有少量的外汇储备用于日常的周转支付。
这些合作形式不能保证成员国同时获得汇率稳定，自主政策和控制的资本流动这三个目的，充其量只能获得其中的两个。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国家还热衷于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呢?这个问题只能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分析中得到答案。货币合作不是最优的政策选择，但确实次优的政策选择。
(二)国际货币合作成本
国际货币合作的成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员国将因此失去汇率调整这个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因为参与货币合作要稳定汇率，所以成员国失去调整和选择汇率的权利，参与货币合作的结果将合作前的汇率冲击转化成合作后的贸易冲击。
2.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员国将因此失去货币政策自主这个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成员国不能自主控制货币政策，那就必须面对下列困境之一:要么是承受高于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要么承受高于其他国家的失业率。
(三)国际货币合作收益
国际货币合作的收益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1.可以降低国际贸易的汇率风险。对于国际贸易商来说，不稳定的汇率是它面临的风险之一。通过货币合作可以形成相对固定的汇率，那么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就大大降低，就可以促进各国贸易的增加和国民收入的增长。
2.可以减少贸易商货币兑换的成本和投资商资本流动的费用。如果没有国际货币合作，各国货币就难以自由兑换，那么贸易商货币对方成本和投资商资本流动的费用就大大增加。通过货币合作可以降低这种交易费用，刺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带动各国经济增长。
3.可以减少国际货币投机的冲击。一方面成员国之间汇率和货币收益因为货币合作而趋向于拉平，货币差价缩少，减少投机利润;另一方面因为一体化之后货币的绝对规模扩大，国际投机者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实力冲击一体化的货币体系
4.可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益。由于货币合作而导致的货币一体化的结果将稳定汇率和减少国际货币兑换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由此产生的产业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应将大于自由贸易协定或直接跨国投资而产生的效应。也就是说货币合作将进一步放大自由贸易协定或跨国直接投资产生的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应。
三、亚洲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和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从最优货币区理论来看，具有下列特征的国家适合组成货币合作区:经济开放程度较高，劳动力和资本流动性较强，工资价格具有充分的弹性，货币政策目标相似等等。
(一)对外经济开放度。伴随经济一体化的投融资活动的一体化，因此，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不应仅仅以对外贸易占GDP比重来衡量，还应该考虑综合开放程度，以体现一国贸易，投资，金融三方面与世界经济融和的程度。东亚地区的综合开放度比较高，但国别差异较大，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地区性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对外开放度很高;而中国，日本，韩国综合开放度较低。因此迫切需要稳定汇率，进行货币合作。
(二)工资价格刚性。亚洲地区的工资和价格具有较大的弹性。这是因为亚洲是具有较高增长速度的发展中地区，一些国家的工业化刚刚完成，而另一些地区则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化过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批量转移，这种转移在满足工业化过程对劳动力的巨大的需求的同时，也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弹性。另外，亚洲国家工会力量与欧美国家相比较弱，谈判能力低，失业保障也不健全，导致工资刚性不强。
(三)要素市场的灵活性。要素市场越灵活，资本及劳动力的流动性越高，成员国财政转移的程度越大，这些国家越有可能组成最优货币区。亚洲各国和地区目前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很多，包括语言障碍，法律障碍，文化障碍等，这都使亚洲各国的劳动力流动程度很低。其次，亚洲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亚洲区域大国——中国，韩国，日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资本流动存在一定的障碍，致使整个亚洲区域的资本流动性不高。
(四)政策目标的相似性。政策目标相似性越高，在对付经济冲击时货币合作各方的政策协调越容易，货币合作越容易成功。衡量各国政策目标是否一致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通货膨胀率。亚洲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很大，为建立货币合作区的政策协调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目前，亚洲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有所提高，但是整个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存在差异，货币合作便经常在两国或三国之间进行，以两国或几国签订协议的形式存在，具有双边性。此外，亚洲各国还没有涉及汇率稳定的严格的框架协议，只是进行汇率稳定的尝试性合作，如建立双边或多边的政府货币互换协议，紧急时刻货币援助协议，共同干预市场汇率的行动等等。
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要求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货币合作的形式主要有汇率联盟、货币一体化、货币单一化三种形式。亚洲的最优选择应该是第二种演进路径。货币一体化要求:成员国之间相会实行固定汇率，而且不能作边际调整;成员国实行货币一体化，即没有外汇管制，成员国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金融市场一体化，即资本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成员国具有共同的货币政策。与欧洲相比，亚洲货币合作的困难可能主要来自政治方面，长期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一直存在分歧，如领土纠纷，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差异等，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对方为竞争对手而不是潜在合作伙伴。其次，货币合作要求各国要让度一部分经济政策的自主权，实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这就要求亚洲各国必须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就要做到:第一，协调各国的货币政策，实行相近的通货配置率和失业率;要实现区域货币合作，就要实行共同的货币政策，亚洲国家和地区要显示出愿意放弃货币自主权以换取货币合作成功的决心。第二，加强亚洲各国的政治文化交流与合作;交流各自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交流说实行政策对经济形势影响的看法;只有这样，成员国相互间才能增进了解，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协调宏观经济政策，从而为亚洲区域货币合作迈出坚实的一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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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2
中国人民银行1月12日晚间宣布,从2010年1月18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农村信用社等小型金融机构暂不上调。对多数宏观研究人员来说,2010年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是可预期的,但很少有人能料到调整会在1月份,而且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声明政策延续之后如此短的时间来临。调整之后,大型金融机构执行16%的准备金率水平,中小金融机构执行14%的水平。根据最新的存款数据计算,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可以一次冻结约3000亿元资金。
可以找到的解释是,2010年1月份以来银行信贷投放的快速增长,以及对于热钱进入的防范。更深层的原因包括:对于2009年宏观统计数字中所反映的中国经济复苏十分自信,对于2009年贷款大幅度增加有很大的担忧,对于由此可能产生的商品价格上升和资产价格上升也十分担忧。另外,2009年12月份价格指数的数据也支持了这种担忧。
在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之前,货币政策的紧缩意图已经在公开市场操作中有所体现。在此之前发行的三个月期央票和91天正回购利率时隔五个月后双双上行,而12日央行发行的200亿元1年期央票中标利率为1.8434%,较上周发行的1年期央票利率1.7605%攀升8.29个基点。央行还在公开市场操作中展开了2000亿元28天期正回购操作,创下发行量历史最高纪录。结合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应该看作货币政策方向的转变,对于在从紧这个方向上的后续政策和措施的出台要有准备,在2010年存款准备金率再次上调是十分可能的,利率上调也是可能的,公开市场操作中的收缩行为更是非常可能的。有关房地产的紧缩政策与货币政策上的紧缩应该看作是一个整体,并互相呼应。这些政策出台的时间段主要是前半年和前三季度,然后会发现反应过度,在第四季度和2011年年初会有一些反方向的调整。
政策方向的转变可能再次支持了对于2010年实体经济发展不太乐观的判断。但比较负面的后果是,2010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巨大不确定性导致经济活动参与者无法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这对实体经济的运行有牵制作用。商业银行2010年的行为从整体上看本来就是比较谨慎的,而货币政策的收缩会增强商业银行这个方向的收缩,对2010年的投资增长产生较大的约束。消费通常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因素,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更难以期望消费能够加速增长,维持2009年的增长幅度也存在不确定性。几个推动因素平衡下来,2010年的经济增长能够比2009年的经济增长略有超过已经是很不错的结果。
目前的宏观数据显示出比较复杂的形势,如果从2010年年初公布的2009年12月的工业数据和投资数据的环比来观察,都可看出经济增长减缓的趋势。但就年同比的数据来观察,比较容易得出经济增长加速、过热、通货膨胀风险加大的结论,也就为刺激经济政策退出,货币政策收紧提供了依据。这一看法形成了目前的主流看法。从本专栏的几次分析可以看出本专栏的看法与主流看法的距离。在银行新增贷款的数字下降后,上述主流意见会有动摇,当经济增速减缓比较明显后上述主流意见更会动摇。但主流意见开始转变并体现到政策上应该是下半年或四季度的事情。在此之前,目前的主流意见难以改变。
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3
在这次宏观调控中，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际工作者，对采取财政金融政策刺激经济的做法都持基本一致的看法。但各方普遍有一个感觉，那就是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出台以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并不象想象的那样明显特别是有些政策，如财政政策，在扩大投资、刺激内需方面被寄予厚望，但具体的可操作方案并不是很多，从己经出台的一些财政措施来看，力度也比较有限
本文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经济中“弱财政强金融”的特征有很大关系作为宏观经济的两大方面，财政和金融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各有自己的作用范围和机制，也都各有自己的优劣势宏观经济政策要能取得好的调控效果，必须以财政金融的协调配合为基础改革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中出现了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削弱，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强的现象，致使宏观调控越来越依赖金融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迟迟不能出台，这是造成我国宏观经济调控难度加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这种情况，当前的宏观调控应从改变财政金融地位不对称的状况入手，在财政金融协调配合的基础上完善宏观调控手段，以顺利实现国民经济的各项中远期目标。
“弱财政、强金融”是我国经济运行的显著特征
(一)我国经济中的弱财政现象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按照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罗纳得。麦金农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弱财政现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缺乏一个有效的税收管理制度，这往往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税收流失问题;二是对政府支出特别是预算外支出不能进行很好的控制，导致这些国家不得不面对日益积累，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根据我国的财政状况，弱财政还应包括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不断下降的特征，也即通常所说的财政两个比重问题限于篇幅，这里主要从财政收入方面剖析弱财政的特征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笔者计算了“财政收入増长率/GDP増长率”这一指标，该指标反映财政收入对国民经济増长速度的弹性从计算结果来看，该指标值极不稳定，波动幅度在0.22~1.09之间。而且波动无规律，与时间序列没有相关性说明财政收入増长还没有内含于经济的増长，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与经济増长相适应的稳定的财政收入机制
财政收入下降使财政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下降财力是财政进行宏观调控的基础，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使有限的财政收入扣除掉用于政府管理国防、文化教育领域的支出后，可用于经济领域进行财政调控的财力相当有限。统计显示，经济建设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从改革之初接近60%的水平，一直降低到1995年的41.9%，下降了18个百分点，表明财政职能总体上日益向消费型倾斜。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财政预算内投资资金的平均増长速度很慢，仅为12.3%。远远低于其他来源的投资资金的増长速度(分别为93.%-152%)，也远远低于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平均71.4%的年増长率。预算内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己经从1985年的35.5%下降到1996年的6.2%，下降幅度近30个百分点如此低的预算内投资，极大地制约了财政对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进行投资，以缓解经济发展“瓶颈”制约的努力。
除了受到财政收入的限制外，财政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还受到财政自稳定机制方面的影响。众所周知，财政调控包括自稳定器和相机抉择两种我国目前财政收入増长弹性极不稳定，波动无规律，说明财政税收制度中的财政稳定器作用还很差好的税收制度能使财政收入内含于经济波动，通过増减居民和厂商的可支配收入自动调节经济，我国财政显然还没有作到这一点。在经济高涨时期，财政收入没有出现递増比例的増加，有的年份甚至连等比例的増加都没有做到。在经济不景气时期，财政收入没有出现递减比例的减少，有的年份反而出现高速度地増加这就使得我国财政实施经济调控职能基本上不能依靠自动稳定器作用，而只能靠相机抉择的政策操作，这必然使财政调控经济的功能大打折扣
(二)我国经济中的强金融现象
改革前我国财政与金融的基本格局，是“大财政，小金融”金融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不大，基本上只起配合作甩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计划经济下金融的附属地位，金融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有学者用计量方法测算了1985年至1996年12年间GDP与M2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该计算期内，我国货币供给与产出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联系，平均每増加1个百分点的货币，相应可以推动0.4个百分点的产出増长这充分说明改革以来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具体而言，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増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随着货币化程度的加深，货币化系数保持在较高水平。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以M2/GNP表示)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经济越发达的国家，M2/GNP系数越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包括中国在内的20个国家的M2/GNP的统计，1994年中国的货币化系数为83.%，仅低于日本的112%，英国的9齡和埃及的86.3%超过了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美、法德意四国都在65%左右，韩国为39.2%，泰国为68.%，印度为55.牴，印尼为39.3%，菲律宾为32.%。
2银行可贷资金急剧増长M2/GNP可同时用来表示一国银行的可贷资金状况据统计，我国银行可贷资金状况自改革以来一直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M2由1979年的1350.4亿元扩大到1997年的89259.32亿元，扩大了65倍。M2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也由1979年的0.34提高到1996年的1.13可贷资金的急剧増长，为金融部门扩大信贷规模调控国民经济运行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
3.企业生产和投资中政府投资和银行贷款的比例发生大幅度逆转。改革以前，我国经济是财政一一计划主导型经济，企业生产和投资的绝大部分资金都由财政直接拨付和调配，银行只起一个出纳和记帐员的角色改革使资金的分配机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预算在生产和投资中的角色逐步淡化，银行贷款的地位则不断上升。
二、“弱财政、强金融”格局下的财政金融关系及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
弱财政除了直接对宏观经济调控造成影响外，由于财政力量的不足，许多本应该由财政承担的职能，都推给了金融，对国民经济的微观方面和结构方面也造成了一系列的影响主要的有：
1.财政硬化与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后，企业转而依靠银行，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一是银行使用低息贷款以维持亏损的国有企业改革近二十年来，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仍然没有彻底摆脱“父与子”的软预算约束格局面对国有企业长期、普遍的不景气，银行迫于各种压力不得不用低息贷款维持企业的生存。二是国有企业效率长期得不到改善，负债率又过高，成为导致中央银行一再下调存贷款利率的重要原因。我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己从1978年的28%升到1997年的66%据估计，1996年国有企业贷款余额达到45500亿元，需支付利息4680亿元1997年贷款余额达6273亿元，需支付利息7527亿元国有企业如此高的利息负担直接促使了中央银行下调利率，前四次降息至少使企业少付了3000亿元的利息。
2财政无力向企业注资，阻碍了国有企业的财务重组目前，我国国有银行、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平均的资产负债率己分别达到80%和70%左右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1997年末，我国各银行贷款余额59317.5亿元中，不良贷款约占25%其中逾期两年以上的呆滞贷款约占5%-6%，预计无法收回的呆帐贷款约占2%呆滞贷款总额己超过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总额这意味着即使动用所有资本金也无法全部核销呆帐金融改革要使专业银行按商业性原则经营，必须首先清理银行与企业的资产负债关系，使银行和企业摆脱历史包袱，在新的起点上运行。
对银行、企业进行财务重组的理论方案很多，但各种财务重组的方案都包含着较大的财政成本，如果没有必要的财政收入支持，这些方案都难以付诸实施进一步讲，即使顺利地清理了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资产存量结构调整了。如果财政收入入不敷出的状况得不到根本好转，最终很可能使银行和企业重新复归到初始的财务困境。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麦金农所一再强调的观点:在财政得不到控制的情况下，金融最终会因为财政压力而陷入困境。
3.财政收入水平长期低于支出水平和结构分散，损害了国家推动金融改革的能力。中央政府是金融改革的主导力量，中央政府推动金融改革的能力，除了依靠法律赋予的权力和行政权威外，还要有足够的财力作为后盾。中央政府的财力从经济上决定了它在与地方政庥银行部门、企业部门及公众的“谈判”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货币当局对金融体系的控制经常受到地方政府的干扰，例如，企业透过地方政府这一中介，在制定、分解和执行信贷计划的过程中与货币当局讨价还价，“倒逼”货币发行。地方政府为了局部利益，支持企业和银行规避金融监管在这种干扰下，货币当局迟迟不敢放松对金融体系的直接管制，使间接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难以建立尤其是在经济出现较大波动的时候，宏观调控手段向行政命令、计划指令复归，金融改革“开倒车”。
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4
[关键词] 当前宏观经济 经济周期 房地产
我国房地产从2000年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到2005年、2006年通过宏观调控抑制房地产的价格上涨过快,随后2007年价格再次较快上涨,再到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带来的2008年价格开始明显下降,都显示出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日益紧密。
因此,进一步研究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主要由哪些因素影响,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中的社会总消费与总投资有什么影响,应如何进行宏观调控,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阶段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三次较大起伏,随之经历了三次时间集中、规模和力度较大的宏观调控,这三轮宏观调控都比较主动地采用了间接的经济手段。
1.1993年～1996年的紧缩性宏观调控
针对1992年的经济过热,从1993年起实施的紧缩性的宏观调控,在初期采取较多直接行政操作方式,以治理当时混乱的金融秩序。
2.1998年～2002年以扩大内需为主的扩张性宏观调控
针对1997年经济偏冷,从1998年开始实施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更多地采取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采取了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组织措施,解决了扩大社会总需求的问题。
3.2003年以来的中性宏观调控
针对2003年经济运行中又出现的一些新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从2004年开始实施的中性宏观调控,政府果断做出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决策,在手段的运用上讲究综合性,动手早,见效快,未雨绸缪。
二、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自2002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并且经历了持续六年的经济繁荣期。2002年至2007年,中国的GDP增长率分别为9.1%、10%、10.1%、10.4%、11.1%和11.4%,年度间的平均波幅很小。2007年,中国GDP达到24.66万亿元,比2002年增长65.5%,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但这种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隐忧。
1.物价总水平逐步摆脱了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保持低速增长的趋势,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反弹和上升
2002年至2006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分别为-0.8%、1.2%、3.9%、1.8%、1.5%,而到2007年,CPI上升幅度达到4.8%。进入2008年,CPI进一步创新高,由农产品和食品引发的价格上涨,逐渐向其他商品和生产资料领域扩散,以致许多学者作出这样的判断:中国存在着由结构性价格上涨走向全面通货膨胀的巨大风险。
2.投资增长持续偏快,推动中国经济过热增长
2002年至200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6.9%、27.7%、26.6%、23.9%、24.8%。对宏观经济而言,投资需求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助于拉动经济走出萧条实现持续增长;另一方面,过度的投资冲动也很容易推动经济走向过热。
3.信贷规模扩张,流动性过剩问题突出
与经济高速增长,与投资扩张相伴生的,则是不断扩张的信贷规模及日益突出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从中国的信用扩张周期来看,2000年以后,银行信用系统逐步摆脱了1997年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紧缩局面,而处于一个持续扩张的时期。2000年,代表社会信用总量的广义货币M2增长率为10%,此后M2的增速不断加快,到2005年上升至21.1%。尽管近年来,M2增速有所放缓,但仍处于高位运行状态。
4.房地产和资产价格上涨孕育了巨大的经济泡沫与经济风险
房地产与股票价格膨胀产生的偏离经济基本面的资产泡沫,导致居民存款从银行搬家,流入房市和股市,不仅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吹大了资产泡沫,加重了通货膨胀,而且孕育了资产泡沫崩溃后经济剧烈收缩重组的巨大风险。
5.来自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压力与困境
近年来,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以每年约2000亿美元的速度增加,到2007年底,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长期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如中国日益成为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倾销实施的对象;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断增大;大量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入中国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这些都对经济过热和结构失衡,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6.国际经济风险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不利影响逐步显现
除了国际原油、农产品价格持续走高推动国内生产成本和物价上涨外,2007年3月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逐步拉开了美国经济衰退的序幕。国际经济环境恶化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出口贸易产生不利影响,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独立性与有效性,特别是美国为刺激经济所采取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有可能部分抵消或削弱中国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效应。
三、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的波动和影响因素
事实证明,由于宏观经济发展波动性以及房地产业内在的多种经济因素的影响,房地产业的发展呈现出周期性的特征。从第一次经济危机开始,到第二次经济危机爆发之间,定义为一个经济周期。每个经济周期都会经历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
1.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的波动
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萌芽起步到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这个增长过程不是平稳的而是波动性的,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四个周期:1981～1983年的第一轮周期;1984～1990年的第二轮周期;1991～1996年的第三轮周期;1997年开始至今的第四轮周期。
比较这四轮周期可以发现中国房地产周期的表现形式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周期的长度在增加,波动幅度在减小,衰退与扩张的时间比在减少。可以判断,未来中国房地产周期除了延续这一趋势外,还将表现为周期每一阶段的变动将呈波浪式,且变化越来越无规律性。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尤其是住房制度体制改革推动的结果。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房地产业发展已经经历了三个周期,目前正处在第四个周期。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不少经济和社会问题,出于对房地产发展过热的担心,国家为此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房地产业发展中出现的过热现象,实际是其发展周期波动规律的表现。研究导致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原因及政府应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对于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2.影响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因素
分为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内生因素在本质上决定着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周期性和持续性,外生因素则是波动的初始原因或初始推动力。
(1)内生因素主要包括房地产供求和房地产投资。房地产需求与供给。价格、收入、政策以及预期的变动都会使房地产需求总量受到影响继而发生变化与此同时,房地产供给总量也会在技术、劳动、资金管理等条件变化的影响下不断发生扩张或收缩的变化。只有房地产供给和需求在总量和结构同时平衡的情况下,房地产经济才能持续快速发展;供求总量和结构任何一方面出现严重失衡,房地产经济就需要进行调整,继而引发房地产经济的波动。
房地产投资。进行房地产投资决策时,房地产投资利润率是需要被考虑的重要指标。利润率通过引导房地产的投资走向扩张或收缩,对房地产周期的波动产生重要影响。房地产投资波动常被看作是房地产周期的引擎。
(2)外生因素包括有直接影响的政策因素、有间接影响的社会经济与技术因素。有直接影响的政策因素。指与房地产业密切相关、敏感程度较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等。这些具有明显周期性质的宏观政策因素,在短期内对房地产经济运行状况的影响是较为显著的。
有间接影响的社会经济与技术因素。房地产业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增长率高度正相关,宏观经济增长率越高,房地产业发展速度越快;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房地产业的发展水平有所区别。此外,技术革命、产业结构变化、体制变迁等都会对房地产业的发展造成冲击,影响房地产周期波动。
(3)随机因素,指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战争、等社会突发因素,以及不可预测的因素如科学技术的根本变革等。这些因素对房地产波动有突然、直接、猛烈的影响,这些影响一般是短期的,但有时也会持续很长时间。
3.对我国房地产业宏观调控的建议
目前关于我国房地产业发展周期所处阶段的看法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未到波峰或者没有过热、已到波峰或者已经过热。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房地产业发展长周期还包含一些短周期,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还远远没有结束,房地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周期性波动是很自然的经济现象,这些周期性波动都在可控的范围。政府可以采取措施对房地产业进行宏观调控,防止房地产业出现大幅度波动。
(1)在加强周期性规律研究的基础上,正确判断房地产业发展周期所处阶段。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般可以通过房地产投资量的增减、产业增长率的高低、房价的涨跌和市场交易的旺盛等主要指标来分析和衡量房地产业的周期波动,评判房地产业发展周期所处阶段。为此,应加强房地产周期的研究,积累经验,建立房地产周期运行的监控指标体系,为正确评判房地产业发展周期所处阶段提供科学的依据。判断正确与否,是实施反周期策略的前提。
(2)采取反周期策略,预先采取措施,避免大起大落引起的强烈震荡。当前,房地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未来几年,扩大内需仍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如果没有房地产市场的活跃,扩大内需就会缺少活力,经济发展也将缺少动力。因此,宏观调控政策首先要立足于保持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一方面,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力求与之相适应,防止房地产业过热或过冷;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发挥房地产业的新经济增长点作用,积极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延缓周期波动,缩小波幅,实现可持续发展。
(3)要处理好我国各地房地产业发展周期的差异性与宏观调控政策统一性的矛盾。我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不一样,东、中、西部差距很大。因此各地房地产业发展程度不一,且房地产业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这就决定了房地产周期既有全国性的周期,也有各地的发展周期。因此,房地产宏观调控既要避免“一刀切”,又要保证地方政府有效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更应是指导性政策,由各个地方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参照实行,用科学的发展观去调控我国的房地产市场。
参考文献:
[1]牛凤瑞: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房地产业的发展[J].经济纵横,2008(3)
[2]陈秀梅 韩和林 赵元兵:我国房地产价格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分析―兼论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9(1)
[3]田成诗. 我国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景气关系实证分析[J]. 价格理论与实践,2009(7)
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5
关键词：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固定汇率；财政政策
199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对不同汇率制度下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对最适货币区域的分析” 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A·芒德尔（1932－）。芒德尔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大都完成于60年代：1961年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1962年的《适当运用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实现内外均衡》、1963年的《资本流动与固定和浮动汇率下的稳定政策》等。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的两部专著《国际经济学》和《货币理论》出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经济思想。30多年来，芒德尔在理论上对国际金融学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国际经济学和世界经济的运行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迅猛发展的今天，特别是在亚洲走出金融危机开始复苏的时候，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殊荣授予芒德尔，其意义耐人寻味。
开放经济条件下，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汇率制度安排及财政货币政策选择问题也一直是经济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芒德尔的学术思想或许能为我们政策选择提供一个理论视角。
一、 转型期人民币固定汇率制度安排思考：
从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说起
（一） 最适货币区域理论简介
1． 芒德尔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
“最适货币区域”分析理论是芒德尔走向诺贝尔奖台的关键。该理论是在围绕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度孰优孰劣争论中发展起来的。50年代，西方学者对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争论进入白热化阶段：以金德尔伯格为代表的学者推崇固定汇率，而以弗里德曼为首的学者鼓吹浮动汇率。一般认为，无论是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各自均有其利益与成本，并且这两种汇率制度的利益与成本均依赖于经济社会的各种条件。芒德尔于1961年发表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论文，通过重新系统地阐述不同汇率制度下的优劣点问题而进一步提出，如果通过适当的方式将世界划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各区域内实行共同的货币或固定汇率制，不同区域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制，那么就可以兼顾两种汇率制度的优点而克服两种汇率制度的弱点，这就是芒德尔最早提出的“最适货币区域”思想。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是关于汇率机制和货币一体化的理论，旨在说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某一区域（若干国家或地区）实行固定汇率和货币同盟或货币一体化是最佳的。
芒德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适货币区域的标准。他定义的“最适货币区域”是：相互之间的移民倾向很高，足以保证当其中一个地区面临不对称冲击时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几个地区形成的区域。芒德尔认为，一个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发生了需求转移。假定有A、B两个区域，原来对B地产品的需求现在转向对A地产品的需求，这样就有可能形成B地的失业率上升而A地的通货膨胀压力增加。若A产品的生产者正巧是A国，B产品的生产者正巧是B国，则B国货币汇率的下跌将有助于减轻B国的失业，A国货币汇率的上升有助于降低A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但若A、B是同一国家内的两个区域，它们使用同一种货币，则汇率的任何变动都无助于同时解决A区的通胀和B区的失业，货币当局于是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怪圈：如果他们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货币贬值）直接处理B地的失业，那么，就会进一步恶化A地的通货膨胀；反过来说，如果他们通过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货币升值）努力解决A地的通货膨胀，他们就要冒进一步恶化B地失业问题的风险──被用来改善一个地区形势的货币政策会使另一地区的问题更加恶化，除非这两个区域使用各自的区域货币。芒德尔指出：浮动汇率只能解决两个不同通货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而不能解决同一通货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同一货币区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只能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解决。在芒德尔的分析中关键是统一货币区内的劳动流动程度。如前述，如果劳动力是充分流动的，那么我们将会发现B地失业工人会向A地迁移，这种劳动力的流动也许通过抑止A地工资上升甚至可能降低工资水平来缓和A地的通货膨胀压力，从而可同时缓解A地通胀和B地失业。因此，他认为：若要在几个国家之间保持固定汇率并保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必须要有一个调节需求转移和国际收支的机制，这个机制只能是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
2． 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的确立
芒德尔逻辑性地把最适货币区的特征概括为“劳动力迁移的偏好足以确保充分就业”。其后，麦金农（1963年）和凯南（1969年）又对最适货币区域理论作了发展研究：
（1）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指出，应当用经济高度开放作为最适货币区的一个标准。他认为一个经济高度开放的小国难以采用浮动汇率的两条理由是：首先，由于经济高度开放，市场汇率稍有波动，就会引起国内物价剧烈波动；其次，在一个进口占消费很大比重且高度开放的小国中，汇率波动对居民实际收入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存在于封闭经济中的货币幻觉会消失，由此，汇率变动在纠正对外收支失衡方面失去作用。
（2）彼得·凯南在1969年提出以低程度产品多样化作为确定一个最适货币区的标准。凯南的建议同芒德尔一样，也是建立在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的需求波动这一假设上的。他认为：一个产品相当多样化的国家，出口也将是多样化的。在固定汇率下，某一种出口商品的需求下跌了，由于它在整个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因而对国内就业影响也不会很大。相反，如果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曲线下降了，低程度产品多样化（因而出口产品种类也是不多的）的国家，势必要更大幅度地变动汇率，才能维持原来的就业水平。由于出口的多样化，外部动荡对内部经济的影响经过平均化后变小了，出口收益可以相当稳定。因此，产品多样化国家可以容忍固定汇率的后果，而产品非多样化的国家难以容忍固定汇率的后果，它们应当是一个采用灵活汇率的独立（最适度）的货币区。
一般认为，上述三位学者的思想构成了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框架，尽管70年代后，关于最适货币区标准问题在西方学者之间一直没有停止研究和争论，诸如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标准、政府政策一体化标准、通货膨胀率相似标准等。
（二）开放经济下转型期人民币固定汇率选择分析
1． 各家最适货币区域理论对构成统一货币区的条件众说纷纭。这些讨论多围绕执行固定汇率的宏观成本，其中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各国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放弃宏观经济政策的独立性，从而往往不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的调节措施。尽管如此，但对进入货币区所带来的微观效率常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最佳货币区的形成能消除汇率波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有效地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生产专业化发展，加速商品和资本的流动；最佳货币区的主要运行机制，有利于成员国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最佳货币区的建立还有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降低国际贸易中货币兑换的交易成本。正是这种不言而喻的微观效率是选择人民币固定汇率的主要理由，尽管按IMF的正式分类，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从1994年1月起，人民币汇率始终处于8．26—8．70范围内定住美元，可以认为其实质上采用的是某种较宽松的定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冯用富，1999）。
如前所述，固定汇率的好处主要在于可减少由于汇率变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所代表的风险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是有害的。在发达国家，这种风险可以通过远期外汇市场基本规避，所带来的仅是增加交易成本的问题。而在中国及类似的许多欠发达国家，由于金融活动深度不够，利率远未市场化，远期外汇市场在一定时期内不可能形成，一旦发生汇率不能预期的大幅波动，其所带来的风险对所有国际间的经济交往的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
2． 当今世界，对应三大区域经济集团：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洲经济区，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均形成了自己的区域货币体系，似乎亚洲地区仍然是一盘散沙。但我们可以承认一个事实上松散的“亚洲美元区”的存在。与中国相类似的理由，尽管名义上的汇率制度安排各不相同，亚洲各国（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泰国等均或多或少地采取了定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这些国家（地区）与美国的双边汇率变动的标准差，甚至还小于欧元区内各货币间的标准差（1991年1月－1994年12月）。用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考虑，也可发现这些国家确实已具备构成统一货币区的一些基本条件。比如有类似的通胀率，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或地区在1982－1996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8，标准差为3．67，而欧元区为6．1和4．11（郑辉，1999）；再则，亚洲九国或地区均采取外向型的经济政策，均可视作开放小国或地区（除中国大陆人口基数偏大），采用固定汇率按麦金农的看法也是合意的。
3． 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无论是用商品和劳务的流动规模还是用资金的流动规模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外向态势已经形成，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越来越大，对外经济的依存度也越来越高，生产要素流动性加强、产品出口多样化必将是个趋势，采用固定汇率无论是按麦金农的“经济高度开放”标准，彼得·凯南的“产品多样化”标准，还是按芒德尔的“生产要素高度流动性”标准来分析都有其合理性。
4． 如果说转型期我国金融活动深度不够，宏观经济预期的不确定性表明现时固定汇率制度安排的必要性，那么，芒德尔、麦金农或凯南的论述或多或少能为这种制度安排提供些可能性分析的框架和理论上的支托。
二、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作用大于货币政策：芒德尔—弗莱明模型的结论
1． 芒德尔在1963年发表的《资本流动与固定和浮动汇率下的稳定政策》一文及其他文章中，论述了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大于财政政策，而在固定汇率下，财政政策的作用大于货币政策。另一位多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研究部主任的经济学家马库斯·弗莱明（Marcus Fleming）也对这一问题作出了类似分析。因此，这种分析称为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当然，就分析的广度与深度而言，芒德尔的贡献要大于弗莱明）。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中宏观稳定政策理论）奠定了芒德尔在国际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地位。
芒德尔把对外贸易与资本流动引入IS—LM模型（IS—LM模型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提出的，用于分析封闭经济中国民收入与利率的决定，并说明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效应）。芒德尔的分析说明了稳定政策的效果与国际资本的流动程度密切相关。特别是证明了汇率制度的极端重要性：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有力而财政政策无力；在固定汇率下，情况正好相反。芒德尔—弗莱明模型的结论也可以概括为：在固定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一国无法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或者说单独的货币政策基本是无效的。
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是通过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活动（在金融市场上买卖政府有价证券）影响货币量，货币量影响利率，利率影响总需求和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国外与国内利率是完全一致的。（1）在固定汇率下，中央银行必须在货币市场上进行干预，以满足公众对这一汇率的外汇需求。这样，中央银行就要根据对本国货币的需求来调节货币量，而无法按货币政策的要求控制货币量。这样，利率与汇率总维持不变，货币政策无法发生作用。但由于利率不变，财政政策没有利率上升引起私人支出减少的挤出效应，所以财政政策的效果最大。当一国面临国际金融和货币因素的冲击时，固定汇率是合意的。因为在固定汇率下，国际资本的套利活动可以自发化解货币因素的外部冲击，并使财政政策纠正经济失衡效果达到最佳。（2）在浮动汇率下，汇率由市场供求力量决定，中央银行不进行干预。这时财政政策就无用了，因为政府支出增加（扩张性财政政策）使货币需求增加，利率上升。当国内利率上升到高于国外利率时，资本流入，这就使汇率上升，从而净出口的减少抵消了政府支出的增加，总需求仍然不变。但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成为影响经济活动的有力工具。因为货币量增加（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了国内利率，这不仅使国内总需求增加，而且会引起资本流出，使汇率下降，这又通过增加净出口而进一步扩大总需求，扩张性货币政策见效。
2． 金融全球化是世纪之交全球金融格局演进的主流趋势。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署了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从而中国入世的最大障碍业已排除，中国经济已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之中。芒德尔—弗莱明模型作为开放经济中宏观稳定政策理论，理当可成为我们当前及今后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之一。
为了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一直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导（从1998年5月增发1000亿国债算起），对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无效或收效甚微（例如从1996年5月的多次利率下调），理论界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证。尽管我们目前利率市场化仍在探索研究之中，资本的完全流动也尚需时日，无法因果性地套用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将固定汇率与当前积极财政政策联系起来，但至少这一开放经济中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理论模型能为我们分析相关政策问题扩大了理论思考空间。
最后要说明的是，任何学术理论（模型）的成立都有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前提，所以对政策实践的意义都仅是指导性的。更何况，芒德尔的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经济为背景，不可能为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提供直接的答案。这就要求理论与实际工作者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发展适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经济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正是我们了解芒德尔理论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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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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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姜波克． 国际金融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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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范文6
关键词: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纳什均衡;斯坦克尔伯格均衡
一、引言
开放经济下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大,每个国家运用货币政策实现各自宏观经济目标的同时,必然会对别国产生溢出效应。由此,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历来就成为国际货币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与货币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亚货币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机。虽然以上这些国家危机爆发既有如经济结构、负债规模、负债比例、经济政策等内因,也有诸如国际贷款的盲目性、国际游资的冲击性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局限性等外因,但是,国家间缺少必要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对危机的产生尤其是加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2008年以来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为世界性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进入衰退阶段,各国央行应如何通过货币政策等工具的协调来使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走出衰退,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焦点之一。在此背景下,从理论上证明国币货币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对于各国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理论分析
20世纪50年代末60代初,西方经济学家通过对国际经济相互依存问题(包括经济结构上相互依存、经济目标上相互依存、经济政策上相互依存和外生干扰上相互依存)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理论,并成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重要依据。对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这一问题,较早研究出自Meade(1951)的文献,他在研究中明确指出国家之间会出现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冲突问题,这需要各国通过政策的协调来解决;其后Cooper(1968) 对国际经济政策相互依赖条件下的货币政策协调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从理论上指出国际间进行政策协调的必要性,为后来其他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Cooper在研究中指出,在开放经济下,由于各国在货币政策领域相互影响和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加深,一国实施货币政策在影响本国经济的同时还会影响他国经济即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一国通过改变货币政策所产生的效应经由国际市场传递其他国家,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属于人为效应;与之相对的是市场溢出效应也称为自然效应,指一国金融市场的异常波动可能波及国际金融市场,从而不能使其他国家在全球金融市场免疫),哈马达(Hamada,1974,1976,1979,1985)、米勒和萨曼(Miller and Salman,1985)、柯里和莱文(Currie and Levine,1985)等对此作了较早研究,其中,哈马达运用博弈论说明了两国模型中的政策协调过程并得出结论:两国之间的不合作类似于囚徒困境,会产生一个无效率的纳什均衡点。富兰克尔(Jeffery Frankel,1988)则对此理论进行了发展,他认为在各国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的同时,各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彼此的福利函数,因此必须通过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来降低整体福利损失。溢出效应主要可以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渠道进行传递:
贸易渠道:本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本国进口需求下降贸易伙伴外部需求下降;
资本渠道:本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本币利率水平下降本国资本流入他国资本外流产生意外性紧缩。
在这里,借助于Dornbush两国开放宏观经济静态模型,运用最优政策分析的方法讨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收益,从而说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在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分析方法中,最优政策分析是最重要的分析方法,它是在政策协调的相关变量明确的条件下,分析政策博弈的经济后果的一类研究。在最优政策分析的框架中,博弈方是各国政府或政策制定者,他们一般都有定义明确的政策目标偏好函数即效应损失函数,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明确的,博弈参与方的相互策略反应和策略选择是外生给定的,根据各国政府或政策制定者的决策可分为非合作式纳什均衡和合作式斯坦克尔伯格均衡,每个参与方是一个独立的人,按照最小化效用损失函数做出最优策略选择。模型假设:一是世界经济仅有两个国家即本国和外国,且它们是完全对称的(它们有相同的偏好和结构);二是只有两种商品,每个国家生产其中的一种,分别是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三是资本自由流动,本国与外国的债券完全替代;四是两国经济在遭受外部冲击之前均处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其中,y表示本国实际产出,p表示本国价格水平,e表示间接标价法下的名义汇率,α表示本国商品价格和进口商品价格在本国消费价格水平中的相对重要性,m表示本国的名义货币供给,pc表示本国消费价格水平,i表示本国利率水平,u表示产量和通胀在效用损失中的相对重要性。此处,除利率外,模型中的变量都采用对数形式。另外,模型中的变量例如货币供应量、消费价格水平的值都指在遭受冲击时偏离充分就业水平的值,带星号的表示外国变量。这样,Dornbush两国宏观经济静态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y=λ(p*+e-p)-σi为商品市场均衡条件
m-p=yφ-βi为货币市场均衡条件
pc=(1-α)p+α(p-e)
U=y2+up2c
i=i*
当不存在冲击时,两国货币供应量保持不变即m=m*=0,有y=y*=pc=p*c=0,两国不存在政策协调问题;当存在对称的价格冲击时即p=p*=p0>0,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y=λe-σi①,y*=λe-σi*②, ①-②得y-y*=2λe③
又m-p=yφ-βi④,m*-p*=φy*-βi*⑤,④-⑤得m-m*=Φ(y-y*)⑥
即y-y*=1/[Φ(m-m*)],由③和⑥可得,e=(m-m*)/2λφ⑦
由④可得,i= (m-p-φy)/β⑧,将⑧代入y=λe-σi中可解得:
y=(2σφ+β)m/φ(2σφ+2β)-βm*/φ(2σφ+2β)-2σp0/(2σφ+2β)
令t1=(2σφ+β)/φ(2σφ+2β),t2=β/φ(2σφ+2β),y=t1m-t2m*-(t1-t2)p0,而y-y*=1/[φ(m-m*)],所以y*=t1m*-t2m-(t1-t2)p0
又pc=(1-α)p+α(p-e),p=p*=p0>0
所以pc=p0-αe=p0-α(m-m*)/2λφ,令r=-α/2λφ
则pc=p0+r(m-m*)
(一)非合作式纳什均衡
假设每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均在给定对方的政策选择下,独立选择自己的货币政策来最小化损失函数,其结果就是非合作纳什均衡。由于两国是完全对称的,只需以本国为例进行讨论:
minU=y2+up2c
s.t.y=t1m-t2m*-(t1-t2)p0
pc=p0+r(m-m*)
[t1m-t2m*-(t1-t2)p0]t1-ur[p0+r(m-m*)]=0
得m=(t1t2+ur2)m*/(t21+ur2)+(t1-t2-ur)p0/(t21+ur2),令
S1=(t1t2+ur2)/(t21+ur2) ,S2=(t1-t2-ur)/(t21+ur2)
则:m=t1m*+t2p0,为本国的纳什反应函数,即给定外界冲击时,能使本国损失达到最小化的本国货币供应量m的函数表达式,它是外国货币供应量m*的函数。同理,外国的纳什反应函数为m*=t1m+t2p0。经过多轮货币政策博弈,当两国实现纳什均衡时,由于两国完全对称,它们将减少相同的货币供应量。
令m=m*
由m=t1m*+t2p0和m=t1m*+t2p0,可得:
mN=y*N=(S1-S2-ur)p0/(S21+ur2)
yN=y*N=(S1-S2)(mN-p0)=-urp0/S1
表明当存在外部冲击而两国政策制定者不合作时,两国货币政策会过分紧缩,从而导致产出水平降低(yN
(二)合作式斯坦克尔伯格均衡
假设合作均衡等于由一个全球政策制定者采取的最优政策所取得的结果,则效用损失函数为W=σU+(1-σ)U*,其中,σ表示本国的讨价还价能力,由于两国完全对称,取σ=。
minW=U+(1-σ)U*
s.t.y=t1m-t2m*-(t1-t2)p0
y*=t1m*-t2m-(t1-t2)p0
pc=p0
(t1-t2)(m*+m)=(t1-t2)2p0,又
t1=(2σφ+β)m/φ(2σφ+2β),t2=β/φ(2σφ+2β)
显然t1≠t2,所以m*+m=2p0
而m*=m,得m*=m
=p0>mN=y*N=(S1-S2-ur)p0/(S21+ur2)
yc=y*c=0>yN=y*N=(S1-S2)(mN-p0)=-urp0/S1
因此,当两国实行货币政策合作时,其货币政策比非合作时的货币政策更为扩张,产出水平又回到充分就业时的均衡水平。可见,当两国遭受对称性外部冲击时,实行货币政策协调将会降低两国整体福利损失。
三、政策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贸易、投资和融资的程度不断加深,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足日趋严重,并且各国在货币领域还可能存在程度不一的政策冲突。因此,各国在货币领域开展政策协调成为一种趋势,有这些思路。
(一)加强各国信息交流
信息交流也是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基本方式之一,这种交流包括各国政府对当前汇率水平的看法、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经济运行机制和存在的问题、经济学家在为政府进行经济预测时所采用的经济计量模型等,这将有助于各国政府了解对方经济运行的特征和政策制定的原则,从而有利于求大同存小异,最终就某项货币政策达成协调。
(二)完善国际货币体系
在当前国际货币货币体系中,美元的主导地位使得它成为各国外汇储备中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美元币值的较小波动就会带来其他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的大幅波动,这会改变公众的汇率预期,加剧汇率波动,增加外汇市场的不稳定性,无益于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贸易和投融资的发展。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过程中,国际货币体系的这一缺陷不可推卸责任。因此,改变旧的国际货币体系,增加广大发展国家在国际金融问题上的话语权,成为后危机时代人们普遍呼声之一,这将有利于各国在重大国际金融问题上形成共识并就政策协调达成一致。
(三)加强危机管理能力
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亚货币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机,已经说明IMF和相关国家在危机发生时不能进行有效地遏制,以至于危机不断向经济联系密切国家蔓延。因此,提高世界银行、IME等国际金融组织和协调参与国央行应对危机的共同救助能力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在2008年以来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中国人民银行、美联储、ECB等全球各大央行都相继实行了联合救市以遏制经济进一步衰退,并已初现成效,这就说明加强各国央行危机管理的协调能力十分必要。
(四)共同监管跨国资本
弗莱明在1962年就指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当资本自由流动时,本国货币政策是无效的,要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要么加强资本管制,要么放弃固定汇率制,实际上这已经体现了“三元悖论”。托宾在1972年建议各国共同协作,对短期资本征收统一的外汇交易税即所谓的托宾税,其理由在于:这样做不仅可以降低货币替代,而且还可以减少国际金融市场上短期资本流动规模的放大对汇率和本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麦金农在1982年指出,全球对现存的货币需求是稳定的,但由于货币替代,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就发生改变,其后果是既导致了货币市场的重新调整进而影响各国汇率水平,又增加了各国货币政策实施的难度,最终削弱了货币政策效力。因此,加强各国当局对跨国资本的共同监管也应成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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