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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及其目标范文1
[关键词]货币政策 利率 CPI 通货膨胀 宏观经济政策
近期,对于央行将要加息的传闻愈演愈烈,2月份CPI指数2.7%,已高于目前一年期2.25%的贷款利率,预计3月份CPI数据不容乐观,可能会达到2.6%-3%,部分媒体及经济学家预言,央行加息迫在眉睫。然而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博敖亚洲论坛上指出“央行的首要责任是保持币值的稳定,也就是说防止通货膨胀的发生,防止信贷的过渡扩张”,同时在记者采访询问到央行加息的传闻时用了一个反问句“谁说央行要加息的?”的话来回答记者提问,这是否表明央行近期不会对利率政策进行调整呢?
一般来说,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国家会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种手段调节经济运行,例如现阶段国家通过拉动内需,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这就属于通过宏观财政政策手段调节。而利率政策则是货币政策中最为重要的调控手段。在典型市场经济国家,利率机制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一条最为重要的路线。作为货币政策有效的理论支持者,凯恩斯学派认为正是通过利率这个中间变量的桥梁作用,货币政策实现了其对产出的影响。具体说来,货币供给增加以后,实际利率下降。对于企业来说,由于资金成本的下降,就会导致投资上升;而对于消费者来说,这可能引起他们在房产和耐用消费品上的投资支出增加。相应的,投资支出的扩张引起产出上升。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作为货币政策传导中间环节的是实际利率,而不是名义利率,这使得利率传导机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名义利率,但是一旦名义利率为零,就无法再降低名义利率。可是,进一步扩张货币却可以使通货膨胀预期增加,从而导致实际利率下降。这样,即使名义利率为零,扩张性货币政策仍然可以起到增加产出的目的。
应该来说,近十年以来,央行采用货币政策手段来调整经济发展的行为是比较频繁及显著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央行为了克服商业银行“惜贷”行为,采取了有力措施放松银根。1998年3月、7月、12月及1999年6月,央行在较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四次降息,而且在1998与1999年两年内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998年由13%下调至8 %, 1999年由8%下调至6%。但执行结果如何呢?与实体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贷款二年内平均同比增长11.996, M2平均同比增长14.896,消费物价指数平均下降1.1 %。放松银根的政策意图不甚理想。进入2000年,尽管M2的同比增长率为12.3%,比1999年的14.7%下降2.4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不大,但信贷的同比增长率却在1999年8.33%的低水平增长基础上,进一步下降到6.01%的水平。当2001年信贷出现逐步爬升时,央行于2002年年初又宣布第八次降息。尽管如此,从2000-2002年8月约三年内,平均贷款同比增长率仍为11. 2%,比1998-1999年两年间的平均贷款同比增长率仍低了0.7个百分点。此期间,消费物价指数为0.6%,通货紧缩的现象并未完全消失。可见,中国人民银行1996-2002年7年间,连续八次降息。除了个别年份外,其目的很清楚,就是通过降息适度放松货币、信贷的供应。但从执行结果看,除第8次降息外,其他一些年份的货币、信贷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出现了下降,另一些年份的表现则很不规则。
2002年8月开始,货币、信贷增速加快,到2003年年中尽管遭受“非典”袭击,货币信贷增长速度仍进一步加快。为此,央行频繁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意图予以收缩信贷,但货币、信贷的增长势头仍不减。迫不得已,央行在2003年8月间宣布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一个百分点。配上窗口指导及其他有力的行政性措施,2003年第四季度货币、信贷增长势头得到控制。但从全年看,2003年仍为亚洲金融危机后货币、信贷的同比增长率最高的年份,而且也出现了多年未见的贷款增长速度高于货币增长的现象。2004年初在CPI逐月增加的情况下,4月份央行针对房地产投资进行了信贷适度紧缩,并于10月底小幅度提高存贷款利率各0.27个百分点,05年3月17日再次上调了个人贷款利率,然而收效并未明显。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中国人民银行执行了从紧的货币政策。从当时经济运行情况和通货膨胀形势看,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3%;全球普遍面临较强的通货膨胀压力,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并屡创新高,我国2008年第一季度CPI涨幅为8%,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持续攀升,8月份达到10.1%的高点。同时考虑美国次贷危机等不确定因素,中国人民银行加强对通货膨胀内外部成因的分辨和预测,在2007年六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
2008年上半年利率政策保持平稳,进入9月份以后,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日益加大,经济增长快速下滑的风险明显增大。11月26日,人民银行宣布从27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1.08个百分点,其他期限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作相应调整。同时,下调中央银行再贷款、再贴现等利率。此次存贷款基准利率的下调幅度是近11年来最大的一次。12月23日,人民银行又下调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各0.27个百分点,其他期限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作相应调整,同时下调中央银行再贷款、再贴现等利率。至此,9月份后人民银行已连续5次降息,一年期人民币存款利率降至2.25%,距2002年时的最低水平仅高0.27个百分点;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利率下降到5.31%,达到2002年时的最低水平。
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现阶段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通胀时代,货币政策应该尽快地收缩,中国过度的经济刺激政策需要尽早退出,否则在可见的将来,通胀风险更大,通胀率将达到两位数。然而部分学者表示,3%的CPI指数是温和的良性的通货膨胀,短期内不会造成大范围经济过热,物价飙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如果复苏信号明显,一些非常规的刺激政策可以逐渐退出,但是,必须确定目前的复苏不是W型”。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从长期看,任何刺激政策的退出都是必然的,但是在经济回暖的基础尚不牢固时贸然退出,不但可能造成前功尽弃,甚至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因此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不宜操之过急”。
因此,笔者认为,现阶段不宜马上收缩货币政策实行加息,面对美国及欧盟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零利率的货币政策,如果国家提高利率将会影响今年经济稳定增长8%的宏观经济目标,同时对进出口企业的影响较大,造成其他国家地区的热钱流入套利等风险产生。央行调控货币的手段很多,今年一月份央行宣布存款准备金的调整,就是开始逐步启动“退出”政策。而与准备金率不同,利率的调整是更加剧烈的经济调控手段,准备金率仅是调整商业银行的可贷款数量,部分的限制了投放市场的货币量,而提高利率则是具有更加强烈的收缩功能,如果贸然使用,可能会对已经复苏的经济造成伤害。央行可以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或采取温和的财政政策调控手段,使宏观经济政策能够更好的与中国经济发展形势相匹配,这才是现阶段最为重要的经济政策调整目标。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张新泽.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新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3]王耀楷,王学鸿.中国货币政策研究.金融经济, 2008,(6).
宏观经济政策及其目标范文2
[作者简介]张丽莉（1980-），女，汉族，黑龙江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世界经济。一、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一致性
财政与货币政策作为最重要的两大宏观调控政策，是国家实行需求管理和调节经济的有力武器，两者间的紧密联系从根本上说是来源于服务最终目标的一致性。政府宏观调控的最终目标有四个：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这四大目标的本质都是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因而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作为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手段，其目标指向必定具有一致性。此外，两大政策的一致性还表现为政策手段的互补性和传导机制的互动性。众所周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某些领域存在交叉和重叠，如国债与财政存款领域等。在这些领域中，财政货币政策互为补充、互为影响：财政收支活动影响中央银行资产负债的变化，财政政策将资金运动的方向传递给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不同的融资方式也会对货币政策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反之，货币政策通过信贷等渠道（信贷收入的来源、信贷资金的使用方向等）影响着财政政策。总之，财政与货币政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互动使二者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这在客观上必然要求两大政策进行协调配合。
二、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差异性
1两者调节的侧重点存在差异性
宏观经济得以正常平稳运行的基础是社会总供求相对平衡的实现。总供求的平衡包含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财政政策更加侧重于调节经济结构平衡，货币政策更加侧重于调节经济总量平衡。从财政政策来看，在调控资金流向上相对自由度较高，可以通过收入机制和分配机制，直接调节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和部门结构的各个方面，从而达到优化国家宏观经济结构的目的。从货币政策来看，中央银行能够动用多种政策工具调节基础货币量和货币乘数，从而决定社会的货币供给总量，货币供给总量又决定着商品的需求总量，商品的供给总量反过来决定着货币的需求总量，由此可见，实现货币的均衡实际上也就实现了总供求的总量平衡，因此货币政策主要用于调节经济总量平衡。
2两者调节的手段存在差异性
一般地，宏观政策调控手段的选择是由政策本身的性质及其目标决定，即使同一政策在不同阶段，其性质和具体目标也不尽相同，因此采取的手段也有所差别。财政和货币政策作为两种不同的调控政策，它们在调控手段上存在较大差异。中国财政政策的基本手段主要有财政投资、税收、预算支出、财政补贴等，货币政策的基本手段主要有利率、汇率、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等。
3两者调节的领域存在差异性
货币政策的调节领域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而相比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调节领域更为宽泛，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涉及社会发展的非经济领域。具体地说，货币政策是通过改变货币供应量来影响国民经济，货币供应量的改变主要发生于流通环节，对流通环节的调控主要集中于市场经济领域，在这一系列的连锁反馈过程中，货币政策要发挥其功能需要商业银行的配合和传导，因此受金融系统边界的制约，由此可见这种政策的调节领域比较有限。财政政策主要发生于国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环节，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变动涉及社会稳定各个方面的实现，特别是在缩小收入差距，推动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等领域，具有货币政策无法比拟的优势。
4两者调节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性
财政政策更关注经济公平，货币政策更体现经济效率。这是因为，尽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控的都是货币资金，但其资金的性质明显不同。货币政策调控的资金为借贷资金，具有明显的偿还性，其资金使用效益的提高会使经济的运行更富有效率；相比之下，财政政策的货币资金较具有无偿性。通过资金的无偿占有和使用，调节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实现社会的公平。
5两者调节的时滞存在差异性
从政策制定角度来看，财政政策的制定时滞较长，而货币政策的制定时滞较短。政府制定和修订财政政策要经过立法机关审议和批准，有一整套极其严格的程序，不允许随意变动年初的财政预算，因此往往需要较长的周期。货币政策的制定和修订由中央银行决定，中央银行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所以政策的变动时滞较短。从政策执行角度来看，货币政策时滞较长，财政政策时滞较短。货币政策的实施要有传导渠道承载，无论通过利率渠道传导还是通过信贷渠道传导，都需要较长的传导链条，因而货币政策部分乃至全部效力的发挥要有较长的时间分布间隔。财政政策一般通过政府直接安排收支，且政策实施具有某种强制性，其达到的效果也较易在短时间内显现。
6两者调节的方式存在差异性
尽管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以间接调控为基本特点，但财政政策能够由政府直接调节和控制来实现，因而更具有直接性，特别是在调节经济结构领域，通过财政支出的增减变动和税率的大小变化，可以直接作用于投资和消费的结构与规模。相比较而言，货币政策的间接性较强。政策的实施不仅需要畅通的传导路径为依托，还需要商业银行的紧密配合，且政策效应的发挥还受到企业管理经营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以及居民的消费意愿等因素的制约。
综上所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既具有一致性也存在差异性，表明二者之间密切相关，在宏观调控中不可替代和相互补充。因此在实践中，只有根据自身特点将两者有效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容易和准确地达到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
三、财政与货币政策搭配的理论综述
1封闭经济条件下IS-LM模型
IS-LM模型是由John Richard Hicks和Alvin Hansen（1937）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上得出的一个经济分析模型，用于反映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的条件下，国民收入和利率的关系，该模型广泛应用于财政与货币政策研究。
IS曲线用来描述产品市场均衡，根据封闭经济国民收入等式：
Y=C+I+G
可以获得关于收入和利率关系的向右下方倾斜的IS曲线。LM曲线用来描述货币市场均衡，根据等式M/P=L1（r）+L2（y） 可以获得关于收入和利率关系的向右上方倾斜的LM曲线。IS与LM曲线的交点意味着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的利率和收入水平。然而这一均衡并不是充分就业时的均衡，因此需要财政与货币政策进行调节，其中财政政策改变IS曲线的位置，货币政策改变LM曲线的位置，通过IS和LM曲线位置的变化，实现充分就业下的均衡状态。
伴随着IS-LM模型的诞生，经济学家对它的批评和指责就不绝于耳。例如，模型的创始人JRHicks就公开表达了对该模型的不满：IS曲线表示的是流量均衡关系，而LM曲线表示的是存量均衡关系。若要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在一年中同时达到均衡，则在整个过程中货币的供给必须与需求保持相等，这只有在不确定的预期每天都正确的情况下实现，这显然不可能。ALeijonhufvud的批评指出：IS-LM模型的一个假设是两种市场的均衡相互独立，一条曲线的变动不会引起另一条曲线的变动，这种假设不正确，IS和LM应该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尽管各种对IS-LM模型的批评不无道理，但并没有因此撼动该模型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地位。无论是后来的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还是供给学派，其理论都没有取代正统的IS-LM模型，反而被纳入该模型，丰富和拓展了该模型。因而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证明IS-LM模型的巨大价值，是政府分析财政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
2米德冲突
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实现内部均衡，还要实现外部均衡。当一种经济政策面对两个宏观经济目标时，就会出现内外冲突的问题。詹姆斯?米德最早研究了这个问题，称之为“米德冲突”。他详细分析了两国为维持内外均衡的金融政策之间存在的冲突：设定两个国家A和B，在A国的国内支出上出现了自发紧缩，其结果导致了A、B两国国民收入的紧缩，并且使国际贸易朝着有利于A国的方向变动。在这种情况下，A国需要采取政策性膨胀来实现内外均衡。具体地说，就是一方面停止国内的萧条以实现内部均衡，另一方面抑制A国进口需求的缩减和A国的贸易差额移向顺差以实现外部均衡，对A国来说，这不会产生政策冲突问题。但如果A国不这样做，B国就会面临严重的政策冲突。为了实现内部均衡，B国的国内支出需要有政策性膨胀来制止经济萧条，但为了外部均衡，B国又要求国内支出有政策性收缩，以便在A国对B国出口需求缩减的同时，限制B国的进口需求。这就存在尖锐的政策冲突，稳定国民收入的政策性膨胀会导致国际收支更加不均衡，可使国际收支达到均衡的政策性紧缩又会加剧国民收入的下降。
可见，在米德的分析中，内外均衡的矛盾表现为国内总需求紧缩和国际收支逆差之间的矛盾。由于政府只能运用金融政策一种工具，因此必然导致调控中左支右绌的情况。以上米德的论述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在开放经济中内外均衡的冲突十分常见和频繁，单一的金融政策无法解决内外均衡冲突的两难困境，运用政策搭配才是治本之道。米德的这一思想构筑了政策搭配理论的基石。随后经济学家们在此领域的研究都是以米德冲突理论为依据展开的。
3丁伯根法则
为解决内外均衡的冲突问题，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丁伯根（JTinbergen）最早提出将政策目标和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数学模型，论证了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至少要有相互独立的N种有效的政策工具。这一理论被称为丁伯根法则。
丁伯根法则可以简单表述为：假设存在两个宏观经济目标T1、T2，可以使用两种政策工具I1、I2，政策调控追求的宏观经济目标T1、T2即为最优目标，经济目标是政策工具的线性函数，则有：
T1=A1?I1+A2?I2
T2=B1?I1+B2?I2
当A1/B1≠A2/B2时，可以求解出达到最优目标水平T1、T2时所需要的I1、I2的水平：
I1=（B2?T1-A2?T2）/（A1?B2-B1?A2）
I2=（A1?T2-B1?T1）/（A1?B2-B1?A2）
这说明，只要政府能够运用两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就可以通过政策工具的配合达到理想的经济目标。当A1/B1=A2/B2时，方程组无解，这意味着两种政策工具对两个宏观经济目标有相同的影响，可以视为一个独立的政策工具，因而不可能全部实现两个独立的经济目标。
丁伯根法则对经济政策理论具有深远意义，它的重要贡献在于研究了政策搭配的数量匹配性，并提供了一个可扩充性较强的数学模型。该法则还进一步强调了众多且广泛的政策搭配是实现经济内外均衡发展的客观要求。
4蒙代尔有效市场分类原则
在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匹配问题上，尽管“丁伯根原理”被广为认同，但缺乏可操作性。现实中政府在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对内外均衡两种目标时常常会遇到逻辑上和指导思想上的困难，不能实现政策目标。蒙代尔认为，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在于丁伯根原理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视为同等效力的政策工具，但实际上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和效果是不同的。蒙代尔借用两目标-两工具模型提出了绝对优势原则和比较优势原则，构成了蒙代尔有效市场分类原则的核心内容。该原则的政策决策模型可简单概括为：
T1=a1?I1+a2?I2
T2=b1?I1+b2?I2
宏观经济政策及其目标范文3
双向资本流动格局正在形成
在中国加入WTO后，中国资本管制的“宽进严出”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2002年11月5日， 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并取得国家外汇局额度批准的中国境外基金管理机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以及其他资产管理机构，可以委托境内商业银行作为资产托管人，委托境内证券公司办理在境内的证券交易活动。截至2006年9月，我国已批准了50家海外机构的QFII资格。今年5月23日，中国政府在为期两天的中美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期间宣布了一系列金融业进一步开放举措，包括将QFII额度由100亿美元提高至300亿美元，以及在下半年取消对于外资券商进入内地市场的禁令等等。
2001年“十五”计划明确提出“走出去” 战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多种形式的境外经济合作取得长足进展，QDII（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应运而生：允许符合条件的银行在一定额度内以购汇形式境内机构和个人投资境外固定收益类产品；允许基金管理公司等证券机构在一定额度内集中境内机构和个人的自由外汇开展境外债券投资；允许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在一定比例内购汇投资于境外固定收益类产品和货币市场工具。2006年10月，在获得QDII资格的12家银行中，中行等9家银行已获得QDII额度。至此，过去单向资本流动为主的投资格局将逐步被双向资本流动的格局取代，资本项目下最深层次开放已经到来。
从外资流入来看，未来外国直接投资仍然占主导地位，这与过去多年来我国引资政策上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为主有关。同时，有价证券和其他资本流入方式将逐步上升。在资本流出方面，货币当局对中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采取更积极的推进方式，而对于有价证券的投资会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但是总体上，资本流出的水平会逐步上升。截至2006年8月底，已有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8家商业银行获中国银监会批准代客境外理财业务资格，其中7家银行已获得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的98亿美元投资购汇额度。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保险（集团）公司等4家保险公司获准以自有外汇进行境外证券投资。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和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2家保险公司获准购汇进行境外投资。
从资本流出入的进展来看，目前双向资本流动格局的发展态势是我国渐进有序开放资本项目的结果，标志着我国的金融开放到了新阶段。
双向资本流动格局的经济影响
双向资本流动格局的逐步形成，表明我国资本项目管理框架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对人民币可兑换、金融市场发展、金融监管、国际收支、货币政策都将带来较大的影响。
QFII 和QDII突破了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可兑换的限制，在现有法规和政策约束条件下，实现有限度的资本流动，其目的是满足内地资产和投资市场的需要。投资市场的开放对货币的可兑换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民币可兑换进程加快，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将增加，交易的规模将扩大，新的交易模式和交易工具将会出现。
双向资本流动格局的形成，使国内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连接起来。资本管制的“屏障作用”就被削弱了，外部经济对中国冲击的渠道也发生了变化，由通过贸易渠道和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渠道变为资本市场的冲击。随着国内金融市场和国外金融市场关联度的提高，资本市场可能遭受的冲击就会更大。
在我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情况下，有序放开资本的流出可以一定程度上舒缓国际收支失衡的压力。在资本流入为主导的格局下，由FDI（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和贸易顺差积累的外汇储备资产成为中国整体经济持有海外资产的主渠道。从持有储备机会成本的角度考虑，高额的储备是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是国际收支失衡的集中体现。在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官方和私人都持有大量外汇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走出去”战略，稳步实施QDII战略，放宽居民对外投资的限制，可以部分地舒缓国际收支失衡的压力。
金融全球化尤其是双向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大，将增加一国利用货币政策实现国内经济目标的难度。在开放型经济的条件下，独立的货币政策会受到跨境资本的流动性和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目前，我国内部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流动性过剩和投资率居高不下。因此，短期内，防止经济过热，降低投资增长速度，要求我国必须实行紧缩的政策。但是，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针对国际收支顺差带来的外汇供给的迅速增长，中国货币当局必须干预外汇市场，结果造成外汇储备的增加，基础货币的大规模投放，市场上的流动性大幅增加。为了冲销过多的流动性，中央银行采取发行央行票据的办法，商业银行要不断购买票据。由于央行票据的收益率相对较低，则银行的收益率就会受到影响，银行经营的稳健性受到冲击。这种情况就是中国遇到的“三难选择”。国内经济的升温鼓励了国际资本的进一步流入，尤其是非FDI形式的资本流入。为了给国内的经济降温，央行可以采用提高利率的办法，但是在资本流动不断开放的情况下，中美利差的缩小可能将进一步地吸引外资的流入，结果提高利率的政策失效。因此要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中国必须要使中美的利率差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样独立的利率政策就会受到很大的约束，而且将增大本外币政策协调的难度，影响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
双向资本流动格局下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国际资本流动有助于全球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国际资本的不规则流动又往往成为金融危机的根源。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实践都证明了，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避免危机的发生，使一国从金融开放中获益。
在严格资本管制的体制下，人民币汇率是比较稳定的，汇率在调节资本流动方面并没有发挥杠杆作用，外国资本与国内资本的经营也是在无汇率风险的情况下运作的。但是，在双向资本流动格局下，如果继续维持汇率的超稳定，将使国内的货币政策的执行丧失独立性。因此，双向资本流动格局的逐步形成首先要求人民币汇率要逐步走向浮动。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化应该成为资本账户开放加速的前提，二者不能本末倒置。
目前人民币汇率对美元仍然处于升值的态势，这成为大量非FDI资本流入国内资本市场的重要原因。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幅度的限制，会使新汇率形成机制在促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和弹性化方面打折扣，汇率对于双向资本流动调节的功能也受到了限制。因此，针对新汇率制度下美元对人民币的较小波动区间，人民币汇率管理的下一步就是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扩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的幅度。
长期以来，中央银行较多地采用信贷控制和利率限制等直接货币政策工具来达到宏观调控目标。目前这种政策工具的局限性越来越突出，成为导致资源错配的重要原因。在资本双向流动格局形成的趋势下，转向间接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成为必然，放松利率管制是提高货币政策效果的关键。利率水平将是引导资本在国际间有序流动、实现资本市场均衡的重要杠杆，提高利率的市场化水平，将成为保证开放条件下中国金融市场安全的关键。因此，从制度上，我国可以考虑取消贷款下限和存款上限的同时放宽各类利率的浮动范围，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基础利率指标，更好引导资金流动，帮助银行合理定价。
宏观经济政策及其目标范文4
【关键词】通胀 货币政策 未来走势
2010年来，为截止通货膨胀预期，我国央行连续5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12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冻结过多的流动性资金，存贷利差已达到3%的较高水平，而大中型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也达到了21.5%的历史高点，然后物价上升势头仍似乎没有得到缓解。本轮通胀是在我国经济结构面临大调整，内需相对不足，同时国际初级产品供给也发生变动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具有复杂性。针对目前的通货膨胀，不同层面的专家学者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主要形成了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通胀主要成因是货币因素为主，非货币因素为辅的货币与非货币市场“双失衡”。货币超发为主导，内需增长等非货币要素推波助澜。第二种观点认为通胀主因是公众预期的变化。理由是我国扩大内需政策引致了公众对所有商品包括资产在内的价格攀升的预期，这种预期对通胀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短期内甚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第三种观点认为其他非货币的要素才是引发通胀的主要原因。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消费支出、政府支出、投资支出以及外资扩张等需求冲击，劳动生产率或部门差异导致的结构性冲击，因原材料、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引发的外源性成本冲击，因国内工资水平变动等原因引发的供给冲击都有可能是引发通胀的主要原因。单纯通过货币、预期以及其他非货币要素中的一个方面来分析通货膨胀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困境
由于我国当前量化性的货币工具对通胀的调控空间和效果都已经收窄的现状，经济增长与抑制通胀之间的矛盾开始变得尖锐。面对目前的通胀形势，货币政策实现其目标面临着多方面的约束，从而加剧了反通胀的困难程度。
（一）宏观经济的失衡困扰了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
目前经济滞胀的压力对货币政策反通胀的目标造成了很大的限制，因为反通胀的政策强弱会对就业目标产生很大的影响。现阶段内需不足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克服，从投资需求来说，政府投资占多数，而且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这对经济增长与带动就业的效果并没有持续性。中小企业的发展滞后，并且受到很多限制。就消费需求而言，收入差距悬殊导致了消费需求结构扭曲，也限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可能，居民消费倾向下降，也进一步虚弱了消费需求的增加。出口的增长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由于市场经济体系不完整，竞争不充分，资金融通受到阻碍，企业资金运用效率低，这些都加大了反通胀的难度，制约了反通胀政策的力度。
（二）通货膨胀压力成因的特殊性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现阶段的通货膨胀具有需求拉上与成本推进共同作用、外部输入性、明显的需求拉上的滞后性三大特征。紧缩性货币政策如加息、上调准备金率对于需求拉升的通胀能够起到明显的作用，但是对于成本推动的通胀却没有很大的帮助，甚至紧缩产生的供给效应还会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反而会进一步增大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外贸依存度已达较高水平的情况下，来自于国际社会的通胀压力会对我国经济造成越来越大的影响，而对于输入性的通胀压力，国内的货币政策表现出来的作用是被动的而且也是有限的。由于现期货币政策的效应存在时滞，所以对前期的通胀需求压力限制是有限的。由于这些复杂的成因，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三）货币政策的约束条件的特殊性抑制了货币政策的效果
当前“松紧结合”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反方向组合方式，削弱了紧缩货币政策的效应。纵观此轮金融危机前后及抗击金融危机过程中，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方式的一个特点就是，财政政策始终是扩张性的，只是扩张的力度有所变化而已。货币政策则有所不同，在2003年，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货币政策开始调整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即反方向的紧缩性政策。到了2008年下半年，货币政策才做出方向性逆转，由从紧的政策转向“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在2010年货币政策方向又重新回到从紧的状态。目前的政策组合实际上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这种组合在面对经济滞胀的情况下有很大的必要性，但是也有可能导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互间的效应抵消。我国目前的财政模式是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相配套的，这样一来就支持了货币扩张，抵消了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
（四）国际收支失衡影响了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
现阶段我国国际收支严重失衡，进而对货币市场的供求关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此阻碍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应。随着全球经济复苏的可能性加大，我国出口需求的扩展也不能得到很好的遏制，同时内需不足的问题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样就使得我国国际贸易顺差的增加变得具有客观性。同时，由于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提高进而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样，大量的QFII以及国际热钱会流入国内，因此，在贸易顺差加大同人民币升值预期提高的双重压力之下，外汇占款将进一步扩大并成为基础货币增加的主要推动因素，这将直接抵消紧缩货币政策的效果。因此要加强外汇管理，增加央行票据对冲外汇占款量，增加短期的基本流入成本。
货币政策在以上几个方面遇到的种种困境，导致了在抗击通胀的过程中的有效性大大降低，我们应该正确认识目前的困难，提高针对性，增加有效性，协调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缓解经济失衡的问题。
宏观经济政策及其目标范文5
1．货币政策风险承担问题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本位制下的世界经济形成了国际贸易失衡和国际资本流动失衡的“恐怖双失衡”模式，一方面，这种失衡难以解决并对国家造成巨大伤害;另一方面，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断加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和世界主要国家监管部门开始反思以往微观审慎监管的漏洞，着力构建并推进宏观审慎管理以预防系统性风险，这一领域已经成为国内外决策界和理论界最为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从宏观经济政策层面给出解释，其中货币政策风险承担理论阐述了宏观经济调整通过影响资产价格、融资成本等因素，进而影响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定价、承担，又进一步作用于金融机构的负债和资产管理决策，最终影响总产出和金融稳定。可见，货币政策风险承担理论着重从21世纪以来美国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而持续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信贷过度扩张、资产价格泡沫不断积累、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爆发等背景出发，论证了金融稳定目标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之间协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②。由此可见，货币政策调整如果无法准确估算微观主体的风险承担水平，可能会成为经济剧烈波动的诱因。将视角转向中国，据统计2013年末我国M2余额达到110．65万亿元，M2/GDP接近200%，是l990年的2倍还多，宽松是中国货币政策的主基调，经过微观传导的“黑匣子”，中国货币政策效应如何精准掌控，已经成为货币政策制定者最为关心的话题。
2．货币政策风险承担问题是中国维护金融稳定的关键问题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使货币政策风险承担问题备受关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强，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无疑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也面临更加多元的维护金融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多重目标。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为“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从金融稳定的视角看，货币政策被寄予了过多刺激经济增长的重任，但由货币政策引发的各类风险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以美国次级债务危机为分割点，中国为预防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而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加以应对，从短期看，2008～2011年中国经济虽然维持了高速增长，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为2012年以来的大幅下滑埋下伏笔，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滑入8%以下区间。与此同时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以房地产等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破裂风险，都与货币政策紧密关联。除此之外，从中国主动融入国际经济大格局、维护本国基本经济利益的视角出发，主动并积极推进国际货币体系从“一主多元”向“多元制衡”格局演变是中国合理的利益诉求，而宏观层面以利率和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户开放等为核心的改革，以及微观层面以国有企业改革、资本市场改革、金融机构改革等为核心的改革，正是中国谋求与经济总量相匹配的国际经济秩序话语权的必经途径。这些改革蓝图都需要货币政策框架和立场的精准配合，重视微观主体风险承担问题是维护中国金融稳定的基础条件。
3．货币政策风险承担问题是中国货币政策框架重构的核心要件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三期”叠加，使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或多或少与货币政策的剧烈调整和微观主体的风险承担有关。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资产价格泡沫，另一方面，强制结汇制度、美日量化宽松、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等因素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这无疑与中国现行货币政策框架有直接的关系，以货币供应量为主要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面临挑战，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路径尚未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资本账户开放等，无疑需要货币政策框架和思路调整与之严密匹配。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先后实施多轮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一方面，发达国家的汇率强权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助推中国国内资产价格泡沫化，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改变可能引发国际资本大量流出或流入中国，为金融系统性风险埋下巨大隐患;另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余额已经在4万亿美元大关徘徊，外汇占款正在更大比重上影响基础货币和派生货币，不断累积的外汇储备严重干扰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三元悖论”的约束条件下，如何在汇率制度、国际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做出权衡，如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维护金融稳定，已成为中国货币政策需要解决的重大基础性问题。由上可见，“形势极为紧迫、任务无比繁重、目标更加多元”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和经济新常态阶段中国货币政策框架所涉及多方面问题的真实写照，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重构需要考虑微观主体的风险承担问题。基于上述分析，从商业银行、影子银行、企业等微观主体对货币政策风险承担角度进行研究，并扩展到经济开放视角，是对当前及今后渐进式参与建设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货币政策立场取向等宏观政策调整问题的有效回应，既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又具有明显的实践价值。
二、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风险承担的微观基础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效应问题的核心在于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它对维护价格稳定、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极其重要。商业银行、影子银行、企业、家庭、地方政府是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微观主体，它们受货币政策影响而调整其经济行为，这种调整决策未必理性。长期来看，货币政策与微观主体风险承担之间存在着负向关系，即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微观主体的风险承担意愿，紧缩的货币政策则降低微观主体的风险承担意愿。可见，风险承担问题直接影响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导致宏观经济泡沫化，紧缩货币政策可能加速宏观经济衰退。以下是商业银行、影子银行和企业的风险承担机制的具体内容。
1．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机制货币政策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机制之间具有负向和正向两类关系，其中负相关系占主导地位。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机制包括:追求收益机制，宽松货币政策会导致名义利率下降，国债等资产的一系列无风险债券收益率下降，而银行负债的收益目标往往具有价格粘性，难以向下调整，而负债管理压力会迫使金融机构选择风险较高的资产，降低无风险和低风险的资产配置比重，从而间接提高银行自身资产配置的结构性风险。杠杆调整机制，金融机构有固定的(如商业银行)或顺周期的(如投资银行)杠杆比率目标，当这些金融机构的资产组合或利润遭受冲击时，金融机构主要通过改变资产配置加以应对，而不是分配红利或增加资本金，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银行利润增加或资本充足率提高，银行往往会选择扩大资产规模，原本无法获得信贷资金的企业将获得贷款(主要是高风险业务)，可见，杠杆机制使得金融机构忽视资产组合质量而盲目扩大资产规模。道德风险机制，经济下滑时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上升，在无预期情况下金融机构主要通过优化资产配置和缩小杠杆水平加以应对;然而，一旦金融机构预期央行将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时，金融机构认为经济形势将会好转，信贷风险恶化只是暂时的，为弥补暂时性损失、保证中长期收益，反而会扩大高风险资产持有数量①;另外，导致金融机构逆势配置资产、道德风险加大的因素还包括政府兜底、保险制度和“大而不倒”等因素，都会激励商业银行过度承担风险。风险转移机制，宽松的货币政策会使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和资产价值增加，在信息不对称、资本充足率受监管和金融机构需特许经营的条件下，风险中性银行受到风险共担效应(银行资本充足率越高在信贷筛选过程中越谨慎)和特许权价值(银行特许权价值越大则过度承担风险的激励就越小)的约束，降低了银行过度承担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能①。
2．影子银行的风险承担机制影子银行一词最早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董事PaulMcCulley于2007年提出，也称为平行银行系统。2011年4月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影子银行:范围界定》将其定义为“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的信用中介体系(包括各类相关机构和业务活动)”;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内部研究报告将其界定为从事商业银行表外理财、证券公司集合理财、基金公司专户理财、证券投资基金、投连险中的投资账户、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企业年金、住房公积金等的小额贷款公司、票据公司、具有储值和预付机制的第三方支付公司、有组织的民间借贷等融资性机构。影子银行的本质是金融脱媒，它实际上是资金绕过银行而通过其他金融机构或资本市场进行配置的一种现象。影子银行的核心特征是用复杂体系复制正规银行的信用中介功能，向非金融机构、居民家庭以及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期限匹配和杠杆，因而替代了传统银行的功能。但影子银行与正规银行并非对立的，二者存在明显的交互作用，而影子银行暴露自身风险或者受到临时冲击时可能直接对实体经济产生破坏，并进一步由实体经济对正规银行和影子银行形成反馈冲击，循环往复。这些内生或外在的冲击因素包括高杠杆化导致风险扩大、期限错配造成流动性不足、过高的关联性引起风险传递、缺乏监管使得风险可控性降低、内部治理缺乏约束等，这些因素通过抵押物贬值、银行资本约束、信贷利差结构变异等渠道提供了从微观到宏观的风险传染通道。影子银行通过信用创造增加了对过剩落后产能企业等的信贷供给，扩大了货币供应总量，减弱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对资产价格泡沫、通货膨胀等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影响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效率②。
3．企业的风险承担机制对企业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问题最为著名的研究是MM定理，但MM定理在宏观层面没有充分考虑利率对投资率的影响③。货币政策的企业风险承担机制包括:资产价格机制或估值机制，它是指宽松货币政策会刺激家庭、企业的资产价格上升，家庭或企业贷款融资所能提供的抵押品价值增加，资产价格上升和估值提高会改变银行贷款违约风险及贷款损失估计，按照公允价值计算的资本充足率提高，银行风险偏好及风险容忍度随之改变，促使银行风险承担的意愿和能力上升。收入及现金流机制，它是指宽松货币政策会导致企业运行成本和财务费用下降，企业收入增加，经营性现金流动性增加，企业信贷融资需求更容易被银行接受;宽松货币政策会引致家庭收入增加，间接促使家庭储蓄增加;宽松货币政策使银行一方面降低信贷风险、增加资产收益，另一方面资产负债管理更加容易，降低了银行对投资项目的筛选标准④。资产负债表机制，它主要是指货币政策对借款者资产负债状况的潜在影响，当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资产净值和抵押物价值下降，致使外部融资溢价上升，信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增大，促使银行等金融机构提高对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的估计，提高信贷标准，加大项目筛选和贷款监督力度，进而激励企业将有限的信贷资源更多地配置于低风险项目，实行更加稳健的经营战略和财务战略⑤。我国经济的转轨特征还决定了企业承担货币政策风险的独特性:首先，企业之间的异质性影响着企业对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意愿，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更容易从变化的货币政策中获得相对多的资金，中小民营企业则较为困难;其次，企业对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存在惯性和粘性，企业规模越大、所处行业越落后、流动性越差，货币政策风险承担的惯性越大;另外，外贸企业和非外贸企业之间由于外需变化、汇率波动等因素对货币政策风险承担因需求端的变化而不同，外贸企业的敏感性更强。
三、重构中国货币政策框架体系的关键参数
综上所述，货币政策风险承担问题直接影响其宏观经济效应，这种影响是以往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所忽视的。在后危机时代和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通过重构中国货币政策框架尤其是其关键参数，发挥货币政策的精准宏观调控作用至关重要。基于商业银行、影子银行和企业等微观主体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机制，中国货币政策框架需要关注下述两个关键参数:
1．纳入国际风险对国内经济传染的影响估计开放经济条件下的金融风险会在金融资产价格联动机制的共同作用下，通过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两个层面实现国际金融风险的国内传染。国际风险传染路径主要包括国际贸易路径、国际资本流动路径。国际贸易路径是国与国之间经济交往的基本渠道，也是最为基本的风险传染路径，不同国家之间国际贸易的紧密程度是金融风险传染的重要影响因素，一方面，国际金融风险传染可能由经常项目的长期顺差或逆差导致;另一方面，一国经常项目长期处于逆差状态，往往会通过本国货币贬值增加出口来弥补逆差，投资者选择大规模提前抛售本国金融资产加速本国货币的贬值，而贸易伙伴国很可能采取同样的措施加以应对。中国长期以来存在巨额贸易顺差导致央行被动发钞，进一步刺激了微观主体的风险承担意愿，需要以更加市场化的汇率和利率等货币政策来加以调整完善。国际资本流动路径是基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全球化大趋势下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远远超出国际贸易规模而提出的，在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下金融风险很容易实现跨国传递，国际资本流动路径已经成为金融一体化背景下最重要的风险传染渠道。“三元悖论”进一步指出，在资本流动无法强制管控的现实下，维护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难以兼容，我国正面临人民币国际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任务，国际资本流动必然成为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直接渠道。其他金融风险传染路径包括国际债务风险溢出渠道、金融机构跨国经营风险溢出渠道、投资者行为风险溢出渠道和他国货币政策风险溢出渠道。从当前主要国家货币政策的差异来看，美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主要影响中国的通货膨胀和汇率水平，而日本的货币政策则通过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影响中国产出水平。因此，重构中国货币政策框架应重视国际风险传染的多条路径，防范外部风险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不利影响。
宏观经济政策及其目标范文6
金融危机推动审慎监管理论发展
传统的银行监管在本质上为微观审慎监管,监管当局从微观的角度设定相应的监管标准和要求,通过一系列审慎性监管措施避免个体银行的失败,进而保证银行体系的健康。微观审慎监管的背后体现了传统的监管哲学:只要确保单个金融机构是安全稳健的,那么,作为所有金融机构集合体的金融体系也就实现了安全稳定。然而,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促使监管者和学术界开始对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理念进行反思:危机的爆发和放大不仅仅是因为单家银行过度承担风险或管理不慎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宏观层面的失衡以及金融机构之间各种形式风险传递的结果;单家银行稳定只是银行体系稳定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银行监管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必须同时关注个体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宏观审慎监管”因此逐渐受到重视。宏观审慎监管认为系统性风险是由单个金融机构的行为累积引起的,是金融体系内生的,是金融机构“集体行动”的结果。
与微观审慎监管相比,宏观审慎监管具有以下特点:
监管目标。宏观审慎监管将整个银行体系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进行研究,其目标是要确保整个银行体系的安全稳定。宏观审慎监管的最终目标是减少金融危机带来的宏观经济损失,将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成本最小化。
关注对象。宏观审慎监管不过分关注单一的金融机构的稳健情况,而是更加关注包括银行体系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性,重点关注那些对金融稳定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机构和部门,并在监管资源配置方面适当地进行倾斜。
风险性质。宏观审慎监管认为,金融体系的风险具有内生的性质。金融市场风险的内生性,使得单个银行的行为,对其个体而言,可能是有助于其安全和稳健的,但当这些个体的行为叠加时,就会对整个银行体系造成不稳定的影响,形成“合成谬误”。
监管视野。面对影响金融稳定的诸多风险因素,仅仅依靠微观层面的审慎监管无能为力。只有囊括宏观经济环境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管视野,才能找出对金融体系产生潜在重大不利影响的系统性风险因素。
国际银行业发展实践证明,无论微观审慎监管还是宏观审慎监管,离开任何一方都难以确保实现金融体系稳定。在清晰明确的分工基础上把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两者的充分对接、有效配合、相互渗透和有机统一,从而为实现银行体系的安全稳健提供充分必要条件。
新形势下审慎监管面临的挑战
面对后危机时代复杂的经济形势,银监会未雨绸缪,积极应对,引领我国银行业整体抗住了危机,促进了经济企稳回升,但后危机时代错综复杂的局面,也给我国银行业的审慎监管带来了诸多问题,使其面临严峻的挑战。
风险管理基本面动摇,压力骤增
信贷管理脱离基础、背离基本。美国次贷危机的深刻教训告诉我们,信贷管理要坚守基本底线,一定要把贷款放给有偿还能力的借款人。后危机时代,我国银行业机构紧跟国家经济刺激政策的步伐,信贷投放天量增长。在此过程中,很多银行放松了贷款调查、审查和贷后资金管理的基本制度和要求,违规行为时有发生,背离了过去银行业信贷管理的一些基本做法,动摇了信贷管理的基础。
内控基础薄弱,缺乏有效制衡。大中型银行内控不健全,法人治理水平较低。由于内部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导致操作风险较高。尤其是有些银行忽视科学决策,片面追求市场份额、规模效益,信贷管理上的内控机制存在漏洞、缺乏必要的风险约束和制衡机制,案件风险陡增,给银行审慎监管增加了难度。
信用风险扩张,资本监管压力加大。2009年银行业新增人民币贷款9.59万亿元,增速达31.7%,新增贷款呈现行业集中、客户集中和中长期化趋势,银行信贷资产集中度风险凸显。据银监会调查显示,贷款未使用部分约占2009年新增贷款17.4%,大量信贷资金闲置在大企业账上,同时一些银行违规发放贷款。据国家审计署2009年对国内6家银行进行审计和调查发现,一些基层银行机构向不符合条件的房地产企业提供贷款215亿元,向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或未经批准立项的投资项目发放贷款106.9亿元,因贷后监管不严有43.6亿元信贷资金违背贷款用途。在2009年银行信贷激增的背后,银行的贷款质量总体呈现向下迁徙的趋势,贷款质量令人担忧。同时,伴随着风险资产的急速扩张,各行资本充足率下降明显,个别银行接近监管底线。
经济发展失衡,泡沫滋生
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一是投资结构严重失衡。2009年,在政府刺激计划的拉动下,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全年增幅达35.2%;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37.5%,增速较快。二是产业过剩突出。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愈演愈烈。据统计,到2009年末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超过1亿吨,水泥行业产能过剩3亿吨,而在建水泥生产线超过200条。三是资金流向结构严重失衡。一方面,新增贷款大部分流向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金融风险加剧;另一方面,新增信贷资金直接或间接流入房市,市场风险正在快速集聚。
资产泡沫滋生。由于短时间里投资和贷款的快速增长,带来了流动性过剩,投机活动也开始活跃,并不断推动股市、房市以及初级市场的价格暴涨,进一步加剧资产泡沫化。从我国股市来看,上证指数从2008年底1664点,涨到了2009年末3277点,涨幅高达96.94%;从我国房市看,房地产价格在2009年初经过微幅调整后,于2009年下半年开始持续大幅上涨,70个大中城市房价比年初涨幅达20%〜50%。泡沫的滋生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危及银行资产的安全。
法律体系待修复,法规执行需强化
贷款管理法规严重缺位。自银监会成立以来贷款管理仅有一部较为系统的贷款管理规章――《贷款通则》,但过于陈旧,很多条款已经在实践中被突破,一般不主张适用。而其他法规过于笼统和零乱,无法覆盖贷款管理的方方面面。《商业银行法》、《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以及其他一些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贷款管理作了一些笼统和零星的规定,但不成系统、不够全面。随着2009年上半年信贷投放的天量激增,催生了风险,而贷款管理法规的缺位对我国银行业审慎监管造成了较大影响。
监管法规的执行力有待加强。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一套对银行业监管法规体系,但法规的执行力有待加强。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是大量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指导性的条款多、处罚性规定少,具体执法过程中处罚能援引的条款有限,缺乏操作性和执行力,监管法规执行力不足导致审慎监管的捉襟见肘。
践行新规的重要性
贷款新规充分吸取了国际先进银行贷款管理经验,系统规范和整理了我国银行业长期以来贷款管理方面的做法,对后危机时代加强和完善我国银行业审慎监管具有多重功效。
加强风险控制和风险抵补,引导贷款管理回归基本
全面引导贷款管理回归基本。一方面,新规全面规定了贷款管理全流程各个环节的基本方面,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夯实贷款管理的基础,对过去的贷款管理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升华;另一方面,我国银行业近年来渐渐远离了过去贷款管理的一些优良传统和基本做法,比如上世纪90年代的许多驻厂信贷员对一个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了如指掌,新规很多规定又重申了这些传统精华,处处闪烁着回归基本的光辉。在新规合理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贷款管理方面坚持基础、回归基本的有效规制下,我国银行业审慎监管必能再上台阶。
通过全流程、精细化管理,提高内控管理和法人治理水平。新规着力打造贷款的全流程管理,从贷款的受理到贷后的管理处置,环环相扣,强调各部门和岗位之间的制衡,以立体化制约促精细化管理,深度契合法人治理的精要。这必将促进我国银行业机构提高内控管理、健全法人治理,有助于将各类操作风险隐患,尤其是案件风险“见之于未形,防之于未发”。
缓解贷款信用风险,提高贷款质量。对信用风险的有效控制是新规的立法根本。通过对贷款的全流程动态监控,加强贷款管理的各个环节,尤其是强调贷款资金的支付审核和贷后管理,强化对借款人的合同约束等一系列规定,防范和化解贷款信用风险。
减少坏账损失,降低风险资产的扩张。通过对贷款风险的有效控制,一方面可以全面提高贷款质量,减少坏账损失和拨备,从而增大资本充足率计算公式的分子;另一方面可以缓释贷款风险,有效控制风险资产的扩张,从而减小计算公式的分母。以此达到充实资本、增强风险抵补的作用。
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考核激励体制。新规要求建立各岗位的考核和问责机制,旨在进一步按岗位的特点设计考核和问责机制,并讲究激励与问责的平衡,从而改变目前我国银行业机构存在的业务激励“重数量、轻质量”,风险管理“重眼前、轻长远”等现象,实现更合理、更人性化的激励约束。
促进经济均衡发展,加强审慎监管与相关政策衔接
与货币政策的衔接。确保信贷资金投入实体经济,防止贷款挪用于股市、房市。新规规定了两种支付方式,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对放款和支付的管理,动态监控贷后资金使用,从而形成一道防止贷款资金被挪用的铁闸。这必将有效扼制信贷资金挪用于股市、房市等,确保信贷资金的有效投入,从而防止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泡沫的滋生和风险的传递,保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为宏观审慎监管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同时,通过实贷实付抑制贷款的过量上升,控制流动性泛滥。新规以实贷实付代替过去的实贷实存,不仅可以保证同样数量的贷款更多地投入实体经济,而且可以有效抑制贷款数量的激增,对平息通胀压力会有明显的效果。
与产业政策衔接。有效防止集中度风险,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针对当前信贷集中度风险较为突出的情形,新规强调了统一授信制度和风险限额管理制度,从而有力控制信贷资金偏向单一客户,偏向某一类客户如平台公司,偏向某一行业如房地产行业。通过引导信贷结构均衡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从而实现经济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奠定长期宏观审慎监管的基础。
完善监管法律框架,增强监管法规执行力
在规章层面系统规范了贷款管理。新规彻底改变了银监会成立以来在贷款管理上相关法规尤其是规章层面法规缺位,使银监会在监管最重要的环节――贷款管理上更加有法可依,从而完善了银行业审慎监管的法律框架。
以严厉的处罚作为保障,增强监管权威性。新规在法律责任章节,均援引了银监法最具执行力和威慑力的法条,以严刑峻法保障新规的有效执行。对比以往相关法规,新规对法律责任的规定更加严厉,在审慎监管的核心之
一――贷款管理方面增强了执法的可操作性和执行力度,从而大大提高了监管的权威性。
带动社会信用水平提高,维护社会稳定
多方参与,提升全社会合规意识。社会信用水平的提高可以说是审慎监管的长远根本保障。新规的实施,不能仅靠监管部门的推动,关键在于银行业机构自我控制、自主执行,还有赖于政府部门、客户和广大金融消费者的广泛参与。在新规的宣传贯彻执行过程中,伴随着政府部门、银行、金融消费者多方的参与和执行,广大社会公众金融意识和合规理念必能得到整体提高,从而带动社会信用水平的提高。
强调合同约束,增强参与者契约意识。强化合同管理是新规的一大亮点。贷款新规强调合同或协议的有效管理,强化贷款风险要点的控制,加强对借款人、担保人等合同参与者的契约约束。在参与者之间设定牢固的契约约束条款,改变以往“重人情、轻合同”的理念和做法,有助于社会公众契约意识的逐渐树立和强化,从而提高社会信用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