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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1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3—0014—06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这种转型体现在宋朝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影响直接渗透到近现代社会。王国维认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陈寅恪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这些评价足以证明宋代在中古史的地位。反观中学历史课标，对中古史的要求大都是宽泛的整体概念，如“列举从汉至元政治制度演变的史实，说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列举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认识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特征”。“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等等，对应课标，教材便将各朝代史实一一罗列。这样虽然可以让学生了解某一方面历史发展的全貌，但却无法突出历史的主干及横向联系。学生受传统思维的影响，往往会关注比较熟悉的统一王朝如秦汉、隋唐和明清，而忽略了“积贫积弱”的宋朝，殊不知宋朝在中古史的转型地位之重绝不亚于任何一个时期，因此笔者认为，中学历史教师在教学中有必要改变教学策略，抓住“转型”这一特征，加深学生对宋史的理解。
宋史专家邓广铭认为：“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实际上，两宋时期，除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它的政治文明也出现了重大的转型，如宋代官僚政治体制内的改革，贵族政治的残余荡然无存，特别是科举完全向庶民开放、再无门第限制等等，但由于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对宋代的政治文明并无明确要求，因此，本文将着重探讨宋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教学策略。
(一)物质文明
关于宋代的物质文明成果，教材的陈述主要分散在必修二第一单元各课中。传统的观念使人们一提宋代就会想起“积贫积弱”，实际上，宋代弱却并不贫，即使贫，也仅仅是指其中央政府在一定时期内的财政困难，整体上宋代经济发展的程度是高于唐朝的，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质的飞跃。
宋代经济的转型主要呈现在商业方面，这是教材描述比较多的部分，也是教学中教师应该强调的部分。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的商业革命。”费正清在他的《中国：传统与变革》中也把宋代经济的发展称为“商业革命”，显然，宋代经济转型地位的确立主要归功于商业的高度发达。以商业城市为人口，唐都长安的平面图是一个棋盘式的结构，经营商业的地区“坊”是一个封闭的区域，而再看北宋都城开封的平面图，学生很自然就会发现，这种封闭性的结构被打破了，商业活动从封闭的“坊”中走了出来，扩散到大街小巷，酒楼、茶坊、食店、瓦肆交相辉映，早市、夜市昼夜相接，呈现出繁华的商业气息和市井色彩，“御街一直南去，过州桥，两边皆居民。街东车家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至朱雀门街西过桥，谓之曲院街，街南遇仙正店，前有楼子，后有台，都人谓之‘台上’。街北薛家分茶、羊饭、熟羊肉铺。向西去皆馆舍，都人谓之‘院街’。余皆羹店、分茶、酒店、香药铺、居民”。宋人孟元老的这段描述形象地展现了当时开封浓厚的商业气息，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更是用写实的手法向世人直观地展现了宋都一派繁华的景象。凡此种种都表明，宋代的商品经济已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在如此发达的商业经济面前，金属货币已不能满足需要，由此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宋仁宗时，政府正式发行，至南宋时，纸币已成为主要流通的货币。纸币的发行对商业的发展有重大意义，有学者将纸币的产生称为“金融革命”。至南宋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较之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南宋都城杭州的繁华使马可·波罗惊讶得瞠目结舌。
宋代商品经济的日渐兴盛必然会引发政府经济政策转变以及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变动。笔者认为，高考并不会简单地只关注历史现象本身，更多的还是关注历史规律的发展，因此，对于宋代物质文明的转型，教师应站在更高的角度帮助学生加强理解。
宋代经济政策的转变首先体现在商税政策上。自汉武帝以来，封建国家大都直接经营商业，通过均输、平准等手段独占商利，因此，在宋朝以前，政府是不需要完备的商税制度的。但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政府直接经营或完全排斥私商已不可行，而任其发展又会与国争利，因此，宋代制定系统的商税制度，将商人吸纳到国家的专卖领域，实行间接专卖，通过税收手段来建立国家与私商新的分利机制。商税的多样化使国家获利丰厚，学者陈长华曾统计：“庆历时，北宋一年的商税收入为1975万余缗，酒课为1710万余缗，盐课为715万余缗。”可见，商税收入已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社会利益的分配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商人的地位逐步提升，工商业者亦成为国家之本，民营手工业也相应得到持续发展，在制瓷、纺织等领域占据重要地位，至明朝中叶以后，终于超过官营占据全社会的主导地位。
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2
历史给贵州留下太多让人百思不解的谜团，它们犹如晴朗夜空中的遥远星辰，永远那么神秘，那么难以捉摸，却又那么令人向往。神奇而又丰富的贵州历史文化，也是“多彩贵州”的一笔重彩。史海茫茫，时空深广，从上下数十万年史事中采撷精粹，由细微处展现贵州历史上的辉煌与神奇，让更多的人认识贵州，关心贵州，报效贵州，从本期起，我们邀请范同寿先生开设《黔史采微》栏目，为我们讲述多彩贵州那些少为人知的故事。
小时候，曾听老一辈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我们贵州因为田地少，土地不肥，又没盐巴吃，外省人都不大看得起我们。有一次在四川，贵州人和成都人争起来，都说自己的家乡好。那个成都人为了炫耀他们了不起，宣称“四川有座峨眉山，离天只有三尺三”。贵州人一听当即火了，冲口而出：“贵州有座钟鼓楼，半截还在天里头。”当时只有六七岁的我，听完这个故事，忍不住开怀大笑，为这个贵州人的急智叫绝。
儿时的无知毕竟很短暂。懂事以后，当年的故事再也无法在心头激荡起爱乡之情。巍峨峻秀的峨眉山实实在在地矗立着，而那一半入云的钟鼓楼在我的家乡却根本不存在。
许多年以后，一位出差回来的同志说起他在省外的际遇：有人听说他从贵州来，竟投以异样的目光，问出“你们贵州人是不是长着尾巴？”、“你会放蛊吗？”一类的愚蠢问题。这则故事带给我们一种酸楚的感觉：世人对贵州这方土地的了解如此之少，竟将她视为尚未开化的土地。也许他们眼中的贵州，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描述的那样：“人多不习教化”、“不毛之地，瘴疫之乡”。
一个省、一个地区，如果穷了、落后了，或是人家根本不了解你，常常会被嘲笑。但缘于古代人们对贵州的误判，又被后世无知者不假思索地向前推演，进而将落后视为贵州这片土地与生俱来的痼疾，这就不仅是一种无知，而且陷入了一种历史认识上的误区。
不客气地说，当世界许多地方还是一片荒芜，渺无人迹的时候，坐落在云贵高原东半块的贵州地区，早已经是一派生机。在山顶洞人出现之前，水城硝灰洞人便已生活在距今六盘水市区25公里的三岔河畔，并运用他们的智慧，率先创造出打制石片的锐棱砸击法。这种带有区域性文化特征的砸击法，后来虽然在西南一些地区、台湾、东南亚等地也有发现，但时间上以水城硝灰洞最早，形制上也以硝灰洞最为典型。
如果将中国的版图划分为东北、西南、东南、西北和中原几个部分，贵州则处于祖国西南片区的腹地。优越的地理位置，千姿百态、纷繁复杂的地形地貌，丰富的水资源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宜人气候，为物种的生存繁衍提供了良好条件。
20世纪中期以来，考古工作者在今贵州境内发现了50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若干极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它们充分证明，早在数十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已经在贵州这片土地上劳作生息。那时的贵州，呈现出一种史前的繁荣，简直就是古人类的一片乐土。难怪中科院院士贾兰坡先生会发出这样的惊叹：“贵州有如此之多的旧石器遗址的发现，实出我们预料。”
秦汉之际的夜郎，是众所周知的强大政权。司马迁的《史记》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那里的人们过着“椎结、耕田、有邑聚”的农业定居生活。夜郎“有精兵十万”，有着颇为发达的青铜冶炼业，能铸造各种生产工具、武器、生活用具、乐器和装饰品，掌握了纺织麻布和制作陶器的技术。就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程度而言，这一时期的贵州，与中原地区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贵州的落后发生在魏晋以降。
东汉帝国的崩溃导致天下大乱。魏、蜀、吴三强争雄，战祸连年，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受到严重阻碍。自那以后，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日趋缓慢，逐渐拉大了与中原和沿海地区的差距。
随着商品交换在社会生活中比重的不断加大，层峦叠嶂、“望山跑死马”的自然地理条件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制约也越来越严重。
从蜀汉政权到隋唐、宋元乃至明清，历代统治者对贵州的着眼点都离不开军事价值，从未将这片地区纳入国家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的重点，加上贵州自身环境的封闭性与经济基础薄弱,落后自然一天天累积下来。
秦汉以后的贵州历史有许多空白处，那是因为当权者只将注意力集中于经济发达的中心区域，对贵州这样的地区采取“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的若即若离统治手段，使贵州成了“被历史遗忘的角落”。秉承朝廷旨意的史家们，很少关注和记录贵州的人和事，致使贵州的历史出现了许多断链，后人自然无法看清她的全貌。
古时的人们受交通、通信等条件的制约，既无法从文献资料中了解贵州，又没有亲历其境的机会，只好将道听途说、耳食之谈的东西拿来当真。于是，一个曾经拥有辉煌史前文明，富饶美丽的地区，一片充满人间传奇的沃土，被歪曲为蛮荒之地、不毛之区，令许多人望而却步。贵州这片地区也就成了“落后”的代名词，若干世纪都被误解。
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3
秦代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广大农民辛勤劳动的结果，也与秦代统治者卓有成效的农业管理和重农政策分不开。秦自商鞅变法开始，就推行一系列“殴民归农”的重农政策，以达到“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的目标。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仍十分重视农业。秦始皇东巡时在琅邪台刻石曰：“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进一步把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6]（P195）在秦代洞庭郡迁陵县一带，商业不发达，因而农民弃本逐末的现象并不突出，里耶秦简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如J1（8）355号简记载：“黔首习俗好本事，不好末作，其习俗槎田”。[7]（释文，二八）秦长期实行战时经济政策，如何协调兵役劳役与农业生产所需劳动力之间的矛盾，是秦代统治者需要解决的问题。秦代统治者兼顾兵役劳役，采取了一系列农业生产保护措施，取得了很好效果。
一、设立徒隶买卖市场，确保农业劳动力有效供给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是生产力中决定性的因素。《吕氏春秋*审时》指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就是说古代农业生产首先的主要的是靠人，其次靠地，再次靠天时气候。这是农作物生长的三个要素，并且把人的因素放在首要地位，秦代政府十分重视人力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在秦代农业生产上，一方面是未开垦的荒地相当多，另一方面是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而与劳动力严重不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朝在严酷法制下的数量庞大的罪犯或刑徒。因此，为了保证农业生产有足够的劳动力供给，在战时不影响农业生产，秦政府将徒隶买卖立法，使奴隶买卖合法化并作为农业劳动力，用以弥补农业劳动力的不足。徒隶就是犯罪的奴隶，其刑期是终身的。在秦奴隶制度下，徒隶为买卖对象是很自然的现象，其中，被私人购买的，称为私人奴婢；被政府购买的，称为官奴隶。里耶秦简中就有关于“徒隶买卖”的记载。里耶秦简J1（8）154号简载：卅三年二月壬寅朔朔日，迁陵守丞都敢言之：令曰：“恒以朔日上所买徒隶数。问之毋当令者，敢言之。”[7]（释文，一九）该简文大意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壬寅年农历二月初一这一天，迁陵守丞都守向上级洞庭郡政府报告上月所购买的奴隶数目。秦洞庭郡以官署行政公文“令”的形式，规定其下属各县定期于每月初一必须上报上月的徒隶买入数量。该简文不仅是一条秦令文，也是秦奴隶制国家的法律，这说明：秦代的奴隶买卖现象已相当普遍，官府将奴隶买卖合法化并设有徒隶买卖的市场。里耶秦简J1（8）154一简关于徒隶买卖的记载以铁的证据证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秦朝的奴隶制非常发达，奴隶数量非常庞大，过去认为的“秦朝已经消灭了奴隶制度”的论断被彻底推翻。
这还可以从睡虎地秦墓竹简得到印证，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载：“建日，可以入（买）人；收日可以入（买）人民、马牛、禾粟；戊子，不利出（卖）人；辰曰，入人奴妾”。[8]（P28）该简文把哪些日子（吉日）可以买入奴隶，哪些日子（不利日）不购买奴隶，哪些日子不利于出售奴隶等，都详细记载了下来。
里耶秦简不仅有奴隶买卖的记录，而且还有官方奴隶买卖价格的记录。里耶秦简文就有所谓“奴直（值）钱”的记录，即市场上官方规定的奴隶买卖价格，这透露了秦代奴隶市场交易管理制度的某些细节。如，里耶秦简J1（8）1287简记载：“卅一年十月乙酉朔朔日，贰春乡守。大奴一人直（值）钱四千三百。小奴一人（值）钱二千五百。凡直（值）钱六千八百。”[7]（释文，六六）这里，“大奴”为成年男女奴隶，“小奴”为未成年男女奴隶。我们从这里了解到秦始皇三十一年乙酉年农历十月初一这一天，迁陵县贰春乡的成年男女奴隶和未成年男女奴隶的官方买卖价格。
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告臣》也有奴隶买卖价格的有关记载，可与里耶秦简J1（8）1287简的奴隶买卖价格记载相互印证。《封诊式*告臣》记载：某里士五（伍）甲傅诣男子丙，告曰：“丙，甲臣，桥（骄）悍，不田作，不听甲令，谒买公，斩以为城旦，受贾（价）钱。”讯丙，辞曰：“甲臣，诚悍，不听甲。甲未赏（尝）身免丙。丙毋（无）病?也，毋（无）它坐罪。”令令史某诊丙，不病。令少内某，佐某以市正贾（价）贾丙丞某前。丙中人，贾（价）若干钱。该简文大致意思是：丙为甲臣，即奴隶，因甲认为他骄悍，不田作，把他绑搏交给县廷，请求以刑法为城旦，付给身价。经官方审问诊察，丙罪行属实，且身体健康，于是在县丞面前，县少内负责人用市场上的标准价格将丙买下。这一类行为，在秦代已不少见，否则不会颁布法令，要求各地以每月朔日上报所买进徒隶的数量。[9]（P89-90）
至于“徒隶”指哪些人，里耶秦简也有记载。里耶秦简J1（16）5、6号简均载：廿七年二月丙子朔庚寅，洞庭守礼谓县啬夫、卒史嘉、?（假）卒史谷、属尉，令曰：“传送委输，必先悉行城旦舂、隶臣妾、居赀赎责（债），急事不可留，乃兴繇（徭）。”今洞庭兵输内史及巴、南郡、苍梧，输甲兵当传者多，节（即）传之，必先悉行乘城卒、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赀赎责（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该简文中，乘城卒、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赀赎责（债）者、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等之类的人都是“徒隶”。
秦代国家田地类型有“公田”和“民田”之分。自商鞅变法至秦始皇时期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国家手里，秦王朝直接控制了大量土地。秦朝的公田是国家拥有的田地，由官府直接管理，收成也全归官府所有。有左、右公田，管理公田事务是官府的主要职责。民田即黔首田、私田，里耶秦简文中有“都乡黔首田”、“黔首垦草田”等记载。[7]（前言，四）秦实行“行田”制，把国有土地划分成小块后颁发给黔首使用，黔首没有所有权，不可以自由买卖。就民田而言，当时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主要是农户家庭成员，家中的臣妾甚至私家奴隶也是重要劳动力。[10]（P127-136）而秦代“公田”使用徒隶作为劳动力，而且在公田中从事农业生产劳作者以徒隶为主，数量很大，“徒隶”是秦代重要的生产力。
睡虎地秦墓竹简和张家山汉简，保存有较多的律令条文，以及对犯罪者罪行的确定，但判刑后如何服刑、从事何种劳动则很少涉及。而里耶秦简对服刑后参加什么劳动，则有极详细的记述，可见里耶秦简和睡虎地秦墓竹简具有极大的互补性。里耶秦简大量的“作徒簿”记载有徒隶、刑徒参加田间生产劳动的情况。“作”是劳作、劳动，“徒”是奴隶，“作徒”就是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徒隶，“作徒簿”就是记录刑徒、徒隶劳作的文书。不少作徒簿是由司空或仓所记录。里耶秦简作徒簿上能看到大量的男女犯人，还包括一些小城旦、小隶臣、小舂之类的未成年人，他们被遣送至田地上去承担农业生产劳动。里耶秦简中田官使用的劳动力以刑徒或徒隶为主。如，里耶秦简J1（8）1566简《田官守敬疏书》记载：“卅年六月丁亥朔甲辰，田官守敬敢言之；疏书日食牍北上。敢言之。城旦、鬼薪十八人，小城旦十人，舂廿二人，小舂三人，隶妾居赀三人。戊申，水下五刻，佐壬以来。尚半。逐手。”[7]（释文，七七）该简列出城旦、鬼薪十八人，小城旦十人，舂廿二人，小舂三人，隶妾居赀三人，共计五十六人。该简文表明城旦等五十六人都是在田官守敬管理下的参加农业劳动的徒隶。里耶秦简作徒簿上能多次看到徒隶参加生产劳动的情况，里耶秦简J1（8）1631、1143两简记载：“卅年八月，贰春乡作徒簿。城旦、鬼薪积九十人。仗城旦积卅人。舂、白粲积六十人。隶妾积百一十二人。凡积二百九十二人。卅人甄。六人佐甄，廿二人负土，二人泥瓦。”[7]（释文，八零，六一）从该“作徒簿”可以看出：秦始皇三十年八月迁陵县贰春乡参加生产劳动的徒隶有二百九十二人，其中，三十人生产陶器，六人辅助生产陶器，二十二人背土，二人做泥瓦工。这体现了当时徒隶在工作场地上劳动忙碌的场情。里耶秦简“作徒簿”还多处提到以多少徒隶、刑徒“付田官”的记载，诸如，里耶秦简J1（8）145简记载：“廿四人付田官”、“六人付田官”、“三人付田官”等。[7]（释文，一八）这都说明了当时在田官的统率下徒隶参加农业劳动的情况并有确切人数的记载。
二、协调农业生产和徭役的关系，以农业生产为重
秦王朝为了保证农业生产中有足够的劳动力和农民在农耕季节里有充足的时间，在法律上做出明文规定，这从里耶秦简和睡虎地秦墓竹简得到证实。
里耶秦简J1（16）5、6号简正面皆载：“廿七年二月丙子朔庚寅，洞庭守礼谓县啬夫、卒史嘉、?（假）卒史谷、属尉：令曰：“传送委输，必先悉行城旦舂、隶臣妾、居赀赎责（债）。急事不可留，乃兴繇（徭）。今洞庭兵输内史及巴、南郡、苍梧，输甲兵当传者多。节（即）传之，必先悉行乘城卒、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赀赎责（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田时?（也），不欲兴黔首。嘉、谷、尉各谨案所部县卒、徒隶、居赀赎责（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簿，有可令传甲兵，县弗令传之而兴黔首，兴黔首可省少弗省少而多兴者，辄劾移县，县亟以律令具论，当坐者言名，?（决）泰（太）守府。”该两枚简的大意是：秦始皇27年2月15日，洞庭郡守礼命令各县啬夫、卒史嘉、假卒史谷、属尉，法令明言：运输任务一定要先尽量使用城旦舂、隶臣妾、居赀赎债类人员。只有在运送任务紧急而不能滞留的情况下，才允许兴发徭役。现在洞庭郡的军械物资要运往内史、巴郡、南郡、苍梧郡，这一铠甲、兵器运输任务所需运输人员数量庞大。如果实施运输，一定要尽量使用乘城卒、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赀赎债、司寇、隐官、践更县类人员。现在是农田春忙季节，不想对百姓随意兴发徭役。嘉、谷、尉要各自谨慎核查所负责之县的守卒、徒隶、居赀赎债、司寇、隐官、劳役人员的登记簿，如果有可以用于运送铠甲、兵器的此类人员，县里没有命令他们去执行运输任务而向百姓兴发了徭役，以及兴发徭役的人数本来可以节省但没有节省，反而多兴发的，即予以检举并发送文书至该县，该县要依法及时处理，由应当承担罪责的人上报其名，由太守府决断。洞庭郡府为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在军事物资运输中尽量不征发徭役，不过多地使用农业劳动力，尤其在农田春忙季节，不对百姓兴发徭役；对于违背上级政令的官吏要坚决予以处置，这些做法都显示了秦代政府对农业的保护。
睡虎地秦墓竹简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规定，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戍律》记载：“同居毋并行，县啬夫、尉及士吏行戍不以律，赀二甲。”[11]（P147-148）意思是：官吏不得在同一时期从同一户家庭适龄男子中同时抽调两个以上的劳动力去服兵役。县啬夫、县尉和士吏如果不依法律之规定，要罚二甲。因自商鞅变法以来，小农家庭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如果同一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全部抽调服兵役，则他们难以应付自己的家庭生产。因此，秦法律做了上述规定，协调了战争时期兵员补充与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既保证了每个家庭农业生产有充足的劳动力，又保证了国家安全。征发兵役如此，征发劳役也是如此，为了使在外面以劳役抵偿赀赎债务的人不耽误农时和回家劳作，秦法律也作了规定。睡虎地秦墓竹简《司空律》记载：“一室二人以上居赀赎责（债）而莫见（视）其室者，出其一人，令相为兼居之。”[11]（P85）意思是：一家有两人以上以劳役抵偿赀赎债务而又无人照看家室的，可以放出一人，叫他们轮流服劳役。地方官吏不得将农户家庭的两个男子同时征发服劳役。此处，“照看家室”当有“照顾农业生产”之意。[12]（P27-29）睡虎地秦墓竹简《徭律》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县所葆禁苑之傅山、远山，其土恶不能雨，夏有坏者，勿稍补缮，至秋毋（无）雨时而以徭为之。其近田恐兽及马牛出食稼者，县啬夫材兴有田其旁者，无贵贱，以田少多出人，以垣缮之，不得为徭。”意思是：县所维修的禁苑，不限定离山的远近，如因土质不佳不能耐雨，到夏季有所毁坏，不必逐步补修，而等到秋天没有雨的季节通过兴徭役予以修缮。但如果邻近农田，恐有动物及牛马出来吃禾稼，县啬夫应斟酌估量征发在苑囿旁边有田地的人，不分贵贱，按田地多少出人，为苑囿筑墙修补，不得作为徭役。该简表明，如果靠近农田的苑囿筑墙有毁坏的，按田地多少出人修补，不得作为徭役，这也是保证农田农业和劳动力不受破坏的法律规定。[13]（P51）
三、保证农民有足够的田间劳作时间
睡虎地秦墓竹简《司空律》载：“居赀赎责（债）者归田农，种时、治苗时各二旬。”[11]（P88-89）大意是，在春耕夏锄农忙时节，要让因欠债而以劳役抵消债务的人回到田间劳动，政府要给予他们播种和管理庄稼幼苗的农忙假各20天，以防耽误农业生产。里耶秦简J1（16）5、6号简皆载：“急事不可留，乃兴徭。田时?（也），不欲兴黔首。”该简明文规定，只有在运送任务紧急而又不能滞留的情况下，才允许兴发徭役；现在是农田春忙季节，不对百姓随意兴发徭役。这样，睡虎地秦墓竹简“居赀赎责（债）者归田农，种时、治苗时各二旬”与里耶秦简“急事不可留，乃兴徭。田时?（也），不欲兴黔首”相互印证，充分证明了秦政府对农民劳动时间的保证。对犯罪的人尚且如此，一般人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时间就更能得到保证。秦律允许居赀赎债者在农忙时节回家务农和农忙季节不对百姓兴发徭役，有利于维持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及时间。秦统治者通过法律手段管理农业生产，体恤民情，珍惜民力，不误农时，保护农业的“重农”做法应视为善政，这一措施后为汉代效仿，也同样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四、政府补给劳动者必要的粮食，维系和延续劳动者的劳动能力
劳动能力乃劳动者体力与脑力之总和，劳动者在生产劳动前后必须消费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尤其是食物）使用价值来补偿其劳动耗费量，否则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就得不到维持和延续。如果所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小于一定值，则会出现“补偿不足”，此时劳动的耗费量大于劳动的补偿量，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将受到损害而逐渐萎缩；如果所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大于一定值，则会出现“补偿有余”，此时劳动的耗费量小于劳动的补偿量，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将得到增强而逐渐发展；如果所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正好等于一定值，则会出现“补偿平衡”，此时劳动的耗费量正好等于劳动的补偿量，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将会维持原状。这表明，至少在“补偿平衡”状态，劳动者所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量与劳动量才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农业生产是典型的投入性生产部门，不仅需要生产资料的供给，也需要对农业劳动者及其后代（未来的潜在的生产力）食物的补给。秦代迁陵县小自耕农的生活状况不好，维持简单的生活和再生产都有一定的困难，常见的就是缺乏种子和食粮，里耶秦简文中有关“贫无种”、“贫无粮”的记载很多，遇到这种情况，由官府给予帮助。[7]（前言，四）睡虎地秦墓竹简也有这方面的记载：“隶臣妾其从事公，隶臣月禾二石，隶妾月禾一石半；其不从事公，勿禀。小城旦、隶臣作者，月禾一石半石；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小妾、舂作者，月禾一石二斗半斗；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婴儿之毋（无）母者各半石；虽有母而与其母冗居公者，亦禀之，禾月半石。隶臣妾者，以二月月禀二石半石，到九月尽而止其半石。舂，月一石半石。隶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隶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皆为小；高五尺二寸，皆作之。”[11]（P49-50）该简文大意为：隶臣妾如为官府从事农业生产劳动，隶臣每月发粮二石，隶妾一石半。如不服役，不得发给。小城旦或隶臣劳作的，每月发粮一石半，不能劳作的，每月发粮一石。小妾、舂劳作的，每月发粮一石二斗半，不能劳作的，每月发粮一石。没有母亲的婴儿每人发粮半石，虽有母亲而随其母为官府服役的，也发给粮食，每月半石。隶臣作农业劳动的，从二月起每月发粮二石半，到九月底停发其中加发的半石。舂每月发一石半，隶臣、城旦身高不满六尺五寸，隶妾、舂身高不满六尺二寸，都属于小。身高达到五尺二寸，都要劳作。从该简可以看出，为了维系和延续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增强农业潜力，发展农业生产，秦政府以法律的形式并依据劳动耗费量之大小，向劳动者及其后代补给一定数量的粮食，这使得劳动者劳动力得以维系延续，秦代农业得以可持续发展，这是早期封建制农业成功的典范。
五、将祭祀先农列入国家祭祀典礼，在观念上重视农业
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4
【关键词】宋代;雷州港;对外贸易;海上丝绸之路
雷州港,古时又称海康港,位于雷州半岛中部雷州湾南渡河港口一带,即今雷州市内。宋代雷州港是随着雷州半岛开发重点由南向北逐渐转移而兴起和繁荣的。学术界仅对历史上雷州半岛主要港口的兴衰和出土文物有所研究，却少有研究宋代雷州港的对外贸易的。本文将对宋代雷州港对外贸易进行分析和阐述，以期发掘其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作用和贡献。
一、宋代雷州港对外贸易繁荣的原因
雷州半岛三面临海,有不少地方都具有非常良好的形成港口的自然条件。唐宋时期，雷州半岛开发的重点在半岛中部海康一带。雷州港在宋代对外贸易如此繁荣与港口所在地当时的经济开发程度、其在对外交通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国家政治、军事和对外贸易政策有关。（一）优越的地理位置雷州港，古时又称海康港，位于雷州半岛中部雷州湾南渡河港头一带，即今雷州市。雷州湾外有东海岛、硇洲岛等海岛为天然屏障，避风条件好；港内水域相通，港池开阔，航道水深，且有南渡河、通明河、武乐水三条内河通往港口，海运与内河航运相连，形成港口的条件甚至还要优于徐闻港。（二）政策影响雷州港是随着中原王朝对海南岛及周围地区统治的逐步巩固和雷州半岛的不断开发而逐步发展起来的。隋唐时期，中原王朝对于海南岛及周边地区的统治较秦汉时期明显加强,特别是海南岛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日益密切，已成为中原王朝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隋在海南岛设置珠崖、儋耳、临振三郡，唐代海南岛属岭南道，设置崖州、儋州、振州和万安州。入宋以后，海南岛属广南西路，宋设置琼州、昌化军、万安军和崖军（南宋改称吉阳军）；元属湖广行省,元王朝于其上置乾宁宣抚司、南宁军、万安军和吉阳军；明清皆属广东省，置琼州府。对海南岛及周围地区统治的巩固，使得徐闻地区突出的军事和政治地位随之消失。（三）人口增加与此同时，随着北方移民的不断迁入，雷州半岛的人口也逐渐增加,雷州半岛开发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增强。宋元明三朝雷州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围海造田和水利建设活动。区域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既是雷州港在海上交通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一种表现，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港口贸易的发展。（四）历史悠久的航海文化位于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港，早在汉代就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唐宋时期，雷州半岛中部的雷州港兴起，成为雷州半岛水陆交通枢纽。
二、宋代雷州港对外贸易路线
海上丝绸之路鼎盛于唐宋时期，此时广州早已取代徐闻为始发主港口。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船舶从广州启航，经海南岛东北部七洲洋南下，往来于印度支那半岛、南洋、东印度洋、波斯湾沿岸诸国和地区。雷州半岛东海岸，仍是这条海上通道的必经之地。唐贞观八年（634年），改东合州为雷州，雷州半岛主港口向北迁移到雷州治所海康县（今雷州市）南渡河口南浦津，靠近雷州城，水道北向20里到郡城皆可停船。“自闽、广、高、琼到此泊舟”，然后出雷州湾，通南洋。自唐代至元代750年间，雷州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前沿地段雷州半岛的第二个出口主港，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1](P15)宋元时期雷州窑的规模和产量都相当大，而且雷州港“自闽、广、高、琼至此泊舟”，应有一部分福建窑和广州窑陶瓷转运至此，相对于雷州当时人口来说，实在是供过于求;而其代表性产品青釉褐色彩绘瓷，连雷州半岛也发现不多。因而可以认为，宋元雷州陶瓷产品，主要是通过雷州港从海上丝绸之路外销的。在雷州半岛周围海域、海南岛保亭、琼山海域和西沙群岛，及越南、泰国、印度、埃及的一些地方，都有雷州窑生产的青釉褐彩瓷器出土、出水或传世。唐、宋、元时期，雷州港是海上丝绸之路前沿地段雷州半岛的第二个主港口。由上述两段材料可看出，宋代雷州港的对外贸易路线非常的广泛，不仅包括福建、广州、高州、海南等中国沿海各地，而且还与印度支那半岛、南洋、印度、埃及、东印度洋、波斯湾沿岸诸国和地区有着广泛的交流。宋元时期雷州地区瓷业的大发展，极大地提高了雷州港作为对外贸易地位。雷州窑（或称海康窑）与潮州窑、广州西村窑并称宋代广东三大窑系，出口量很大，通过“南海陶瓷之路”，主要销往东南亚及西亚地区，产品很受欢迎。唐宋时期频繁的航海贸易，也促进了雷州港造船工业的发展。据嘉庆《海康县志》记载，海康县城附近的南亭溪西侧的僵波轩，为唐宋时期督造船舶之所。[2](P21)两宋时期，更加重视海外贸易的发展。当时雷州港（海康港）市舶事务归广州市舶司下的广南西路管辖。据《海康县志》载“:南浦津埠，县南二十里，自闽广高琼至此泊舟，仍通郡城”。南浦津在雷州城南二十里，接近南渡河口，从福建、广州、高州、海南来的商船，一般先到此停靠，然后溯江而上达雷州城。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这一时期雷州港的主要进出口货物是米、谷、牛、酒、黄牛等。除此，随着汉人南迁，粤西沿海港埠如梅录港、水东港、赤坎港等也开始形成和发展。素习航海经商的闽人，纷纷乘船来雷州经商和定居，使雷州经广州至闽南的航线更加发展。诗人秦观也有诗云“:裔土桑柘希，蚕月不纺绩。吴绡与鲁缟，取具舡船客。一朝南风发，家室相怵迫。半贾鬻我藏，倍称还君息”。这表明“吴绡鲁缟”皆由从事海上贸易的商船贩运到雷州，而且商人还将货物赊卖给当地人，到下次来时收取货价和利息。这也说明这种贸易的稳定性和经常性。海康城附近南亭溪西侧的偃波轩，据载为唐宋时造船之所。[3](P42)唐宋时期，湛江古代主港移到海康县，称雷州港。港口位于南渡河口的南浦津，上溯而到雷州城，有腹地依托，水域可深入内地，是良好的避风港，“三十里皆可泊舟”，海道交通便利，可通闽、浙、广、潮，或下琼崖而下南洋……唐宋雷州港紧靠雷州郡城，数百年间，它对雷州半岛的社会经济促进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是推动了雷州城的建设和发展。据《雷祖志》记载，刺史陈文玉于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开始建郡城，至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竣工，清嘉庆《雷州府志》和《海康县志》记载，郡城建成之后，又经历了修葺和扩展，衙署驿铺大备，桥梁津渡皆通，“或上游发檄，或邻域行关，或商旅不时往返，均于此作过所”，城西南有第一桥，“舟楫运货，从桥下乘潮而过”。南渡河口为港口所在“，山程水驿从无阻绝之区，攘往熙来，并鼓康衢之腹猗欤盛哉！”其次是推动手工陶瓷制作业的发展。自唐代开始，雷州南渡两岸和遂溪东、西海岸，开始建造窑场窑群，烧制陶瓷器。至宋、元，陶瓷生产继续兴盛，窑场众多，现仍可见古窑场数百座：产品大备，并且烧制出独具特色的品种———彩瓷器。大量的陶瓷产品，除本地内销者外，还凭借港口、海道之便，部分远销边远岛屿和出口外销。目前，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都发现有当时雷州半岛窑厂烧制的瓷器。
三、宋代雷州港对外贸易物品种类
宋代雷州港随着徐闻港的衰落，成为广东地区主要的贸易港口之一，宋代海外贸易十分繁荣，最先设市舶司的广、杭、名三洲市舶司是宋代海上贸易最重要的中转站，宋代广东地区较繁茂在整个国家财政贡献上很大，而作为广东地区重要港口之一的雷州港无疑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宋朝实行了较宽松的经济政策与民休息，国家社会比较安定，人口增加在农村也出现了许多手工业与商业的集镇。在这个时期，雷州港的对外贸易物品种类繁多，式样精美。当时出口商品主要是粮食、海产品和陶瓷等，还有药物、铜钱和其他物品。（一）陶瓷宋代农村虽仍是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但是陶瓷制品与烧制工艺的不断提高，这使陶瓷产品在农村市场十分广阔，尤其是海外市场的开拓，陶瓷是大宗的外销产品，这也进一步刺激了陶瓷业的发展。雷州港出口陶瓷有两个方面的保证，1.雷州地区宋窑数量众多，在货品数量上保证了出口量。2.宋代雷州窑陶瓷质量高，陶瓷种类繁多做工精致，使陶瓷出口在质量上得到充分保证。据考证宋代时期东海岸宋窑区有湛江北洋岭宋窑（5座）、海滨宾馆宋窑（3座）；遂溪县黄略镇石门岭宋元窑、飞蛾宋岭窑、北山宋窑；吴川市塘尾镇东隅旧村宋窑、长崎镇番桃岭宋窑、下庙岭宋窑等8处15座，这首先保证了陶瓷的供应量，使大宗陶瓷出口成为可能。两宋时期在陶瓷的烧制技术上，雷州制陶技术改进，制造出青黄釉冰裂碗、钵、豆等陶瓷产品，使陶瓷种类增多。雷州宋瓷除主要供本地使用外，也开始输往外国。雷州人民还在两宋时创办了本地较早的化铁炉，遗址在今海康县，他们用生铁制出精巧的茶碾、汤瓯、汤郾等民用食具[4](P15)。宋时期雷州窑大部分是陶瓷兼烧的窑口，以青釉为主要釉色，褐釉次之，各窑可视情况而定，这两种釉色比例不同烧制出的陶瓷效果不同。雷州窑还在技术上做了改进，在褐釉的配制利用不同的配方，可以烧制出褐、墨绿、黑褐等不同的色彩，这就丰富了陶瓷的色彩。宋时期雷州窑的烧制还保留了唐代风格，产品外观有大部分素面无纹，加入印花，彩绘在样式上也是层出不穷，这使陶瓷种类繁多外观精致。宋时期雷州窑种类繁多，计有碗、盘、碟、盏、杯、罐、钵、壶、瓶、枕、砚、网坠、炉、魂罐，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对器皿的各种需求。在政府对外贸易政策上，宋代，尤其是南宋，朝廷既要满足对香料等奢侈品的大量需求，又要节制金银铜钱货币外流，在对外贸易中实施过“止以绢、帛、绵绮、瓷漆之属博易的政策，这也在政策上鼓励了陶瓷的业的发展，使陶瓷成为大宗出口。以上宋代雷州陶瓷的优势有力的推动雷州陶瓷出口，也推动了松代雷州港的海外贸易。在两宋时期雷州地区手工业生产也有明显进步。雷州半岛地区地处热带地区，有适宜种植甘蔗的自然条件，随着农产品加工技术的不断提高，经济利益的推动使甘蔗种植扩大。两宋时期雷州半岛内榨糖业规模扩大，榨糖技术不断改进。雷州人民用牛拉石辘，榨蔗取汁，并改变过去用瓦锅瓦罐蒸煮的方法，改用铁锅蒸煮、分蜜、制造土糖块，既提高了生产效率，又提高了土糖质量，产量增长很快。除供应本地外，还曾远销罗马和波斯[4](P14)。甘蔗带来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增加了雷州港的对外贸易种类。两宋时期，朝廷更加重视海外贸易的发展，当时雷州港（海康港）市舶事务归广州市舶司下的广南西路管辖。据《海康县志》载“:南浦津埠，县南二十里，自闽广高琼至此泊舟，仍通郡城”。南浦津在雷州城南二十里，接近南渡河口，从福建、广州、高州、海南来的商船，一般先到此停靠然后溯江而上达雷州城。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这一时期雷州港的主要进出口货物是米、谷、牛、酒、黄牛等。（二）铜钱宋代铜钱的外流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回赐、二是博买、三是走私。”[5](P44)“宋朝规定凡禁榷货物，全部由政府收买，谓之‘和买’，‘博买’或‘合买’，也称‘官市’。”[6](P56)其中铜钱外流最主要的途径是走私。虽然自宋初朝廷对于铜钱外流制定了相当严厉的法律。开宝六年（973年）三月癸未下令禁铜钱不得入蕃界及越江海至化外。（太祖时）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徒一年，五贯以上弃市，募告者赏之。据《资治通鉴长编》卷九载：开宝元年九月壬午，诏曰：“旧禁铜钱无出化外，及闻沿边纵驰，不复检察。自今五贯以下者，抵罪有差；五贯以上，其罪死。”同书卷一九引太平兴国三年二月诏令中言及定罪的下限，即铜钱百文。简而言之，出境时携带百文以上的铜钱将会被定罪；若带五贯以上的铜钱出境，就要被处以死刑，但是并不能杜绝铜钱外流的现象。而且官员也参与到铜钱走私这一活动之中。据《宋会要辑稿•职官》记载：宋宁宗嘉定五年，雷州知府郑公明、赵伯柬曾使用铜钱博易番货而遭放罢。乾道二年（1166年）五月二十五日敕“：广南、福建、两浙路，通海去处，当职官任满，批书委无透漏见钱出外界，方许注授差遣。”[7](P6509)在官期任满后，必须经过在任时是否有走私铜钱到外国的调查方可离职。这样就限制了官员走私铜钱活动并积极地参与打击铜钱走私活动。“广南、福建、两浙、山东恣其所往，所在官司公为隐庇，诸系禁物，私行买卖，莫不载钱而去。”[8]雷州港位于广南西路“，据广州千里”，相去不便，管理较为松散。在市舶司管理薄弱的地区，常常有蕃商“深入遐瞰”，交易铜钱。而雷州港扼南大陆海，远眺东南亚，是走私贸易钱币的最好平台。官员因此利用这一便利进行协助铜钱走私，导致大量钱币外流。（三）药物《诸蕃志》记载，“番商兴贩，以脑、麝香、檀香、草席、凉伞、绢扇、漆器、瓷器、铅、锡、酒、糖等博易”。马来半岛上的三佛齐“扼诸番舟车往来之咽喉”，故“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该地向“宋输出了龙涎、荜澄茄、腽肭脐、没药、芦荟等几十种药物。”[9](P42)当然，对外贸易是一个双向互动模式。有卖出就有买入。三佛齐也担当了东西货物中转站的角色。中国的黄连、良姜等中药输入该地。除此之外，“大食”也是宋朝重要的对外贸易伙伴之一。“大食者，诸国之总名也。有国千余，所知名者特数国耳”。宋代大食来使有三十余次，每使至，必携带大量药物。（四）其它物品雷州港“三十里皆可泊舟”，可通闽、浙、广、潮或下琼崖而出南洋。《宋史•食货志》载，雷州港集散雷州半岛的谷、米、牛、酒、黄鱼等货物。坡被贬客居雷州时，发现雷州、高、化等地“牛多且贱”，宋代雷州地区所出产的牛只，除了满足本地需要外，还销往邻近地区。江西赣州、吉州农民每到农闲季节，“即相约入南贩牛，谓之‘作冬’”。[10](P875)据《湛江文史资料•第十四辑》记载：“南宋年间，雷州的瓷器和土糖等向罗马和波斯输出。”[11](P137)雷州铸铁在南宋初年也十分有名，周去非在《岭南代答》卷六中提及：“雷州铁工甚巧，制茶碾、汤瓯、汤匮之属，皆用铸就。”随着茶叶大量流入西方，雷州茶具也相应地传入西方。除此之外，两广地区也是盛产稻米的地方，“稻米再熟，富者寡求，贫者富足。”[12]因而，两广地区的稻米除了供给福建外，也有一定的出口，“常岁商贾转贩，舶交海中”。蔗糖也是当时出口的农产品，闽广两路都有蔗糖出口，占城、三佛齐、单马令、真腊、佛罗安等国都从中国进口蔗糖。[13]
四、宋代雷州港对外贸易繁荣的影响
宋代雷州港对外贸易繁荣对当地经济文化具有重大影响。雷州港依托海上丝绸之路，选择和建设主港口，从而带动了港埠、都市以及当地社会的发展，而且呈现出鲜明的海洋性开放型特色，并为当代湛江港的选址、建设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一）对农业文化的影响
1.海洋捕捞雷州半岛海域盛产龙虾、鲍鱼、鱿鱼、墨鱼、膏蟹和海蜚等名贵海产，有时还有珍贵的白纪鳌，捕捞所获多作商品出售。2.海洋采珠据万历《雷州府志•地理志二•珠海》记载“:对乐珠池,在遂溪县西南一百五十里第八都乐民千户所城西海内。汉唐无考。自刘张置媚川都，宋开宝以还，遂置场司，或采或罢。”3.海水制盐北宋时期，雷州半岛已有沿海盐场自给本州，南宋初，雷州已发展两个盐场，在技术上先后产生了“煎煮熟盐”、“滩晒生盐”等制盐方法，[14]而且民间还长期流行“晒沙生盐”的原始生产，虽然历代封建王朝厉行食盐专卖政策，但制盐业从宋代起就已成为雷州半岛经济的重要部门。
（二）对商业文化的影响
宋元时期雷州地区瓷业的大发展，极大地提高了雷州港作为对外贸易地位。雷州窑(或称海康窑)与潮州窑、广州西村窑并称宋代广东三大窑系，出口量很大，通过“南海陶瓷之路”[2](P21)，主要销往东南亚及西亚地区，产品很受欢迎。唐宋时期频繁的航海贸易，也促进了雷州港造船工业的发展。据嘉庆《海康县志》记载，海康县城附近的南亭溪西侧的僵波轩，为唐宋时期督造船舶之所。
（三）对城市建设和陶瓷业的影响
首先是推动了雷州城的建设和发展。郡城的兴建是适应雷州行政建署的需要，也是适应港口发展的需要，港口的发展也推动了郡城的兴旺。其次是主港北移，郡城建成，人口繁衍，商贸需要，推动了雷州水利工程和农业的发展。雷州滨海，台风时作，咸潮涨溢，禾田屡被浸没，产量低下，有时颗粒无收。为改变这种情况，雷州自南宋绍兴年间开始大规模修筑捍潮防咸海堤，并制定一整套管理堤渠和用水灌溉制度，历届州府县官以此为施政造福当地的头等大事。再次是推动了陶瓷业的发展。雷州窑瓷器，始于唐代，盛于宋元，明清趋于衰落。宋元时期雷州窑烧制的瓷器，已发展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博易物品。
五、结语
综上所述，宋代雷州港对外贸易繁荣，对外贸易路线众多，瓷器、药物、铜钱等物品远销国外，促进了对外贸易交流。宋代雷州港对外贸易繁荣也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
作者:申友良 单位:岭南师范学院法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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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5
关键词：现实主义；均势；权力；国际关系理论
中图分类号：D8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4-0049-03
引言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近百年，其地位最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数现实主义。从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到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现实主义一直是西方研究公认的理论范式。现实主义发展经历传统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等阶段，其发展过程内部分歧与争论不断涌现，但现实主义理论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一脉相承的，其理论内核始终没有发生改变，建立在权力和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也是国际关系理论最为核心的部分。尽管如此，任何一个理论都是经历从经验分析到实践检验的历史过程，作为理论，在时间的沉淀下需要经受历史的考验而难免存在一些局限。
一、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历史沿革
现实主义是解释国际关系的传统理论之一。它强调国家的自助行为、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权势的重要性以及对国家利益的追求[1]。现实主义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迅速发展。二战结束之后至80年代初，它一直占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领域，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被誉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政治现实主义的奠基人。”[2]他把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并对理想主义的不切实际做出了批判。一战结束以后，以威尔逊为首的自由主义人士认为秘密外交和古典均势理论是导致战争发生的原因，只有通过国际联盟以及集体安全原则才能使世界免于战争。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中写道：“1919―1939年英语国家国际政治思想中明显且危险的错误，即几乎完全无视权力因素。无论在学界还是民间，几乎所有的思想都存在这种错误。”[3]他把这种错误称之为乌托邦主义，即不顾国际政治现实状态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关于道德的虚幻、权力的重要以及国家利益的根本冲突的思想，是卡尔国际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卡尔通过对理想主义的批判，勾勒出现实主义的主要思想，标志着现实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学派的兴起[4]。
卡尔奠定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而摩根索则为现实主义直接提供了理论体系。其《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成为集大成者，在书中摩根索以人性本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冲突、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总在追求权力等传统现实主义思想为基础提出“现实主义六原则”。摩根索虽然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宏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但是由于其论述的方式以及理论的瑕疵导致其不是绝对完美的，对权力追求的偏好以及对道德观的判断都使其理论存在缺陷，这样的缺陷为后来的新现实主义的出现提供了空间。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两极格局不断趋向多极化，第三世界力量兴起，复合相互依存日益紧密。有的国际政治理论无法适应现实需求，诞生出关于方法论的学术大讨论，因此催生了新现实主义的出现。新现实主义在坚持古典现实主义和新概念的基础上，修订了古典现实主义的缺陷，注意从科学行为主义那里吸取体系模式、结构分析、博弈论和功能主义[5]。1979年以肯尼斯华尔兹所著《国际政治理论》为代表，他继承了从卡尔到摩根索的权力政治学说，认为权力是国家争取自身安全的必要手段，主张在无政府的国际环境下进行冲突与合作的结合并着重强调了合作的重要性，这点为古典现实主义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诸多理论中最为精练、科学化程度最高。它以理性主义为宏观理论假定，以国际体系为研究层次，以体系结构为主要变量，以国家行为为主要因变量，以国际体系无政府性为基本体系条件，构建了一个现实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6]。之后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和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包括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都受到华尔兹体系思维、理性主义的分析方式以及科学主义的方法论的影响。所以可以说华尔兹不仅完善了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而且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使现实主义理论在二战后达到了巅峰。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虽然经历了多位著名学者的完善与发展，但是到了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领域出现了多种多样的理论学派，从研究方法到思维模式均有很大的变化，大有挑战现实主义主导地位的势头。因此，为了维护其理论核心位置，现实主义也在不断寻求自身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史的更替，任何一门学说都无法做到完美，很多国际现象也是现实主义所不能解释的，因此其理论不仅有科学合理的地方，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
二、现实主义主要学说及理论内核分析
传统现实主义继承并发展以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等人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关于权力、国家利益、均势、人性的看法与主张，发展出均势论和地缘政治学两大理论支柱。与其他理论相比，现实主义对于国际政治现实的把握确实更为深刻，但另一方面，它又片面强调权力政治，把人对于权力的渴望放大到国家行为中。
关于现实主义最经典的论述应该就是关于权力本身的解释，作为经典现实主义的领军人物，汉斯・摩根索曾毫无掩饰地指出：“国际关系……是为了权力而斗争。无论国际关系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7]现实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理论最早的原头，其造诣不可不说伟大，但是关于权力的定义，把其定义为国家生存的目标确实较为过激，相比新自由主义把权力定义为获得国家安全的手段，后者显得更加合理。但是权力不可避免成为一种资源，一种国家优化自身配置的原动力，类似人类生存所必需的血液。因此把权力看作一个国家的生存能力比较合适，因为根据现实主义的定义难免使国家间为了争夺权力而不断斗争造成安全困境，而新自由主义则弱化了权力的作用，忽视了权力本身的顽固性。作为使一个国家在国际环境中生存的必要条件，权力必须得到有效的配置使之运用更加合理，不是简单地追求权力的最大化或者获得新的权力，而是怎样去优化现有的权力资原，有效地运用和控制权力以避免国家间出现安全困境。在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内部的分歧和争论不断涌现。但是现实主义作为经典理论经久不衰，理论内核必然有其可取之处。在此，对其主要理论基石以及哲学内涵进行简要分析。
1.地缘政治学
地缘政治学是现实主义两大理论支柱之一，地缘政治学讲究的是地理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限制，因此主张国家突破地理限制向外扩张，传统地缘政治学直接导致了德国的扩张略政策。地缘政治学发展至今已被很多学者所诟病，认为已经过时或者理论存在缺陷。但其实地缘政治学从某种程度上最真实反映了国际关系的现状甚至世界发展的趋势。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出，成为古代文明或是地区性霸权国家其领土均十分广阔，从古代欧洲的罗马文明到我国的秦汉文明，从亚欧大陆上的波斯帝国到马其顿帝国文明，再从大英帝国到今天的美利坚文明。其反映出的主要特点均为国家领土面积十分辽阔。虽然欧洲文明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领先世界，但随着科学技术的普及，其领先优势慢慢被后起的美国所超越。这反映了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因此中国的崛起也是必然的，因为中国有着优异的地缘特性。因此未来的世界必将成为几个地区大国和其他地区联盟为主体并存的格局。
地缘政治学基于现实主义关于权力的研究之上，国家的地理条件作为权力资源的一个部分，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家的有效发展与领土扩张。强势国家拥有独一无二的地缘优势，而弱小国家却受到地缘因素的遏制。当今伴随全球化和复合相互依存的世界环境，地缘优势的互补性与特殊性是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效推力。从而也论证了新现实主义关于体系和合作的论述。
2.均势论
均势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学中影响最大，历史最久的传统理论，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对西方国家政策的影响也最为显著。均势理论主要强调权力的制衡，也就是主要力量之间的权力保持平衡，若有一方的力量过大则其他力量会进行联盟以反对其势力无限扩张。而现实世界表现出来的态势却非传统均势理论所描述，美国当前主导世界格局，其霸权势力一家独大，在我看来当今世界所谓的均势表现为美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控制其他国家之间的权力均势，使其永远保持对别国的优势。二战甚至更早的大英帝国主导世界格局的时候反映的情况也相类似。英国为了维护自身对欧洲大陆的地缘优势始终坚持贯彻协调欧洲大陆各国矛盾，平衡地区战略大国的态势平衡原则。
均势本身作为个体与系统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权力平衡，反映国家因追求安全而进行权力扩张的外部表现，不仅仅因为人本身的私欲以及对于权力无限的渴望，也是由于国际系统对于单位国家的牵制。受限于国家的社会属性，即一个国家处于国际社会的环境中，如果不选择追随或者结盟策略，弱小国家将受到孤立。因此大多数国家无法凭借一己之力谋求霸权，需要同其他国家结盟以平衡权力的发展。而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复合相互依存的不断深入，核武器的发明与使用使得硬均势向软均势演变。关于“软均势”的概念，佩帕教授给出的定义是“不直接挑战单级领导的军事优势，但却能迟滞超强权力的使用，使其在运用超强权力时更复杂，代价更高”。软均势主要是运用包括国际制度、经济政策和中立地位的严格解释等在内的非军事手段来影响单级国家的军事行动[8]。从硬均势向软均势发展导致国家间制衡以及对抗的方式从简单的军事或结盟向更复杂的手段转变。出现像贸易摩擦、文化侵略等隐形侵略手段，以一种模糊而更加深入的方式来达到控制别国外交内政的目的。但不管均势外表如何改变，核心与本质却不曾发生变化。对于权力的制约以及保持国与国之间战略态势的平衡都是均势所必须达到或追求的最终目标。
3.人性
现实主义倾向于把人性定义为恶，人有追逐权力的诉求，本性难改。而理想主义则把人性定义为善，至少能通过教育来达到善，但其实双方对于人性的定义都较为片面。人性并不能简单归于善或者恶。根据辩证法思想，人应该具有两面性，许多人生来并无善恶之分，受到后天环境的影响导致个人的转变，但即使善良之人也有恶的思想，极恶之人也不见得完全没有善心。因此笔者主张将人性定义为人具有两面性。既有善的部分也有恶的部分，由于人不是完全理性的个体，人的理性具有主观性和阶段性，因此思想和决策必然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但就算通过后天的教育也不能完全使人转向两个方面的某一方面，只能进行规劝和引导。国家是由人组成的集体表达形式，因此国家行为也具备理性的两个特征，可以通过引导和控制使之向较好的方向转变，虽然不能绝对改变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但是可以施加影响来获得效果。
4.国际关系主体
当今各流派对于国际关系主体的界定争议不断，现实主义认为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单位，新自由主义则主张国家以及非国家角色（国际组织、非政治国际组织以及个人）为主体。但其实通过观察不难发现，虽然跨国公司在现实世界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背后往往受到国家的控制，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最为重要的兼并收购尤其是涉及安全领域即能源等相关行业都要受本国中央政府的调控。而反观现存的非政府组织，其实大部分并没有从事于关键行业或领域，其职能较为单一也远不如跨国公司发挥的效用大。因此说到底，国际关系主体依然按现实主义所说是以国家为主，其表现形式是国家在背后，而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甚至个人受政府控制而活跃于前台。
5.无政府状态
现实主义各流派分支均对无政府状态有所论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为了结束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就不得不集中全力，组建起利维坦，但其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在国际社会也出现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国际社会形成无政府状态[9]。无政府状态是当今世界冲突不断的矛盾根源，也是极难解决的问题之一。由于不存在中央集权，无法对国家权力进行约束，导致强权国家霸权垄断，而由于上文所提到国家具备国际社会中的社会属性，因此弱小国家只能寻求跟随或者结盟政策以避免受到孤立主义的影响。传统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没有一个制定法律和强制执行法律的中央权力机构”。引起权力争夺的原因之一是不存在仲裁者。古典现实主义从无政府状态中演绎出国家自助、安全困境、权力政治和国际冲突。而新现实主义之后，无论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还是防御性现实主义都把无政府状态视为其理论基点。作为考察国际问题的基本常量，无政府状态成为现实主义理论最根本的内核之一。
尽管现实主义内部争论、分歧不断，许多现实主义学者引入了一些新的变量来构筑理论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背离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内核，以国家为中心以及强调权力与利益的研究传统并没有动摇。唯有在充分重视和理解这些内核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精髓。尽管如此，现实主义在很多方面也存在不小的局限。在研究现实主义的过程中，对其理论去粗存精，不断完善也是非常必要的。
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历史局限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虽然复杂，但是实质却改变不多，当今世界国家间博弈仍然以权力斗争为主，国家间政治依然是大国的游戏。各国外交政策永远代表其国家利益，权力和国家利益成为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根基不可动摇。黑格尔曾说过“存在即合理”，不可否认每个学说及理论能存在至今都有其依据，都能在某个层面很好地反映出现实状况和世界的发展模式，但是其局限性也是相当明显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结合历史学、心理学、哲学、文学、经济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使之发展充满了多彩的魅力。但是受每个学科发展的局限，任何一个理论的发展都要受到历史演变的影响，很多理论只符合当时的历史状况。但是现实主义仍将作为极为重要的学派受广大学者关注。该理论体系探讨的是一种权力的斗争和利益的追求，但是国际关系应该追求理想主义者界定的寻求世界的最终和平与稳定。国际关系研究的是国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当前伴随世界性问题的出现，例如反恐、环境保护、预防疾病扩散等重大国际问题都需要国家间密切合作，增加互信。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也使国家间合作变得更加重要。因此将研究方向从斗争转向合作是符合客观现实的发展趋势的。
权力和国家利益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展现的是国与国之间行动发展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均切合本国的利益或满足各自的意识形态要求。这导致了一个问题的出现，国家作为人的集合，其行为不可避免导致过激或者主观化。如何使国家能站在客观理性的角度去判断问题发展的趋势将是国际关系理论必须研究的课题。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之间存在的传统的功能关系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断裂。以前的军事大国不再必然是经济强国或者全球大国，而一些经济强国的国际地位虽然在军事和国土上的条件并不十分有利，但仍然越来越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促进力量[10]。
辩证法认为事物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建设也是如此。虽然很多理论、概念受到历史发展的影响具有局限性，但是其雄辩的论证也反映出现实主义学者广阔的历史发展眼光。不断地完善理论构造，对一些概念进行修正也是当今学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徐莹，刘静.修昔底德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J].东北大学学报，2004，（2）.
[2]肯尼斯・汤普森.国际思想大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80.
[3]Carr E H.The Twenty Years’Crisis：1919-1939[M].New York：Harper Perennial，1964.
[4]王蕾.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0，（7）.
[5]罗伯特・基欧汉.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M].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83.
[7]汉斯・摩根索.国家之间政治：为了权力与和平间的斗争[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
[8]Robert A. Pape.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J].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