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生态经济政策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生态经济政策范文1
【关键词】 区域经济；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税收优惠政策
2009年12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这标志着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也是江西省第一个列为国家战略的区域性发展规划。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表明，诸如实施开放沿海经济特区、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税收政策在其经济建设过程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也离不开税收政策的支持与优惠政策的利用。
一、税收优惠政策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重要性——基于历史数据分析
发展区域经济首先需要投资拉动，而投资者的投资意愿主要取决于投资的预期收益。如果投资者可以从税收优惠政策中获取税收利益，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则必然会调动其加大投资和扩大生产的积极性，使其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生产技术的创新和工艺流程的升级改造，进而提高对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破坏。正是基于这种因税收优惠而形成的“洼地效应”，才使得实行税收优惠的国家和地区能够吸引大量外来资金、技术和人才，推动经济快速发展。
我国沿海经济特区、西部大开发等区域经济发展经验表明，正是国家为其创造了非常优惠的税收政策环境，才使这些地区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极大的发展空间，国内外的各种要素都被吸引过去，经济获得了超常规发展。从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据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2001—2008年，西部地区有43 542户（次）企业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企业所得税1 892.69亿元。① 1999—2008年，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力地推动了企业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由23.8%下降到15.6%，下降了8.2%，高于同期全国和东部地区的下降幅度；而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则由41%提升到48.1%，上升了7.1%，也高于东部地区的提升幅度。1999—2008年，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比重由32.9%迅速提高到41.1%，增加了8.2%，而同期东部、东北和中部地区分别增加了4.5%、4.5%和6.4%。在税收优惠政策及相关政策的支持下，1997—2007年，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由17.73亿美元增加到50.5亿美元，年均增长16.13%，远高于东部地区10.16%的平均增速。② 国际经济发展经验也证明，在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一国的税收负担越轻，对外资的吸引力越大，反之则相反。事实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为强化本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出台各种税收优惠措施已成为各国吸引外资所普遍采用的宏观经济政策。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处于我国中部地区，现有的基础设施条件和投资环境与沿海开放城市相比，在区域引资环境竞争中缺乏优势。因此，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在加大改善基础设施投入、优化投资环境的同时，积极落实、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是增强区域引资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二、税收政策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的作用机制
区域性税收政策，是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经常实施的一种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其核心内容是在某些特定区域，主要是在政府希望经济需要较快发展的区域，通过政府对全部企业或部分企业实行一定范围的税收减免，进而实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不能单靠自身积累，必须通过税收政策的作用机制来吸引大量外来资本，包括外省乃至其他国家和地区流动资本的投入来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一）税收政策的资源配置作用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海峡西岸经济区等重要经济板块的直接腹地，是中部地区正在加速形成的增长极之一，具有发展生态经济、促进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良好条件。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域实施特别的税收优惠政策，实质上是在全省、全国范围内进行资源再配置。税收优惠政策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实施，可以降低该地区相关企业的生产成本，税负的降低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利润水平，提高资本回报率，提高企业的积累能力和发展动力，从而导致资本、人才和信息技术等相关经济资源的流入。资本投入规模的不断扩大，可以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企业数量和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进一步可提供的劳动岗位也随之增加，在“税收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区域经济将会得到持续较快发展。
（二）税收政策对技术创新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时代，决定经济发展前景的是技术创新能力，科技是决定现代企业生命力的最关键因素。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特色是“生态”。税收优惠政策作为政府调整产业结构最直接的税收手段之一，对鼓励循环经济的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较强的导向作用，可以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绿色技术创新中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通过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实施特别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区域内企业资本相对充足，技术进步快，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强，区域经济增长就快；另一方面，对生态经济区内高新技术企业和相关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可直接降低此类企业的税负，提高税后收益，此类企业和产业因税负的减少而产生较高的投资回报率，这会吸引更多经济资源流向区域内的优惠类企业和产业，而科技型企业和产业的发展会对区域经济产生较强的外部性，必然会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此外，对国外资本的引进，也可直接带来管理技术和生产技术的进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因享受较多税收政策，投资吸引力强，技术水平得以迅速提高，区域经济增长必然会加快。
（三）税收政策对公共品供给数量和规模的作用
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力资源开发培养不足，生态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较为薄弱，重开发、轻保护的传统发展模式惯性依然较大，因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既需要民营项目投资的拉动，更需要像基础设施之类的地方公共产品的充分提供，形成与建设生态经济区相适应的基础设施支撑体系。对公共品领域实施不同的税收政策会影响公共品的供给和地方财力的充裕度。一方面，对公共品尤其是基础设施实施较优惠的税收政策，有助于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公共品的投资领域，消除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不但不会减少税收收入，相反会因为税收优惠、税基的扩大而带来税收收入的增长。地区财力充足了，地方政府就能够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降低交易成本，产生正外部性，促进生态经济区的发展。
三、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协调发展的税收政策选择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在国家区域战略中的地位，概而言之，就是着力构建“三区一平台”，即全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示范区、长江中下游水生态安全保障区和加快中部崛起重要带动区。国家和地方政府应根据湖区总体定位，借鉴以往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经验，针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制定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充分落实已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并服务相关产业发展。
（一）吸引新型工业产业和重大项目落户的税收政策选择
从鄱阳湖生态经济的总体定位和近年在湖区聚集的产业项目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产业是主导。因此，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在以下方面对鄱阳湖经济区配套、落实税收优惠政策。
1.对企业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从事港口码头、机场、铁路、公路、城市公共交通、电力、水利等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所得，积极落实企业所得税“三免三减半”优惠政策，即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2.对新落户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鼓励类企业，在建期间建设用地，纳税确有困难的，按程序报批后应给予减征或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建成后在经营期间自用的房产和土地，纳税确有困难的，按程序报批后给予减征或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3.排污费改征环境保护税的先行先试工作国家应优先考虑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保税的试行，将大大降低节能环保类高新技术企业外部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吸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企业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聚集。
（二）建设旅游示范区的税收政策选择
鄱阳湖区域是江西省旅游资源富集区，旅游资源种类多、规模大、品位高。旅游业具有强大的带动功能，辐射能力强，倍增效能高。建设鄱阳湖生态旅游示范区，推动生态城镇、绿色乡村、旅游型新农村建设，能够完善湖区的基础设施配套，提高区内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可以提高生态经济区居民的幸福指数。为了鼓励旅游企业在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旅游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应该成为政府扶持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地方政府和税务机关可在税法权限内制定、落实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对旅游专业村和农户以“农家乐”为主题开发的旅游项目，免征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对区内外旅行社开展的旅游包车业务，返还已缴纳营业税的50%；对新建的旅游景区景点，新办的生态经济区内旅游企业，两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三到五年内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对从事旅游个体经营的军队转业干部（或随军家属），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三年内免征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等。
（三）发展现代绿色物流业的税收政策选择
现代物流业是新兴的生产业，而绿色物流表现在包装和运输等过程中采用绿色运输、绿色包装等方式来发展循环经济。鄱阳湖地区位于沿长江经济带和沿京九经济带的交汇点，是连接南北方、沟通东西部的重要枢纽。在选择实施国家级税收优惠政策试点的物流企业时，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相关企业条件可适当放宽，对从事物流服务的港口码头用地，实施免征土地使用税的政策支持；对生态经济区内新设立的大型专业物流服务类企业、从事货物运输的大型专业运输企业，自开业年度起，可由同级财政部门三年内减半返还营业税，自获利年度起，可由同级财政部门三年内减半返还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对新设立的大型专业运输企业专门用于营运业务的运输设备，可采用加速折旧的方法提取折旧，并准予在所得税前扣除；对物流企业所得税实行按照一定比例先征后返的政策，返还税金作为企业发展的专项基金；对购置物流设施设备的进项增值税予以返还，对国内急需的进口大型物流设备给予关税减免等。
税收优惠政策具有吸引外来资本、推动区域发展的作用。根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产业规划，国家应出台与生态经济区相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这无疑会助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湖区经济的绿色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伦俊.区域经济发展与税收贡献的比较分析[J].财贸经济，2006（2）：69-74.
生态经济政策范文2
关键词：生态经济；财税政策，贵州省
中图分类号： F8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0-0147-02
一、贵州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贵州地貌类型多样，生态环境相对复杂，生物多样性丰富。但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石漠化问题严峻，水土流失未有效控制
贵州石漠化面积达3.31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1.53%，石漠化县有78个，占全省县市的88.6%，是全国石漠化面积最大、等级最齐、程度最深、危害最严重的省份。目前贵州石漠化的面积每年还在不断的扩张。不仅如此，贵州还是全国水土流失程度最为严重的西部省份之一。在全国第二次水土流失遥感调查中，贵州全省水土流失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42%，达7万多平方公里，严重地降低了该地区的综合生产能力，加剧了群众的贫困。
2.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低，资源环境压力大
贵州虽然资源较为丰富，但多以初级产品生产为主，加工利用程度低。一直以来，贵州的经济增长方式仍呈粗放型特征，许多企业经济的增长仍然是依赖于对资源的高投入。贵州工业特别是高能耗工业的发展仍然呈现出的是“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模式。在能源资源方面，消耗高，浪费大。2010年，贵州省万元生产总值消耗能源2.248吨标准煤，远远高于全国和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突出表现为资源产出率低、资源利用效率低、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低和再生资源回收和循环利用率低等方面。
3.环境污染严重，环境形势严峻
由于技术上的落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再加上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不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使得对环境的破坏大大的超过了其自身的承载能力，生态环境面临着边建设边破坏的格局，生态环境破坏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贵州环境承受着大规模范围的生态恶化和高风险自身污染的双重压力。
二、建设生态经济是发展贵州的现实选择，需要财税政策支持
贵州属于欠发达欠开发地区，贵州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必须实施工业强省战略，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特殊的生态地位和贫穷落后的省情，决定了处理好加快经济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是贵州实现科学发展的首要问题。生态经济模式正是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最佳形式。它以科学技术为依托，通过制度创新，对资源能源实施控制，使其减少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提高社会经济活动的生态效率，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三方面的统一。生态经济作为一种新的技术范式、一种新的生产力发展方式，为新型工业化开辟了新的道路。在众多促进生态经济发展的政策中，财税政策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合理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贵州发展生态经济显然也是离不开财税政策这重要杠杆的支撑。因此，必须根据贵州省的实际情况，借鉴其他省份或国家的一些成熟做法，在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的同时，全方位地实施财税政策手段。财税政策必将为贵州生态经济的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并为其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三、促进贵州生态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
1.调整税制结构，完善现有生态环境税收体系
一是要完善资源税的改革。首先，要进一步扩大资源税征收的范围，在现行资源税的基础上，应将一些尚未纳入资源税征收范围但又必须加以保护、开发和利用的资源纳入资源税的征收范围中。其次，要改革与完善资源税的计税依据。虽然修订后的资源税暂行条例增加了从价定率的资源税计征办法，然而像煤炭等其他资源品仍沿袭了原来的从量计征模式。二是开征环境保护税。在现行税种中与环境有关的税种只有增值税、消费税等少数的税种，这些税种对环境的覆盖面小，调节功能较弱。因此，可以考虑单独设立环保税。同时，推行合理的费改税，如现行的排污、大气污染等收费制度可考虑改为征收环保税。三是调整消费税。首先，要进一步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把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及对环境污染较大的产品和消费行为纳入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其次，消费对环境污染严重的产品及以稀有资源或不可再生、不可替代资源为原料的产品的行为要课以重税。
2.加快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贵州地区经济的发展比较依赖其资源产业，单一产业结构这一弊端日益凸显。产品初级化和其附加值较低，造成经济发展速度较为缓慢，而且资源一旦枯竭，对于整个区域经济的增长和财政的增收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此，要发展好生态经济，就要加快经济的转型，在充分利用好自然资源，区域条件，人力资本等各方面相对优势的同时，要加快对后续产业多元化的培养。首先，要按照国家对产业方面的政策要求，逐年增加对基础产业的投资，如农业、交通、能源、水利等。其次，要大力支持有利于发展生态经济的主导产业，支持高新技术产业，淘汰衰退产业及落后生产能力与工艺，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科技进步、节能减排及引进实施一些附加值高、能耗低，技术含量高、排放达标的重大项目。再次，应通过政府财政贴息及加速折旧等一系列方式来调整与引导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
生态经济政策范文3
关键词：资源型城市;政策生态效果;脱钩指数;山西省
中图分类号：F2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7-0136-02
山西省长期以来就是我国的重要能源重型化工基地，有着丰富的煤炭资源，这一独特资源优势曾经并且依然在强力地带动着山西省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但随之带来了能源资源的日渐衰竭以及渐趋严峻的环境问题。因此，政府部门的宏观政策因素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正确的宏观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极大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促使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同步发展。
本文运用脱钩模型中的脱钩指数对山西省内四个重要的资源型城市2009―2014年各年的指标数据进行相关计算，着眼于探析山西省在进行煤炭资源整合的过程中各种政策因素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
一、理论机制
现今，“脱钩”已经成为一种用于衡量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间存在的压力情况以及判断当下经济发展方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及可持续性强弱的重要分析工具。因此，计算脱钩指数能很好地反映该理论所要表现的实际意义与价值。本文中使用DI代表脱钩指数，以长治、大同、临汾、朔州四市（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规定，本文选取的4个城市均属资源型城市。其中，朔州市属于成长型资源城市，其他三座城市都属于成熟型城市）为研究对象，选取2009―2014年六年内全年全市生产总值（GDP）、燃烧原煤碳排放量（Q）、全年全市空气质量未达到Ⅱ级天数（ND）作为数据指标，分别对四个城市的经济转型政策的生态效果进行简单的数学分析。计算脱钩因子的公式如下：
DI=Kdec=1-
分析方法：OECD脱钩指标的主要功用是分析环境压力和经济驱动力二者相应变化之间的关系。下面举例对其评判方法进行介绍，假设以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测度环境压力的指标，某地GDP作为测度经济驱动力的指标。如果两项指标的增长速度都呈正值，且当地GDP的增长速度快于当地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称其为相对脱钩;当经济以较为平稳的速度增长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却逐渐减少时，称其为绝对脱钩。
当Kdec的数值大于0时，就说明脱钩现象出现，Kdec数值小于0则说明脱钩现象并没有发生，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Kdec的最大值为1，这时的反映当地环境状况的变量即全年全市空气质量未达到Ⅱ级以上天数（ND）为0，这说明当地环境状况已经颇为良好;如果Kdec的数值大于1，此时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的压力为零，即不需要消耗能源资源就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显然并一情形并不符合实际情况。除此之外，Kdec这一分析指标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它并不能把相对脱钩或者绝对脱钩区分开来，而仅仅能够将两个变量间“脱钩率”表现出来。
本文中涉及到的脱钩类型为强脱钩及扩展负脱钩：当Kdec<0，Xi>0（Xi=（Gi/G2009）×100%，第i年GDP增长指数），且Yi<0（Yi=Hi/H2009，第i年污染物排放量）时，称为强脱钩，这是最理想的愿景，经济持续增长，但物质消耗与污染物排放数量下降;当0<Kdec<0.8，Xi>0，且Yi>0时，称为扩展负脱钩，这是一种较为消极的愿景，说明资源消耗量与环境影响的增长速度已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
二、变量选择、模型拟定、数据处理
（一）被解释变量与测度方法
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是山西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政策效果，在此设定被解释变量为4个城市全年全市空气质量未达到Ⅱ级天数（记为ND）。这一指标一方面能够衡量出地区节能减排成效和力度，还能够反映出各城市所采取的加快转型的政策所产生效果的力度。
（二）解释变量与测度方法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燃烧原煤的碳排放量，记为Q，它是反映经济驱动力的指标值。此处将全社会原煤产量近似理解为原煤需求量。通过原煤产量计算所得的碳排放量，可以作为政府节能减排政策的一个衡量指标。但是由于其测度难度很大，大部分的数据都是根据能源资源的消费进行直接测度所得。本文中，碳排放量（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C=Ci=Ei・Fi・λ
上式中，四座城市的碳排放量用C表示;第i种能源资源的碳排放量用Ci表示;对煤炭能源的消费量在本文中用Ei表示;煤炭能源的碳排放系数用Fi表示，煤炭的碳排放系数为0.7476碳/万吨标准煤，代表碳经过完全充分燃烧后转化成的二氧化碳量的系数，数值为2.67。
（三）其他控制变量与测度方法
各市各年GDP这一辅助指标对于上文中Xi数值的计算至关重要，可以通过该指标的计算分析以2009年为基期的各年GDP增长指数，对于下文中判断脱钩类型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故本文将其列为其他控制变量。
三、实证结果分析――脱钩因子Kdec与相关指标计算与分析
通过对四个城市的脱钩因子Kdec、Xi、Yi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从2009―2012年的四年内，长治、大同、临汾、朔州四城市的脱钩类型均为扩展负脱钩，这是一种较为消极的愿景，说明在此期间各个城市的煤炭资源消耗量与对环境影响增速已经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说明全社会碳排放量Q和全年全市空气质量Ⅱ级以上天数ND之间存在脱钩关系。2013―2014年，4个城市脱钩因子Kdec的值均为负数，且Xi、Yi的值均为正数。如前文所述，只有当Yi值为负的时候，才构成强脱钩关系，但考虑到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及所选择变量的特殊性，即只研究了煤炭资源的碳排放量，没有对所有导致环境污染的资源因素进行考量，而且煤炭资源消耗量短时间内是以下降的比率增加，污染物排放量仍然可观。因此，可将2013年与2014年的脱钩类型划归为强脱钩型，这是一种最理想的资源利用情况，即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物质消耗与污染物排放量反而减少，这说明各市经济转型政策发挥了其应有的节能减排的功效。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使用脱钩因子以及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辅以相关图表，我们大致可以从分析的过程及结论中得出以下若干结论与建议：（1）资源转型政策对于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正向相关关系，政策力度越大，对生态环境的改善作用越明显，因此政府要承担起其所担负的社会责任，运用多种宏观财政及货币政策对煤炭资源进行相应管理与整合。（2）最先选择山西作为实行资源型经济转型改革试验的省份，这是考虑到要不断对资源集约和高效开采机制进行相应完善，并不断改进生态环境状况优劣的评估考核以及补偿机制，这些做法不仅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脆弱的生态环境，还对经济绿色可持续与资源消耗状况、生态环境保护状况之间的协调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3）资源型城市的后续改革要坚持秉承生态与环保的清洁生产理念，尽到自身担负的社会责任。这就要求这些城市首先就要优先搞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与三次产业之间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努力促成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可以说，政策因素是推动山西煤炭资源整合以及推进山西生态保护进程的重要力量，通过山西省煤炭资源改革与整合，可以最大限度地发展循环可持续经济。今后，还需要技术条件的进一步完善以及人们环保意识的进一步增强，才能达到整个社会能源利用的强脱钩状态，在经济持续发展的情况下，能源消耗日益减少，能源额利用效率不断提高，这样才是真正做到了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志强，容和平.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 任小娇，田敏.山西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探讨[J].经济研究，2011，（5）.
[3] 刘继成.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脱钩及产业结构转型路径研究[D].南京：南京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4] 山西省统计局.山西省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比较与思考[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6.
生态经济政策范文4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以企业生态位原理为基础，从企业生态位的重叠、维度、宽度、动变和错位等方面，探讨企业竞争的起因、内容、标识、过程以及结果，并分析企业生态位与企业竞争之间的内在关系，提出提高企业竞争能力的相关策略。
企业生态位的形成机理分析
（一）企业生存发展嵌入一定的资源结构和空间环境中
与生物物种类似，企业也是一个具有物能交换的功能有机体，其生存发展过程充满了复杂性和曲折性。企业在生存发展过程中，不仅要考虑企业行为对外部环境的影响，还要考虑外部环境变化对企业内部结构、生理机制和行为选择的影响，即企业生存发展是嵌入一定的资源结构和空间环境之中的。企业通过资源和空间的嵌入逐渐形成的领导团队、人才资源、技术水平、产品市场以及经济效益等，会成为推动企业自身发展和外部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并转化为适应环境变化的生态特征，从而形成企业特有的生态位。从企业个体发展角度看，在与其他企业资源竞争的格局中，要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并避免恶性竞争的产生，恰恰需要企业具有特定的资源取向和明确的发展空间。当企业对资源因子进行细致筛选和重新选择时，或者与其他企业调整交往关系时，就会形成促进企业生态位不断优化的动能支点。
（二）外部环境是企业健全生态平衡位的必要条件
外部环境既是企业建构生态位的重要基础，也是企业健全生态位的必要条件。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社会经济环境里，企业生态位的发育成长确实主要依赖于企业内部结构的有机整合，但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日益加快，各行业部门联系的紧密，企业生态位的发展越来越考虑外部环境的影响，而不单纯决定于企业内部结构的优化调整。如果企业生态位的成长发育及其竞争优势的提高完全依赖于内部结构与系统机制的整合，一旦外部环境出现突发性变化，原有的资源结构和空间结构基础被打破，或者涌现出新的生态因子，企业生态位的免疫机制和运作机制的平衡性就会在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中受到影响，甚至无法规避巨大的生存风险。
（三）企业生态位之间的补充与支持关系对企业生存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在资源相对丰富状态下，企业生态位之间的关系可以保证正常有序的物能交换，降低相互之间的功能妨害，为双方创造良好的补充和支持关系。不仅如此，企业生态位之间的补充和支持关系的程度还会对环境中其他企业生态位之间关系的处理产生重要影响。企业生态位不仅是企业进行正常物能流转的首要条件，更是加快企业持续发展的动能支点，对于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具有重要作用；不仅是企业有效构建资源因子分享机制的桥梁纽带，更是企业开辟资源取向和发展空间的切入点，对于增强环境群落稳定有着积极影响。
从一般意义上说，企业生态位是企业在特定环境领域中与地理位置临近、交互关系紧密的企业和相关组织机构形成的发展态势。企业之所以在资源结构合理、空间背景广阔的环境群落中，同其它企业保持某种联系，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适合企业发展的生境，保证生存发展所需生态因子的正常供应和及时补充。由于企业生态位发展所要求环境条件的完备性，决定任何一个关系企业生存的生态因子都必须保证数量上的充足和质量上的优等。
企业生态位与企业竞争关系梳理
（一）企业竞争起因：企业生态位重叠
企业的成长过程实质上就是对外部环境系统中生态因子的积累过程和生态空间的利用或者占有过程。由于一定时期优质生态因子和高适合度生态空间的稀缺性，不同性质、类型和规模的企业为了积累和拥有更多的生态因子、空间必然展开激烈竞争，这就是所谓的企业生态位重叠现象。根据物种间生态位的竞争排斥关系类型，可以将企业竞争分为内包含、相交、邻接和分离四种基本类型。内包含关系是指一个企业的生态位被完全包含在另一个企业生态位之内，其竞争结果将取决于两个企业的竞争能力。相交关系是指两个企业生态位只发生部分重叠，一部分空间被两个企业共同占有，其余部分则分别被各自占有。竞争优势较强的企业很可能会占有发生重叠的空间部分。邻接关系是指两个企业的生态位彼此相邻，意味着更激烈的潜在竞争，也可能是企业回避竞争的结果。分离关系主要指两个企业的生态位处于完全分离状态，双方各自占有全部的生态位空间，互不伤害，和平共处。
（二）企业竞争内容：企业生态位维度
参照中小企业集群发展分析维度设计，本文将企业生态位维度概括为能力维度、环境维度、空间维度和方向维度四个方面。能力维度是指企业以生产能力、技术能力和制造能力为构架，通过优化内部结构、整合管理层次而形成的生存力、发展力和竞争力。环境维度包括企业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涉及企业内部结构紧密度、企业内部结构要素数量、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关联关系、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关联关系等方面。空间维度指企业的资源基础及所处的特定位置状况。方向维度指企业未来发展方向和趋势，主要涉及企业发展历史、发展速度、发展阶段、发展趋势、发展规划等方面。这四个维度从环境格局、时空位置和演化趋势上反映出企业生态位的多维度特征，构成了企业竞争的内容体系。
（三）企业竞争标识：企业生态位宽度
在生态学上，生态位宽度是指物种所利用的各种环境资源的总和。生态位宽度原理揭示，如果一个物种在环境中实际利用的资源只占整个资源谱的一部分，则这个物种的生态位较窄；如果一个物种在一个连续的资源序列上可利用多种多样的资源，则它具有较宽的生态位宽度。一般而言，物种的生态位宽度会随着环境中可利用资源量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据此，企业生态位宽度就可以理解为企业对所处环境中各种资源利用的总和。企业生态位宽度值越大，表明该企业对环境资源的可利用程度越高，对环境的适合度就越高，在竞争中获胜的概率也就越大。市场规模、产品质量、价格水平、技术含量、产品类型等都是测定企业生态位宽度的主要指标。对企业生态位宽度的测定，既可以掌握企业对生态环境的适应程度，也可以了解各企业在群落环境中的优势地位及彼此间关系。
（四）企业竞争过程：企业生态位动变
从生态位理论角度看，企业竞争过程就是企业生态位的动变过程。根据企业生态位宽度的变动情况，可以将其分为企业生态位的压缩和伸展。企业生态位压缩是指一个原本生态位宽度较大的企业，当遇到竞争企业的入侵，就会限制生存空间，压缩生态位宽度，将自己固定在可提供最适资源的高适合度空间范围内。然而，企业生态位压缩并不会改变企业利用资源的性质、种类和结构。由于企业竞争本身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效应，因此，企业竞争也可称为缩小企业生态位宽度的倾向力，这种倾向力会随企业竞争程度的不断减弱而式微，随着企业间合作关系的逐步升温而消失。此时，企业利用和占有以前不能被它汲取的资源因子和环境空间，企业生态位也由被迫压缩，逐步向主动伸展转变，空间面积扩大。
（五）企业竞争结果：企业生态位错位
在自然界，每一个物种的生态位都同其他物种的生态位相错位，这种现象就称为生态位错位。企业也同样存在生态位错位分离现象。现实中，企业之间在资金、技术、人才、产品、市场以及管理等维度上经常会因重叠而发生竞争排斥。为了避免恶性的竞争排斥作用，企业群落环境中的每一个企业基于生态位在内部层面将各自的组织结构、运作机制和功能地位进行有机整合，在外部层面积极营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生态空间，旨在汲取优质的生态因子，探寻和学习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发展力。一般情况下，多数企业会突出经营理念，强化优势特征，塑造鲜明特色，打造主导产业，有意识地将自身的生态位与其他企业生态位分开，以实现企业间的均衡发展与。
基于企业生态位理论的企业竞争策略选择
（一）内容要求
以企业生态位维度的优化与创新为突破点，不断丰富与满足企业竞争的内容要求。企业竞争的内容集中表现为企业生态位维度——能力维度、环境维度、空间维度和方向维度的竞争，这四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不断催化着企业竞争的演变，常常表现为一种生态关联与生态共生的有机整体，深深地作用和影响企业竞争内容的性质、种类、层次和范围，造成各种程度不同的效应。不断丰富与满足现代企业竞争的现实要求，就是要在企业生态位维度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以能力维度层、环境维度层、空间维度层和方向维度层为核心的内容体系，充分挖掘企业在各维度层面的潜能，提高企业竞争的整体优势。
（二）战略要求
以企业生态位宽度的拓展与升级为切入点，不断适应与保证企业竞争的战略要求。企业作为一个主体性、能动性和意识性较强的生命有机体，要保持竞争优势和发展态势，就离不开内部层面的结构整合、特色优化、优势维持和技术创新，离不开外部层面的生态因子汲取、发展空间细化、企业关系协调和物能流转保持。这不仅需要企业协调内部各种关系来增强企业的整体实力，也需要企业通过依据外部环境区域特征和生态因子结构。事实上，企业对环境中生态因子利用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企业生态位宽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竞争的战略要求——保持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生态平衡，就需要不断拓展和升级企业生态位宽度。
（三）机制要求
以企业生态位动变的适时与合理为基本点，不断补充与实现企业竞争的机制要求。企业竞争是一个内涵诸多要素层面的动态过程，既对企业在能力和空间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要求，也对企业在战略制定方面提出了相应规定。企业竞争内容要求的实现是多种构成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交织互动过程的有机统一，企业竞争战略要求的实现是企业能动性发挥与企业战略目标之间交叉催化过程的有机统一。为了适应和保证企业竞争战略的有效实施，企业就需要对企业内部结构层面的管理、生产、销售、人事以及财务等部门的生态位进行合理而准确的定位；从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之间物能流转的和谐化出发，有计划地对企业生态位进行调整和优化。
（四）策略要求
以企业生态位错位的细化与准确为立足点，不断提升与完善企业竞争的策略要求。在企业竞争过程中，竞争双方所拥有的生态位空间可能存在交集部分，使得彼此出于利益最大化追求而对交集部分进行争夺。对处于竞争劣势的企业来讲，如果没有更高层次的策略统摄，企业的生命机体就会因为生态因子的短缺而发展滞缓；如果竞争环境的负向影响力过强或者持续时间过长，企业生存发展应有的协调性就会受到破坏，企业整体功能机制也会面临失衡危险，这就需要实施一些能够消除竞争劣势，突出特色专长，完善市场结构的策略途径。企业错位竞争战略主要包括发展规模错位、产品种类错位、销售方式错位、市场划分错位、空间占有错位、经营时间错位等措施。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发展现状和竞争环境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其中比较奏效的几种措施进行竞争防范。
参考文献：
生态经济政策范文5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大学生就业形势；政策创新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步入了新常态发展阶段，经济新常态的核心与实质是：“减速度、调结构、上台阶，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新战略取向。”[1]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意味着政府不能再沿袭过去把经济高速增长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也不大可能通过政府直接干预经济制定强刺激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从而扩大就业。当今中国，正在经历着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趋向恶化的严峻挑战，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矛盾突出，“高成本时代”已然到来，再加上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以及各类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强力推进，以及随着我国适龄劳动人口比例的降低直接导致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等，都对我国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导致当前大学生就业政策面临诸多挑战，亟须加快调整和创新。
一、经济新常态下大学生就业形势的新变化
（一）经济增速换挡，大学生就业岗位总量减少
经济新常态的一大显着特征是：经济增速换挡，即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根据奥肯定律：“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需求的多少，在动态意义上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即经济增长速度快，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多，会直接促进就业岗位的增加，出现高就业率、低失业率现象；经济增长速度慢，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少，会直接限制就业岗位的增加，出现低就业率、高失业率现象。”[2]由此可见，经济增长是大学生实现充分就业的必要条件，只有确保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增长才能保证大学生社会就业岗位的持续、稳定增加。在当下中国经济正处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深化阶段：一方面，化解过剩产能造成了部分行业职工结构性失业和转型性失业；另一方面，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换代导致部分企业用工不足；再加之，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应明显下降，进而波及大学生就业市场，导致大学生就业岗位总量减少。
（二）经济结构调整，大学生结构性就业矛盾更加突出
经济结构调整，从结构失衡到优化再平衡，是经济新常态的又一显着特征。在经济结构调整、转型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人才供给来源、劳动力自身素质等诸多因素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对当前社会就业状况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尤其使得大学生结构性就业矛盾更加突出，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矛盾：一是，供给与需求的类型结构性矛盾。即技术技能型人才“产能不足”，导致企业出现“技术技能型人才用工荒”；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是，理论学术型人才培养“产能过剩”，导致大量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二是，供给与需求的层次结构性矛盾。即多数地方高等院校受高层次就是高水平的逻辑影响，为了盲目追求和提高办学层次与规模，而脱离为区域经济发展供给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办学定位，使得高学历教育供给规模被盲目扩大，造成了高学历学生数量的增长大大超过了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极大的浪费了教育资源，并且还助长了“唯学历论”的不良社会风气。三是，供给与需求的专业结构性矛盾。即一方面，部分专业人才供给产能不足，导致高校人才培养的供给难以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对专业人才的市场要求，从而出现“结构性缺失”；另一方面，部分专业人才供给产能过剩，导致大学生就业市场中部分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供给远远大于市场实际需求；还有，高校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导致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缺乏核心竞争力。
（三）经济增长动力切换，大学生就业市场竞争加剧
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由原来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是经济新常态的另一显着特征。在经济新常态下，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和模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改变了过去的单纯依靠出口、投资、消费等外在因素，转为依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等内在因素来带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改变了过去主要依靠外需变为内需、投资变为消费、政府投资变为社会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发挥以及政府对资源的占有和支配的下降，单纯依靠政府来主导吸纳大学生就业的空间会越来越缩小，创新驱动和内需增长对高素质大学生资源的要求会持续增加。而我国大学生供给质量与宏观层面上的区域产业经济的发展要求以及微观层面上企业实际的用人需求还存在相當大的差距，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当前创新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严重缺乏，如现实中高级技工缺口高达千万人，这不仅已经成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大瓶颈，还严重影响到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有效实施。
二、经济新常态下大学生就业政策调整面临的挑战
（一）大学生供需矛盾突出
大学生供需矛盾由来已久，且日益突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在需求侧方面，由于我国进入了经济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一些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直接导致需求侧总量有所下降。同时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也发生了新变化，原来一些旧的产业、行业现在要去产能、去库存，根本不需要再招人了，而且在化解过剩产能和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中还造成了一部分行业职工结构性失业和转型性失业，进一步加大了就业市场的压力。此外，新产业、新业态对于大学生又有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要求，再加上大学生就业的需求分布也不太均衡，以往高中层和一线城市的需求大，现在高中层的需求越来越小，二三线和基层的需求却相对增多。另一方面，在供给侧方面，我国高等院校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契合度不高，直接导致大学生就业市场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结构不适应。
（二）大学生供给质量不高
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都对我国大学生供给质量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曾经指出：当前许多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不相一致的现象，“结果造成了一种普遍的、荒谬的状况：在一个国家中，熟练工人奇缺，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却过剩。”[3]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之一和产品加工最具活力的中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创新技术技能型人力资本存量不足的问题。现实当中，我国结构性用工荒问题十分突出，高级技工缺口高达上千万人：一方面，是企业对于技术工人求贤若渴；另一方面，是大量大学应届毕业生一岗难求。
（三）大学生失业救助难度加大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正处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深化阶段，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不仅会加剧大学生的结构性失业，还会直接导致一部分大学生从现正从事的工作岗位中被淘汰出来，陷入失业或待业状态。“无业不稳”，大学生一旦找不到工作，不能实现充分就业或就业质量差，会直接导致“读书无用论”的出现，这不仅会影响到大学生的个人发展及其家庭生活质量，还会使大学生个人产生强烈的挫败感，进而导致其对社会的失望和怨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给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经济新常态下，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步伐的趋缓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步伐的加快，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大学生的失业风险，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存在，并对政府的大学生失业救助政策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同时也进一步加大了对大学生失业救助的难度。
三、经济新常态下大学生就业政策的创新取向
（一）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以深化供给侧改革来破解大学生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
1.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高等教育发展
一是，要优化高等教育结构，解决高等教育的“优化组合”问题。解决高等教育的“优化组合”问题，必须发挥政府的政策指导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二是，要加快职业教育改革，解决高等教育的“职教疲软”问题。解决高等教育的“职教疲软”问题，必须坚持“校企一体，产教融合”的发展思路，而实现应用型教育产教融合是关键，职业院校需要不断推进职业文化和教育文化的有机融合，培养具有较高知识技能、职业素养的优秀应用型技能人才。三是，要提高高校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契合度，解决高等教育的“产能过剩”问题。解决高等教育“产能过剩”问题，必须要将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有效对接：一方面在于加强产业、行业以及职业发展趋势预测，合理测算劳动力市场对大学生的需求数量，为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结构、专业设置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另一方面在于根据人才需求特点和趋势，针对不同层次和特点的院校制定不同的培养目标，改变高等院校建设雷同的局面。四是，走创新发展之路，以创新作为“新动力”，解决高等院校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的问题。解决高等院校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的问题，关键在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继续深化校企合作办学，推进一体化课程教学改革，探索职业培训包教学，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同时，还要改变过去的以知识教育、灌输教育为主教育教学模式，引导学生自主思考、探究和研究，着力培养他们的动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优化大学生能力结构，使之更加适应用人单位和社会的需要。
2.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创新技术技能型人才供给能力
一是，要坚持办学理念创新，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要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和规律，坚持以市场需求和学生就业为导向，明确学校办学目标和发展思路，积极实施特色发展战略，不断探索出新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途径。二是，要坚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坚持“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人”这一主线，积极探索高等院校与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三是，要坚持科学研究创新，努力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激发和培养大学生的首创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创业能力，积极引导大学生自觉融入以企业为主体的区域、行业技术创新体系，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四是，坚持文化创新，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的育人功能，加强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努力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大批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由此可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高校转型发展，增强创新技术技能型人才供给能力，才是破解时下企业普遍出现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供给“结构性用工荒”难题的关键所在。
（二）强化政府促进就业的主体责任，以提升政府服务能力来帮助大学生最大限度的就业
一是，政府要打出政策组合拳，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充分利用政府的财政、金融、产业等政策来拉动就业。同时大力发展新业态、新产业和就业容量大的行业，并鼓励企业和民间投资，提高用人单位雇佣大学生的能力和愿望，激发市场活力，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努力稳定和增加社会有效就业岗位。二是，加强职业教育与培训，提高大学生供给质量。要积极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来提高大学生的劳动技能，使其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或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后再进入就业市场，从而提升大学生自身的竞争力和国家的创新能力，使我国由一个人口大国变为人力资源强国。三是，消除一切歧视和制度壁垒，营造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必须消除一切就业歧视，切实将国家制定各项公平公正的就业政策落到实处；同时要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破除一切影响劳动力自主流动的制度壁垒。四是，广泛搭建就业支持平台，全方位提供就业服务。首先，要建设全国企业用工需求信息数据库和全国大学生人力资源供给信息数据库，并促使“两库”有效对接，适时根据就业市场大学生供给平衡状况不断调整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结构、专业设置，减少结构性就业矛盾。其次，要建立统一的全国人才市场信息动态平台，及时各类用人单位的招聘信息和大学生的求职信息，为大学生就业牵线搭桥。最后，要设立大学生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为大学生提供及时免费有效的登记咨询、职业指导和就业援助等服务。
（三）健全完善大學生失业保障制度，以加大对大学生失业的救助帮扶力度来降低社会风险
一是，要完善大学生失业救助帮扶政策。首先，要将大学生失业群体纳入到失业保险范围内来，并通过立法程序将大学生失业保险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当中。其次，要加大对大学生失业保险政策的执行力度，督促各级各类用人单位参加失业保险，对拒不执行国家政策的用人单位要给予一定处罚，维护公共政策的权威性。最后，要建立大学生失业保险基金，把大学生保险机制落到实处，切实保障失业大学生的基本生活。目前我国许多大学生仍然游离于失业保险制度之外，应该及时在失业大学生群体中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适时提高失业大学生的失业保险金标准，依法确保失业大学生的基本生活。二是，要加强大学生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培训力度。对大学生失业实行救助帮扶的终极目标就是，通过技能培训、就业信息咨询等手段来促进大学生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三是，要进一步完善大学生社会保障政策。社会保障是一项系统工程，为降低社会风险，在加强对大学生失业救助帮扶的同时还应该完善其他社会保障政策。可以根据国家财力状况，适时提高失业保险补助标准，同时要落实大学生失业保险、大学生医疗保险等相关制度，最大限度的帮助失业大学生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等现实困难，这样不仅可以帮助失业大学生解除后顾之忧，还能确保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大学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解决好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既关系其实现个人价值和家庭幸福，更关乎国家长远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解决大学生就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及大学生本人的共同努力。因此，我们只有主动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以深化供给侧改革来破解大学生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的同时，加快培养创新技术技能型人才队伍，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来确保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1]莫 荣，汪昕宇.2016年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M]//.李培林.陈光金.张翼.201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36-53.
[2]蔺思涛.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就业形势的变化与政策创新[J].中州学刊，2015（2）：82-85.
生态经济政策范文6
[关键词]环京津贫困带-区域经济-政策建议
[作者简介]孟元新（1972-），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区域经济专业，研究方向：区域经济理论和政策。
2005年8月17日，亚洲开发银行与河北省政府公布了《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首次提出“环京津贫困带”一说。“环京津贫困带”包括：河北省与京津接壤的6个设区市的32个贫困县、在京津以北地区21个,京津以南地区11个，面积8.3万平方公里，涉及3798个行政村，人口272.6万，人均年收入不足625元，有一些县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比全国贫困县平均水平、西部贫困县都低，甚至与西部地区最贫困的“三西地区”（定西、陇西、西海固）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有些指标甚至比“三西地区”还低。2001年，环京津贫困带24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县均地方财政收入仅分别为京津远郊区县的1/3、1/4和1/10，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看，环京津贫困带24县与“三西”地区5个县相比，基本处于同一发展水平。 “环京津贫困带”提出后，立即引起了京津冀三方和国内理论界的高度关注。本文拟从区域经济理论角度分析“环京津贫困带”相关问题并提出相关区域经济政策思路，不吝请教于大家前辈和同仁。
一、区域经济政策理论回顾
（一）区域经济政策简述
区域经济政策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解决区域经济问题而制定的相关政策与措施的总称。根据制定区域经济政策的政府机构等级和适用范围不同，可以把区域经济政策分为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和地方经济政策两大类。国家区域经济政策指由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及其所属有关机构负责制定，通常适用于一国之内具有一些相同特征的特定地区。地方经济政策指由一级地方政府或特定被授予一定经济管理权限的地方政府负责制定，通常只适用于本地方政府所管辖行政区范围。区域经济问题可分为三类：落后、萧条、膨胀。落后常表现为：经济、社会、技术、人民生活水平都低，失业率高、教育文化不发达，可持续发展能力差等；萧条指经济状况曾经很好而现在由于种种原因陷入困境；膨胀指经济发展以较高速度达到一定水平时出现人口与经济活动过度集中、空间拥挤、主导产业技术含量下降、增长速度趋缓等现象。对应三类区域问题，问题区域一般也可分为三类：即落后区域、萧条区域、膨胀区域。根据制定区域经济政策的政府机构等级和适用范围不同，可以把区域经济政策的适用范围分为一国之内具有一些相同特征的特定地区和地方政府所管辖行政区范围两大类。国家区域经济政策的目标一般分为三种：区域发展援助，区域协调发展，区域优先发展。地方经济政策目标一般较单一：为促进地方政府所管辖范围内的地区经济发展。
（二）解决区域经济问题的相关理论
1.极化－涓滴效应学说和中心－模型：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会率先在发展条件优越的区域发生，并对欠发达区域产生支配作用，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生产要素从区向中心区的极化效应、回流效应和中心区向区的扩散效应或涓滴效应；因此，国家应当从多个角度干预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通过营造（不是改变）有利于扩散或回流效应的环境，加强发达地区的涓滴效应，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积累，缩小区域差距；同时，欠发达地区市场需求的扩大也有利于发达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
2.梯度推移理论：指出区域间存在经济与技术发展的梯度差异和产业与技术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扩散与转移的趋势，区域经济发展的兴衰主要取决于该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劣及转移，产业的适时转移是高梯度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当转移的趋势出现后，政府应制定适宜政策加以诱导，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合理的区域分工与合作能够提高区域内所拥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和福利。
3.输出基础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增长由输出部门的发展所决定，取决于区外需求的扩张，通过发展输出部门来积累资本，可以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按此推论，当一国政府采取相应的区域经济政策引导相关要素向特定区域集中，可以调整或优化该区域的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扩大区际联系，积极发展输出部门，促进其经济增长。
4.新增长理论：认为拥有更高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发达区域，因资本的收益递增将进一步加强它们最初的优势从而变得更富有，而那些落后区域由于人力资本缺乏而可能陷入贫困陷阱；技术进步是内生的，技术外部性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知识（或技术）与人力资本外溢效应的存在是经济持续增长不可或缺的条件；税收政策、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等政府政策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长期影响；政府对研究与开发（R&D）和人力资本投资政策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5.其他理论： 增长极理论主张在受援地区培植“增长极”，以此带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 可持续发展理论主张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重视区域生态治理和综合规划；绝对优势假说认为区域应该按照其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去进行专业化生产和区域间交换；比较优势假说则强调各区域应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区域分工；要素禀赋假说解释了在自由贸易和生产要素具有替代性的前提下，各地区相对密集地使用其较充裕的要素生产产品，通过区际贸易，各自都可以获得比较利益，从而有利于消除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和提高整体福利水平；新竞争经济学家波特则指出产业集聚能够加快市场信息的交流，从而增强产业集群的活力，进而提高区域竞争力。
二、 国外区域经济政策实践分析
美国的田纳西流域和阿巴拉契亚、意大利的南方和西西里岛、日本的北海道等地区曾经是该国贫困人口集中和生态环境破坏比较严重的地区，美意日等国通过采取系列区域经济政策使上述地区消除了贫困，改变了区域生态环境，实现了良性循环发展，最终缩小了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其区域经济政策可概括为以下四方面：
1.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减免税收、出口退税、税收返还、加速折旧等方式，对受援地区的税收给予优惠。
2.财政补贴、补助、平衡政策：对边远、落后或低收入地区进行财政补贴，对在特定地区就业的人员提供补助，政府对在特定地区投资的企业提供补贴或优惠贷款，中央同地方以及地方政府间平衡财政收支，保障各地区生活水平相对平衡。
3.政府采购政策：通过分配政府的商品和劳务采购合同及研究与开发经费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4.产业与投资政策：中央政府对产业活动的投资和经营进行直接或间接控制，形成符合中央政府意愿的区域分工格局。综合分析观察以上发达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实践，其最大特点在于依法实施：依法建立区域开发机构，颁布法律规范区域经济政策体系的运作。
三、环京津贫困带成因分析
环京津贫困带形成的原因有历史因素、现实因素、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孤岛效应”和“空吸”现象。“大树底下不长草”，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吸附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索取远大于给予。首都北京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存在着一种“孤岛效应”，拉大了贫富差距。北京对天津和河北的聚集效应大于辐射效应，形成了“空吸”现象。人才、资源逐渐向北京集中，造成周边地区发展相对迟缓。
（二）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恶劣的沉重历史和雪上加霜的现实。 环京津贫困带属农牧业交错地区，脆弱的自然条件使这一地区成为自然灾害的多发区。历史上，“环京津贫困带”多处于半干旱和半湿润过渡气候带，分别为沙化严重的坝上高原、石化严重的燕山和太行山区、盐碱遍地的黑龙港流域，要么河流泛滥，要么干旱少雨，要么就是战争连绵，几百年来一直就是穷困地区。到现在，自然资源经过了多年的过度采挖，草场开始退化、江河已经断流、风口和风道遍及各地，沙尘暴多有发生。有统计显示，在环京津贫困带，适应人类合理开发利用的土地不足总土地面积的30％。
（三） 行政隔阂的影响。表现为两方面。第一、“各自为政”导致行政隔阂，行政区划的负面影响，层次众多的分散管理，自成体系的扶贫开发和环境保护，以及陈旧的合作机制，使得“环京津地区”陷入了一个难以遏止的“恶性循环”。一方面，“大灾大返贫，小灾小返贫”；另一方面，为了寻找出路，环京津地区的人口大量向“京津”聚扰，使得城市这张饼越摊越大，给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带来更严峻的挑战。第二、“诸侯经济”对经济圈合作形成的刚性约束。从实践来看，“经济圈”内行政级别越多，往往也意味着越高的交易成本。
（四）“城市本位”的发展模式。长期以来，我国发展思维和路径都是“以城市为本位”，为了城市的快速发展，大规模向周边地区索取各种资源。作为京津的风沙源治理区，为保护京津大气环境而实施的封山育林、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也使得环京津贫困带的农业和畜牧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此结构之下，城乡对各种资源的占有、分配和使用存在着巨大的不公平性，从来都是优先保证城市的生存和发展。不仅涉及城乡发展不平衡，还包括城乡人民的医疗、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
总之环京津贫困带的根源不在贫困本身，而是决策、管理、政策上如何协调一致的问题。在导致贫困带形成的众多原因中，决策管理者各执一方，政策单一、不协调是导致贫困带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众多政策措施作用互相抵消，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四、区域经济政策建议
对环京津贫困带的治理政策思路反响较大的有《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以下简称《研究》)方案和《河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方案。《研究》方案建议在环京津贫困带内，建立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综合性生态与经济政策试点示范区，即“京津冀生态经济特殊示范区”，《纲要》方案筛选了1015项重点工程建设项目，计划到2030年，投资4188亿元，将河北建成经济繁荣、生活富裕、环境优美的和谐大省。比较两方案，《研究》方案“京津冀生态经济特殊示范区”只是《纲要》方案规划的众多生态功能区中的一个亚区，强调更多的是区域内的三方协作，《纲要》方案更多涉及河北需要承担的义务。许多环京津县市也提出规划做北京的生态园、供应园和工业园等目标，如承德市联合环保部门，通过了《承德生态市建设规划》的专家论证。本文对环京津贫困带的治理政策思路基于区域经济学理论，不拘泥于生态问题，而是从区域发展的角度看生态和其他问题，现实生态问题和发展问题都只是表象和结果，综合对环京津贫困带成因的思考和对国外区域经济政策实践分析，提出如下区域经济政策建议。
（一）政策原则：市场机制为主，行政调控为辅。限制与鼓励想结合，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最佳组合，以市场为主导，以区位利益为驱动，通过优势互补、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区域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
（二）政策目标：充分就业，保障生态。保障生态作为环京津贫困带政策目标毋庸多言；就业在我国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形势，各地程度不同而已，对此各界异议不多，普通民众更是感同身受，相比我国其他许多地区环京津贫困带日益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形势，笔者相信持异议者更少。
（三）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建议：区域援助、区域协调。
1.建立“环京津贫困带发展协调办公室”。可设在国家发改委下面，统一规划环京津贫困带的区域援助政策措施。加强制度建设，建立规范的管理体制。政策的目标体系、适用的具体区域、政策工具、资金的来源、使用、监督、效果评估等一系列保证政策有效执行的法律依据。
2. 鼓励企业到环京津贫困带投资。运用税收优惠政策，专门规定对参与环京津贫困带地区发展相关的所有经济活动，包括创办工业和第三产业，制定系列税收优惠措施。如对新建的公司和企业可享受全部或部分税收优惠，为加速资金周转，提高企业的折旧率等，鼓励外商和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到环京津贫困地区投资。
3.支持环京津贫困带基础设施建设。中央政府财政加大公共投资支持力度，帮助高速公路、铁路、大型水利设施、大型航空港、通讯设施、重要桥梁、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来提升环京津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支持跨京津冀的基础设施建设。
4.支持环京津贫困带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才开发。开发落后地区的人才资源是各国地区经济政策普遍重视的重要问题。可成立环京津贫困带教育人力资源基金，作为正常教育经费的补充以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完全保障义务教育，以及采取补贴等措施鼓励京津、河北其他相对较发达地区的高素质的人员向环京津贫困地区迁移，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经费来源可由中央政府、京津、河北三方各占其一。
5.建立“环京津贫困带”地区的发展权补偿和生态保障协调机制。可设立“环京津贫困带生态保障协调办公室”，设在国家环保总局下面。以协议规定各级区域利益主体的权利责任义务范围等一系列保证政策有效执行的依据。处理好国家要生态、地方要财政、公民要就业三方面的关系。环京津贫困带多处在上风上水位置，是京津冀平原地区的生态屏障、城市供水水源地、风沙源重点治理区。北京81%的用水、天津93%的用水都来自河北。作为京津的水源地，河北为了给京津提供充足和清洁的水资源，不断提高水源保护标准，加大对这一地区资源开发和工农业生产的限制，因而不可避免地制约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例如在承德潮白河流域，迄今为止，先后禁止的工业项目达800多项，造成每年损失利税10多亿；张家口赤城县从1996年至2002年间，因未上马的项目损失利税10亿元。同时，作为京津的风沙源治理区，为保护京津大气环境而实施的封山育林、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也使得环京津贫困带的农业和畜牧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近年来实施的“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要求区域内大范围的封山育林，客观上造成了区域畜牧业生产成本的提高，影响了农民发展。发展权补偿协调机制指在政府的主导下，一方面对环京津贫困带因资源开发和发展项目受限而产生的机会成本给予财政资金补偿，另一方面帮助群众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务工就业，减轻人口对于贫瘠土地的生态环境压力。生态保障协调机制指给与财政资金支持植树造林，恢复种草，涵养水源，在此基础上支持发展畜牧业，维护生态平衡，从整体上协调资源和环境的关系，保障生态环境和京津地区的用水安全问题。
（四）地方经济政策建议。
1.对北京天津市：区域援助-带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共同发展。鼓励本地区的企业到环京津贫困地区投资，切实落实在财政支持环京津贫困带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才开发和“环京津贫困带”地区的发展权补偿和生态保障协调机制中各自承当或承诺的责任和义务。京津的发展，如果没有周边地区的发展，就是一片孤岛，要长期、持续的发展不可能，而且它的稳定也没有保障。京津和河北应加强全面的合作，促进环京津贫困带的消失。
2.对河北和环京津贫困带地方政府：区域发展-立足充分就业、兼顾生态建设、共享环渤海经济区繁荣。
（1）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民营经济。笔者实证分析了我国各省区1995至2004年间民营经济发展状况和区域经济差异状况、各省区域经济竞争力排名和分值，结论认为：我国民营经济区域差异和区域经济差异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对于我国中央政府而言，出台政策支持发展民营经济，特别是出台政策支持落后地方发展民营经济，是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政策考量；我国民营经济区域差异和区域经济竞争优势差异具有相当的相关性，对于我国地方政府而言，出台政策支持发展民营经济，特别是落后地方出台政策支持发展民营经济，是提升区域经济竞争优势，赶超较发达区域的良方。相关调研也表明：民营经济是增加就业的主渠道；民营经济已成为许多地区经济发展的主体；民营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经济增长率就越快；民营经济已是部分地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民营经济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最持久的动力。
（2）加强城市化建设。重点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培育增长极。城市的资金、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聚集度高，基础设施好，政策环境相对规范，消费需求大，经济成本低，在吸引要素流入方面具有优势，较易承接国外或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技术扩散。能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以提高经济效率，促进和带动区域经济的积累和增长。
（3）加强公共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结合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和京津的补偿，把有限的资金投资于义务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居民福利等社会基础设施上。不仅可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生产率，提高对区域外经济要素的吸引力和消化能力，还可以通过改进区域的文明程度和思想文化观念，增强区域制度创新的能力，从而改善环京津贫困带的整体发展环境。重视资源与环境保护，切实落实在 “环京津贫困带”地区的发展权补偿和生态保障协调机制中承当的责任。改善投资环境，吸引资金和项目，逐渐培育起区域经济长期发展的动力。
参考文献
[1]郝寿义 安虎生 ，区域经济学（第二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