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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直接投资的案例范文1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Mag-nus Blomstrom教授是目前国际上该领域最著名的研究者之一，根据他在1996年与其同事Ari Kokko教授对溢出效应的描述，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是指，由于国际企业的进入或参与，东道国本地企业所获得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实际上，国际上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在60年代就已经开始起步，正是由于这一问题本质地涉及到在一个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几十年来该领域的研究越来越热烈，并且也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溢出效应产生的机制，即当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以后，是通过怎样的微观机制和过程对东道国本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的。对这一问题的透彻理解无疑将有助于东道国的政府和企业采取相应的措施，以达到更有效地利用外资、促成溢出效应产生的目的。
认识演进：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和作用
回顾历史，人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经历了从最初的抵触到审慎开放，进而主动吸引的过程。
50年代后期，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有限，学者们也只是把它当作国家间的资本流动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加以讨论；到了60年代后期，随着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学者们开始着力研究它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冲击和影响。主流的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由发起国本国市场的寡头垄断特征引起的，研究者们担心外商直接投资会将这种本国市场的不完善性扩散到其他国家。与此同时，对国际企业转移价格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均衡发展的研究都加强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抵触情绪，因而60年代各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都持有拒绝或严格限制的政策。
70年代，国际借贷资本强有力地支持了亚洲新兴国家外向型经济以及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型经济的蓬勃发展；然而，80年代以政府借贷为核心融资方式的亚洲新兴国家的发展受到了挫折；而以墨西哥为代表的一些拉美国家又陷入了债务危机；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对以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引进国际资本不得不进行重新的思考。与此同时，学者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深入研究也得出了一些积极的结果。多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具有多方面的溢出效应，特别在国际技术转让方面的作用受到了特别的关注。由此，东道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无论是被动地吸引国际资本还是主动地创造国际技术转移的机会，多数国家开始倾向于部分开放和有目的的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
进入90年代以来，人们对外商直接投资有了更进一步的积极认识。相对于其他国际技术转移的方式，人们发现，越是最新的技术和最具获利性的技术，国际企业越倾向于通过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在东道国使用。原因在于，从国际企业的角度考虑，采用这种形式会把这类技术法律上的控制权留在国际企业内部。从希望获取先进技术的东道国的角度考虑，由于上述原因，东道国的企业所需要的先进技术并不一定总能从市场上购买到。在这种状况下，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本地企业的特殊意义在于，当国际企业在本地投资并采用先进技术进行生产活动的时候，本地企业可以就近通过观察、模仿、反向工程以及雇用曾经被国际企业雇用的人员等渠道取得相应的的技术与管理的有益信息，从而也可以造成其技术信息的外溢。此外，除了外商直接投资可能造成的技术外溢效应，哈佛大学的Caves教授还发现，如果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东道国的垄断性市场，会打破市场中原有的垄断平衡，本地企业则会在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下提高效率。这也是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一种体现。事实上，90年代各国的外资政策相对80年代来说更加开放，相邻的各国之间吸引甚至争取外资的意图都更加明显。可以认为，开放和吸引外资已成为不少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述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认识显然是这种政策实施的重要依据。
机制探索：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产生
尽管人们对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着上述比较普遍的积极认识，并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确实采取了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但根据不同国家制造业数据所进行的经验研究的结果却并不乐观。由哈佛大学的Caves教授、纽约大学的Globerman教授以及斯德哥尔摩大学的Mag-nus Blomstrom教授分别主导的对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制造业的研究都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在东道国产生了溢出效应；但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Haddad&Harrison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Aitken&.Harri-son分别对摩洛哥和委内瑞拉制造业的研究却显示溢出效应并没有产生；而由意大利的研究人员Mariotti主持的研究发现，在专业型行业（Specialist sectors）和规模型行业（Scale intensive sectors）中产生了溢出效应；而在科学型行业（Sci-ence-based sectors）和传统行业（Tranditional sectors）中却没有产生溢出效应。基于上述不同的研究结果，国际上的学者们得出了一个共识：即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并不是自动产生的。也就是说，各国的开放政策本身并不能够保证进入本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会在本国产生溢出效应，因此，深入探索溢出效应产生的条件和机制，成为了各国在现实中能否有效引导溢出效应产生的关键。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国际上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发生机制归纳为“行业内溢出效应”、“行业间溢出效应”以及“由于人员流动造成的溢出效应”三种形式。
1.行业内溢出效应。
行业内的溢出效应也被称为“示范与竞争效应（Demonstration and Competition effects）”，这种溢出效应的机制体现为，当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东道国的特定的行业后，一方面，由于外资企业采用的现代的商业模式和先进的生产与管理技术为外资企业创造了高额利润的机会，从而为在同一行业中的本地企业产生了示范效应；而本地企业对外资企业的观摩与模仿行为最终使本地企业达到了提高自身劳动效率的结果，获得了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和对本地市场的争夺，对在同一行业中运作的本地企业造成了竞争的压力；为了保持原有市场并且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本地企业会竭尽全力地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提高经营效率。这种在竞争环境下促成的效率提高也是溢出效应的表现形式。针对这种机制描述，Riedel和Lake曾经分别对欧洲半导体业进行了两项案例研究。案例研究的结果表明，美国跨国公司的进入确实为欧洲该行业带去了新的技术，这种示范效应对欧洲整个行业的崛起作用显著；Langdon在对肯尼亚肥皂业进行的案例研究中发现，由于进入肯尼亚的国际肥皂制造企业将机器制造的肥皂引入了市场，本地企业原有的手工制造的肥皂失去了销路，本地肥皂制造厂商也不得不去引进相应的肥皂制造技术，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
在上述案例研究的基础上，1992年Wang&Blomstrom建立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将这种行业内溢出效应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模型将外资企业引进先进技术的决策与本地企业对学习过程进行投资的决策相互联系，探讨了两类企业在相互竞争中的决策机制。他们认为，对于本地企业而言，在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下不得不投资于学习过程，而学习过程的投资越大，本地企业的技术能力越强，越能够获取高额的利润，从而表现为本地企业因为外资的进入而获得了溢出效应；与此同时，由此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的缩小，又进而会促使外资企业不得不越多越快地向东道国子公司转移技术，以提高相应的竞争能力和保持原有的利润空间；这就体现为由于内资企业竞争能力的增强导致了对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而可喜的是，外资企业的提高又反过来为本地企业进一步获取溢出效应拓展了新的空间。于是，我们理解，至此，Wang&Blomstrom把行业内溢出效应的机制阐述为了一种可能“螺旋式上升”的拓展机制。Kokko在1994年的一项针对墨西哥制造业的经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Wang&Blomstrom的研究结论。
然而，在取得了上述正面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清醒的意识到，以“示范和竞争效应”为机理的溢出效应并不是唯一的结果。无论研究中还是现实中都存在着与模仿和竞争相关的反例。例如，巴西纺织业的案例研究发现，一个跨国公司在当地建立了分支机构并带来了新产品―――“人造纤维”，使得本地企业生产的棉织物无人问津，最终导致了大批的本地企业破产。因而到目前为止，一个比较普遍的共识是：“示范和竞争效应”确实是溢出效应产生的有效机制；而“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促使积极的示范效应与竞争效应的产生”仍然是困扰东道国政府和企业的一个现实问题。
2.行业间溢出效应。
行业间的溢出效应又被称为“上下游关联效应”。这种溢出效应是通过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与当地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联系产生的。劳尔1980年选取了两家印度的大型卡车制造商AL(外资占主要股份)和TELCO(合资企业)，考察了两家企业以及他们的36家供应商在建立、信息技术、财务、原材料采购以及管理和分销渠道等方面的情况。根据这份案例研究，Lall总结了可能导致“上游”溢出外溢效应的互补行为，他认为跨国公司可能通过下述方式提高当地供应商的生产效率：第一，帮助有潜力的供应商建立生产设施；第二，为提高供应商的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提供技术协助或相关信息；第三，提供或帮助供应商购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第四，为供应商的管理和组织提供培训和帮助；第五，帮助供应商寻找更多的客户。继劳尔之后，Linda&Pang选取新加坡的3家出口导向型电子企业又进行一次案例研究。Linda&Pang选取的3家电子企业都是世界领先的电子企业（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在新加坡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并且3家公司在新加坡都已经经营了8-13年，他们的产品中90%以上出口海外。通过对3家公司的管理层的访问，Lim&Pang发现，这3家企业都很愿意与当地的供应商建立联系，并且从财务、技术、管理等方面为供应商提供帮助。在此基础上Lim&Pang认为，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销售产品，市场力量使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寻求长期的高效率，而本地企业（供应商）的有利条件在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外资企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他们提出，东道国政府通过严格的政策限制来增加对于本地产品的购买是没有必要的，政府只需要加强本地企业和那些出口导向型跨国公司的关联，跨过企业就可以通过后向联系对本地企业产生溢出效应。
与行业内溢出效应的研究相类似，在外资企业与东道国本地企业发生关联的研究中也有不乐观的情况存在。一份针对墨西哥的研究发现，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以后，有大量的美国企业将其产业链中需要利用廉价劳动力的部分转移到了墨西哥的边界。这一产业的转移确实使美国企业从中获得了降低成本的好处，但并没有起到帮助墨西哥的相关产业提升效率的作用。由此看来，要切实有效地获取行业间的溢出效应，也还需要更加深入和更具针对性的研究。
3.由于人员流动造成的溢出效应。
由于人员流动引起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有时也被称为劳动力溢出效应，它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对其当地雇员一般都会给予多方面、多层次的培训，一旦这些员工离开跨国企业去其他公司就职或开设自己的公司，他们在跨国公司学习的技术就会受益于本地企业。对这种溢出效应机制的描述是Irving Gershenberg通过对肯尼亚的案例研究得出的。Irving Gershenberg选取了肯尼亚41家制造业企业的72名中、高层管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对比研究了跨国公司和非跨国公司对于管理人员培训的方式、时间以及各种不同类型企业管理人员的流动情况。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管理技术的提高是有贡献的。这种贡献主要体现在：跨国公司十分擅长培养和发展管理人员的管理技能，经过一段时间后，部分经过培训的管理人员加入其他类型的企业工作从而将使这种技能得以扩散，体现为对本地企业产生了溢出效应。此外，Irving Gershenberg还发现，合资企业对于技术溢出的贡献最大。Irving Gershenberg的案例研究为从事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学者们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考察现实：看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产生溢出效应的潜力
近5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问题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但由于受行业和企业数据的限制，多数对溢出效应的研究停留在宏观层面。因此，对于在行业及企业层面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微观机制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1.获取溢出效应已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重要目标。
纵观我国吸引外资几十年的历史，我们也走过了从严格限制到有限度开放，直至加入WTO后逐步走向全面开放的过程。由于相对于国际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国民经济在这十几年中一直保持高速而稳健的增长，从而使我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国际地位一路显著攀升，目前已无可争议地成为对外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外资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与日俱增。在这样的环境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核心问题已不再是“量”，即“如何吸引更多外资”的问题了，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质”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则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其中，如何利用外资带动我国企业的成长，即如何促使外资在行业和企业层面产生溢出效应成为了目前被各界瞩目的核心问题之一。
2.我国的国际化商务环境为溢出效应的产生提供了基础条件。
借鉴国际上关于溢出效应的研究，我们认为，我国目前的国际化商务环境已经为溢出效应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首先，如前所述，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我国已经吸引了丰富的外商直接投资。这种丰富程度不仅仅是从总量上来衡量的，它还显著地体现在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广泛的行业范围和地域范围；与此同时，从外资来源的角度看，外资不仅仅来源于周边文化与语言相近的国家和地区，而且我们还吸引了众多的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著名跨国企业。于是，这就为我国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以及不同层次和水平的企业都创造了吸收外商投资溢出效应的机会。
其次，从行业内溢出效应的机制考虑，在我国国内市场上，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的竞争是广泛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我国内需市场的蓬勃发展，进入中国市场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首要目的之一。外资的进入必然地冲击国内企业原有的市场份额，使本地企业切实地感受到面对面的竞争压力。与此同时，外资企业的进入，也将先进的科学与管理技术带进了市场，从而为本地企业的就近观摩和模仿提供了条件。
再次，从行业间溢出效应的机制考虑，由于我国在劳动力成本低廉方面具有显著的全球性竞争优势，于使吸引了大量的以整合全球价值链为目标的外资的进入。这就为我国企业与外资企业形成前后向的供应链合作关系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最后，由于外资在中国扩大经营的需要，近些年来外资企业培训本土地员工的规模不断扩大，将本地员工送到国外培训的机会也不断增加；而受到外资企业内部的上升空间的限制，从外资企业到内资企业的人才流动将是不可避免的。为此，争取由于人才流动而产生的溢出效应也具有很广阔的前景。
3.对溢出效应微观机制的深入研究将更有效地促使溢出效应的产生。
国际直接投资的案例范文2
一、国外文献
（一）针对某几个区位因素进行的研究
蓬塞（Poncet，2007）指出，那些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双边投资协议（BITs）的东道国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投资国的友善关系可以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成为企业区位选择时的重要考虑因素。
（二）针对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制度在市场和交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保护知识产权、执行合同、为提供物质和组织基础设施建设的集体活动提供便利（Dixit，2009）.制度决定了从事经济活动的可行性和收益性（North，1991）。完善的制度能够为一个国家融入世界经济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Rodrik，2008）。Wasseem（2012）通过研究发现：国内制度功效的质量对资金流动具有正向作用；更好的制度功效质量使得国家的资本结构更加公平和远离负债；一个国家的组合投资对国家制度功能质量比FDI更加敏感。Daniele，Vittorio和UgoMarani（2008）认为东道国制度质量好坏会直接影响其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多少，并在其研究中验证了制度质量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Jos印h和Randall（2008）针对中国做了研究，他们将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FDI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投资母国相对国内投资而言，在中国的FDI受到的制度限制相对较少，制度上的影响对他们的投资影响相对薄弱。他认为制度质量相对较低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吸引大量国外投资，跟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是分不开的。
二、国内文献
（一）整体上讨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杨大楷等（2003）将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特点相结合，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指出现阶段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为重；不同类型企业根据其侧重点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区位；在国外进行研发的企业应注重寻求产业集群，利用集中的资源和能力取得更多的创新优势。
（二）针对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影响的研究
江心英（2004）认为东道国的经济环境（environment）、体制（system）、政策（policies），即EPS系统和跨国公司的行为特征是决定FDI区位选择的两个内生变量，然后重点阐述了基于这两个内生变量的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综合动因理论。范小军、杨舟（2006）则运用经济学和博弈论的相关原理，建立了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模型，并且讨论了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其结论为，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容量较小，优惠税率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可以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产生正影响；如果市场足够大，即使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是很完善、税率也没有十分优惠，这个国家或地区仍然可以吸引直接投资。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路径
国内学者提出对于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先易后难”或者“先难后易”的决策，大多数是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角度区分难和易。具有代表性的有何志毅（2002），他比较研究了海尔集团的“先难后易”与IRB集团的“先易后难”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战略，分析了实施两种战略的企业其国际化战略的共同点，两种战略的优势、劣势和采用两种战略的一般原则。而邵祥林（2005）则主要探讨了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目的、路径和模式。他依据对外投资目的将海外投资进行分类，借助两阶段寡头博弈模型，对不同类型的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经营活动进行了分析和描述，指出以整合资源、提高企业竞争力为目的的海外投资企业更可能是以承担较大风险为代价来换取要素整合方面的提高；以扩展市场为目标的投资企业应看重市场规模和同行业企业的发展水平、竞争能力。另外，他还指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应该选择产权安排方式（例如独立经营和合资经营）。同时，他强调，发展中国家的跨国经营活动不具备绝对优势，因此，比较优势原则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决定自身的经营战略和方式中显得尤为重要。最后，王凤彬、杨阳（2010）将对外直接投资划分为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包括自然资源、市场和效率寻求型三种）和战略资产寻求型直接投资，后者也称为“探索型OFDI”。他们以联想收购IBM、吉利收购澳大利亚DSI公司等案例为例，从顺梯度和逆梯度FDI的对比分析中归纳出、“差异化的同时并进”模式；并且文章指出中国正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中游”位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来说，相比单一模式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企业更应该“两条腿走路”“齐头并进”，在投资过程中兼收“探索型OFDI”与“利用型OFDI”的优势。
【参考文献】
[1] NorthD.C.Institutions[J].JournalofEconomicPespectives（1991），5（1）：97-112.
国际直接投资的案例范文3
在2006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业绩簿上，截至2006年12月，房地产行业共有世贸地产、上海复地、绿城中国、首创置业、中远地产等近十几家私募股权投资案例，其中渣打一举攻占了三个制高点，从项目投资总数上来看，地产界的大腕摩根士丹利、高盛、美林、淡马锡无不排在了渣打投资的后面。
如今，地产行业进入了严冬季节，渣打雪中送碳，在上海、浙江、北京跑马占地。三战三胜，传为中国地产私募投资佳话。同样，在投资者对中国汽车市场都不看好时，渣打独具慧眼，大盘投入。待到价值回归时，胜利者满载而归。这种独特的投资风格深深地打上了渣打直接投资大中国区总裁陈凡个人的烙印――平和与激情，保守与果断，速度与力量的统一，最重要的一点：做人与做事。
“强龙斗不过地头蛇， 但强龙加上地头蛇则是强强结合。” 在北京土生土长的、又在国际投行和基金里历练了十个春秋的渣打直接投资大中国区总裁陈凡对中国国情和国际资本市场了如指掌。因此当许多人还没看明白时，陈凡已将处于低谷中的项目收入囊中了。领先者一定要承担相当的风险，一旦成功就一定会比别人多一块利润。
武林高手有三类：一类高手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二类高手就像太极高手，平淡之中见功夫；第三类高手，是不见一刀一剑，只见一道光穿过，一切都灰飞烟灭了。在投资界，也有各类的高手，其中一类是有着以弱胜强的功力。在投资世茂地产时，左有摩根士丹利，右有摩根大通，两个巨人，气势咄咄逼人，纷纷声称要独霸天下，你死我活，小小渣打，不在话下。结果是，摩根大通残败乌江，渣打和摩根士丹利入主东宫。 渣打的陈凡又一次创造了以弱胜强，以小搏大的中国投资基金史上的经典案例。
“在投资界，真正的高手是与人合作， 正所谓和为贵。” 陈凡还有着另一类投资高手的特有的境界。化竞争为合作，与强势基金品牌合作，与强势企业品牌合作，进行品牌嫁接，价值转移，很快，使得渣打投资品牌不仅在地产投资界，同时在私募投资界以及投资银行界得以迅速崛起。与高手同台竞技，需要高屋见瓴的战略，适应环境变化的策略和战术，功底深厚的内功，最重要的是要有着一支意志刚强、吃苦耐劳、功夫过硬、战斗力极强的团队。陈凡的核武器之一就是让他引以为荣的专业团队。
2006年对于渣打直接投资来说，播种与收获两不误：投资世茂地产5000万美元，绿城中国4700万美元，中远地产3500万美元；投资5000万美元的东风汽车成功退出，“由于商业机秘，这个数字保密，但可以说的是‘劳有所得’。”陈凡会心地一笑。股市里有句名言：“会买的不如会卖的。”渣打不仅会买而且更会卖。在大家都认为汽车行业产量过剩时，整个市场行情显示低迷，当时H股市场汽车类公司最高股价表现的市盈率只有9倍，而渣打以6.5倍冷静进入，在2007年退出时其市盈率达到了17倍有余。由于在投行与基金分别浸泡多年，对投资与变现， 陈凡就像一位老中医，问、闻、望、切，手到病除。
“这仅仅是万里的第一步。”一如既往，陈凡平和而谦虚的说着，而在外人眼里却仿佛看到了一位九段高手在自如地转动手中的棋子，圈点着渣打投资2007年的江山。
[点评渣打]
2006 年是中国和香港资本市场发高烧的一年，谁能做到诸葛亮弹琴――柳下惠坐怀不乱。屏蔽诱惑，处之泰然，谁就赢了。渣打投资做到了。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趁着全球私募基金一窝蜂似地大举进攻中国传统企业之际，顶着中国地产行业的骤然刮起的暴风雪，渣打直接投资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中国北京、上海和杭州，一举拿下了中国地产界的三座价值不菲的名城：世茂地产、绿城中国和中远地产。这是中国投资史上不可多见的神来之笔。当国际资本市场对中国汽车行业前景一片看淡之时，又是渣打，静悄悄地做上了东风汽车的第二大股东。6.5倍市盈率进入， 17倍市盈率退出。投资最简单也是最高的境界是，“物美价廉”的投资。而能使渣打直接投资达到如此投资境界的掌门人就是渣打直接投资大中国区总裁陈凡。
国际直接投资的案例范文4
关键词：国际化人才管理实现路径；民营企业；联想集团
引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走出去”，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许多问题，民营企业要想更有质量的发展，不仅需要业务国际化，更需要管理思维的国际化。研究我国民营企业国际化人才管理模式的核心价值在于：①根据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发展适合当地条件的管理技术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之一；②国际化人才管理等企业内部的有效管理有助于稳定跨国公司的运营。③目前学术界达成的一些国际化人才管理的模式主要基于发达国家的实践，而国内的研究则大都立足于国有企业。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在国际化人才管理的模式创建上应有自身的独特性。
一、理论背景
（一）国际化人才。“国际化人才”的概念产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海在构建“国际人才资源高地”时曾将“具有高学历、懂得国际通行规则、熟悉现代管理理念，同时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创新能力及跨文化沟通能力的人才”定义为“国际化人才”的内涵。之后，不同的学者也对“国际化人才”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定义，主要特征如下：①具有全球意识、国际视野，熟悉国际规则；②能较快适应国际化竞争环境，并为组织和社会创造价值；③具有较强的管理或专业技能以及跨文化沟通和管理能力。
（二）国际化人才管理。对于国际化人才的管理，中国石化集团在2014年以胜任力为核心搭建了国际化人才管理体系，并根据国际化人才类型的不同给出了领导胜任力模型、专业序列胜任力模型、全员核心胜任力模型，整个国际化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具有一体化、系统性、深入化的特点。
二、研究方法
（一）案例研究。案例研究是对理论的一种演绎，具有检验和补充双重作用，是为了完善理论而进行的定性研究。
（二）案例选择。在考虑案例的代表性与可参考性、资料的可得性和充分性的基础上，选择联想公司作为案例研究目标。
三、案例描述及剖析
2004年，联想集团并购IBM PC部门，开启全球整合，从直接投资到整合全球组织、完善架构以及人事调整，可以看出联想集团对于人才管理的重视。具体来讲，有如下几点：
（一）国际化人才内部培养机制。（1）梯队建设。通过人才的梯队培养建立起强大的人才后备力量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首要任务。联想集团有多重针对各梯队的人才培养计划。其中岗位序列体系，继任者计划较为知名。1）岗位序列体系。联想集团在中国的平台上建立了30多个专业序列，根据不同岗位序列要求，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培训支持。每年对员工进行序列评定后责、权、利也会发生变化。2）继任者计划。 “继任者计划”将培训发展的资源重点向高潜质人员倾斜，目标是培养具备国际化跨文化管理能力和潜质的中高层管理者。 “岗位序列体系”和“继任者计划”两项培养计划实现了由下到上的自我努力以及由上到下的领导帮扶的结合，使得联想集团的内部人才得到更充分的培养。（2）人才外派。联想集团在对外直接投资初期就有计划地将大量人才外派来增强业务与沟通能力，此后还将自身擅长的交易式模式2和做法推广到全球实现国际化。（3）内部培养机制建立。多梯队计划的培养提高员工的业务素养，外派人才推进国际化，两者的结合形成了内部培养机制。
（二）国际化人才外部吸纳机制。在面对陌生复杂的国际交易市场时，联想集团也意识到从外部引入人才势在必行。
（1）国际化招聘思维。新联想公司注重海外或是大型跨国公司的工作背景。为了引进高端的国际化人才，联想集团不仅会与全球一流的猎头公司合作，还会定期到海外去招聘。（2）国际化薪资结构。联想集团自1998年开始贯彻以3P3为基础的薪酬理念，后期融合了IBM-PC在薪酬制定方面的优点后在全球推出了 “P3”体系，即Priority（KPI的优先性）、Performance（绩效沟通和反馈）、Pay（报酬），根据KPI优先指标的达成，对员工的绩效进行反馈，然后据此支付薪酬。（3）外部吸纳机制建立。把国际化的招聘思维与适应的薪资结构相结合，以先进思维吸引人，以优厚待遇留住人，形成了联想集团国际化人才外部吸纳机制。
（三）联想集团文化建设。（1）“入模子”4培训。“入模子”培训是新员工进想的第一步，培训表现是决定其能否如期转正的重要依据。这不仅能让员工在短时间内了解联想，还能够传递联想文化，点燃共创未来的激情。（2）人才融合。人才管理需要融合在国际化过程中显现出来的文化冲突问题。联想集团的融合方式主要有强调尊重差异的“坦诚、尊重、妥协”六字方针、促进思维方式理解的“鸡尾酒行动”以及凝聚整体的新联想核心价值观等。（3）文化建设机制建立。通过“入模子”培训团结思想，再通过一系列措施推动人才融合，形成了联想集团文化建设机制。
（四）国际化人才管理实现路径。在中国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经营实践中，很多企业喜欢用高报酬从其他企业将高级管理人才“挖”过来，但常常因为文化差异“水土不服”。而联想集团采用了“搭班子”的方法，寻找当地的接班人，形成传承机制。
见效快的外部吸纳与持续有效的内部培养相结合是联想国际化人才培养实现路径中的两条大道，并以“搭班子”建设为契机进行汇通。文化建设则是“班子”能够顺利运转的原动力，通过“入模子”培训以及进一步提升的人才融合来推动并实现联想的国际化进展。根据联想集团相关管理者实践，本文建立了联想集团国际化人才管理的实现路径模型。
四、结语
如同人体的基因密码一样，企业内部也具有其独特的“DNA”，即企业的“成功基因”。对优秀的企业进行分析，找到这些独特的“成功基因”，将其嫁接到其他企业实现整体发展。创新的国际化人才管理实现路径是联想集团在直接对外投资过程中的重要成功因素。本文总结出联想集团国际化人才管理实现路径，以期对其他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管理实践提供一些借鉴。
参考文献：
[1] 谭力文，吴先明.国际企业管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3
国际直接投资的案例范文5
关键词：产业；国际贸易；中国贸易政策
一、中国产业组织政策环境分析
(一)国内环境分析
1．中国企业的规模普遍偏小，产业集中度低，产业国际竞争力弱。
从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来看，我国工业企业普遍规模较小。产业集中度低，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缺乏，产业国际竞争力弱。我国主要行业的平均集中率水平也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水平。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国、日本仅为5％左右，国内企业仅万分之三有核心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缺乏，产业发展受制于人，产业国际竞争力弱。
2．跨国公司利用其地理优势地位，控制市场、克制竞争的倾向初现出来。
在国内包装企业诉利乐案中，利乐倚赖其在无菌包装机方面的垄断地位。在包装耗材上实行了不正当的限制性商业策略，控制了绝大部分包装市场，并且使利乐纸的平均价格在2003到2005年的两年时间内上涨了大约2倍。
3．国内行政性垄断问题严重，行政性垄断产业的改革任重道远。
我国的行政性垄断产业主要包括铁路、港口、民航、电力、电信、城市公用事业、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特殊行业、邮政、城市公交、烟草食盐粮食药品等重要商品以及流通、军工、铸币、银行保险等金融业，产业部门涉及面广。行政性垄断造成了双重恶果：
一方面，垄断地位使得这些产业内的企业一方面攫取了远高于其他行业平均利润率的利润，排斥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内部约束机制不健全和发展动力的缺乏，长期以来．使这些产业成本居高不下，产业经营绩效低下。行业的特殊性加上国有企业的身份，使得这些产业的改革举步维艰。
(二)国际环境分析
1．跨国兼并成为主体。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第五次企业兼并浪潮，这次兼并浪潮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兼并数量急剧增多。二是单项兼并交易金额世界记录屡创新高，兼并规模日趋扩大。三是跨国并购发展迅猛。四是兼并范围广。第五次兼并浪潮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范围内经济竞争加剧的结果，为了生存和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以取得竞争优势，同行业的领头企业纷纷走向联合。同时，第五次兼并浪潮的出现并没有缓和竞争。它使得世界范围内经济竞争更趋激烈，通过此次兼并，在某些产业，只剩下实力超群、为数不多的几家巨型企业，为了争夺世界市场，这些企业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竞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波音和空客的竞争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2．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调整竞争政策，放松规制和提升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国际潮流。
以微电子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兴起和市场需求的扩大改变了传统自然垄断产业的性质。竞争政策调整的另一个动向是从对反垄断的强调转向扶助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当前，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政策对垄断的认定已从结构标准转向行为标准。并且还要考察垄断行为的市场绩效，“一事一议”已经成为通行的原则，对横向兼并等过去严格限制的行为已基本放任自流。
3．网络经济的兴起，对世界各国的反垄断提出了新的挑战。
网络经济是以计算机网络业为中心以及由这个产业派生出的若干相关产业。网络产品固有的规模经济性、网络外部性(正反馈效应)、技术的市场不相容性和网络产品技术标准造成了网络产品的锁定效应和先行者优势。从而使得垄断成为网络产品市场上的一种必然而普遍的现象。在结构和行为上显然构成垄断的厂商，在绩效上却无可指责，结构、行为和绩效的脱节将政府的反垄断政策推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反垄断，意味着绩效损失；不反垄断，从道义上又说不过去。网络经济领域的垄断问题对各国政府的反垄断政策提出严峻的挑战。从1997年开始的微软垄断案，2002年最终以和解的方式解决，和解协议中，微软并没有做出多少让步。
二、我国调节外汇储备对中国产业调整的举动
2008年12月以来，计有美国、欧盟、加拿大、印度、南非、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了超过10起贸易救济措施或者法案，而以其他方式抵制中国出口的政策也屡屡出台。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出口保持增长的前景更加难测。印度提高了部分钢铁产品的关税；南共市成员试图将外部共同关税提高5％，但未获其首脑会议通过。
200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2．55万亿美元，贸易顺差为2900亿美元，吸引国外投资900亿美元。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1．95万亿美元。我国已连续15年对外贸易保持顺差，国外直接投资始终处于净流人，目前是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因此这两方面的净流入使近几年我国外汇储备数量剧增。其规模已远远超出理论界提出的外汇储备应维持在其外债总额的40％左右的水平上。摆脱“金融恐怖平衡”的枷锁，是我国政府和学术界急需破解的难题。
(一)扩大内需。加快产业调整步伐。降低对外依存度
以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降低以净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的依赖，这是减少巨额的外汇储备的根本方法。中国储蓄率高，除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外，很大的缘由是居民有许多后顾之忧而不敢消费和没有能力消费。实施扩大内需政策，政府应加大在就业、教育、养老、医疗、环保等方面的投入。使国内居民的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同时，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对以内需为主的产业政策支持力度，逐步减少对出口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依赖，尤其是限制初级原料加工出口的企业。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及资源性原料进口，从而减少国际贸易顺差，降低巨额的外汇储备。
(二)谨慎地购买美元资产，逐步加大黄金购买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购买美元资产是拥有外汇储备国家不得不的选择。美国国债因其良好的信用、稳定的收益及流动性，是各国政府首选的投资对象。但近几年美元贬值的狂潮也令各国忧心匆匆，外汇储备多样化可以在一定程度的化解风险。同时。除了购买美国国债，还可以考虑购买美国通货膨胀保值债券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行的债券等。
截止到2009年4月，中国已拥有黄金储备1054吨，在世界各国排名第五。2000年以来，中国调整过两次黄金储备，即2001年和2003年，分别从394吨调整到500吨和600吨。但目前中国的黄金储备价值约占全部外汇储备资产的1．6％，该比例远低于超过10％的全球平均水平。黄金在中国总储备的比重实际上自2003年以来一直在下降。中国黄金储备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至少应达到10％左右的国际水平。
但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漫漫，2000年5月亚洲国家签署了《清迈协议》，开辟区域货币合作新篇章。2009年3月中国已经与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阿根廷等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达6000亿人民币，与此同时，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也在香港和内地沿海城
市开展，这种“贸易结算+货币互换”的模式，是两国规避美元汇率风险，扩大双边贸易的新探索，它对中国政府加快人民币区域自由化进程，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提供帮助，为中国外汇储备摆脱美元体系的束缚提供了新途径。
三、案例分析出口退税政策对中国产业的影响
(一)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历来是国家重点的关注行业。根据商务部的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的高新技术出口商品共分为十类。在这十类中，出口的主要是计算机类、通讯技术类和电子技术类相关产品，而生物技术和航空航天技术产品的出口相对薄弱。在进口方面，也主要集中在电子技术和计算机类。可见，信息技术类商品在高新技术贸易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从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增长率看，2001年至2006年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增长率均超过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但从近期看，无论是外贸总额的增长还是高新技术产品对外贸易的增长，其增幅均有所放缓，特别是2007年，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首次出现低于总体贸易额增长的情况。这也与总体的外贸环境不容乐观有一定的关联。即使外贸环境发生如何的变化，国家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鼓励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态度始终不变。国家对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大部分都维持在17％的最高退税率。国家多次调低出口退税率。虽然使得一些生产效率低的中小企业从市场中淘汰，低端产品规模逐步减少．产业结构有所优化。国家又不得不提高其出口退税率，以缓解南于产业结构升级所导致的剩余劳动力释放所带来的就业压力。
国际直接投资的案例范文6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原因的分析，提出了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它通过向外活动来获得更高的利润，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东道国经济的发展。
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效果的原因
（一）自然地理条件因素
自然地理环境包括地形、气候、自然风光、自然资源状况、与海洋接近程度等，自然地理条件因素是最明显的因素，其优良与否，直接关系到能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我国沿海地区如广东，直接毗邻香港、澳门两个国际性自由港，尤其是毗邻香港这个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受到这些经济先进地区的辐射和传导，推动了本地区的贸易合作和技术交流，对外商直接投资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为外商直接投资节省了原材料成本及运输成本。且西部地区不仅有人文景观，其历史文化悠久而辉煌，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也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特色品牌。
（二）经济环境
经济环境是外商直接投资活动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经济环境因素的变化直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经济环境包括经济发展状况，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速度快，表明这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收入多，需求大，市场规模大，盈利机会多，因而能吸引较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进行改革开放，尤其有着众多的海港区，其有着十分便利的交通条件，加上政府政策的倾斜，使东部沿海城市的经济快速发展，这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基础设施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物质条件，其是否完备直接影响到投资效益的高低和盈利的多少。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日渐加深，外商直接投资者在评价投资环境时，必然考虑基础设施的完备情况。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运输、港口码头、能源和原材料供应、通讯信息设备、供水供电设备等。我国沿海地区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其中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我国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容易引进外资，长江三角洲位于我国东海岸线的中段，是长江入东海的出海口，临近渤海，海陆兼备，有“黄金海岸线”和“黄金水道“之称，其有众多的优良港口，其中上海港、宁波港、南京港和南通港等一起组成了我国最大的港口群，上海港更是我国最大的综合性贸易港口，因此沿海地区拥有内陆地区无法比拟的便利交通和优良港口，便于产品原材料的运输，有利于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利润的增加。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常常选择沿海地区，而我国西部地区由于经济相对落后，交通运输综合能力低，邮电、通信体系不健全，电力供应还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制约了外商直接投资。
经济政策包括外资政策，一国的外资政策直接影响到外商投资的领域、规模和效益等；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和行业是限制投资的，而对于有绝对优势的产业和行业是鼓励投资的，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其产业政策也是不断变化的。
贸易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有着一定的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会对具有相对优势的行业及产业进行一定的贸易保护政策，防止受外商投资企业的冲击，加大对外商投资国的依赖程度，从来使其投资者形成独占优势，一旦其改变投资政策或者撤资，将会对国家或地区及其相对应的产业产生巨大影响，不但制约了其发展，也会带来一系列社会不安定因素。
财税政策也直接关系到外商直接投资者的利润及其效益。如果东道国的纳税率低，财政政策宽松，这样投资者就会进行积极的投资计划。相反，如果对某些行业征收高额关税或者报复性关税，那投资者会绕道而行的。
外汇货币政策。如果东道国进行外汇管制或没有可行的货币金融政策，那么就不能为外商直接投资者提供便利的融资条件，也不能进行自由兑换，这会限制外商直接投资者投资。
贸易与国际收支状况。东道国一般欢迎进口替代型投资。经济制度及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也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常运行提供保障。
（三）政治因素
政治环境与政府的作用和行为密切联系在一起，它直接关系到外商直接投资的安全性。
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一国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由于与经济制度密不可分，因此政治体制的健全程度以及演变趋势往往直接表现在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方式以及干预和控制的程度上，从而对外商直接投资活动产生影响。
政治稳定性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有无被颠覆和的可能性，其稳定性包括政权的稳定性；政府的执政能力；反对派的状况；国内一定时期内发生政治冲突的情况；国内民族、宗教及其工会；军队警察的状况等七个方面。
政策的连续性是指一国政府政权发生换届时，该国的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仍然保持一定的连续性。
政府及公众对待外资的态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又是一个敏感的政治经济问题。公众对于不欢迎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往往会示威、抗议、罢工、游行等；政府对于反对的项目则施加更多的额外限制，如在税收政策方面。
国际地位是指该国在国际中的地位，特别是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国际政治组织中的态度
（四）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包括教育水平、社会观念和风俗习惯等。
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劳动者的素质和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在外商进行直接投资时，教育水平不仅影响劳动力的供给水平，而且影响到外商投资者的投资意识、风险意识和管理意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沿海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许多人才开始流向东部沿海城市，使得沿海城市聚集了充裕优秀的劳动力资源，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且我国本来就有着廉价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且政府又提供了非常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这样大大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使得我国东部沿海城市成为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的重要地区。而我国东西部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经济发展落后，思想观念守旧，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不完善，人们对教育的认知程度浅薄模糊，使得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在知识、技能和健康方面都十分欠缺，没有能力接受外资，虽然有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是因为受教育程度低，难以管理和培训，所以中西部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
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
（一）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实现利用外资的地区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在广东和福建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随后其他十几个沿海城市也陆续宣布对外开放，政府给予这些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在自、税收和资源配置上等优惠政策，使得这些地方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同时也造成了东西部之间的差异，这时政府开始实行西部大开发政策，使得政府政策开始向西部转移，以加快外商直接投资者在西部的投资进程。为此颁布了一系列针对西部的优惠措施，包括进一步开放金融、保险、电讯等投资领域，放宽外商设立代表机构和营业分支机构的限制，对投资于该地区的外资给予税收优惠等。这一系列政策的施行，虽然已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和东部相比较还远远不够，这就要求必须进一步加大优惠力度并认真贯彻落实，使外商在西部的投资真正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二）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经济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公共基础设施依赖程度加深，这就需要不断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高东部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水平，投资环境中经济环境是关键，基础设施是经济环境中的关键因素，基础设施无论哪方面达不到要求，都有可能影响该地区吸引外资的能力，因此要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为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准备好首要的物质条件，继续加强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
最近几年不管是东部还是中西部，交通运输方面的改善尤为突出，新建、扩建、改建了许多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动车、高铁、地铁等高科技运输工具的应用，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便利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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