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金融体系论文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金融体系论文范文1
（一）日本农村政策性金融
由于市场并不能充分满足农村经济和产业发展对金融工具和融资渠道的需求，所以政府应行使本身的职能，使金融资本可顺利进入农村经济，如通过扶持性政策或政策性资金支持弥补金融工具和融资渠道的不足。日本政府通过向农村经济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以达到对农村经济设施、农产品改良、农业新技术推广等行为进行注资的目的。日本的主要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为农林政策金融公库，其汇集了国家会计基金和国债基金等金融资本，日本政府通过其与合作性金融体系的紧密融合，实现其政府职能，建立并完善其农业金融体系。日本政府通过农林政策金融公库对农村经济提供贷款，其贷款的特征为长期、低息，时间期限分为15个等级，时间期限最长的为林业经济基础贷款，其时间为55年，最短为1年，平均期限为19年。利息基本情况下维持在固定标准，利率平均值为3．89％，贷款利率在3．5％的比例可占到60％以上。此外，日本政府还出台了一揽子计划，如农林政策金融公库的贷款如存在不能及时还款的情况时，可向政府提出减免要求，政府可酌情为其减免一定的利息，损失的部分由政府填补。
（二）日本农村合作性金融
日本农村合作金融体系有着特殊的组织结构，其基本组成为三级组织结构，三级机构分别为农、渔和森协会。农林中央金库作为其最高机构，负责监管其资金，并以信农联作为中枢机构管理单位农协的贷款和还贷，信渔联作为中枢机构管理单位渔协的贷款和还贷，单位森协只贷不收，因而不设中枢机构。日本政府于1947年颁布了《农业生产合作法》，于1948年颁布了《水产业生产合作法》，于1961年颁布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法》，并将小规模基层农协合并为大型农协，加强了其执行能力。上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为了适应农业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加强农业金融体系的金融基础，日本政府加快了地方农协的合并速度。日本的农业金融体系并不是作为独立运行的系统，其以独特的三级组织机构，并以农协为载体，以信农联为中枢机构，组成其合作金融组织机构。其这一特征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绝大多数农业合作金融体系机构。其以行政区划分为基础，建立农协系统，并在农协内建立金融融资部门和拓展融资渠道。其独特的三级机构具有自上而下的直属关系，但其在金融资金的管理上严格执行独立管理，独立运算，上级只起到指导的作用。日本几乎所有农村地区覆盖在农业合作金融体系之下，日本的农业金融体系的存款利率高于普通金融体系利率，使得50％以上的农业存款流向农业金融体系。日本的农业金融体系主要为日本农业的发展提供金融资金支持，帮助农业生产人员拓宽融资渠道，加速农业经济发展，并不以盈利为目的，其贷款利率低于其他金融机构，因而其贷款去向应严格控制其资金去向，农业金融体系部门应保证其资金总额的90％用于农业经济建设，且不需要农业生产人员进行金融担保。在1978年日本的农业合作金融体系贷款总量已与其他金融体系的贷款持平，截止到2012年7月日本的农业合作金融体系已拥有营业网点8 578家，金融资金余额881 963亿日元，农业合作金融体系贷款总量219 824亿日元。
二、金融信息制度
急剧膨胀的信息流和信息需求使得涉农企业对金融信息的管理面临更高的要求，很多发达国家的涉农企业都开始进行信息化建设。近年来，日本涉农企业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也不断扩大，有的跨行业经营，有的在全国都有子公司。据调查，日本涉农企业通过信息化管理减少了盲目性投资14％，提高判断决策正确率16％，提高业务处理准确度25％，文件简化率10％，提高内部信息畅通率22％。信息管理是涉农企业现代化管理的基础，它既可以作为涉农企业计划与决策的依据，又可以对涉农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控制和监督。
（一）涉农企业管理金融信息系统的内涵
金融信息管理系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新型学科，由人和计算机网络集成，以人为主导，利用计算机硬件、软件、网络通信设备以及其他办公设备，进行信息的收集、传输、加工、储存、更新和维护，以企业战略竞优、提高效益和效率为目的，支持企业的高层决策、中层控制、基层运作的集成化的人机系统。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由金融信息的采集、金融信息的传递、金融信息的储存、金融信息的加工、金融信息的维护和金融信息的使用五个方面组成，功能包括经营管理、资产管理、生产管理、行政管理和系统维护等。金融信息管理系统可以利用过去的金融数据预测未来，为有效管理和正确决策提供重要依据。涉农企业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内涵是在普通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基础上，结合涉农企业金融信息数据的特点，与计算机技术、数据库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等多种技术相融合，建立涉农企业的农业资源配置数据库，完成涉农企业数据分析和系统开发，为涉农企业生产与决策提供支持的系统。
（二）日本涉农企业管理金融信息系统的特点
首先，日本农业金融信息化建设的背景对涉农企业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发展给予了强大支持。其次，日本涉农企业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集成度比较高，模块之间在设计时通盘考虑，无缝联接，使得数据交换无障碍。再次，日本涉农企业金融信息管理系统设计的针对性强、涉及面广，针对日本涉农企业业务划分不同的模块，涉及生产管理、资源计划管理、物流管理、销售管理、电子商务和人力资源管理等各个方面。最后，日本涉农企业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构建有日本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可以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和大企业的资源为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发展提供条件。
三、对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构建的启示
（一）构建自下而上独立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
虽然金融体系的建立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但是日本的合作性金融体系却具有完全的独立运行权，在行政级别上不隶属于各级地方职能部门，行政法规上不受任何地方职能部门干涉，其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三级金融机构。日本合作性金融体系的这一特点，既可保证农村金融体系不受干扰可独立执行其职能，又便于提高农村金融体系的结算速度和互，可有效提高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速度。
（二）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在保证农村金融体系中合作性金融体系的独立性同时，政府也应提供必要的政策性金融支持，日本政府在农业金融体系建立的过程中，一直通过各级金融职能部门对农业金融体系提供政策性和资金支持。日本政府根据信贷补贴理论和市场竞争不完全性理论，保障其农业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持续的注入大量资金，并不断出台扶持性政策，为其现代化农业金融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以农业、农民为服务对象
农业金融体系的建设务必要以始终为农业及农业生产相关人员服务为宗旨的立场，对非农业和非农业人员进行严格限制。各职能部门要与农协紧密配合，保证所有金融资金均在农业企业或农业职能部门内运转，并保证其资金运转流通顺畅。日本政府建立了完善的规章制度和监管机构，严格控制金融资金的流向和使用人群，避免农业金融资金受趋利性影响而流入非农业用途或非农业生产部门。
（四）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
在建立有效的合作性金融体系和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有效的内外部双重监管机制是保障农业金融体系正常运行的前提保障。日本为防止金融犯罪等问题，建立起以存保制度、互助制度、信誉制度和灾补制度以防范其金融风险。
（五）出台和完善农村合作金融法律体系
金融体系论文范文2
一般而言，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标准主要有三个：可计量性、可控性、可预测的对政策目的的影响。从世界各国的货币政策实践来看，可供选择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货币供应量、信贷总量、利率、汇率、通货膨胀率等。究竟选择何者作为中介目标，除了上述的三个选择标准之外，还要受到某一时期主导性的货币金融理论、一国经济金融发展水平、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等因素的影响。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也从信贷规模转向货币供应量。然而，近年来不少国家相继放弃了货币供应量目标，转向了利率、通货膨胀等目标，进而在我国引发了货币供应量能否继续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争论。本文旨在对这些争鸣文章进行系统梳理，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理论及实证研究综述
（一）货币供应量仍可充当中介目标
我国1996年正式将M1的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同时以M0、M2作为观测目标。目前在赞成以货币供应量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学者中，主要有两种观点：
1.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货币供应量仍可充当中介目标
王松奇（2000）认为，从我国目前情况说，从货币政策到社会总支出的变动控制，其中可供选择的中间指标只有两个：一是货币供给量；二是利率。利率是否可以选作货币政策的中间指标，关键还要看它与社会总支出关系的密切程度。从实证数据看，投资的利率弹性过低，而利率对消费支出也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它与社会总支出中间关系不够密切，因此，就不能把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间指标。在目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货币供给量都是我国货币政策最合适的中间指标。
蒋瑛琨等人（2005）运用协整检验、向量自回归、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围绕国内外学者争议较多的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对中国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轨的1992年一季度至2OO4年二季度期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90年代以后，从对物价和产出最终目标的影响显著性来看，贷款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M2，M1的影响最不显著，这表明，90年代以来信贷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对物价和产出最终目标的影响稳定性来看，M1比较持久和稳定，其次是M2，最后是贷款。由于对最终目标影响稳定的中介变量更易于调控，因此就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而言，M1优于M2，M2优于贷款。现阶段以及未来一定时期内，中国仍应当以M1为中介目标，将M2作为观测目标。M1更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而取消贷款规模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合理的。
2.当前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是适合的，但需调整与完善
范从来（2004）认为，现阶段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这种局限性的克服不应该是简单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而应该根据我国经济市场化和货币化的程度调整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内涵，通过汇率制度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创造一种有利于货币供应量发挥中间目标功能的货币控制机制，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刘明志（2006）通过实证分析表明，中央银行利率调整是中央银行对物价变化所做的政策反应，但尚无实证分析结果支持中央银行利率调整或银行间市场利率变动可明显地影响物价变化或经济景气变化的结论。因此。在利率市场化尚未彻底完成、利率形成机制尚不灵活、利率变动与经济景气变化之间的直接互动关系尚未建立之前，不宜遽然放弃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而改采用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但考虑到银行间市场利率对于市场信号变化的敏感性以及日常可观测性，利率市场化彻底完成以后，利率形成机制将进一步完善，利率变动与经济景气变化之间的互动增强，利率在调节经济景气变化方面的作用将更加明显，可以考虑使用银行间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封思贤（2006）通过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IRF）、方差分解分析等经济计量方法,对我国现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正不断降低,实际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实施效果好于货币供应量。基础货币难以控制、货币乘数不稳定、货币流通速度不断下降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完善等因素是产生上述实证结论的重要原因。在我国现行的经济金融条件下,针对中介目标选择的一个可行思路是,近期宜在完善货币供应量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的基础上,继续使用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同时,必须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和配套的金融改革,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再由货币供应量转为利率。
（二）以利率为中介目标
以利率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先后经历过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适逢凯恩斯主义盛行，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采用凯恩斯主义的主张－－盯住名义利率。第二个时期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泰勒规则”的指导下，以实际利率为中介目标，如美国。“泰勒规则”认为，实际联邦基金利率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下的通货膨胀率和潜在产出增长率都对应着一个实际均衡的联邦基金利率。若货币当局以实际均衡联邦基金利率作为中介目标，便可以获得通过改变名义均衡联邦基金利率来稳定或影响产出、价格水平的最优路径。我国学者在对利率中介目标进行讨论的时候，并没有明确地区分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
李燕等人（2000）认为，由于货币总量控制有效性的基本条件不能得到满足，央行对基础货币控制能力有限，货币乘数也不稳定，因此有必要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调整：即从货币总量控制向利率调节转变。
周诚君（2002）认为，在内生货币分析框架中，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利率则是外生变量。由此，一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该是利息率而不是货币供应量。对我国而言,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而利率则具有几乎完全的外生性。因此，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转向利率调控为主的间接型货币调控模式。以正因为此，我国目前利率改革的方向不能是追求单纯的利率市场化，而应是一个多元的间接利率调控体系。
张强等人（2003）通过考察货币运行效果，发现货币供应量对经济的影响有减弱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不力。随着金融开放度的加深，货币供给越来越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反映经济动态的敏感性方面更具有优势，中央银行应根据经济金融发展程度渐进地调整中介目标。过渡期内中央银行考察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时，逐步将中介目标由数量型过渡到以利率为主的价格型指标，同时将汇率、金融资产价格作为辅助指标纳入中介目标体系。
（三）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
以通货膨胀目标作为货币政策目标规则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新西兰储备银行率先进行了通货膨胀目标的实践，其后又有加拿大、新西兰、英国等7国宣布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甚至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波兰、巴西、泰国、秘鲁、菲律宾等也开始相继采用该货币政策规则。Svensson（1999）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可以被解释为一种目标规则，以实现损失函数最小化。目标规则可以被解释为中介目标规则，在操作程序上，以一定区间的通货膨胀预测作为中介目标变量。从其表述来看，通货膨胀目标制既可以被理解为关注最终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也可以是中介目标规则。正因如此，国内主张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学者主要有两种观点：
1.货币政策目标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率，以利率、货币供应量和经济景气指数等作为监测目标
夏斌等人（2001）通过对我国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实践进行考察,认为从1996年我国正式确定M1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M0和M2为观测目标开始,货币供应量的目标值就几乎没有实现过。他们从货币传导机制角度分析了近年来货币供应量目标无效的深层原因：货币供应量本身不好控制导致我国货币供应量可控性差，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导致我国货币供应量目标效果不佳。因此，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客观上已经不合时宜，应尽快废止。尽管我国的银行拆借利率等短期利率已经基本市场化，可以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但从短期同业利率到市场利率的生成机制还付诸阙如，利率目前显然不能作为新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不仅如此，以利率、汇率或货币供应量等工具变量作为中介目标都存在一个共同缺陷，即此时货币政策的灵活性较差。一个可行的选择是放弃采用任何中介目标，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率，同时将货币供应量、利率、经济景气指数等其他重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即采取通货膨胀目标。事实上，这也正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后的共同选择。当前我国比较适宜的措施是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后，暂不宣布新的中介目标，在实际操作中模拟通货膨胀目标，努力使物价恢复并稳定在一个合理范围内（按照一般理解,指核心物价指数上涨率在1-3%内），建立一个通货膨胀目标下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
奚君羊等人（2002）认为，从1996年我国正式确定M1为货币中介目标、M0和M2为观测目标起，实际货币供应量与目标值之间始终存在很大的离差。由此可知,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在可控性上存在严重缺陷。从稳定价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来看,货币供应量目标也不能令人满意。从1998年起，M2与价格出现了明显的背离趋势，价格在M2快速增长的情况下继续呈现持续性负增长，出现通货膨胀紧缩的迹象，经济增速也是逐年下降。货币供应量目标缺乏有效性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货币供应量的计量口径可能失真；二是基础货币投放常因外汇干预或所谓的“倒逼机制”等原因而难以控制，且货币乘数不稳定；三是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尤其是1996年后M1和M2的流通速度出现了急剧下降的现象（郑超愚、陈景耀，2000）；四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现了“肠梗阻”。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严重干扰了我国的舆论判断和公众预期。因此，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把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直接钉在通货膨胀率上，同时将利率、货币供应量和经济景气指数等其他主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这应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2.将通货膨胀作为中介目标，以产出和就业缺口、货币供求、利率和汇率等作为监测指标
李扬（2002）认为，从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三个方面来看，货币供应量M1和M2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不太合适，继续按照现有模式使用它们作中介目标将有损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通过统计回归分析验证了我国实际存贷款利率对投资和通货膨胀率的作用，这说明，即便在现今我国对名义存贷款利率实行一定程度的管制的情况下，实际存贷款利率的变动对经济仍具有显著的作用。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金融管制的放松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利率－－信用的价格－－在经济中的作用就如同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一样，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理论和各国经验显示，如果采用利率充当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还不如索性直接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度”，在这种货币政策框架中，通货膨胀是中介目标，而被称为“货币状况”的一系列指标，如产出和就业缺口、货币供求、利率和汇率等将成为中央银行日常监测的指标。
（四）以产成品库存总额占消费总额的比率为中介目标
曹家和（2004）从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出发，认为货币政策的效应存在非对称性，即货币供给量在通货膨胀时期能够灵敏地反映出社会总需求的宽松度，并且能够有效地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但在紧缩时期则对社会总需求的宽松度缺乏灵敏性，因而并不适合继续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由于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性，客观上要求央行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领先指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对目前国内学者提出的中介目标的利弊进行分析之后提出，在紧缩时期，央行可以使用产成品库存总额占消费总额的比率作为执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供大于求的经济中，当社会总需求增加时，产成品库存总额呈下降的趋势，而当社会总需求减少时，产成品库存总额则出现上升的趋势。既然治理紧缩的关键是增加内需，使社会供求趋于均衡，那么，能够准确反映内需变动状况的产成品库存总额占消费总额的比率，因其能够灵敏地指示货币供给量对总需求的实际影响，因而可以作为央行执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首选指标。
（五）同时采用多个金融变量作为中介目标
张俊伟（2003）认为，货币量指标的有效性下降，“盯住通货膨胀”应当是好的选择。但“盯住通货膨胀”要以央行具有高超的经济运行预测能力和高度的政策独立性，以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乃至产业政策之间密切配合为前提。所以，“盯住通货膨胀”在目前的中国还不具备现实性，它只能是远期目标和努力方向。当前，可行的选择应当是在进一步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强化央行独立性（如自主调节利率等）的同时，淡化对货币量指标的关注，转向综合利用多种金融变量所提供的信息来指导货币政策的操作，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宣称的那样，考虑用利率取代货币供应量充当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方齐云等人（2002）认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问题,是货币当局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理论基础。在区分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外生性的框架下,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角度对我国货币供给的性质进行了实证分析,论证了现阶段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为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控制实践所表现出的无效性提供了一个解释，并为我国现阶段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提供了一种思路：面对我国现阶段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下货币供应量指标已无法实现中介目标的功能的现状,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应该在逐步弱化货币供应量目标的同时,积极引进利率等监测目标,并提高对价格指数（CPI）的关注程度,直至最终盯住通货膨胀率目标。
二、一个评论性总结
目前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研究远没有形成一致性的意见，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综观既有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一）从理论上说，可计量性、可控性、可预测的对政策目的的影响这三个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标准十分明确，且易于理解。然而不幸的是，我们依据这三个标准却很难判断某个金融变量是否比另一变量更适合充当中介目标。如FredericS.Mishkin曾考察过货币总量与利率，发现作为中间目标，是利率优于货币总量还是正好相反，我们在每一个标准上都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因此，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更多地是受到某一时期主导性的货币金融理论、一国经济金融发展水平、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等因素的影响。
金融体系论文范文3
1981年我国批准设立了第一家外资银行——南洋商业银行深圳分行，自此外资银行开始以不同的策略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入世”后其进入速度进一步加快。截至2001年底，在华开设的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只有190家，“入世”后的5年间就增加了122家。然而，从全国范围来看，外资银行这种通过增设分支机构扩张业务规模的方式，不管是从资产规模和存贷款市场份额，还是从盈利水平等来看，所取得的效果都不尽如人意。“入世”后7年间以四大银行为代表的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增长将近两倍，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均增长了三倍有余，外资银行的资产总额增长速度略快于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
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后，中国就成为全球为数不多的高成长市场，而金融业市场的增长速度更要快于宏观经济的增长速度，为了分享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成果，外资银行势必会加速进入中国金融市场。而与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相比，外资银行更主要的方式则是通过入股中资银行或与中资银行结成战略联盟的方式来打入中国市场。2005年，中国银行业股改进入，国有银行的股权出售一浪高过一浪。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建设银行约用15%左右的股权换来了4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中国银行则将用10%的股权换来3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工行用10%左右的股权换来3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
在持股比例上，多家外资金融机构持股比例接近了银监会规定的20%的上限，如汇丰银行持有交通银行19.9%的股份，渣打银行持有渤海银行19.99%的股份，荷兰国际集团持有北京银行19.9%的股份，澳洲联邦银行持有杭州市商业银行19.9%的股份等。从国内银行来看，也有多家外资机构合计持股比例接近银监会25%的上限，如兴业银行被三家外资金融机构合计持股达到24.98%，西安市商业银行被两家外资机构合计持股达到24.9%，北京银行被两家外资机构合计持股达到24.9%，南京银行被两家外资机构合计持股达到24.2%等。通过参股中资银行，外资银行可以迅速解决分支网络布点太少、客户基础不足的缺陷花旗银行竞购财务状况不佳的广东发展银行，看重的主要就是广发的全国性金融业务牌照和其500多家分支机构。
二、外资大举进入对我国金融安全造成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外资通过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抢夺我国银行业高端市场，同时通过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中国银行业资产以解决分支网点少等缺陷，并且跨过了银行行政监管部门对外资银行业的特许权牌照监管等短期内难以逾越的障碍，一方面可以获得股价折价发行所带来的益处；另一方面还可以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润分红，可谓是一举两得的聪明之举。
但是，外资银行业进入中国市场其目的似乎不限于此。美国国会更于2007年9月通过决议，要求中国政府取消对外资入股中国银行的控股比例限制，以打开中国的金融市场。这里暂且不论美国有何权力对别国的国内事务指手画脚，单从动机来看，美国出台这项决议就表明了美国控股中国银行业进而控制中国经济的迫切要求。
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顷刻间将整个亚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拖入到危险的边缘，使得亚洲四小龙的经济神话成为过去，东南亚国家三十年积累的财富大幅缩水。金融动荡一直蔓延到日本、俄罗斯等国家，许多国家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印尼、马来西亚均发生骚乱和政府动荡，各国金融体系面临了不同程度的重组和整顿。这是国际炒家们成功地进行的一次对别国的“剪羊毛”行动，使亚洲国家几十年的发展成果顷刻间被洗劫一空。金融危机虽然说与其产生危机国家在缺乏有效监管同时过早实行自由汇率制度等自身经济的种种缺陷有关，但是国际游资的主观恶意炒作却是其更直接的原因。同样的，中国银行业在没有建立起一个成熟的经营模式成功抵御外部冲击时过早地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势必会引起金融系统的动荡，进而引起整个中国经济的动荡。从世界经济发展史可以看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银行家们有很大的动机通过政治施压等手段，敲开中国金融门户，进而实行其一系列的“剪羊毛”的手段，来掠夺中国经济建设成果。另一方面，金融系统被外资控制，势必会削弱中国中央银行进行金融调控的力度，进而使中国经济间接处在外国资本的控制之下。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监管体系和管理机制还很不完善，抵抗外来金融风险的能力还很弱。在这种情况下，在金融领域大规模招商引资，容易造成中国经济控制权的丧失，危及国家金融安全。倘若我国的金融业一旦掌控在外资之手，外资会利用金融资本渗透、控制国内产业资本，相互融合，形成垄断一切的金融资本。届时，国内企业的一举一动都处在国际竞争对手的监控之下；而且外资机构还会将其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金融风险通过关联交易和衍生工具转嫁到其控股的中国企业之中，从而转移风险，收获利润，控制我国的经济命脉，逼使我国成为其附庸。所以，我们不能不提高警惕，对中国金融开放步伐要慎之又慎，在没有把握时宁可慢一些，也不能犯急功近利的危险，使中国经济付出惨重代价。
三、我国银行业应采取的政策措施
1.减缓金融机构上市步伐，并对现有上市银行机构进行制度监管与控制
中国政府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的初衷是为了引入国外银行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中资银行服务水平。但是，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意图却是分享中国银行业的垄断利润进而控制中国经济，这从外资机构入股中资银行后的作为可以看出。除个别中资银行之外，很多参股的外资金融机构并没有向中资银行派驻董事和管理人员，与中资银行在业务方面开展的合作也很少。即使在那些外资金融机构持有股份比例较高、有外资董事和管理人员的中资银行里面，中资银行的收入结构在近几年来也基本没有变化，其利润来源仍然是主要依靠利差收入，由此可以看出，中资银行服务水平改善程度也十分有限。
通过引入外国资金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经验、提高我国金融业服务水平，看来只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的做法。而我们在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却给了西方国家进一步控制我国经济的工具手段。所以，我国当务之急是减缓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步伐，对现有的上市商业银行进行治理整顿，出台相应的管理措施，以减小其中外国金融资本所可能会起到的破坏作用。
2.努力提高中资银行服务水平，提高中间业务收入比例
当前中资银行中间业务发展水平与外资银行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不仅在规模、占比、发展水平等经营指标方面落后，而且在经营管理手段、产品创新机制和优良的金融服务水平等方面的差距更大。据了解，目前中资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一般在10%以内，平均为7%～8%，而目前在华外资银行中间业务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一般在50%左右。所以，面对外资银行在中间业务方面的竞争，中资银行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尽快迎头赶上，切不可忽视或拖延。要真正认识到发展中间业务是今后中资银行提高盈利水平改善客户结构、增强银行核心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要认识到中间业务具有表外性、服务性风险小、成本低、利润高等特点，要努力改变中间业务品种单一、创新不足的现象；要以市场为导向，突破传统业务的经营范围和模式，充分挖掘市场潜力，研究市场消费心理，分析市场发展趋势，积极研发新的中间业务产品。在学习和引进外资银行的全新的投资理念、成熟的财富管理工具以及丰富的操作经验的基础上，要把发展中间业务的重点放在信用卡、个人高端客户理财、住房抵押贷款、网上银行、衍生品、电话银行、咨询顾问、资产管理、第三方合作等方面；还要加强中资银行与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的合作，大力发展投资银行、国际保理、国内保理、国内信用证、保函等高附加值的业务以及财务咨询、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托管。
另外，银行监管部门要加强对中间业务管理，加强监管的主动性，把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开展与加强监管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强统筹研究，减少无序竞争，鼓励和支持中资银行开展中间业务，引导中资银行的中间业务良性发展，逐步探索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发展中间业务的观念、方法和途径，努力打造出一批属于自己的特色品牌和形象。
3.加快银行业对内开放步伐
在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十分迅速的同时，对外开放却十分迟缓，至今没有获得突破性进展。目前出现的四大银行之外的银行，虽有民营股份，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或者是国有控股，或者行长的任命还是官方行为。因此，在我国金融改革中，要正确处理好国有商业银行与民营银行的合作关系。一是要正确认识国有商业银行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国有商业银行是金融体系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社会稳定、人民富裕的基本条件和关键枢纽，更是国家宏观调控、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保证；二是国有商业银行要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运行效率的内控机制，优化配置金融资源，提高金融资产质量，建立中国特色的、与国际惯例接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商业银行制度；三是要坚持建立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依托，其余金融机构为补充的金融体系。在金融改革中，我们主张不能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性质，但对其他金融机构允许民营化经营，做到稳步发展多种所有制的中小金融企业，形成理性竞争环境。应该说，银行业的对内开放，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目前需要的是转变观念、尽快推动的决心。而外资银行的全面进入，使得国内发展民营银行的问题变得更加刻不容缓，启动越晚，民营银行就会在制度约束之外，面临更多的市场环境约束，从而更难获得改革成效。
金融体系论文范文4
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28.7%，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这一年，美国则刚刚渡过了荒蛮战乱的时代，百废待兴。而在此前3年的一天，也就是1817年2月25日，在纽约曼哈顿岛南端的一个经纪人办公室里，28名经纪人齐聚一堂，成立了纽约股票交易委员会，这就是纽约交易所的前身。
短短的80年，沧海桑田，攻守轮回，令今天的人们唏嘘不已。在中国，十九世纪早期的清朝，虽然国力仍然强盛，但闭关锁国的国策，加之腐朽落后的体制，已使其走向衰败成为必然。而当人们走近历史的深处，会不无惊讶地发现，1817年那个似乎毫不起眼的纽约的股票交易委员会，竟然是一粒光明的火种。今天，当我们来探究美国经济起飞背后的驱动力时，没有人能够否认，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市场以及其他的体制创新，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今天全球各个资本市场和金融中心的博弈背后是大国的博弈，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市场的博弈对大国博弈的结果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当历史翻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残酷的一页，进入到现代经济竞争的时代，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美国资本市场在美国经济的又一轮起飞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战以后，美国经济在旺盛的民用需求的推动下，迅速发展了二三十年。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因为民用需求趋于饱和而进入了滞胀阶段。无独有偶，欧洲、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但是，随后硅谷一轮又一轮的高科技浪潮，使得美国走出了滞胀困境。而欧洲和日本等国今天还未能走出低增长的困境。在这一切的背后，华尔街功不可没。
令全世界最为瞩目的是，在过去的30年中，从计算机、半导体、生物制药、网络、纳米等所有的高科技产业无一不从美国兴起，并引领美国经济实现了成功转型。而欧洲和日本在高科技领域只能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依靠模仿拼命追赶。在新经济的潮流中，这些国家被美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是美国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形成的强大的发现和推动机制。欧洲银行协会主席、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沃特在访华时指出：“从全球经济发展的潮流来看，世界正在逐步走向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方面，欧洲已经落后。中国不要学习欧洲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而要尽快学习资本市场的模式。”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欧洲在高新技术方面落后于美国并非由于欧洲科技水平低下，而是由于欧洲在风险投资方面落后于美国10年。”
所以，今天美国经济的强大，并不在于它的GDP总值位居世界第一，或它在高科技产业的一些领域独占鳌头，更为重要的是它的资本市场，以及资本市场所带来的强大的发现筛选机制和资源调配能力。
2、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金融问题分析
今天的中国经济，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人均GDP和美国相比仍然只是很小一部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成熟的、良性的资本市场是促使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实现生态平衡的关键；同时，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和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也决定了一个国家资源配置的效率，决定一国经济发展的“加速度”。历史给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提供的深刻启示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并追赶发达国家的大国来说，资本市场的建设是一个基本国策，必须放在一个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看待。我们需要把眼光放得更远，需要全面思考大国崛起之金融市场发展战略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对市场的问题我们就有可能看得更清楚。
第一个问题：一个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必将伴随着大国崛起而崛起，并必将为大国的崛起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资金血液。2007年A股市场已经恢复了融资功能，尽管融资额创了历史新高，高于过去几大牛市顶部年度融资额之和，但目前它还仍只是“恢复”阶段。这个市场还没有健康、强大到“必将为大国的崛起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资金血液”那种程度。
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远，放到2020年中国进入小康社会的长远发展目标上来看，那么我们就会看得更为清楚：大国的崛起，必将需要一个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做支撑；同时，一个健康、强大的金融市场的崛起，特别是一个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的崛起，必将为大国的崛起插上一双闪亮的翅膀。如果没有强大的金融市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将要延滞许久。
第二个问题：关于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健全发展问题。主要是创业板和风险投资、三板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债券市场、股指期货、外汇市场。此外，还有银行、保险、投行、利率市场、楼市，等等。这些实际上已经构成或即将构成中国金融市场的体系。
我们可以判断，多层次、立体化的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健全发展问题，将是今后十几年中国金融工作需要完成的战略任务，它们也将是中国政府建立强大的金融市场的努力方向。这是一项基础工作。正如我们前面所言，多层次金融体系的建立，必将在促进中国崛起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而国家的崛起，也必将需要强大的金融市场做支撑。那么对投资人来说，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建立，将为我们提供更加丰富的投资品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老百姓投资品种和投资渠道过于单一的问题。对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的投资机会，也意味着在将来的投资领域会有更多元的投资风格出现。
中国金融市场的核心问题，将会面临较大的转变。我们认为，它将转变为在楼市、股市、银行、汇市、债券市场、利率市场、期货市场上寻找新的平衡点的问题。多层次的市场，多元化的风格，哪一方面的市场失衡，都有可能带来整个金融系统的巨大风险。因此，这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金融问题的根本，谁抓住了这个根本，谁“号准了脉”，谁就可以洞察中国金融问题的走向。
金融体系论文范文5
关键词：银行体系；银行风险； 金融监管；多元化；独立性
1.银行风险
银行风险体现在：银行与贷款者、储户之间存在着契约。但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银行与贷款企业两边契约的“硬度”不一样。贷款企业，例如国有企业，贷款后国有企业还不出钱来而使银行一筹莫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银行把许多企业经营风险集中到自己身上。
银行主要面临以下几种风险：
(1)信用风险(2)市场风险(3)利率风险(4)流动性风险(6)法律风险(7)声誉风险
银行发放贷款信贷就面临着风险。从理论上讲绝对避免坏账是不可能的，在正常情况下，银行会用自身的利润来冲销坏账损失，资金流通链要靠银行资金流动性。信息不对称存在着另一方面的问题，储户会在得知银行资金流通出现问题时大量提款，导致银行体系资金流通紊乱，影响金融机构的运营，引发金融风暴和社会风暴。由于存在金融市场失灵的可能，金融机构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非常复杂，一家金融机构出现的危机会牵连到其他金融机构，而且会损害公众对整个金融体制银行业务的本质决定了它需要承担各种类型的风险，因此了解这些风险并确保银行能妥善地计量和管理风险是银行监管的重头戏。
2.金融监管的目的
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的主要目的在于：
(1)维持金融业健康运行的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银行业的风险，保障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促进银行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2)确保公平而有效地发放贷款的需要。
(3)在一定程度上确保金融服务达到一定水平从而提高社会福利也可以保证实现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的传导机制。
(5)中央银行通过货币储备和资产分配来向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传递货币政策。
(6)金融监管可以提供交易账户，向金融市场传递违约风险信息。
金融监管可以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问题从而提高社会福利。因此，为了保护民众的利益一定要对金融机构实行比其他企业更为严格的监督管理。
3.及时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
及时关闭那些资不抵债的银行是保证金融体制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主要理由如下：
(1)银行是一种特殊的企业。银行危机具有一般企业危机所不具有的蔓延性或传染性。某一家银行发生信用危机，出现挤兑，储蓄者会同时怀疑其他银行的信誉，会导致整个商业银行体系崩溃，造成整个金融体制混乱。
(2)商业银行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的货币供给。大量资不抵债银行的存在是货币流通体系的一大隐患，一旦商业银行信用危机蔓延，部分准备金制度下的倍数放大效应将使得大量货币突然退出流通，甚至可能引发经济萧条。
(3)向现有银行发出信号：政府把商业银行作为企业对待，从而可以有效避免由于政府隐性补贴导致的呆坏账进一步积累，有利于银行改进经营管理，提高效率。
(4)只有及时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才能维系储蓄者对整个银行系统的信心。
银行的自有资本代表了银行股东的金融权益。它可以用来缓冲可能出现的损失。应当以现有风险为基础来计算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的经营必然会遭遇到各种风险。如果发放的贷款不能收回，那么就难免出现资产损失。银行应当用日常的收益进行抵付。如果日常收益还不能支付资产损失，那么就必须动用银行自有资产。如果银行的损失超过了自有资本总量，那么就会损害存款人的利益。银行出现资不抵债的状况会导致整个银行系统的经营状况。
要保证金融体制改革作的透明度，要求金融机构能够按照统一的会计准则，向监管当局报告真实数据。我国中央银行的知情权、金融机构报表的质量、统计制度等方面都有待于改善和加强。为加强金融管力度，就一定要对违规行为惩罚措施。金融行业不仅需要准入准则，更需要退出准则。如果银行违反规则就要有人来出示黄牌警告，直到出示红牌，把违章的金融机构及时处罚。在金融监管体系中，负责出示黄牌的应当是信息非常灵通的民营的存款审计公司和存款保险公司，而最后出示红牌的应当是中央银行。若要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处理那些经营不当的银行必须要及时、果断。一旦银行资不抵债，立即清理出场。
4.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多元化
金融监管的要害是信息的真实性。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央银行一直在强调真实性监管。我国必须改进现有的法定监管主体的权责制度，塑造真正具有独立和自主执法权的监管主体，防止地方政府及其他部门的干预。因为金融监管是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也是很复杂的工作，如果不是独立性很强的专门机构，就很难有效地承担和进行这种工作。
金融监管涉及社会各方面利益，如果监管机构没有独立性，其监管过程和目标易受各种利益集团的干扰，那就很难做到公正、公平。
金融监管机构是政府系列或政府授权的机构，如果它不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其监管行为及其目标就难以摆脱政治上的干预和压力而单纯化，其监管对象即金融机构也很难按商业化原则经营。
金融监管体系必须多元化。只有金融监管多元化才能够防范在金融监管领域出现行贿、受贿，从而保证金融信息的真实性。
建立强制的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应当明确规定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等级。建立多头分立、互相监督的金融监管机构。由此可见，多元化监管是取得准确信息、维护金融秩序的必要条件。
5.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上的主要问题
我国金融监管的主要毛病有：监管方式单一，监管部门缺乏独立性，缺乏监管的激励机制，由于缺乏有效的处罚手段，监管力度不够。
第一，目前，商业银行的监管职能主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尽管负责监管的人数不少，各种监管制度和规定的条文也很清楚，但是，由于监管渠道单一必然带来信息不畅通的弊病，监管效果并不理想。
第二，中国人民银行不仅承担着金融监管的任务还负责执行货币政策。在中央银行的宗旨上把促进经济发展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央银行的多重目标常常相互冲突，货币政策目标与监管目标相混淆。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中央银行监管部门受到各级政府的干预，在多重目标中举措不定，缺乏独立执行监管政策的条件。
金融体系论文范文6
内容摘要：方法论是一门学科研究的逻辑起点。本文对我国金融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作了一些探析，在金融学是经济学一个分支的范畴内，从分析经济学的科学性入手，探讨了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阐释了金融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的关系，并认为我国金融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方向将是建立更加坚固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向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发展。
关键词：金融学 经济学 方法论 科学
我国金融学研究正在从货币金融理论发展到现代金融学的新阶段。目前，在金融领域普遍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理论创新上，对金融研究中的方法论范式研究尚显不足，而金融研究方法论的范式转换与理论创新是密切相关的。故本文尝试对我国金融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一些探析。
一直以来，金融学被认为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一直是一门属于经济学类的学科。更具体地来看我国，在学科划分上，金融学被归入了经济学类中的应用经济学。既然金融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那么金融学研究的方法从本质上讲也应该是经济学的方法论了；当我国的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发展时，也就必然要求我国的金融学向现代金融学发展。从本质讲，对金融学研究方法论问题的探讨就是对经济学研究方法论问题的探讨。
经济学的科学属性
对经济学内涵的理解，直接决定了经济学研究的边界。我国学术界曾对经济学是不是科学这一命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而且这种争论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最终统一的答案。科学一般概念是对现象规律性的系统解释。从这个角度说本文认为，判断经济学是否是科学的核心标准，在于经济学对经验世界（或者说现实社会）的解释力是否足够强大，如同数学、物理学对经验世界的解释能力一样，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探讨经济学理论是否有国界。如果经济学如同自然科学一样，在不同制度下的社会环境里同样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的时候，那么经济学就是科学了，否则就还只是一门学科。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了经济学理论是没有国界的，而存在不同的是约束条件即社会制度环境、文化、政治和民族等方面的差异。从边际革命那天起，经济学就逐渐发展成为了一门科学。
（一）经济问题和经济学问题的差异
经济学科学化的过程就是对经济学问题研究采取技术化手段的过程，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把经济问题和经济学问题混为一谈了。经济问题是现实中涉及经济现象的所有问题，而经济学问题则是可以用经济学去解释的问题。正如，当我们讨论婚姻的法律效力确立的时候，婚姻是个法律问题而没有成为一个经济问题，但我们把婚姻的法律效力确立看成是一个契约过程时，此时它已经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了；而当我们谈论农民工待遇过低是否公平问题时，我们是在谈论这一社会经济现象，但它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研究的边界，因为在这里我们已经引入了价值判断，而当涉及价值判断问题时，经济学家们就应该住嘴了。这还是因为经济学的研究是有边界的。
（二）经济学问题研究的技术手段
什么是科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在很长时间内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我们回顾科学发展的历程就可以明白，在人类社会目前的发展水平下，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在经济学发展的早期，人们所研究的经济学问题还相对较为简单时，人们普遍使用形式逻辑的研究方法；而当人类社会日趋复杂化而形式逻辑不能满足经济学研究需要的时候，数理逻辑就取代了形式逻辑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法，经济学研究走了一条被很多人称为“数量化的道路”。从对学科发展的历程来看，这无疑是经济学的进步。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这种技术手段的使用，使得经济学的研究逐渐开始规范，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发生转变。经济学理论模型对经验世界进行了简化，经济学家们利用技术手段构造了一个理想中无摩擦的经济学世界，并且以这个“无摩擦的世界”作为比较基准去解释经验世界（张树民，2006）。
（三）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
由于经济学讨论的关键问题是稀缺性资源的如何配置，因而经济学关注的焦点在于效率，这就要求经济学家们在进行经济学分析时不加入价值判断，因而在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分析中不包含着价值判断的内容。正义与公平这些含有价值观取向的内容，不属于经济学研究的范畴，而应被归入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人们发现经济学对现实世界有着极为强大的解释力。于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逐渐扩大到其它社会学科的分析中去，产生了制度经济学、法经济学、经济伦理学等交叉学科，这些新学科分析的基本框架依然是建立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之上的。有人把经济学研究范围扩大的现象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其实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说明了经济学科学属性的结果。一门学科之所以能成其为科学，就是在其对经验世界具有普遍的解释能力，只能局限于解释一定范围内世界的学科是不能成为科学的。
金融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的关系
总的来说，金融学理论发展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那么金融学研究的基础也就是经济学研究。尽管迄今为止的金融学科相对于经济学学科而言并不完整，这种不完整不仅表现为金融学的假设前提、范畴、理论或研究的方法论均有待于完善和发展，还表现为金融学科边界界定的不完整。但是，金融理论使用了对于所有现代经济理论都很关键的基本假设，金融学的范畴亦是以经济学的范畴为基础，其研究的方法论依然根植于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之中。经济理论及其某一分支的发展影响和拓展着金融理论，反之亦然（冯用富，1998）。正是随着经济学日渐科学化，金融学的发展也逐渐沿着科学的道路发展，金融学研究的边界逐渐清晰，也逐渐拓展。
（一）金融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现代经济学是已经被定义为最优地利用稀缺资源的研究，即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的研究。被最大化的对象以及施加在选择上的约束，从一个背景变化到另一个背景：家庭的消费和劳动的供给，企业的生产和政府的政策。但是，所有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问题有一个共同的数学结构，这一数学结构又反过来为分析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经济学直觉（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2006）。
Zvi•Bodie和 Robert•C•Merton 在他们合著的《Finance》一书中认为“金融学是一门研究人们在不确定环境下如何进行资源跨期配置的学科”，这一金融学的概念与经济学含义已经十分接近了。这一金融学的定义可以解读为，金融学其实就是以金融领域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纵观现代金融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一个针对不确定环境的研究体系，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如何为资产定价，而在其发展过程中，现代金融实现了从单期到跨期、从个体决策到市场动态一般均衡的拓展，形成了独特的无套利分析方法，从而得以初步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这一学科的两个基本要素是时间（跨期）和风险（不确定性），其目标则是通过确定合理的资产价格获得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市场均衡。因此，Bodie和Merton所说的“金融学是一门研究人们在不确定环境下如何进行资源跨期配置的学科”，的确是对现代金融学的一个准确描述。
现代金融学的发展越来越强调微观经济学基础，这是金融学逐渐发展成一门科学的表现。有学者把金融学理论与经济学理论相融和的趋势看成是金融经济学的形成。金融学探寻微观基础可以理解为金融学家对整个现代金融学科体系统一理论基础进行归纳和总结的一种尝试和努力，可以说正是对金融学的微观经济学化，使得现代金融学初具系统性和完整性。从总体研究框架来看，现代金融学是从个体效用最大化出发，试图通过对个人和企业的最优化投资、融资行为以及资本市场的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分析，去考察跨期资源配置的一般制度安排方法和相应的效率问题，这一研究体系显然和微观经济学已经相当近似了。
（二）金融学研究主要的方法
在什么是金融学的主要分析方法问题上，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无套利分析是金融学的主要分析方法，以此认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金融学的分析方法存在重大的差异。无可置疑，无套利分析是金融学的主要分析方法，但无套利分析背后的基础相对价格分析也是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之一。在众多的金融学理论模型中，主要包括两种分析方法：其一是均衡分析方法，如典型的跨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CAPM）等；其二则是无套利分析方法，其经典运用包括APT理论和期权定价理论等。
从金融均衡分析法来看，它就是经济学中的供求均衡分析在金融学中的运用，金融均衡分析法与经济学均衡分析在本质上是同一种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首先，均衡分析法的整体研究思路是从市场投资主体的效用最大化出发，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获得均衡状态的资产价格，该价格是最终的输出变量，这和经济学中消费者理论的演绎过程相当接近。其次，它们都属于均衡分析方法，更进一步说都属于绝对定价法。它们的核心都在于理解和度量那些导致金融资产（商品）价格变化的各种经济因素，用以解释资产价格的形成和变化过程。第三，金融学均衡分析和经济学供求分析的理论演绎过程，都比较侧重于问题的纯理性描述，往往形成一个理想状态下的均衡价格，其缺陷在于常常和市场相去甚远而难以实际运用，但在描述资产价格形成和变化的整体影响因素方面却往往具有更大的一般性，因此都被较多地看做一个分析资产定价问题的理论框架。
从无套利分析法来看，其基本思路其实非常简单，研究者唯一需要确定的是当市场中其它资产价格给定的时候，某种资产的价格是多少才使得市场中不存在套利机会。很明显，无套利分析法的诸多方面都是与金融学研究对象的基本特点相吻合的，既然数量―价格机制不存在，无法从均衡数量推导出最优价格参数，无套利分析方法就不再考虑价格运动后面的数量变化，而是将市场价格作为输入变量；既然金融产品之间具有高度的可替代性，投资者随时可以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切换，他们关心的只是各种金融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水平，无套利分析方法就以“相对定价”为核心，寻求各种近似替代品价格之间的合理联系，通过对“无套利”目标的追求确定合理的市场价格。通过对无套利分析法的基本思路分析，可以发现其实质和核心是经济学中相对价格的分析方法，只不过这里是对资产这一商品定价而已。
我国金融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科学化方向
现代金融学在研究方法上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金融学在大量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后，其研究范式正在走向规范。实际上，金融学研究方法已经和正在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在那些涉及到时间和不确定性等领域，经济学的发展为金融学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更加科学的分析工具。 在现代金融学已经向纵深发展的今天，凭借传统式的简单直觉进行研究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需要运用更加精密复杂的数学工具帮助我们在更高的层次上将直觉转化为理论和模型。诚然也承认思想的重要性，但是更要明白的是，思想的正确性要靠科学的方法来证明。这也正是数学技术在现代金融学中大量运用的原因。可以这样说，随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逐渐科学化，作为经济学分支的金融学，我国金融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方向将是建立更加坚固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向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发展。
参考文献：
1.冯用富.金融理论的经济学基础.金融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张树民.中级微观经济学教程[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3.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经济理论中的最优化方法[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邵宇编著.微观金融学及其数学基础[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5.郑振龙，陈蓉.金融学和经济学的相关关系探讨[J].经济学动态，2005（2）
6.Bodie,Z.,and Robert C.Merton, Finance. London:Pearson Education Inc,2000
作者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