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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范文1
多种因素引发本次金融市场动荡
这次金融动荡的诱因是，美联储在与市场的沟通方面出现失误，导致其信誉受损，市场信心受到严重打击。4月27日，伯南克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表示联储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刻选择暂停加息；此后他却又在接受CNBC采访的时候传递出6月份可能还是要加息的讯息；在5月10日联储例会的会后声明中，他继续比较强硬地表示今后仍将执行紧缩政策。市场对此一片哗然。因为相对于对抗通胀的态度不明朗，市场更不能容忍的是决策者出尔反尔、给予市场错误信号，而且使市场感觉联储对于能否控制通胀并保持经济增长缺乏信心。对联储的不信任转化成了市场信心的崩盘。
联储信誉事件有一定偶然性，但市场对经济和通胀前景的疑虑并非偶然，这是引发市场暴跌的深层次原因。美国经济经历了三年的扩张，2006年第一季度增长仍高达5．3％，但进入第二季度后出现了较明显的增长趋缓的势头。首先，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高涨对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威胁一直如影随形。根据“拇指原理”，石油价格每上涨10美元，世界经济增长率就将减少0．4％左右，市场担心这种冲击会以某种方式突然爆发出来，5月份能源和原材料价格达到周期性顶峰加剧了这种忧虑。其次，美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冷却，这将对美国的消费者支出造成重大影响。据美联储的数据，2005年美国消费者从房地产升值中获得的收入达6000亿美元以上，成为推动个人消费的重要力量，而美国的消费者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度高达70％。最后，由于联储在近期传递出的各种信息都十分明确地强调通胀风险，使市场认为联储可能会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去控制通胀，最后反而可能导致滞胀。虽然这种看法略显偏激，但反映出市场的关注点，也就是说，虽然联储认为通胀是目前的头号敌人，但市场则更担心经济增长受损或出现衰退，这是市场动荡的根本原因。
此外，近几年全球流动性充裕，资金大量流入高风险资产，导致几乎所有市场都有不同程度的“泡沫”，本身也存在调整的必要。自“911事件”后，联储把利率降到1％的47年低点，加上日本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市场利率过低，资金处于非常宽松的状态。在经济前景稳定的情况下，流动性过多导致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升高，高风险的资产受到青睐。但这种状况不可能一直持续，历史经验证明，一旦市场对经济和通胀的前景产生疑问，资金就会以很快的速度流出这些市场，从而造成大幅动荡，这次也未能幸免。
我们对国际金融市场今后走势的初步判断是：首先，由于全球的经济状况还比较稳固，这次金融市场的动荡演变成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或者上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等类型的全球性危机的可能性目前来看不大。虽然美国经济明显处在增长放慢的周期中，但是日本和欧洲却处在经济复苏周期中，这对全球经济都是重要支撑。发展中国家的状况也较好，没有出现前几次危机时的经常项目赤字扩大、通胀飙升、政局动荡等问题，而且外汇储备及外债的状况都有大幅改善(图1、图2)。世界银行在其2006年全球经济展望中预测，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5．7％，仅略低于2005年的5．9％，并且正处在结构性调整和改善的过程中。正是因为基本面的支撑良好，这次市场的震荡更多的是由于信心受到打击而非实质经济受到打击造成的。
当然，目前的市场动荡发展成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并非完全不存在，关键要看全球经济是否会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尤其是美国和中国。中国的宏观调控也是本次金融市场下跌风潮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美国仍是关注焦点，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加息都是跟随美国进行的。如果美国加息过度导致经济放慢增长，不仅其溢出效应将对全球经济造成负面影响，那些跟随其加息的国家和地区也会面临加息过度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
其次，资金风险偏好的调整仍未结束，短期内动荡可能还将继续，市场流动性将有所减少，但对金融市场的长期发展是有利的。随着全球央行纷纷调升利率，流动性下降是一个确定无疑的趋势。在过去的低利率环境里，投资者热衷于低成本的杠杆交易，尤其是借入几乎为零利率的日元投资于其他市场，在去年日元相对于美元贬值的环境里这种交易尤其有吸引力。但今年随着日本央行结束了超宽松货币政策，加息即将来临，市场利率已经开始上升，而其他市场的资金也趋于紧张。
经过此轮下跌后，美国股市的市盈率已处在历史平均水平附近，标准普尔500指数市盈率实际只有14．5倍。信用利差也回归历史平均水平，穆迪Baa级长期工业债券的平均利差为180bp(1919-2006的平均水平为168bp)，并且Baa级和AAA级的利差为105bp(长期平均水平为109bp)。
固定收益市场亦面临调整，短期投资策略宣偏保守
我们认为，固定收益市场面临整体性的调整，调整的速度和幅度取决于经济状况和货币政策，而联储何时停止加息是关键。首先是美国国债市场，在加息没有停止前仍难以大幅上升。虽然有资金流入的支持，但加息的忧虑阻止了国债市场出现像前两年前那样的涨势，而且联储近期内可能仍保持紧缩的倾向。但一旦联储发出明确的暂停或停止加息的信号，国债市场就可能出现强劲反弹。其次是美国的公司债市场，由于美国经济降温，企业盈利可能下降，加之近来企业采取许多对股票投资者有利而对债券投资者不利的行动(如并购、回购股票等)，企业手中的现金已经从2004-2005年的高峰期回落，这些都是对公司债不利的因素。因此公司债利差缓慢走宽的趋势将持续，而其程度和速度更多地受美国经济走势和企业状况的影响。
房屋抵押贷款证券市场也受到压力，基准利率和国债收益率的上升本身就对这一市场不利，而目前提前偿还的速度有变慢的迹象，波动率上升，延期风险(Extensionrisk)增大，房地产市场的冷却对其信用质量也将产生影响，因此预计近期内这一市场仍承受压力。但如果联储暂停或停止加息，投资者将大量进行延长持续期的交易，对房屋抵押贷款证券将是一个利好消息。表现相对好一些的是资产抵押证券市场，因为这个市场以浮动利率产品为主，加息的影响不大。新兴市场债券总体而言受投资者热烈追捧的时期应已告一段落，收益率依然可能逐步走高。
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范文2
[关键词]资本开放 资本控制 危机可能性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资本开放问题在政策讨论中有很长历史,最早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最初观点是:贸易自由化应该循序渐进并以大量国际援助为支撑……资本账户应该在开放进程的最终阶段,当经济在其出口部门成功扩展后进行。90年代,这些观点开始面临着IMF和美国财政部的挑战,它们需要尽快开放金融账户,然而从90年代中期开始,快速开放的危害逐渐暴露,发展中国家不断爆发危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批判资本开放及自由化。然而,资本开放是否会带来经济危机?在多大程度上对其产生影响?
二、资本开放减少金融危机发生可能
一些研究表明,资本开放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资本开放会减少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它们鼓励资本开放。Stanley Fisher(1998)认为资本账户开放的好处大于潜在成本,开放资本账户可对资金内流的宏观政策施加约束。Carlos Alrteta(2001)发现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发之间正相关,但随着时间、资本账户开放的度量方法以及两者相关性的估计方法的不同而变化。资本账户开放的增长效果在高收入国家更强的说法非常脆弱,在开放资本账户前消除主要宏观经济的失衡能够增强资本账户开放的正的增长效应。Dennis P.Quinn和Maria Toyoda(2003)用Pooled时间序列、截面数据以及系统GMM估计量研究,认为资本账户开放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后的经济增长都有直接效应。Reuven Glick等(2004)通过采用配对和倾向打分的方法来消除样本选择偏差,得到的无偏估计表明资本帐户开放的国家发生货币危机的概率较低。Romain Ranciere等(2006)的实证估计表明金融开放目前对增长的直接影响超过了通过更高的危机倾向而带来的间接影响。
另外,一些研究从资本流动控制与金融危机关系角度进行,认为控制资本流动并不能避危发生,反而会阻碍一国经济发展,引发金融危机。Dellas和StockmaIl(1993)认为实行资本控制可能会使公众预期政府实行资本控制政策是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等原因引起的,导致私人部门的资本外逃,可预期的将实行的资本控制政策增加了自我实现投攻击的可能性。BaltoliIli (1997)认为政府当前的资本控制政策能暗示未来的财政状况,一个限制资本流出的政策暗示一个不好的经济财政状况,从而导致净资本流出,使得资本控制无效且造成生产扭曲。Valdes(1996)指出资本管制放纵了货币当局扩张性政策的实施,甚至在宏观基本面失衡的情况下,管制将导致外汇市场的骚动和本币贬值预期,进而爆发“自我实现”的金融危机。Jose De Gregorio 等(2000)分析了资本控制对资本流入的有效性,他们分别从资本控制对资本流入的组成、大小,实际汇率、国内利率以及金融脆弱性的影响方面分析了智利的资本控制政策对资本流入的效应。结果表明,智利的资本控制对资本流入的影响被夸大了,而且智利的资本控制增加了资金的使用成本等成本。Bordo (2001)通过分析了21个国家1880-1997年阶段以及51个国家1973-1997年阶段的数据,认为金融危机更容易发生在实行资本控制的国家。Leblang(2003)使用pmbil模型对90个国家1985年到1998年之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资本控制使货币危机更可能发生。Shigeto Kitallo(2007)认为资本控制会给政府预算带来额外的负担从而引发危机发生。资本控制下的高利率造成了国内公共债务成本,促成危机的突然发生。即使政府可以通过资本控制延迟危机的发生,福利会较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受损。
三、资本开放促进金融危机发生可能
一些研究表明,资本开放以及资本项目的不当开放,极易引发各种金融问题,严重时甚至引发危机。Hellmann,Murdock和Stiglitz(1994)从实行金融自由化的角度出发,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和条件尚不具备时资本开发会增加整个金融体系风险和银行系统的脆弱性,甚至导致危机的发生。Bhagwati(1998)也指出,亚洲金融危机是与亚各经济体放松资本账户的控制并由此引发大量国外短期资本的进入造成的。Asli (1998)对53个国家1980-1995年发生的金融危机研究后认为,国内银行体系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时,资本账户放开及实施其他金融自由化措施之后,银行容易受到外部冲击。wiliiamson和Dfabek(1999)发现,是否发生金融危机及金融危机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是否开放了资本项目。在监管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开放资本项目会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或加重其影响,尽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国内的基本面不佳。Berly和Simone Salotti(2007)利用博弈论方法分析了金融危机中国际投资者的羊群行为,认为当国际资本可以完全流动时,在某些条件下实施资本控制政策可以隔离危机从而减少危机的传染效应,可信的实施资本控制政策的威胁能够降低羊群行为发生的可能并帮助国家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Juan Luo (2007)建立了一个存在多重均衡的金融传染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的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目前的经济基本面处于存在多重均衡的薄弱区,如果受到投机攻击和流言等导致大量资本外流则极易发生危机,故应审慎开放我国的资本账户。Sebastian Edwards(2008)用国家层面数据和面板probit分析来调查贸易和金融开放间的相互作用对外部危机可能性的影响方式,还调查了现金账户、政府财政失衡、道德败坏、国际储备和汇率制度作为外部危机可能影响因素中的作用。结果表明,放松资本管制增加了一国经济突然停滞的可能性,“金融项目首先开放”战略加重了应对外部危机的脆弱程度,尤其当这一政策被盯住汇率继续和导致严重现金账户失衡时。然而,Sebastian Edwards只处理了以开放经济为目的的政策,并未涉及金融或贸易开放在全要素生产力增长中的影响。虽然实证结果显示,国际贸易较开放的国家生产力增长较快,这是否是长期影响或终将消失仍值得讨论。作者还指出未来研究的调整是发展一个统一的实证框架,考虑金融和贸易的同时影响,以及改革次序,包括对经济增长、福利和危机可能性的影响。
另外,资本流动控制角度研究认为,资本控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迟危机的发生,它们主张在一国金融机构及相关监管机制还不成熟的条件下,应谨慎开放其资本账户开放。Wyplosz(1986)等 (1987)是最早表明资本控制对于延迟危机是有效的。Park和Sachs(1987)认为存在资本控制时,私人部门在国际资本市场的交易是被限制的,资本控制减缓了经济中实际货币拥有量的调整过程,从而延迟危机的发生。llene Gfabel(2002)考察了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资本控制政策来管理资本流以减少资本流波动和转移金融危机,并针对国际资本市场上可能出现的汇率风险、资本外逃风险、脆弱性、传染以及国家风险等五种风险提出了相应的措旌。Pablo Bustelo(2004)指出以及新兴国家采用资本控制政策来避免金融危机再次发生的必要性。
四、资本开放与金融危机关系的其他观点
大量的研究表明资本账户开放在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随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变动,因此所采取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也应不断变化。V Grilli和GM Milesi-Ferretti(1995)研究了一些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对资本流动的限制,认为虽然一些国家在国内利率低的情况下用资本管制限制了资本市场的国际套利,但同时资本管制对国际借贷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Dooley(1996)认为资本控制在产生收益差、掩盖汇率风险上有效,但却不能阻止市场上不连续的投机攻击。DemiFguc-Kunt和Detragiache(1998)认为,好的制度环境,会减少危机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建议在金融自由化开始前进行制度改进,金融开放尤其是资本项目开放也应循序渐进。Guitian(1998)认为,虽然资本控制可以临时隔离经济体,减少资本流的波动,在长期却会导致市场扭曲、低效,从而损害市场的长期竞争力,从长期来看,资本控制政策是失效的。Joshua Aizenman(1999)解释了发展中国家不愿开放其资本市场的原因以及导致新兴国家改变其开放政策的条件,并考察一个单边开放的新兴国家中的资本家在何种条件下会反对金融改革。当金融危机导致国内利率上升以及本币贬值时,本国资本家会支持本国经济FDI开放,但更偏好部分改革而不是完全开放。Ronald McKinnon和Gunther Schnabl(2003)认为中国可能会因为人民币升值而引起通货紧缩,指出资本项目的放开必须在在金融自由化、银行改革和贸易自由化完成之后才能进行。Hiro Ito(2004)采用probit分析方法考察了资本账户开放和发生货币危机时生产成本的关系。他认为发生危机前加大金融开放程度可以帮助发达国家减少发生危机时的产出成本,并可以缩短危机后经济萧条的持续时间。并认为发生危机前加大金融开放程度会增加发展中国家发生危机时的产出成本,并可能延长危机后经济萧条的持续时间。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而言,制度发展而不是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在降低危机后产出损失大小方两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Sebastian Edwards(2005)使用一个广泛的多国数据集分析了资本控制与外部危机之间的关系,发现没有系统的证据表明,比起资本控制较严的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更高的国家发生危机的次数更多或者面临更大的发生危机的概率。但是,一旦一国发生了危机,资本开放力度更大的国家会面临更高的增长下降。
参考文献:
[1] Edwards, S. The Order of Liberalization of the External Secto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New Jersey,2007, December
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范文3
《资本论》视角下的经济危机理论
·普遍的相对生产过剩是经济危机的实质与特征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本现象是普遍的相对生产过剩。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蕴含着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使危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价值增殖，这就使生产具有了无限扩大的趋势，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生产自发扩大的条件下，必然导致普遍的相对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虚拟资本与信用制度加深了资本主义各种矛盾
虚拟资本是信用制度的产物。虚拟资本的积极影响主要是能扩大货币资本的积累、促进资本集中、加速资本周转。消极影响主要有使有价证券买卖成为投机的工具，造成虚假繁荣，容易引发经济危机。当普遍生产过剩危机出现后，货币信用危机就随之而来。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正是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在繁荣时期的扩大，造成了停滞时期的信用紧迫，伴随而来的就是商品跌价、银行倒闭、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等，经济危机随之进入全面的爆发。
浅谈本次美国金融危机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新自由主义者大力倡导放松对金融的监管，他们认为只要靠市场机制就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是从“次贷”危机引起的。“次贷”是美国住房贷款的一种形式，银行给予那些收入少、信用差的客户贷款，叫“次级贷款”。许多金融机构为了繁荣住房市场，争夺客户，纷纷降低次贷门槛。这样，开发商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盖的住房越来越多，购房者所需支付的货币仅靠银行贷款，而银行贷款实际上是没有真正购买力的、不能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最终由债务清偿危机导致经济危机和世界性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的启示
·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
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外贸出口已经出现衰退迹象。由于部分投资者缺乏投资信心，我国企业引进外资难度加大，引进资金、技术等受到限制。出于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担忧，部分生产企业对国际经济走势难以预料，多数企业处于观望状态，企业投资削减逐渐显现。
·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的机遇
首先，从实体经济角度看，我国没有受到金融危机太大的影响，我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将较快地提升。从战略角度考虑，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只有通过经济手段才能取得与其综合实力相适应的国际地位。因此，我国应该利用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机会，加快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并在改革过程中，增大中国的发言权。
其次，有利于我国调整产业结构。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许多中小企业来自欧美的订单大幅减少，这让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中小企业面临更严峻的威胁。在目前的危机下，中小企业必须升级技术、开拓新兴市场。
最后，有利于我国扩大内需，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要通过此次金融危机加快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刺激经济的关键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收入分配的改革。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警示
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要求政府减少管制。事实告诉我们，新自由主义行不通。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利润最大化是市场经济主体追逐的目标，盲目性生产在所难免，所以，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注意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不能放任市场自由发展。
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范文4
关键词：汇率 金融危机
一、汇率制度选择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一般认为，导致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因素主要包括：宏观经济波动，包括利率，实际汇率的非正常变动；信贷膨胀、资产价格暴跌以及资本净流入剧增；银行长期负债在期限及货币上的不匹配严重；非充分条件下的金融自由化；政府大量介入金融交易，且缺少对相关交易的控制；发展中国家会计、信息披露及法律等制度不完善；产权制度等原因使风险防范中的激励机制扭曲；汇率制度选择不当等。在汇率制度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二、汇率制度选择与金融危机成本关系的分析
金融危机会造成货币政策执行的较大困难：不仅可能歪曲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及最终政策目标之间的正常关系，还会导致货币政策当局政策立场的混乱，中央银行在对有问题银行进行救助的过程中也常常会发生金融资产损耗。同时，金融危机中银行大量倒闭、信用收缩等又可能使企业发展所需的金融支持不足，企业生产因此而萎缩，证研究表明实施固定汇率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产出成本相对浮动汇率制更高。
三、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启示
尽管固定汇率制有减少危机发生概率的优点，但是相对于钉住汇率制这种固定汇率制而言，浮动汇率制在经济金融全球化不断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具有多方面的优点：一是均衡汇率水平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 ，外汇资源配置更有效率；二是由于以市场供求来决定汇率水平，资本的流进与流出只会引起汇率水平的升降，而不会改变货币供给量，而货币政策也就有了较大的独直性；三是由于浮动汇率制下的汇率变动是连续、轻微、小幅度的变动，投机者获利甚微，因而缺乏形成预期一致的投机狂潮。
当然，浮动汇率制也存在着一个最大的基本缺陷：这就是因汇市中多重均衡的存在使得汇率出现严重高估或低估造成汇率过度波动，从而使得外汇资源难以达到最优配置。尽管如此，但浮动汇率制毕竟是依靠市场力量而运行，没有政府过高的干预成本，并且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这样一种背景下，一国经济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选择浮动汇率制是基本趋势。
问题在于：一国在经济开放与融入全球化过程中应具备什么样的前提条件才能趋避害充分发挥浮动汇率制的优势呢 ？一般而言，选择浮动汇率制应具备以下前提条件：第一是国内物价水平稳定，国内物价水平等于外国物价水平；第二是国内外利差趋于一致；第三是利率市场化；第四是健全的法规法律体系；第五是市场中的投资者基本上是较为成熟的理性投资者；第六是市场中交易工具多样化。如果一国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过程中能逐步满足这些前提条件，那么 ，选择浮动汇率制会带来更大的益处。
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与开放程度进一步加深，人民币汇率趋向浮动汇率制选择是未来的基本趋势。今后 2～3年时间内，中国还不完全具备选择浮动汇率制的基本条件。因此，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只能分两步走：第一步，现阶段实行在一定目标范围内自行浮动的目标区汇率；第二步，在目标区汇率制的基础上与人民币实行资本项目自由竞换之后，再把目标区汇率制过渡到浮动汇率制，完成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浮动汇率制选择。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只能实行在一定目标范围内自行浮动的目标区汇率是由目标区汇率制度的特点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所决定的。目标区汇率制度本身的特点是：在相互“完全信任”条件下，货币当局与市场参与者相互配合完全能够把汇率置于设定的目标区间内运动。只要政府是一个守信用的强势政府，市场参与者对货币当局所确定的公开的汇率波动区间，边界的干预具有完全信心，那么，货币当局干预与市场参与者区间作用下的互动效应将使现实汇率只会在所设定的目标区内波动。目标汇率我设计兼顾了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两种汇率制度的优点。在汇率目标区边界区内，汇率的生成主要取决于供求关系，由供求所决定的均衡汇率满足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利润最大化原则，从而使得外汇资源达到有效配置。并且，货币当局无需对边界区内汇率的运动进行干预，从而货币政策也就有了相当程度的独立性。这些都使得汇率目标区具有浮动汇率制的优点。目标区汇率设计使得货币当局能在更大程度上自主地控制汇率的运动。在汇率目标区制度设计中，货币当局不仅可以在边界干预，也可以在区内进行干预，使汇率朝着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方向移动。
因此，目标区汇率制既优于固定汇率制又在一定前提条件下优于浮动率制以及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并且目标区汇率制设计又与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渐进式路径相吻合。因为中国整体经济的改革与开放是渐进型的，那么，中国金融的改革与开放亦必然是渐进型的。在渐进式的改革与开放中，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设计也应该是渐进式的。既以现在的汇率水平为中心汇率，确定一定的波动区间然后再逐步放开，最终过渡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浮动汇率制。
参考文献：
[1]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范文5
我们很多时候谈金融危机就色变，其实金融危机早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没什么好奇怪的。美国经济体那么成熟，2008年也遭遇了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欧元区2010年也遭遇了由债务引发的金融危机。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遭遇金融危机就更为普遍了。据IMF资料，自1980年以来，该组织181个成员中有133个成员发生过金融危机，52个国家的大多数银行多次失去支付能力。
对于体量小而且开放度又很高的经济体，其出现危机主要是由于外部不可控的原因，可预测性相对较强。但对于体量较大的经济体而言，金融危机则很难预测。假若经济学家预测某一较大的经济体一定会发生金融危机，那么这一经济体的决策当局采用反危机政策往往能够化险为夷。危机的产生很多时候都是大家忽略了危机的存在，出现“信心膨胀”，自以为安全的时候，小概率事件就出现了。由于金融系统相互关联，渗透性强，一个领域出现问题将迅速传导，最后演变成系统性危机，是所谓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银行不良贷的快速攀升，很多经济学家都预测中国将出现金融危机，但随着中国政府成立4大资产管理公司，采用对不良资产进行剥离的改制方式，危机并没有出现。相反，在银行监管方面，西班牙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应该称得上是典范。在上世纪70年代，西班牙遭遇银行危机之后，一直致力于金融监管的完善，很多监管指标都是由西班牙率先提出，谁都不会料想到在这一完善的金融监管下，会由于银行的破产导致了西班牙的债危机。上个世纪末以来，西班牙人热衷房地产，房屋拥有率为82%，2004-2008年西班牙房价上涨了44%，西班牙银行的贷款主要集中于房地产，尽管有众多监管指标的约束，但由于欧元区其他经济体的债危机导致欧元区经济快速衰退，也传导到西班牙的房地产业，房产价格暴跌了50%，直接引爆众多西班牙银行的破产，看似完美的金融监管，却引来了债危机。
对中国是否会出现金融危机的担心，主要集中于银行、货币、债务、房地产和金融自由改革等领域。这些担心都不无道理，但对此既然大家都已经先知先觉，都已经意识到这些方面的风险，那么由此引起金融危机的概率就大大降低。因为决策当局应对这些危机的反危机政策完全可以做到未雨绸缪。
过去1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重化工业和制造业的推动，银行信贷的集中投放主要集中这些领域，随着经济的转型，这些领域的景气周期已经接近尾声，银行的不良贷会开始显现。与此同时，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的反周期操作，所形成的产能过剩和对地方政府项目的信贷，都随时可能会形成坏账。既然上世纪90年代银行30%多的不良率都能应对，那么未来即便银行不良率上升，采用资产证券化、资产剥离等办法，同样能应对。
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联储逐步退出QE已经是既定的事实。全球资金将面临回流美国的趋向，由此带来新兴经济体资金大面积流出所引发的货币危机将成为大概率事件。与此同时，国内劳动力价格的快速攀升，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从购买力平价来看，已经普遍反映国内商品价格已经远高于一些发达经济体，此时任何的风吹草动，确实很容易引起资金外流，引起人民币危机。但决策当局完全可以采用限制资金流出，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资本项目可自由流动的经济体。
到2013年年底，地方债务规模已经接近17.89万亿元，一些债务还是通过表外的高利息获得，而且很多债务都是通过土地进行担保。一旦房地产降温，土地交易冷清，土地价格出现下降，地方政府将面临债务偿还压力，直接引起地方还债的信用危机。但我们也应看到，政府债务本来就是政府信用，很多政府债务到期都是用新的负债去偿还以前的债务。假若真的面临偿还压力，完全可以通过中央政府加大负债来化解，而且政府债券的持有者主要是国内居民和机构。
过去十几年，房地产价格一路高歌，在老百姓的潜在思维中，房地产价格是只涨不跌。居民的财富主要都集中在房地产领域。银行的信贷也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相关的领域。但作为资产，其涨跌与大的经济周期密切相关，一旦经济增速出现下滑，房价下跌也将不可避免。但这并不意味着房价暴跌的极端情况会出现，只要银行、人民币和债务不出现危机，同时货币政策维持稳中偏松，房地产出现大幅下降而引发危机的可能性较小。
就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而言，我们也需要警惕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风险。从国际经验看，金融危机与经济全球化过程特别是金融自由化过程密切相关。由于金融自由化发展迅速，而许多发展中国家金融体制尚不健全，政府缺乏有效的调控和管制手段，在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实行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中国2011年以来加快了金融体制的改革，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快速推进，这必然会带来我们不曾预见的情况。但只要我们有充分的预期，化解并非难事。例如，2013年年中和年末的“钱荒”，今年1月份到期的“诚至金开1号”矿产信托兑付风波等。
因此，假若对所面临的问题有充分的预期，那么普遍所担心的这些问题会引爆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比较较小。但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金融系统较为脆弱，处理不当和微小的忽略，都可能引发危机。因为当前高度发达的金融系统，各领域之间相互渗透，任何一个领域出现风险，都可牵一发而动全身。从历史经验来看，爆发危机更多的是由于我们“信心膨胀”觉得没问题的地方出现了“黑天鹅”事件。这就促使我们更应该关注那些被忽略的领域出现不可预测的现象。只要避免了危机的爆发，随着改革深入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很多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在发展过程中将自然迎刃而解。
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范文6
关键词：货币错配；汇率风险；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83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08)03-0026-04
一、建立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的必要性
货币错配是指经济主体拥有的资产和承担的债务用不同的货币计值，或者其业务经营活动中收入与支付用不同的货币计价，并且没有采取任何工具或手段规避汇率风险的现象。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货币错配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转轨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分析20世纪80年代拉美的债务危机、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1世纪初巴西及俄罗斯的金融动荡均可以发现，这些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汇率急剧波动甚至货币危机，而货币错配是汇率风险产生的前提，国内出现严重的货币错配既是导致这些国家出现汇率不稳定的重要根源，也是这些国家在危机之后经济不能很快恢复起来的重要原因。在所有发生过危机的国家中，银行部门的外汇风险敞口(近似货币错配)都有显著上升，见表1。阿尔巴(1998)等人的研究表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不仅银行部门的货币错配程度在上升，在韩国、印尼和泰国，它们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外币负债也快速上升。伯恩塞德、艾克鲍姆和雷贝罗(1999)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国在危机前夕，存款货币银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非金融企业存在大规模的货币错配(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货币错配对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了增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和提高化解金融危机的成本以外，它还影响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汇率制度的选择，它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汇率制度选择上出现“浮动恐惧”，并最终被迫走上美元化道路的重要原因。从我国来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货币错配程度相当轻微，再加上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货币错配对经济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自从2000年之后，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以及FDI的不断增长，我国近年遭遇一种新型的货币错配即债权型货币错配，同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出现的债务型货币错配一样，债权型货币错配对我国宏观经济、货币政策、汇率制度改革以及金融业的稳健运行都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为此，通过构建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可以全面及时地把握我国银行体系的货币错配状况，一旦出现异常变化，相关部门可以据之迅速做出反应，将货币错配控制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之内。这对保障银行部门的安全营运和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均具有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在一国出现货币危机或者本币急剧升值时，较低的货币错配程度有助于经济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到正常水平。
二、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与金融危机预警体系的关系
货币错配风险预警系统与金融危机预警系统的目标是不同的。金融危机预警的目标是根据相关指标值的变化以及经验数据预测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为决策当局采取措施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提供决策参考。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的目标是准确测量我国商业银行货币错配的程度，为汇率政策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为监管当局了解银行系统的外汇风险并对银行危机的发生进行提前预警。正由于它们的目标不同，因而功能上也存在差异。货币错配风险预警系统主要功能在于识别和揭示银行体系中蕴含的外汇风险，它不能预测金融危机的发生，但它能为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经济重建提供十分有用的信息。与金融危机预警体系强调全面性不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仅关注银行与企业资产与负债、收入与支出的币种匹配情况，或者说只关注经济的货币层面，而金融危机预警系统不仅关注经济的货币面，而且关注经济的基本面。
卡明斯基等人通过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危机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有效的货币危机预警系统应当包括一套广泛的指标，并能获得充分的统计支持。他们认为，可以作为货币危机先行指标的变量是：国际储备下降数量、货币升值、信贷扩张、持续的通胀率、贸易账户恶化、出口表现、实际GDP增长率、货币供给增长速度的上升、广义货币与总储备的比值、财政赤字。基本上不能用于危机预测的变量是：对外债务、经常账户。而其他变量与危机的关系难以确定。从他们的研究来看，货币危机的先行指标如贸易账户恶化、出口表现以及广义货币与总储备的比值等已经考虑到了货币错配问题，换言之，货币错配指标应该是金融危机预警指标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也说明，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可以作为金融危机预警体系的重要补充。值得注意的是货币错配风险预警系统并非可有可无，因为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侧重于测量银行部门的外汇风险，为监管部门实施有效监管提供决策参考。
应该说，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是金融危机预警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国内外有关金融危机预警系统的设计来看，不同程度地考虑到了货币错配问题，其相应指标主要由外债余额、外汇储备及其同其他国民经济总量指标如GDP、进出口总额之比而构成。从这些总量指标上很难看出结构性问题尤其是银行体系货币错配的严重程度，因而是不全面的。此外，这些指标中不涉及企业货币错配情况，其实企业部门如果存在严重的货币错配，同样会给银行带来不利的影响(主要是信用风险)。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的建立可以有效地弥补金融危机预警系统存在的这些问题。
三、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的目标、功能及主要内容
建立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的目标是准确测量我国商业银行货币错配的程度，为汇率政策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并为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对银行危机进行提前预警。银行总体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的功能是，通过对整个商业银行体系货币错配的密切监控，对银行体系系统性的外汇风险提出预警，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最大限度地化解危机风险。同时，作为金融危机预警体系的一个子系统，与其他系统或指标相结合为监管当局提供金融危机预警。银行总体货币错配风险预警系统至少应包括三个模块：(1)银行货币错配测算指标模块；(2)风险预警信号模块；(3)对策反应模块。第一个模块是为了准确测量银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货币错配程度，为风险预警做准备。第二个模块主要是设计银行货币错配指标的临界值，对银行货
币错配风险程度做出判断，这些判断将是下一步采取应对措施的依据。第三个模块设计的目的是针对不同的货币错配程度，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防范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
预警系统构建的关键是银行货币错配指标的选择。笔者将结合相关货币错配指标及本国的实际情况尝试建立银行总体货币错配指标体系，期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作用。银行货币错配的测算指标应包括总量指标和结构性指标，还要包括直接货币错配指标和间接货币错配指标。具体说，指标的选取应坚持以下原则：一是相关性，即选择的指标与货币错配具有高度关联性；二是数据可得性，即指标中涉及到的数据能从一定渠道获得，最好来自国民经济统计与金融统计；三是互补性，即指标之间能相互补充，从而全面反映货币错配状况。银行货币错配测算指标体系如图1：
银行货币错配测算指标体系分两大类：
一是直接货币错配指标，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指标：(1)全部银行净外币资产总额与银行总资产之比，这一指标反映了银行资产币种结构，在债权型货币错配情况下，这一指标非常有效，比值越高说明债权型货币错配越严重；(2)外币存款占全部存款之比(即货币替代指标)，这一部分刻画国内的外币化程度，比值越大，表示债务型货币错配越严重；(3)国外负债占全部负债之比，反映国内银行承担的外债水平，比值越高，同样表明债务型货币错配越严重；(4)全部银行净外汇敞口头寸与全部银行资本金之比，反映银行承受外汇风险的能力，其比值越高，越容易出现系统性的外汇风险；(5)表外业务未抵补外汇合约总值，是针对银行表外业务快速发展而设立的一个参考指标，表外业务中涉及外汇的部分增长越快，货币错配的可能性越大，同样给银行带来的外汇风险也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