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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化的沟通范文1
关键词：辅导员；大学生;沟通；文化策略
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高校思想政治辅导员与大学生沟通过程中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障碍，对建立融洽互信的师生关系造成了一定影响，轻则影响正常工作的有序开展，重则会严重阻碍师生沟通渠道，彼此失信，将彼此推向对立面，严重影响到工作的继续开展。因此，进行高校辅导员与大学生有效沟通的障碍分析和对策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和十分迫切。
一、对学院辅导员与学生沟通现状的调查
1.学生情况
笔者对宁夏大学物理与电子电气工程学院辅导员与学生沟通现状进行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496份。本地生源占72.8%，农村学生占67.4%。结果显示：对目前沟通不满意和无所谓的共占33.5%；56.2%的学生更愿意与辅导员以朋友型相处；43.6%的学生不愿意与缺乏耐心或脾气暴躁的辅导员沟通；在沟通方式上，随着自媒体的飞速发展，有68.4%的学生愿意通过自媒体与辅导员沟通，他们认为自媒体方便快捷，可以避免面对面的尴尬和紧张；有36.2%的学生喜欢在集体活动场所与老师沟通；在沟通主题方面，分享生活或学习中遇到的快乐与挫折>专业课程学习情况>拉家常；有67.2%的学生认为目前与辅导员沟通渠道畅通；认为老师常常表扬、有时表扬、很少表扬、常常批评自己的学生分别占11.3%、41%、42.3%和5.4%；有78%的学生表示会主动与辅导员打招呼，而辅导员不予理会的占21.5%；有31%的学生认为没有什么要咨询的问题是减少沟通的主要原因；有32.7%的学生认为阻碍沟通的主要因素是自己胆小害羞和缺乏沟通技巧，41.9%的学生则认为班级人数太多老师无暇顾及，认为辅导员不愿意沟通的占10%，认为师生有代沟的占15.4%。
2.辅导员情况
为了进一步了解真实情况，笔者在学校范围内随机选取了40位年龄在28至35岁的专职辅导员作为调查对象，结果显示：91.2%的辅导员认为师生沟通十分重要，是开展工作的必要手段；82.4%的辅导员对当前沟通现状较为满意；31.6%的辅导员愿意采取自媒体为主要沟通方式；沟通主要对象上，违反校规校纪者占22.8%；认为自己常常表扬学生的占54.3%；选择通过微笑或点头示意给学生回礼的占65.8%；有55.4%的辅导员认为每天事务繁杂，无暇主动沟通，24.2%的认为学生太多，只能关注学生群体的“两头”。
二、障碍因素分析
1.学生方面
从调查数据看，调查对象多来自当地，农村学生居多。学生主动参与师生沟通的意识不够强；超半数的学生更愿意与平易近人的辅导员沟通，思想较为单纯；愿意通过自媒体沟通的学生占明显优势，但他们往往缺乏沟通内容和时机“度”的把握；他们更愿意与老师分享自己的学习或生活感受，更喜欢常常获得老师的鼓励和肯定，但忽视了对辅导员工作状态的了解，常一厢情愿；有1/3的学生认为师生间没有共同话题或缺乏沟通技巧，但未主动寻求破解途径；由于班额较大，有相当比例的学生主动放弃与老师的沟通，认为只要干好本分，不犯错误，无需与辅导员沟通。
2.辅导员方面
高校思想政治辅导员的工作八小时之内多忙于应对各类事务，八小时之外还要接着忙，处理突发事情，白天无暇处理的一些棘手问题，晚上还要接着处理，加班、住宿舍已习以为常，紧张而充实的工作让辅导员难以有足够精力做到及时、有效和深入的沟通。再加上专职辅导员大都是人才引进中要求必须在行政岗位锻炼二至四年的，有些老师本来就缺乏管理岗位工作经历，有的忙于转岗转型，再加上辅导员配备较少，“超额带生”现象普遍存在，工作中难免出现疲于应付的现象。
3.沟通途径方面
（1）沟通渠道不畅。对调查结果深入分析发现，由于辅导员班额较大，辅导员常选择以各班级班干部为师生沟通的纽带和桥梁，但班干部在工作中常根据自己对工作的理解进行上传下达，容易陷入沟通信息漏斗式损失的困境，即使有学生愿意亲自与辅导员沟通，有的辅导员不问详情就一刀切地要求学生先找班干部反映，由班干部集中向辅导员汇总。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挫伤了师生主动沟通的积极性，因此，学生更希望辅导员能定期深入宿舍深入了解和解决学生生活中的各类问题，要多关心学生中不善于言谈者，要善于打破层级沟通模式，拓宽渠道，让老师的爱心覆盖面更广一些。（2）途径单一，方法简单。不管是辅导员还是学生，沟通途径均显得单一，方法简单，“守株待兔”、“学生不找老师不理”的现象依然不少，所以他们在沟通方式和沟通场合上具有拓宽途径、丰富方法之诉求。尤其是在采用自媒体上均达到了默契。但是沟通并不能完全依赖自媒体，而面对面的沟通又难以避免许多现实问题，比如时间协调问题、隐私问题等。这种途径单一、方法简单的沟通方式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师生沟通的积极性和有效性，日积月累，沟通愈加困难。
三、辅导员与大学生有效沟通的对策
1.加强培训，提升辅导员专业素质为了考虑到辅导员的转型，许多学校一般不引进专职辅导员，而是从引进的青年人才中选配一些专职辅导员，二至四年后划归专业技术岗位。鉴于这种情况，一是建议严把辅导员准入关，真正选聘一批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优秀人才充实到学生工作队伍中。对于缺乏管理岗位锻炼者，应当加强技能素质专项训练，配备辅导员成长导师，使其迅速成长起来。二是加强辅导员培训力度。将岗前培训与在岗定期培训相结合，将校内培训与校外观摩相结合，不断提高辅导员的沟通技能和水平。三是关心辅导员的转岗与晋级问题。加强辅导员在岗期间的考核评优力度，提高优秀辅导员薪资待遇，在转岗或晋升问题上予以优先，对于业绩一般或敷衍应付的，延迟转岗或暂缓晋升，努力培养辅导员责任意识、担当意识，激发强烈的荣誉感，使其能够在岗一分钟尽责六十秒。2.与时俱进，充分发挥自媒体在沟通中的作用辅导员要充分挖掘自媒体在沟通中的重大潜力，可以利用QQ群、飞信群、公共E-mail、微信等媒介，加强与学生的实时沟通，及时且多角度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同时也要提高对信息的梳理和研判能力，抓住主要问题予以有效解决，让师生沟通的渠道双向敞开。3.尊重学生，确保沟通工作落到实处辅导员除了努力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外，一是要主动了解所带学生的思想动态和个性特点，多从学生普遍关注和感兴趣的话题入手，充分尊重学生，平等交流，避免因高姿态、命令式的做法拉大与学生有效沟通的距离，而达不到沟通的真实目的。二是要善于倾听学生心声，尤其是要将学习成绩较差、心理问题突出、家庭较为特殊、经济条件薄弱的学生群体作为重点关注对象，这部分学生的问题解决了，班级学生工作也就更加接地气了。三是要加大对学生干部的培养力度。学生干部是辅导员各项工作的左右手，其工作能力和意识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学生思政工作的水平和成效，也是决定辅导员工作思路能否有效贯彻的关键环节，因此定期组织学生干部培训和素质拓展训练显得尤为重要。
总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一个教育过程，更是一个沟通过程。有效沟通是指沟通的信息接收者在接收到信息后，能按照信息发送者的意图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信息，它在强调信息的正确传递的同时还强调信息的正确理解和反馈。因此，有效沟通的达成要求信息发送者不仅要清晰地表达所要传递的信息，而且要重视信息接收者的反应并不断修正信息的传递。辅导员与学生的沟通作为高校教育管理的基本方式和有效途径，是一个关涉多种要素的动态循环过程。只有参与沟通的各方共同努力，克服沟通障碍，才能切实提高辅导员与学生有效沟通的水平，进一步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完成。
作者:赵永军 单位:宁夏大学
参考文献：
［1］郭少新，何振华，葛红光.管理学原理与实务［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
［2］张茧，董雪雄.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N］.湖南日报.2005-11-12(A02).
与文化的沟通范文2
关键词：语言沟通；跨文化交际；中国人；德国人；差异
中图分类号：H0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11―0111―02
近年来，随着中国加入WTO及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对外交往日益频繁，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广泛，这也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家到中国做生意。合资企业不仅是中国利用外国资金的基本形式，也是中国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重要渠道。中德合资企业是由中国和德国合伙在中国办的跨地域、跨民族、跨国家的企业，在中国市场经济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跨文化交际指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之间的交际，也就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所发生的相互作用。”但是，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沟通，由于各自的文化规则及看世界的“眼镜”不同，很容易在合作过程中造成冲突，那么如何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多了解自己及对方文化的语言沟通规则。在跨文化接触中，人们会习惯按照自己熟悉的本我文化价值和文化行为模式做出反应，当出现文化不同性时，他我文化行为常被抑制或拒绝。
笔者曾在某中德合资企业从事翻译和销售内勤工作近3年，接触到很多中德跨文化交际冲突的实例，对中国人和德国人在合资企业交际中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误解有着许多切身的体会。根据这些体会和对有关信息的了解，笔者认为中德方跨文化中语言沟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信息沟通结构方面和语言表达规则方面。本文从上述两方面对中德跨文化交际中语言沟通的差异进行比较，以求减少甚至避免双方文化的冲突，最后达到保障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目的。
一、信息沟通结构方面的差异
中德方员工在实际语言沟通中，首先遇到的是信息沟通结构方面的习俗不同：
德国人沟通非常坦诚，有什么想法就直接讲出来，从不绕弯子。德国人常出席约会，几分钟闲聊后，就会说：“让我们言归正传吧！我今天来的原因是……”从德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是有效率且合乎礼貌的，但在中国人看来这种单刀直入似乎显得无礼或是太斤斤计较。中国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没先把关系拉好，怎么谈生意呢？”德国人认为，时间宝贵，讲话简明扼要是一个重要优点。但中国人却不那么看重措辞简洁，有时反而把说话简洁解释为“冷冰冰”并带有傲慢的味道。
对于中国人来说，保持和谐是最重要的。在“和谐”和“道理”之间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多数中国人会选择和谐。中国人在与他人沟通时，会设法避免正面的冲突和争辩。即使有正面的冲突，他们也会用间接、迂回的方式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及情绪。尤其是碰到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常会绕一个大圈子，先扯些别的问题，再引入正题，很少直截了当地开宗明义，他们认为，这样可以给对方保全“面子”。
而对于德国人来说，“是”就是“是”，“不”就是“不”，清楚地明白别人的意见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处境是什么。所以对他们来说，沟通是完成任务所需要的工具，只要从字面上的解释就可以了解别人的意思。他们不注重潜台词表达，比较注重言谈或书写的内容。他们一向不太注意文字以外的“包装”，即德国人在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他们会坚持自己的看法，不会考虑给对方留面子。中国人却接受不了德国人这种坦率，有时候认为有些唐突，有时甚至是粗鲁。由于信息沟通结构的不同，对德国人来说，跟中国人沟通就是件糊涂的事，他们不知道对方听懂了没有。许多德国人都不善于听出中国人的话中话，所以常不能察觉出问题所在。相对地，中国人也觉得跟德国人沟通很难。他们搞不懂为什么这么“清楚”的信号，德国人却接收不到？为什么在中国人眼里是很明显的事在德国人眼里反而却隐形了？
二、语言表达规则方面的差异
在进行信息沟通中，中德员工在语言表达规则方面也有很多不同：
1.开场白和结束语形式不同
在人际交流中，中国人一般在开场白或结束语中非常谦虚，即使自己的学问很深，也会非常谦虚地说自己水平有限，请在场的人员多多赐教等等的客套话。而西方人，特别是德国人，在开场白和结束语中，会实事求是地说明自己的观点，根本就没有什么谦词。而且这类谦词使德国人产生反感：“你没有准备好就不要讲了，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中国人在和不熟悉的人交谈中，其开场白常问及对方在哪里工作、毕业的学校、家庭情况、年龄、籍贯等，即从“拉家常”开始。对中国人来说，这样开始交谈十分自然。而这样做会使德国人十分恼火，因为这种开场白干涉了他们的隐私，交谈一开始就使他们不快，很难使他们敞开心扉，进行有效交流。中国人在人际交流中的 “预热”时间比德国人长，他们认为，关系还没有搞好，怎么才能进入正题。而德国人一般喜欢直接进入正题，预热的阶段很短，闲谈多了会被认为罗嗦，有意不愿谈正题。
2.中国强调集体，而德国强调个人
关于人际交流环境方面，中国文化注重维护集体，而德国文化注重强调坚持个性。中国文化中注重集体主义，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个人利益需要完全服从集体利益。孔孟之道主张人们应当以“和”为贵，即和平相处，免于争斗，这些思想至今仍对人们的交流有很深的影响。而德国人际交流观受到古希腊哲学的影响，在交流的目的上，强调的是信息发送者用自己个人的信息影响和说服对方，是有意识地对信息接收者施加影响。
3.中国重礼仪，而德国重独立
“由于深受到儒家文化影响，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历来主张‘尊卑有别、长幼有序’、‘敬老’、‘尊师’。中国是‘礼仪之邦’。每个人在交流时要受到各自地位和角色的制约，否则就是失礼。”在中国这样等级观念比较强的文化里，两个素不相识的人相遇时，首先需要确认双方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进而依据彼此的关系来确定交谈的方式和内容。中国有一套完整的礼仪方面的规定，如果一方为长辈或上级，那么多由这一方主导谈话的进行，同时在出入的先后以及起坐方面都有一定的礼仪。如果交谈的双方在地位或身份上是平等的，那么，交谈就会放松得多。而在德国人看来，婉转不同于真诚，却与装假有相似之处。中国人的婉转让德国人感觉莫名其妙，非常困惑，他们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不能用语言直接表达自己的见解，而是含糊其辞地表达自己。长此以往，双方的误解就会加深。
三、结语
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在与不同文化的人们交际时，交际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自己的文化规则来决定自己的语言沟通，并对对方交际者的语言做出各种判断，这种判断都是带着有色眼镜得出来的，大部分是消极的判断。因此，为了打破这些消极的判断，交际者必须明确地认识到双方的文化差异以及语言沟通的差异，加深相互的了解以提高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在两种文化背景下的合作若想顺利与成功，需要的不光是良好愿望，还要有彼此的深入了解，双方只有互相了解，才能从交往合作伊始就有意识地相互让步和妥协，实现互补和双赢。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王志强.文化认知与跨文化理解[J].德国研究，2005（03）.
[3]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与文化的沟通范文3
关键词：传统文化；高职文化；建构
中图分类号：G7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727（2012）06-0154-02
进入21世纪，现代文化以其非常迅猛和汹涌之势涌进高校，这既为大学生吸收先进文明和现代科技成果创造了便利条件，同时也使大学生思想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在加快发展现代文化的同时，也要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高职院校的必然要求。笔者从文化氛围、价值取向、现代儒学、前沿阵地、政治环境和主体素质等六方面入手，谈谈创新高职文化的思路和有效途径。
国情与文化交融相结合，
营造高职文化的良好氛围
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以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
经济全球化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等各种文化之间发生猛烈的碰撞，在碰撞中逐渐被人们接触和认识，融合范围不断扩大，层次不断加深，形成文化冲突中有文化融合，文化融合中有文化冲突，共生共长，相辅相成。
构建高职文化的前提是要找到传统伦理精神、人文精神的现代转换点，牢牢把握国情与文化交融相结合，把握我国特有的生态环境、西方现代的文化思维以及我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三者的融合与运用的定向概念，贯彻理性与感性、个性自由与集体自由、师生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工作关系和社会关系统一的原则。一是营造良好的集体氛围。倡导形成一种有利于师生员工得以创造和发展的校园环境，追求一种学校整体优势和良好的集体感受，把激励的理论和方法落实到树立学校整体共同价值理念上，以塑造优秀的群体意识为落脚点。二是创设良好的个人条件。从“使用员工”提高到“发展员工”、从“管理学生”提高到“服务学生”、从“传授知识”提高到“开发知识”的层次，正确认识和处理师生与其他产学研要素之间的辨证关系，注重学生的个性自由与解放，开发学生的潜在智慧与创造力，培养学生的能力与理想，把高职教育的培养过程引导为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过程。要充分尊重师生的主人翁地位、价值和尊严，并创造条件把学校意志变成师生的自觉行动，在更深刻、更广泛的领域里协调高职文化二重性的关系，实现传统文化思维与现代科学管理相结合、文化理念与组织形式相结合，培育高职文化生存的肥沃土壤，创设高职文化发展的良好氛围。
理性精神与人本主义相结合，
更新高职文化观念的价值取向
人的独立性和普通性必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这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必经阶段和重要环节。大学生在刻苦学习、努力创造的同时，去争取一些评优评先等政治荣誉和奖学金助学金等经济利益是合情合理的。而中国传统文化只讲政治之义不讲经济之利，其实是不切实际的。
在定义高职文化的价值取向时，应强调在主体道德培植的基础上凸显功利的追求、知识的探索、力量的培养，从而实现义利、德智的紧密结合。高职院校管理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在不同的经济原理作用下运行：科学理性的世界以计划、控制和等级分层为特征，它是物质的世界、加工的世界和最大化的世界；人本主义的世界是以观察、定位、组织平等、使命、团队为特征，它是心理的、认知的和适应的世界。为适应当今世界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高职文化的构建必须实行理性精神与人本主义相结合，更新高职文化观念的价值取向，整合高教历史中的“古代”与“现代”、校园文化中的“东方”与“西方”、管理精神中的“科学”与“人文”这些一度对立的理念，体现人作为“全面发展的人”的本质，以发展为前提、以创新为动力、以自我教育为模式、以民主为形态，面对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不断推动高职文化的创新与进步，促进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不断提高和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儒家思想与现代管理相结合，
打造高职文化实用的现代儒学
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时代逐渐形成的一种以“仁”为最高道德标准和完美道德品质的思想体系。它强调“天人合一”，要求人们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尽量发挥主观能动性。它重视人的作用，讲究礼乐教化，倡导和谐。这些理想人格和道德规范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当代大学生人生观的形成也会产生一定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创新高职文化，要把儒家思想与现代管理结合起来，打造实用的现代儒学，承担起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之责，把义和利、索取和奉献、竞争与合作、自强与自律统一起来，自觉地付之于行动。根据儒学成功的经验，结合时代要求和高职特征，儒学治教的理念就是：“保护生态，相生共存”的环保观，“善抓机遇，科学决策”的治校观，“突破现状，推陈出新”的发展观，“求贤若渴、知人善用”的人才观，“以生为本，和谐校园”的管理观，“工学交替、校企合作”的培养观，“质量第一、就业至上”的质量观。
继承精华与扬弃糟粕相结合，
巩固高职先进文化阵地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灿烂文化，并以其独特风姿和巨大魅力影响着世界文化的发展。这种精髓与相结合，构成中国现代文化的主体。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以人为本、和谐稳定，道德仁义、精神境界，整体思维、辨证分析，勤劳务实、爱国奉献等精华值得继承和发扬。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辉煌的历史，它的精华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渊源和内核，而且将永远是中国文化的“基因”。但是，传统文化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受到历史局限和科技落后的制约，一些糟粕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发生冲突。如纲常名教、尊卑等级，宗法观念、小农意识，好古复旧、封闭保守，人身依附、压抑个性，贬利禁欲、轻视科技，独断专制、抵制民主等封建残余，严重阻碍着法治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自由、权利的实现，严重阻碍着高职教育活力的发挥和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应坚决予以批判和摒弃。
创新高职文化，要把继承精华和扬弃糟粕相结合，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挖掘、吸收、借鉴、改造和升华，创造出具有高职特色的新文化、新思想，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时代要求以及高职培养目标的需要。要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完善和塑造大学生的理想人格，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和思想品位，增强大学生的智慧与能力，培养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大学生改革创新的进取精神。要批判其过时的、消极的东西，以保持传统文化的传承性，使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文化之中，更好地适应高职教育的需要。
教育改革与推进民主相结合，
与文化的沟通范文4
关键词：动画电影；传统文化符号；价值取向；情感；视觉要素
互联网广泛深入到当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给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造成深刻的影响，网络的交互性和平等性颠覆了传统媒介信息单向流动的传受关系，受众的权力和主动性不断提升，人们习惯于互动、对话的交流方式。在这样的语境下，动画电影创作应以观众为中心，创作者和观众应当建立互为依存、相互尊重的关系，以平等、亲近、体贴作为出发点，给观众以人文关怀。传统文化符号，是民族历史上长时间沉淀下来的代表性形象元素，具有高度凝练的文化内蕴，是民族文明在长期孕育、融合、演化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反映了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观、信仰、情感等方面的特质，在动画电影中得到大量应用，如被称为“现象级”的动画大片《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借用国人耳熟能详的孙悟空、唐僧等符号；《小门神》则完全是中国各种民俗文化符号的堆砌与演绎。传统文化符号的形成具有其特定的文化语境，离不开民族区域的人们在某段时期内对它的不断增饰，使之最终以一个“复合体”的姿态呈现出来，如《西游记》原著中孙悟空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个性自由精神与明代中后期社会新思潮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1）在互联网时代，传统文化符号应当进行加工、改造，融入时代精神，才能与观众进行心灵上的沟通，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的孙悟空、唐僧等传统文化符号及其内涵与《西游记》原著中的形态、意涵有根本性的区别，影片仅仅借用了传统文化符号的某些文化背景，在价值取向、情感表达、空间语境、视觉要素等方面植入了互联网思维与气质。
一、融入草根视角的人性价值取向
互联网的网状结构呈现出如下特点：每个节点都呈发散性，网民与网民之间能够自由连接，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取交流的对象，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关注的内容，个性需要得到充分满足，个体的话语权得到彰显，传统文化的中心化、权威化被渐渐消解。同时，在信息化浪潮冲击下，由于各种不同观点不断碰撞、社会观念变化快，节奏紧张的城市生活给年轻人群带来巨大的社会压力。由此，互联网时代的动画电影创作逐渐回避严肃的意识形态化的主题，放弃对崇高形象的追求，转而寻求更加轻松的话题，关注平常人的生活、感受，给观众带来身心愉悦的体验，为观众提供悉心的人性关怀。与传统的好莱坞电影相比，互联网时代动画电影中的人性表达带有明显的草根视角特征。主角往往是遭遇挫败、落寞的英雄人物，或出身平凡却又不满于现状的草根，因为普通观众更希望从电影中看到自己的生活，看到自己的影子。如《西游记》原著中的孙悟空，本为灵石所生，由石猴到猴王阶段活泼好动、自由自在、勇于探索；大闹天空阶段心高气傲、斗志高昂、叛逆反抗；护送唐僧取经阶段则是善恶分明、正义直率，小说中的孙悟空集人性、兽性、神性于一身，神通广大、机智灵活，重点突出“神”性。相比之下，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的大圣虽然具有兽的外形特征，传达出的却是友爱、善良、温情等人性情怀。由于被如来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大圣心情极度低落、沮丧，失去信心、斗志，在江流儿一再鼓励、感动之下，终于恢复法力，战胜妖王；对江流儿的态度也由不理睬、逃避到关心，再到自觉守护，故事层层推进，体现出大圣思想的嬗变过程；大圣除妖不仅没有菩萨、神仙的协助，还被如来夺去了法力，处于压抑状态之下，但最终成功突破强大的阻力，完成了不让妖王靠近江流儿的任务，英雄的成长历程契合了互联网时代草根对自己生存状态的感知和对未来的期望。《西游记》原著重点突出唐僧意志坚定、虔诚苦行、慈悲为怀的特征，唐僧德行高远，修养深厚，没有个人欲求，对佛家有虔诚的态度和崇高的献身精神，唐僧身上具有圣人的品质，对人性的表现主要集中于胆小懦弱、是非不分、刚愎自用，甚至自私自利等人的脆弱面。（2）在《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江流儿凭借自己的机智、勇敢，逃离山妖的重重围堵；还充满爱心，对身边人关心、体贴；有时也心不在焉、念错佛经，从小说中的圣人变成观众身边的凡人，通过自己的言行，激励大圣战败妖王，拯救小女孩与众多即将成为祭祀品的小孩，最终成为剧中的灵魂人物。这样的价值观更能感动当代观众。《小门神》中的门神是当今草根职场奋斗的写照。由于人间不再关注神仙，神界经济萧条，门神面临下岗失业的危险，门神郁垒出于个人的自私自利，决定去人间放出恶魔“年”，以证明门神的价值。行动过程中遇到的小镇上单亲母女小英和雨儿，使他终于认识到自己的行动所带来的危害，在兄弟的帮助下，制服恶魔，重新焕发青春。郁垒在失业危机面前，人性的弱点显露出来，给人间带来灾难，连带兄弟受到处分，经历重重险阻和劫难之后，最终完成思想、认识的转变，人性正面、积极的品性战胜人性恶的一面，影片的价值观得到彰显，网生代年轻观众通过自我解嘲的方式获得了内心的宽慰与满足。
二、融合生活化的情感表达
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无处不在，人们被网络所控制，生活、工作离不开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将自己即时的心情、身边发生的事上传到网络，并与熟识的朋友或陌生人分享彼此的快乐感受，已成为很多网民的习惯。网络与现实的边界常常被忽略，彼此融为一体，生活成为网络的镜像，人们在生活化的图像与视频中无法自拔。传统文化符号对情感的表达有其特定的文化语境，传达出特定时期中国人的某种喜好，或寄托美好愿望，或体现民族智慧；互联网时代动画电影中通过采用真实细腻的生活化情感表达，使传统文化符号的原有意指与当今的时代情感相融合，形成新颖独特的艺术形象，吸引了微时代观众的关注，触动了观众内心深处的情感体验。如《西游记》原著中的大圣勇敢好斗、桀骜不驯、本领高强、有正义感，但缺乏充分的个人情感刻画，而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的大圣却像邻家大叔，情感丰富。大圣经历挫折后变得不自信、冷漠、狂躁；“小屁孩”的问题总是很多，江流儿一连串“二郎神、巨灵神、四大天王、哪吒、托塔天王”的问题，使大圣近乎崩溃；手腕上的铁链使大圣的法力受到约束，为了不让江流儿看到自己脆弱的一面，躲着江流儿砸手腕上的铁链，却丑态尽出。大圣这种从经历挫折后的失落、迷茫到重新振作的情感历程，是普通人生活中的情感经历在动画电影中的再现。影片中的江流儿则能让观众联想到现实生活中的孩子，天真、充满爱心，对大圣盲目相信、崇拜，和大圣之间不再是因为达成去西天取经的功利易，而是大圣被江流儿的真诚、勇敢所感动，他们之间已经不是师徒，而是彼此平等而又知心的朋友。好莱坞动画电影《功夫熊猫3》中阿宝与生父相见的片段，仅仅设计了在大街上偶遇比自己还能吃的生父的镜头，没有着重渲染失散多年后沉重的重逢时刻，只有父子亲情的自然流露，犹如生活中的片段。父爱是深沉的、理智的，相处二十年，养父大鹅对阿宝产生深深的父爱，而当亲生父亲要从身边带走阿宝时，他内心的焦虑、失落感非常强烈，影片通过大鹅丢下祖传的面馆，偷偷藏在行李包中陪伴阿宝跋山涉水到达熊猫村，及大鹅临行前精心准备了阿宝喜欢的食品等情节加以体现。在熊猫村，村民热情教阿宝学习滚动技能、手抓食物、交往礼仪等，给阿宝带来了一段浪漫美好的时光。如此等等真实而自然，没有刻意的雕饰，使动画影片中假定性的角色符号，通过接近纪实性的肢体动作与表情表达出生活化的真实情感。
三、营造精美的影像空间
互联网时代，人们偏好在娱乐化、趣味化中接受信息，由数字高科技所营造的奇观画面符合当代人们的审美情趣，能够快速抓住观众眼球，使观众获得愉悦、震撼的视听体验。互联网传播的即时性与社交媒体分享的便捷性，增加了奇观影像的流动速度，由新技术奇观所创造的新鲜感很快会被新的景观所替代，观众的审美接受阈值不断攀升。动画电影借助数字高新技术，为观众提供精美亮丽的银幕奇观，通过对真实场景的提炼与虚构来层层强化观众心灵体验的临场感，形成对现实社会乃至心灵景观的链接。运用传统文化符号创建奇观空间的主要方式有传统文化符号的意象化，以及与自然景观的融合。由传统文化符号的意象化重置而形成奇观空间，符号并未脱离其原生的文化语境，仅在布置形式上依据剧情进行了重构。如《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开始段落中，江流儿从小生活的长安城清新闲适，近景描写了皮影戏、祥云等传统文化符号，随着镜头向上移动，大全景展示了吊脚楼、亭台、拱桥、桃花等景物，建筑物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向远处延伸，空间幽远，视觉震撼力强。吊脚楼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属纯木结构建筑，依山就势，是土家族先民与自然和谐相处、取于自然、利用自然的表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吊脚楼不仅展示了土家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而且蕴含了土家人的信仰崇拜、风水观念和民族伦理道德等内容。（3）动画电影中吊脚楼的居住、使用功能消退，但保留了基本外形与依山而建的动势，强调视觉效果、表意功能，推动故事向前发展。画面中远处翻动着的怪异云层，深蓝压抑的色调，为山妖的出现营造出神秘的气氛；而庞大的楼群气势，精彩的民间艺人演出，闲适自如的市民，为凸显山妖突然来袭、城市遭到破坏、幼小婴儿被抓时的凶恶、残暴做了大量铺垫。传统文化符号与自然景观的结合不会产生文化语境的冲突，两者的有机融合可以形成新的奇观，文化符号被赋予新的内涵。《功夫熊猫3》中大量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自然景观形成新的意境，画面质感通透、色彩饱和、层次分明、富含意味，将中国传统美学思维发挥到极致。熊猫村的设计以四川的青城山为参照，远处的雪山，近处的小桥、溪水、怪石、亭子、灯笼，中式建筑的绿色屋顶与草地互相呼应，圆滚滚的熊猫在绿树、怪石中移动，呈现出一片安静祥和、天人合一的景象。熊猫村的每只熊猫都穿着中国的传统服装，各不相同、各有特色；熊猫村的建筑、庙宇的屋檐、房梁、廊坊等散发着浓郁的中华传统文化韵味；龙、八卦等极富中国传统特色的图腾符号被大量应用；毽子、面条、包子等生活饮食元素都渗透着浓浓的中华民俗风情，传递着东方的审美与智慧。传统文化符号具有明显的文化标识性，与优美的自然要素组合，借由数字技术建模与渲染的凸显，呈现出清新、灵性之美，散发着时代气息，实现了经由在地文化与历史经验滋养而生的“心灵景观”。（4）
四、拼贴流行的视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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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如同加拿大媒体学者马歇尔·卢安（Marshall McLuhan）1967年时所设想的那样，计算机和其他沟通科技的爆炸帮助我们真正地生活在地球村里。沟通科技使我们得以与这个世界最偏远的部分连接起来。也许，最革命性的进步就是互联网。
全球化的力量也对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面对经济全球化，各国必须决定在新的贸易群体出现时应当如何保持竞争力，以及必须找到那些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接近过的地方提升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国家经济体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要求不同文化之间的有效沟通，以及要求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进行更加有技巧的互动。
受益于全球化的力量，中国和美国是所有商业合资企业中最大的伙伴。根据《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March 4, 2009）的报道，2008年中国在美国除债券以外的投资就超过了390亿美元。实际的数字可能还要高得多。
根据CNN2009年3月的一个报道，中国拥有约2万亿外汇储备，并且是美国最大的债权人，而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则超过150亿美元。由此可见，这两个国家的商业利益连接得有多么紧密。
人们甚至可以从旅游方面看到全球化的影响。美国已经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中国旅游者目的地。2007年，中国成为美国第十六大国际市场，共有397405名中国游客到访美国。2007年，这些中国游客在美国花了25.6亿美元，人均花费超过6000美元。
中国也是深受美国人欢迎的旅游目的地。据世界贸易组织的估计，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美国人和其他国家人最大的旅游国家。
中国还是美国学生海外学习的最主要的国家之一。在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在中国启动“100000强壮”计划，这是一个旨在提高到中国旅游和学习的美国学生数量和多样性的项目（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9, 2011）。
美国的人口结构在近来的时期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来自亚洲国家的移民数量发生了极大的增长，最显著的是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
然而，尽管美国和中国在贸易、商业、教育和旅游领域是紧密的伙伴，但是为什么仍然有那么多美国人和中国人在相互交流方面存在困难？特别是在商业方面，其原因包括了这两种文化之间的文化实践和沟通方式的差异。这也就是为什么需要理解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以便更有效地增强沟通的重要原因。
在这里，对于“中国人”和“美国人”这两个词需要做一点澄清。在本文中，“中国人”并不单指大陆的中国人，也包括香港和台湾的中国人。我们并不认为“中国人”是一个同质的文化群体（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显然有着颇为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我们希望阐明中国式沟通（Chinese Communication）的一些重要方面，而我们相信这些方面超越了地理和政治的边界，是明显的中国式的。运用同样的象征，本文中的“美国人”一词并不是指所有的北美人，而是一个同质的群体，并且能够以相似的方式进行沟通，他们拥有在美利坚合众国存在的特定的伦理和文化特质。
在本文中，我们将做以下的工作：首先，我们将解释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德.T.霍尔（Edward T Hall）关于“高语境和低语境”文化的概念，并讨论中国人和美国人在沟通风格上的主要差异。其次，我们将给出关于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不同的沟通风格方面的对比例子。再次，我们将讨论这两种文化之间进行非语言沟通时的一些差异的领域。在结论里，我们将提出一些建议，以有助于人们能够有效地与美国人沟通。
二、爱德华德.T.霍尔的语境模型
爱德华德·霍尔将文化差异分为两类：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之间在沟通方面的主要差异之一出现在语言表达方面。
来自高语境文化的人们倾向于使用非直接的、微妙的沟通形式（例如中国），而来自低语境文化的人们则倾向于使用一种直接的语言表达方式（例如美国）。
⒈高语境文化（中国）。（1）在社会文化语境的不同层面都含蓄地嵌入了意义。（2）重视团体意识。（3）倾向于花时间建立和培养永久性的人际关系。（4）重视非直接的语言互动，并且更擅于阅读非语言的表达。（5）倾向于使用循环逻辑表达理念和思想。（6）倾向于释放出简单、模糊和非语境性的讯息。
⒉低语境文化（美国）。（1）极度喜欢通过直接的沟通形式展现意义。（2）崇尚个人主义。（3）倾向于发展短暂的（可变换的、无常的）人际关系。（4）重视直接的语言互动，并且不太擅长阅读非语言的表达。（5）倾向于运用线性逻辑发表理念和思想。（6）倾向于强调高度结构化的讯息，赋予其细节，并且特别强调词汇和技术性的符号。
根据上述语境模型理论，以这两种语镜文化之间的沟通风格而言，中国和美国之间确实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具体表现为：
美国人倾向于使用明确的词语，然而中国人由于他们对相互依赖与和谐的文化假设，而倾向于使用微妙和含蓄的表达。
由于他们以行动为导向的定位，美国人倾向于是非正式的、自然的，而且通常免于遵守严格的格式上的样式。而中国人则倾向于同时注重形式和内容。
由于高语境定位，中国人倾向于建立和保持关于表达的行为和形式的大量的具体的规则。而由于低语境定位，美国人倾向于以言语表述他们的讯息，以便使他们的意图更加明确和清晰。
⒊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不同的沟通方式列举。
案例1：直接（美国）和非直接（中国）：
中国人：周末我们要去新奥尔良。
美国人：听起来很有趣啊！我真希望我们能跟你一起去。你们准备在那儿多久？
中国人：三天（我希望他能够送我到机场）。
与文化的沟通范文6
一、解构经典辞赋文本，构建古韵唯美歌词
中国风流行歌曲的盛行，首先要归功于其歌词的古风古韵、清新脱俗。通常一首歌曲所描绘出的艺术形象，是由旋律描绘出来的音乐形象与歌词描绘出来的文学形象相结合的产物，在大众艺术接受过程中，歌词形象的鲜明性与通俗性远胜于音乐形象，因此，一首歌曲的好与坏、能否为大众所接受，首先就要看歌词文本的质量与吸引力了。而中国风流行歌曲的歌词恰好吻合了这一特点，古色古香、除去旋律其本身就是一首很好的诗词了，比如方文山为周杰伦所写的系列中国风歌词《青花瓷》《兰亭序》《东风破》等。
分析典型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歌词，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歌词都是有一些来源出处的，比如方文山为周杰伦所作的《发如雪》中，“发如雪”的歌名本身便化用自唐朝著名诗人李白的《将进酒》中的经典句子“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在接下来的歌词中“是谁打翻前世柜，惹尘埃是非”中的“惹尘埃”源自于南北朝禅宗慧能大师的名句“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又如方文山创作的《东风破》，其歌词名本身是取东风破的曲牌名，而其中的“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让人想到白居易《琵琶行》中“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经典诗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中国传统辞赋中的经典文本进行解构，然后再与词作者的情意表达相结合，创作出格调清新淡雅的新律歌词是中国风歌词创作比较常用的手法。除了对于经典诗词文本的解构，中国风歌词中还经常使用拆散经典文本的结构习惯，进而构筑非常规词句搭配，这一点连方文山自己本人也是认同的，在其新浪博客的介绍页中，引用百度百科中对他的描述“擅长拆解语言使用的惯性，重新浇灌文字重量，赋予其新的意义，纺织出新的质地，建构后现代新词风。”
这种写作方法与解构主义的理论是不谋而合的，解构主义的理论认为，文字先于语言，基于文字的差异性可以说明文化和文学的开放性、边缘性、多重性和多义性，从而否定结构主义的语言、语音中心论、文本的封闭论、语义的简单论（蔡亚洲《浅谈方文山中国风歌词中的解构主义及解构意义》，《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6期）。比如，方文山为周杰伦所写的《东风破》中的一句歌词“岁月在墙上剥落看见小时候”，就是非常典型的对传统语言结构、逻辑的解构，这句歌词按照通常的语言结构来分析，可以将其细化成几个小短句，如“岁月如流，涂在墙壁上的油漆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已经开始剥落，透过油漆剥落的斑痕，我仿佛看见小时候的光景。”方文山用庖丁解牛般的手法拆解传统的语言结构习惯，以“油漆在墙上剥落”作为句子的结构核心，大胆将岁月比拟成斑驳的油漆直接替换为主语，然后将主人公的“我”舍去后，用“看见小时候”作为句子的补语，这样，一个具有多重结构性、多重意义的句子就创作出来了，意境深远而耐人寻味。总之，不管是基于传统音乐辞赋内容本身的解构，还是对于文本结构、逻辑、搭配习惯的解构，一首好的中国风流行歌曲，必然会有一首极具古风古韵的歌词。
二、解构传统音乐体系，建构现代流行音律
从音乐的本体来说，中国风流行歌曲在音阶、调式、音色等方面均有自己独特的艺术特征，这些特征是其区别于其它流行歌曲的主要因素。从解构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特征是基于对中国传统音乐体系的解构之上，而与当代流行音乐元素重新构建而成的。
首先，在调式、音阶的使用上，中国传统音乐中的音阶视音级的多少而进行归类，比如包含有五个音级的称为五声音阶，包含有六个音级的称为六声音阶，以及包含七个音级的七声音阶。从调式的角度划分，五声音阶也称为五声调式，其基本的音级为宫、商、角、徵、羽，由这五个音级分别作为主音就可以构成最基本的五个传统调式，在五声调式的基础上，如果添加任何一个偏音，比如清角、变徵、变宫、闰，就可以构成六声调式，而如果是在五声调式的基础上添加两个偏音，那么就构成七声调式，最基础的七声调式分三大类，一共十五种基本调式，这三大类分别是添加变徵、变宫的雅乐音阶，添加清角、变宫的清乐音阶，以及添加清角、闰的燕乐音阶。可以说，中国传统音乐中的调式音阶非常的繁多复杂。中国风流行歌曲在众多的传统调式音阶中，去繁存精，大部分都采用五声调式来进行旋律的写作，自然而然，音乐中就充满了古色古香的韵味。
其次，在编曲配器上，论文格式中国风流行歌曲揉合了很多的中国传统乐器音色来作为情感表达、彰显风格的重要手段。如果站在解构的立场上，换句话就可以说，这是对中国传统音乐音色体系的解构，之后与当代电子、电声乐器音色相结合而重新构建了中国风流行歌曲的编配体系。
中国传统音乐的音色体系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比较科学的分类，在西周时期，依照乐器制作材料的不同，将乐器分为八类，也称“八音”，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在各个不同的发展历史时期，音乐的表演与演奏都有各自不同的音色体系，比如先秦时期的钟鼓之乐，就是以编钟与建鼓为主要乐器，辅以编磬、笙、排箫、瑟等乐器的大型管弦乐队；再如唐代大曲中使用的清乐乐队主要由编钟、编磬、琴、瑟、击琴、琵琶、箜篌、筑、筝、节鼓、笙、笛、箫等十多种乐器组成，丝竹、打击、吹管乐器成为该乐队编制的主要乐器；再如元杂剧使用的伴奏乐队，以笛、鼓、板为主，有时也加笙、琵琶、三弦、锣等乐器；等等。可以说，中国传统音乐中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种类的音乐都均有其相对应的乐器编制，中国风流行歌曲并不是要承袭这些传统乐队编制体系，而是选取最具古韵代表性的乐器，比如《青花瓷》中使用的古筝、竹笛，《千里之外》中使用的钟、古筝、二胡等，与现代流行的电子、电声乐器相结合，重构了中国风的音色使用体系。
当然，传统音色的使用并不完全籍由演奏人员实施演奏，中国风歌曲中使用的传统乐器音色有很大部分直接用的是该乐器的采样音色，比如《霍元甲》《忍者》《七里香》中使用的笛子，《龙拳》中使用的古筝、琵琶等等，这些音色的制作，首先解构该传统乐器的单音弹奏，进而分解该乐器的演奏力度，再拆开各种演奏法，在此基础上进行采样，然后在采样器中进行重构并合成该音色，这也是具有非常典型意义的解构主义。
最后，在有些中国风歌曲里，会直接截取传统音乐中的某些旋律元素用于歌曲的前奏或间奏中，有的甚至直接在主旋律中与其它乐句进行融合，创作出极富古典韵味的音乐旋律。比如周杰伦的歌曲《双刀》《黄金甲》在前奏中引用了两首中国传统民歌的片段，而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新贵妃醉酒》则是将传统京剧的元素融入到旋律当中。这些都是中国风流行歌曲直接汲取中国传统音乐养分的典型例子。
三、解构传统审美意象，传递当代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和的文化，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是传统和文化的分支与组成，其结构的核心是“同中求异”，不论是句式结构、主题材料的发展变化，还是节奏的变化处理、曲式安排，都是在统一性的原则下追求些微的差异性。在音乐的审美上，讲究朦胧含蓄的意境美，强调作品的气韵生动、传神风骨，注重人与自然的交流与统一、即天人合一，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圆满，并追求艺术表现中情感与伦理道德的渗透与融合，推崇艺术表现手法的蕴蓄婉曲、动静相成、虚实相生，喜好艺术形态简约质朴、协调适度，以中庸平和为最高审美理想。
流行歌曲作为俗文化的一种，通俗易懂、便于传唱是其标志性的文化特点，而饱含艺术蕴味与深远意象则不可避免的成为缺憾，著名作曲家施光南在描绘理想的歌曲创作时憧憬“让艺术歌曲通俗化，让通俗歌曲艺术化”，中国风流行歌曲可以说正在践行着这一理想。它通过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解构，分解传统艺术审美趣味，攫取典型意象，融合现代俗文化的元素，从而重构出当今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并传递着当代的人文精神，在制造流行的趋势上提升了流行文化的艺术品位。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主题、内容上，中国风流行歌曲破解传统音乐朦胧含蓄的形象，籍由更细化、并兼具视听色彩的具象，来塑造新时代的人物情感。比如有崇尚武学、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双截棍》《龙拳》《霍元甲》《曹操》《盖世英雄》《十八般武艺》等，有如山水素描般唯美意境的《青花瓷》《发如雪》《兰亭序》《东风破》等，有娓娓道来、细说故事般的《娘子》《斗牛》《爷爷泡的茶》《半岛铁盒》《最后的战役》等。
在单个歌曲中，也会具有多重典型的传统音乐意象，比如《东风破》中歌词写到“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入喉/你走之后酒暖回忆思念瘦/水向东流时间怎么偷/花开就一次成熟我却错过/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岁月在墙上剥落看见小时候”，“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枫叶将故事染色结局我看透/篱笆外的古道我牵着你走过/荒烟漫草的年头/就连分手都很沉默”，入木三分的刻画了离愁别恨和寻旧感怀两种典型的艺术意象。
其次，突破传统音乐中的结构核心原则，敢于求异，勇于对比。在速度较快的歌曲中，段落的对比、音色的对比、织体的对比、力度的对比，无不体现异中求同，比如《半兽人》等；而在速度偏慢、比较抒情的歌曲中，音区的对比、织体的薄厚、音型的构成，又无不体现出传统音乐同中求异的特征，比如《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