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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的起源范文1
关键词：独立学院； 服务地方；启示
服务社会是高校的三大职能之一。独立学院作为我国高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服务地方经济社会也必然成为独立学院的一项重要的任务。独立学院是新生事物，在很多方面都需要学习、借鉴和研究。目前，对独立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理论研究很少、经验总结的也不多。因此，对独立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提高独立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能力，必将成为提升综合竞争能力，拓展独立学院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必由之路，也是独立学院肩负的神圣使命和推动自身发展的良好机遇。
一、独立学院服务社会存在的问题
独立学院是在原来民办专科院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时间较短，在服务社会方面还只是刚刚起步，存在许多不利因素和突出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独立学院自身存在的问题。
1. 社会服务意识淡薄。
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大部分独立学院的董事会或独立学院的投资方，在投资教育之前都是企业家。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他们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认识不是很深刻。特别是在发展的初期，由于投资较大，急于收回成本乃至盈利，对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关注不够。
2. 组织协调不力。
独立学院成立的时间短，管理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在所难免。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多数独立学院没有服务社会相应的管理机构，没有专人负责；有些独立学院在服务地方上有口号无行动；有些独立学院虽有自己的专门机构，但组织散乱，单兵作战多，集体攻关少。
3. 专业设置不科学。
独立学院的专业设置一般都紧随市场，本身无可厚非。但存在“一窝蜂”的现象，专业结构不合理，培养规格单一，低水平重复比较普遍，不能按照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培养人才。
4. 科研实力总体较差。
独立学院的师资队伍不合理：教师非老即少，中年教师甚少，老教师基本都是原高校的退休教师，知识结构相对老化，科研积极性也不高；年轻教师大多是刚刚毕业的本科生或硕士研究生，缺乏科研能力，更缺乏与社会进行沟通的能力；中年教师有一定科研能力，但数量较少，难以形成梯队建设。这导致独立学院的教师科研实力总体较差。
(二)社会方面的问题。
独立学院在社会服务方面相当滞后，除了独立学院自身的原因外，社会各方面的因素也严重影响独立学院社会服务的发挥。
1. 宏观政策方面的原因。
独立学院要想更好地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就要求在学科专业设置上具有更大的自主权。教育部在公立院校，特别是在重点院校给予了较大的专业设置的自主权。而独立学院的专业设置一般要求与母体学校相一致，否则，学生毕业时的学位授予就成问题。这导致独立学院的专业设置往往在母体学校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重复，妨碍独立学院根据人才市场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灵活地办学和进行社会服务。
2. 地方政府方面的问题。
地方政府方面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地方政府对独立学院的认识不清，把独立学院的发展与兴起当作地方的民办企业看待，对独立学院办学条件、科研水平、专业设置等问题要么无权管理，要么怠于过问。二是地方政府利用独立学院智力支持的能力不足。地方政府对于如何利用独立学院的人才、技术、信息和思想来提升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这一重要问题考虑不多。三是地方政府缺乏充当“红娘”的意识。地方政府往往怠于“插手”独立学院的发展，缺乏充当独立学院与地方企业沟通与结合的“红娘”的意识。
3. 企业方面的问题。
独立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最直接的对象就是地方的企业。由于地方企业与独立学院之间缺乏沟通和了解，地方企业对独立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能力大多持怀疑态度。在有需求时，往往舍近求远，寻找重点院校、公立院校提供服务。
二、广州大学松田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实践
广州大学松田学院，始建于2000年9月，属广州大学的二级学院。2004年4月，由广州大学申请，经教育部批准为独
立学院。学院校园占地540亩，建筑面积20万多平方米；目前设有8系3部， 21个本科专业。
（一）举办者高度重视。
松田学院董事长马云珍先生历来重视学院服务增城经济社会发展。马云珍是增城民营企业家、民办教育家，2004年，被中国教育家协会评为“全国优秀民办教育家”，在办学之初提出了“立足珠三角，服务广东省、放眼全中国”的办学指导思想。在松田学院被批准为独立学院之后聘
请了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原宁波大学校长张钧澄担任学院执行院长，之后聘请的历任院长都十分重视科研与社会联动工作的发展。
（二）学院领导大力扶持。
广州大学松田学院的历任院领导均具有多年的高等教育管理经验，深谙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对独立学院的发展具有清醒的认识。在服务地方的问题上，精心组织，大力扶持，为学院增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能力不遗余力。
1.成立科研联动发展处，全面负责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松田学院在2006年专门成立科研联动发展处，作为学院的处级单位，负责学院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全面工作，下辖独立学院研究所，专门立项研究独立学院服务地方经济是发展的理论和实践。
2.制定一系列支持教师和学生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一是资金支持，凡获得立项各级各类课题，均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二是教师进行科研联动工作均折抵一定工作量；三是积极支持校级、院级科研立项；四是积极打造科研团队。
3.大量培养和引进高层次、高学历人才，不断提高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学院为进修的教师提供资金支持，报销学费，设立专项资金引进高端人才。
4.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专业结构调整，培养适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专门人才。如学院结合广东省经济发展的实际和产业情况，成立了广东省独立学院中唯一的社会体育系、电子信息工程系、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结合增城打造广州物流基地的现实，开设物流管理专业、市场营销专业等。
（三）加强师资建设。
在学院一系列政策的鼓励下，教师队伍建设渐趋合理、科研积极性高涨、科研能力不断提高、科研工作团队基本形成，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意识显著增强。
（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取得成效。
1.培养合格人才是独立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根本。松田学院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凝成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办学理念，“扬长避短，力创特色；远近结合，立足长远；加强内涵，质量立校”的办学指导思想和“学院与区域经济社会联动发展”的发展思路。把学生的健康成长作为学院工作的中心，努力实现教育“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协调发展，构建和谐松田。每年学院毕业生的一次就业率高达95%，高质量完成了人才培养的任务。
2.主动出击，在“学院与区域经济社会联动发展”方面成效显著。2007年增城市委、市政府正式批复了学院上报的《广州大学松田学院关于服务增城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方案》。在此基础上，学院向增城市政府推荐专家学者参政议政，与增城市法院、检察院、教育局、体育局、邮政局等多家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学院还主动与企业联系，建立实习基地，送服务上门。
3.成立科研院所，加强科研研究，提升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能力。学院先后成立了岭南营销管理研究所、独立学院研究所、松田艺术研究所、汽车与摩托车市场营销研究所和珠江经济研究所，对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展开研究。
4.全院共同参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形式多种多样。各系部根据专业特色，设立了特色社会服务项目，增强了师生的服务意识。如法政系师生为社会提供司法援助、法律咨询服务；管理系师生为增城市邮政局提供策划、宣传服务；艺术系师生为豪进摩托车进行衍生产品进行设计服务；外语系师生为“广交会”提供志愿服务等一系列活动。
三、广州大学松田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启示
（一）举办者的办学指导思想是独立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关键。
独立学院一般都适用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独立学院的办学指导思想往往取决于董事会，甚至是董事长个人。松田学院董事长马云珍先生实施专家治校的思想直接推动了松田学院服务社会功能的发挥。
（二）苦练“内功”是提升独立学院服务地方能力和水平的基点。
服务地方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教师、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松田学院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完善教师队伍，努力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切实提高办学水平才获得社会认可的。
（三）主动出击是目前独立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唯一出路。
独立学院相对“年轻”，服务地方的能力有限，“等靠要”是没有出路的，要有一股闯的劲头。松田学院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上，主动联系政府、企业，以点带面、由弱到强，靠的就是一股闯劲儿。
四、关于独立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实现形式的思考
尽管独立学院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上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地方院校、重点大学相比，差距依然十分明显。因此，研究独立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实现形式，借鉴著名大学和国外的高校服
务社会的形式就相当必要。
（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实现形式上，独立学院还存在形式单一，内涵有限等方面的问题。而一些著名大学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经验、模式都值得独立学院学习和借鉴。如有的学校加强了图书馆、物业、后勤、实验室等一系列的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功能的开发，这些都是独立学院可以做，应该做，也能做好的方面，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大力挖掘这些方面的服务功能。
（二）广修栈道，打通“关节”。
独立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主要障碍是中间环节受阻。这要求独立学院要多渠道地联系社会。学院可充分利用中介组织，通过中介组织把学院服务的能力介绍给社会，弥补教师与社会打交道能力不足的缺陷。如可把学生动员起来，特别是一些企业家子女，让这些学生充当学院与企业之间的“红娘”，必将大大缩小学院与企业的距离，节约学院开展服务的成本。
（三）广结善缘，请佛诵经。
在服务社会方面，独立学院的起步较晚，经验有限。广结善缘，就是要求独立学院要与政府、企事业单位保持良好的关系，积极寻求支持。请佛诵经，就是要聘请政府、企业的专家学者参与到学院的建设与发展中来。这样，一方面可以增进政府、企业对学院的了解、认同，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学院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四）中间开花，服务“零距离”。
中间开花，就是在企业集中区域建立服务公司，让企业在家门口就能获得资讯服务，实现服务“零距离”。
总之，独立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尚处于蹒跚学步的阶段，只要增强意识、苦练内功、坚定方向，独立学院服务社会的功能一定可以厚积薄发、大有作为。
[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课题（课题编号：10y84）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吕祖善．高校与地方发展紧密结合 实现良性互动与合作共赢——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在高校服务地方发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j]．中国高校科技与产业化．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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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铜文．区域大学的使命[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经济社会的起源范文2
关键词：经院主义；经典主义；终身教育；思维方式；读名著运动
作者简介：王仁彧（1973-），男，安徽滁州人，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博士生，上海市普陀区业余大学（上海开放大学普陀分校）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终身教育、终身学习与学习型社会建设。
课题项目：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十二五”成人教育科研规划重点课题“基于社会管理创新理念的学习型社会建设路径研究”（编号：2011-013Z），主持人：王仁彧。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33－0047－03
作为古典人文主义教育的重要项目之一，“读名著”教育项目得到了赫钦斯、范多伦等人的积极倡导，也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以及阿那波里州和马里兰州等地圣·约翰学院广泛展开。而以诺尔茨、罗杰斯等人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理论家则坚持探寻追求知识的新方法，并据此提出了理性法、情感法等掌握知识的新手段。从而掀开了经典主义与经院主义在促进人的发展方面（也就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人类社会所倡导的终身教育理念）的思维抗争。
一、“读名著”教育项目折射出西方古典经院主义终身教育观
人们对经院主义的理解往往局限于唯心主义哲学范畴。然而，如果从促进个体发展的角度来看，古典人文主义哲学十分重视提升人的内在素养。早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时代，就有哲学家、教育家强调对人的智力培养，而且要贯穿于人的一生。他们提出要以培养演说家和政治家为最终目的，让广大社会成员都能具备一种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演说的能力与技巧，实现对社会个体的影响与熏陶。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观点正是对终身教育思想的一种具体考量。不过，在当时，这种思潮却遭到了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真正的人类社会应该培养出权威哲学家，为社会政治、经济服务。要达到这种境地，只有鼓励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不断探寻真理与实践真理才能实现。因为，亚里斯多德等人认为真理往往蕴含在人的智慧之中。要想获取这种智慧，只有通过不断学习先人的经验与智慧，才能从中获取人们所需要的东西，也许这就是对文化的积淀与传承。当然，在苏格拉底等人看来，这种向先人学习的过程，主要是向早先的社会统治者学习，因为他们掌握和塑造着社会的主流思想（这也是杜威等人批判的焦点之一）。比较两种观点，人们不难发现，两种学派其实都在强调终身教育对人的发展的重要性。只不过，在对通过开展终身教育实现人的社会价值的理解方面，他们存在了差异。探寻真理与实践真理这一追求目标的内涵明显超越于成为演说家的个人发展目标。
对于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西方社会，不论是其社会文化还是其政治统治的价值取向，都无法摆脱宗教的影响与束缚。但是尽管如此，当时的哲学家、教育家们还是在极力倡导智力教育对人的发展的重要作用，并希望能把这种影响提升到更高的视角。他们认为“人要想获得对幸福的追求，就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智慧”，而只有“富有理智的思维，往往才能支撑起人们用意志去掌握真理，拥有财富，达到自由王国”。在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四百年时间里，在西方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古典人文主义哲学思想一直高度重视人文科学在促进人类社会进步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强调要培养文人雅士和良好的社会公民，而其重要的培养途径之一就是建议人们多读名著。依照他们的思维，只有在名著中，才能发现前人对社会生活的思考与理解，才能感受到前人社会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对后人的启示与劝勉。坚持从前人丰富的社会阅历中寻找到对个体自身的指导与引领，能更好地推进人的理性思维发展。在这种思维的指引下，人们就会不断地提醒自己坚持进行自我教育，从而使人们不仅获得在自身发展进程中需要的知识与技能，更能获取人的终身全面发展应该具有的道德与信仰。
可以说，“读名著”教育活动在当时社会不仅希望帮助人们提升个体的社会知识与工作技能，更希望提升人们的社会认知能力与水平，引领人们的道德与思辨能力发展。这种活动在当时的大学得到了尤为突出地发展与传播，并一度成为当时大学开展人文教育活动的主要形式，更成为古典人文主义经院思想的重要表现形式。
二、进步主义思想激发了经典主义终身教育观的转变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这种以“读名著”为主要形式的经院主义哲学思想在当时社会的传播与推广也并不是完全一帆风顺的，也受到了一部分人的质疑与诟病。
有学者对于“阅读大量名著就能满足当代社会对人的需要”的这种教育思想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这种教育和学习方式给课程的选择带来了困惑。从学习的指导思想方面来看，这种利用“传统的读书方式”获取知识，培养人的“超自然世界观”的指导思想没能意识到从书本知识向人的社会知识转化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与障碍。从具体的学习实践活动来看，由于“读名著”教育活动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课程信息与要求，使得教育者无法给学习者规定具体的学习内容，而学习者本人也无法有针对性地结合自身实际提出学习目标、制定学习策略，很容易步入混沌的学习境地。
为此，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思想构成了进步主义的哲学基础，这些基于进步主义哲学思想的学者提出了用实验的方法，从社会实践中获取真知的世界认知模式。他们主张尽量避免直觉法、演绎法或归纳法在人们认识世界中的地位或作用，而强调应该在人类具体实践中更深刻、全面地认识世界，提升个体社会认知能力。他们认为如果说人类社会存在绝对真理与绝对道德的话，那么获取这些知识与道德的途径只能通过人的实践来实现。从个体思维发展的角度来看，人在实践活动中可以获得对个体的认知、对家庭的理解、对社会的尊重、对人生的感悟、对思维的启迪。从个体接受教育的内涵角度来看，人在实践活动中可以获取对个体生涯发展的规划、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对社会进步的理解、对人生内容的丰富。
可以说，进步主义哲学思想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终身发展方面，十分重视人自身经验的体验与积累，认为人自身的经验是一种具有价值的教育资源。基于这种分析的经典主义终身教育思想希望努力探究富有教育意义的人生经验，同时他们希望社会的“帮助、指导与鼓励”能在人生的后续经验积累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无疑，经典主义的这种终身教育思想对推动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意义与推动作用。
三、两种哲学思想终身教育观在我国文化发展中的演绎
其实早在我国古代，西方两种哲学思想的终身教育观就已经得到了践行。自我国汉代推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之后，孔孟之道、儒家经典则成为当时国家统治和社会生存的神圣教条。如果人们的思想与行为离开了四书五经，则被称为“离经叛道”。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其原因所在。在社会生产方面，当时的经济主要以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农耕生产为主，而这种农耕生产模式强烈要求人们做到因袭惯例，遵循习俗，按照先前人们的生产方式进行。在这种经济生产模式下，人们的思维与意识已经无法脱离经典权威思想的左右和影响了。在社会治理方面，宗法制思想要求社会成员尊重家族长辈，学会保守知足，这种厚古薄今的生存哲学既磨灭了过去生活中的经典元素，又抑制了当时社会的创新意识。在政治体制方面，我国古代长期实行君主专制的社会政体，全社会只有大一统的社会思潮得以延续，使得人们不得不长期接受经典权威的统治与压制。在文化教育方面，尽管我国社会先后开启过不同的人才选拔与考试制度，但是由于科举制度被专制君主政权所控制，实为为专制君主政体服务的思想工具。这种人才选拔模式不仅不能真正实现对人才的挖掘与培养，相反更加禁锢了当时文化阶层的思维境界，窒息了知识与教育的自由发展空间。但是，当时社会制度下形成的各种政治、文化、经济制度，也符合了其所生存的社会要求。从今天的视角回视当时社会，其文化发展观也在一定意义上培育了人们的终身教育意识，在促进当时社会人的发展的基础上，也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
如果把这种思潮和西方古代哲学流派进行比对的话，似乎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西方经院主义与经典主义两种哲学思想对东方文化的折射。我国古代社会所推崇的“独尊儒术”思想，本质上说既是对人们思想意识的统一，更是把当政者及其辅助者所认可的文化价值观，借助政治的力量进行推动与传播，以达到普惠全国的作用。这种思维一方面树立了全国唯一的文化价值取向与标准，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全国民众的思想与行动，从而使得社会能在他们所标榜的类似西方“经院主义”与“经典主义”思想影响下塑造和形成全国民众的文化价值取向。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思想在当时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政治满意效果。其典型特点就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推行与努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实现了以一元文化排斥多元文化的最终局面，使得全体民众的价值观都集中在崇尚权威主义思想高度上来。这其中，既离不开民众对朝政指定的施政著作的无可奈何的选读，也离不开民众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践行和感悟到的“独尊儒术”思想对自身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有力推动和深远影响，各种盛世景象的出现正是对东方文化思想终身教育观的有效解读和完全展示。以至于当人们在研讨说理方式时，都会不由自主地希望能诉诸权威、诉诸传统思想。基于这种思考，我们不得不承认经院主义与经典主义终身教育观在左右和固化人们思维方面的巨大作用。
四、经院主义与经典主义终身教育观的思维抗衡与社会影响
古典人文主义哲学思想强调精神力量的重要性，认为只要人的精神能力得以培养，人的知识和技能迁移能力就可以实现。然而进步主义学者认为这种思想俨然把人类对社会认知的理解过于简单化，过分强调了传统知识与现实社会之间的联系。事实上，社会的发展一方面确实与传统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毕竟社会的发展总是跳不开历史必然性的影响和作用。但是同时，社会的发展也不是对过去的简单重复或复制，而是在对过去有针对性继承基础上的一种突进，是对过去社会的合理变革过程。
显然，进步主义哲学思想发现了“读名著”的教育哲学思想所存在的绝对论、二元论倾向，他们发现了这种教育项目对学习者个体兴趣与学习需求的忽略，仅仅强调用智慧概念和人文科学教育传统来推进人的思维发展和社会进步。这种思维过于依赖了人的自我认知能力，而忽略了社会实践对于人的思维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积极推动作用。
然而，现实世界中的进步主义哲学思想也不断遭受着人们的质疑。批判的声音主要来自于对纪律约束存在意义的理解，关于社会实践活动对人的思维发展的意义争论，以及智力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促进作用等方面的思考与讨论。
思维方式是人们大脑活动的内在程式，它对人们的言行起决定性作用。从其表层上，思维方式具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两层特点。而思维方式的真正产生与形成恰恰是这种非物质性和物质性的交相影响，“无生有，有生无”，有机构成了思维方式演进发展的矛盾运动。人们不得不承认，以古典人文主义哲学思想为基础的经院主义“读名著”教育运动，所折射的终身教育观在一定时期确实有效推动了人的思维发展和社会进步。而进步主义哲学思想推崇的经典主义教育思想所涵盖的终身教育观，也为人的发展提供了以社会实践活动为基础和背景的新的认知途径。尽管二者在实现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各异，但是却都实实在在地共同推进了人的思维方式的不断发展。可以说，二者在促进人的终身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各有取舍，仅一步之遥。
人们可能无法完全割裂人文主义哲学思想对人的智慧启迪作用，也可能无法回避社会实践认知在人的思维发展与社会进步中的积极意义。两种思想流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交错推进，在人的认知世界与社会实践领域各自演绎着不同的角色。把握关于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论断的积极因素，需要有效解读两种不同思维终身教育观。一方面，人们需要充分认识与挖掘经院主义哲学思想所倡导的名著阅读中的社会思考，利用从中获取的智慧提升个体对社会的认知。另一方面，人们也需要努力观察与分析社会实践活动中的进步思想，积极构建个体对社会实践的有效认知。在对两种思维有效把握的基础上，合理塑造人类世界观与方法论，将能形成两种思维模式终身教育观的最佳结合，必将有力推动个体的思维发展与社会的认知进步，为和谐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提供理念与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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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的起源范文3
新富阶层已经成为目前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群体，有关新富阶层概念的界定、身份地位的衡量以及新富阶层标准的划分，都是讨论的热门话题。新富阶层作为中国最有消费实力的群体，对其生活方式的研究也逐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是目前对于新富阶层消费行为的研究刚刚起步，对这一群体的消费品位、消费特点以及消费文化的研究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为了更有效的研究新富阶层的消费行为，对新富阶层的某些引起大众广泛关注的消费行为如“炫耀性消费”行为进行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此，本文将从“炫耀性消费”这一角度来研究新富阶层的消费行为，以期对新富阶层的消费行为研究有所裨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笔者将选取新富阶层在“炫耀性消费”中很有代表性的“炫耀性婚礼”，尤其是“炫耀性婚礼”过程中大摆“迎亲车队”的行为进行研究。
2.新富阶层大摆“炫耀性婚礼”及“迎亲车队”的原因探析
中国的新富阶层为什么喜欢搞像“炫耀性婚礼”这样的“炫耀性消费”行为呢？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笔者觉得主要有几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2.1 新富阶层向世人展示其经济资本与社会地位的需要
凡伯伦曾指出“光是拥有财富，并不足已获得人们的尊敬和景仰，还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展现其财力”。我们已经说了，中国社会的新富阶层是从原来社会地层很低的社会底层突然跃起的社会阶层，在经济收入大大提高后，他们就急于向社会显示身份地位的变化。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炫耀式消费是显示财力、能力与地位的最佳形式。而结合中国的传统习俗，人生的一大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结婚”，这样，年轻人的婚礼就成了新富阶层显示其财礼和社会地位的变迁，并且采取“炫耀性消费”这种消费形式的大好机会。在一个个案中，给儿子举办婚礼的主人直接就说“自己小时候穷怕了，现在条件好了，孩子一辈子就这一次，当然想办得好一点。据这位企业家透露，自己年轻时，因为家里穷，先后处了几个女友，都无果而终”。这明显就是一种为了证明自己经济地位上升同时借儿子结婚这个“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日子进行显摆一翻，以向社会和他人宣布：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穷光蛋了，已经是有钱人了，而且社会地位都提高了，在儿子结婚时既有大队高档车队，还有明星和名人光临，这难道不是我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上升的体现吗？正是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这些新富阶层的人员每当遇到有显示自己财礼的机会，就毫不吝啬的采用“炫耀性消费”的消费形式。例如，有些新富阶层就喜欢争相“包二奶”，奢侈而炫耀的饮食，运气号码的高额竞投，甚至比赛竞相焚烧钱币、一顿饭花费数万或数十万元等畸形的“炫耀式消费”形式。
2.2 消费行为的符号象征意义代替传统的功能意义
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希亚（J.Baudrillard）在他的经典著作《消费社会》中指出“战后的西方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经济学家加尔布雷丝所说的‘富裕社会’，在这一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已不在是生产而是消费，而人们所消费的除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外，还包括（而且更重要的）商品的符号价值，相应的对当代社会中的人的异化和文化现象也应该从消费的角度来理解”。很显然的是，中国社会的新富阶层在采取炫耀性消费的消费形式时，已经把消费行为本身的使用功能意义抛开，而只在乎这一行为的象征意义（符号意义）。而且，由于新富阶层本身的经历的特殊性，所以对自己采取的消费行为的象征意义比一般的和自己同等级的有钱人就更加的看中。就拿“炫耀性婚礼”和“迎亲车队”来说，其真正的使用价值已经基本显现不出来，而绝大部分意义就是在给结婚的主人及操办婚事的主人身上贴上“他现在有钱了”“他现在有社会地位了”的标签。而这些新富阶层所采取的其他的一些“炫耀性消费”的形式，诸如“奢侈而炫耀的饮食，运气号码的高额竞投，甚至比赛竞相焚烧钱币、一顿饭花费数万或数十万元”等也是基本上就看中其本身的象征符号意义，而对消费行为本身的使用价值（功能意义）已经基本不再看中。这也是现代消费社会总体的一个特征之一，对于这些在改革开放中新翻身的新富阶层来说就表现的特别明显，“炫耀性消费”本身也成了新富阶层的符号之一。
2.3 新富阶层自身消费品位不高
上文已经论及过新富阶层的社会特征，按照布迪厄在《区阁》中所划分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四种资本的划分来说，新富阶层由于刚刚从社会的底层翻身过来，其经济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有较为丰厚的经济资本，但是在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占有方面就明显的不足。对于他们而言，文化资本的不足是影响其消费品位的瓶颈。很简单的例子，对于那种真正的一贯就是社会的上层的人士，他们在消费时所采用的手段与这些新富阶层就有明显的差异。真正的社会上层人士喜欢到高档咖啡馆喝咖啡，而新富阶层就喜欢去喝酒；前者乐意到高档的高尔夫球场打球，而后者就更喜欢到城市的红灯区逛游；前者可以花钱买票看话剧，而后者不喜欢等等。这就是二者的消费品位的差异。那么这又与新富阶层的“炫耀性消费”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很大。正是因为城市新富阶层自身的消费品位比较低，但是又需要有适合的途径去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在自身无法拥有和享受真正的社会上层的消费方式的时候，这种带有原始刺激的“炫耀性消费”的形式就正符合了他们的消费品位和要求。这也真是新富阶层在举办婚礼时非要讲大排场，非要有名人到场，特别是非要有大规模的“迎亲车队”的原因之一。
2.4 新富阶层维持自身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需要
上述分析主要是针对具体的新富的一些人员为什么要进行“炫耀性消费”进行了分析，但是为什么这个群体都这样做呢？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种消费方式是新富阶层维持自身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需要，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在他们内部之间才能维持紧密的关系。再回头看上文所举的两个案例。案例一中说，庞大的悍马车队中“黑白两台加长悍马分别是从浙江和山东的生意朋友处‘借’来的，其他悍马也都是从外市甚至外省‘借’来的。这就是问题的又一个关键点，这些新富阶层通过互相借车这一行为又一次加近了双方的关系。又如案例二中，操办婚事的老板所言：“这都是朋友们捧场。歌舞是一位朋友给请的，晚上放的焰火是另一个朋友请的，就连一些规模不大的企业的朋友，也都买上三万、五万的炮仗助兴。”，新富阶层中这种特殊的人情往来方式也是促使其进行“炫耀性消费”的原因之一，因为中国人讲究面子，在朋友面前，朋友送礼要讲面子，主人招待也要讲面子，如此以来，大排场的办“炫耀性的婚礼”也就不足奇怪了，这也是一种人脉关系的象征和展示场所。
参考文献
[1]许涛.中国新富阶层消费研究[OL].学说连线.
[2]省略/sh/news/2007/11-14/1077188.shtml.
经济社会的起源范文4
Abstract:“35” the plan summary developed to the county territory economic society proposed the new request, the important spot was the policy formulation must favor the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 rejection only GDP theory, promotion society harmoniou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happy index because of its substantive characteristics, may the policy formulation which develops to the county territory economic society give the instruction from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aspect.
关键词：幸福指数 县域经济 社会发展
Key word:The happy index county territory economic society develops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各地编制的“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来看，幸福指数被频繁提及。幸福指数为什么在“十二五”开篇之际被广泛重视，它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指导性意义到底有哪些是本文要着重分析的问题。
一、 幸福指数在我国的应用
幸福指数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幸福指数虽然由来已久，但是在我国的探索及应用也就大约10年的时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有必要从理论上研究幸福指数以及在实际工作中提高国民幸福水平。我国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以GDP指标为中心的，很少有县级领导重视幸福指数，而“十二五”规划纲要里明确提出了有关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设创新型社会，保障改善民生，创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方面的具体目标，幸福指数因其本质特征必会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层面提供指导。
二、 幸福指数简析
幸福指数包含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其中客观指标有人均GDP、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主观指标包括个性因素，如人际关系感知、精神健康等；公众对整个社会的满意度就是幸福指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观考察。幸福指数与GDP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能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客观给予双重衡量，以人为本，摒弃了唯GDP论。经济水平的迅速提高不代表社会的全面发展，在一些县域，尤其是全国百强县的民众，越来越希望得到物质与精神的双丰收。幸福指数顺从民意，给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导向。
三、 幸福指数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指导
（一） 强调幸福指数要求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
公众对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的关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变得越来越强，甚至可以牺牲部分收入来换取更优的生活和工作空间。但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要么局限于能源依赖，走吃老本之路；要么过分强调项目拉动，只求数量不求质量；要么坐享“土地财政”带来的收益，不去优化配置资源。城镇化的盲目突进，工业对农业的侵入，第三产业得不到重视等众多问题越来越呼唤新的发展思路，新的政府绩效考核指标。幸福指数强调经济水平提高的同时，更重视经济与社会，尤其是个体的发展质量，这就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政府争取的项目应是环境友好型、科技创新型、民意导向型的，同时要扩大服务业、金融业等第三产业在县域经济规模中的比重，保持农业最基础产业的地位。县域发展应立足本地，战略取舍，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处，提高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 强调幸福指数会引导政策更多的倾向民生。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与幸福指数关注民众对社会的主客观评价一致。幸福指数从个体的主观感受出发，强调就业条件、健康状况和社会关系和谐。从保障和改善民生出发，就要求政府制定政策时敢于挑战利益面，寻找新思路，开拓新局面。国家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考核，应落脚于民众对生存环境的主客观评价，只有这样的政策才是得民心顺民意的。
（三） 强调幸福指数需关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培育。
幸福指数不是概而全的，民众对自己生活工作的区域有特殊感情，表现为依赖、引以为豪等。如果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路径和结果都趋同，那么就失去了幸福感的特殊性。而幸福感的特殊性必须以社会发展特殊性为载体，从这个角度出发，如能培育好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那么民众对于外界的幸福感会特别强烈，甚至在执政者意料之外。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可首先选定主攻方向，立足本地实际。关键是让地方领导干部、民众参与其中，享受核心发展所带来的物质精神成果。可以预见的是，科技发展之路、精神文化发展之路等模式将越来越受执政者的欢迎，这些路径有一个共同的现实特征，那就是都在加大第三产业的投资和发展力度。
（四） 强调幸福指数必须关注三农问题。
经济社会的起源范文5
根据《关于北京市城镇企业离退休人员2000年调整基本养老金的通知》（京劳社养发〔2000〕121号）文件精神，参加我市养老保险基金社会统筹企业和单位中，1999年12月31日前符合养老条件，经批准按月领取养老金的离、退休（职、养）等人员，自2000年7月1日起调整基本养老金。为保证调整离退休金工作顺利进行，现将调整基本养老金具体操作工作中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由于本次调增离、退休金时间正值我市实施养老保险基金全额缴拨的第一个月，为保证全额缴拨程序顺利接轨，同时保证调增的离退休金按全额缴拨的要求，在当月发到离、退休人员手中，凡实行全额缴拨的单位，7月调增的离退休金不进入当月统筹支付月报，由市社保中心根据各区（县）和局总公司上报的2000年1月份统筹月报中离退休人数，按离休每人每月65元、退休（含退职、退养）每人每月30元预拨。预拨基金按政策规定调整后，经各级社保机构审核，按实际支付金额多退少补。从8月起，调增的离退休金由所属经办机构根据市社保中心编制下发的程序自动生成并按全额缴拨要求按月支付。
二、仍实行差额缴拨单位调增的离退休金，进入7月统筹月报。调增金额填入月报第45栏“调整机制增加额”中，按差额缴拨月报程序企业于8月5日前、经办机构和行业牵头单位于8月10日前逐级上报，市社保中心于8月16日拨付。根据差额缴拨月报填报规定，本次调整增加的离退休金，自2000年12月起一并并入当月月报第39、40、41、42栏中。
三、为保证调整的金额准确汇总，市社保中心编制下发《2000年北京市城镇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审核明细表》和《2000年北京市城镇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审核汇总表》（以下简称《明细表》和《汇总表》，表样附后）。实行全额缴拨的企业及汇总单位将7月调增的离退休金在《明细表》和《汇总表》中填列后，于8月1日前随8月月报报区（县）社保机构和局总公司，区（县）、局总公司审核汇总后，将《汇总表》一式二份于8月10日前报市社保中心。
实行差额缴拨的企业将7月调增的离退休金在《明细表》和《汇总表》中填列后，于8月5日前随月报一并报经办机构和行业牵头单位，经办机构和行业牵头单位审核后，填写《汇总表》一式二份于8月10日前报市社保中心。《汇总表》中12栏金额合计数与月报表中45栏数对应。
四、全额缴拨单位由于7月调增的离退休金已提前预拨，故《汇总表》中7月汇总数不再进入月报中统计，只做为市社保中心与区（县）社保机构、局总公司结算预拨金额的依据，市社保中心将根据《汇总表》中预拨金额与实际金额的差额进行多退少补的结算。
五、由于本次调整增加的离休金做为离休人员及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领取原标准工资100％退休金的老工人每年增发1～2个月生活补助费的基数，全额缴拨单位其增加金额部分填入《北京市基本养老金支付月报增减变动表》第9、13栏中一次性支付。差额缴拨单位其增加金额部分填入7月月报表第44栏“建国前工作补贴”中一次性支付。
六、根据京劳社养发〔2000〕第121号文第五条规定，在机关、事业单位办理退休的劳动合同制工人，从北京市机关、事业单位调整养老金的办法下发之月起，按规定的标准支付或补支。全额缴拨单位补支金额填入《北京市养老保险金月报外支付汇总表》第2栏“退休金”中一次性支付。差额缴拨单位补支金额和当月应支付金额进入月报第45栏一次性补支和支付。
经济社会的起源范文6
一、北欧经济社会模式的基本特征
北欧经济社会模式是指包括芬兰、瑞典、丹麦和挪威（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冰岛）在内的普遍全面的福利国家市场经济体制，最突出的特征是国家通过各种法定的福利保障计划并以高税收为依托形成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福利体系。本世纪以来，北欧国家在诸多经济度量指标上始终位居世界前列，如国际竞争力指数、经济增长率、劳动生产率、人均国民收入、教育水平、研发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就业率、人均寿命、国民医疗状况、环境保护以及高技术和通信部门的业绩等。而在反映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方面，北欧国家的数值全球最低，属于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因此，与追求效率的美英模式和关注公平的德法模式相比较，北欧模式做到了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俱佳，可谓鱼与熊掌兼得。
北欧经济社会模式是将有效的市场经济、发达的福利国家和协商的社会伙伴关系结合在一起，其特点是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形成的国际竞争力、全面慷慨的社会保障形成世界上最发达的福利国家、高税收和高水平的社会转移支付和再分配形成的低贫穷率和平等主义社会、普遍的公共社会服务部门如医疗卫生和教育、高水平的工会组织与广泛的工人权利、特定的国有化产业以及通过财政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等。北欧福利国家市场经济的共同特征是具有普遍性高社会福利、高社会支出、高收入、高税收和庞大的公共部门等特点。
二、北欧经济社会模式获得成功的基本原因
一是廉洁高效的政府和公共机构。在国际透明组织有关政府廉洁程度的调查中，北欧国家始终名列前茅。北欧国家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应归因于长期以来完善健全的法律制度和监督机制、社会的透明与开放以及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北欧国家的公共机构质量堪称世界一流，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表现出色。北欧各国政府都成功地在公共管理方面创造了透明和诚实的风气，运作效率很高，极大地促进了商业信心，公民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很高。北欧国家的政府不仅制定行之有效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而且在公共财政方面管理有方，各国财政普遍盈余，政府有足够财力支持经济发展和维持高福利体制。对公共资源合理高效的运用意味着更多的政府支出被省下来投入教育、科研、公共健康等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上，这些领域的改善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提高经济竞争力。在宏观经济环境方面，北欧国家都是依法治国、管理有序的国家。高效廉洁的政府和公共机构为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保证经济发展不会受到非市场经济因素的制约，并促成和规范私营企业的合理运营，北欧国家的公司普遍遵纪守法、信守合同。
二是福利制度的积极作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认为，高福利必然增长人们的惰性，造成经济活力的丧失，而支持福利制度的高税收也不利于私营经济的发展。然而这种似是而非的观念却被北欧国家的现实所打破，北欧国家的成功反驳了主流学说这种关于高税收、强大公共部门、高工资、广泛的福利措施和高度的社会保护会妨碍增长和繁荣的教条。这些一度被视作毫无经济效率可言的特征如今成为北欧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宝贵财富。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在保障之上附着了约束机制，由于大多数社会救济是与收入相联系的，从而形成了鼓励工作的道德伦理的内在激励，即个人不易形成恶意依靠福利制度的懒汉行为。不劳而获与社会价值标准格格不入，会遭受社会的鄙视，因此，几乎没有人愿意长期依赖福利生活。对于取之于民的高税收，由于政府的高效廉洁而用之于民，全部通过教育、医疗、养老、失业救济、住房补贴等福利制度实现税款返还，不仅保证了社会公平，更重要的是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从而抵消了由高税收带来的不利影响。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没有证据表明高税率对北欧国家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或居民生活水平产生负面影响。事实上，只有在税收没有被用于提高效率或以某种方式被滥用时，高税率才会引发问题。因此，重要的是政府的收入开支是否合理，而非税收本身的高低。更重要的是福利制度有利于国家的稳定与社会的和谐，因而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在世界各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公平每况愈下的大环境下，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正在日益显现出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事实证明，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不仅不是经济劣势，反而是其经济社会成功的比较优势。
三是以教育为基础、以科技为核心的兴国战略。北欧5国都是人口少、面积小的国家，在发展劳动力或者资源密集型经济方面没有优势，但是北欧国家审时度势，通过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强调科技研发，以发展智力密集型经济的兴国战略跻身于经济竞争力强国之列。北欧国家在战后大力普及9年制义务教育，并实行免费高中和高等教育，教育经费在国家财政预算中所占比例均远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在加强对教育投入的同时，不断加大对科研、高新技术及产品研发的投入，科研投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也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国家、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共同投资进行研究开发，强调科研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和为企业服务，将科研成果推向产业化，使得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排在世界前列，从而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发达的免费教育体系和高投入的科技研发造就了高素质的企业家和劳动力。通过发展信息通信等新技术部门成功地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形成新的国际竞争优势。
四是和谐的劳资关系。北欧国家劳资关系一直比较和谐，这是包括许多发达国家在内都无法提供的良好的宏观经济社会环境。工会组织虽然很强大，但一直在民主的框架内合法运作，在政府、资方和工会之间有着社会对话和伙伴关系的优良传统。工会组织通过社会伙伴关系在制定经济政策和企业运营方面拥有强势，许多北欧公司都拥有雇员董事，公司的重大决策基本上都是在劳资合作的前提下进行。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实际情况来看，北欧国家（以及德国、荷兰等建立了劳资协调机制的国家）都没有出现希腊等南欧国家的经济社会动荡，表明劳资合作与社会稳定直接相关联，有利于宏观经济的发展。
五是集中资源发展优势产业。由于国家较小，因此，北欧国家在产业发展方面不可能全面铺开，而是根据自身特点，集中所有资源发展几个可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也正是小国经济发展的捷径。北欧各国分别拥有一些世界闻名的大跨国公司：诺基亚、爱立信、沃尔沃……，这些大公司都是具有历史根基的私营企业在政府经济政策的扶助下发展起来的，是带动本国经济增长的优势产业。
三、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改革
北欧国家近年来成为公平与效率俱佳的典型，其经济社会模式的成功有着一百多年发展演变的历史，是政治和社会斗争的渐进过程所带来的经济结果。其起源应该回溯到19世纪末社会的建立及与工会的合作，此后经历了多年的罢工、劳资冲突和谈判妥协，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社会相继在北欧国家执政，执行发展福利制度的政治经济政策。需要指出的是，彼时的北欧国家都是属于欧洲的贫穷落后地区，而且贫富分化极为严重。因此。北欧国家福利制度的创立并不是如现在一般流行的观点所认为的先把蛋糕做大再考虑如何分配，而是先确定了消除贫困、扶助弱势群体的公平分配原则，然后才带来了经济繁荣、社会和谐。二次大战后北欧国家先后建立起“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社会福利制度，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及西方国家普遍陷入的经济滞涨对北欧这些外向型经济的小国产生巨大冲击，触发了由于福利体制的过度发展带来的各种弊病，“北欧病”全面爆发。为了恢复经济活力，北欧国家曾一度向新自由主义寻求出路，80年代中期开始推动金融自由化，迅速的信贷膨胀引发了低利率、资本流入、贸易赤字增加和资产泡沫。g0年代初，北欧国家先后遭遇严重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状况恶劣，物价上涨的速度超过了生产率的增长，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激增，失业甚至比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还要严重。中央银行被迫放弃固定汇率，汇率浮动导致的货币贬值减轻了衰退并成为复苏的起点。危机过后，北欧国家痛定思痛，纷纷采取激进式改革，彻底转向低通货膨胀的稳定导向的经济政策制度，形成了基于资本自由跨国流动、中央银行独立和向欧盟结构趋同的新的经济秩序。
面对危机，北欧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比其他欧洲国家更早地开始了适应全球化竞争的改革进程。改革的基本思路不是通过削减福利体制的方式纳入全球化经济，而是通过社会对话与集体协商而达成政治承诺，在保持繁荣平等的福利社会的同时，创立具有高度的竞争力、灵活性和富有效率的经济体制。北欧国家在困境中寻求如何使经济自由主义与普遍公认的福利国家原则相互协调，并将两者成功地结合。以丹麦为代表的北欧“灵活保障”模式的创立和发展成为治愈“北欧病”的处方，使福利国家体制在经过痛苦涅槃之后在21世纪初焕发出新的活力，获得了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双赢的骄人成就。在此期间，北欧国家经历了从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和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转型的结构重组。从而为迎接加速到来的全球化做好了准备。
丹麦的灵活保障模式被誉为“金三角”，即在社会伙伴协议基础上的灵活的劳动法和工作契约、对失业者的完善慷慨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旨在培训失业者和提升就业资格的广泛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其中关键的是改变以救济贫穷与失业为主的消极社会政策为以促进就业和个人动力为主的积极社会政策，将保障的核心从工作保障（保证雇员在工作岗位上不易被解雇）转向就业保障（保证雇员在被解雇后能够重新就业），在赋予雇主灵活招募和解雇权力的同时，通过慷慨的失业救济和约束性的培训再就业项目帮助雇员提高技能和适应新工作。在有关雇佣和解雇工人的规则方面，丹麦在欧盟国家中是最灵活的。这种制度的目标不是避免失业，而是帮助失业者通过自身努力重新获得工作。
其他北欧国家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革，如瑞典的“强政府一强市场”政策组合，一方面政府对产品、服务、劳动力市场采取不干涉的态度从而有助于增加市场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国家并未放弃其社会福利制度而是加以改革完善，改革的核心都是在增加企业灵活性的同时加强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提高对雇员就业的保障。改革后的北欧国家福利制度的根本特征就是高水平的社会保障、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和社会伙伴协议，成为北欧国家提高经济效率的基础，三者之间形成相互支持的关系。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起着提升失业者的技能和鼓励失业者积极寻找工作的双重作用，从而防止失业者进入长期失业队伍。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相结合，提高雇员就业的安全感，使企业得以灵活应对市场变化。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伙伴协议发挥着重要影响，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在调整结构变化、继续学习和技能发展、劳动力市场保障的公共政策等方面协调合作，对竞争力和社会可持续性高度负责。
福利制度的改革和经济结构现代化使得北欧国家从本世纪初以来重新焕发了经济活力，目前北欧国家不仅仍然是世界公认的最全面的高福利国家，而且全部进入国际经济竞争力强国之列，形成了市场经济与福利社会双赢、效率与公平俱佳的北欧经济社会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欧国家为了应对高福利弊病、经济和金融危机，直面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成功地进行了旨在提高经济效率和使社会保障体制现代化的福利制度改革。极有说服力地表明福利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完全有能力进行自我调整，同时为欧盟经济模式的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四、北欧模式的启示
曾几何时，主流经济学一直对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大加批评，在公平和效率不可兼得的问题上大做文章。然而，目前北欧模式成功地实现了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双赢，其给予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启示是：公平和效率不仅可以兼得，而且可以同时处于最优状态。北欧国家的经验是优先关注公平、以社会公平营造的良好宏观环境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