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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风险范文1
（一）“新常态”的提出及本质
我国GDP增速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处于波折阶段，总的来说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新常态” 内涵反映出的是绝非以往只注重经济总量增加，而是向宏观经济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转变。 由于不同于“三期叠加”之前表现出的宏观经济政策难以为继，故而体现了“新常态”中的“新”字；此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将会表现出的相对稳定的国家经济状态则直接反映了“新常态”的“常”字。可以简单地说，“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反哺经济的健康增长。
（二）“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
我国正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阶段，我国的宏观经济已经表现出相当一些新的变化。这些新的变化可以说是提前预知了“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些主要特征。从这些提前预知的变化来看，我国经济的运行有如下重要特征。
1.经济潜在增长率在7%左右。经济潜在增长率就来源来说主要取决于资本投入增长率、劳动投入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可以通过改善生产要素供给和提高生产率予以提升。
2.我国消费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了“半壁江山”，出口和投资已难以超越。2012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制造品生产国家，逐渐超越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方式由改革开放20年来以投资等为主导的外部需求结构向以“三驾马车”为主导协调拉动经济结构调整，完善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化升级。
二、“新常态”下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风险
（一）金融风险暴露
当前中国金融体系总体稳健，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稳中有险、稳中有忧，潜在的金融分析按不可忽视。尤其在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和结构性问题的背景下，要特别注意重点领域的三大区域性金融风险，房地产市场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产能过剩风险。
（二）产业空心化风险
决策者出台了一些列扶持政策，促进我国创新型工业和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资源更多地向这两个部门倾斜，而处于价值链的底端的一些产业必然会促使本产业向资源方转移，努力使自身走向价值链的两端，产业的稳定毫无疑问经受了冲击。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新兴产业与传统制造业等的转移引起了产业空心化风险；第二是第三产业在GDP的占比持高不下，产业的结构逐渐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空心化风险；第三是我国外贸政策向外倾斜导致的产业空心化风险。
三、“新常态”下我国几个重要经济政策转变分析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领导层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基本倾向于需求管理，决策者为维持我国GDP增速差不多是10%的高速增长而以长期的扩张性政策来刺激国内总需求。然而，“新常态”下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一??供给面的问题，而这个供给面的问题应该是一个长期性趋势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凯恩斯主义为核心的需求管理对于解决结构失衡的长期问题上并不具有比较优势，此时我们就应从供给端、从体制改革等顶层设计来着手调整。
（一）“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转变
在我国“十二五”规划的结尾之年，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异常复杂，在这种经济增速下行态势下，决策者需要看清当前国内宏观经济与国际不稳定因素，通过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适度宽松。
曾经的政府宏观调控目标是不管不顾、一心着重我国经济总量的增加和增速的加快，根据短期的经济结构性问题形势的变化，频繁使用强刺激手段来调节经济，进而导致如产能过剩、地反政府债务、金融风险和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等后遗症。
（二）“新常态”下财政政策转变
加强民生投入，激发消费潜力。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揽子的财政政策，加强对民生、社会保障等惠及大众的财政投入，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能力。在我国经济下行时，金融危机的爆发不可抑制的进一步减缓我国经济增速，这又无可避免的造成对居民生活水平的压抑。但可以预见在今后的一段时期，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望加速提升，而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将逐步解决居民消费的一大后顾之忧，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得益于政府对民生投入力度的加大。
四、“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转变要点
（一）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转变的很好切入点和抓手
19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偏向于需求而忽略供给，决策者为维持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以长期的扩张性政策来刺激国内总需求。然而，我们在“新常态”下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一个供给面的问题，而这个供给面的问题应该是一个长期性趋势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凯恩斯主义为核心的需求管理对于解决结构失衡的长期问题上并不具有比较优势，此时我们就应从供给端、从体制改革等角度来着手调整。
宏观经济政策风险范文2
整体看，经济增速在温和放缓，但季度增速仍保持在9%以上；物价虽有见顶回落迹象，但月度同比增幅仍处6%以上高位。短期内中国经济虽无“硬着陆”之忧，但对明年经济大势和政策走向，人们却莫衷一是。
日渐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使得四季度和明年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大的挑战。经济增长的几大动力均有所减弱，微观主体企业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内外需的放缓给中国经济带来更大的转型压力，未来经济增速逐渐趋缓下行恐怕不可避免。
长期看，中国经济的确需要预防“硬着陆”的风险。一国经济很难长时期以两位数的速度高增长，依赖政府投资维持高增长的发展模式必然将盛极而衰，未来中国经济必然将从过去两位数的高增长逐步走向相对趋缓的增长平台。
这一趋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力量决定的，既不是经济周期性的问题，也不是宏观政策所能完全支配和调控的。
再看物价，明年的形势并不令人特别乐观，制约与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并存。通胀形势难免会有反复，“上快下慢”、“上易下难”等所谓价格黏性问题将越来越大，温和通胀恐将成为一种中长期的常态。
除中长期经济增速下滑与通胀压力并存的局面值得警惕之外，明年中国经济还将面临其他一些风险和矛盾。
一是房地产泡沫化问题仍十分严重，未来须预防房价下降带来的风险，包括投资者断供风险、二三线城市楼市泡沫化风险、房地产企业资金链断裂风险及其引发的民间融资风险等。二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较为突出，须特别关注融资平台的短期流动性风险和局部风险。三是小微企业融资较为困难，民间金融巨大风险仍在酝酿和发酵之中，种种乱象已经成为悬在中国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四是全球经济增长状况不容乐观，欧美经济滞胀风险对我国外需构成严峻挑战。发达国家因债务危机困扰，已陷入停滞状态；新兴经济体通胀严重，面临政策紧缩；其他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发展经济的物质基础，增长动力不足。
人们最关心的政策走向，因此面临新的选择。今年以来，因小微企业经营困难、民间借贷利率畸高、银行间市场资金紧张等因素的存在，始终有一股强大的声音在呼吁、期盼政策的放松甚至是转向。但事实真能如其所愿吗？
2012年，宏观经济运行及经济政策选择依然面临着“控通胀”与“稳增长”的两难。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尚未根本转变，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资源和资金大量投入、依靠以国有部门为主导的投资拉动的情况下，抑制通胀与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成为相互冲突的政策目标。
为此，宏观调控仍须在其间寻求平衡，今年宏观政策可能的主基调是：取向不变，政策微调，以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应对内外部冲击、促进发展方式转变，进而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所谓“取向不变”，是指宏观经济政策仍不具备大幅转向的条件和基础，应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加强二者的协调配合，以巩固已有的抑制通胀的成果。货币政策基调短期内应当维持现状，没有继续收紧的必要，但也不宜全面放松；财政政策应更加侧重总量积极，方向引导，充分发挥其在治理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
所谓“政策微调”，是指在国内外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加背景下，为预防经济超预期过快下滑，宏观经济政策需要根据经济增速回调状况和通胀压力，做出局部性的动态优化和灵活调整，做好“稳增长”方面的政策储备，特别是做好引擎切换和应对资产价格波动的准备，并应充分考虑各种已出台政策相互交叉的影响，防止负面作用叠加和扩大化。
关于小微企业资金紧张问题，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现象。严格来讲，这已不是总量政策的问题，而是结构问题或是制度问题，需要通过加快改革予以解决。不能指望正常的总量政策来解决失常的结构性问题，也不能以此来要挟和倒逼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改变，就此而提出“宏观调控过紧”“政策超调”的质疑是不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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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 201620）
【摘要】文章从“有效市场”的角度出发，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出一个有效的最低报酬率体系。通过分析海外企业的各种风险以及对历史数据的回归，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寻找出各种风险的回归系数，确定对各种风险的补偿标准，从而确定一个公平合理的市场平均报酬率。
【关键词】国有企业 海外并购 资本监管 最低报酬率指标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快速增长。据商务部统计，2011 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32 个国家和地区的3 391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实现直接投资600.7 亿美元，同比增长1.8%。其中股本投资和其他投资456.7 亿美元，占76% ；利润再投资144 亿美元，占24%。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一方面为国内经济借助两个市场、用好两种资源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以及不可预知因素的增多，海外投资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比如海外国有资本流失的状况也在不断地显现出来。因此，国有企业不仅要“走出去”，更要保证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以防止国有资本的流失。
二、相关法律法规及文献回顾
（一）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曾先后颁布了《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1999 年6 月，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颁布了《国有资本金绩效评价规则》及《国有资本金绩效评价细则》，2002 年2 月又对其中的指标进行了修正，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政府颁布的最全面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2011 年6 月27 日，国资委正式对外公布了《中央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央企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这两份针对央企海外资产监管重要文件的出台，击中了央企海外投资“软肋”，不仅意味着央企作为投资责任主体，其负责人必须要对海外投资失误“买单”，而且也意味着我国今后将进一步强化国有资产管理的问责机制。此外，我国国资委还出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它是评价主体运用科学的评价标准、方法及程序，对评价客体的国有资本经营绩效及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系统、客观的考核评价。
（二）相关研究回顾
中国企业在境外的多年累计投资，积累了巨额的资金和很大规模的国有资产，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的组成部分，包括我国企业、事业单位、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以国有资产向境外投资设立的企业以及非经营性机构中应属国有的各项资产。然而，这些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混乱，而且流失问题极其严重。海外资产由于信息不完全及信息不对称，监管问题更是显而易见，流失更是常见。因此，积极防范和遏制国有资产的流失已经刻不容缓。许多学者在防范国有资本流失方面作了许多的研究。
高山（2007）从委托的角度分析了造成国有资本流失的原因是委托链中政府官员、经营者与企业职工的合谋，通过官员经营者合谋模型和国有资本监督供给模型的分析，得出结论：政府应分立国有资本经营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同时建立对经营者的直接监督机制。陈少晖（1997）认为从根本上讲，国有资产的流失主要在于国有资本运营中的低效、无效甚至负效，导致国有资本、资产多有着权益的减少或国有资产收益的非国有化。提出要确立国有资本运营主体，同时建立剩余索取共享机制。刘红（2004）分析了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若干原因，并从促进国有资产管理法及相关法律的立法、加强境外国有资产新体制的建设、完善境外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和加强境外国有资产的外部监督体系的建设四个方面提出对国有资产流失进行监管。淑莱法和比赦妮( Shleifer 和Vishny，1997) 进行了包括部分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的国际比较研究。他们认为，世界上资本市场能够起到一定的治理作用的国家是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即使在发达国家当中, 也有像意大利那样的资本市场的治理作用微不足道的国家。他们认为, 在发展中国家, 通过资本市场的治理机制几乎是不存在的。今井健一（1999）认为，作为国资委的股东和海外经营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较大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种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在海外和国内之间更为突出。因此他提出经营人员的自我约束方法。杨庆英（2000）提出构建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江平、邓辉（2003）针对我国内部监督机制的多元化现象，提出公司内部监督机制一元化的设想，完善国有企业海外部门监事会，将那些分割出去的监督权力整合进监事会制度之中，构建一个较为完整的监事会职权体系，代表国有资产监管部门进行海外国有资产的监管。
（三）评价及小结
综上所述，我国已经从立法与制度方面加强国有资本界定，防止国有资本海外流失，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国内外学者的这些研究，仅仅从定性分析角度分析了国有企业海外并购中存在的问题及现象，也有许多研究者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然而，如何有效地遏制国有资本流失，仍然没有较好的量化解决方案。本文拟从影响国企海外并购绩效的若干因素入手，将各项影响因素综合地做一个线性数学模型。然后通过对历史数据的模拟和回归，寻找隐含在这些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背后的内在规律，继而为海外国有企业并购的绩效评价找出一条合理并切实可行的指标体系来。
三、对境外投资最低报酬率指令指标考核的设想
从多因素套利定价模型中，我们可以得到启发，资产的收益率是风险的函数，是对风险的补偿，公司业绩是由宏观、行业和公司自身状况等因素共同决定的。基于这种观点，国有资本在海外的运营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风险，比如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等。通过对各种风险的补偿，可以得到最终的对国有资本在海外运营的一个收益率。以此收益率为基准对国有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设定最低报酬率指标，来加强对海外资本的运营效率的监管，以防止资本的流失。
我国现阶段对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资本监管是定性的，只突出要保值增值，但是保值到什么程度，增值到多少，缺乏一个明确的度量指标。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指标定量的分析，来指导国企海外分支机构完成这一既定指标，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通过回归计算国内外同行业企业的经济效益，来确定计划指标额。根据市场行业存在的风险，对每一种风险计算行业的平均收益补偿。企业存在的风险按照风险能否分散，可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
系统风险是指由共同因素引起的不能通过企业的管理决策加以分散的风险。经济方面如利率风险、汇率风险、通货膨胀风险、税率风险、宏观经济政策风险、能源风险、经济周期循环风险等。政治方面如政权更迭风险、战争冲突风险等。社会方面如体制变革风险等。对这些风险我们分别表示如下，利率风险以σr 表示，汇率风险以σe 表示，通货膨胀风险以σπ 表示，税率风险以σt 表示， 宏观经济政策风险以σma 表示，能源风险以σs表示，经济周期循环风险以σc 表示，政治方面如政权更迭风险以σp 表示，战争冲突风险以σw 表示，等等。以下分别对这些具体的风险项目进行分析并明确其风险的衡量方法。
汇率风险σe 可以运用资本的运营所在地的汇率风险来衡量，根据外汇市场上的报价，运用交叉汇率来计算两国汇率的波动。
通货膨胀风险σπ 可以用资本运营所在地CPI 月变动率来衡量，计算至少10 年的CPI 波动状况。
税率风险σt 也根据资本运营所在地的税率变化情况，计算10 年以上的税率波动率。
宏观经济政策风险σma 由资本运营所在地的宏观经济政策及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共同加以衡量。宏观经济政策的波动不能够直接地进行衡量，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数据如GDP（国外有些国家是GNP）的波动来衡量，因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总是会造成GDP 总量的变化，或者说宏观经济政策总是针对GDP 来制定的。
能源价格风险σs 是资本运营所在地的能源供应状况，我们可以用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的增长率来衡量。经济周期循环风险σc 大致和宏观经济政策相协调，我们假定其风险与宏观经济政策风险一样。
政权更迭风险σp 可以根据一国的政治稳定以概率的方式加以衡量，一般情况下风险比较小，但是一旦发生却是灾难性的，因此也不得不去考虑。另外，战争冲突风险σw、体制变革风险σs 这两个风险也是存在的，不过由于其发生的概率是区域小概率事件，可以在我们的回归模型中残差项εi 中体现出来。
根据汇率决定理论中的利率平价说，预期汇率变动率等于两国货币利率之差，即利率的变化会引起汇率的变化，因此汇率与利率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鉴于此，可以考虑一个汇率与利率的综合风险，以两者的乘积的开方表示，用σr ×e 来表示。通货膨胀的存在也会促使利率的变化，也用两者的乘积来代表一个综合的风险，以σπ×e 来表示。
非系统风险是指由企业某些特有因素的变化造成的企业不确定性增大可以通过加强管理决策加以分散的风险。非系统风险包括信用风险σcr 、财务风险σf 、经营风险σop 、流动性风险σf 、操作性风险σmn 等。企业的财务风险σf 是指公司财务结构不合理、融资不当使公司可能丧失偿债能力而导致投资者预期收益下降的风险。我们根据国有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的资产负债率来衡量。对于公司的经营风险σop ，我们采用奥特曼模型，又称Z 计分法。Z 函数的表达式为Z =1.2×X 1+1.4×X 2+3.3×X 3+0.6×X 4+1.0×X 5。式中，X 1= 营运资金÷ 总资产，X 2= 留存收益÷ 总资产，X 3= 息税前利润÷ 总资产，X 4= 资本市值÷ 债券账面价值，X 5= 销售额÷ 总资产。根据奥特曼模型，Z 值可以衡量企业的流动性风险，Z 值中的营运资金占总资产的比率足以可以很好地衡量企业的流动性风险。Z 值本身同时可以衡量企业的信用风险，信用的测度也是可以通过Z 值反映出来的。最初的Z 值就是用来反映企业的信用情况的。因此，非系统风险的衡量方法本文主要包括信用风险、财务风险及经营风险等。
找到这一系列风险的衡量方法后，我们用线性回归法来回归分析这些风险。回归方程式如下：
通过对行业历史数据的回归，计算出回归系数，以行业标准对企业的收益进行补偿，对于企业的特殊风险变动，再对特殊项目进行的调整。以此来确定对于海外并购企业的最低报酬率。在完全竞争市场，我们可以认为市场是可以达到均衡的，每个企业是可以得到均衡收益的。
国有企业海外并购完成后，一般会派出高级经营管理人员到海外任职。在这种情况下，海外机构分支机构的经营人员便处于“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对其监管严重地缺乏效率，这主要是由于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造成的。当然与我国的自管监管体制和资本监管机制也有很大的关系，再加上在信息技术的投资没能及时跟上，最终属于全国人民的国有资本大量地流失在海外，或者被某些海外人员瓜分。
而通过这种计划指标式的命令，责令其完成这个绩效额，有助于在信息不完全及不对称的情况下对其强化监管。而且这个计划指标额是根据国际市场的一体化设定的公平报酬率，因此其科学性也是有一定基础的。
四、结论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国不再仅仅引进资金，而应转变经济战略“走出去”，寻求海外市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世界经济发展与合作的必然趋势。在中央“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加大对海外市场的开发力度，境外资产在企业资产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也逐年加大，甚至有些企业已经占到资产总额的50% 以上。但是，由于境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监管机制及风险防范、内控体系缺失，境外机构财务管理基础工作不规范也不健全，另加上审计检查环节薄弱，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给国家造成大量损失。本文提出的计划指标式命令完成绩效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国有资产的海外流失。并且需要进一步具体操作实证分析研究其可行性。同时也呼吁继续加强境外国有资产的监管立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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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风险范文4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战略转型
【中图分类号】G648.6【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326-3587（2011）07-0088-03
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1％，投资同比增长33.5％，消费同比增长15％，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经济确实回升，但基础尚不稳定。针对2009年前8个月经济回暖的宏观经济形势，现在有人开始讨论经济到底呈“V”型、“W”型还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经济回暖轨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研讨下一阶段经济政策。按照经济发展周期波动规律，宏观经济总会见底反弹，因此我们更要前瞻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考虑经济企稳后的经济政策，甚至“十二五”规划的中长期政策制定。笔者认为未来的政策重点应是：(1)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2)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4)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5)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更好相互协调。
一、国际宏观经济基本走势
(一)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进程放缓。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一些国家出现大量贸易赤字，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国家大量贸易盈余。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持续出现贸易逆差和资本逆差，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主要产油国家经济增长却保持较快速度，持有巨额外汇储备。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演变，主要发达国家需求还在下降，尤其是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失衡仍将持续，全球化进程减缓。
(二)全球增长模式转型，凸显新增长点。
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开始吃熟食，前提是人类掌握了取火技术。人类取火始于钻木取火，实际上取的是碳基能源。从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术约束下，碳基燃料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气候变暖。为了应对气候变暖，一些专家建议未来能源开发的重点应该转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正在新能源领域开展大量研究，力图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些国家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占领新能源标准的制高点。客观上，这些探索促进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现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尽到应有的责任。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对话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体系。无论是超货币体系，还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将对美元主导格局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本着负责任的立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四)金融与实业并重，构建新的宏观监管体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金融创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替代、弥补国外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根据本国比较优势发展一些制造业，带动国内就业，把金融发展落到实业上。也有专家认为，错误的宏观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危机来临时，美国过度扩大消费信用以及过度相信市场都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国将会重新审视过去的宏观政策决策程序和机制，构建新的决策程序和机制，通过建立新的监管机制加强宏观政策管理和微观领域监督。
二、中国经济宏观形势基本判断
据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9年6月)报告，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趋稳迹象，全球经济初步呈现回升趋稳态势，但是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复苏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该报告还指出，目前断言中国经济快速稳健复苏尚早。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有望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但是，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一)GDP小幅增加，财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全国GDP总量6.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第二季度7.41万亿元，同比增长7.9％。6、7、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为6867.47亿元、6695.91亿元、5237.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6％、10.2％、36.1％。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显现出经济回暖迹象，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增长潜力凸显。
1～6月，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转移性收入增幅较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下降，生产价格同比降幅较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5％)。8月，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8％，已连续5个月上涨。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比前7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提高，凸显消费潜力。
(三)发电量和用电量双回升，人民币存贷双增长。
6月，全社会发电量同比增长4.7％，用电量增长4.3％。发电量和用电量上升既有经济回升的因素，也有气温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8.52万亿元，同比增长34.11％，环比增长了0.16％；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7.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43％，环比下降1.13％。货币供应量增长28.53％。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小幅上涨
2009年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3万亿元，同比增长33.O％。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2009年前8个月累计新增信贷规模8.15万亿元，同比多增5.04万亿元，比中国所有银行过去两年的贷款总额多，其中7、8月份分别为1650亿元、4104亿元，受央行政策影响，增速减缓。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6％、0.8％、O.9％、0.9％。从200个主产县8月20～31日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情况看，包括肥猪在内的5种肉产品均上涨。房地产价格上升和主要农产品小幅上涨表明，过度的、甚至投机性的恶性货币投放，可能对未来形成温和的通胀压力。
(五)经济结构不平衡仍然存在，潜在隐患不容忽视。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消费、投资与储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约经济平衡增长。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例，1978年城乡收入之比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进一步扩大。经济结构不平衡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断积累，将会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整体协调性，一旦超过临界点就会形成失衡状态，激化潜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三、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及早规划前瞻政策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医治好重病后，调养很关键。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两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与之相对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稳健的和从紧的转向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经济危机总会过去，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思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将“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稳步对接。
(一)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
一是产业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环保汽车、生物工程等为突破口，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低碳经济。重点开发可再生生物质能源和风力、水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区域发展战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中国的城市群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研究表明，国外资本对中国投资将主要依据现代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进行战略布局。今后，应提高中国城市群发展速度和质量，配套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空间规划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内，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三是决策机制方面，构建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降低决策风险，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竞争力。现代社会的公共风险需要政府及时、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对政府科学决策机制提出了挑战。政府应科学论证、合理规划，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种所有制市场结构。但是，仍然有部分垄断行业和公共服务部门产权结构单一，进入门槛高，民间资本进入空间窄。除行业外，无论是自然垄断行业，还是行政垄断行业，提高市场化程度，推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实现产权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比如铁路、电信、电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应打破行业垄断，推行公共事业单位改革。政府应主要通过制定市场规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些社会事业部门，比如体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也应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作为工业化中期的国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第二、三产业。在美国，到工业化晚期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80％。2008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1％，低于第二产业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3％，低于第二产业比重。中国离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尚有距离。
(三)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继续加大推进资本市场培育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市场创新。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力度，扩大三板市场试点范围，解决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健康的金融体系。进一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多边外汇储备库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区域金融合作，并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增强金融机构和体系风险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机后的恢复时机增强中国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
(四)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
经济复苏后，过渡时期应逐步转向实施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而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未来财政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切好蛋糕，更应该注重做大、做强蛋糕，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树立大财政思想，既要有财，更要有政。既要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不与民争利。正确处理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关系，做到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从税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税源，保证税收增量渐进发展。一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资源低价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资源，资源税改革应在经济复苏后扩大征收范围。二是试行个人所得税转型，探索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所得税制。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主要是以分类征收为主，没有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个人所得税改革应着力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三是试点物业税。在继续物业税试点评估“空转”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价值评估，适时推出物业税。四是继续做好增值税转型工作。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改变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提升企业竞争力。
在开源的同时仍需节流。从财政支出看，明确财政支出重点，增收节支，防范财政风险。一是转变政府职能，缩减行政开支。在经济复苏后，政府应该“瘦身”，调整政府机构，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效率。二是继续提高财政预算透明度，保证精细化、科学化。信息透明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准则，财政预算信息透明是实现人的基本人权，也是保证正确履行公民委托责任的需要。在美国，一次预算编制就相当于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预算制定、执行、监督三权独立，相互监督，并实行全过程公开。尽快实现财政预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改革步伐，达到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医疗、社保、就业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促发展，保民生。明确财政支出重点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时，这些领域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四是构建财政风险识别、评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调控体系。财政风险防范要与金融结构风险防范紧密结合，不可单线作战。
宏观经济政策风险范文5
欧洲央行对申请“OMT”计划设置了诸多条件，要求有意向的国家应提出申请，并承诺实施进一步的紧缩计划。欧洲央行在计划中承诺，将在二级市场不限量购买陷入困境国家的债券，这极大降低了欧元体系的脆弱性。欧洲央行采取的这种新立场，也缓解了对于欧元区能否存续的担忧。此类担忧曾对欧元区造成某种程度的破坏。
欧元区目前的风险是社会和政治动荡
图表1显示，欧元区各国政府债券市场危局自2012年7月以来有所缓解，但这是否意味着欧元区得救了呢？从中短期角度，可以这样认为，但从长期来看，却并非如此。欧元区如今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源于金融失稳，而是源于南欧国家经济萧条导致的潜在社会和政治动荡。经济萧条导致南欧国家的失业率升至“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以来未曾有过的水平。如今在欧元区南部的某些国家，如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失业率远远超出了20%。最引人注目的是年轻人失业率的上升，希腊和西班牙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50%以上，而意大利和葡萄牙则为30%～40%。如该趋势不能很快扭转，这些已无力让年轻公民看到未来的国家很有可能爆发社会和政治动乱。
因此，2012年最重要的动向是欧元区风险性质的改变。在2012年初，风险主要是在财政方面，即部分国家可能无法获得偿付债券所有人的资金。欧洲央行解决了这个问题。在2013年初，风险来自社会和政治方面，即某些国家失业率持续上升和实际收入下降，导致绝望的年轻人开始倾听政客们的提议—如果脱离欧元区，他们的生活就会变好。
欧元区南部国家面临的部分问题，主要与其劳动力市场失灵有关。这些国家为何出现经济增长大幅下降和失业率大幅上升的情况，此类结构性问题无法得到解释。实际上，这是欧元区宏观经济管理严重出错造成的。
欧元区宏观经济政策一直受到金融市场的左右。南欧国家以及爱尔兰累积了经常账户赤字，而北欧国家则累积了贸易顺差。结果南欧国家成为欧元区内部的债务国，而北欧国家成为债权国。这种局面迫使南欧国家向北欧国家寻求财政支持。北欧国家仅仅在南欧国家出台严厉的紧缩措施、迅速而大规模地削减支出后，才勉为其难地为其提供了财政支持。
南欧国家确实有必要削减支出，但它们被迫采取了过于迅速、力度过大的减支举措。更重要的是，北欧国家不愿加大本国支出，以抵消南欧国家削减支出的影响。南欧国家出台的必要紧缩措施，本应由北欧国家的需求刺激来抵消，从而使整个欧元区实现稳定增长。结果却恰恰相反，在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的领导下，债务国出台了严厉的紧缩措施，而债权国则继续推行旨在平衡预算的政策。
这导致了一个非对称的调整过程—债务国承担了大部分的调整。债务国被迫削减相对债权国的薪资和价格（“内部贬值”），而不用补偿债权国的薪资和价格上涨（“内部重估”）。内部贬值的代价极大，导致债务国产出和就业下降。由于内部贬值仍未完成（或许爱尔兰除外），预计债务国的产出和就业可能进一步下降。
因此可以推断出，调整欧元区债务国与债权国之间失衡的负担几乎完全落在了欧元区的债务国身上。这导致了通缩倾向，从而解释了欧元区为何自2012年以来一直陷入双底衰退。图表2说明了这一点。
如前所述，以下风险切实存在。南欧国家长期陷入严重的经济低迷，失业率升至上世纪30年代以来所未见的水平，这些国家的民众不再支持一个曾向他们允诺打造经济天堂的体系。
欧盟应根据欧元区成员国的不同财政情况，对称性出台宏观经济政策
如何进行宏观经济管理，才能避免经济增长长期处于历史低位？这可能导致许多欧元区成员国沦为“失去的一代”。
答案在于，应该对称性地出台宏观经济政策。对称性策略应从欧元区成员国的不同财政状况着手。尽管债务国一直无法稳定政府债务比率（实际上它们仍处于爆炸式增长之中），但债权国的状况完全不同。债权国成功地稳定了政府债务比率。这为出台相关规定、令欧元区宏观经济政策更为对称打开了一扇机遇之窗。
我所建议的规定如下：由于欧元区目前步入新的衰退，已稳定住债务比率的债权国应停止进一步平衡预算。相反，它们应该将政府债务与GDP比率稳定在2012年的水平上。其意义在于，债权国可允许出现少量政府预算赤字，以刺激本国的GDP增长，从而使政府债务水平保持不变。尤其是2012年接近实现预算平衡的德国，承担得起预算赤字与GDP比率接近3%的水平。对德国来说，这种调整的负担也不重。德国政府目前可以处于历史低位的利率水平借款（10年期债券利率约为1.5%）。
德国的调整将巨大地激励整个欧元区。德国经济占欧元区GDP的33%左右，加之德国约60%的国际贸易是出口至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因此德国提供的刺激政策将大幅推高从欧元区其他国家的进口，从而推动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关于这一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作出估计，目前财政乘数远远高于1。财政乘数是一种衡量政府支出增加1欧元，对其GDP产生多少影响的指标。
这种刺激政策还将令上文提到的欧元区南部国家和北部国家的贸易账户失衡问题解决起来更为容易。通过加大支出，北部国家将减少它们对南部国家累积的盈余。这是南部国家能够削减对北部国家赤字的必要条件。
宏观经济政策风险范文6
关键词：政策性银行；风险；内部控制；有效监管
一、政策性银行的现状分析
政策性银行（Policy Bank），是指由政府创立、参股或保证的，不以营利为目的，专门为贯彻、配合政府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在特定的业务领域内，直接或者间接地从事政策性融资活动，充当政府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专门金融机构。①政策性银行是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主要组成部分。政策性金融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政策性保险公司、政策性投资公司等，其中政策性银行是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主体。②
在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分为政策性银行和政策性保险公司，主要由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构成，其中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我国唯一的政策性保险公司。而政策性银行是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主要组成部分，构成了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主体。
（一）政策性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应然作用
首先，政策性金融的存在源于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主要体现为：一是融资主体无法承担高额商业贷款利息，二是融资主体不容易得到贷款，三是商业性金融机构无法承担长期贷款的风险。这些是商业性金融无法承担的，需要政策性金融来弥补金融市场上的缺位。
其次，政策性金融的存在源于政府失灵。对这些国家急需发展的相关产业和产品，是财政所不能及的，财政通过行政手段对相关产业和产品的支持不符合市场效率和公平的要求。
所以，政策性金融的存在可以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政策性金融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政策性银行的特殊职能主要包括：根据宏观调控的要求，执行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以直接的资金投放或间接地吸引其他金融机构从事符合宏观经济政策的放款，进而发挥其首倡、引导功能，引导资金的流向；③补充和完善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业的投资与信用体系。
（二）政策性银行的制度缺陷
我国于1994年由国家出资设立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以保本微利为原则，在特定领域从事专业性或开发性的政策性金融业务，为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在政策性金融领域，目前我国政策性银行在运行当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
1.在立法上，缺乏在法律层面对政策性银行进行定位、保障和监管制度。自政策性银行完成组建并开始运作以来，我国尚未完成政策性银行立法。现行政策性银行业务的开展以及国家对政策性银行进行管理和规制大多参照《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政策性银行各自的银行章程和内部规定，缺乏较高位阶和较高法律效力的制度规范。
2.国家干预色彩较为浓重，过度排除市场机制，致使政策性银行独立企业法人的地位弱化。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就无法明确界定政策性金融业务统一标准，只能是针对个案进行分析界定，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对政策性银行监管的有效性，同时也决定了不得不通过具体行政行为对政策性金融业务进行规范和指导。
3.政策性业务萎缩，经营业绩较低，政策性银行面临资金流动和资本充足的困境。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发展，金融行业的资金供求关系也在发生着巨大、深刻的变化。此时政府主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引导市场主体的运作，商业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政策性银行对特定领域、特定产业的资金融通，因而政策性金融业务总量有所下降，这种严峻的形势越来越突出地摆在当前政策性金融机构面前。
4.在内部业务上，由于政策性银行的内控机制不健全、业务管理体制不适宜、职能关系扭曲，使政策性金融业务与商业性金融业务混同，造成了监管上的难题，给政策性银行带来了巨大的潜在经营风险。
二、政策性银行的运行模式
鉴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政策性银行改革的具体情况，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什么是政策性银行改革。所谓政策性银行改革，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使银行性质由政策性银行转变为商业银行的变革。而是应该理解为，把政策性银行的运行模式由单纯或者主要依靠国家信用进行政策性金融业务拓展为在此基础上，通过完善风险监管体制、夯实资本充足率，本着保本微利的原则，在完善双账模式的前提下，有限度地开拓相关的资本市场业务，适当地拓宽利润渠道，以此来作为政策性金融业务的支撑，减少对国家财政的依赖，即通过一定限度内的市场化运作，来进一步支撑和完善其政策性金融业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金来源
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来源渠道和形式应当多样化，更多地面向市场发行金融债券融资，除了国家财政，更广泛的运用社会资金，使有限的国家财政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更大的作用，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政策性银行的业务应当有所拓展，不断扩大业务范围，在从事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同时兼营与其相关的商业性金融业务，使其资产中的短期资产和长期资产的比例合适，这样其现金流的情况和对风险的分配上也能合理很多。同时扩大政策性银行的商业性金融业务也能使其市场意识得到较好的提升，通过市场化运作手段，也可以实现其多样化的经营目标。
同时，采取加大金融债券的发行，是一个重要的拓展资金来源和增强流动性的方式，那么最重要、最根本的更是要夯实政策性银行的核心资本，这是基础、前提。
2.资金运用
资金运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策性银行践行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贷款投向指标，如以中国进出口银行为例，贷款投向指标具体分为资本性货物出口信贷、一般机电产品出口信贷、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信贷和其他产品出口信贷。这些具体的资金运用就是在执行国家宏观调控职能的过程。
在坚持以公共性原则、政策性原则、低利性原则为指导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外，政策性银行的资金运用应当多元化，适当拓宽资金投放渠道，完善资金运用的利益补偿机制，保持资本充足率。政策性银行应继续实践分账模式下的兼营政策性金融业务和与政策性金融业务相关联的商业性金融业务。
政策性贷款的范围是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变化的，在某个特定时期里，某个产业或某种产品会成为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对象，随着经济的发展，也许在某个未来的时点上，此产业或产品成熟壮大后，就没有必要再成为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对象，这样的壮年产业或成熟产品完全可以通过市场途径完成其融资过程。
3.资金管理
鉴于目前的情况和改革的形势，政策性银行应当分账管理，划分政策性金融业务账户和商业性金融业务账户。分账管理有助于体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有助于强化政策性银行的独立法人地位。
在分账管理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有效的隔离机制，防止商业性金融业务的不良资产转嫁于政策性金融之中，防止政策性金融业务侵占商业性金融业务而带来的腐败等道德风险。
4.治理结构
建立、健全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等公司治理结构，引入、完善政策性银行的独立董事制度，发挥独立董事制度在政策性银行中对专业性业务工作的作用；强化监事会的作用，合理协调独立董事与监事会作用。政策性银行的决策应由其股东会和董事会做出，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理顺国家作为出资人与政策性银行独立法人地位的关系。
三、政策性银行的有效监管
政策性银行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有着本质的不同和显著的区别。因而，运行模式的选择、监管制度的运用、对政策性银行的调控和规制也应“因地制宜”。
（一）内部监管
目前，应建立一个有效率的考核机制，考核时，机构考核和业务考核分开进行。一种考核是微观经济效益考核，主要是针对某个政策性业务，针对盈利水平、风险水平等因素；另一种考核是社会经济效益考核，就是要考核政策性银行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情况，就是对具体宏观调控职能行使的效果的绩效考核，这相对于前者是个比较宏观、抽象、难以把握的一个概念。
1.合规性检查
合规性检查内容主要包括业务经营合规性、资产合规性、负债合规性、结算合规性、利率政策执行等方面。由于政策性银行的运行涉及政策性金融业务和商业性金融业务，其合规性监管应着重于分账监管模式下资产、负债的合规性，如何建立健全并完善分账管理模式是合规性监管的重中之重。
由于商业性金融业务会带来远远高于政策性金融业务的经济效益，政策性银行很容易会在本位主义的利益驱动下，将政策性金融业务转化成商业性金融业务来攫取更大的利润，或者将商业性金融业务转化成政策性金融业务以攫取来自融资人的贿赂。这种道德风险是有过前车之鉴的，尤其在政策性银行涉足更多的商业性金融业务的情况下，更是今后对政策性银行监管的重点。
2.管理与内部控制检查
管理与内控是任何企业都必须重视的，政策性银行作为独立法人，也一样无法回避管理与内控环节。政策性银行的管理与内控应着眼于资金运营管理、项目管理、其他业务管理等方面。首先，要建立健全内控监督管理体制，按照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内部监管，发挥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作用；其次，建立健全内控监管的预警体制，划分一般性差错、违规操作、违法违纪的分级监管体制，进而预防和减少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
3.财务收支以及经营成果真实性检查
对财务以及经营的真实性、合规性检查应切实由监事会承担。由于在经营过程中，业务操作、分账执行都是在银行内部的行政管理层的运行之下，所以对财务和经营的内部检查制度应由独立于董事会和高管层的监事会来承担才更能起到内部监督的效果。
4.其他风险监管
由于政策性银行的特殊性，其风险性远远高于普通商业银行。首先，在符合贷款投向合规、资产安全的前提下拓宽政策性银行的融资渠道，通过立法完善政策性银行的融资渠道；其次，建立健全利益补偿机制，在保本微利的经营过程中，要不断完善利益补偿机制，来保障政策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比例、流动性等指标；第三，建立健全资金回收保障体系，鉴于政策性金融业务期限长、高风险，在企业内控中强化资金回收保障仍然是第一道风险防线，而外部监管仅仅是在内控之后，起着第二道防火墙的作用。第四，完善信息的综合分布与金融风险综合评价，信贷评级制度进入到分账管理，有效对分账管理进行评价和分析。
（二）外部监管
政策性银行的外部监管主要体现在政府、国家审计部门、中央银行、银行业监管机构对政策性银行的监管。对于政策性银行的外部监管应做到协调、配合、统一。银监会的监管主要着重在内部控制，由于政策性银行涉及政策性金融业务与商业性金融业务以及国家在相关领域的特殊优惠政策，极易形成腐败等道德风险。中国人民银行对政策性银行的监管主要应着眼于安全性、流动性和对资金的投放方向以及本息的清偿的角度，在关注信贷安全性的基础上，落实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而不能不计成本效益地盲目从事业务，否则无异于财政支出。国家审计署应对政策性银行进行定期审计与不定期审计，对政策性银行财务进行外部审计监督。
四、结语
我国的政策性银行改革首先应明确政策性银行的法律地位，加快政策性银行的立法进程；其次，在坚持政策性银行的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在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的同时，建立、健全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等，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在运行机制，尤其要强化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作用，并寻求二者的协调，使其在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朱大旗著《金融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2版.
[2] 李成编著《金融监管学》，科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
[3] 丁邦开、周仲飞主编《金融监管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4] 《对政策性银行实施有效监管的思路与对策》：重庆银监局课题组，载《体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