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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作用范文1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产业集聚;规模经济
1、引言
以克鲁格曼、藤田等学者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其宗旨是将区域经济学带进主流经济学的殿堂。国内学者关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研究甚少,主要是对国外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与我国实际问题结合进行论述。本文总结了国内学者对新经济地理理论与产业集聚关系的研究成果,对现有研究的不足进行简单述评并对进一步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
2、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基本内容
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以克鲁格曼的中心―(Core-Periphery)模型的提出为标志,在经济理论中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融合,从而为经济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它阐明了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导致空间经济的形成和演变的[1](邱竞、薛冰,2008)。对于传统的经济地理学不能解释一些现象,如在纯自然条件方面并不一定非常有优势的地方却成为了工业集聚的中心以及两个自然条件方面非常相近却可能在工业集聚方面有非常不同的表现,新经济地理学抓住了导致工业集聚的最为本质的经济力量―收益递增,其核心思想是,即使两个地区的在自然条件方面非常接近,也可能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导致产业开始在其中一个地方集聚 [2](金煜、陈钊、陆铭,2006)。刘长全[3](2009)总结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主题包括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的“空间集聚”和“区域集聚”,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数学定量分析,建立了中心―、国际专业化、全球和产业扩散、区域专业化及历史和期望对区域发展影响等模型,认为新经济地理的理论来源与模型特点决定了其非常适合分析市场深化与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要素流动、产业分布变化和产业集聚趋势。谢燮、杨开忠[4](2005)。杨盛标,张亚斌[5](2009)从改进的角度认为新经济地理的几个基本模型都是在某些理想的假设下建立起来的,研究者可以从改变垄断竞争函数形式、考虑异质工人、非同质的区域空间、拆散厂商的完整性等方面放松前提出假设,从而使理论研究更加贴近现实。
3、新经济地理理论与我国产业集聚
产业集聚是指同一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产业资本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的一个过程。生产商的集聚有利于产生当地的专业化供应商,进而产生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厂商的地理集聚有利于专业技能的产生和信息的溢出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创新[6](克鲁格曼,1997)。对产业集聚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经济开放之后均出现了地区间差距持续扩大的现象,而且这些国家都出现了工业生产的集聚,这些现象是新古典的增长理论无法解释的,而新经济地理学在解释产业集聚和地区间差异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2]。国内学者通过研究我国产业集聚现象,对新经济地理理论进行了检验,并其指导我国实践进行了一定的发展和创新。
一个新的理论产生,需要通过实证检验,并不断的完善,从而更好的指导实践,同样,新经济地理理论也需要在我国的实际情况下进行检验。金煜等通过对我国产业集聚现象的实证分析,得出一个地区企业数量的产业外部性和地区消费者购买力对于工业集聚的前后向联系均为正,地理位置和历史优势是集聚的起始条件,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导致了集聚的自我强化,使得优势地区保持领先。李娟,郑平等[7](2011)通过分析东莞外资主导型产业集聚与产业转移的现象,也验证了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是向心力和离心力动态均衡的结果,提出了在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需要一定的组织和干预,以减少转型成本。在传统理论难以对“义乌商圈”的形成发展做出解释时,任光辉[8](2008)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认为其形成过程是义乌小商品市场不断拓展及其主导下的区际分工协作格局形成的过程,伴随着市场规模扩张和区际分工协调模式的转换,逐步跨越区域发展的“非均衡陷阱”进而带动周边地区的协调发展。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工业发展产业集聚的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也证实了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科学性[9](韩永彩,2011)。
一个独立的理论难以对现实经济做出完整的解释,所以有学者认为应该结合不同理论还分析我国产业集聚的现象。张明倩,臧燕阳,张琬等[10](2007)结合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利用1999―2003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导致中国地区产业集聚的因素,结果得出了与贸易理论的预期相同的结果,交易成本对产业集聚形成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新经济地理学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并未使产业的区位选择突破运输费用和区域保护的限制,并发现产业的市场外部性对产业集聚有着不显著的正影响。张杰飞,李国平,柳思维等[11](2009)将Harris-Todaro模型与新经济地理模型相结合,赋予农业剩余劳动力假设,并考虑中国户籍制度所导致的迁移成本,建立一个内生的劳动力转移模型,得出单个传统政策措施的经济效果不佳,在促进农业技术进步的同时,只有逐步放松户籍制度才能取得最佳的经济效果,计划生育政策仍具积极作用。胡洁,陈彦煌等[12](2011)结合了城市失业和新经济地理理论,建立了一个两国两部门的新经济地理失业模型,认为伴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本国资本外移,存在失业的本国会出现“产业空洞化”趋势,运输成本降到一定程度,本国制造业可能全面外移,制造业最终完全聚集于外国。
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国内在理论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创新之处,但在现有理论基础上,国内学者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了的一定拓展研究。陈林生,李刚等[13](2003)从四川省的发展现实出发,通过对基本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做一些拓展后,得出城市体系将会演化成数量不断增加的,分散的,专业化的小城镇。周加来、李刚[14](2008)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内,引入要素流动和经济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差距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形成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新经济地理因素的影响下,具有区位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大量的生产要素,加上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郑剑锋[15](2009)则从浙江经济发展的经验出发,加入了制度因素,得出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根源在于制度和地理的相互作用,但是,制度和地理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各种要素本身,而是通过其特定的经济组织形式来组织和协调各种要素的生产与利用,从而最终促进经济发展。
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用于指导实践,我国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差距都比较大,因此怎样将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研究成果运用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是一项迫切而且非常重要的课题。从政府的层面,部分学者认为地方政府行为在政绩考核指引下具有过度作为倾向,政府应建立一套综合指标判断本地经济状况,一旦发现市场出现了集聚的雏形,需从本地实际条件出发,积极扶持,做好聚集发展的宏观规划[16](柴志贤,2007)。市场开放度方面,城市级别、城市化水平、城市交通状况、信息传播等要素是影响中国会议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加大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对会议中心城市集聚[17](张琰,郭英之,2008);加大地区之间的产业联动,有利于加快物流集疏运网络建设,使商品和要素市场一体化以扩大市场规模,吸引更多企业到港口集聚以壮大经济实力,促进技术进步实现规模报酬递增(韩永彩2011)。姚林如,高翔等[18](2009)的研究表明,在初始经济结构对称的条件下,“偶然因素”导致的消费需求转移会使得均衡时的地区资本份额发生变化,并可能产生“中心――”极端的集聚效应;另一方面,地区贸易自由度的提高将削弱资本的集聚效应,然而这种影响是有限的,受“偶然因素”使地区资本形成产生的集聚效应,会出现“路径依赖”,因此,要使地区转向均衡发展,需要打破“偶然因素”的影响,这就需要政府加强对本地区经济的了解,并通过一定的经济手段指引地区产业的集聚。
4、述评
综述所述,国内学者对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总结和评述层面上,应该加强对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为我国经济发展服务;在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解释或者指导我国产业集聚时,虽然有一定的创新和拓展,但还是存在硬套的现象,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西方的产业集聚性质和我国产业集聚性质存在质的差别,我们不能一味人家的理论搬过来解释或者指导我们的实践,应该结合我国产业集聚的现状和特点,对理论进行一定的修正和改善,从而更好的服务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步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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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作用范文2
关键词: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
在马来西亚的工业化进程中,尽管农业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所占比例不断减少,但由于农业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出口收入、工业原料的来源等,因此政府仍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特别是马来西亚的主体民族马来族大多从事农业,为了缩小他们与其他民族间的发展差距,维护社会团结,政府对于农村地区的社会发展更是特别关注。保障农村经济社会同步发展、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成为马来西亚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
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基本内容
纵观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发展,可以看出其内容涉及农民生产、农民生活以及农民人口素质三大方面。这三方面的内容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构成了马来西亚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第一,为农民生产提供支持服务。
1969年的种族冲突事件促使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新经济政策”,消除贫困尤其是马来族农民的贫困成为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社会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马来西亚政府并没有采取专门的济贫措施,而是通过为农民生产提供各种支持服务,促使其在生产发展中摆脱贫困。
1971年,马来西亚开始推行农村综合发展战略,以扩大农村人口就业,实现农业部门的现代化。为此,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开展了一系列的项目建设,为农民发展生产提供支持。这些支持项目主要有:(1)开发土地,增加耕地面积,安置无地农民种植经济作物。至1987年,马来西亚共实施了422个土地开发项目,开发土地76万公顷,安置无地移民111728人。(2)改善农田基本建设,建造水利灌溉工程。两个大规模排灌工程——吉兰丹州的吉姆达计划和吉打州、玻璃市州的慕达计划均于70年代上半期完成。(3)提供化肥、高产种子和农业技术,以提高农业作物产量,扩大油棕、可可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对换种高产作物提供补贴。(4)实行价格补贴制度,减少市场风险,保障农民的生产利益。由于稻米种植是所有农作物种植中收入最低的部门,为了保证稻农的利益,马来西亚政府对米价实行补贴。在1986~1990年间,政府在给稻农补贴上的开支达到3.968亿马元,1991~1995年间,补贴开支达3.98亿马元。政府还建立国营销售系统和稻米烘干、碾磨、贮存一条龙的综合企业,为稻农提供种种方便,减少中间商对稻农的盘剥。(5)建立支持农业的信贷机制,为农业生产提供贷款。(6)在城市中心建立农贸市场,让农民直接出售农产品,以获取较好的价钱。马来西亚这些支持农业生产的措施对提高农民收入、消除农村贫困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二,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求。
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求的社会政策主要有两大内容:一是为农民提供基本的生活、卫生医疗条件;二是对贫困农民实施救助和帮扶。
马来西亚独立以来,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在全国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公立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和网络。马来西亚农村卫生服务系统分为两级,即卫生中心和社区护士站。卫生中心有医师或专科医师,服务人群1.5万~2万人;社区护士站服务人群约3000—4000人,能处理多种医疗问题,包括分娩。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全部免费,即使是住院病人也只需缴付很少的费用,贫困地区和医疗条件差的地区的农民还可以减免费用。政府还定期对乡村卫生服务质量进行改进,尤其重视对农村卫生设施、设备和技术的不断更新和提升。进入21世纪后,马来西亚建立起一系列新的初级卫生保健诊所,部分助产诊所也可提供更多的卫生保健服务。
为了加快农村地区的脱贫步伐,1989年,在“新经济政策”即将结束之际,马来西亚开始实施专门的反贫困计划,即特困人员发展计划。政府将特困家庭登记在册,并设计一系列适合这些特困家庭需要的项目,以增加其就业机会、提高其收入。这些项目包括小型贸易、家庭手工业、家畜饲养、水产养殖、粮食作物的商业化生产等。政府还为贫困家庭提供无息贷款和培训、改善住房条件、为孩子们提供食物和教育资助等。至2000年4月,马来西亚共发放7.672亿马元的无息贷款,大约有15。35万名贫困者从中获益。除此之外,联邦土地发展机构还给那些因伤残无力工作以及年龄在60岁以上的贫困人口提供直接经济救助,每人每月可获得50马元的救助,一个家庭每月最高可获250马元的救助。总共有7000个贫困家庭获得救助。
在第七个马来西亚计划期间(1996~2000年),马来西亚实施了一个专门帮助土著少数民族脱贫的计划。该计划的资助形式主要是鼓励土著少数民族参加各种能够增加收入的活动,如土地开发、蔬菜种植、零售业、家庭手工业等。在新土地开发和安置计划中,共有8100个土著少数民族家庭获益,涉及土地面积达1.98万公顷。到1999年底,1.582万个土著少数民族家庭获得了7900万马元的补贴,土著少数民族的贫困率已由50.9%下降到15.4%。自2001年起,马来西亚开始实行“国家远景政策”(National Vi- sion Policy)。这一时期,政府继续实施一系列类似的反贫困计划,资助对象主要是边远地区的土著少数民族。
在以上反贫困计划中,政府一方面对无生产能力的贫困家庭提供直接的经济援助,另一方面还为农民提供住房、饮水等基本生活条件和卫生医疗等社会服务。到1995年, 72%的农村贫困家庭通了电,65%的农村贫困家庭有了安全的饮用水;77%的农村贫困家庭能在周边9公里范围内有一家政府或私人诊所,还有汽车牙科医疗队和诊疗所、村卫生队、飞行医生为边远的农村地区提供医疗服务。由于实施特困家庭发展计划,农村地区的特困家庭所占比重由1991年的5.2%下降到1995年的3.7%。
第三,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生产能力。
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生产能力一直是马来西亚政府农村社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政府希望以此促进贫困农民通过自身努力来获得较高收入的工作,直至摆脱贫困。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和生产能力的主要途径就是让农民及其子女能够有机会接受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
20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制定了《义务教育法》,对6~15岁儿童实施全民义务教育。为了使《义务教育法》在农村地区能够切实有效地执行,马来西亚的农村发展计划及反贫困计划都将学校建设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到1995年,马来西亚94%的农村贫困家庭能在周边9公里范围内有一所小学,60%的贫困家庭能在同样范围内有一所中学。如今,马来西亚政府可以为儿童提供11年的免费教育。与此同时,政府还为贫困家庭的学生提供各种教育资助,例如为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免费课本、食宿、制服等。另外,改善农村教学设施,提高农村教学质量也是政府特别重视的内容。近年来,一些乡村学校的设备不断更新,一些不足150名学生的农村学校被合并,以便保证学生能够享有更好的教学设备和学习环境。为了使边远农村学校跟上科技发展形势,马来西亚发起了一项农村学校无线因特网培训和教育计划,为农村学校提供计算机等相关设备,为学生和老师进行信息通讯技术的教育和培训。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虽非义务教育,但是政府设立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为家庭贫困的学生提供财政资助,使马来西亚青年都有可能进入大学学习。
除了保证让农民子女接受正规的教育外,马来西亚还特别重视农民自身能力的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为农民提供有关农业耕种以及工作态度和价值观方面的培训和教育,以使其提高生产能力;二是为农民提供工业培训,使其能够受雇于非农部门,或自己在农村地区和城市中心从事商业活动。在第五(1986~1990)和第六(1991—1995)个马来西亚计划中,政府在培训和咨询方面的开支达到2800万和3.417亿马元。
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特点
第一,农村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政策融为一体,在生产发展中实现社会目标。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在处理农村的社会问题时,往往将其与农村的生产发展联系在一起,在发展中解决社会问题。因此,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相关内容往往包涵在经济政策之中。在1971~1990年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中,政府明确指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并不只是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通过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转型重建社会、维护国家团结。“通过项目方式来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和为不分种族的所有马来西亚人增加工作机会来消除贫困”,是“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马来西亚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没有实行专门的消除农村贫困计划,而是将消除农村贫困贯穿于各种农村发展计划之中,通过为贫困农民提供各种就业机会、增收渠道以及生产服务,使其摆脱贫困。即使在“新经济政策”末期实施了专门的反贫困计划,但反贫困的主要措施仍然是通过各种生产发展项目为贫困农民就业、增加收入提供各种机会和支持。
第二,注重农民人口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提高,直接的现金济贫措施有限。
在各个经济发展时期,马来西亚一直将消除贫困特别是马来农民的贫困作为其奋斗目标。但由于奉行“在发展中消除贫困”的原则,马来西亚的社会政策并不主张对农村贫困人口实行过多的现金救助,而是注重其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提高。从前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在其反贫困计划中,只是对那些因伤残无力劳动或年龄在60岁以上的贫困人口提供经济救助,而对其他人则通过提升其素质和能力来使其摆脱贫困,具体表现为在农村地区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卫生医疗服务和教育培训体系,以此来促进农民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从而使农民有能力自食其力以及从事更高收入的工作。这反映出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特别重视“自立”和“自尊”的理念。
第三,政府在提供农村公共服务中起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在马来西亚,社会政策的推行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无论是在资金的投入还是各种社会服务组织机构的建立中,政府都起着关键作用。如表1所示,马来西亚在社会服务方面的开支呈不断上升趋势。在20世纪70、80年代,马来西亚的社会政策主要关注农村地区,政府是农村发展资金以及农村教育和卫生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政府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亦鼓励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等为农村的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首先,鼓励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发起的各种农村发展项目。在吉打州,约有70%的农村发展项目由私营部门负责运作,政府机构对其进行监管和评估。只有30%的项目直接由政府机构运作。私营部门除了直接参与投资开发外,还为贫困人员提供技术培训、工作机会、实物和财政资助等。非政府组织也在国家的反贫困计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马来西亚努力信用”(Amanah Ikhtiar Malaysia,简称AIM)是一个金融方面的非政府组织。自1987年以来,该组织利用政府分配的3亿马元的无息贷款为6.9万个贫困家庭提供信用服务,使其能够有机会从事小商业和家畜饲养业。AIM还为一些潜在的服务对象实施了特别预备项目,以促进贫困家庭的自立。
新经济政策作用范文3
企业财务会计的存在和发展必然受到本国多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客观因素的情况直接决定了企业财务会计发展的途径和方向,所以这也就造成了全世界各国企业财务会计的的不同和差异,这就使得企业财务会计这一概念带有非常明显的社会特征。本文主要探讨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对企业财务会计发展及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方面的影响,认为企业财务会计在经济管理活动中应与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协调发展。
二、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对企业财务会计发展的影响
在众多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因素当中,能够形象到企业财务会计的有很多,例如: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法律等,其中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是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对企业财务会计发展的影响主要有:(1)经济体制。纵观世界各国的企业财务会计准则,其产生和发展的轨迹都与经济体制息息相关,可以这么说,体制的不同导致了企业财务会计理论和方法在各国的不同,这也就使得每个国家所指定的企业财务会计规范也不尽相同。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整个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私有制经济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在宏观上要求市场作为经济活动的风向标和主体,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主要利用各种经济杠杆作用来对市场进行引导调节,把好机制关;在微观的层面,就要求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应该建立完整的现代企业制度,以市场为导向,遵循市场的规律,独立自主的完成经营活动。为与此种特征相适应,企业财务会计计量的客观公正性就显得至关重要,相关财务信息能否及时有效的反馈对企业的发展决策是息息相关的。(2)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财务会计的发展水平一定是受到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的,企业财务会计的发展和水平必须与社会的实际经济状况相适应,可以说商品经济的发展需求就是企业财务会计产生和发展的源动力。任何新的企业财务会计思想的发生发展和企业财务会计准则的确立,都是和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及社会的经济状况密不可分的,可以说企业财务会计就是经济发展的伴生物。由此,我们可知经济水平的高低,发展速度的快慢是企业财务会计制度发展的主动力。(3)知识经济。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知识经济的时代已经到来,在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下,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企业财务会计这一领域也面临着改革和发展的严峻挑战,这种挑战带来的不仅仅是压力,更多的带来的是发展的机遇。知识经济的核心就是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核心和依托,摒弃了以往一贯的依赖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传统细想。知识经济不断的发展,必将带来新一轮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契机,当然作为经济伴生物的企业财务会计也必将获得巨大的发展机遇。另外知识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也为发展企业财务会计提供了可能,为其提供诸如计算机、网络等一系列便捷的设备,这些东西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提高了企业财务会计工作的手段。
三、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对企业财务会计报告的影响
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是指企业对未提供的反映企业某一特定日期的财务状况和某一企业财务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文件。从这一概念我们不难看出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对企业决策的重要性,对企业财务会计报告起到根本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两项:一是国家的经济状况以及相关的政策法规;二就是使用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使用者的实际需求。现如今,随着科技和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认知观、思想观都在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化。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导致传统的企业财务会计信息与实际的社会经济严重脱轨,甚至与现实的经济发展需求背道而驰,这种情况的出现和愈演愈烈都已经说明传统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制度的改革刻不容缓。(1)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对企业财务会计发展及对企业财务会计报告的影响。所谓知识经济是一种直接依靠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的经济,由传统的工业经济发展而来、并与其相区别。与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相比,它有如下特征:一是落知识资本取代资本资产的首要地位,提高了无形资产的重要性。它们取代了传统经济形态下资本资产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二是新经济形态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责任观”日益受到重视,它要求经济、高效的利用资源;三是信息高速传递,信息产业崛起为改革传统的信息传递手段提供了条件。(2)知识经济条件下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的内容。新经济形态对企业财务会计的贡献在于它扩大了传统企业财务会计的视野,弥补了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系统的不足,它是对传统企业财务会计继承基础上的新发展,它把企业财务会计特有的确认、计量核算和报告拓展到了知识的领域。一份完整的财务报告在报告之外还应该涵盖和说明与之相关的情况信息以及先关资料。其中,财务报表有报表本身及其附注两部分构成。附注是财务报表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报表至少应当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3)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财务会计报告的表现形式。在传统的信息传输技术条件下,以报表的方式来交换信息已被实践证明是最有效和最节约成本的方式。这种方式一直沿袭了几千年,成为国际通用的信息传递方式。但这种方式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表现在:一是以数字为主,只揭示少量的非数字信息,一方面导致许多难以定量的信息不能充分批露,另一方面,这种方式不直观,它要求信息使用者有较高的素质;二是时效要求严格,企业财务会计是否重要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状况,简言之就是经济发展的水平越高,其企业财务会计的作用就越大,在企业财务会计界当中始终不变的话题就是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质量问题。在新经济经济形态下,要提高企业财务会计信息质量,我们不但要研究新经济时代的企业财务会计环境的特征,完善企业财务会计理论,还要加强企业财务会计队伍的培训,把现代化的技术应用于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模式之中。
新经济政策作用范文4
所谓新经济主要是针对传统经济而言。按照西方经济理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旦失业率低于6%,通货膨胀率就会急剧上升。但自1991年3月以来,美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特别是90年代后期经济增速平均超过4%,失业率降至3.9%,而核心通货膨胀率却低于2%。一些经济学家把美国出现的这种“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即“一高两低”的经济称之为新经济。
尽管经济学界对是否出现了新经济、什么是新经济以及新经济形成的原因还有不同的见解,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经济持续高增长、经济周期特征淡化、同时伴随着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是“新经济”的主要特征;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经济全球化、不断创新完善的金融市场特别是急剧增长的风险投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务实和稳健的宏观经济调控等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因此,电脑、通讯、网络和金融化了高新技术产业本身的发展以及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成为度量一个国家(地区)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
在信息技术的生产和应用方面比美国落后是欧盟经济存在的弱点之一。为此,欧盟提出了一系列打造新经济的措施,力争在10年内赶上或超过美国,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和最有活力的新经济地区。
一、欧盟新经济的发展
过去十年来,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出现了较快的发展,这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到2000年,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的增加值达到4930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3.6%上升到4.4%,年均增长15%左右,大大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2.5%的增长水平,自1995年以来平均每年推动欧盟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但和美国相比,欧盟仍相形见绌,1995年以来,美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年均增长20%以上,到2000年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8.3%,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来自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从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说,1996-200年,欧盟只相当于美国1990-1995年的水平,相差近5年。各成员国的情况差别较大,爱尔兰、芬兰、瑞典、荷兰和英国等国家发展较快,其中爱尔兰的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已超过美国,芬兰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美国。
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了生产率的发展。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除了资金和劳动的投入引起的增长外,其他的都叫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技术要素的增长率。测算表明,1995年以来,信息技术对欧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每年推动经济增长约0.2个百分点,相当于美国1990-1995年的水平。
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下跌使欧盟的通货膨胀率降低,20世纪80年代,硬件设备、软件和通讯服务的价格平均每年分别下降1.8%、0.3%和0.2%,90年代前半期,其分别下降3.3%、0.7%和0.7%,而到90年代后半期,其下降的速度分别达到10%、1.4%和1.3%。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使欧盟的通货膨胀率自1995年以来每年降低0.2个百分点。
新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是信息技术产品的使用,计算机拥有量、上网人数、移动电话使用量、电子商务发展等是主要的指标。在这些领域,欧盟远不及美国,根据初步的估计,1999年,欧盟每100人均拥有计算机为20台,不到美国的二分之一;欧盟只有14%的人上网,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电子商务额约为170亿欧元,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只有人均移动通讯电话拥有量和美国持平。欧盟人均对信息技术产品的支出约为1600欧元,不及美国的一半。实证分析也表明,在欧盟,信息技术以外的部门没有因为利用信息技术而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总之,虽然,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出现了较快的发展,推动了其经济的增长,但从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等看,欧盟要比美国落后5年。
二、欧盟新经济落后的原因
从传统的工业化进程和形成的经济结构看,欧盟与美国同属工业发达国家,区别不大,有的国家如德国甚至比美国的工业化进程更加明显。但为什么新经济首先出现在美国而不是欧盟。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生产和应用中有比较优势;二是欧盟的经济体制僵化阻碍了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应用。
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了不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要素禀赋和专业化分工的作用。按照这一理论,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生产和应用中建立了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拥有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鼓励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以及大量军工技术转为民用和军工产业的技术外溢等。人才优势是美国最主要的比较优势,美国的信息技术人员比例明显高于欧盟,在欧盟内部,芬兰、爱尔兰、瑞典等信息产业发展快的国家其受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教育的人员比例居于欧盟的前列。由于信息技术的网络效应和第一发起人效应,即使欧美在信息技术发展初期的差异很小,也可能由于研究与开发以及专业化生产的正反馈作用而使美国形成巨大的比较优势。欧美双边的信息技术贸易也说明了美国有比较优势,近几年来,欧盟从美国进口的信息技术产品占双边贸易的25%,而美国从欧盟进口的信息技术产品仅占双边贸易的6%。
经济体制差别的理论论证了欧盟僵化的经济体制束缚了新经济。首先是劳动力市场相对僵化。欧盟严格的解雇程序、高昂的解雇费用、最低工资限制、工作时间约束等各种就业保护措施和强大的工会势力使解雇工人的成本极高,抑制了企业利用节约劳动成本技术的积极性,减低了对信息技术产品的需求和应用。其次是金融体制不成熟,缺乏创新。美国实行的是股权资本主义,其发展的路径为:个人创业合伙制股份制,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风险投资在美国的出现和迅速膨胀被认为是一场金融革命和股权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它为一些极具发展潜力和成长前景但又有高风险的新兴科技企业提供投资,催生了一大批信息技术企业并使之迅速发展,英特尔和微软等都是通过风险投资而成长为富可敌国的科技巨头的。而欧盟国家多为银行债权资本主义,其储蓄大多流入资产雄厚的少数大企业,许多依赖于科技成果创立的新兴企业因其无形资产不能做为抵押品而无法得到银行贷款支持,银行也不会提供风险投资,从而限制了新兴产业的发展。此外,建立新企业的各种行政障碍、公共研究和私人研究严重分离等科研体制僵化也阻碍了信息技术的发展。三、欧盟发展新经济的举措
虽然在新经济方面,欧盟落后于美国。但欧洲具备赶上来的机会和条件,一是欧美从事新经济的企业已相互兼并和投资;二是可以利用美国现有的经验和做法;三是欧元启动以后,欧洲的资本市场发展迅速,筹资越来越方便。但欧洲必须在经济结构改革和科教两个方面行动起来。去年3月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提出了建立电子欧洲计划,并把该计划提高到和欧盟共同市场、经济货币联盟同样的高度,此外,还制定了金融服务行动计划、风险投资行动计划、欧洲研究区战略等各种计划,力争在2010年前赶上美国的水平。其发展信息技术的主要政策如下:
1.坚决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把物价稳定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减少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从而鼓励投资和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2.加快信息技术的应用步伐,改善信息技术应用环境。建立统一的电子商务法,实行统一的专利法。到2001年完全开放电信市场,2001年前欧盟境内所有学校上网,政府采购全部上网,加强网络培训,鼓励终生学习,。
3、发展风险投资市场。风险投资作为创新型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对高成长性的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与美国相比,风险投资在欧洲仍处于不发达阶段。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额达到了33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150%,其对软件、通信、因特网的投资达到180亿欧元;而欧洲的风险投资额仅为12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70%,其对软件、通信、因特网的投资为50亿欧元,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为此,欧盟提出了风险投资行动计划,主要措施为:加快欧盟内部一体化的步伐,使跨国金融活动更加便捷,专业投资人执行统一的结算规则,改善便于企业获得资金支持的金融条件,并斥资2.3亿欧元对企业获得贷款和风险投资等进行支持;成立7贤人委员会研究加快欧盟资本市场一体化政策。
4、培养企业家精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是欧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基础,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首先,鼓励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利用社会基金资助各种宣传和推广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的活动,加强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创建充满活力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其次,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提高研发水平和产品开发能力,利用统一专利法保护创新企业的技术安全;再次,放松政府对企业在开业和营业等方面的种种限制,优化企业发展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环境;第四,提供企业国际化经营和多种形式的信息服务;第五,发展包括电子商务、网络、信息、老龄服务、特色旅游、社区服务等在内的技术型、经济型和社会型等新型服务业。
5、鼓励科技体系创新和技术成果的转化。创新是提高竞争力和促进就业的重要动力。在创新能力方面,欧洲远远落后于美国,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1998年,欧盟15国的研究与开发支出占其GDP的比重为1.8%,而美国为2.8%。同时,研究与开发力量分散,研发和成果商品化脱节,没有形成统一的科技市场。欧盟委员会已计划设立欧洲研究区,以减少研究力量的分散,鼓励研究单位和企业合作,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同时,放宽移民政策,吸引国外的技术人才。
新经济政策作用范文5
前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几天,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具体到每个单位的发展来看,财会管理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墨守成规不仅会造成企业资产的流失,更会造成企业发展的隐患。面临着新的经济环境,财务工作者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要思考如何以更为高效、有效的方式,对企业资产进行核算,尤其是其中的无形资产方面;另一方面,如何提升自身素质,成为适应时展的财务工作者,这些都是财会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对新经济下企业财会管理面临的问题进行思考,在此基础上,对财会工作发展的创新途径进行策略性思考,以期对新时期企业财会管理发展做出有益启示。
一、新经济背景下企业财会工作面临的挑战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面临着新的经济发展环境,其特征可以简单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其一,经济全球化,产品跨国贸易频繁,资金与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分离;其二,新形势下,企业的价值更多的在无形资产中显示,有形资产是我们日常可见的办公设备、厂房等,无形资产则是企业发展的人才、文化等无形方面,对于无形资产如何核算管理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其三,电子商务的大范围普及与推广,推动了经济贸易的发展,但也对资金安全提出了新的质疑,增加了财会管理的工作量;其四,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为企业发展提供更为开阔的市场的同时也增加了企业发展的难度。
在这样的新经济发展背景下,传统的财会管理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许多以往不存在的或者不能构成威胁的因素都将引起注意,具体来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财务管理对象多样化,由单纯的可观可感的有形资产管理到日益丰富的无形资产管理,以及由于贸易渠道、范围的扩大等都造成财务管理对象日益多样化;其二,管理观念、手段更新速度引起注意,随着经济大环境的发展,如果不能及时进行调整,在企业发展中往往会发生管理观念落后、管理手段陈旧等问题,如何有效避免这些问题的产生,以及加快更新速度,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是一个需要更新解决的问题;其三,电子商务对财务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电子商务的开展如今已经越来越普遍,随着电子贸易的增加,要求企业财务管理人员要熟悉电子支付流程以及交易的全过程,保证资金安全和贸易的正常进行。
尽管新经济背景对于企业的财会管理工作或者说整个企业的管理工作都带来的诸多挑战,使许多矛盾暴露了出来,但新经济形势促进了企业财会管理的创新与提高,也是不可磨灭的事实,因此企业在面对经济发展新形势时首先要采取积极的心态面对,将其看做企业发展的推动力,借势发展。
二、企业如何应对新经济形势的挑战
(一)全面提高财会管理人员素质
财会管理人员是财会管理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在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全面提高财会管理人员素质具有决定性意义。从一个角度来说,财会管理人员素质低下,是阻碍企业财会管理工作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提高人员素质有重要意义。
所谓全面提高财会管理人员素质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专业知识素质、必要的技能素质,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的相关知识。掌握必备的专业知识,能够保证财会管理工作者能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状态中把持住自己的本职工作,在经济发展变得复杂的时候能够用扎实的基础把持住应做的事情;在必要的技能素质方面,主要是指经济工作者应该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进行充电与自我更新,适应新的经济形势、掌握新的财会管理技能等,与时俱进发展自己;掌握政治、经济、法律相关知识,就是指财会管理则会要随时了解与之相关的政策法规变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政策的变化。
除了上述财会管理者必要素质的提升以外,财会工作者的道德素质仍也是需要注意之处,且是财会工作人员的基本素质。财会人员的素质提升既是相关人员自我提升的方向,也是企业安排相应培训的方向。
(二)对财会管理理念与形式的创新
以往的财会管理工作注重有形资产的管理,对于无形资产与知识产权的管理方面存在很大漏洞。在新的时期,为了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势,财会管理工作者既要加强对有形资产的管理,同时也要关注到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的管理,不断更新管理理念。在新的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与无形资产所能创造出的价值远大于有形资产,尤其是当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灵魂与动力的时候,绿色、节能、高效、可持续的发展是当前发展的重要理念,对于知识、人才的要求也大大提高,这些都需要财会管理者将之纳入财会管理工作范围。
新经济政策作用范文6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东亚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在改革金融体制的同时,加快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高技术产业。经过几年的经济结构调整,东亚各国已现“新经济”曙光。本文论述了东亚“新经济”发展现状与特点,并对东亚发展“新经济”的比较优势进行了分析,最后对东亚“新经济”发展前景做出展望。
自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其成因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实,对东亚金融危机形成根源的研究,不能脱离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经济”正在兴起这一时代背景,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东南亚各国未能对产业结构进行及时而有效的升级和转换。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受危机祸害的国家立即行动起来采取了许多应对危机的措施。在改革金融体制的同时,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动高技术产业迅猛发展,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以强化本国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以适应“新经济”的发展趋势。
一、东亚“新经济”发展现状
东亚国家和地区都已采取措施,加快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高技术产业,资本开支不断增加,大量资金投入到从计算机到芯片制造设备的最新技术。《美国商业周刊》
(2000年11月27日)刊发的题为《亚洲的前途》一文中写道:“东亚在行动。从新加坡到上海,各个公司和各国政府正以多种方式寻找能推动经济增长的新技术。从中国香港特区因特网带动的服务业繁荣到中国台湾和韩国的高技术生产力发展可以看到,东亚正处在一个跃进期。”
为了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日本将信息技术和产业确定为日本经济最重要的支柱产业,制定了“E日本”的国家信息技术和产业战略、要在5年内将日本建成信息通讯业最发达的国家。日本国家产业技术战略研讨会拟定了信息技术领域的最终草案,想以此作为重建日本经济的指针。这项草案是日本政府正在制定的“国家产业技术战略”的支柱。
日本近年因特网规模急剧扩大,上网人数大量增加,日本国内因特网使用人数1997年末已达975万人,较1996年增加了355万人,增幅达75%。1998年以后,因特网利用人数更以20%到30%的速度快速增长,日本在数据压缩技术、影像技术、笔记本电脑显示技术方面则居全球领先地位。据有关专家估计;从目前的状况看,日本的信息产业总体水平落后于美国4-5年,日本争取用5-10年的时间赶上。
韩国也对科技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提出了4个政策性转变。同年,还修改了“科学技术创新特别法”,设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还设立了地方科学技术振兴协会,加速新技术产品的产业化。为发展知识产业,1999年韩国政府提出了“以知识为基础促进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型的调整,为企业创造恢复产业活力、提高竞争力的政策氛围”的知识经济产业政策,其中知识制造业有14个;政府还制定了一个未来核心技术开发五年计划,该计划包括7个领域,共101个研究课题,其中信息通讯19个。为支持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韩国计划至2002年,将政府研究开发预算占政府财政预算的比例提高到5%。另外,政府还组织实施了一系列发展高技术的国家研究开发计划,如特定研究开发计划、信息通信技术开发计划等。
韩国将信息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突破口,目标是将信息业产值占韩国GNP的比重,从2000年的11%提高到2010年后的20%。韩国为了实现数字强国,拟要提前5年即到2005年构筑超高速信息通讯网。韩国政府草拟了一份关于耗资1260亿韩元,在未来3年中发展电子商务的计划。1999年,韩国有约5000家风险投资公司,其资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预计到2005年,这些公司的数目将增至 4万,产值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韩国政府计划2000年投资795亿韩元,支援大学尖端设备和教授人力,以培养基础技术人才。近年,韩国的经济增长率迅速恢复,从1998年的6。7%提高到1999年的10.7%。IT领域的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已成为韩国经济恢复的原动力。
为了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新加坡政府也着手制订了面向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技计划——“21世纪科技企业家计划”,计划投资基金首期10亿美元,其中25%将投资国外,用于开拓国际市场;50%用于吸引外资在新加坡设立风险投资基金(1:2或1:3与外来投资匹配);25%投资于种子期的创业公司;投资的重点是因特网,信息与电信、生物医药等高科技产业。政府还推出了多项面向知识经济的国家战略计划,如:以将新加坡建成知识型工业全球枢纽为目标的“21世纪工业计划”,以培养大批适应知识经济的人才为目标的“21世纪人力资源计划”,以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制造业、服务业的竞争力为目标的“21世纪生产力行动计划”等。
新加坡经济也受益于高科技。在过去的一年里,科技进步带动了复苏不久的新加坡经济以9.5%的速度增长,促使新加坡经济转型和结构重组,并改变着新加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观念。新加坡去年接连掀起兴办电子产业,信息通讯技术产业和生命科学产业3股热浪,其中电子业在促进新加坡经济复苏方面发挥的作用令人瞩目。电子业是支撑新加坡经济3大支柱中的顶梁柱,产值约占新加坡工业总产值的44%。多年以来,新加坡大力发展以电子产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先后建立起多个高科技园区。如今,这些高科技产业相继进入收获期,去年前3个季度,电子业产值分别比上年同期平均增长22%,24%,36%,是国民经济中增长幅度最大的领域。电子类产品出口值占非石油类出口总值的54%,以电子业为主的高科技企业股票成为股市生力军。电子业的快速发展标志着新加坡经济从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
受危机影响最大的泰国1999年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讨论制订今后20年的科技发展战略。泰国政府高度重视信息产业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为加强国家信息技术政策研究和统一管理,1999年,泰国将国家信息技术委员会(NITC)办公室组织结构进行调整,并更名为国家信息技术政策办公室,划归国家科技发展署,给予该部门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权。NITC于1999年下半年启动了创建信息技术办公室工程,建立政府信息网,并批准子目前正在实施的软件园发展战略,重新启动微电子研究中心工程,拟拨款15亿泰铢。科技发展署还决定将每年由其掌握的8000万泰铢低息贷款主要用于支持软件企业,拥有1亿泰铢的创新基金也将主要用于支持软件开发。国家信息技术委员会还制定了泰国电子商务发展计划。预计到2005年,泰国互联网用户将发展到900万个。
中国的信息、生物、新材料技术在快速发展,在某些领域已取得重大突破和居世界领先地位。中国提出,依靠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大力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升级。在中国,因特网发展十分迅速,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所做的有关因特网情况的第五份报告,1998年12月31日前中国使用因特网的人为210万,到1999年12月31日就有890万人从因特网上获取信息。
自香港经济结构调整以来。香港特区政府以此为契机大力推动信息、科技和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行政长官董建华在第二份施政报告中明确阐述了政府推动香港发展信息、科技和高附加值产业的一系列政策目标和具体措施。此外香港特区政府还专门设立了“创新科技委员会”。另外,信息科技部门的官员也组团访问澳洲、加拿大,而以色列、加拿大也均有高层代表团来港考察,商谈开展高科技合作事宜。数码港投资项目的落实也是港府从中全力支持、推动的结果,已签署意向将会进入“数码港”的8家公司绝大部分是国际上信息科技界的顶级公司。
在金融危机肆虐之时,曾有人断言,“亚洲经济奇迹已经完结”;还有人预测亚洲经济恢复不会是V字型,而是一个L型的长期过程。但经过几年的改革调整,事实证明,东亚经济不仅全面复苏,而且发展前景看好。
二、东亚“新经济”发展特点
1、
由于科技与经济发展背景不同,东亚的信息产业发展水平差别较大。新加坡、日本、韩国处于亚洲的领先地位。新加坡在全球网络化程度排名中居于第二位,因特网使用率为29.3%,高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发展迅速,而越南、老挝、柬埔寨相对落后。但从总体上看,大多数东亚国家的“新经济”都还处起步阶段,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明显差距。东亚因特网的发展状况要比美国落后3-5年,当美国开发第二代因特网时,东亚地区的第一代因特网还在建设之中。与西方国家相比,东亚电脑普及率较低,美国的电脑利用率为44.8%,而日本、韩国,作为东亚较为发达的国家,其电脑利用率也不过为17%和26%。美国在公共场所因特网的利用率为27.8%,日、韩则分别为9.4%和10.2%。东亚网络交易及服务的规模与欧美等地区相比差距也非常明显,全球电子商务交易量的90%以上是在美国等发达地区进行的,东亚网络交易额(不含日本)仅占美国的40%左右。
2、
虽然经济及科技水平参差不齐,发展“新经济”的基础与环境也大不相同,但从整体来看,东亚“新经济”的发展势头非常明显,远远超过其它地区。“新经济”已经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东亚的因特网用户最近3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57%,高于欧洲的140%和北美的51%。当前亚洲各国的计算机销售用户增长率为23%,高于美国的平均水平。其中新加坡的计算机普及率已升至全球第四位。马来西亚在过去5年中的信息技术投资平均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日本从1990年到1996年对信息产业的投资占整个民间企业总投资的比例上升了0.7个百分点,大大推动了信息产业的发展,同期日本信息通信产业值增加了22.7万亿日元,年均增长率达到6.42%,大大超过日本整个产业1.68%的年均增长率。日本的因特网主机数量比5年前增加了40倍。亚洲的电子商务额从1998年的3亿美元升至今年的9亿美元。
3、
东亚发展“新经济”的潜力巨大。亚洲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拥有一大批相对廉价的软件专业人员。在软件行业中,人工费用占成本的40%以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积累,亚洲特别是东亚具备了发展“新经济”的基础与条件。世界主要电脑制造商及网络供应商将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当作一个重要的市场进行开发。世界主要评估机构也纷纷看好亚洲“新经济”的潜力。据初步预计,到2001年东亚的因特网用户将从目前的1100万户增至4200万户,网络商务活动的年收入将在3年内从9亿美元增至300亿美元。未来5年东亚网络经济市场年均增长率将达22%,高于全球14%和美国11%的增长率,与之相关的一批产业的潜力也被看好。另外,日、韩及多数东南亚国家的人均产值已高达数千美元,具有普及网络及电脑的物质基础,而且东亚的计算机硬件生产能力发展很快,占有的市场份额也在不断扩大,所有这些都成为“新经济”发展的技术基础。
三、东亚发展“新经济”面临的困难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东亚各国经济水平较低,力量薄弱,资金、技术、人才等都很缺乏,发展“新经济”所面临的困难也是勿庸置疑的。
1、与网络经济发展相配套的软环境不够完善
与美国相比,东亚国家在建立与网络经济相关的配套软件设施方面还相对落后,在与网络管理和网络交易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方面还相对处于空白。在如何界定技术服务商的法律责任,保护个人权力及防止网上犯罪等具体问题上无章可循,造成网络经济运行环境方面存在漏洞,使人们产生不信任感,阻碍其进一步的推广和发展。
2、传统产业相对落后
“新经济”是建立在传统产业高度发达基础上的。事实上,正因为美国的传统产业非常发达,美国才能由传统经济进入“新经济”,只有在传统产业达到相当高的发展水平之后,对传统产业及相关产业的需求已基本稳定,投资回报率也趋于稳定,已无法吸引更多的投资,巨额的投资资金才会寻找能够带来更高回报率的新产业;另一方面高度发达的传统产业为新兴产业的成长提供了成长期所需的市场容量,使投入和市场能够紧密结合,从而使新兴产业能够顺利成长壮大。因此,“新经济”将在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共同发展中实现。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发展不是此消彼强,而是一个增量调整的过程,对于东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推动信息和网络等新兴产业加速发展的同时,要注意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协调发展,加快对传统产业改造的步伐。
3、人才缺乏
高素质人才是发展信息产业的必要保障。美国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是以大量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为基础的;可以说,美国新经济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效利用技术人才的结果。与美国相比,亚洲网络技术人才相对较少,从网络硬件的建设到网络公司的建立,都缺乏相应的专业技术人才;再加上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软件人员待遇相对西方发达国家较低,多年来苦心培养的人才纷纷流向国外,人才缺乏已成为亚洲网络经济腾飞的重要阻碍因素;
在新加坡,由于人口太少,每年信息技术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只有2500名左右——远不能填补每10000个信息技术的新职位。韩国每年需要10万名新的知识工人,但国内的大学毕业生只有48000名,日本工业目前需要20万名信息技术工人,但非官方的统计表明这一数字高达50万人。
四、东亚“新经济”前景展望
在“新经济”的带动下,亚洲遭受危机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开始走向复苏,而且以超出人们想象的速度迅速复苏,通货膨胀率降低。外汇储备增加,股市价格上扬。投资重新活跃,工业生产明显回升,出口持续增长。受危机影响较严重的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经济都出人意料地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东亚经济总体上已走出危机阴影,除日本经济还处在疲弱困境,菲律宾和印尼因国内政局动荡影响经济恢复外,东亚“四小”和马来西亚、泰国都呈现出明显的转机,这表明了东亚各国采取的经济政策的稳妥性和东亚经济的潜力。尽管近年国际市场对个人电脑的需求增长有所减缓,高科技股价重挫,然而,由于东亚“新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东亚因为低起点而会从“新经济”中获得更大的好处。
综上所述,东亚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都还没有完成,现有产业的竞争力还不够。由于传统产业相对落后,在这样一个阶段,面对“新经济”出现的机遇,东亚各国事实上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必须紧跟新经济发展的方向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另一方面必须解决传统产业相对落后的问题,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步伐。因此,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由于传统产业的落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相对固化性,使得“新经济”在东亚的发展只能是一个渐进过程。同时,东亚“新经济”发展也说明第三世界国家的信息技术:庄经济落后的环境中同样可以创造奇迹。它们有可能进行工业化的同时发展“新经济”,而不必再走发达工业国家曾经用100多年先工业化后知识经济的老路,这是一大飞跃,是发展中国家建设现代化的希望所在。
注释:
[1]何炜:“东亚网络经济探析”,《亚大经济》2000年第2期.
[2]《参考消息》2001年6月11日.
参考文献:
[1]李铁映:“球化条件下的东亚经济与中国”,《世界经济》2001第7期。
[2]马洪:“东亚有可能成为新经济的沃土”,《开放导报》200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