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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范文1
一、把“方法与问题相适应”作为教育量化方法研究和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
本世纪初，在科学实证主义哲学观、自然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合力作用下，教育量化研究范式得以形成，改变了教育科学史上纯粹哲学思辩式的研究传统，从而提高了教育学的“科学化”程度。正是由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对教育科学发展具有重大贡献，一些研究者不顾一切条件，无限夸大量化方法的作用，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于是，有人把方法专著中列出的量化方法规则当作“灵丹妙药”应用于自己的研究中。这种现象就是“方法中心倾向”，其实质是方法与研究问题相脱离。
具体地讲，“方法中心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教育科研方法专业研究人员工作集中在总结别人的研究方法上，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发明新的方法与技术，或是以某一哲学思想为基础推导演绎教育科研方法。在他们的研究中，往往将方法固定化、形式化，形成一套非常规范的方法体系，这种研究若不紧紧结合教育研究的具体实践，就有可能使研究创造的方法体系成为一具空架子。比如，本世纪初，一批教育科学工作者研究量化方法时，不考虑教育现象的特点，把重心放在数学方法的引进和一些严格实证性控制手段的创新上，结果把方法搞得相当精密，貌似科学。可是，一旦用于研究实践时，缺陷即刻暴露出来。“方法中心倾向”还表现在方法应用者身上，一些研究人员因为认识到方法的重要性以致偏爱某种方法，总是用现有的固定模式化的方法支配自己的研究活动。这样做，且不说所用方法本身可能有缺陷而给研究带来危害，即使所用方法本身合理，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还有一个“适切性”的问题，研究者若不考虑研究对象的特点而盲目遵循方法所规定的程序进行研究，同样会给研究带来不良后果。
总之，单从哲学原理推演方法，不联系研究实践移植创造方法，不结合研究问题应用方法都是错误的。我们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应坚决摈弃这种做法，把“方法与问题相适应”作为方法研究和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要坚持这一原则，必须做到：
首先，不能受某一哲学思潮的严重束缚。以哲学思想为指导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可以深化研究的层次，形成抽象化程度较高的教育理论。这无疑对教育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盲目迷信一种哲学思想、坚守一种特定的哲学观不放，就会束缚研究者的思想，从而按照该种哲学思想支配下的方法、技术和研究程序去从事教育领域内各种问题的研究。在30年代，教育量化研究达到完全机械化的程度，一些方法几乎被研究者当作僵化的教条用于教育科研中。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就是实证主义的影响。当时的研究者固守科学主义的思想，不能理智地结合教育的特点去分析这种思想观点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而是一味地用这种思想统摄教育研究，结果严重违背了教育的真实。事实上，每一种哲学思潮的出现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到了新的时代就会表现出历史局限性和现实制约性，有其合理的因素和不合理的因素。教育科学研究者对历史上出现的每一种哲学思想都应做深入研究、剔除不合时代要求和具体研究对象要求的因素，吸收不同哲学思想的合理成分来指导教育研究实践，这一点在处理哲学与教育研究之间的关系时显得非常重要。爱因斯坦在论述哲学与科学研究的关系时曾说过：“从一个有体系的认识论者看来，他必定象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就他力求描述独立于知觉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论，他象一个实在论者；就他把概念和理论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发明（不能从经验所给的东西中逻辑地推导出来）而论，他象一个唯心主义者；就他认为他的概念和理论只有在它们对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出逻辑表示的限度内才能站住脚而论，他象一个实证论者。就他认为逻辑简单性的观点是他的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效工具而论，他甚至还可以象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和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注：张来举：《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的哲学家》，《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1期。 ）这一段关于科学家研究特征的论述同样也适用于教育科学研究者，即不能固守一种哲学观点，而要结合教育研究的具体实践接受不同哲学思想的合理成分。
其次，在研究和应用具体的方法技术时，要做到“随机应变”，不把方法当教条。对方法研究者来说，不论是移植其他学科的方法，还是基于已有教育科研方法进行创新，都要结合“问题”进行，根据研究情景的变化而重新设计方法程序，而不能把创新、移植的方法搞成一套游离于教育问题之外的纯粹形式化的规则；对方法应用者来说，在研究中应从问题出发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并结合问题灵活运用，在应用过程中一旦发现方法与问题不符，应马上放弃该种方法而寻找其他更合适的方法。由于教育现象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在研究中，也可以灵活地将多种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方法组合，使各种方法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可以说，研究者的每一项教育研究不但是一次理论的探索，更是一次方法的再创造。方法的进步正是在无数次教育研究实践中逐步取得的，任何从哲学或其他学科强行输入的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都不可能站住脚。
二、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
教育量化方法的一般理论与技术，如统计模型、测验理论、实验设计等大都产生于西方各国。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借鉴和应用，且借鉴后的改造工作做得也并不理想，这就阻碍了我国教育量化研究的发展。对于方法本身的研究是方法应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缺乏对方法的研究会影响教育研究和教育科学的进步。我国教育研究实践中量化方法的滥用、误用和教育科学的滞后与方法本身研究的落后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在我国，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尤为重要。
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是定性方法与数学方法的统一。因此，对教育量化方法本身进行研究时，应从“定性方法”和“数学方法”两方面入手，并探索它们的结合点。关于第一方面，二三十年代的实证主义者做得很差。他们没有按照教育的本来面目去定性认识，将人“非人”化，结果在定性把握上走向岐途，从而导致他们建立科学教育学之理想的破灭。而在第二方面，他们做得颇为出色，发明创造了许多高超、精密的方法技术，堪与医学、农学、经济学领域内的数学方法相媲美。但由于第一方面的偏废，使这些数学方法成了孤立的东西。
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中“定性”的研究，应把握“真实性”原则，即创造的方法技术应符合教育现象的“真实”。按此原则去探索不同领域内不同情况下的定性方法才不致于走入岐途。应注意的是不能受某一哲学思潮（科学主义或人本主义等）的影响而偏执一种方法，而应以开放的态度去研究一切适应于教育规律的定性认识方法。如采用隔离观察、自我内省、人种志研究的现场研究法，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甚至现象学的理解法等一系列方法去达到对教育现象的定性认识。定性认识越深刻，量化研究就越顺利。对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中“数学方法”的研究同样也应坚持“真实性”原则。这里的数学方法不再是只研究抽象的形式、数量及其关系的方法，而是与具体的教育现象结合起来的方法，其中每一个数学符号、表达式和推理都具有教育方面的实际意义。“数学方法符合教育现象的真实”是基于对教育现象正确定性认识的基础上的，研究中应用的数学方法应与定性方法有机结合。在研究中，应注意从教育研究的需要出发去选择和创造数学方法，而不能拿着数学方法去寻找应用的对象，将数学方法强行输入到教育量化研究中。
三、积极开展对教育量化研究的合理评价
任何一种教育量化方法都带有时代的特征，受时空的限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暴露出各种问题，况且我国现在应用的诸多方法技术多译介于西方。地域之差、国情之别，必然会在我国的教育研究中出现许多的问题。如一些测量量表、统计模型、控制技术都可能会在新的情景中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有一个对其进行改造、创新的过程。而改造的效果如何，就须用评价的手段加以衡量。所以开展评价研究是开展教育量化研究方法理论与技术的重要手段。当前在我国教育研究界有一种心理倾向，认为只要借助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其研究就是科学的，其结论就是正确无误的。于是就出现了对研究对象不加分析就盲目使用教育量化方法的现象。如在一般的调查研究中，本来通过数据描述就能说明问题，却还要再进行一次诸如χ[2]分析的推断分析。 这种做法反映出研究者既没有考虑χ[2]分析的条件， 又没有把握自己研究的目的和研究对象，只想运用一种推理统计方法提高一下研究的“科学水平”，赶一下时髦而已。当然，有些失误是探索中的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不管哪一种原因造成的失误，要尽量克服改正它。开展评价研究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历史也已证明：不断地进行反思和评价是保证教育量化方法发展和正确应用的重要措施，如30年代，美国和我国对教育测量的反思和批判，都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教育测量；又如正态分布在教育中的应用也是在不断反思中改进和提高的。
开展对教育量化研究的评价，要求评价者抱着对科学负责，对同仁负责的态度，勇敢地指出别人的失误。只要批之有据，评之有理，且态度诚恳，对方定会接受。同时评价者还要坚信：在科学研究中只有真理而没有权威。有了研究者这种内在的精神和信念，再加上当前我国浓厚的学术民主气氛，关于教育量化方法的评价研究一定能很好地开展起来。
四、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应用范围的研究
目前，对教育量化方法的应用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泛化”倾向，即试图将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应用于一切教育现象中去，企图改变整个教育学，使教育科学数学化。我们知道，进行教育量化研究的基础是对教育现象加以量化，转变成量化数据，再进行数学推理以获得结论。而这一研究模式必须依赖于对教育现象深刻的定性认识和数学工具的相应完备，这两个条件，并不是所有教育现象都已具备。因此，对一切教育现象进行量化研究并不现实。从另一方面说，一些教育现象根本不必用量化方法。在教育研究中，有些教育现象只借助于定性的方法，在思维中利用概念、判断和推理即可达到对教育现象的本质的认识。一些教育现象完全可以利用这一途径达到研究的目的。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也同样存在利用定性方法达到对自然现象本质认识的例子。如在物理学中，弗·培根在了解大量有关热现象实例的基础上，运用定性归纳，得出了关于热的本质是运动这一正确的结论。因此，对教育现象不加考虑而盲目追求定量研究是不可取的。另一种倾向是对教育量化研究的排斥，认为精神现象不可能用定量的方法来研究，即使对某些教育现象勉强使用了量化方法，也只能是过于简化、形式化，而无助于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这种倾向完全忽视了教育现象中量的存在，且有些教育现象的量还是相当易于描述的。同时这种倾向还完全忽视了教育量化研究发展的历史，对由教育量化研究而带来的科学的进步缺乏基本的评价。以上两种倾向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都没有从教育现象与量化方法的适切性方面去考虑。我们认为，鉴于对教育现象的定性认识和数学发展的现状，在应用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时，应对教育现象进行具体的分类，区别出哪些适合于定量研究，哪些不适合定量研究。
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存在量的方面。但每种事物的量的“显易”程度不同，有些事物的量“外显”程度大而易于描述，而另一些事物的量不“外显”而不易于描述。量易于描述的事物适合于用量化方法去研究。一般来说，物质现象的量“外显”易于描述，而精神现象的量不“外显”而不易描述。这是社会科学的数学化程度低于自然科学数学化程度的根本原因。在教育领域内，既有物质现象，又有精神现象，既有“物——物”关系、“人——物”关系又有“人——人”关系。在研究时，就应该按以上标准将它们划归某一范围。属于“物质”现象、“物——物”关系和“人——物”关系的如教育投资、教育规模、教材与教学质量的关系等，一般来说可尝试采用教育量化方法进行研究。而属于“精神”现象和“人——人”关系的，如教育的本质、学生的品德发展等，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应慎重。这样，在教育科学中将出现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计量性的，一部分是规范性的，而不是象有人提出的将整个教育科学变成一门“计量教育学”或一门“实验教育学”。
五、积极构建研究人员综合的知识结构
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是数学方法和定性方法综合起来而形成的更高层次的系统方法。不管是研究它，还是应用它，都离不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自觉综合运用这两方面知识的能力和意识。西方教育量化研究的兴起归功于一大批倾向自然科学的科学家和教育研究者，如高尔顿、桑代克等。但也正是由于他们强烈的“科学”取向，使教育量化研究向“科学”一方走过了头，从而不得不冷静下来去审思人文科学方法的有效性。我国三四十年代量化研究运动的兴起，除了社会因素外，与当时研究人员宽泛的知识结构不无关系。因此，构建研究者合理的适合于教育量化研究的知识结构极为重要。
我国由于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造成了大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化。当前的中青年教育研究者绝大多数是出身文科的本科生或研究生，自然科学和数学知识相对贫乏，甚至有些研究者在观念上排斥自然科学方法，从而把教育研究封闭在狭小的圈子内。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培养单位必须加强跨学科知识的教学，研究者自身也应打破固有封闭心理，主动学习跨学科知识，构建自身综合的知识结构。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教育量化研究的要求。
合理的知识结构除了在个体身上反映外，也反映在一个研究群体中。因为一个人所学的知识毕竟有限，不可能要求一个学教育专业的研究者与一个学数学的人有同等的数学水平。反之亦然。因此，在一个研究群体中，应吸收各专业出身的研究人员参与教育研究，建立研究群体的合理知识结构以弥补个体知识结构之不足。在一个群体，各类人员应互取所长，而不能隔行相轻。教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大系统，是大教育，而教育研究也应是大教育研究，复杂性、综合性是其明显的特征。因此，各类人员共同参与，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互相配合，不懈进取才是教育量化研究发展和教育科学进步的一项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叶佩华、张敏强：《利用现代数学研究教育科学的探索》，《教育研究》1984年第8期。
2.金观涛、刘青峰：《探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统一的方法》，《哲学研究》1985年第2期。
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范文2
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同志在“2011年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论坛”上发表讲话，专门提出了“以改进科研评价为突破口，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健康发展”的要求。新时期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同时也对研究工作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1.1评价的科学性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项内涵丰富且影响深远的工作，其成果评价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基础工程，不能单纯采用一个或几个指标来进行评价，必须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和完备的指标体系。
1.2导向的合理性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目标之一是引导科研创新体系的建立，促进高水平研究成果的产生。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目标决定了，评价体系要引导高质量、更高水平成果的产生，而不是看重数量。
1.3指标的可行性
评价体系中的各类指标要尽可能明确和简单，在评价过程中应可量化、具有可操作性。指标的设置应恰当、合理，评价分值应能正确反应成果的质量和水平。
1.4学科的平衡性
评价体系应能照顾到不同学科，评价标准能够适应于不同的成果形式，同时通过评价促进各学科间的平衡。在设计学科指标时应充分考虑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指标的兼顾，保持合适的权重。
2现行评价采用的主要方法及存在的问题
2.1同行专家评议法
这是目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评价方法之一，同行专家评议是指由从事某领域或接近该领域的专家来评定一项工作的价值或重要性的机制。这种方法有利于从总体上把握评价内容的本质，因为只有同行才容易对同行的学术水平、工作质量做出准确的判断。一般分为通讯(网上)评审和会议评审两种。同行专家评议能够对成果水平有一个科学、总体的评价，但由于存在一定的主观性，难免存在情感倾向、个人喜好、领导干涉和本位主义等方面的问题。
2.2刊物(出版社)级别判定法
在论文或著作的发表过程中，编辑部要通过形式初审和编委专家评审等多道程序方能决定是否采用，因此文章或著作的发表(出版)本身就代表了一定的学术水平，高级别刊物(出版社)为了维护其公认度都会对发表的文章进行严格把关。但是由于刊物涉及学科多，各学科文章的发表难度不一。同时存在众多国内外机构对刊物的收录或定级，定级标准和方法无法统一。
2.3成果量化评价法
量化评价就是将刊物级别、论文的篇数和字数等定性指标转化为数量化的评价指标，这种评价方法客观性强，没有主观的情感因素在内。但是由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大多为意识形态领域成果，不易科学量化。同时靠数量堆砌对比进行成果评价，只会引导产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弄虚作假、急功近利和诚信丢失的风气。
2.4成果被引(影响)评价法
对基础研究来说，以成果的被引用、索引情况来评价成果的质量也是目前国内外通用的一种方法。目前比较认同的有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ISSHP(国际学术会议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对于应用研究来说，以调研报告被审签和转化为政策文件等方式，来确定成果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这种评价方法注重了成果的认可度、后期影响和产生效益，但是由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效益滞后、价值隐性，被引和转化效益需要在几年甚至十几年之内才能体现出来，给评价造成了很大的难度。
3如何建立全面、客观、科学的评价体系
3.1完善公开、公平、公正评价制度
改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必须坚持以公开、公平、公正为准则，完善相应的管理制度。要进一步公开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建立相应的监督、公示、反馈、申诉和举报机制，确保评价工作的公开透明和阳光运行；同时，要通过异地评审、完善专家库、规范专家遴选机制、匿名评审等方式，提高评价的公平性；最后，保证专家学者在评价中的主体地位，从学术创新和贡献的角度，对研究成果采用科学的方法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3.2以质量为导向，促进高水平创新成果产生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是要促进更多高水平、一流学术创新成果的产生，因此评价工作要坚持科研评价质量第一的理念。正确理顺数量和质量的辩证关系，将质量理念始终贯穿于评价的各个环节和层面，逐渐改变简单以成果数量多少来评价业绩的做法。可采取代表作或限定数量等方式，更加注重成果的学术原创性和实际应用价值，把是否发现新问题、构建新理论等作为衡量研究成果质量高低的主要标准。
3.3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
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范文3
现代认知语言学家认为，时间是通过空间隐喻得以表达的。
Clark（1973）曾经指出，我们常使用空间隐喻来谈论时间。[1：394]
Lyons（1977：718-719）在论述“方位说”（localism）时指出，空间结构是人类认知活动中最基本的概念，由此引申到时间概念，乃至各种各样的抽象概念。在世界许多语言的语法和词汇结构中，时间概念的空间化是显而易见、无处不在的一种现象。[2：37]
此外还有 Guyan（见 Michon 等 1988）等也认为，空间是时间的表征模式，时间的表示主要是通过空间的隐喻来实现的。Gluckberg，Keysar & McGlone（1992）在经过大量研究说道：“人类语言的一个普遍特性，甚至说，人类思维的一个普遍特性，是系统地使用空间概念和词汇来喻指时间概念。”[3：89]。蓝纯（2003）对汉语的“上”和“下”以及英语中的“UP”和“DOWN”这一对方位词对时间领域的映射也做了详细的研究[4：91]，并且以 TIME-AS-SPACE 为专题加以论述，指出“时间的空间化”的经验基础和实现方式。[5：148]人们甚至在科技文献中，将时间图像化为一种一维的连续空间。[6：131]莱科夫和约翰逊进一步指出，空间化的隐喻植根于人们身体的体验和文化经验的基础之上。[7：18]也就是说，二者把时间空间化的理据归于人们自身的、文化的体验。在哲学上，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两种形式，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是，世界上的所有语言，尽管在用空间表达时间上有所细微的不同，但都是通过空间来表达时间。这其中的原由也可以更为详尽地从时空各自的特点，来找到其背后所隐藏的理据，即为什么我们用空间隐喻来表达时间，而不是用时间隐喻来表达空间。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从哲学起源的国度——古希腊，从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智慧结晶、享有盛誉的古希腊哲学，来探求早期人类所持的时空观念，从中找到时间的空间隐喻的更为有力的理据。
2．古希腊人的时空概念
“空间”这个概念在古希腊有两个词[8：497-510]
第一个是“topos”，原来指“地点、地方”，英译为 place。这个词加以抽象化，就用来指“方位、位置”，相当于英语的 position，因而有上下左右前后六个方位。
其二是“chora”，《希英大辞典》译为“space or room inwhich a thing is”（一物所处的地点或场所），它的抽象词义也指 position，place。从这两个词，我们可以知道，空间可以用来指一个点，一个地点；其另一层意思是用来指方位：指上下左右前后六个方位。他们都用来之指具体的空间。
时间是“chronos”，也写作“cronos”，这个词来自时间之神 Chronos。
在远古社会，就时间之神的形象而言，他是位手持镰刀的长者，它是无情、残酷的象征。人类尊敬他又害怕他，民间祭典中甚至要用小孩献祭，否则他就要扰乱季节，该下雨时不下雨，该天热时又不热，甚至缩短你的生命。
从中可以看出，古希腊人给出了空间的概念，而没有给出时间的概念，只是用一个形象来描述它。
3．古希腊哲学的时空观念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在人类的文明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哲学作为一门学科，起源于古代希腊。通过追溯古希腊人的时空观念，能反映出人类早期对时空的理解。[9：31-82]
古希腊哲学和其它哲学有相似之处，热衷于追本求源，它探讨的是“混沌-崩裂”和“和谐-宇宙”的关系。因此，“混沌”是古希腊哲学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是指现实世界“最初的”那种状态，那时天地万物皆未分开。古希腊人把这种“混沌”状态也称为“合”。“合”是一种“综合”，是混在一起，成为一团、一块，是不可分的，而不可分乃为“一”。另外，“合”同样也是古代希腊原子论者的一个重要哲学观念。“原子”（atom）意即“不可分”，它可以追溯到更早的伊奥尼亚学派阿那萨满德的“apeiron”，意思为“无形，无边界”，此处用了一个否定词来加以说明，表明古希腊人难以从正面加以说明，只能从反面给以定义和解说。古希腊的原子论者还认为，凡是可以分解的全是有“缝隙”，原子不可分就在于它没有缝隙。这就是说，“混沌”、“合”、“原子”皆为“一”，不可分解，“混沌”不灭，“混沌”永恒。这便是古希腊人的混沌观点。
令人印象颇深的是，古希腊人认为时间是“混沌”。所以，它具有“混沌”所具有的属性。在古希腊人看来，时间是很神秘的东西，似乎是一种难以把握的命运。由于这种观点，古希腊人把时间搁置在一边，而去研究空间，形成一门很发达的科学——几何学，而对时间的讨论则是近代的事情，也就是说“时间 ”观念进入哲学只是近代的事情。
在古希腊人看来，时间和空间是截然不同的。空间是可以量化的，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而时间则是不可量化的，时间在动。古希腊哲学家曾说过：人不能两次涉经同一条河流，因为时间就像流水一样，绵绵不断，今日之河，已非昨日之河，所以说时间只是“一次性的，而不能有二”。
时间为唯一的“一”，故时间“不可分”。鉴于此，人们对时间无能为力，没有人去研究它，就像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所言“决没有任何研究时间的科学，对应于研究空间的科学，即几何学。”
鉴于古希腊的时间“混沌”观念，所以人们很难直接表达时间，而不得不借助于其它方式，而这种方式就是空间，使时间空间化。时间之所以后来被分割为年、月、日，以及后来进而分成时、分、秒，就是模拟“空间”的可分割性。把“永远”和“无限”的“时间进程”“化为”“空间”的范围，将时间“空间”化，将时间“固化”。
即便到了近代的康德，针对时间，他曾经说过“空间”是外感官的形式，而时间则是内感官的形式。因为存在有外在的对象与其对应，它可以形成一门经验的科学来研究它，空间就是外在的东西存在的形式，是外在东西的对象化，但时间则没有对应的外在物体的外在对象化。所以“无论从历史还是从心理学上考察，都能证明空间意识的形成先于时间意识”。[10：导言：2]从以上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古希腊人所持的时空观念。
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范文4
（一）助长社会重理轻文倾向，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处于很不利的地位
在当前社会流行的大学排行榜中（科学研究是评价排名的主要依据），大都统一采用更有利于理工科学科的评价指标，使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的大学处于很不利的地位，排名非常靠后，误导社会。如据某大学排行榜，北京大学文科（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的得分不及理科的1／3，全国顶尖的文科（北京大学）的分数只有最好的理工科大学（清华大学）的1／5。在综合性大学尤其是理工类大学内部，一般都很看重源于国外的SCI、EI、ISTP等论文及引用情况，赋予很高的分值，且把被引次数、成果转化经济效益等具有理工色彩的国际评价标准要求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及其教师，严重违背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有本质区别的人文社会科学构成的复杂性、多样性、民族性、阶级性、本土性，价值实现的潜在性、间接性、滞后性，成果表现的多样性、引文的长周期性等本质特征和要求［3］。造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科门类的不平衡，使校内哲学社会科学处于更加劣势的地位，助长社会本来就有的重理工轻人文社会科学的倾向，严重挫伤人文社会科学教师科研的积极性。不利于高校哲学社会的繁荣发展。
（二）引发学术虚假盛行，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在高校，各校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争取更多的科研资源提升学校排名和升格，普遍将这种不科学、不合理的科研评价不仅作为一种激励性政策，而且作为一项硬性要求。促使一些自律性不强的教师、在校研究生为争得更高的计分值，进而获取岗位、学位、津贴和优秀人才称号等，便铤而走险，弄虚作假，引发高校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事件时有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严重玷污了高校这一本来令人敬畏的学术殿堂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谓。据中国科协委托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二次全国科技工作者调查”显示，近半数科技工作者认为当前我国的学术不端行为是普遍现象，认为当前“抄袭剽窃”、“弄虚作假”和“一稿多发”现象相当或比较严重的比例加起来分别是43．4％、45．2％和42．0％，而认为侵占“他人成果”现象相当或比较普遍的比例更高达51．2％。究其原因，科技人员多认为是由于外部制度不合理造成的，其中“现行评价制度驱使”占33．3％，列“社会大环境不好”（21．7％）、“监督不健全”（18．4％）、“自律不够”（12．8％）等之首。［4］
二、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差异化评价
为推动高校科学研究事业的健康发展和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以改革和完善高校科研评价为重点和突破口，按照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相统一，淡化数量、强化质量，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总体要求，遵循同类可比的评价原则，建立健全符合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特点和发展规律科学合理的多元评价体系和制度保障体系。实施科学合理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多元评价，就是要针对基础研究与应用对策研性不同研究类型，学校、人员、项目、成果等不同评价对象的特点和要求，建立差异化的分类评价体系。这一评价体系包括评价指标体系、评价主体、评价方法和评价周期等内容。
（一）实施分类型科研评价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大体可分类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性研究两种类型。对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教师的科研评价，要针对其研究的非特定应用性、艰苦探索性、非计划性和长周期性等突出特点，坚持服务国家、社会与自由探索相结合，以学术创新为导向，主要以其在科学上的新发现，提出新方法、新观点、新理论的原创性成果作为评价内容。其评价方式应坚持同行评议和量化形式评价相结合并以同行评议为主，即在采用替代法对其项目、论著等成果进行量化形式性评价的基础上，以其作为参考，着重由同行专家进行创新性的实质性评价。先由小同行专家仔细阅读评价内容，判断其学术价值和创新性程度，给出学术创新性评价；再由数量足够多的大同行专家进行复审、归总和学科平衡，给出评价结论，以避免小同行专家在评价过程中非学术因素和学科间的不平衡。同时，为鼓励基础研究的自由探索和从容研究，对其研究成果（项目）应增设“计划外”新发现指标，增设失败后评价和“非共识”评价等评价环节。对经过长期研究仍未达到预期目标甚至失败的“长线”课题，只要具有证明其勤勉工作的原始纪录材料和原因分析并经个人申请，便可经同行专家严格鉴定后给予允许科研失败，给出肯定评价。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科研环境。对从事应用对策性研究教师的科研评价，应以应用和实际效用为导向，把传承文化、提升国民素质与服务社会、解决经济社会重大问题、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有所贡献等内容作为评价标准。其评价指标体系在采用替代法对其项目、论著、调研报告等进行量化形式评价的基础上，以其作为参考，着重以提出新思想、新观点和政策建言被政府、企业采纳产生的经济效益和对社会、公众影响产生的社会效益进行实质性评价。与基础研究由同行专家进行专业评价不同，应用对策性研究则要把专业评价与社会评价相结合，其评价主体除同行专家外，还要吸收管理专家、政府官员、企业家及社会公众代表等，形成多元主体集体评价机制。
（二）实施分级科研评价
根据科学研究和人才成长的基本规律及各级（不同职称）人员职责任务的不同，对于具有讲师、副教授、教授等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职称的教师的科研评价，应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根据其不同特点和职责要求，采取分级评价：对于青年讲师的科研评价，着重专业知识、开拓进取精神等科研基本功和科研潜质的评价考核，对其科研成果的数量、层次不应作更多、更高的要求，以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炼就科研教学基本功；对副教授则可以发表较高质量的学术论著或服务社会的咨询、政策建言报告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进行科研评价考核；对教授除促使精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外，着重评价考核其带领科研团队、培养创新人才的情况，给予其较长的评价周期和宽松的发展空间；对于特别优秀、公认的知名专家如长江学著等领军人才，其评价周期应更长或实行免考核制。
（三）实施分层次科研评价
我国大学大体可区分为科研型、科研教学型、教学科研型和教学型四种类型。其教师根据承担科研、教学任务侧重点的不同，也可区分为教学科研型、科研为主型和教学为主型三类。根据各类大学功能定位、目标任务及教师岗位职责的不同，其评价标准要求也应有所区别，以平衡不同层次高校和教师在教学科研方面的投入，发挥其应有的不同作用。如对研究型大学及其教师，其评价标准应主要以获取国际领先水平、解决国家和社会重大现实问题及培养学术型创新人才等为主要内容；而对教学型大学的评价标准则应以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传播、应用、推广普及、提高公民素质及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与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为主要内容。
三、完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评价的制度保障体系
为确保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分类分级评价的有效实施，应加快建立健全的制度、机制保障体系。
（一）建立健全相对独立的大学科研评价管理专业机构
主要一是依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和相关学会、协会组织，建立国家级和省级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高校科研评价组织机构，负责宏观管理和协调各级、各类科研项目（成果）评价工作，制定相关制度、政策、程序和适合不同类型科研要求相对统一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评价指标体系等。但其着眼点是为高校提供良好的科研评价环境和制度保障，而不能主导和直接参与具体评价。二是探索建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评价中介机构即“第三方”评价机构，确保科研评价的相对独立性和公正性。三是各高校要切实落实政学分开和教授治学精神，充分发挥高校学术委员会在科研评价的重要作用，并将评价管理主体由学校向学院下移，形成校院两级分工合理、相互衔接的评价体系。四是政府要加大投入，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尽快建立政府科研主管机构跨部门的科研活动全过程数据平台，实现科研评价管理数据共享，为实现分类、分层次评价和有效杜绝科研项目“重复申报”、“重复资助”、“一稿多发”等学术不端行为提供技术支撑。
（二）制定完善诚信公正的科研评价制度保障
体系主要一是完善科研评价的答辩制度、回避制度、公示制度、反馈制度、申诉、举报制度和回溯制度。确保分类、分级、分层次评价规范有序进行。二是健全以随机、回避、轮换为基本原则的专家遴选制度，为确保评价“创新导向”的落实，同行专家的构成中要有针对性的减少年高望重、相对保守专家的比例，增加思想活跃、正值科研高峰期中青年专家的人数。三是建立健全评价信誉制度。实行问责制和匿名评审、署名评价。对信誉不好尤其是严重违犯评价规范要求的专家，评价对象严重违犯学术道德、弄虚作假者及时在政府相关网站“曝光”公布和公开处理结果，营造良好的学术和评价环境。四是积极探索“非共识”评价制度、失败后评价制度和长周期动态多次评价制度，实现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衔接、当前评价与长远评价相补充。五是统筹协调评价制度与人事制度、分配制度改革，淡化科研评价利益导向功能，切实提高高校教研人员待遇。一方面，大幅度增加高校教师的基本收入，使其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另方面，加大基本科研投入，确保真正搞科研的人员每年都能有稳定的经费支持，使科研人员不再为完成评价任务而争“分值”，不用为科研经费跑关系，全身心地投入科研工作。待条件成熟时，将科研评价尤其是科研项目与教研人员分配制度相分离。
（三）统筹和简化评价主体与评价活动
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范文5
關键词：语言学转向；语言图像论；语言游戏论；反本质主义
中图分类号：B5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5—0024—05
在20世纪西方哲学经历了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语言哲学取代认识论成为了哲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语言哲学一直把消除日常语言的歧义性、澄清语词的意义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他们或者是构造人工语言，试图把语言大厦构建在没有歧义的逻辑原子基础之上；或者是从分析日常语言本身人手，澄清我们理解的具体语境，以试图使我们达到无歧义、无误解的交流目的。而在这些理论尝试中，维特根斯坦占据着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他一生创立了两种迥然不同的哲学理论，分别影响了分析哲学中的两大流派：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分析维特根斯坦前后期思想转变的历史背景与原因，比较其前后期哲学思想的转变，是一件非常耐人寻味的事情，它有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脉络。
一、维特根斯坦哲学产生的理论背景
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贯穿于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过程之中，这一“语言学转向”的历史背景也是维特根斯坦哲学发展的相關背景。19世纪末，认识论哲学面临重重挑战，许多哲学问题用传统的认识论哲学方法已不能解决。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哲学究竟以什么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哲学的任务是什么？哲学的方法又是什么？哲学的价值何在？等等。这些讨论实际上意味哲学开始对自身进行反思，以期寻找到哲学新的发展方向。这种哲学反思奠定了“语言学转向”的必要条件。
“语言学转向”作为哲学领域的一场革命性变革，它体现了哲学思维发展的内在要求。首先，理论表达必须借助语言，没有不通过语言表达而独立存在的理论。对理论的探讨往往同对表达理论的语言所进行的分析相联系，合理的哲学思考必须以正确的语言运用为基础，二者是并行不悖的。其次，哲学中诸多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往往是同语言的表述与解释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通过“语义上溯”，即把所讨论对象的本体论地位悬置起来，先用统一的语言进行表达和重新解释以求理解上的一致，以避免那些无意义的争论，这显然是一种有利并且必要的策略。因此，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并不意味着对传统哲学思维的彻底否定，而仅仅是要对传统哲学中由于语言误用而失去意义的问题进行清理。应该说转向后的哲学与传统哲学在研究的对象上是一致的，都涉及本体与认识论问题，这在维特根斯坦的理论中表现得最充分。“语言学转向”的变革之处在于对哲学研究策略的建构：既然哲学对命题意义的分析如此重要，就不能再认为哲学的目的与其他科学一样是为了建立完善的理论体系，而应将哲学看做一种活动的体系，即发现与确定命题意义的活动体系。由此，把哲学视作分析活动成为现代分析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
现代逻辑的产生与发展是导致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弗雷格与罗素所创立的现代逻辑提供了一种系统而科学的方法，使我们能够对哲学概念、哲学命题进行有效的分析，为解决哲学难题奠定方法论基础。具体来讲，运用现代逻辑的方法一方面可以对日常语言中具有本质意义的哲学概念进行分析描述，例如通过符号化逻辑系统，可以对存在、必然、可能等哲学概念进行精确的逻辑分析，将其内在的深刻哲学涵义显性化，同时还可避免由语言的含混和歧义所导致的理论混乱。另一方面，现代逻辑所倡导的是一种演绎推演的数理方法，它强调思考的严密谨慎以及论证的科学性，这有别于传统的哲学思辨与经验分析方法。现代逻辑分析方法融入哲学导致了这样一种趋势，要解析诸如有關世界与认识的本质这样的大问题，必须从精细分析基本概念范畴人手，确立分析讨论的主体间性，才可能寻求合理的答案。因此，哲学研究不再从分析追问一些形而上的抽象问题人手，而将重点集中于基本概念范畴的分析上。注重语言分析成为现代主流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一特征也将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体现了现代科学发展对哲学的深刻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迅猛发展的科学理论，尤其是相对论与量子力学，证明科学理论与经验之间存在一种间接联系，科学理论并非都直接建立在实验科学基础之上。因为实在并不仅仅表现于直接可观察的现象中，还表现在运用科学语言建立起来的科学理论中，这些科学理论所描述的微观与宏观世界是无法直接用感官观测的。我们要达到对这些领域的认识，需要科学假设以及在此基础上运用科学语言建立起的科学理论。因此科学理论成为把握实在的關键，如何描述科学理论便成为人们關注的重点。科学理论通过特定语言系统来描述解释客观实在，正如奎因所指出的：“本体论所描述的对象依赖于人们使用变元和量词所意指的东西……因为在任一情况下，问题并不在于实在是什么，而是人们所说或意含的实在是什么。所有的这些都表明，实在依赖于语言。”科学语言的合理构建将推动科学理论发展，而语言内在结构存在缺陷就会制约科学理论的进步。语言分析在理论构建中的重要性已成为科学家们的共识，这也深深地影响了哲学。
总之，20世纪哲学领域内所发生的“语言学转向”，是从關注本体论的古希腊哲学转向關注认识论的近代哲学之后的又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前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体现了这一转变的基本特征。
二、前期哲学思想及其转变的原因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转变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前期语言观有缺陷，导致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出一种全新的语言观。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是少有的關注本体论的语言哲学家，正是发现了自己前期哲学的本体论存在缺陷，促使他改变前期哲学的本体论，进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哲学观。
前期维特根斯坦是一个逻辑原子主义者，理想语言的理论困难促使他的语言观发生转变。根据逻辑原子主义的观点，理想语言是一种逻辑上完善、具有确定意义的语言。一种语言要成为理想语言，必须具备两个条件：该语言必须符合逻辑句法要求，并且具有确定的意义。在语言图像论中，命题分为原子命题和一般命题，原子命题包含名称词，名称词意义在于对简单对象的指谓，原子命题的意义在于与原子事实的一一对应關系，一般命题则是原子命题的真值函项，由此决定了语言的意义在于它是世界的图式。然而，这样的一一对应關系真的存在吗？虚构的名称词，如“贾宝玉”与什么对象相对应？有的命题在不同的情况下描述不同的事实，如“树上有一只啄木鸟”，能说它与哪个事实一一对应？显然，逻辑原子主义的意义理论所主张的一一一对应關系不存在。
理想语言的另一个困难是，即使我们承认命题是事态的图像，真命题是事实的图像，即把命题与事实的關系看做一种投影關系，用这样的投影關系来解释命题中思想如何描述世界，但这种意义上的图像關系仅在原子命题层面上可以考虑，却无法在量化命题与事实之间建立图像關系。前期维特根斯坦将量化命题处理为最大析取或者合取式。也就是说，一个量化命题在逻辑上等值于它的原子命题的最大析取或合取式。如果是这样，那么上述析取或合取式就要穷尽具有相同性质的一切个体。但经验论告诉我们，当个体有无限多时，我们是无法穷尽它们的。因此，试图通过理想语言得到普遍事实是不可能的。构造理想语言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成为维特根斯坦彻底放弃前期哲学思想的重要原因：用理想语言来彻底解决哲学问题的企图是不切实际的。
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前期哲学本体论中的缺陷。他对本体论哲学的特别關注使他不能容忍这样的缺陷，因而需要进行哲学改造。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建立的本体论思想包含两层内容：一是以事物的存在为其哲学的本体论前提。维特根斯坦认为事物对象的存在是命题具有意义的前提，因为命题中含有事物对象的名称，名称的意义在于其指称的事物对象。二是通过语言分析来获得世界的逻辑结构。世界的逻辑结构可以概括为：事物对象构成事态，真实的事态构成事实，事实的总和构成世界，语言则在各个层次上与之相对应，因而世界是语言的本体论基础。显然，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本体论具有本质主义的倾向。
基于这样的本体论，维特根斯坦力图划清可说世界与不可说神秘之物间的界限。这在《逻辑哲学论》的序言以及结尾中都说得很清楚：“这本书的全部意义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在给罗素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主要之点是關于命题——也即语言——可以表达的（也即可以思的）东西和命题不能表达而只能显示的东西的理论。我相信这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尽管维特根斯坦自己没有作更多说明，但从他对“可表达东西”的讨论可推知，所谓神秘之物中首先有由人自身构成的世界，包括人的行为、人的心智等等。神秘之物不可说是因为基于《逻辑哲学论》的本体论，我们还没有语言工具能有效地对其进行描述，这并不意味着神秘之物可以被忽略。我们甚至可以说，维特根斯坦建立世界本体论将世界划分为可说的与不可说的，其目的是要保护不可说的神秘之物的地位。
那么，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目的实现了没有呢？我们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划界只达到了将世界与神秘领域划分开，并未达到保卫神秘之物的目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维特根斯坦是从可说的世界，运用现代逻辑技术进行语言分析，从可说世界的角度限定了世界的界限，划分出了神秘之物。那么，可说世界与神秘之物间有何關系呢？由于维特根斯坦是从可说凿界的角度来划分世界界限的，因此他主张的本体论只包含了可说世界的本体论，神秘之物不包含在可说世界之中，并且与可说世界对应的语言也排斥任何有關神秘之物的表达。因此，可说世界与神秘之物之间缺乏可通达關系，没有联系，可说世界甚至排斥神秘之物。这样，以可说世界为基础的本体论不仅不能保证神秘之物的存在，还完全可以将神秘之物当作累赘消除掉。
另一方面，从哲学实践的角度看，因为逻辑实证主义更注重逻辑与科学的作用，从逻辑实证主义角度传承维特根斯坦思想的人总是抛弃了维特根斯坦關于不可说的神秘之物更重要的观点，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下反对将神秘之物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实证主义认为我们能说的东西就是生活中所有要紧的东西。——这一点是它的本质。而维特根斯坦狂热地相信，根据他的观点，人类生活中所有真正要紧的恰恰是我们应当对之沉默的东西。”另外，“神秘主义毕竟与逻辑——语言分析没有必然的联系，采取这种方法并非只能通向神秘主义。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与卡尔纳普的逻辑实证主义从维特根斯坦哲学中得到启发，用类似分析的方法来论证一种世界观，但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却是经验主义的，没有一点神秘色彩。”这意味着站在逻辑实证主义立场上不可能修改理论以适应对神秘之物的研究。
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这种由狭隘的本体论造成的世界与神秘之物的矛盾，通过修改原有理论难以化解，这迫使维特根斯坦抛弃其前期本体论观点，从而使整个哲学思想发生了彻底转变。维特根斯坦在后期建立了语言游戏说，在语言游戏中消除了可说的与不可说的界限，他力图真正实现事实世界与神秘之物的统一，以解决前期本体论中隐藏的内在矛盾。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不仅仅是对前期哲学的批判，更是在深层次上对前期哲学的补充与完善。
三、后期哲学思想及其影响
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其前期思想的批判是颠覆性的，涉及的内容广泛。在此笔者着重阐述前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任务与性质的不同观点以及本体论基础的转变，来说明他前后期哲学思想的特点。
维特根斯坦首先放弃了构造理想语言的主张，转变为对日常语言的分析。维特根斯坦构建理想语言的目的是为了解析语言内涵的世界图像，以排除语言的混乱。然而，图像论就像一把双刃剑，虽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用语言来说明什么，但它也是有害的，因为语言能够使我们产生错误的图像。维特根斯坦指出：“我们难以摆脱那样的想法，即认为使用一个语句就意味着要对每一个词都要想象一样东西。”然而，当“我们用词进行计算，操作，并且随着时问的流逝，我们把它们转换成时而这种时而那种图像”。如果以为图像是语言的本质，这实际上是用图像把我们禁锢起来，图像也就成为解决问题的障碍。用理想语言构建图像论实际上是用语言的部分功能替代语言的所有功能，它并不符合人类对语言的运用实际。因此，“我们要做的是把词从形而上学的使用带回到日常的使用上来”。维特根斯坦正是在分析人们日常使用语言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语言游戏”说。
基于语言游戏论，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任务与性质的看法发生了根本转变。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主张哲学是活动，其任务在于分析语言，清除语言的混乱，解析其内涵的世界图像，因此“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而在《哲学研究》中他却认为：“哲学不应以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使用；它最终只能是对语言的实际使用进行描述。因为，它不可能给语言的实际使用提供任何基础。”维特根斯坦抛弃了前期所持的“语言图像论”，否认命题与实在同型同构。对于哲学的性质，他指出，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哲学的考察不可能是科学的考察，“我们不会提出任何一种理论。我们必须抛弃一切说明，而仅仅代之以描述。这种描述是从哲学问题中获得光明，也就是说，得到它的目的。”维特根斯坦的这些观点也颠覆了人们对哲学的传统看法。
维特根斯坦哲学观的转变还体现在他对逻辑和数学的看法上。前期维特根斯坦给予逻辑很高的理论地位，他认为逻辑提供了理想语言，借助理想语言可分析出自然语言的本质结构，进而分析出语言所内涵的世界图像。对于逻辑的重要性，他形象地比喻说：命题借助逻辑的脚手架来构成世界；命题只是就其在逻辑上有秩序的而言才是情况的图画。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分析实际上是一种数学演算，他认为数学是一种逻辑方法，前期维特根斯坦非常强调数学的重要性。后期维特根斯坦则不同，他否定了逻辑至高无上的地位，否定数学对哲学有巨大作用。他分析指出，数学虽然是用特殊语言构造的系统，但它的表达式也只在系统定规则下才有意义，因此它同一般语言构建的理论系统并无根本的差异，它们面临的哲学问题是一样的。因此，哲学让数学保持现状，任何数学的发现也不能推进哲学。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提出：“哲学的任务并不是通过数学或逻辑一数学的发现去解决矛盾，而是使我们有可能看清楚给我们造成麻烦的数学的现状：在矛盾解决之前的事态。”哲学的任务在于通过研究语言表达式的用法来排除因对它们的误解而产生的哲学困惑，他把这种研究称为“语法研究”。他说：“我们的研究是一种语法研究。这种研究通过消除误解来澄清我们的问题。”这些關于词的用法的误解，除了别的原因以外，还是由于不同语言领域的表达形式之间的某些类似所引起的——其中有些误解可以通过表达式的替换加以消除，可以把这称为对我们的表达式形式的一种分析，因为这个过程与把东西拆开的过程有所类似。
维特根斯坦最具代表性的哲学转变是他后期所持的反本质主义立场。早期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详细论述了有關语言与世界具有本质结构的论点：语言和世界之间存在相同的逻辑结构，语言能够描述世界，世界能被语言言说，语言是世界的图像。由此，语言与世界是同型同构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本质主义语言观。但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对他的上述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如我们前面讨论的，他的语言游戏说根本否定了有所谓语言本质东西的存在，他的“家族相似”概念否定了语言与世界之间有结构对应關系。他提出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同其在语言游戏中的用法相關，而语言的用法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东西可以充当语言的本质。因此，哲学只能从描述语言的实际用法着手，逐步澄清哲学的混乱。我们看到，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语言观并不否定语言有指谓的功能，它反对的是把语言指谓固定化，反对有“语言本质”那样固定不变的东西。它强调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同其运用的语境相联系，是发展的和变化的，语言意义具有多样性。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一种用全面的、相互联系的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的辩证法思想。
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在關于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同其用法规则相關论述中提出语法规则中表层语法和深层语法的区分，尽管他并没有对二者的区分作具体说明，但却启发了乔姆斯基，后者建立了转换生成语法，开创了语言学研究中的乔姆斯基革命。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极大地影响了芬兰哲学家辛提卡。受语言游戏说的启发，辛提卡试图建立一阶逻辑的游戏（博弈，Game）语义模型。沿着这一思路，辛提卡提出模型系统概念，使知道、相信等认知概念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逻辑解释，奠定了现代认知逻辑的理论基础，辛提卡因此被尊为现代认知逻辑的奠基者。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对现代语言哲学，尤其是日常语言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哲学研究》是研究语言哲学必读的经典。
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范文6
关键词：量化；数学建模；善；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045-02
社会对善的追求体现在对生活的积极改善和发展的不断探索。现代科学知识所构建起来的世界观是建立在原理物理基础上的。原子是相对稳定不变的。除了研究原子结构原子组合的各种理化性质，从最初的定性研究发展，人们逐渐掌握了事物的发展变化的现象和状态，到近代定量研究精确地洞悉事物发展变化的每一细微环节。到了现代物理学更是渗透进科学的方方面面，声学、光学、电学、磁学、力学；微观、宏观、宇观。生命科学，研究大分子团本身和它们之间的各种理化性质，以及在具体系统中的发展变化。大分子团本身和他们之间的理化性质何以理解为对原子论的有机延伸，发展变化则是量化关系对客观事实描述的建立。现代医学的科学基础正是生命科学而不是古人的简单卜筮，通过量化方法的分析，可以清晰准确地了解到疾病的产生、发展，从而对解决疾病有确定可行的方法。
由此观之是数量关系对世界普遍联系性的梳理，现有的科学知识看来，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各个存在之间总是以各种方式相互影响，这不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影响，而是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影响。包括能量的，质量的，信息的交换。这些交换都通过量化的方式完成我们的认识过程。世界展现给我们的图景也就需要庞大的数量模型来支撑认识，由此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科学和非科学（包括艺术，宗教。都在不同程度，不同的角度，展现世界图景）这样就更能理解各种科学代表着各种哲学的形态来展现世界图景。不同的数学模型彰显着世界的多样性，不同的数字层次，描述世界的多层次性。我们的世界具有普遍联系，这种普遍的，难以把握的联系正在被数学以逻辑的、可推理的、可论证的，数理关系清晰有条理的展现出来。也正因为数学的存在和量化，许多学科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相互间的融合逐渐开始，各种知识的普遍联系性出现。说明在一个社会中，善也是普遍存在和联系的，类似于一个函数可能有多个极值，社会发展的不同选择路径所导致的不同的善也可能存在。不同的善之间可能是平行的，也可能在同一时序，但无论是平行还是序列，同一时空中，我们能够选择的最优路径不管是什么，都叫做至善，都可以带来相对好的结果[1]。
同古代社会一样，作为现代人类一样是在追求社会的生存、发展，即社会的善。对于善的追求，我们沿着古代人开辟的量化的方法，在曲折摸索中不断前进，并建立了辉煌的科技文明。社会化的大生产中资源的优化配置、可控智能和无障碍沟通、自然灾害的预测等等社会所追求的善都是靠量化方法实现的。
社会资源配置，涉及社会怎样分配资源，协调社会生产，并分配生产产品――即社会财富。劳动创造财富，把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社会平均生产率作为衡量劳动力的标准，以此量化社会财富。在经济学中最典型也是最简单的量化模型要属供求曲线，是生产者供应量和消费者消费量在时间上的函数图形[2]。明晰地展现供应量或需求量与时间变化的函数关系，以便利决策者了解市场的供求关系做出决策。在金融领域，资金的流动带动产业的增长，资金的流向和组合是由一些列复杂数学模型组合而成（回归，概率统计等等），以此优化产业发展方向。
可控智能和无障碍沟通一直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电子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在不断地帮助人类靠近理想。电子计算机通过二进制将人类预设编辑写入计算机的逻辑指令进行智能判断和处理。通信技术是将人类文字、声音、图像通过二进制转化为光信号或点播信号，远距离传播。
自然灾害有许多种类，台风、洪水、地震、火山爆发，甚至是小行星撞击等等。古代先民用简单的量化方法进行卜筮，与世界的复杂性相比，这中量化方法几乎像是在猜测。现代科学家利用太空中的卫星，海洋中的浮漂，高山上的观测站，大规模的实时的收集关于地球运动变化；包空大气环流的流动，海底暖流流动，地壳的运动，大气海洋，海陆之间的热交换的数据，并将一系列数据汇入计算机，在计算机中建立复杂的大气、洋流、地壳、天体运动变化的模型，用这一模型模拟自然变化，以此向我们预报气温、降雨、火山爆发。因为我们现在掌握的量化方法和数据的有限性，地震还不能准确预测。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程度发展越来越高，现在社会的功能和复杂程度都比古代社会更高；对于善的追求现代社会方法更先进，更精确。古代社会关注的自然灾害、社会资源配置、战争、财物关系，现代社会同样关注，只是在运用量化方法之后，现代社会能够从更广的角度，更深的深度来研究看待问题，古代社会只能对事物进行定性分析和简单的定量，现代社会可以把事物的发展变化完全量化做精确的分析。量化从度量单位开始，从古代社会人类各种生产生活的理化性质到对理化性质强弱、大小、多少……程度的描述中产生度量单位。度量单位是量化的一种表现。社会的资源配置是社会维持自身存在的重要前提，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涵盖社会几乎所有行业，和所有层次。涉及农业、工业、生产生活服务业。我们用钱来进行交易支付，衡量客体事物的价值，我们用热值衡量化石能源的热量，用功率衡量机器设备的效率，用质量衡量物质的多少，用速度衡量物体运动的快慢，用照度衡量光的强弱，用分贝衡量声音的大小，用度衡量物体的曲率。
社会的发展同样是自然的历史的过程，社会发展过程不外乎性质和量两方面，性质是研究的初级阶段，当人类逐渐掌握世界性质的同时，还朝着量的方向研究，量的不同造就世界的多样性。事物发展变化无外乎质变和量变，那么影响事物发展变化的也必然是事物的固有属性和事物的量的改变。事物的固有属性是我们现有科学难以改变的现状，但是影响社会自然演变发展的量的改变，是我们在建立事物发展变化量化关系时研究的重要方面，我们能做的就是利用我们已知的事物的性质和规律在事物发展变化的量上进行控制和改变，从而来影响事物的质的发展变化，进而促进我们社会的发展，满足我们的需要，追求善。我们对量的研究是最终对世界的把握的必要条件，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对世界的量的发展把握，在把握社会生存发展的量化过程中追求善。
在数学量化成为现代社会追求善的强大方法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数学量化终究是我们了解世界、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模型。它所具有的必然性和确定性只存在于它本身之中。量化的不完善性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量化手段的发展总是完善与不完善的交替前行，每一次的巨大发展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之前的不完善，成为相对完善的形态，随着理论发展相对完善的形态又逐渐暴露出它的不完善性。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所建构的量化模型在孤立地看待这一模型本身中，它是完善的，但将它作为一个子系统放在更大的模型甚至现实之中时，它就难以保证完善性，在世界无限多个环节之中，完善性的有限性则凸显。我们所了解掌握的关于世界的知识体系中，绝对真理只是存在于我们掌握的那些包含着绝对正确知识的我们认为的正确知识。孜孜的探索如同剥洋葱一般，一层一层的剥去外皮，向着正确的内核前进。正像爱因斯坦所说，我们永远不可能得到真理，只能不断接近真理。
混沌理论能够很好地证明这点，在我们建立模拟天气的量化模型中，24小时以内的预测结果是最准确的，三天以内的误差明显增大，一周以内时有错误发生，一个月之后的预测结果几乎是回归混沌。类似天气模型这种量化模型与现实社会中情况不相符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建立的量化模型和真实世界必然是有差距的，尽管较短的模拟过程中，他们是起作用的，但随着事物发展变化的持续量化模型与真实世界对应的逐渐展开，相异之处逐渐显露。恰恰因为量化的善的这种有限性，总是促使我们对善不断地探索前进；也正契合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马克思实践观[3]。
我们当下所面临的大量人类生存的困境问题，就是数学量化带来的不完善的体现，需要而且只能由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同步发展来解决。人是由感性（或者欲望）和理性组成的矛盾体，社会由人组成，因此社会也具有这两方面的矛盾，单纯的数学量化方法带来了许多生存困境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在资源配置中的利润最大化，在纯粹量化中存在，而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难以存在；在现实社会中衍生出的劳资关系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等。纯粹的理性即是对量化方法的构建，实践的理性对量化方法的驾驭和分析。生存困境问题昭示着纯粹理性发展的相对超前和实践理性发展的相对滞后，现代社会的善，需要我们继续思考并在发展中予以解决。
后现代从尼采说“神死了”到福柯说“人死了”认为现代已经完成，理性带来了大量的生存困境问题，要求对理性的价值进行重新评估，有的人甚至是反对理性，这是不正确的观点。用辩证法来看，这是一个辩证的，曲折发展前进的必然历史过程。看清楚了这点，有利于我们坚定无数先贤开辟出的社会量化发展的道路[4]。
参考文献：
[1]汪丁丁.数学和社会科学方法的关系[J].社会科学战线，2004，（5）.
[2]曼昆.经济学原理：微观分册[M].梁小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