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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1
关键词：技术创新；经济增长
一、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对接
经济学关于创新演化规律及其作用于经济增长机制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形成若干有代表性的理论。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考虑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作用。熊彼特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当经济出现均衡状态时，没有变革也没有发展，经济均衡状态是由企业家通过技术创新打破的。
新古典经济学也强调了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美国经济学家索洛率先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又称为索洛模型，该模型表明经济增长是资本、劳动和技术共同的结果，经济增长是由资本与劳动的增长率，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以及技术进步共同决定的。
可见，技术进步理论研究始终是与经济增长的研究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或者说，最初的技术进步理论总是寓于经济增长理论当中的，这些理论侧重点不同，但都认为经济的最终增长因素是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一个从产生新产品或新工艺的设想到市场应用的完整过程，它包括新设想的产生、研究、开发、商业化生产到扩散这样一系列活动，本质上是一个科技、经济一体化过程，是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共同作用催生的产物。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技术创新促进经济结构升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技术创新对经济结构的带动作用，愈来愈具有世界性。先进技术的产生可以很快在全世界得到应用，并带动世界性的经济结构调整。所以，技术进步是经济结构升级，实际上也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2.技术创新促进经济效益提高
首先表现在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通过渗透，扩散到生产诸要素中去，使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人们运用现代科技进行科学管理，更好地把生产力诸要素结合在一起，综合效能得到成倍提高。此外还表现在技术发明到应用周期的缩短和技术成熟期，即从应用到产业化、工程化、商业化过程的缩短。
3.技术创新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是一国或地区为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所选择的模式、机制、途径、战略和源泉。科技创新投入递增促使科技产业化的进程进一步地加快，使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利用率得到提高，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科技创新投入的递增也加快了“资源推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构转型。
三、加快技术创新，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
对于我国当代技术创新，本文提出以下观点。
1.提供创新体系依赖运转的制度框架。经济能力的增长一方面源于先进技术，另一方面源于制度与意识的调整，制度是先进技术得以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我国要加强有关国家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方面的立法， 建立健全技术市场， 并依法对技术市场进行规范和管理， 全方位的支持和推动技术创新，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环境。
2.加大科技投入，重视基础研究。加大科技投入，才能在全社会形成有规模的创新平台，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初始的扩散保障，从而提升规模经济性引致的乘数效应。此外，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泉，其社会效益大于私人投资者的市场收益，因此特别需要政府的支持。
3.建立良好的人才，教育体制。制定正确的政策，实现科教兴国战略和以科教为中心的创新体系，把发展高科技当作提高综合国力以及人民福利、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信息化的决定因素；大力发展教育，积极培养人才，构建人才高地，营造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
4.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管理和保护，对于政府财政资金支持的科技项目，充分运用知识产权信息资源，选准高起点，避免低水平重复研究； 对于取得的科研成果，要重视运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持其合法权益。
5.要建立技术创新的风险投资机制，提高投资的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建立技术创新的风险投资机制。一方面国家要建立风险基金，由政府分担一部分风险。另一方面要逐步创造条件，发展社会风险投资。这两部分风险投资共同用于国家和企业的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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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2
关键词：消费 出口 投资 经济增长
一、引言
江苏是我国经济发达省份，在江苏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省域内经济发展又存在较大的地区不平衡性。2011年，苏南、苏中、苏北三大经济区域人均GDP分别为61823、33735和19555元，苏南地区人均GDP是苏北地区的3.16倍。从地级市层面看，这种差异表现得更加显著，2011年江苏经济最发达的苏州人均GDP为106863元，而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宿迁仅为12289元，前者是后者的8.7倍之多。由于江苏各市经济增长速度也存在差异，具有发达地区经济增速较快，不发达地区经济增速相对缓慢的特点，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总体上将一直处于发散态势，只有积极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才能缩小不断扩大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二、理论及文献回顾
消费、出口和投资从需求方面共同拉动国民经济发展。其中，消费是经济整体增长的最终动力。消费的机理表明，消费运行的良莠，对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和功效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投资是扩大内需的有效手段，但从长久来看，投资如果得不到消费导向和支持，投资结构和投资规模就难以优化，经济效益就得不到保障和提高，资源配置就谈不上有效率。消费的需求效应，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和最关键的动力源。
出口增加意味着国际市场对本国产品的国需求增加，从而导致产出增加；出口增加会推动出口产品生产专业化，增加出口部门生产力，使资源从相对无效的部门转移到生产力更高的出口部门，这种生产力变化会导致经济增长；基于比较优势的出口会带来规模经济的扩张，有助于经济增长；出口增加可以增加外汇，使出口国可以购买更多进口品来满足国内生产和产出扩大的需要；出口也有利于高新技术的引进，获取“干中学”的收益以及更好的管理能力，从而通过刺激经济中的技术溢出来增加产出。出口的增加不仅可以直接拉动经济的增长，而且可能通过带动投资的增加，间接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否则，就难以解释出口下滑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巨大影响。
消费与出口是促进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两个因素，现有文献中，单独就两者之一进行研究的文献不胜枚举，而将消费与出口两者对经济增长影响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献，在使用的方法以及研究结论上存在很大差别。李占风等（2009）利用联立方程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函数，对我国消费、投资、净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经济增长会受到居民消费、投资和政府消费的影响，而且随着滞后期的增加，影响逐渐增强。卢万青等（2010）在VAR模型的基础上，用同样的方法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出口波动会通过影响投资、消费而放大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短期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大，而长期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大。
在众多文献中，对江苏市际经济作比较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吴康等（2007）采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江苏沿江8市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分析并得出结论，同属沿江发达地区的8个地级市，其县域经济发展的内部差距依然比较显著。叶依广等（2002）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江苏省地区经济综合实力进行综合分析，并重点比较了苏北与苏南的薄弱之处和影响因素，认为应该江苏各中心城市实力存在较大差异性，各城市应结合本城市的特点，分别有针对性地采取增强私企实力、扩大对外开放等策略。
与以上文献相比，本文的特点在于将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消费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以发现其中存在的差异性，为江苏各级政府更有效地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三、江苏13市消费与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差异性实证分析
鉴于江苏省宿迁市成立于1996年，本文采用1996～2011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文中，GDP是支出法核算的地区生产总值，本文将其作为经济增长变量；CON为我国的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它将作为消费变量；EX为出口额，将它作为出口变量；INV是指固定资产投资，它将作为投资变量。以上数据来自于1997～2011年《江苏统计年鉴》。出口额在统计年鉴中是以美元为单位，我们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年度平均人民币汇率，将其转化为以人民币为单位的出口额，同时将地区生产总值、出口及消费的现价数据用以1996年为100的定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物价调整，得到可比数据以消除物价上涨的影响，而固定资产投资则使用同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调整。
另外，本文对经过以上处理的数据再取对数，以消除异方差，同时也使序列更易平稳。在模型形式上，本文选择最简单模型――线性模型对此问题进行分析，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模型回归结果见表1。
表1 江苏13市经济增长对消费及出口等变量回归结果
注：（1）根据1997～2011年《江苏省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回归得出；（2）括号内的数值表示t统计量；（3）a、b、c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0.01、0.05与0.10。
由表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消费、出口与固定资产投资对江苏13个地级市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很大差异性，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1）消费对各市经济增长影响极为显著。除无锡与连云港两市达到0.10的显著性水平外，江苏其余11市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均达到0.05的显著性水平；2）出口对各市经济增长影响差异性较大。在江苏13个地级市中，有6个市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统计上达到0.05的显著性水平，而其余7市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即使0.10的显著性水平也未达到。另外，各市出口对经济增长回归结果的符号也表现出较大差异，在13市中有9市的符号为正，其余4市符号为负，说明从统计学上来说，出口并没有对经济增长发挥应有的促进作用；3）固定资产投资对江苏大多数地级市县级经济增长影响不明显。仅有连云港与南京两市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分别达到0.05与0.10显著性水平外，其余各市均不显著。这说明从统计学角度分析，江苏绝大多数地级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小，并没起到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可以发现，江苏各市消费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较大差异。江苏各级政府应根据本地区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
（一）消费对江苏各市经济增长影响显著，但各市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存在较大差异
江苏13个地级市消费对经济增长都存在显著影响，因此，江苏各市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应将提高消费需求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首要政策。消费是社会生产的终点，是社会生产的目的，同时又是社会生产的起点，增加消费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有效的手段。决定消费需求的因素较多，但最主要的因素是收入水平。近年来，江苏各市的财政收入增速远远地快于经济增长速度，但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小于消费。各市可采取减税、发放消费补贴等政策提高居民收入，刺激消费增长。
在江苏各市消费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影响的同时，各市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却表现出较大差异。笔者将各市边际贡献率由大到小排序后发现，13市中消费对经济增长边际贡献最大的3个市依次为盐城、淮安与徐州，而消费对经济增长边际贡献最小的3个市为无锡、苏州、常州。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明显呈现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较大，而经济发达地区则较小的特点。江苏省内相对落后地区，更应该将增加本地区居民消费作为促进本地经济追赶苏南、苏中地区的重要手段。
（二）出口对各市经济增长影响差异性较大，多数地级市通过应改善出口商品结构来提高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江苏13个市中，有6个市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其中苏南5个市均名列其中，其余的市中仅有宿迁的出口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将影响显著的6个市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排序，最大的为常州，其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为0.3506，而边际贡献最小的镇江为0.0812。除了这6个市外，江苏其余各市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不显著。
笔者进一步挖掘数据后发现，出口对各市经济增长影响的较大差异性与各市的出口商品种类与结构有关。总的来说，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越高、附加值越大，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更显著，边际贡献更大。因此，各市应改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加产品附加值，以增强本地区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江苏省在外贸及投资方面应采取向苏中、苏北地区倾斜政策。要有效缩小江苏的区域差距，就必须给予落后地区更优惠的外贸与投资政策，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吸引高科技企业到苏中、苏北等相对落后的地区投资，通过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来提高落后区域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缩小与发达的苏南地区经济差距。
出口与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要求江苏各市应根据本市的具体特点，有的放矢地制定经济发展策略，以更有效地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同时省政府应该根据不同经济增长因素对各市经济影响的差异性，在制定刺激消费、出口与投资政策时，对各市采取差异性策略，促进各市经济谐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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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3
摘要：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者研究的热点，所以笔者详细的分析了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在最后提出财政分权中应注意的问题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和途径。
关键词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影响；促进方式
从以往学者对财政分权和国家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得知，二者的作用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正负相关，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二者之前的关系是双向的，而且其对经济增长也有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存在。其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财政分权本身的增长机制就存在不确定性，所以下面笔者就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做如下分析。
一、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
（一）财政分权能够影响到生产者的效率，从而影响到经济增长
虽然同样是财政支出，但是如果当地政府能够比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更多更好的话，这种财政分权就会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财政分权对于企业也是有影响的，例如在生产活动中的财政分权就会促进企业的资本投入，使得企业能够得到更多的劳动，更新和改造生产技术，这些举措都会促进经济增长，对其产生正面的影响。
（二）人力资本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因素，它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
国内外学者对于人力资本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结论都是认可的，而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却来自持续教育。中央政府对我国教育的投资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如果当地政府能够更好地参与到这份教育事业投入中来，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根据夏杰长等（2005）的研究发现目前地方政府在基础教育投入中已经占到很大比例，这种结果就是中央财政分权的结果导致地方政府有了更多的教育资源和基本权力，这对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是很关键的，也很好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二、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主要是指对资源分配因素的影响，最终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根据Qian&Weingast（1997）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主要是对权力进行下放，然后将重新归类政府的职能和应用进行不同层次的限制和冲击。例如，私营单位或公共部门的环境一旦发生变化，私营单位或是公共部门会做出相应的举措来化解，这样就会影响该企业或是部门的生产水平和社会行动，有效的刺激经济水平增长。而且根据财政分权理论可知，财政分权进程可以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和企业竞争力，所以政府要进行一系列的放权行为，这样才可能控制和释放原有生产力，进而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
三、财政分权应注意的问题和促进方式
我们要注意，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有正面的，还有负面的影响，也就是阻碍作用的可能。究竟该怎么判断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造成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这就需要我们根据当地特定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所以说，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二者的关系并不是只有正面的，还有负面的可能，而这种结果是与当地经济条件和所处情况紧密相关的。为了更好地使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式进行：
首先，要调动地方政府的建设力度和积极性。在实施财政分政改革后，对当地经济发展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应努力提高对公共资源配置的使用率，由于目前的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流动人口资源，所以当地政府为了吸引这些流动人口资源会制定大量有吸引力的政策，以此来创造和优化当地的公共环境，以此来吸引投资商的资金进入，然后在资金到位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提高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更强的吸引力，以如何的良性循环来形成该地区长期稳定的区域影响力。Zhang 和Zou（2001）提供了“政府公共支出增长效应的多级配置的理论框架，假设内生增长模型是由私人资本和公共开支三级政府的生产函数来确定”。他们认为：“我国财政分权和省级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指出，由中央政府利用有限资源进行投资的一些重要基础设施项目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正向效应，促进了经济增长”。
其次，对预算进行硬性约束。财政分权改革是在地方政府财政政策平衡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对其财政援助不能再进行自由安排，以此来降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并最终形成对地方预算进行约束的目的。为了更好的降低财政平衡和竞争压力，地方政府必须要提高财政资源的使用效率，以此来降低政府对企业的财政援助和运营效率。因为政府无约束的财政援助会导致公共支出的浪费，造成财政资源效率低下，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吸引投资商来地方投资和资金流入的。而通过对财政预算进行硬性约束以后，有助于将区域竞争市场环境打造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Qian 和Roland（1998）模型证明：“政府权力下放微观两方面的影响：第一，在自由流动条件下的要素，各个地区的政府为了提高自身的吸引力和竞争力而要不断的提高其自身的运转效率，逐渐形成竞争效应的机制；其次是财政分权可能带来各个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随之产生的相互竞争关系会进一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从而提高经济的发展速度”。
最后，要提高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在财政分政的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为了能满足当地居民对公共资源的需求，往往会投入很大一部分公共资金支出，而且由于缺乏对公共财政支出的监督和约束，使得地方公共资金的支出超标，而且由于这些支出比较随意，使得部分公共资源的使用率非常低，这就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所以地方政府必须要在监督和约束公共财政支出的基础上，提高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地方政府具有极高的信息获取途径：第一，要求信息的统一性。政府制定的所有政策，是为了验证是否满足居民需求，且和政府政策是否一致的指标，而且为了提高流动资源的使用性，政府会制定出许多针对流动人口资源的倾斜政策，由于流动资源的稀缺，导致政府更侧重于对流动资源的争夺，地方政府为了争夺资本配置和本地公共资源，导致建筑开支居高不下，这也是造成地方财政分政中经济比例偏高的原因。
总体而言，地方政府的竞争压力，发展的影响公共政策的组合要素正在逐步增加，虽然这种方式自下而上的压力不能直接形成的官员任命，但不可否认的是，为了经济增长作为官方的绩效评价标准和任命的官员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来直接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以及自上而下的基础前提，流动性因素从而间接地影响到地方官员的政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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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4
关键词：对外贸易 经济增长 回归方程
1.引言
加入WTO，促进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育与完善，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使我国在深层次上参与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更好地享受了世界贸易的比较利益，对我国近年经济增长功不可没。南通，作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沿海城市，积极实施开放经济战略，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很好地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尤其2002年-2010 年是南通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期间南通对外贸易发展迅猛，年均增长率超过35%。
一般理论研究认为，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是推动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不可或缺的因素，经济学家常把“对外贸易”、“投资”和“消费”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国内对于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较多，有理论研究，也有实证研究，但结论却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其中，有研究认为对外贸易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作用不明显，对非出口部门促进作用尤其不强[1]；也有研究提出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较强，对经济增长意义重大[2]；还有研究认为两者关系不能简单而论，比如，张少霞在其《进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模型分析》一文中提出在总需求约束条件下，净出口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但在总供给约束下，净出口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等等[3]。
综合以上研究， 我们可以推断：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和经济社会所处的经济环境、政策环境等因素息息相关，在不同时期，对外贸易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起到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即：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差异，即便在同一阶段，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存在，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也不尽相同。
上述研究侧重于一国范围，对地区相关分析涉及比较少，特别对我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的相关研究就更少。因此，本文拟选择南通市作为研究对象，应用时间序列模型分析对外贸易对南通经济增长的影响，讨论对外贸易对南通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对外贸易通过哪些途径促进了南通地区经济的增长，希望研究结果能对我国其它沿海开放城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实证模型和样本数据
本文搜集了南通市2001年到2011年期间的时间序列，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投资、消费和净出口。考虑到2001年正式加入WTO前后，我国对外贸易的内外部环境，如外贸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发生较大变化，比如，加入WTO后，我们获得了WTO成员国的进口关税优惠，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商品出口的贸易壁垒，推动了国内各地区外向型经济的高速发展，因此，我们选取2001年以后的数据进行分析。
为了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我们队对方程（3）的残差序列e进行单位根检验，选择无截距项、无趋势项的ADF检验模型，估计结果如表5。
检验结果显示，残差序列在5% 、10% 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从而验证了四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公式（3）给出了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回归结果表明，南通对外贸易净出口的增长率每变动 1%，能引起南通GDP增长率变动0.016859%；而投资和消费每变动1%，会引起南通GDP增长率分别变动 0.185895%和 0.626768%。这说明投资、对外贸易与消费对南通经济都具有促进作用，但投资和消费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外贸易。
4.政策建议
近几年来，对外贸易对南通经济增长所起的促进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历史数据表明，对外贸易因素整体而言对南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很有限，因为南通还没有摆脱供给约束，高新技术产品、高附加值产品生产出口能力较弱，还以传统产品出口为主。出口在优化资源配置、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带来规模经济效应、获得国际分工比较利益等方面效果不明显，经济增长还是以我们内部消费需求和投资为主，远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出口导向型经济。
建议南通今后在推进开放型经济战略中发挥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具有一定国际竞争优势的海洋产品产业，提高海产品的深加工能力，统筹产业链，提高其竞争力；充分利用南通教育和科研优势，发展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提升出口产品科技含量，引导出口企业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在国际劳务和工程承包市场上，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积极摸索对外劳务出口新模式，实现“走得出去，站得稳”格局，充分发挥南通建筑之乡和劳务出口大市的竞争优势，并带动产品出口，缓解劳动力压力；在纺织服装、机电、化工等传统出口行业培育新的出口增长点，提高出口规模，通过规模效应降低出口产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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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5
关键词：税收增长；税收负担；地区税负；区域经济
Abstract：Whilethesynchronismofthetaxrevenuegrowthandeconomicgrowthtendsrational，theinter-regioneconomicdevelopmentbeginstoexpandunceasingly.Regardingthis，researchesbasedontheoryandpracticebydomesticandforeignscholarsbelievethatdiscussiononthetheoryandfunctionalmechanismoftaxrevenue’sthrottlingtheregionaleconomicdevelopmentmustbefurthercarriedon，anempiricalanalysisframeworkoftheareataxburden’sinfluenceupontheregionaleconomicdevelopmentbeestablished，andthatthetaxreformbeexaminedandareasonabletaxpolicyformulatedbasedonthepromotionof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theregionaleconomy.
Keywords：taxgrowth；taxburden；localtaxburden；regionaleconomy
一、问题的提出
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及地区差距的存在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出现过非均衡发展和不同程度的地区差距问题，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差异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尤其是1994年的市场化改革以来，在“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实现了快速的腾飞。然而，就在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区域之间的差距并没有呈现出“最终共同富裕”的结果，相反，区域之间的经济水平差异却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不仅影响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而且也影响共同富裕与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
税收是国家调控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税收负担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宏观税负方面来看，1995年东、中、西部地区宏观税负之比为9.8∶7.8∶11.4，1998年为11.5∶8.2∶11.6，2004年为18.5∶9.l∶12.6。若以东部地区税负为1，1995年3大区域税负的相对比是1∶0.79∶1.16，西部地区税负最重，是东部的1.2倍，是中部的1.5倍。而到了2003年，3大区域税负的相对比是1∶0.49∶0.68，东部地区税负最重，分别为中部、西部的2.03倍和1.47倍。从税收弹性上看，2001年以前，3大区域的税收弹性最高为2.85(东部2001年)，最低为0.41(西部1999年)。此后，东、中、西部税收弹性变化得较为一致，2002～2004年3大区域的平均税收弹性分别为1.74、1.635和1.48，说明了3大区域的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性趋于理性(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研简报》，2007年第8期。)。
“十一五”以来，我国各区域国税收入、地税收入与区域GDP总量都保持了快速协调增长，宏观税负水平稳步提高，大部分区域税收增速高于GDP增速(仅河南省GDP的增长快于国税收入的增长)。根据税收收入和GDP的关系，目前，区域宏观税负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宏观税负基本一致的区域。其中又可分为3种情况：①宏观税负和经济发展水平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如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浙江；②宏观税负和经济发展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如安徽、江西、广西、；③宏观税负和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二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税负不一致区域。又可分为两种情况：①宏观税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如山东、福建；②宏观税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如贵州、云南(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研简报》。)。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税制改革初期，地区税负“西高东低”的错位状况有了根本性改变，宏观税负层面上的“马太效应”已经消除，区域之间税收负担与经济基础的协调性增强。即使还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税负不一致的地区，但差距也在逐年缩小。与此同时，在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性趋于理性的同时，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却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在对东、中、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差距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国家统计局2004年统计结果为：1980年3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之比为1.92∶1∶0.90，1990年的发展差距之比缩小为1.64∶1∶0.90，2002年区域发展差距又扩大到2.32∶1∶0.94，与1990年相比，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分别扩大了41.5%和35.7%。1994年不同地区间的人均产出水平差异程度扩大，最高的上海地区比最低的贵州地区高出9.79倍，至2002年，这一差距已经扩大到了12.89倍[1]。
分析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我们不禁要问，致力于降低税收负担的地区间税收竞争能促进地区间经济水平的趋同吗?或者换一句话说，税收负担的地区间差异能否解释地区间经济水平的差异?如果能的话，那么致力于地区间平衡的税收政策选择就是降低落后地区的税负水平；如果不能的话，那么利用税收调节地区间差异的作用是微弱的，这样导致的一个间接的问题就是：什么因素更重要?合理界定一定时期的税收负担水平，对保证政府履行其职能所需要的财力，促进经济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幅员辽阔而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发展中国家，区域税收负担这一内生变量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此研究区域税收负担也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此为背景，尝试着对该领域内主要贡献者的观点进行归纳，并梳理其理论逻辑，力求从另一个侧面去理解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本质，进而理解税收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回顾
1.国内外有关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
①理论研究方面。理论上，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从一般意义上讲，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税收收入应该与GDP同步增长。但众多学者在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然。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初研究成果表明，税收对总产出的乘数效应是负的。供给学派认为较高的边际税率妨碍经济活动的水平和增长率，因而主张大力削减边际税率。经济增长理论也认为税收至少会降低产出水平的路径和向稳态转型时的经济增长率。
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永久提高税率(宏观税收负担)会永久降低经济增长率。例如，雷贝洛在两部门内生模型中发现，提高所得税税率会降低经济的长期增长率[1]；佩客里诺在利用内生模型分析税收与经济的增长关系时，指出所得税的净效应是降低经济增长率，使其低于有效增长率水平[2]；德弗罗与洛夫的两部门内生模型表明，增加资本所得税、工资税和消费税都降低了经济的平衡增长率[3]。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得出了税收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Capolupo在Barro和Lucas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建立新的模型。在他的新模型中，考虑政府投资公共教育从而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为了平衡预算政府需对产出征税。他得出由于征税是用于生产性的目的，所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的结论。在税率达到60%～70%之间，税收促进经济增长。此外，Uhlig和Yanagawa利用世代交叠内生增长模型的研究，Turnovsky和Capolupe的研究均表明税收促进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是存在的[4]。
②实证研究方面。一些学者通过国别研究得出了税收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结论。Bibbee等利用欧洲经济联盟(OECD)国家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采用平均税率、边际税率还是平均直接税率，税收都与经济增长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5]。此外，Plosser对OECD国家的研究，Marsden对多国数据资料的研究，Karras对11个OECD国家的研究均表明较高的税率对于降低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有着长期的影响[6-8]。
国内学者在税收与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王书瑶运用数学分析方法证明了财政运用最大与国民生产不相容原理；安体富等则从宏观税负的定义入手，通过对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相关系数的分析得出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也呈负相关关系，且相关系数达-0.894。同时作者还利用了我国1979～1999年的统计数据对影响程度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税收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影响。从数量上看，税收每增加1000元，GDP大约减少2300元[9]，另外，刘军等通过对我国1995～2002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也得出结论：从全国整体看，边际宏观税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将下降0.027个百分点，同时还得出税收过快增长会严重降低税后产出—资本比的结论[10]。
此外，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表明：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不显著甚至税收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Stokey和Reblelo对美国的数据研究表明，税收改革对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而且这一结论在理论上是稳健的，实证上也是一致的[11]。类似的国别研究，如Myles对英国的研究，Mendoza等对18个OECD国家的研究，Wang和Yip对台湾地区的研究，都表明税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或是非常微弱。Wang和Yip还进一步指出，税收对于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的原因，是由于消费税对于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抵消了要素征税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12]。
贾康、刘尚希等提出，中国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的逐年提高是宏观总体税负的理性回归。2002我国税收增长较快，促进税收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加强征管和许多一次性因素的作用，若去掉一次性因素，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是大体一致的[13]。杨崇春认为，2004年税收增长结构与其对应的经济税源结构是基本一致的、协调的，税收收入高幅增长是宏观经济良性运转的反映[14]。
还有学者认为，税收与经济的增长关系不能一概而论，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以及不同的税收结构都会影响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结论。王维国、杨晓华在对格雷纳模型修正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分析的方法分析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的结果表明东部经济带平均宏观税负较高，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比较显著，而中部经济带和西部经济带宏观税负低于东部经济带，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15]。
2.国内外有关的地区税负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文献综述
为了解释不同地区存在日益扩大的产出差距，自20世纪末，国内理论界和政府部门开展了各种研究，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税收负担的角度展开，主要是研究不同地区间税收负担水平的差异。马栓友利用我国的跨省截面数据，通过简单的回归分析得出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16]的结论。张伦俊、陆建华研究认为，从平均意义上说，西部经济每增长1%，承受的税收负担为0.73%；东、中部经济每增长1%，承受的税收负担分别为0.40%和0.43%。这种研究结论表明，西部经济所承受的税收负担率是东、中部的1.83倍和1.70倍，反差尤为明显。此外，他们的研究还表明，两类指标的变动趋势还体现出“高税负低增长，低税负高增长”的态势。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税负高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确不能低估[17]。张阳、雷良海通过设置评价地区税负程度的指标——地区税收负担率对不同地区的税负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认为，区域经济增长与宏观税负水平呈现出不均衡性：经济增长东高西低，宏观税负西高东低。同时，他们的研究还认为，这种不均衡性在1994年税改后表现得更加突出[18]。刘军等利用面板模型分析了不同地区税收负担对经济影响的个体差异，分析认为，税收影响的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地区的平均税负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具有抑制作用[10]。另一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借助于鲍莫尔的计量经济学实证方法对我国地区间经济增长差距及原因展开研究。蔡日方、都阳利用泰勒指数的分解技术，通过把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地区差异分解为东、中、西部3个地区内的各自差异和东、中、西部间的差异，发现在我国不同区域内部呈现出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现象，但在不同区域之间这种收敛性却没有出现。在此基础上，两位学者还研究了政府消费对区域产出和收敛的影响[19]。刘强则从影响区域间经济收敛的传导机制入手，通过与新古典模型的比较得出，我国区域间经济收敛有着与新古典模型不同的传导机制。但他并没有对这种传导机制的作用方式做出说明，也没有给出这种传导机制在区域经济收敛上所产生的影响[20]。沈坤荣、马俊通过对区域间β收敛的考察，得出与蔡日方、都阳一样的结论，即在不同区域间存在着所谓的俱乐部收敛现象。通过对这种收敛现象原因的分析，他们认为地区间工业化水平的差异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速度对区域经济收敛性影响非常显著[21]。周文兴、杨开忠借助于Coopmans—Cass分析框架，通过构建一个区域动态增长模型，证明区域经济增长收敛与否与人力资本性技术变迁和税收制度变迁这两种力量的对比有关。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在不同地区的人力资本投入和税收政策。他认为政府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应发挥更大的作用[22]。戴广则从另外一个角度，通过建立一个带有不同地方政府(落后及发达地区的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增长模型考察了政府规模对一国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他认为政府规模和人均产出的收敛速度呈倒U型的关系。在实证检验的基础上，他得出中国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政府支出的低效率[23]。
三、评述与启示
总的来说，近30年来，国内外对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研究给予了较多关注，对地区税负与区域经济发展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纵观这些相关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多，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不太一致。有的学者认为税收增长促进经济增长，有的学者认为税收增长带来税负的增加，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之所以会出现分歧，一方面是因为所采用的方法的不同。有些文献采用回归技术考察税收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然而相关性并不等同于因果关系，并且一般的回归处理会产生所谓“伪回归”问题，不能捕捉到变量之间的真正关系。这说明适当选用计量方法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在于选用样本标准和时间跨度不同。税收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法律传统等因素。因此，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在不同的国家往往有所差异。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情况也会有很大不同。鉴于此，对不同的国家进行个案研究会丰富我们对税收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认识。
第二，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税收政策的研究很多，但对两者的研究大多处于分离状态，有的虽有所涉及，但没有充分展开。对现行税制的完善，有的学者是从税制本身进行研究的，有的学者是从与国外的比较角度分析的，缺乏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视角的研究。在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在提出政策建议和意见时，对税收政策手段的考察和分析不足。而且，定性研究较多，定量分析不足。
第三，缺乏税收负担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用机制的分析。税收调控区域经济发展的依据主要包括外在依据和内在依据。外在依据主要在于税收调控能够有效消除区域发展中的“市场失灵”，内在依据主要是：①国家税收政策在具有全国统一性的同时，具有区域差别性；②税收的分配属性决定了税收能够影响区域生产、流通和消费；③相对财政支出、金融、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公债和规费等经济调控手段，税收调控具有比较优势。税收负担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是运用税收政策手段调控区域经济运行的前提和基础，目前，对税收的经济总量调节作用研究较为充分，对于税收的结构调节作用特别是区域发展方面的结构调节作用研究不够充分。
第四，地区税收负担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框架没有建立起来。目前，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地区税负的不同及产生原因的理论分析方面。从研究方法看，运用统计对比分析比较多，但计量经济分析不足，比如可以尝试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对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税收政策影响进行定量分析。
第五，财政支出政策、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外贸政策等都是国家调控区域经济发展可供运用的宏观调控政策，目前，对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税收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的单项研究较多，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的协调配合问题研究不足。
基于这5点，笔者认为把区域经济发展和税收负担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在当前国家统筹区域发展和不断完善现行财税体制的大背景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深入研究税收调节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及作用机制；二是研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更加全面、准确的宏观税收调控手段和途径；三是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审视税制改革，完善现行税制和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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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6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总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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