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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实体经济的措施范文1
基于2001年1月至2015年8月的月度数据，运用模型实证分析了货币供给剪刀差、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货币供给剪刀差的扩大在短期促进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增长，长期则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增长，却有利于虚拟经济的增长，从进而加剧“脱实向虚”。进一步分析发现，只有在金融结构优化和适时提高无风险利率即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货币政策调整和虚拟经济发展才能更好的促进实体经济增长。
［关键词］
货币供给剪刀差；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货币政策对发展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变化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货币政策的灵活调整与其他措施的协同跟进可以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从而促进实体经济增长。金融危机中美国所暴露的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所引致的系统性风险扩散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与中国货币政策在新常态下逐渐暴露出的金融资源扭曲配置所引致的经济发展失衡和“脱实向虚”问题反映了货币政策、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本文将引入货币供给剪刀差和虚拟经济规模变动来分析货币供给剪刀差、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加入若干控制变量，进一步分析货币政策变化、虚拟经济规模变动等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从而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提供具体路径选择。
一、实证分析
用VAR模型检验变量之间关系，以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货币政策变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一）VAR模型的建立和检验1．变量时间段选择：2001年1月～2015年8月。2．变量选择和处理实体经济增速：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代表实体经济增速。虚拟经济相对规模：主要包括证券和房地产交易等形成的交易规模。货币供给剪刀差：主要是指广义货币供给和狭义货币供给之差，二者之差形成的剪刀差可能扩大，也可能随着货币政策变化而缩小，甚至出现负数，诸多学者会用此变量来表示货币政策变动；M2′为广义货币供给增速，M1′为狭义货币供给增速，M1＝流通中现金＋企业活期存款；M2＝M1＋准货币（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其他存款）。货币供给剪刀差＝M2′－M1′，用货币供给增速之差来表示货币政策变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3．模型平稳性和单位根检验：数据的平稳性关系到VAR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可靠程度，因此建立VAR模型之前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变量ADF检验t值均符合条件，变量一阶差分后是平稳的，因此可以建立VAR模型。滞后期一般选择6个月，为减少自由度损失和参数估计质量问题，滞后期5个判断标准（LR，FPE，AIC，SC和HQ）均指示滞后期为2即建立VAR（2）最合适。后进行单位根检验，可知VAR模型符合稳定性要求，结果见表1。结果表明：XN与M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即货币剪刀差扩大可能助推虚拟经济扩张，虚拟经济扩张可能诱使货币当局实施更宽松货币政策，增加M2供给从而加大货币剪刀差；XN和IN之间不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发展失衡和虚拟经济偏离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促进作用不显著；M与IN存在单项Granger因果关系，剪刀差扩大是实体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不是货币供给剪刀差的Granger因果关系，表明货币供给增加会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政府意识到原有货币供给变化对经济增速的影响有限，转而采取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脉冲响应分析：Granger因果关系仅说明变量之间是否有助于相互解释。为进一步验证变量之间关系，做脉冲响应分析，以判断变量在受到意外冲击时一个变量对其余变量的变动方向和反应程度。货币剪刀差扩大增加市场总的货币供给，缓解实体经济流动性紧张，短期内促进实体经济增长；长期内，剪刀差扩大的负面效应逐渐增加，在经历一定波动后，负面效果逐渐加大；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增长一段时间后，随着实体经济增速放缓和虚拟经济内部投机成分和资产价格的增加，虚拟经济发展逐渐偏离实体经济发展，“脱实向虚”加速，实体经济发展受到更大抑制；剪刀差的扩大对虚拟经济的影响开始由正面向负面转变。政府可能意识到货币政策中存在缺陷，于是对货币政策做局部调整，从而优化货币政策作用方向和路径，减弱原有货币政策对虚拟经济过度助推的效果。
（二）进一步讨论分析货币供给剪刀差、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存在密切的动态变化关系，考虑三变量关系及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在此加入若干其他变量来进一步实证分析货币政策变化和虚拟经济发展规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首先，选择相关变量并建立基准模型；其次，通过主成分分析法确定主要影响因素。向量中部分自变量的特殊处理：贸易开放度和政府规模中的月度GDP以年度GDP除以12来代替，贸易开放度、政府规模和金融结构借鉴（彭俞超2015）；无风险收益率为以两市债券为基准，将月度数据转化为年化收益率，无风险利率是市场金融资源配置的基准价格；股票市场波动率以流通市值加权市场月换手率为代表，股市波动率借鉴王元雄，张春强和何捷（2015）；ROE数据有缺省，缺省数据以相邻数据之间的均值来填补，尽量减少误差。变量的主成分分析：对所选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来判断主要的变量指标，通过相关系数举矩阵进行主成分分析，一般取累计贡献率达到85％～95％的特征值所对应的主成分变量，在此折中取90％，经分析知前六个变量累计贡献达到89．41％十分接近90％；通过协方差矩阵进行主成分分析，前6个成分特征值累计占总方差比重达到98．10％；通过图1碎石图发现，在第6个所选变量之后趋势渐缓，其影响力大幅减小，因此选择前六个变量为主成分因子做进一步分析（考虑到篇幅在此省略系数矩阵和协方差矩阵分析结果）。模型3和模型4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再分别控制无风险利率和金融结构与货币剪刀差和虚拟经济相对规交互项的条件下，货币供给剪刀差、虚拟经济相对规模及交互项对实体经济的系数基本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单一的提高无风险利率或优化金融结构可能导致“脱实向虚”或货币政策失灵，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正效应被其他负面效应对冲，从而系数不再显著。模型5中，在分别控制M和XN与无风险利率和金融结构（包括双交互项和三变量交互项）的条件下，M和XN在10％和5％置信区间内变得显著，且M和XN系数均为正；交互项基本上都显著，双交互项系数为负，三变量交互项系数为正，且分别在1％和5％的置信区间内显著。该结果表明在提高无风险利率和优化金融结构同时进行的条件下，货币政策调整和虚拟经济的适度发展可以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从而更好的促进实体经济得增长。货币供给剪刀差和虚拟经济规模的扩大表明定期化存款和虚拟经济膨胀形成稳定的资金池，长期稳定的资金供给的显著增加推动了长期投资的增加，从而降低债务杠杆和期限错配风险，也就是说提高无风险利率水平和优化金融结构缓解了之前货币政策和虚拟经济引致的资金价格错配金融资源的扭曲程度，无风险利率的上升可以推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金融结构的优化（增加直接融资比重，降低间接融资比重）可以进一步推动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证实了金融市场化改革可以更好的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
二、结论和政策建议
服务实体经济的措施范文2
今年经济工作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改革”，重点在于“三去一降一补”。这“三去一降一补”，基本就是针对实业。比如“去杠杆”，过去大量言论是针对“金融杠杆”，但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这与储蓄率高、以信贷为主的融资结构有关。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
在谈到“去杠杆”具体措施的时候，总理开出的药方是：促进企业盘活存量Y产，推进资产证券化，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强化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财务杠杆约束，逐步将企业负债降到合理水平。
这样的措施，在我看来就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工作报告在给定今年货币政策目标时特别指出：要促进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在谈到“抓好金融体制改革”时更是开宗明义：促进金融机构突出主业、下沉重心，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防止脱实向虚。为什么要说“促进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实体经济”？这说明过去一段时期，可能金融资源并未更多流向实体经济，所以未来的金融改革必须“突出主业，下沉重心，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防止脱实向虚”。
而“以钱炒钱”的主体已经变成了要高度警惕的“风险积累”者，变成了要被“有序化解处置”的突出风险点，变成了“整顿规范金融秩序”的主要对象。同时，中央政府强调“筑牢金融风险‘防火墙’”，而且要“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中国金融杠杆之所以过高，基于两大因素：其一，金融脱实向虚，以钱炒钱的规模过大，占用了大量金融资源，以致支撑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源捉襟见肘，不得不通过加大杠杆去适应市场的畸形发育；其二，实体经济成本高、收益低，迫使金融资源远离实业，而更多向金融套利方向聚集，过多的资金追逐微薄的利润，为放大收益而使用杠杆。
所以，金融杠杆与企业杠杆相辅相成，但核心是实体经济与金融之间的恶性循环，不能有效去除实体经济杠杆，降低实体经济财务、制度等成本，企业利润过低，全社会创造的财富过少，可供金融分配的利益越微薄，金融杠杆率越高；同时，金融杠杆越高，支撑实体经济造血的资本越少，实体经济金融成本越高、企业利润越薄。这样的恶性循环必须尽快结束，这就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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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财经》综合报道】全国金融工作会议1月6日至7日在北京举行。国务院总理出席会议时指出，新时期的金融工作，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这一明确提法，无论是对做好当前金融工作，还是对把握经济发展全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理表示，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
纵观全球，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所带来的一个深刻启示是，实体经济是金融业繁荣发展的根基，离开了实体经济，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就变成了脱线的风筝，继而又会损伤实体经济。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持续发酵、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严峻的背景下，确保更多的资金用于实体经济，这不仅是立足当前提振经济信心的有力举措，也是着眼长远夯实金融业发展根基、助推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战略部署。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在金融资产中占有较大比例的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亦纷纷表态，2012年将加大服务实体经济力度，多措并举，确保信贷资金更好地投向实体经济。
各家商业银行已开始着手落实会议内容，调整今后顺应经济大潮的经营策略，朝着夯实银行经营基石、服务实体经济方向努力，小微企业和“三农”、风险防范、改革创新更是成为三大关注重点。
“要让金融有效地服务中国的实体经济，当务之急是深化金融改革，一是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二是降低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进一步开放市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魏加宁说，当前存在的房地产泡沫、地方融资平台问题、民间借贷问题，实际上都和利率没有市场化有很大的关系。
声音
三大评级机构加大市场波动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垄断性较强，前瞻性不足。“一旦某公司出现问题，就大幅调低其评级，在问题发生之前，没有前瞻性的判断，放大了评估对象的好坏，加重了事态的发展。”这种“顺周期”操作，导致形势好时“捧到天上”，形势坏时“落井下石”，加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
继续深化发行体制改革
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今年要继续深化发行体制改革，以充分、完整、准确的信息披露为中心，强化资本约束、市场约束和诚信约束。要完善新股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股票承销办法，使新股定价与发行人基本面密切关联。完善预先披露和发行审核信息公开制度，落实和强化保荐机构、律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责任。
银监会将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
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银行业及其监管面临的形势是“四个更加”，即经营环境更加复杂，竞争更加激烈，社会对银行业服务的要求更加严格，监管任务更加艰巨。银监会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增强监管的针对性前瞻性。
快报
25家机构将加入基金销售队伍
证监会基金部副主任洪磊透露，目前已有25家机构获得了基金销售注册平台的填报密码，其中有9家为第三方销售机构、5家中资行、7家外资行和4家投资咨询机构。已有10家机构完成了正式申报工作，5家获得了证监会的正式受理。
十银行将赴港发人民币债
2012年1月，发改委批复同意三家政策性银行、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及东亚银行和汇丰银行等十家银行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发行总额为250亿元人民币。
农业发展银行日前已发行30亿元人民币债，国家开发银行也开始发行60亿元人民币债。这意味着，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的额度管理体系正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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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实体经济，是增加社会财富、增强综合国力的基础，也是改善人民生活、应对外部冲击的保障，同时它也有利于防止泡沫经济的发生、降低金融风险，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本质上就是实体经济的竞争。欧洲国家19世纪占据世界经济主导地位，主要原因是欧洲率先发起工业革命。二战后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地位的快速抬升，关键因素是率先进行产业技术革命，其高端制造业成为世界龙头；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也都是其提高生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结果。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全球产业已经开始了新的布局，新的竞争格局已经悄然形成。面对这些新的调整，作为制造业大国，要保持和提升产业竞争优势，就必须重视推动实体经济的不断发展。
国际经验表明，过度发展虚拟经济不可持续。无论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还是现在的债务危机，最大的教训就是一些国家不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大量的资本脱离实体经济，进行过度的投机易，导致了金融危机并最终危及了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现在，这些遭遇了危机的发达国家，也都开始反思经济发展的模式，重新关注实体经济。同时，发展实体经济与推动金融创新也是完全可以统一的。
金融机构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实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最近，总理强调金融要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核心问题是如何有效配置金融资源。
金融机构在我国金融体系中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从社会融资总量来看，到2011年为止，我国信贷规模仍占社会融资总量的50%以上，体现金融机构在我国社会融资环节中的重要程度，而资金融通是推动整个经济健康循环的核心。
和西方的金融机构不同，我国金融机构主要资金均投向了和实体经济发展相关的各个产业，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我国金融机构在为中小企业融资，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企业“走出去”等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我们需要不断更新观念，加快金融创新，增加金融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服务能力，使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具体措施
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可分为五方面：
支持扩大内需、保障民生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时期，扩大内需、保障民生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等一系列目标的基础。
要深掘消费信贷市场，推出灵活方便的消费信贷产品。应加大开展个人信用卡业务及个人耐用消费品消费贷款业务力度。同时要支持信用体系建设，开发多元化的消费新产品。针对不同的个人信贷消费需求，可以在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方面进行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
要加大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资金支持力度。通过采用在建工程抵押、股权质押、应收账款质押等担保方式，加大对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支持力度。
要加大对教育发展的支持。通过直接提供金融支持、合作开发等方式促进教育产业做强做大，加大助学贷款发放力度。
要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支持。以医疗卫生机构为服务载体和对象，对医院发展、医疗数字化信息建设、基层医疗机构建设、民营医院发展、医院采购等环节给予信贷支持。探索医疗金融租赁业务。
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
中小企业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生力军，商业银行支持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责无旁贷。这不仅是落实监管机构要求和履行社会责任的需要，更是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以产品创新助推中小企业业务发展。产品创新应根据中小企业的产权制度、业务性质和经营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在研究中小企业公司业务需求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研究中间业务产品和针对企业主个人金融服务方面的产品组合，实现公司金融、贸易结算和个人金融业务共同发展。
发挥专业化经营优势，构建服务中小企业的长效机制。目标是将资源整合并集中服务于中小企业市场，提高业务效率和运营水平，保证银行人力资源和信贷资源投入于中小企业细分市场。而且，专营机构本身也具有更强的身份识别效应，有利于中小企业客户便捷地找到合适自身需要的金融服务机构。
通过流程和风险管理再造助推转型。大型银行在构建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过程中必须实施变革，建立服务于中小企业业务的“流程银行”，通过再造业务流程、组织流程、管理流程，突破传统的服务大公司业务的既有运作模式，形成以服务中小企业客户需求为核心的全新业务体系，及时满足客户需求。
助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成为先导性、支柱性产业。商业银行要从中长期发展战略的角度出发，配置专门的人、财、物资源，用于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具体措施如下：
要创新服务模式。商业银行传统的运行模式是信贷管理服务模式，主要与传统成熟产业相适应。比如，需要客户有稳定的现金流、大量的固定资产、清晰的赢利模式等等。但战略性新兴产业常常难以符合上述标准，如果不进行服务模式创新，商业银行就无法为新兴产业服务。
要帮助企业拓宽融资渠道。一般来说，股权融资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融资渠道。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设立和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直接投资新兴产业；还可以与风险投资基金、产业基金等在资金托管、新兴产业客户推介等业务领域加强合作。
要建立合理的评级授信体系。商业银行在设计内部评级和授信体系时，应充分考虑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的具体特点，充分认识到企业和项目的成长性，客观测评企业信用等级和核定授信额度。
促进和推动企业“走出去”
目前，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和“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2011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到601亿美元。商业银行在提升“走出去”企业的金融服务方面，可以从三方面着手：
要支持企业的海外并购。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内地企业海外并购数量达到207宗，金额达到429亿美元，创造了新的纪录。商业银行应着眼于未来的综合化经营趋势，与海外并购企业建立全面、长期的合作关系，向企业提供多样化金融服务：如在并购中提供并购顾问、融资方案、过桥贷款以及国际结算、业务等金融服务。
要加大产品创新的力度。要加快发展ODI、FDI资本项目跨境业务，支持境内企业赴海外上市、发债以及海外发债回流内地的项目。积极发展跨境项目贷款、买方信贷等产品，创新海内外行合作贸易融资产品。加快海内外联动，在金融市场工具、理财、投资、汇率与利率风险管理产品的综合服务和联动服务上下功夫，为企业海外发展提供全领域服务。
要提升服务的质量。要牢固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在业务流程、产品设计和管理架构等方面紧紧围绕客户的需求，简化流程，提高金融服务效率。特别要增强海外和国内的业务联动，加强与国外金融机构的合作，为企业提供更快捷和便利的跨境服务。
要加强人才培养。服务企业“走出去”需要拥有丰富海外工作经验、具备较高跨国经营管理能力的国际性人才。商业银行应在体制机制、政策措施等方面鼓励国际化人才的培育和引入，加快跨境人才培养、提升企业国际化水平。另外，商业银行应进一步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提升商业银行服务企业“走出去”的能力。
扩大人民币的跨境使用
人民币“走出去”是我国全球金融战略布局的核心内容。商业银行作为跨境金融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必须主动顺应人民币“走出去”的发展趋势，针对企业的需求量身打造跨境人民币综合服务方案，促进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
要顺应客户需求，加强产品创新。随着人民币在国际上接受程度的不断提升，企业也不断提出对各类人民币金融产品的需求。商业银行要根据未来的政策发展和市场变化，不断提高产品创新和服务能力。要继续大力发展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加快推进海外人民币存款、贷款、资金、理财、发债、衍生产品等各项业务的发展，提供跨境人民币项下的供应链产品、结构性投资避险产品、资本项下配套的产品、基金托管产品以及海内外一体化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帮助企业规避汇率风险，节省财务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要加强基础建设，提升服务能力。要继续推进人民币清算渠道网络建设，为走出去企业提供遍及全球、方便快捷的资金清算和融通服务。在发展业务的同时，商业银行要加强风险和内控管理，特别注意防范市场风险、法律风险、操作风险等；做好系统支持保障，提升业务处理效率和服务质量。
服务实体经济的措施范文5
从这轮有关银行“暴利”的争议中，我们已明显感到了这股阻力。
自有银行家坦言“银行利润高得不好意思说”开始，银行利润问题备受舆论拷问。开始主要是网民，接着是专业媒体，最后专业学者、专业官员参加论战。大家一直沿用的“暴利”一词，最早应来自网民。正如周小川行长所言，说“暴利”有点过分。
什么是“暴利”？20%的ROE？或是200%的ROE？亦或是ROE长期地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几倍？
其实，就本人而言，也并不同意使用“暴利”这个词，但对于社会上用这个词却可以理解，因为这里面包含着更多的是感彩，即公众对金融改革不到位、对存款负利率、对垄断、对服务的不满，而非一个简单的数量界定。
银行业的利润率是否偏高？
在一个较大的市场经济体内，比较行业的利润高低，不是看资产收益率（ROA）,也不是看利润增长率，最科学的是比较当期净资产收益率（ROE），即资本利得。也就是说投资一元钱，各行业能纯赚多少。借用中国银行业协会杨再平副会长的数据，2004-2010年，中国银行业ROE在15%-20%之间，远高于老百姓一直诟病的石油、烟草等垄断行业；2011年ROE超过20%，略低于烟草但高于石油。其实在我看来，无须测算我国社会平均利润率的高低，也无须知晓其他行业的利润率具体是多少，仅从大量国际资本、国内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都千方百计、哭天喊地地想进军中国银行业这一现象看，投资什么最赚钱，大家已心知肚明。
为什么2011年人们关注银行利润?
自2003年改革后银行业ROE就比较高，一直是个大家向往的赚钱行业。但为什么2011年人们才开始诟病其暴利呢？
原因有二：一是自2002年到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发展；2009-2010虽受金融危机影响，但四万亿投资作用，中国实体经济部门总体状况不错。你吃肉，我也能喝点汤，相安无事。二是2011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实体经济发展受到制约，企业亏损、倒闭增加；通货膨胀加剧，负利率现象严重，居民购买力不断下降。但银行却利用紧缩之机直接提高或变相提高贷款利率，收取各种费用，民间融资泛滥并出现风险。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受到质疑，同时银行ROE仍保持高位并继续提高。银行业与实体经济反差巨大、呈冰火两重天之势，你继续山珍海味，我却饿肚子，争议自然出现。
银行业ROE高的根本原因?
用银行业利润增长的原因来替代解释银行业“暴利”即ROE高，是明确的偷换概念，如宏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改革开放等。在一个资本自由流动的经济体内，行业利润率最终会向社会平均利润率收敛。一个行业的ROE较长时间远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存在资本流动的障碍，或是技术壁垒，或是行政壁垒。技术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鼓励技术进步，所以技术壁垒带来的“暴利”很少有人指责。如人们对乔布斯、马云、姚明等只有羡慕，没有嫉妒恨。但行政壁垒带来的“暴利”则不同，它明显不公，会导致寻租、腐败、低效等一系列问题，阻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以人们总在声讨。
应当承认，银行ROE高有一定的技术壁垒，如笔者曾考察过的民生银行“商贷通”、北京银行“小巨人”、汉口银行的科技金融“投融通”、贵阳银行的市民特色服务等，均具有很多创新内容和技术含量，因此获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再如，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与国家开发银行、中信银行等合作的课题研究中，我们也了解到这些银行在发展规划、公司治理、业务拓展等方面的确成绩不菲，并有不少“独门秘笈”。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银行业也存在较高的行政壁垒，体现为管理层面的机构审批、准入门槛。
其二，价格管制，且管制定价偏高。目前，我国利率没有市场化，银行还没有获得直接的定价权，但央行的管制利率已经为银行保留了足够的保护利差。据了解，亚洲金融危机后，央行利率改革时制订的利差水平考虑了让银行体系的休养生息，偏大1个百分点以上。目前，尽管银行业机构数量不算很少，有一定的竞争，但这种竞争更多的体现在非价格方面，且一般的金融消费者受益很少。所以就体现了价格管制下整个行业的集体性“暴利”狂欢。应该说，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时机已基本成熟，但一些人又以保持银行利润稳定增长、维护银行股价基本稳定、避免外资唱衰中国银行业为由，博弈央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银行业为什么要保持高的ROE?
银行业利润高,可以不要国家救助、可以给国家多交利润、可以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可以扩大慈善事业、承担社会责任等等。看到这些观点，是不是感到很滑稽可笑？这些是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的基本责任，而不能成为行业攫取高额利润的理由。
至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命脉”的观点，我们来仔细分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国民经济命脉行业”的观点；随后有“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提法。但对这个提法以及哪些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存在较大争议。对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认识。
从供给角度来分析，银行业是服务行业，其提供的信贷和支付结算等服务维持整个实体经济的有效运转，就像血管对于生命的功能一样。但如果银行业对内对外开放，多种供给主体形成竞争性的市场，单个供给主体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有限。30多年银行业改革发展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1994年以前，除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行外，银行业其它主体极少，无论是储蓄、信贷还是支付结算，四大专业银行都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市场的开放和发展，银行业市场主体不断增加，竞争日益增强。目前，银行业各类机构已达3000多家，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的存款、贷款、资产等所占市场份额已下降到50%以下，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下降。
从危机角度看，工、农、中、建以及国家开发银行等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一家机构出问题，大家都会出问题，就会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国家救助和处置的成本会极大，处理不好很可能需要国际救助，就会将国民经济拖入深渊。从这个角度理解，也可以说大型商业银行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从危机和系统重要性的角度说，应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和体制，保证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不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避免出现大量的资本损失而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从长远来说，防范系统性金融机构不出问题，应更多地通过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提高监管水平，并促进其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内部控制等措施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政策红利维持整个行业的高ROE来解决（当然，对监管者来说，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从短期来看，在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尚未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有效防范银行危机并切断其向实体经济的传递渠道，保持银行业适度盈利乃次优或无奈之选择。
金融业改革
成效显著但仍需深化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我国金融业是处于体系的恢复、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包括中央银行的独立、专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恢复和商业化改革、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中小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资本市场的建立及证券公司、政策性银行的组建等。这一时期，中国的金融业一直作为经济改革、社会稳定的重要推动手段，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为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同时也部分承担了企业和社会转型的成本。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十多年，中国政府大大加快了对金融部门的改革，包括关闭了大批有问题的中小金融机构，重组了部分金融机构，加快了对大型国有银行、保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革，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推进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等，推进利率和汇率管理体制改革，同时经济推动外部的金融法制、会计制度、金融监管、金融市场和金融生态等多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通过剥离处置不良、注入资本、公开上市，在国家财政支持下，脱胎换骨，面貌焕然一新，公司治理逐步健全，风险管控能力和盈利能力不断提高，市场地位和实力显著提升，服务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效率和能力日益增强，为国民经济健康平稳运行和金融稳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与此同时，我国金融领域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主要是：金融机构经营方式总体粗放，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仍存在不少问题，农村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相对滞后，利率、汇率等方面的市场化改革还需进一步推进，金融宏观调控还有待改进，金融监管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金融业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比还有不小差距。
对此，要做好改革顶层设计，并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金融领域重点改革
（一）明确改革总体方向。本轮金融危机后，关于改革方向出现了很多讨论。“摸着石头”最终的目标是“过河”，不能在中间停滞，更不能“浑水摸鱼”。副总理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说：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要深化财税、金融、企业、价格、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改革，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破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应该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
（二）做好改革顶层设计。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涉及面广，尤其是涉及部门职责和利益，难度极大。因此，改革不能由利益部门主导，否则极易“跑偏”。应借鉴国有银行改革的经验，成立多部门组成的国务院领导下的改革工作小组，设计改革总体方案，利益部门具体落实实施方案。
（三）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制度建设。一是建立并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当前急需的是建立与宏观经济增长和信贷增长挂钩的动态拨备制度，一方面控制信贷规模的过快增长；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建立“逆周期”的利润调节机制。二是加快推出存款保险制度。一方面为中小银行发展提供制度支持，控制过多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出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做好准备。三是建立消费者保护制度。消费者首先需要保护，其次才需要教育。应由相对独立的第三方承担该职能，不应监管部门负责，更不能由行业协会负责。中国的许多行业协会具有极大的寄生性，往往沦为行业利益的代言人。
（四）按照市场化原则推进相关重大改革。首先要完善审批等准入制度，坚决取消各种不必要的金融管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微观金融活动的干预。放宽市场准入门槛，鼓励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国家除控制几家大型金融机构外，其他的中小金融机构的股权应逐步转让；同时放宽民间资本成立金融机构的种种限制。其次，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和作用，激发各类金融市场主体的活力，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第三，加快票据、债券等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让资金供需双方有更多的比较选择。
服务实体经济的措施范文6
之前的一系列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金融领域所带来的最深刻启示是：实体经济是金融业繁荣发展的根基，离开了实体经济，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就变成了脱线的风筝，继而又会损伤实体经济。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持续发酵、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严峻的背景下，确保更多的资金用于实体经济，这不仅是立足当前提振经济信心的有力举措，也是着眼长远夯实金融业发展根基、助推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战略部署。
日前闭幕的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这一明确提法，无论是对做好当前金融工作，还是对把握经济发展全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记者就金融导向与发展实体经济的相关问题，专程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
记 者：实体经济投入下降、非实体经济特别是各种金融产品和房地产投资比重越来越大，这似乎已成为一种国际趋势。这反映了怎样的深层问题？
金 碚：发达国家经济已经越来越具有“金融依赖”性，即实体产业的活力和创新力不足，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实施“刺激”和“宽松”政策，实质是货币本位的腐蚀和财政纪律的松弛，以应对实体产业乏力的窘境。发达国家经济的高度“金融依赖”必然对开放的中国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经济也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金融依赖”的趋势：例如，政府增大流动性供应以保持经济增长、银行和股市向企业输血、企业靠非主营投资，如金融投资和房地产投资获得盈利、金融活动的获利性远远高于实体经济活动，而实体产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经营却感觉越来越困难，当陷入严重困境时又不得不依靠金融输送来挽救，而且金融输送必然产生副作用。所以，问题的实质是，什么产业能够支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记 者：当前中国实体产业特别是工业发展遇到市场需求的制约，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工业发展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将来得主要依靠第三产业推动经济增长？
金 碚：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体经济仍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其中，工业尤其是制造业仍然是未来至少10至1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产业领域。中国现阶段，无论哪个产业的发展，包括城市化的推进，都首先要依赖于工业的支撑。中国的资源、环境、民生等重大问题的解决也都要依靠更发达和强大的工业。而且，中国工业自身的每一个产业都还有很大的升级和精致化发展的空间。
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第二产业仍将以显著高于第三产业的速度增长，而且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将在三个产业中居首。只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第三产业一些领域的价格上涨，而第二产业产品的价格下降，才会在以现价计算的产出比例上表现为第三产业比重的显著上升。
总之，应该加快服务业的发展，但这必须以更发达的制造业为前提和基础。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必须以高技术的工业为物质载体。
记 者：我国实体产业发展应该说一直领先于其他产业，发展至今，似乎已经碰到了天花板，要想进一步突破您觉得出路何在？
金 碚：实体产业特别是制造业面临成本上升、资源约束和环境标准提高的压力，但是，要应对这些挑战又必须依赖于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现代化。改革30多年来，工业率先改革开放，而其他领域改革开放长期滞后，这致使制造业的经营环境相对恶化。当前表现在工业领域的矛盾和问题，大多是由于其他方面的改革开放相对滞后所导致。特别是中小企业受到更大的压力。有些地区发生“去实业”和“去制造业”现象，主要是由于产业间比较利益关系的变化对制造业的不利影响和实业经营环境不善所导致。
所以，保持持续健康增长的关键是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的路径必须改变工业“单兵突进”的局面。做扎实、做精致实体经济，特别是夯实先进制造业，是现阶段中国产业发展的主要内容。
金融体制、财税体制、劳动体制、投资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应加快改革，以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
记 者：改革要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这的确非常重要。您认为改革的方向和步伐应该怎么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