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范文1
摘 要 经济系统作为一种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动态系统，其中许多不确定性。对经济系统的不确定性及其结构化进行研究，发现其对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直接影响，是实现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从研究经济不确定性的实际意义入手，对经济系统中的不确定性及其结构化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 经济系统 不确定性 结构化
不确定性作为经济学中的难点问题，历来都是经济学家们的研究重点。当前国际的经济形势较为复杂、不确定因素较多，经济危机的发生使得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更加艰难。因此，如何加强经济理论的研究、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指引变得更加迫切，研究经济系统中的不确定性也显得更为重要。
一、经济系统中的不确定性及其结构化研究的意义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进行经济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给现行的经济政策提供指引，而如果经济理论本身存在的局限性较大，则无法为经济政策提供帮助。而进行经济系统的不确定性及其结构化研究不但是对经济系统的客观事实的阐述，更是对现有经济理论的一次重新认识。当前全球经济化不断加快、经济形势日益复杂，情况不容乐观，经济危机就是最好明证。而进行经济系统中的不确定性及其结构化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完善现有的经济理论系统，而且还对我国实现经济健康、稳定以及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不确定性和结构化
（一）不确定性
1、不确定性的定义
不确定性的具体定义在不同时期各有不同，目前被经济学家广泛认同的定义是由著名经济学家奈特提出的。具体来说，不确定性是指经济主体对于未来的经济状况尤其是收益与损失的分布范围以及状态不能确知，无法根据标准来进行归并。不确定性主要具有不可预测、内部元素不依赖、各结构都各具特色、不可量化、无法表现以及结果不具任何对称性等特点。
2、不确定性的形成原理
“不确定性”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在行动中产生的过程也就是形成的原理。我们知道，经济行为可以分为两个维度：不确定性和确定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确定性是确定性的另一种延伸，给确定性提供了新的余地。各种无知人互相依赖，不断的积聚理性，从而导致不确定性以一种社会关系的方式产生。在各个无知人互相联系、经济主体和经济系统互相依存的情况下，不确定性逐渐成为了经济行为的重要特征之一，通过一种社会关系的形式进入到经济行为中。
（二）结构化
1、结构化的定义
结构化的广泛含义就是指某一种组织结构或秩序的形成，具体到经济学中，结构化就是指一种对人们经济行为产生影响的秩序和结构的作用模式。无知人理性的积累和相关无知信念的形成，导致商品的消耗，将不确定的机会转变为实际商品，产生了利润，这就是经济行为中的结构化。
2、经济行为中结构化的形成机理
无知人具体行动的形成靠的是行动概率和人自身的直觉，在这两点的推动下，不同物质在时间上产生了一定的联通性，从而导致结构化的逐步实现。
三、对经济系统中的不确定性及其结构化的研究
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只有确定不确定性结构化在经济系统中实现的方法，才能显示其在经济系统中具体的运行状态。不确定性结构化主要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路径依赖，一种是创新。其中，确定性只有通过路径依赖才能完成由确定性到不确定性的转化，而不确定性作为确定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其必须要经过创新才能重新转化为一种新的确定性。路径依赖和创新互相依存，相辅相成，就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当我们看到其中一面的时候，会想到另一面。路径依赖以“现有确定性”为产生的条件，将确定性转化为不确定性；而创新则是将空有状态转变为实有状态，将不确定性转化为新的确定性。关于这种转变的具体实现，分析如下：
（一）确定性转变为不确定性的过程
无知人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认为自身能清楚的分辨出路径之内事物和路径之外事物的区别，但实际并不代表着其确实对路径内外的事物有足够的认识。而由于无知信念十分缺乏，无知人积累理性会产生强大的力量，通常不会进行其他在路径之外事物的探索，从而利用机会实现利润，将确定性转变为不确定性。当然，如果仅仅依靠路径依赖并不一定能发现利润机会，这一过程涉及到整个经济系统的均衡性，十分复杂，在此不再论述。总而言之，在确定性转变为不确定性的过程中，路径依赖是发现剩余机会的先决条件。
（二）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的过程
上述过程完成时，就要进行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的转化。在创新环节，无知人依靠一定直觉能力和无知信念，对路径依赖过程中产生的不确定性进行适当的总结和提取，将其中的有用部分转化为实际利润，从而实现由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的转化过程。从这一过程中不难看出，路径依赖和创新虽然各有不同，但彼此又存在一定的联系：路径依赖为创新提供余地，而创新又产生了一种新的路径。
结束语：
经济系统中个体经济行为的不同使得经济理论具有很强的复杂性，而经济系统中的不确定性和结构化研究一直是经济理论研究中的重难点所在。本文主要阐述了不确定性和结构化的含义，对经济系统中的不确定性及其结构化提出了一些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总之，加强对经济系统中的不确定性和结构化的研究，不仅可以完善现有经济理论，更可以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提供指引。
参考文献：
[1]洪菁，陈世发.新古典完全竞争模型中不确定性问题初探.现代商业.2011（27）.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范文2
最近，有“央行的央行”之称的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年度报告指出，世界经济的长远发展面临三大风险：过低的生产率增速、处于历史高位的全球债务水平、政策回旋空间显著收窄。
当前，美国仍深陷经济衰退的泥潭，日本“安倍经济学”走到了尽头，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人意料，新兴市场遭受冲击，地缘政治动荡，全球债务占GDP的比例节节攀升，各国央行货币政策分化加剧等因素，令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教授芬恩・基德兰德（Finn E. Kydland）对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经济周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研究等方面都有所建树。日前，基德兰德就全球经济形势、政策不确定性的挑战、最优经济政策以及中国经济增长与政策等问题接受了《中国经济报告》记者的采访。
基德兰德解释称，他的理论展示了如何在经济模型和政策框架中引入人的因素。“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了相关研究，当时的宏观模型中主要考虑的变量是消费和投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等等。现在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理性人的前瞻性决策。”
经济周期是基德兰德分析的基点。他认为，市场无法预测外部冲击的变动与出现，也无法自发地迅速做出反应，导致经济运行会出现周期性波动。因此，长期政策的设计比短期政策更重要，但是，政府要通过一定方法避免“时间不一致性”。他表示，“真实世界的不确定性已经足够多了，额外的政策不确定性会雪上加霜。”
所谓“时间不一致性”，即私人部门对未来经济政策的预期会影响政府当期决策。基德兰德表示，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不得不考虑诸多要素的冲击以及各种市场主体的偏好，只有个体预期政府未来的政策正好是政府当期的最优政策时，经济政策才是时间一致的。因此，政策要具有前瞻性。
基德兰德还强调，经济周期的本质是经济基本趋势的波动，而不是经济围绕着基本趋势波动。在他看来，人们对时间不一致的问题已经有了广泛认识，但对经济周期的理解还不够。
政策不确定性问题凸显
中国经济报告：2008年以来，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停滞，美国仍无法摆脱经济衰退的泥潭，欧洲和日本处于负利率时代。这些经济体为什么至今仍未走出危机？
芬恩・基德兰德：我们看到全球经济到处都存在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到底什么时候能解决、政府能做什么，都还不清楚，因而产生了大量风险。这种风险可能造成很多重要大国出现经济持续低增长的情况。比如即便美国现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但由于看不到任何经济发展的确定性，所以整个经济依然停滞不前。我想说的是，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们可能就会面对这样一种风险――进入一个长期停滞期。
中国经济报告：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你认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最紧迫性的问题是什么？
芬恩・基德兰德：世界上不同国家面临着不同的困难，有些人认为，这些困难主要是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我的观点可能有所不同。最紧迫的问题是政府经济政策在过去几年中出现了很多不确定性，由政府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大家都知道总生产函数，这是宏观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理念。在总生产函数中，实际产出是资本、劳动和技术的函数。但一国劳动投入的增长速度是有限的，因此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资本和技术。政府政策对于资本积累和技术变革这两个因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在做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的决策时，通常都是具有前瞻性的，面临非常高的成本和风险。政府出台的税收、监管等政策将会对企业决策产生长期影响，这可能是积极影响，也可能是消极影响。
政府决策者为了实现目标函数而选择不同政策，但很多政策计划不是今年或明年要执行，而是将来要执行的。这里存在一个难点：假设政府现在出台了一项政策，一切按照政策计划展开实施，但到2020年政府重新计算目标函数，又会出全不一样的政策。现在的政策可能是不错的，但由于这些政策很难考虑到将来的状况，最终的政策效应会有所改变。
政策的不确定性会给经济社会带来非常糟糕的影响。比如，突然增加资本税收会导致一些工厂因负担加重而关掉，或者一些刚性兑付的政府负债出现违约可能会造成非预期的通货膨胀。在实践中，一些政策往往忽视了未来，不具有前瞻性，但我们必须要有约束机制，迫使政府能够制定出一致的、持续的、着眼于未来的、具有前瞻性的政策。
宏观政策应避免“时间不一致”
中国经济报告：能否举几个具体例子来说明时间不一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芬恩・基德兰德：爱尔兰和阿根廷是我研究一致性政策的两个案例。
阿根廷是反面案例。20世纪80年代，阿根廷经济面临很多问题，人均GDP下降了20%，被称为“迷失的一代”。直到90年代末，阿根廷经济才恢复了增长，但后来又出现了严重下滑。我认为阿根廷的政策在一致性上出了问题。之前阿根廷面临恶性通货膨胀、汇率贬值、存款冻结等问题，政府的承诺无法兑现，投资者对政府失去信任，资本持续流出，技术进步停滞不前，对经济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爱尔兰则是相对比较好的正面案例。它当初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90年时爱尔兰的人均GDP排在欧洲的末位。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爱尔兰实现了经济腾飞，现在被誉为“欧洲的硅谷”。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爱尔兰政府实施的确定性税率政策。不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在爱尔兰投资，都可以明确知道未来几年的税率，税率保持不变的时间甚至超过了企业寿命。这项政策的长期一致性与确定性使得爱尔兰的政策环境可预测，令海内外投资者信心稳定，这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让人惊叹的影响。可见投资者对政府的信心十分重要。一旦政府政策具有前瞻性，并保持长期一致性，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就会潜力巨大。
但不幸的是，这种靠外资拉动的增长模式从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债务驱动的增长模式。后来爱尔兰在银行业监管方面的政策不是很明智。2000年以来爱尔兰的银行借出了大量抵押贷款，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银行面临破产风险。于是政府决定花纳税人的钱为银行提供财政救助，但这对纳税人来说是非常大的负担。从政策一致性角度来看，如果你要给某个行业提供救助，最好要对这个行业进行监管，以防止政府救助不会被滥用，显然爱尔兰政府给银行部门提供了不良的激励机制。
约束机制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建立对政府的约束机制，来解决政策不确定性的问题？
芬恩・基德兰德：关于政府自我约束机制，过去有一些成功的例子。比如金本位制度，虽然从20世纪30年代就不再使用了，但在此之前都是非常有效的政府自我约束机制。
独立中央银行是最成功的机制。德国央行、美联储、英格兰银行都是长期一致的典范，展示出政府良好的自我约束机制。一般来讲，央行负责人的任期长于央行选举期限，比国会议员的任期更长，这也是独立央行的好处。
我经常用阿根廷的案例解释短视的政策，不一致的政策通常是短视的。阿根廷央行是典型的受中央政府控制的非独立性银行。在过去60年，阿根廷央行共有50多任负责人。之前阿根廷政府对央行储备金进行干预，央行行长拒绝了这一政策，但结果就是行长被换掉。
中国经济报告：在财政政策方面如何降低不确定性？
芬恩・基德兰德：相对于央行的货币政策，从长期增长角度而言，财政政策更加重要。同时财政政策更难处理，尤其是怎样对政府进行约束，以确保政府制定长期一致性的财政政策，这是非常困难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在经济理论中得到答案。
中国经济报告：有没有好的机制可以解决跨期或跨政府任期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芬恩・基德兰德：我可以介绍一个挪威石油基金的例子。挪威的石油储备巨大，而1998年设立的石油基金是为了满足子孙后代的需求。也就是说，这些石油基金不会被动用为现在的人提供安全保障。基于这个原则，石油基金每年会制定预算，确定能花多少比例的基金来满足未来的需求。当然，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压力，希望石油基金增加每年的支出，比如建幼儿园和医院。但无论哪个党派执政，都没有染指石油基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政策是有一致性的。
类似的经验还有智利的铜稳定基金。智利的政府也没有动用铜稳定基金，如果这个基金放在阿根廷，可能过两年就没有了。为什么一些国家的机制可以保持稳健的政策，而其他国家不行，我想也许是宪法因素导致的，也有可能是其他因素造成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经济政策与增长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新常态，从过去10%以上的增速下降到7%左右。你认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速会呈现什么走势？
芬恩・基德兰德：明智的经济学家通常不会做这样的预测。如果你看机构的预测，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是比较悲观的，除非一些改革措施得以推进，否则经济下行趋势难以改变。
作为经济学家，我所能做的预测是，中国要确保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需要做出一定调整，如果不做出调整，可能会导致增长不会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从长期来看，虽然中国经济增速远高于一些国家，但人均收入相对较低，所以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利用了相当多的资源，实现了高速增长，如果进一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将有利于结构调整，经济增速有可能恢复到以前的水平。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是什么？
芬恩・基德兰德：在我研究的理论模型中，技术能够提升劳动生产率，增加就业与投资，总供给曲线会随之上移，而宏观经济波动取决于供给方面，经济周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现为经济基本趋势的波动。因此，在我看来，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是创新与技术变革。而创新创业的真正主体是中小民营企业，是这些富有创造力的企业驱动着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政府和企业而言，应该把政策、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资源投入到那些代表了未来方向、具有必然需求的领域中去。
中国经济报告：你提到中小企业驱动经济增长，那么你如何看待中国国有企业所扮演的角色？
芬恩・基德兰德：我对于国有企业并没有太多的信任，我并不觉得这些国有企业知道怎样最好地利用资源。无论国有企业如何改革，只要它们还在整个经济体中占有较大比重，资源的有效配置就可能会需要一些时间。因为不可能依赖国有企业采取行动，使资源配置到中小企业当中。所以我们希望政府能够采取另外的更加灵活的政策，促进充分竞争，从而为中小企业带来更大的活力和便利。
中国经济报告：你觉得中国的经济政策在时间一致性方面是否存在问题？
芬恩・基德兰德：中国在政策方面的一致性看起来比较高，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令人印象深刻，但我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好。比如我们看到，中国大部分银行都是政府所有，银行偏向大国企，导致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银行信贷。这些问题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政府应该解决监管方面的约束或者不足。有学者认为，除非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行业，引入更多竞争，否则中国可能长期陷入困境。但是这有可能影响银行业的稳健发展，甚至影响短期经济增长。
过去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为中国提供借鉴。20世纪80年代，智利和墨西哥面临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但两个国家对银行业采取了不同行动，带来了不同后果。在智利，政府接管了一部分有长期前景的银行，并在两三年后进行再私有化，同时推进利率自由化。当然最初的成本比较高，在最初的两年里智利实际GDP下降了20%，但由于银行资源能够更好地进行分配，很快智利经济就起飞了。而在墨西哥，政府对于银行私有化非常谨慎，政府控制着银行并决定贷款的分配。但问题是政府官员并不一定擅长资源分配，大部分贷款投向了大国企，墨西哥实际GDP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是停滞不前的。
从墨西哥和智利的例子可以看出，长期要比短期更重要，好的政策着眼于长久。只要基本面还是稳健的，即便短期会有放缓和不足，但从长久的绩效来讲表现还是良好的。在调整结构和转型升级的道路上，政策的制定更应注重前瞻性，需从更长周期的角度来把握。
中国经济报告：你怎么评论中国央行的前瞻性指引这一货币政策工具？在美联储、英格兰银行等央行，通过未来货币政策信息，可以引导市场预期。但在中国，我们看到前瞻性指引反而加剧了市场震荡。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芬恩・基德兰德：在美国，过去有一种看法是，你不应该去预测央行将要做什么，因为央行希望对接下来的决策加以保密。一些聪明的经济学家说，这种做法十分荒谬，因此应该对央行决策进行预测。正是因为如此，你们可以看到，美联储现在会在议息会议结束后的几分钟内就讨论结果。我觉得美联储的政策制定有越来越透明的趋势。我想来自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学家应该会推荐这种做法。
中国经济报告：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宏观调控中，相机抉择政策的自由度加大。考虑到时间一致性，你认为相机抉择的宏观政策是好的政策吗？
芬恩・基德兰德：宏观政策应拒绝相机抉择。当个人预期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时，以往动态决策的分析思路是有问题的。如果政府实施的政策与最初公布的政策不一致，政府再做出类似的约束性承诺时就会遭遇信任危机，从而导致政策失效。因此，政策制定应该基于规则而不是基于凯恩斯式的相机抉择。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政策一直试图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二者之间保持平衡。你如何看中国的稳增长措施？一些刺激政策，比如2008年推出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对经济造成了诸多结构性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芬恩・基德兰德：我并不相信刺激政策。美国在2008年也出台了刺激政策，这类政策没有提前缜密构思，对提高生产率无益，产生了不必要的成本和税收负担。可以看到，临时的政策措施并没有带来生产潜力的提高。刺激政策可能会让房地产这类企业受益，但这是短期的，不可能令经济长期平稳增长。我听说中国地方政府被鼓励多做一些事情来稳定经济，我不认为地方政府会出台促进整个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
关于结构改革，肯定会付出一定的代价和成本，我希望政策制定者愿意接受某些短期的下滑，情况会在中长期有所好转。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范文3
作者：张驰 单位：龙煤控股集团双鸭山分公司开拓技术部
供给和需求是矿业权价值的最终决定因素，其它因素都是通过影响供给或通过影响需求来实现其对矿业权价值的影响的。矿业权价值是由矿产品价值来决定的，而矿产品价格是供应量和需求量相一致的均衡价格。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矿产品价格由供应和需求来决定，与需求成正比关系，与供给成反比关系。矿业技术水平。矿业权价值与矿业开采技术水平和选冶技术水平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对矿产资源需求大增，而矿产品价格并未大幅度提高，这就是因为开采技术和加工技术的进步大幅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造成的，技术的进步大大抵消了因储量耗减及采出矿石品位降低所造成的成本提高。区位条件。影响矿业权价值的区位条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①自然地理区位。主要是指矿区地形、地貌和气候。这些因素都会影响资源开发的可能性和开发的经济效益，因而影响矿业权价值。②经济地理区位。主要有水、电、劳动力、原材料供应情况、矿区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交通状况。经济地理区位条件对矿山开发成本和产品销售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当然对矿业权价值就会有重要影响。③交通地理区位。主要指地理位置和交通状况。地理位置不同，例如，距离冶炼厂和市场的距离不同，交通运输成本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其次，交通状况不同，例如采用汽车运输和火车运输及路况好坏对交通运输成本也有很大的影响。这些都会造成矿产品生产成本有所差异，从而使得资源开采的经济效益差别很大，矿业权价值也就不同。政策因素。影响矿业权价值的政策因素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①矿业制度。影响采矿权价值的矿业法律、规章制度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堪查区块资源管理办法》、《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在现在允许矿业权流转的制度中，科学合理的矿业政策和制度，可以刺激矿业投资者的积极性，从而促使矿业权价值的提高；反之，则会造成矿业权价值的下降。②税收政策。我国的矿业税收主要有资源税、资源补偿费、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矿业税收制度影响矿产资源的投资、开发，对其生产经营有着重大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对矿产资源课税，实际上是减少了开发矿产资源的收益，因而造成了矿业权价值的下降。但不同的课税种类和税率，对矿业权价值的影响是不同的，适当的矿业政策能促进矿业的健康发展。③环境保护政策。矿业开发必然带来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造成环境破坏严重的矿产资源，其矿业权价值就会降低，环境保护的严格要求，必然会影响投资者的收益，降低矿业权的价值。
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发展波动对采矿权价值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最先影响矿产资源的需求，进而影响矿山企业的销售额，增大投资的风险性和收益的不确定性。使矿业权投资的风险增大，矿业权价值就会下降。②通货膨胀会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矿业经济的低迷和矿产资源市场的萧条，进而影响矿业权市场和矿业权价格。③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具有调控宏观经济的职能，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划、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国家的财政货币政策、政府的行政法规，都对企业的经济活动有着重大的影响。政府的经济政策会根据经济状况的变化而调整，在进行矿业权评估时，精确预测政府经济政策的变化趋势，将会使结果更精确。社会因素。影响采矿权价值的社会因素有政治安定状况和社会治安程度。政治安定状况是指现有政府的稳固程度，一般来说，政治不稳定，就意味着社会动荡，投资风险加大，而投资者都会寻求政治的稳定，也就是寻求政策的连续性。政治安定状况的不确定性加大，矿业开发的收益及其不确定性就会加大，采矿权价值就下降。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持续发展。因此，对于煤炭采矿权投资来说，投资环境良好，不确定性小，采矿权价值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正常的安全生产秩序和良好的作业环境。煤矿开采离不开安全，煤矿企业不仅要进行常规的生产建设，还必须进行安全建设。安全投入对采矿权价值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采成本的增加；二是安全效益的获得。安全投入是煤炭生产必须花费的成本，由于采矿权评估依据的是矿井设计说明书等资料，被认为是安全可行的，也就是说采矿权评估是在煤矿企业能正常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对煤炭开采所能获得盈利的预算。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范文4
关键词：SV-MT模型 通货膨胀 不确定性
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以及人民生活福利水平。严重的通货膨胀不仅仅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而其还有可能引起社会政治危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平均年通货膨胀率不到10%，较之其他发展中国家、独联体诸国和东欧国家，通货膨胀率不算高。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货膨胀率变化很大，既经历过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0%以上的严重通货膨胀，也经历过轻微的通货紧缩，通货膨胀动态路径转换频繁，不确定性程度很强，对经济的危害并不低。较低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和较高的通货膨胀变动相结合，是当前中国通货膨胀的一大特征，因此加强对不确定性的研究，不仅仅只是实践的需要，也是通货膨胀理论和其他经济理论发展的要求。
国内外学者已经对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性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Okun（1971）首先提出了高通货膨胀导致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Friedman（1976）的研究指出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发生常常产生于公众通货膨胀预期上的错误，当公众预期的通货膨胀与实际的通货膨胀相差很多时，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就产生了，且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存在正向的联系。Foster E（1978）采用样本方差或均方通胀率代表波动性指标，研究结果均表明通胀均值和波动性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
随着经济计量技术的发展，Engle利用条件异方差模型（ARCH）对英国和美国通货膨胀的易变性进行了实证研究，估计出非预期通胀的方差序列。Kontonikas、Wilson（2006）、Guglielmo和Alex Andros等利用GARCH类模型对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性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研究。在GARCH 模型的框架下，一步向前的条件方差代表不可预测的通胀新息的波动性，它是事先的方差而不是像移动平均标准差那样的事后方差，因此，能够更好地反映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然而，在GARCH 类模型中令波动的条件方差服从一个确定的自回归过程，因此，波动的改变即是一个已知过程，这与不确定性的概念不符。与GARCH 类模型不同，随机波动（SV）模型令条件方差包含某些随机过程的不可见成分，因此，波动的改变是随机变化的，这种随机冲击的性质与程度也是影响通胀调整的重要因素。相对于GARCH 模型，Danielsson等的研究认为SV类模型在实证检验中优于GARCH 类模型，SV类模型能更好的刻画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性的时变特征。
理论模型及参数估计
（一）理论模型
在时间序列波动研究文献中，SV模型是一类随机微分方程的离散化表示，其波动性不仅与以往的波动情况相关，还依赖于当前的信息项，通过对未观测随机过程建模显示其灵活性。与基本的SV模型相比，SV-t模型是一种厚尾SV模型，具有捕捉实际时间序列的尖峰后尾的能力，其对时间序列波动的描述能力更强。
设时间序列通货膨胀水平rt，根据通货膨胀水平的波动性，假定rt服从分布：rt～N（0，σt2），其中σt2是rt基于t-1时刻已有信息的条件方差，由此可以得到SV-t模型：
（1）
其中：残差项εt和ηt互不相关；为持续性参数，反映了当前波动对未来波动的影响，
在SV-t 模型的基础上，为刻画通货膨胀波动与预期观测值的相关关系，可以在均值方程中引入波动项作为均值回复的一个影响因素，以考察条件分布对预期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之间关系的影响，由此得到SV-MT模型：
（2）
其中，d exp（ht）为模型的预期观测值，d为风险溢出系数，它用来度量波动对预期观测变量的影响，若d>0，表示波动和预期观测变量具有正向相关关系，d值的大小表示波动变动一个单位时对预期观测变量的影响程度。
（二）参数估计
根据式（2）可得ht的条件分布为：ht |μ，φ，ht-1～NID（μ+φ（ht-1-μ），1/τ）；对于给定的ht和d值有：rt |ht，d～t（d exp（ht），exp（ht），υ），t=1，2，…，n。由此可得到rt的条件概率分布函数：
由以上可得到SV-MT模型的似然函数：
（2）
SV-MT的参数估计采用基于MCMC（Markov Chain Monte Carlo）的贝叶斯估计方法。MCMC方法将随机过程中的马尔可夫过程引入到Monte Carlo模拟中，建立马尔可夫链，实现动态模拟，构造平稳分布的样本，并使它的平稳分布和后验分布相同，当马尔可夫链收敛时，模拟值可以看作是从后验分布中抽取的样本。定义SV-MT模型中的待估参数为h=（μ，φ，τ，d，υ）′，通货膨胀水平R=（r1，r2，…rn）′，不可观测的潜在对数波动率记为：Q=（q1，q2，…qn）′，则模型的条件似然函数可以写成 ：
待估参数h和不可观测量的联合先验概率可以表示为：
根据贝叶斯定理，h和q的联合后验概率密度正比于其先验概率和条件似然函数的乘积：
由先验分布及似然函数，便可得到参数的后验条件分布。μ的后验条件分布如下：
（3）
类似地可以得到参数φ、τ、υ、d的后验条件分布如下：
（4）
（5）
（6）
（7）
根据MCMC参数估计的基本原理可知，平稳分布与初始分布无关，Markov链在经过足够多的次数迭代后，若各个时刻状态的边际分布都是平稳分布，则认为该Markov链为收敛的，因此，参数的后验分布不会随着参数的先验分布发生显著变化，由此我们参照Kim等的经验选取以下分布作为先验分布：
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及统计特征分析
数据来源。下面的检验中本文使用的通货膨胀率水平（r） 是采用我国消费物价指数（CPI）的对数一阶差分形式表示。本文使用1990年1月至2011年9月间的月度数据，差分后的样本共 260个。样本自1990年始是因为我们无法获得更早年份的月度统计资料，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商品价格才开始逐步放开，此前严格受国家计划控制。数据来源是国家统计局网站以及《中国统计月报》。
数据的统计特征分析。从图1可以发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价格水平波动十分明显，经济经历数次通胀、紧缩以及两者的相互转换，通货膨胀过程在不同阶段的行为特征差别明显，其动态经历了高涨-温和膨胀-紧缩-再度温和膨胀-紧缩-再度温和膨胀的过程。即有0.277的高通货膨胀时期，也有了-0.0181的低通货紧缩时期。同时，从图1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从1992 年下半年至1995年初是高通胀阶段，其中1994年的年度通胀率超过25 %，为建国以来最高水平。这次物价上涨同样源于货币的过度供给，粮价改革以及能源价格的提高也是物价上涨的直接诱导因素。价格改革和调整尽管导致了高通胀，然而从这一阶段开始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得以确立（易纲，1996）。1998-2002年中国出现了长达5年的通货紧缩，价格水平一直处于0附近，这一阶段同1995年前通胀水平较高且波动剧烈的特点形成鲜明对比。又从2002年底到2008年基本保持在温和的通货膨胀水平，并在2008年达到了高峰。到了2009年出现了短暂的通货紧缩，我国新一轮的通货膨胀自2010年初启动，到我们的观察期结束CPI还一路攀升，后期CPI的变化还有待观察。最后，我们可以观察到，整体上的通货膨胀率变化体现出异方差性，通货膨胀阶段价格变化的波动程度较大而通货紧缩阶段价格的波动程度已经明显降低。
建立分析模型之前，我们先简要考察要检验的数据序列的基本统计特征。用EVIEWS6.0软件对通胀率r进行统计分析，表1给出了通胀率r序列的描述性统计量。结合数据的偏度和峰度值容易看出，通胀率r具有左偏厚尾特征，并且它的J- B检验统计量也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数据服从正态分布的原假设，说明通胀率在少数月份中出现了异常值。为了检验通胀率r的异方差特征，针对样本均值的偏差序列以及其平方序列分别计算了Ljung-Box统计量Q（k），容易看出，均值偏差序列和偏差平方序列均具有高阶自相关性，并且LM统计量说明偏差序列显著存在ARCH效应即具有异方差特征。ADF检验用来判别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通胀率r不存在单位根，即序列是平稳的，因此，保证只含有时变的随机扰动项。
（二）模型参数估计及收敛性检验
模型的参数估计。考虑到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性的相关关系具有时变性特征，将基础SV模型拓展为SV- MT模型。为了估计SV- MT模型的参数，我们采用贝叶斯估计，MCMC的Gibbs抽样次数为50000次，由于Markov链收敛前的一段时间的迭代中，各状态的边际分布还不能认为是平稳的，因而选择“燃烧”舍去前25000个抽样值，在此基础上在进行25000次迭代作为各参数的稳定分布抽样，记录下的样本结果作为参数估计的Monte Carlo试验数据。根据Markov链在平稳状态下的Monte Carlo抽样数据，图2是模型参数的后验分布核密度估计图，表2是各参数的估计值。
由图2可以看出，模型参数φ和υ的后验分布具有偏态特征，其他参数的后验分布都具有对称性。这主要是由于参数φ和υ的Monte Carlo抽样数据中，一侧的极端值出现的概率较大，使后验分布呈现出偏态特征。综合各个参数的后验分布核密度图，对利用MCMC方法抽样得到的Monte Carlo 样本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得到模型参数的贝叶斯估计值以及相应的分位区间估计。由表2可以看出，波动方程的自回归参数φ的贝叶斯后验均值为0. 982， 表示通货膨胀的不确定具有较强的持续性特征，类似于金融收益率波动的持续性过程，风险溢出系数d的贝叶斯后验均值为5.978，由于d可以用来度量波动对预期观测变量的影响，值为正则说明通胀不确定性对通胀水平具有正向影响。
模型的收敛性检验。采用MCMC 估计，参数估计值序列的收敛性诊断异常重要，如果一个参数估计值序列不收敛，那就意味着它不会围绕一个值来波动，方差将会很大，也就是等价于一个回归模型中的回归参数的t值非常小，从而无法通过统计检验。基于此，我们要对模型进行收敛性诊断。
首先，由表2可以看到，各个参数的MC误差远小于标准差，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结论，参数的估计趋于收敛。为了进一步证实我们的判断，我们这里采用更为精确的方法G-R（Gelman-Rubin）收敛性诊断方法。Gelman-Rubin诊断方法以正态理论逼近为基础，最终得到一个判断收敛性的诊断统计量R，一般来说，>1，当Markov 链趋于收敛时，应趋近于1。表2已经给出了G- R检验统计量，可以看出各个变量的G- R检验统计量均在1.0-1.1之间，因此，可以认为模型各个参数的样本分布已经收敛到其后验分布，即采用MCMC稳态模拟估计模型参数是有效的。
（三）通货膨胀及其不确定水平的动态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的动态关系，接下来我们将绘制出通货膨胀率与不确定相互作用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从图3可以看出，给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一个正的冲击，通胀水平在第2期达到最大值，即r对h的相应值为0.0076，然而这种冲击作用不具有可持续性，在第8期之后几乎为0；反过来，通胀水平的变化对其不确定的影响基本接近于0，说明h对r冲击影响不显著。这与我们前面有SV-MT模型得出的结论相一致，这些经验结论表明：剧烈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会推动通货膨胀上升，反之则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撑。
结论
本文针对我国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性的相关关系具有时变性特征，建立SV- MT模型来刻画我国的通胀不确定性动态特征，运用MCMC方法对我国1990年1月至2011年9月的通胀水平和不确定性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SV- MT模型能很好的刻画我国的通胀不确定性动态特征，我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具有明显的持续性特征，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胀水平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同时也说明了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中含有相机抉择的成分因素。由于在存在通货膨胀粘性的条件下，有约束的相机抉择货币政策下通货膨胀波动低于完全相机抉择下的波动，因此从长期来看，货币政策应给予通货膨胀目标更大的权重，从而在通货膨胀粘性的条件下，减少社会福利损失。
另外，在SV-MT模型中，我们均假定均值方程和波动方程的扰动项εt与ηt是相互独立的，没有考虑两个扰动项之间的相关关系，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把这种假定放开到更一般的情况，用两个扰动项之间相关关系来说明利空（观测值为负）或利好（观测值为正）消息对波动影响的非对称性，即在SV-MT模型的基础上考虑这种波动对正向冲击和反向冲击的影响，这样才能更好的描述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动态特征。
参考文献：
1.Okun， A.The Mirage of Steady Inflation[C].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71（2）
2.Friedman， M..Nobel Lecture：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7， 85
3.Fost er E. The variability of inflation [J]. Reviews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78，60
4.Kontonikas.Inflation and Inflation Uncertain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Evidence from GARCH Modelling[J].Economic Modelling， 2004 （21）
5.Wilson， B..The Links between Inflation，Inflation Uncertainty and Output Growth：New Time Series Evidence from Japan[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06（28）
6.Guglielmo M. C.， Alex Andros K. The euro and inflation uncertainty in the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09（28）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范文5
一、财务风险的成因
（一）风险产生的根源——对未来结果的期望。不确定性是风险产生的前提条件。不确定性分为客观不确定性和主观不确定性。客观不确定性是事件未来按自身运动规律发展而出现各种结果的可能性，是不依赖人们主观意识而存在的客观环境或客观条件变化的产物。主观不确定性是人们对客观事件未来结果的主观预计，是凭人类有限智慧所推断的客观事物的外表形式。客观不确定性提供出现结果差异的前提条件，主观不确定性提供感受结果差异的前提条件。对未来结果的期望，是二重不确定性的综合表达。客观不确定性是风险事件的必要条件，主观不确定性是风险事件的充分条件。对未来结果的期望，源于客观不确定性及其结果差异的存在，也包含了主观不确定性提供的衡量和感受风险程度的期望标准。期望结果与实际结果的差异产生风险。事件的结果本身并无有利与不利的性质差别之分，有利与不利取决于人们的意愿和接受能力。“风险”起源于认识上的不确定性。
（二）财务风险的形成原因。按财务活动的基本内容将财务风险分为：筹资风险、投资风险、资金回收风险、收益分配风险。不同的财务风险形成的具体原因也不尽相同。
第一，筹资风险的成因。筹资风险，即指狭义的财务风险，即到期无法偿还本金和偿付资本成本的可能性。筹资风险是所有财务风险的启动点。筹资风险分为现金性筹资风险与收支性筹资风险。前者指企业在特定时点上，现金流出量超出现金流入量导致到期不能如期偿还债务本息的风险；后者是指企业收不抵支、发生亏损因而造成企业不能到期偿债以致破产的风险。
企业筹资风险只存在于有负债的企业，其产生的原因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指举债本身的因素，主要有负债规模、负债的利息率和负债的期限结构等。在息税前利润一定的条件下，负债规模越大，负债利息越多，财务杠杆系数越大，财务风险也就越大。同理，负债的利息率越大，财务杠杆系数越大，财务风险也就越大。长期负债筹资的筹资速度慢，取得成本高，但是利息费用在相当长的时期固定不变；短期负债筹资的取得成本低，但是利息费用可能会有较大的改变，而且短期资金到期时可能会出现难以筹措到足够的现金来偿还短期借款的风险。企业长短期负债的比重不合理是筹资风险产生的原因之一。外因指举债之外的因素，主要是指金融市场的变化等，如金融紧缩会导致负债利息率大幅度上升，财务杠杆系数增大，财务风险增大。
第二，投资风险的成因。投资风险，即由于不确定因素而无法取得期望投资报酬的可能性。投资风险是所有财务风险的主导。投资风险产生的原因有三种：投资结构风险、投资项目风险、投资组合风险。投资结构风险是指企业在安排所有的资产时，因流动资产、长期资产、流动资产内部各项目，长期资产内部各项目之间的比例不当而造成的流动性风险。投资项目风险是指投资于某一具体项目不能产生收益或产生的收益低于预期收益的风险。投资组合风险是指投资于证券的风险，它又可分为可分散风险和不可分散风险。前者可通过投资组合予以规避，后者则不能。
第三，资金回收风险的成因。资金回收风险，即指投入的本金经过生产经营过程之后，不能回到它的起点的风险。它又包括两种风险：其一是商品资本能否转变为结算资本，即产品能否在市场上得以销售；其二是结算资本能否转化为货币资本，即能否如期如数收回。资金回收风险产生的原因也分为外因和内因，外因指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资金回收风险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金融政策是紧密相关的。在财政金融双紧缩时期，整个市场疲软，企业产品销售困难，资金回收困难；而在相反的情况下资金回收则容易得多。内因指企业的营销政策、信用政策等因素。即使是在财政金融双紧缩时期，有的企业产品仍然销售兴旺，现金净流入为正，原因是这些企业制定了合理的营销政策、信用政策，从而了控制资金回收风险。
第四，收益分配风险的成因。收益分配风险，即由于收益取得和分配对资本价值产生影响的可能性。收益分配风险是所有财务风险的释放。收益分配风险产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即收益确认的风险和收益分配行为的风险。收益确认的风险指由于收益确认不当而带来收益超分配的可能性。比如，在通货膨胀严重的时期，按照现行的历史会计模式就必然存在虚减成本、虚增收益的问题。收益分配行为的风险是指对投资者股利分配的时间、形式和金额的把握不当所产生的风险以及各种分配的次序和比例不当而产生的风险。如果企业正处于资金紧缺时期，大量派现会大大降低企业的偿债能力，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单纯以股票股利的形式进行分配，则会挫伤投资者的积极性，降低企业信誉，给企业今后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这就要求企业合理确定收益分配的比例，兼顾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二、财务风险的控制
（一）筹资风险的控制。首先，合理确定财务结构，控制负债经营风险。要合理确定债务资金与自有资金、短期资金与长期资金的比例关系，并随着企业生产的变化而变化，使企业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管理过程中。确定财务结构应考虑的因素有：企业的规模和实力、企业销售收入的成长率和稳定性、资产结构的影响、财务结构的弹性分析、企业的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等。其次，正确选择筹资方式。企业的筹资方式可归为两大类，即负债筹资和股票筹资。一般来说，负债筹资资金成本相对较低，利息税前支付，但偿还风险相对较大，表现为能否及时足额地还本付息。股票偿还风险相对较小，股票筹资不存在还本付息的问题，它的风险只在于其使用效益的不确定性上。但是股票筹资的利息需税后支付，资金成本相对较高。再次，根据利率走势，合理安排筹资。当利率处于高水平或处于由高向低过渡的时期，应尽量少筹资。对必须筹措的资金，应尽量采取浮动利率的计息方式。当利率处于低水平或由低向高过渡的期时筹资较为有利，应尽量采用固定利率的计息方式来保持较低的资金成本。
（二）投资风险的控制。首先，合理确定资金的需要量和投入时间。企业应根据营销战略所确定的投资方向，合理确定资金的需要量，控制资金的投入时间，调整资金在各产品、各投资项目之间的投放比例，做到既能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又能降低资金成本，加快资金周转，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其次，合理预测投资效益，加强投资方案的可行性研究。投资方案的可行性研究可以降低实际投资收益偏离预期投资收益的可能性和程度，同时也可将风险高而收益低的方案排除在外，从而降低投资风险。可行性研究应从经济、技术和财务三个方面进行。再次，运用投资组合理论，合理进行投资组合。根据投资组合理论，不是所有的投资组合均能降低投资风险，多角度投资能否分散投资风险，取决于投资项目之间的相关程度，相关程度越小，越易分散投资风险。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范文6
【关键词】营运资本管理 宏观经济环境
一、引言
营运资本维持着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是企业的血液，但是长久以来并没有得到与其地位相当的重视。国外对营运资本的研究早于我国，始于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评价、管理体系，营运资本管理水平较高。营运资本管理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营运资本管理影响因素、营运资本管理评价指标、营运资本管理政策、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盈利的关系和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关系上。其中营运资本管理因素可分为企业获利能力、发展能力、偿债能力、企业规模等内在微观因素和融资环境、宏观经济增长、贷款利率、行业等企业外在宏观因素。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营运资本的管理再一次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目前微观环境对营运资本研究的影响研究较多，而宏观环境对营运资本管理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相对较少。本文拟就国内外宏观环境对营运资本的相关研究进行归纳和整理。
二、国外营运资本关于宏观经济对营运资本管理的研究
全球化的竞争压力，资金的不确定性、融资的压力，新的法规、新的政策和高昂的融资成本约束着营运资本的管理。尤其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职业经理人发现合理高效地管理营运资本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Merville和Tavis（1973）认为，影响公司营运资本管理策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持续的经济周期。由于不同行业其业务性质的差异，在应对经济周期时其采用的营运资本政策是不相同的。Nunn和Kenneth（1981）从企业所处行业环境就公司的应收账款和存货进行研究，认为处在不同行业的公司营运资金策略存在较大差异。
Chiou et al（2006）、Zariyawati et al（2010）发现在经济繁荣时企业营运资本需求高，企业会将更多资金投入营运资本。而Lamberson（1995）探讨了小型企业如何改变营运资本管理以应对经济环境变化，他认为经济扩张期小型企业倾向于减少流动资产以较少流动性，在经济衰减期反之。该研究在理论上进行了解释，由于实证上没有得到验证，且该研究只包含1980-1991年的50个样本企业，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但Lamberson认为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在应对经济环境的变化时采取的营运资本管理政策是不同的，值得进一步研究。
Baum et al（2006）认为宏观环境的波动性会影响非金融企业对流动资产的分配效率。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减弱经理人员预测与公司相关信息的准确性，使得他们做出的决策与当前现金管理政策相似。相反，当宏观环境的波动较为平和时，经理人员有更强的意愿根据公司的具体需求调整流动资产，使得资产的分配效率提高。而Sathyamoorthi et al（2008）调查发现经济波动较大的环境下，企业倾向于选择保守的营运资金管理模式。
Baum et al（2008）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研究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时，还加入公司本身的不确定性。实证发现无论是宏观经济还是公司自身不确定性的提高，均使公司的现金持有量增加，反之减少现金持有量。这种在经济衰退期间对信息不对称的更加敏感，使得公司囤积大量现金，失去了潜在的投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宏观经济的复苏。
三、国内关于宏观经济因素对营运资本管理的研究
姜国华（2011）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与微观企业行为研究普遍存在割裂现象。从宏观经济出发，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以下步骤：第一步，一项宏观经济政策的推出首先会影响企业的行为（如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第二步，受到影响的企业影响其产出；第三步，企业产出的加总影响经济产出；第四步，政府通过经济产出的变化评估之前的宏观政策并做出相应的改变。会计学、财务学研究第二个步骤，研究企业行为与企业产出的关系，但忽略了宏观环境对微观企业行为的重大影响，不利于更好地预测企业未来的行为和产出。
王治安、吴娜（2007）以2003-2005年沪深两市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不同行业之间的营运资本管理具有普遍明显差异，并且这种差异不是由个别行业的差异引起的。
吴娜、孙宇（2013）采用2002-2011年在我国沪深两市上市的73家钢铁行业公司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发现营运资本的管理与国家货币政策相关，通过固定资产投资的调节，营运资本占总资产的比例与货币流量增速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于博（2014）认为当企业面临宏观经济的冲击式，营运资本往往通过降低营运资本的规模来减少现金流波动对固定资产的负面影响，产生“平滑”效应。这种平滑效应增强了企业投资对金融供给的敏感性及货币政策对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率的影响能力。因此，内生平滑对外生调控具有正向协同作用，企业内生治理（营运资本平滑）程度越高，越会提升货币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程度。
肖明等（2013）以2001-2011年沪深两市843家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就宏观经济环境对不同控股性质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与经济周期和财政政策呈显著负相关，而与货币政策呈显著正相关；现金持有量调整速度与经济周期变化和财政政策变化正相关，而与财政政策变化显著负相关。
张西征（2014）利用上市公司季度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宏观经济因素发展状况、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水平对中国上市公司商业信用周期性变化的影响机理。结果显示，随着宏观经济扩张、货币政策宽松和通货膨胀水平的增加，中国上市公司提供的商业信用净额显著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