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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1
【关键词】泰国；商鞅变法；经济政策；农业改革；启示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B
战国时期秦孝公即位后，决心改革图强，下令招贤并宣布：“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可见秦孝公改革决心之彻底。商鞅原是卫国国君的后裔，因为他到秦国后，因变法有功被封为商君，这样历史上就习惯称他为“商鞅”。就在秦孝公下令求贤的时候，在魏国不得志的商鞅，由魏人秦。并得到秦孝公信任，先后两次开始变法。在战国时代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储备的多寡决定着国家的贫富，兼并战争的输赢。因此商鞅变法的经济政策显得尤为重要。
一、商鞅变法的背景
秦国在经历秦献公一系列改革措施之后，改变了秦国在东方诸国中“弱秦”的形象。由于秦国的积弊太多，尽管秦献公兢兢业业的改善政治。但是秦国亦无力“东伐，复穆公之故土”但是他培养了一位好太子，即秦孝公。秦孝公即位后面临着是否继续改革，如何改革的问题。历史终究证明了秦孝公是一位积极寻求变法以图富国强兵的君主，但是面临着国内顽固的守旧势力，他只好寻求一位贤士为其分忧。而此时的商鞅在魏国只是魏相公孙座的家臣，郁郁不得志。因此在秦孝公招贤令一下，商鞅由魏入秦，二三次求见秦孝公，阐明自己的观点，引起了秦孝公的极大兴趣。变法对于秦国而言毕竟是一件大事，因此秦孝公按照惯例在栎阳宫举行了一场有关秦国要不要变法为主题的大辩论。
商鞅率先发言，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有任何成功的可能，君主应该下定决心变法，不能过多的顾虑别人的议论。指出圣明的君主建立大功业的时候，并非事事都征得众人的同意，都是根据需要及时变更法度的。
守旧派代表甘龙站出来反对。他声称：“圣明君主不改革人民的旧礼俗来施行教化，聪明的人不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官吏熟悉，人民熟悉，今天如若贸然变法，难免会引出变乱。商鞅对此反驳道：“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守法，非所论于法之外也”。他进一步指出，历史上夏商周三代礼法制度也是有差异的，但是也成就了王业，春秋五霸的法律制度也是不一样的，但也都成为了霸主。商鞅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使得甘龙的理论立刻丧失立足之地。于是，另一位守旧派代表人物杜挚提出如果不能保证变法有百倍的利益和十倍的功效，变法是不可取的。对此商鞅也进行一一反驳，最终使得守旧派哑口无言。这场大辩论使秦孝公坚定了变法的信心，于是他当场任命商鞅为左庶长，主持秦国的变法事宜。商鞅变法以政治、经济、社会三方面进行的，本文以经济政策为主，浅析商鞅变法的经济政策的实施及其影响。
二、商鞅变法经济政策的实施
（一）“为田开阡陌、封疆”
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商鞅宣布“开阡陌、封疆”，就是废除旧的井田制的阡陌封疆，即标志着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的彻底废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地私有制制度。并且废止“田里不鬻”的原则，准许民间买卖土地。与此同时，商鞅又了“制辕田”的命令。变法之前辕田制，是国家分配给农民的耕地区域是不固定的，需要按照传统，定期轮换，一般是三年。这样势必会直接影响农民对耕地的劳动热情和肥力投资。因此商鞅作出新的规定：国家分配给农民的土地，不必再如之前定期更换，而是可以由农民终身使用和占有。如果土质不好，确需要休耕轮种，可在自己占有的耕地里进行。土地的稳定极大的刺激了农民的劳动热情和肥力投资。“制辕田”是一项十分有效的增产措施。
（二）“初为赋”
商鞅变法之前，赋税征发的根据是土地的多寡，即按照一定的土地向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征收实物，或者征发军役。但是随着封建土地的私有化，出现了两种人，一种是“无立锥之地”的贫民，另一种便是富商大贾，这两种人都和土地无关，如果还按照以土地为衡量标准的征税方式，显然不适应当时的社会状况。因此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48年）变法中一项重要内容――“初为赋”，以人口为计算对象，按照人口来征收赋税，也就是所谓的人头税。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人头税。按照此法征税，扩大了税源，使无地的富商大贾也在被征之列，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
（三）“平斗桶，权衡，丈尺”
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又统一度量衡的命令。“权衡”指的是计量重量的衡器，在秦代又被称为“秦权”，1973年在苘山出土的秦代铁权是秦始皇在全国统一度量衡时统一铸造的衡具，全国仅存有两枚，系稀有文物。“斗桶”便是计算容积的衡器，“丈尺”是计算长度的单位。有的人认为其目的无非是加强对人民的剥削，但是黄中业先生在《战国变法运动》书中说道：“这条法律主要是服务于实行统一的赋税制度和俸禄制度，是发展社会经济即富国的需要”。这项法令可以使广大劳动人民免受因度量衡制的混乱而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最重要的是对于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有着积极的意义。
商周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2
经济学所谓投资,主要是指居民储蓄转化为实业投资的过程问题。一般而言,现代社会任何普通居民都需要在工作阶段储蓄足够的钱以备不时之需和自身养老,比如医药费、伤病或失业或其他不能工作时的生活费等。有孩子的必须在早期准备教育费,有老人的必须事先备足医药费。需要买房子、车子等价值较大的生活必需品的话,也需要一段时间攒钱。普通居民是投资市场的基本主体和重要参与人,但是作为中小投资者,每个人对市场价格影响甚微,所以也根本不会去想如何影响某个市场的价格水平及其波动情况。但是游资则不同。
游资不是个人储蓄的积累,而是商业资本的积聚。游资一般都会“结伴”而行,汇聚起来,通过资金实力影响市场价格,以获取短期暴利为操作目标。游资之间的联盟非常松散,他们基本上是互不信任的,所以,他们之间的“合同约定”很难有书面文件,但是当一个被看好的投资机会得到业内认同的时候,大量游资就会迅速集结到影响较大信誉较好的投机商周围,共同行动;机会一旦丧失,各走各的路,谁也不会搀扶谁或者提醒谁,互相踩着逃命的背信弃义者并不稀奇,因此游资经常会给人一种来无影去无踪的感觉,说聚就聚说散就散,即使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有经验的监管当局也说不准一个市场内游资总量到底有多大。游资“结盟”操纵市场的时候很显然就是在违法乱纪,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异常诡秘,外人很难了解。中国证券市场早期的私募基金就是我们最早认识的一种游资,十多年前夏斌的研究认为国内私募基金已经达到七千亿的规模。夏斌无论作为学者还是专业型官员都是早已功成名就的人物,但获得普通投资人普遍的瞩目还是因为他的那篇著名的关于中国私募基金的社会调查报告。各方面均无疑义,活跃在中国证券市场的热钱在当年已经有了相当的冲击力。
游资或者说热钱并非中国特色。国际热钱(hot money)常以巨型对冲基金的形式,寻找定价效率较差的市场,借助于高比例的财务杠杆,集中力量冲击市场的薄弱环节。对冲基金(hedge fund)是追求高回报的高风险私募基金,既不种植树篱(hedge),也不仅限于作对冲交易,投资目标往往不限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个市场。对冲基金的策略,可以分为三类:宏观的市场趋势投机、微观的事件驱动对冲、市场中性或利率中性的无风险套利。但是如果市场是健康的有效的,对冲基金的资金实力再大也不可能掀起什么风浪。人们耳熟能详的索罗斯量子基金就是对冲基金。在一些银行家看来,索罗斯是投资“英雄”,攻无不克战无不“利”;但在受冲击的一方比如1997年的泰国政府来看,索罗斯是魔鬼,是美国阴谋,他一手导演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但是,当索罗斯试图冲击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时候遇到强硬的政府反击,不说他败走麦城至少他没什么可吹嘘的预期成果。所以,热钱并不是妖魔鬼怪,只不过是一只功夫较高的小猴子而已,也有失手的时候,也有无所作为的时候。
国内市场中游资的不同来源和习惯
目前国内市场体系中的游资并非一脉一支,而是来自几种不同的渠道,不说泾渭分明,也是猫走猫道鼠走鼠道,各不相干的。
首先,来源于期货和证券市场原始积累的私募和大户,少数精英步入正轨成为近两年渐成气候的PE主体,其余则继续留在二级和一级半市场,通过积累起来的商业关系和人脉资源,逐渐具备了迅速调动大规模资金的实力,他们是影响证券市场价格波动的主要力量,技术地说就是价格指数白噪音的来源。
第二,类似于温州炒房团和山西煤老板等非正规金融组织形式,经过多年的经营逐渐积累和汇集了大量现金,随着中小企业结构调整一部分实业资本陆陆续续退出生产领域进入商品投机和金融投资领域,这一部分资金更加偏好具有实物特征的投机,虽然主观上期望长期稳定的回报但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更甚更深。这类游资也需要细分,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血缘”之间还没有迅速融合的机制。他们的操作手法和内在形式貌似原始,无非囤积和抬会儿,但对实体经济和日常生活的冲击更加直接。这是需要引导的资金,或是引入正规的金融投资渠道比如REIT,或是帮助他们重回实业领域,复活为中小企业群。因为这部分游资承担的投机风险最大,即便谨慎小心仍会有大批资金随时遭遇灭顶之灾,与其漫长的积累时期相比,投机损失之快之大是行外人无法了解的。
第三,大型企业集团或投融资平台走产融结合的发展道路,当然他们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中长期项目,但其现金调度产生的短期管理需求必然寻找短期资金投资场所,国内债券市场发展滞后,致使很多大规模的现金借助于各种正当或不正当的渠道汇入游资行列。一旦尝到了甜头,他们就会重复地联络游资渠道,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块财务利润来源。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失衡,深刻地影响了各国经济,各家央行在2009年几乎毫无例外地放松了银根。银行贷款也必须小心地挑选可靠的企业,所以大型企业集团获得的现金流入空前丰沛而实体经济的复苏是缓慢的不确定的,大规模企业并购从来不是随手拈来、一蹴而就的,盲目乐观的实业投资必然吃苦头,于是游离于实体经济外表的现金流给游资壮大了不少声色。全国各地的地王一茬一茬的,当然不是小资本支撑的,好在他们一般与政府政策保持基本一致,不会直接冲击日用消费品市场。
第四,国际游资是我们一直十分警惕也必须保持十分警惕的风险源,因其自由自在、独来独往的“外资”身份,“神龙见首不见尾”,世界各国金融监管当局都很难直接调控国际游资,当然也从未放松对国际游资的监视,包括学者和研究人员,都会经常关注外汇储备与国际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差额问题。外资入境,第一是因为购买了咱们的商品,商品出口外汇入境;第二就是外商直接投资,“支援我国经济建设”,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到中国来投资办厂。两者相加之和如果跟国家外汇储备总的变动额之间存在巨大差额,就是国际游资在活动。国际游资进来并非为了长期投资,必然寻找短期机会,造成相关市场的价格水平大起大落,同时也必然影响汇率波动。汇率涉及国际贸易规模、国际贸易地位、国际贸易条件,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有能力的政府不可袖手旁观的事情。中国因为还没有完全放开汇率和资本项目流动,所以干预起来比别的国家条件好一些,有时候甚至可以说游刃有余;另外,围绕中国的国际游资也都或多或少有些中国基因,彼此了解、心照不宣。纯粹的“洋血统”外资因为纯粹看好中国新兴市场的利润前景而进来投机的也大有人在,但不是主体。主体或者是中国红利溢出形成的资本积淀,或者是跳过龙门的中国资本,或者干脆就是穿着马甲儿的中国资本,总之都有些中国基因,当然也可能裹挟着一些小规模的零散的国际游资。因为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特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国的经济周期有自己的特点,这给外资提供了很好的投机窗口,这在我们的经济政策比较幼稚的时候甚至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互补作用,但游资本质上惟利是图,与国民福利、政府政策及其经济职能不相容。
土地资本化进程和公共风险
众所周知我们正处于城市化进程当中,城市化是大家的期望,乡下人大都愿意变成城里人,很多年轻人希望去大都市发展。这个阶段也是一个土地的资本化阶段,原来的荒郊野岭一夜之间被规划为高档住宅区,这块土地的价格就会从几乎等于零到大幅度的不断上升,我们知道这个升值过程不是一家独占的,土地会反复倒手,价格会越倒越高。土地资源或者通俗地说“地皮”,是不可复制不可再生的,相对于一般商品,土地及其相关商品的价值大得多,房地产行业最看重的就是“地段、地段”。当然除了住宅用地,很多其他用途的土地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以及基础设施用地。城市化将我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大工地,一切都在变,转眼间就是沧海桑田。
社科院专家在探讨2009年天量贷款哪儿去了的时候就找到了这个地方:土地市场。货币的基本职能是媒介商品交易,所以货币供给必须与一定时期内的社会总产品量即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一定比例,否则必然出现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去年我国GDP增长不到10%而货币增长将近30%,可是我们没看见20%的通货膨胀率,原因是地方政府为了刺激本地经济大规模释放了“地根”。土地资本化过程在历史上在别的国家发生时都引起了巨大的社会问题,最著名的当属英国羊吃人。
商周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3
当前，以河南为主体的中原经济区正处于工业化与城镇化“双加速”推进的关键时期。从工业化进程看，2010年河南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3611美元，工业增加值比重为51.8％，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据对147个国家和地区截面数据的研究表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业增加值比重大体呈现出“倒U型”变化。当人均GNI(国民总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时，工业化加快推进，工业增加值比重不断提升；当人均GNI处于5000～10000美元时，工业增加值比重大体保持稳定，工业化着重是提升质量；当人均GNI超过10000美元时，进入逆工业化时期，工业增加值比重趋于下降。就河南省而言，当前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推进时期。
从城镇化进程看，2010年河南省城镇化率为38.8％，比全国平均水平49.7％低10.9个百分点，城镇化进程严重滞后。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率在30％-70％的区间是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期，其中50％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即30％～50％的区间为加速推进时期，而50％～70％为减速推进时期。河南省目前仍处于城镇化加速推进的区间。这表明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以河南为主体的中原经济区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时加速推进的“双加速”时期。尤其是，城镇化推进的速度预计会更快。
在这种“双加速”时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很容易与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产生冲突，从而造成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不协调的局面。沿海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的经验教训值得深刻反思和总结。这些地区过去也曾经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自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不断吞食着大片农田，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粮食生产呈现萎缩状态，农业现代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1978年到2010年，浙江和广东的粮食播种面积分别下降了63.3％和50.1％，粮食产量则分别下降了47.5％和12.8％。目前，广东、浙江等地已由过去的粮食主产区转变为粮食主销区，而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转移到了中西部地区。
中原经济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具有重要作用。为此，应该认真吸取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经验教训，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积极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协调发展新路子。这种“三化”协调发展符合中国的国家战略要求和河南的省情，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中部崛起和区域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化”协调是一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新理念，其核心是实现新型工业化、绿色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互动融合、协同发展。一是“三化”同步推进。即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绿色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使三者的速度、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二是“三化”互动融合。以新型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以绿色城镇化促进工业化，以工业化、城镇化提升农业现代化，以农业现代化保障工业化和城镇化，实现“三化”互动、融合发展。三是“三化”协同发展。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导，构建现代新型产业体系，为城镇化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以绿色城镇化为引领，建设产业集聚区，引导产业向园区集聚，为工业化提供空间载体；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建设规模化、标准化、商品化的粮食和农产品生产基地，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基础保障。在“双加速”条件下，推进“三化”协调着重要抓好以下工作：
首先，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工业化是与传统工业化相对应的概念，其基本特征是以信息化为支撑、节约资源、环境友好、生产效率高、注重自主创新、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共享工业化成果。新型工业化的核心是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新型产业体系，提高工业化的质量。对中原经济区而言，重点是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建成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先导区，为中原崛起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把中原经济区建设成为支撑中部崛起、引领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国家级新增长极。目前，河南省已经确定建设180个产业集聚区。今后重点是引导人口和产业协同集聚，向有条件的城镇和产业集聚区集中，推动产业集聚区向园区化、特色化、集群化、生态化方向发展。
其次，加快推进绿色城镇化。河南人口多，城镇化水平低，人口转移压力大，耕地保护任务重。因此，河南省的城镇化必须走资源节约、低碳减排、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的绿色城镇化道路，把城镇集约开发与绿色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一是充分发挥郑州的核心和龙头带动作用，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构建郑州大都市区，使之成为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增长极；二是推动郑汴同城化和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强化各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构建面向城市群一体化的主导优势产业链，培育群体竞争优势，逐步形成城乡一体、互动融合、错位竞争、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三是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步伐，特别是要按照城市的标准加强小城镇建设，完善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强化产业支撑，促使其向专业化、特色化、生态化方向发展。
第三，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作为全国的粮食主产区，河南省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首先要确保推进粮食生产现代化，全面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打造全国粮食生产核心区。除了加强粮食主产区建设外，还应配套抓好粮食储备、中转、交易和金融等环节，将河南建设成为国家粮食储备、中转和交易中心。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积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建立一批规模化、标准化、商品化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步伐，健全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强化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依靠专业化和规模经营来提高收益。
第四，搞好长效机制的建设。同步推进“三化”协调发展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诸多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难度大、任务重，必须通过改革探索建立制度化的长效机制。重点是围绕“三化”协调发展，加强综合配套改革，积极探索建立有利于“三化”协调的新型体制机制，如工农城乡利益协调机制、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机制、农村人口有序转移机制、耕地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等，将河南省建设成为全国“三化”协调的示范区，为全国同类地区提供经验，充分发挥其引领、示范和标杆作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研究生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系主任、
教授、博士生导师。)正确认识和处理“三化”协调发展中的几种关系 王永苏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是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内容，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富民强省具有重要意义。科学推进“三化”协调发展，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
工业化与城镇化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从工业与服务业的关系看，工业是服务业大发展的
基础和前提，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为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商贸、物流等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规模条件，服务业的发展又为工业的结构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可以说城镇是工业化发展的载体。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初中期，工业化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到了工业化城镇化的中后期，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开始从工业化向城镇化转变，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开始下降，服务业的比重持续上升，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就河南全省看，当前仍然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中期偏前阶段，发展工业仍然是多数地方加快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但必须明确，当今的工业化已经不是与城镇化分离的农村工业化，而是与城镇化有机结合、融为一体的工业化，是以城镇为依托，以工业集聚区为载体，以特色产业集群和基地为目标，以新城区为方向的工业化。
二、工业化城镇化与粮食安全的关系
工业化水平决定农业现代化和粮食安全水平。工业为农业提供农机、化肥、农药等现代生产资料，水利、道路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也主要依靠工业，现代设施农业就更离不开工业。改革开放以来，在耕地面积减少、农村青壮年劳力大量进城打工的条件下粮食产量持续提高，粮食亩产从过去的200多斤提高到现在的近1000斤，主要得益于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农业科技进步。如果我们的工业化水平提高到能够把大量中低产田改造成高产稳产田，我国的粮食安全是能够得到保障的。
城镇化同样有利于粮食安全。城镇化促进农业的规模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改革以后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不仅大大增加了农民收入和农业投入，也促进了农村耕地承包权的流转，扩大了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强化了农民的种粮倾向，显然比把农民局限在农村更有利于粮食安全。
必须树立系统的粮食安全观。从全局和长期看，重视和确保粮食安全是完全必要的，但把工业化城市化与粮食安全对立起来，以粮食安全为理由阻碍、迟滞工业化城市化的观点、做法是错误的。改革开放以前我们长期强调“以粮为纲”，也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政府不再直接干预农民的生产经营，粮食安全状况却远远好于强调“以粮为纲”的年代。这充分说明粮食安全问题不仅仅取决于耕地面积和粮食生产本身，而是一个涉及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
从世界范围看，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与粮食安全正相关，与粮食风险负相关。我国的粮食问题，主要还是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太低，补农带乡的能力太弱，农民向城市转移太少、太慢，农业规模太小。因此，必须在保障基本农田、节约用地的前提下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同时加大财政特别是中央对农业的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健全补农带乡的长效机制。
三、加快经济发展与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关系
河南的基本省情仍然是人口多，基础弱，人均水平低。虽然经济总量排全国第5位，但从人口第一大省的地位看，经济规模不大的问题仍很突出。河南经济结构不优、发展方式粗放、企业竞争力不强的问题比较突出，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紧，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就难以提高发展速度、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把加快发展与加快转变有机结合起来，在发展中谋转变，以转变促发展，坚持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四、加快城镇化与防治“城市病”的关系
并不是加快城镇化必然产生“城市病”，而是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滞后于城市化发展的需要，规划的前瞻性不够、建设投入太少，导致了“城市病”。城镇是工业和服务业的载体，加快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低成本改善民生的必由之路。因此，必须把加快城镇化进程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结构升级的基础工程来抓，大幅度提高城镇化在工作大局中的地位，以城镇化统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防治“城市病”是加快城镇化不可回避的突出问题。应当明确，产生“城市病”的根本原因不是城市化发展太快了，需要降下来，而是我们规划建设管理城市的水平提高太慢了，亟须提上去。因此，在城市化问题上，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尽快提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改革城市投融资体制，增加城市建设投入，用改革开放发展的办法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
五、保证建设用地与保障耕地红线的关系
“三化”协调的根本要求是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耕地面积不减少，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其中耕地不减少是一条不能逾越的“红线”。因此，在非农建设用地大量增加的条件下如何保证耕地面积不减少就成为三化协调的关键问题。由于城乡二元体制还没有完全消除，农村改革还不到位，有利于农民转让农村宅基地和耕地承包权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尚未形成，导致进城农民工不愿意转让农村宅基地，加上农村土地整治复耕的责任落实不到位，利益补偿机制不健全，从而影响农村土地复耕。因此，必须确立动态的耕地红线观，统筹城乡土地利用，建立健全城乡耕地的占补平衡机制。
(作者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河南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加大“三化”协调发展先行
先试力度 喻新安
一、在城乡资源要素配置方面先行先试
一要构建起“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通过公共财政等手段，阻止农业农村资源要素外流，实现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的反哺由单向转向双向、由不对称转向对称、由反哺收入为主转向反哺要素为主，进一步催生农业农村内部活力，增强农业农村自我发展能力。二要建立有利于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的激励机制。要综合运用财政贴息、财政补助、奖励、投资参股、担保和保险、减免税费、购买服务等政策工具和激励措施，积极鼓励和引导外国资金、银行资金、社会资金投入农业农村发展，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要素向农村流动和聚集，使城乡共享现代文明，促进城乡市场开放统一，生产要素有序流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三要健全城乡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逐步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产业发展互动互促。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改革和完善土地征用制度，确保农民在土地增值中的收益权，确保土地增值收益主要用于农村建设，防止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忽视农业现代化、城乡发展严重失衡的问题。切实促进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逐步实现城乡社会统筹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方面先行先试
一要坚持走内涵挖潜和集约节约用地的路子。主要通过编制实施农村土地整治规划、规范推进村庄整治和改进农用地整治项目管理、健全各类建设用地标准体系、加强土地供应政策调控、推进存量建设用地挖潜和集约利用、加大闲置建设用地清理处置以及强化土地利用计划指标管控等措施，健全农村土地整治、节约集约用地和强化监督管理机制。二要推动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等制度创新。抓好以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征地制度和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农村土地交易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土地
有偿使用制度改革。三要稳步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控制指标内，省政府可以调控各市土地年度利用计划；探索建立重点建设项目省域内跨区域补偿耕地机制；探索建立财政投入与社会投入相结合的土地开发整理多元投入机制；构建以保护农民权益和推进农村发展为核心的土地动态调控管理机制。
三、在农村人口有序转移方面先行先试
一要加快城镇化步伐。继续发展大中城市，实现农村人口向大中城市的二三产业分流，成为城市的常住人口和永久性劳动者。大力发展中小城镇，包括把县城建设成为中等城市，这是农村人口转移的重要领域。积极发展新型农村社区，使之成为农村的集贸中心、加工中心和居住中心。二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逐步取消户籍城乡分置制度，建立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和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使农民工在社会保障、子女上学、就业、培训等方面和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实行“两衔接”“两置换”，鼓励农民进城，即探索建立城乡对接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对上交农村承包地的，置换为城镇养老保险，为其计算一定时限的城镇养老保险交费；对上交宅基地的农村居民，置换为城镇住房，奖励其一定的城镇住房面积。三要完善人力资源市场机制。建立规范、功能齐全的职业介绍服务机构，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包括信息咨询、职业介绍等方面的综合服务，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更加规范有序，更加富有成效。培育和完善人力资源市场，使分散的小农户与大市场连结起来，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和合理使用。
四、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先行先试
一要优化政府结构和行政层级。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继续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合理调整机构设置，优化人员结构，做到职能与机构相匹配、任务与人员编制相匹配。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二要加快推行省直管县(市)改革。科学合理划分省与市县的职责权限边界，确保政府履行职能准确完整到位。三要提升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加强行政执法、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建立自查、督查和社会评议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建立重大决策后评估制度，严格行政问责，严肃责任追究。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
(作者为河南省社科院院长、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
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的几点认识 耿明斋
一、何为新型城镇化
要知道什么是新型城镇化，一定是首先弄清楚什么是旧的城镇化。旧的城镇化有三种模式：一是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开放及要素自由流动式，大致上说，这是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城镇化的路径；二是以计划经济为背景的封闭及要素行政配置式，这以前苏联东欧和中国改革开放前的时期城镇化发展的模式为代表；三是市场化进程中无序拓展式，这以改革开放后我国沿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城镇化模式为代表。这里要多说一句，为什么说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城镇化是无序拓展的?因为这些地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工业化开始加速发展时，城乡隔绝的二元结构尚未被打破，农民自己办的工业企业进不了城，不得不在村上镇上聚集，人口和相应的服务业也在这些村上镇上聚集，村镇随之也就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城镇。小城镇连片对接就使得这些大大小小具有城市形态的区域单元填满了整个空间，但却没有整个城市空间的规划，因此也没有强大的中心城区和完整的城市功能。
相对于上述三种旧的城镇化模式，新型城镇化新在何处就容易弄清楚了。大致上应该包含三个要素：一是有规划的，即根据人口空间迁徙的基本趋势确定城市建设的地点、类型与规模；二是开放的；三是集约的。
二、何谓“引领”
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引领”的含义。
一是城镇化是三化协调发展的“结”和“扣”，三化协调发展所面临的问题都集中在城镇化上。工业化推进所需要的项目落地空间和相应的基础设施及现代公共服务体系需要城市来提供，农业现代化的应有之意是土地规模经营，实现规模经营的前提是要有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城。所以，要进一步推进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实现三化协调发展，就必须先解开城镇化这个“结”和“扣”。
二是走在前面。工业化是现代化的起点和源动力，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结果，这也是提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很多人不太能接受的原因。实际上。工业化和城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及先后次序是分阶段的。在现代化初期，工业化自然居于主导地位，但进人中期以后，城镇化就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就河南目前的情况来说，城镇化需要走在前面，不仅是工业化已到了中期阶段，更重要的是工业发展的技术条件和制度条件都与中国工业化起步阶段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没有先行的城镇化，工业化很难向前推进了。就技术条件来说，现在的工业项目需要较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来来支撑，所以需要依托功能更完善的城市来发展。就制度条件来说，18亿亩耕地红线的硬约束已经不允许你随便在什么地方建工厂了，必须依托城市。
三是把滞后的补上来。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是我们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一直存在的问题，河南也不例外。除了城市建设水平低、功能弱之外，最典型的表现是随着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大批农民的就业非农化了，生活方式和生活空间也基本城市化了，但农民的身份却没有改变，没有真正实现从农村向城市的迁徙，成为候鸟族，这就是所谓的农民工现象，河南这样的农民工就有2000多万。这不仅影响工业化的质量和效率，也与现代化的初衷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相悖。提出城镇化引领，有助于推动这些滞后的问题尽快解决。
三、如何“引领”
我认为，“引领”就是要着力解决两大问题：一是要让农民“进得去”，就是要真正解决进城农民的户籍、住房、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身份和社会保障问题，使进城农民真正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充分融入城市，真正转化为市民；二是要让农民“出得来”，就是要大规模推动农民进城，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大城中村、城边村、被产业聚集区涵盖的村和其他有产业支撑区域的村城镇化改造的力度，实现整村城镇化。同时也要探索推动一般农区单户居民向城镇迁徙的条件和机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推动农民进城过程中一定要把农民在农村原有的利益，主要是土地增值收益完整地留给农民，推动农民进城不能以剥夺农民的权益和利益为代价。
四、如何划分或形成区域城市板块
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功能结构如何设定?也是回答城镇化如何引领所不能回避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其中一个层面是就中原经济区全局来说，如何划分或形成区域城市板块?
自本世纪初开始谋划中原崛起战略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于城市板块划分
及发展定位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省域内区域发展之间潜存的矛盾也时不时地会浮现出来，甚至成为发展政策争议的焦点。中原经济区战略的谋划逻辑上似乎也有这样的考虑，就是通过中原经济区的概念，把省辖18城市都放到一个平台上，然后再来重新界定各自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原城市群的范围也被重新审视，提出了中原城市群至少包含18城市的概念。重要的问题仍然是如何在全域范围内科学地界定和划分城市板块。
《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为该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首先，《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以郑汴一体化和郑洛工业走廊为轴，南北向紧密联结许昌、焦作、新乡3市，成为城市密集区，这实际上就是中原经济区核心区的概念。其次，是对差不多每个省辖市在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上都给了说法。循着这个思路，我认为，整个省域内的城市版块结构应该如此划分：即郑汴洛焦新许核心板块、安濮鹤豫北板块、洛平济三豫西板块、商周驻信漯豫东南板块和南阳豫西南板块。周边四板块各自自成中心，又与中央板块呼应互动，就会形成分工明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共享、功能互补、产业互动、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良性发展局面。同时，周边四大板块又可以通过与各自相邻的省外区域紧密连结，形成共享和互补互动的发展关系，将中原经济区与周边区域的发展对接，使中原经济区融入到整个全国的发展格局中来，获得更多的外部助力。
(作者为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河南大学省级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的区域政策导向与中原经济区建设思路 李小建
一、省内区域上升到国家战略标志着新的区域政策导向
近5年来，全国有30多个省内区域的发展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战略。这些区域所在的省区，基本上覆盖了全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沿海发展战略，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国的区域政策基本上以省际大尺度为单元。区域经济政策主要解决国家层面的问题。这些政策对促进具有共性的大区域发展，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最近几年，国家对省内区域的关注，隐含着中国区域政策的小尺度区域化，从而使区域政策更加具有针对性。国家针对各个区域的特殊问题和优势特点，出台具体的政策，更有利于中国这样的区域多样化非常突出的大国的各个区域的协调发展。
1 较小区域的区域政策可更好关注区域发展阶段的差异。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各区域之间的发展基础、发展条件存在很大差异。与其相关，各区域在发展速度、发展进程上也明显不同。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在同一时刻，不同区域往往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有不同发展特点，有不同的政策需求及其他环境需求。如果全国实施完全一致的资源政策，可能会带来十分矛盾的结果，对一发展阶段区域非常适宜的政策，对另一发展阶段的区域就不那么适宜了。针对较小区域的区域政策，可以很好的解决这样的问题。从而更好的体现区域公平
2 较小区域的区域政策更有利于各区域优势的发挥。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优势。基于国家优势的发展设计，并不一定是区域层面的最优设计。区域发展的最优设计，应注重充分发挥每一个区域的优势，针对这种优势，设计相应的发展战略、发展途径和举措，进而建立不同类型区域的发展理论。
3 较小区域的区域政策更利于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区域发展的差异客观存在。由于多种原因，一些地区处于较为落后状态。有些落后地区覆盖较大区域，较多落后地区并不连片。如在东部发达地区中也有落后地区，甚至东部沿海地区内的区域差异比东部与中西部的差异更大。从区域经济研究的角度考虑落后地区的发展时，可从明确落后地区的发展条件和所处发展阶段的特点人手，根据这些发展条件和阶段特点思考落后地区的发展机理、发展路径。2011年11月中央扶贫工作会议，就十分关注连片贫困地区的发展问题。比如，思考如何激发落后地区各种行为主体的积极性，使他们参与到区域的发展中来。如在农村地区，如何调动农户的积极性，促使农区发展；进而建立基于农户的农区发展理论。在山区由于交通困难、信息不畅、资源贫乏等原因，造成连片贫困区，可以通过生态移民、扶贫移民等措施来解决发展问题。还可研究通过加强区际联系，促进落后地区借助发达地区的力量实现发展等等。
4 较小区域的区域政策更针对性解决特殊地区的问题。特殊问题地区包括资源枯竭地区、老工业基地地区、粮食主产区、城乡一体化区、民族地区等。应该针对这些相关地区所存在的主要矛盾，研究其形成原因和解决途径，并进而在理论层面进行凝练，为相关决策提供支持。事实上，有些特殊问题是社会不公造成的，这些区域实际上承担了应该有更多的区域承担的负担。譬如，长期以来，资源型区域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伴随着资源枯竭，这些地区原有产业萎缩，职工下岗，并可能出现如矿区沉陷、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问题。粮食主产区保证了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为国家生态建设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农产品所固有的社会公益性，导致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迟缓。较小的区域政策，可针对这些区域的特殊性，给予较好的解决方案。
二、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的新思路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应该是一个整体，只是表现为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侧面。比较成熟的社会应该是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自然协调地发展，互相促进互相融合。工业化本身促进农业现代化，工业积累反脯农业，两者相伴而生。两者的发展自然导致城市化，因为真正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后，人口就业主要是在工业和第三产业，居住地也主要是在城市。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多数证明了这种同步现象。
为什么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呈现特殊的不同步发展?这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背景密切相关。一是中国的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二是中国实行特殊的工业化，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农村工业化发展迅速，这就使得其城镇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化。由于大量的人口仍然滞留于农村，人均的农业资源占有量远远不能适应规模经营的需要，使得农业现代化非常困难，再加上工业化进程中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农业，农业技术进步缓慢，农业的现代化水平也远远滞后，也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三化”不协调现象。
解决“三化”不协调问题，可从多方面人手。以下从村镇格局调整和建设谈点思路。
中国当前各地农村居民点具有不同的格局，但总的来说，还是以分散为主。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对居住环境要求的角度，从现代科学技术对自然环境的利用角度，从各种土地资源的最佳利用角度考虑，这种居住格局中有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一是居住的适宜性与耕作适宜性之间的倒置。从人们当前的居住需求看，地势稍高点的地方居住适宜性更好。但是当前中国农村的现实是农民大多居住于平地和谷地，耕作则爬山坡。这种状况一定
程度上导致了居住适宜性和耕作适宜性的倒置。但在先规划后发展的地区却出现了与此不同的景观。人们的居住地和乡村聚落在山坡上，山坡下的平地、谷地用于农业耕作。如果将这种土地利用结构引入我国农村地区，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我国人居用地和耕种用地的矛盾。
二是分散的居住格局与基础设施规模门槛之间的矛盾。当前农村居民点大多呈分散分布的空间格局，居民点的人口规模较小，但是农村的各种基础设施的配备都具有的规模门槛，没有达到一定的规模门槛就会形成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要么没有基础设施，要么基础设施没有充分利用。现在一些地方要么没有学校要么有学校没有学生，医疗设施的配备也是如此。因此，当前农村分散的居住格局与医院、学校、道路、垃圾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配备形成矛盾。
三是农村居民点功能与农业专业化生产要求的矛盾。当前这种分散的农村聚落分布必然形成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不协调发展。如果要实现“三化”协调发展必须改变这种分散的农村聚落分布格局，一些地区的新型农村社区规划也正是要改变聚落分布、增加聚落规模，通过新型城镇化带动“三化”协调发展的关键路径，也是必须要走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