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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增长理论，也称为新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一个分支。这个理论，通常以保罗・罗默在1986年所发表的论文(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以及卢卡斯在1988年所发表的论文《论经济发展机制》，作为其产生的标志。格罗斯曼主编的两卷本《经济增长：理论和证据》则是内生增长理论的代表性论文集。
而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其他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主要包括有：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格罗斯曼一赫尔普曼模型、巴罗的公共产品模型和雍塞模型、阿格亨和豪威特的模仿与创造性消化内生增长模型以及阿尔文・杨国际贸易内生增长模型。
虽然不同的经济学家提出的内生增长模型各不相同，不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有一个共同接受的模型，但是各个增长模型所包含的共同观点是基本一致的：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这些模型都试图说明企业是如何积累知识的；知识和积累过程会出现外部性或知识外溢效应，需要政府政策的干预，来扶持研究与开发、创新、人力资本形成和某些关键性的产业部门。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可以实现内生增长。
国内的学者对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主要有：舒元和徐现祥(2002)运用琼斯实证检验内生增长理论的方法，实证分析了1 952-1 998年，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些典型的现象，得出了“技术进步不是我国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引擎”的结论：王小鲁(2000)的研究指出“1 979-1 999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不是来自技术进步，而是来自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变革所带来的大规模的资源优化配置”；何东(2000)指出“技术进步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的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经济的发展，提高技术水平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一个现实问题”：包金花(1998)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要想保持持续增长，必须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先进的技术，先进的技术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必须依靠快速的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发展”。
可见，我国以前并没有将内生增长理论很好地应用到经济发展上去，没有认识到知识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随着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提出。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说明我国要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所以研究和借鉴内生增长理论，对于我国完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长期增长有积极作用。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概述
(一)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
罗默(1986)是沿着早期阿罗的思路，来分析研究内生的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在他的模型里面。他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他阐述了生产四要素的理论，其核心思想就是把知识看作是经济增长中一个更为重要的要素。因为他认为：第一，知识能够提高投资效益；第二，知识需要投资；第三，知识与投资存在良性循环的关系。而他所提出的经济增长四要素则是：资本、非技术劳力、人力资本和新思想。这四个要素就构成了新的经济增长源。除此之外，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为它们不仅自身能形成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保证长期的经济增长。
罗默认为，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是导致新古典增长理论失败的根本原因，他则提出，在知识经济中，人们利用知识创造财富。而知识的边际收益是递增的。正是收益递增，才会激起人们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兴趣。才有可能保持经济的可持续的增长。
罗默的理论的意义在于，他将知识作为一个单独的要素，加入了增长模型中。他认为知识有一般知识和专业化知识之分，一般知识可以产生规模效益，专业化知识则可以带来要素的递增收益。这两种效益的结合，不仅能使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本身的收益递增，而且也能使资本和劳动等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增。
(二)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
声卡斯(1 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是以人力资本为核心，把资本划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这和罗默思想稍有不同。他认为两国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主要在于他们各自生产商品时所投入人力资本的大小不同，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所以一国的人力资本存量是不可能无限扩大的；又因为人力资本积累具有外部溢出效应，其增量与存量成正比，这也会导致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率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也高，同时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也限制了落后国家物质资本的流入和经济增长。机遇上述的原因，卢卡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加快经济开放，通过引进新技术和人力资本，间接培养本国的人力资本，从而加速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其他相关模型
巴罗(1 990)与他们的研究不同，他认为政府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巴罗在分析政府活动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时，主要提出了两个模型：公共产品模型和雍塞模型，它们分别适用于政府活动的某些方面。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 991)的模型，假定经济中存在研究部门和消费品部门，研究部门研制关于新型消费品的设计，消费品品种的增加带来了两种外部性：新设计所体现的知识积累使研究部门的研究成本降低和生产率提高：消费多样化使消费者的满足程度提高。当知识积累同时产生上述两种外部性的情况下，经济可以实现内生增长。在这一模型中，平衡增长路径上每种消费品的产量保持不变，增长完全体现为消费品品种的不断增加。
与其他模型都假设经济中存在众多部门，每一次技术进步只提高单一部门的生产率水平不同的是，阿格亨――豪伊特模型(1 992)分析了技术进步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的情形。较好地体现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在这一模型中，经济周期于经济增长是不可分的，二者都是创新的结果，反映了技术进步的不同侧面。
三、对内生增长理论的评价
虽然内生增长理论从产生到发展，只有20多年的时间，但是到目前为止，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借鉴意义
第一，在现代的经济中。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能够实现持续增长是知识积累促使投资收益持续递增的结果：同时，为了获得新知识，也需要经济当事人不断向知识生产进行投资。因此，在当今世界，如果一个国家能保持技术上的优势。那就意味着他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较强。
第二，运用内生增长理论可以较好地解
释一些经济增长现象。各国政府实施的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会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影响。由于经济政策的不同而使各国经济增长率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如果生产要素能在各国自由流动，那么资本和人才可能会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而国际贸易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利用国际上的先进技术，从而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同时国际贸易也可能使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于技术含量低的传统产品部门，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第三，内生增长理论对各国政府制定经济增长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自由竞争并不能保证经济沿着最优增长路径增长，这就要求政府对经济进行适当的干预。如罗默等人建议政府应通过降低资本税、关税等政策以鼓励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巴罗认为政府应直接向基础设施投资和向私人投资提权保护以促进经济增长，巴罗和撒拉建议政府应对比较重大的创新提供更多的专利保护。
(二)理论缺陷
内生增长理论虽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想其他的理论一样，他也有自己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和其他的理论以及模型一样，内生增长模型也都采用了一些过于苛刻的假设，这些假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内生增长模型的普遍使用性和对现实的解释力。
第二。内生增长模型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缺陷是忽略了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除少数模型之外，大多数内生增长模型都隐含地假定经济制度是给定的。而诺斯的研究表明，“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是社会与经济演进的基本核心”。这一思想无疑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
第三。数学对于经济学来说只是一个工具，是辅助手段。但是一些内生增长模型在生产函数构建和分析方法上有过分数学化倾向，致使这些模型所蕴含的最需要加以说明的经济含义往往被忽视。
四、内生增长理论的财政政策含义
内生增长理论，克服可以积累的生产要素收益递减性质，从而使经济增长率内生化，并认为通过财政政策来解决人力资本积累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和知识外部性等问题。但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由于物质资本的收益率递减使人均增长停滞不前，这样就造成了财政政策没有机会影响经济的增长率。
(一)知识溢出效应与财政政策
在罗默的模型里，由于知识溢出的存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不会因固定生产要素的存在而无限降低，同时由于知识具有正的外溢效应，从而导致了知识的边际产量与私人的边际产量之间存在差异，因此，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竞争性厂商不会选择取得社会最优量的知识积累，结果是分散化经济的均衡增长率低于帕累托最优的增长率。他认为政府的任何消除知识的边际产量与私人边际产量的差异的政策，有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
(二)公共资本与财政政策
内生增长理论打破了以前认为政府支出的非生产性的看法，认为公共生产具有很强的生产性，如阿罗和库兹就把公共资本存量纳入了生产函数里加以考虑，而巴罗则把公共资本流量加入了生产函数里，巴罗和撒拉认为，政府活动和私人投资一样，具有生产性，他们之间是互补的，而非替代关系。
(三)人力资本投资与财政政策
声卡斯认为，人力资本的溢出使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也会伴随着资本深化的过程，但由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不能给人力资本拥有者带来收益，个人在进行人力资本分配时，不会考虑对生产率的影响，只有政府进行干预，才会促进经济增长。
(四)研究与开发投资与财政政策
罗默指出，政府的政策取向是在向知识积累进行补贴的同时，向中间产品提供补贴，以及降低利率和补贴教育，这将导致研究和开发部门资本收益增加，从而就促使更多的人力资本流向研究开发部门，同时也消除了垄断带来的资本扭曲，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格鲁斯曼和赫尔普曼建立的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证实，由于研究与开发部门具有外溢效应，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适增长率，政府就必须通过补贴研究与开发活动来提高增长率。
五、通过内生增长理论，探寻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财政措施
(一)加大教育投入。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与积累
加强教育投资是促进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重要途径。从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可以看出，财政在加强教育，促进教育投资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国对于教育的投入的绝对额虽然在增加，但是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却并没有提高多少，只占2.8％左右，这与世界平均水平7％还有一定的差距，更不要说是发达国家的水平了。
因此，应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教育财政支持政策，增加和优化教育投入，促进教育的更快更好发展，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一是加大财政对于教育的整体投入，发挥财政在教育投八方面的主导作用：二是完善教育税收的优惠政策，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对教育的投资：三是优化教育资金的分配政策。义务教育由中央政府提供。高等教育由地方政府提供，促使教育的协调发展。
(二)加大政府的公共投资，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
国内学者娄洪(2004)的研究揭示了公共资本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指出：当公共资本只能提供拥挤性基础设施时，尽管不能形成内生经济增长，但能减缓增长率随资本积累而递减的趋势，这种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长期经济增长率：当公共投资能提供纯公共品性质的基础设施时，能够产生恒定的内生经济增长和阻止长期经济增长率的递减，并且长期经济增长率随劳动力的增加而提高，即只要公共投资能够提供充裕的公共基础设施，劳动力的增长就能够直接提高经济增长率。
因此。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不是很高，基础设施建设还不是很好，要想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就要使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变快。政府应转变职能，国家公共投资应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转向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样才能促进和支持长期经济增长。
(三)完善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对研究和开发的投入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企业在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企业对人力资本、R＆D的投资是一种具有明显“外溢效应”的经济活动，其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是不完全对称的。
而我国目前对于R＆D的投资现状是：投入长期缺乏，效率不高；企业的科研不足：产学研结合步伐缓慢：科技成果的转化也比较慢。因此应尽快建立和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和财政支持政策，减缓或消除企业人力资本、R＆D投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完全对称性。鼓励企业增加对人力资本、R＆D的投资。主要的做法有：首先，进一步加大税制中的激励和优惠政策措施。如对进行基本创新和改进性创新的科技企业，可以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对企业依靠自己科研力量所形成的资产进行投资时，所取得的收益在一定时期内免征企业所得税；修改企业所得税亏损弥补的办法，对高新技术企业因投资高新技术项目所发生的亏损延长弥补期限。其次，建立和完善财政担保机制。就是以政府信用对企事业单位或个人从事具有高风险的投资活动提供担保，承诺承担投资活动失败的责任。这不仅有利于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而且有利于减轻财政支出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最后，可以采取财政资助机制，包括直接提供设备与服务的资助，以缩短科技企业特别是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周期。并提高其成功率；间接资助，即以财政贴息等方式鼓励非政策性金融机构对高新技术企业或科技创新项目提供低息贷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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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均衡经济增长科学发展观要素禀赋
三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我国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一直顶住国际上的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今年7月下旬,人民币汇率从原来的1美元兑8.27人民币升值为1美元兑8.11人民币,同时人民币不再单纯钉住美元,而是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并且可以在上下1.5%的范围内围绕1:8.11进行浮动。
然而,人民币小幅升值尽管在短期内缓解了升值的压力,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它在不远的将来仍然会浮现出来,这是由经济增长差异的内在规律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也就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民币汇率会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那么人民币汇率调整是否是必要的,它与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内在的联系?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理解汇率调整的影响,后者与政策调控的目标息息相关。
一、我国政策调控的目标
我国是个大国,人民币升值与否应该以是否有利于我国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实现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利于实现工业化、是否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为指针,既不能因国际压力而使人民币升值,也不应因国际上的政治压力和金融投机压力而维持现状。汇率制度改革和汇率水平调整会导致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后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它们是由我国经济的基本因素决定的,因此汇率改革和调整的进程必须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相适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一再强调,汇率调整“要按照内部改革的逻辑和内部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压力,来设计我们所要进行的改革,不管是税收、利率还是汇率”,正是这个意思。
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政策调控的四大目标。由于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它们不可能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的阶段不同、国情不同、形式不同都会影响政府对这些目标的偏好。当价格稳定更重要,当局就会偏好能够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工具,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英美政府;当充分就业更重要,当局就会偏好能够促进就业的政策工具,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当外部均衡相对于内部均衡更重要,这大体上只存在于那些规模比较小的经济体中,此时外部均衡实现与否是内部均衡实现与否的先决条件,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会更偏好那些有利于外部均衡的政策工具;如果经济增长的要求压倒其他目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工具和选择就成为政府的首选,如二战后日本和韩国成功实施的产业政策。
由于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需要根据具体国情和经济增长的具体阶段对政策目标的选择进行具体分析。那么,我国的政策目标是什么呢?
我国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经济的现代化,而现代化某种意义上就是工业化,实际上如果没有工业化,那么经济增长就缺乏坚实的基础。首先,工业化具有规模效应,而只有当经济增长具备相当规模的时候,占人口绝大部分的人群才会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其次,工业化是其它产业产生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尽管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第二产业也即工业和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但它们无一例外是以发达的工业为基础的。没有发达的工业,人们的收入水平就会偏低,自然不会出现对服务业的需求;第三,工业化对其它产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工业会为其它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先进的设备,也会解放更多的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他们会投身于第三产业,也会形成新的产业,这些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经济增长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受限制的。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限制条件是通货膨胀,如果经济增长的速度过快,它必然会催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会破坏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
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这种关系在我国也是存在的,超过资源承受能力的经济增长往往引起通货膨胀,而要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部分地牺牲经济增长的速度,1988年和1992年的通货膨胀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经济动荡,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制止通胀的恶化以维护经济在合理水平上的增长。因此,经济增长的上限就是不催生通货膨胀的增长。
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限制条件是就业率。尽管各国政府都追求充分就业,但充分就业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定义和比率,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要求。我国劳动力规模庞大,如何使更多的公民尽可能地享有工作的权利是政府不得不时时刻刻挂在心上的事情。显然,没有经济增长,也就没有就业。为了使就业率维持在某个水平上,就需要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的水平。这也就同时决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即使就业维持在某个水平之上的增长。
通货膨胀和就业是政策必须兼顾的两个目标,尽管有时候政策会偏向于其中的一个,但同时却不能不同时考虑另外一个,即如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造成的失业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引发社会问题;反之亦然,即如果为了促进就业而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就会形成不稳定的预期,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
由通货膨胀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上限和由失业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下限会构成一个闭区间,可以将处于这个区间内的经济增长定义为均衡经济增长。当经济处于均衡增长状态,既不会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经济衰退和大规模失业,这就是均衡的含义所在,它是平稳的经济增长,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能够持续的经济增长。均衡经济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模式与要素禀赋是一致的,因为只有与要素禀赋相一致,经济增长才会是最集约、付出成本最小的。经济增长也才既不会催生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高失业率,它既能保证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能保证经济增长的质量,从而是可持续的。从这个角度讲,均衡经济增长就是与科学发展观相一致的经济增长。
当然,经济增长会改变要素禀赋,经济增长的方式应该随着要素禀赋的变迁而改变。均衡经济增长不但是与要素禀赋相适应的经济增长,而且应该是随着要素禀赋变迁而变化的经济增长,这也就是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增长。
将经济增长与价格以及就业联系起来并非是我们的首创,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弗里德曼(1968)和费尔普斯(1967)就分别独立地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这实际上是限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后来,莫迪利亚尼(1975)又提出了“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的概念,它是指不催生通货膨胀或者不使通货膨胀趋于恶化的失业率,它同样是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我们提出的均衡经济增长与自然失业率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相同之处在于都结合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来规定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都是有条件的受到限制的经济增长。区别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不但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还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这是根据我国国情对经典的自然失业率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理论的发展;二是价格和就业不再完全是一体的,而是分别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和下限,这样就避免了菲利普斯曲线斜率变化的影响,可以使政策工具的选择更灵活。
二、汇率调整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实现
在开放经济下,要素的供需不仅仅由国内要素的价格所决定,还会受到汇率的影响。汇率是决定国内外要素相对价格的最重要因素,不同汇率水平下,国内外要素的相对价格是大不一样的。由于均衡经济增长是一个区间,与经济基本面(我们称它为要素禀赋)相对应的最合适的汇率水平必定也是一个区间,并且是有限的区间,这个区间对应的汇率可以定义为均衡汇率。如果现实世界中的汇率处于区间内,那它就是与经济基本面相一致的,是不偏离的;如果它处于区间之外,那么汇率就与经济基本面不相一致,是偏离的;距离区间越远,偏离程度越大,国内外要素价格的差异也就越大。国内外要素价格的偏离,就会出现对要素进行套汇的空间,对国内外要素的需求就会出现差异。
要素禀赋是不断变化的,象我国这种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要素禀赋变化得尤其剧烈而快速。
经济增长初期,由于资本等要素相对稀缺,劳动力和资源是相对丰裕的,为吸引资本、技术、知识等经济增长必需的要素的一个可行的选择是低估本币,以外币计价的本国劳动和资源的价格相对便宜,这就会吸引其它要素进入本国,也会促进本国资源的利用,这种经济增长是由最初的要素禀赋决定的。
经济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改变要素禀赋的过程。经济增长会降低资本、技术和组织管理等要素的稀缺性,同时提高资源的稀缺性。这种相对变化必然会改变不同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科学技术和资源等的相对比价,也只有要素的相对比价随着要素禀赋的变迁而变化,它才能使资源实现最优配置。
然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是相对稳定的,其调整必然会滞后于要素禀赋的变迁,这就会使国内外要素的价格出现偏离,这种偏离就产生了对要素套汇的空间。当本国要素价格偏低,本国资源是套汇的对象,会导致对本国资源的过度利用,并导致经济的过热;当本国要素价格偏高,外国资源是套汇的对象,本国经济又会陷入萧条。这就意味着,汇率的不适当定值是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自2002年以来的经济过热是国内要素价格偏低的结果,其传导机制有两种:(1)将低估资源用于出口的机制。当资源价格低估,将资源用于生产贸易品出口到国际市场上就会因要素价格的低估而享有价格优势,这必然会促进贸易品部门的发展,也会促进出口的增加,结果会出现持续的贸易顺差。(2)FDI对资源进行套汇的机制。由于资源价格是低估的,FDI就会积极流入本国以对资源进行套汇,尤其会大量进入贸易品部门,因为这可以对资源价格低估进行双重的套汇。这两种机制的共同结果是对国内资源的过度使用,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从而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背道而驰。
汇率调整可以矫正要素价格和要素禀赋之间的关系,使要素价格能够反映要素禀赋的现状,使要素禀赋能够得到最有效最集约地利用。具体说来,如果汇率不根据要素禀赋的变迁而调整,那么以前不怎么稀缺现在却很稀缺的资源如原材料,由于其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的差异,就会受到过度使用,未来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进口目前正在过度使用的资源,这必然会危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相反,以前由于资本相对缺乏而不能满足的需求,如专利和科学技术在汇率不进行调整的情况下,它们的人民币价格必然会较高,这就需要花费较多的资源才能换得回来,这对于科学技术的利用从而经济结构升级是不利的。显然,汇率调整是使要素价格与要素禀赋相适应从而使各种要素都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重要条件,从而也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或许有人认为,汇率低估会使我国的贸易顺差增大,这就相当于持有更多的对国外资源的要求权,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原材料,以此保证我国经济增长所需资源的供给。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市场经济体系下,经济主体必然是以利润为导向的,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必然结果是我国资源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上同类资源的价格,这就会产生套汇的空间,是不同于对货币性资产套汇的对实物性资产的套汇,这种套汇方式更多地集中于贸易品部门,因为成本是用人民币计价,而销售价格却可以用外币如美元计价,这里面除了由市场决定的平均利润外,还有不同货币计价产生的套汇利润,这必然会导致对本国资源的滥用,而不可能依靠利用国际市场上的资源维持经济增长。
由此可以推论,并不是任何类型的贸易顺差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有利于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科学发展观实现的贸易顺差才是有利的;并非任何类型的汇率低估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能够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科学发展观实现的汇率低估才是有利的;在汇率低估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时,就要选择汇率升值,通过汇率调整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
三、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与政策建议
我国的贸易依存度一直是比较高的,一直稳定在40%左右,这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升值主要通过对进出口部门的冲击影响我国经济,而这种冲击又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门。因为我国对进口品的需求弹性比较小,而外国对我国出口品的需求弹性却比较大,汇率小幅度升值对进口的影响要小于对出口的影响。
笔者事前曾经就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出口部门尤其是出口部门的冲击作了小范围调研。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人民币升值尽管会加大出口成本,但幅度在10%以内不会造成根本性影响。由此可见,尽管汇率升值对出口的影响要大于对进口的影响,但2%的升值是我国出口部门能够承受的。然而,他们又都表示,尽管小幅升值不可怕,但汇率浮动却是他们难以承受的,因为我国缺少成熟的外汇市场,也缺少相应的避险工具,汇率波动让他们很难锁定成本,而如果不能锁定成本,收益就是很不确定的。
显然,汇率制度由原先钉住美元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并允许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浮动对出口商的影响要远大于2%升值的影响。以前,中央银行承担了全部的汇率风险,企业可以集中精力做好产品和市场开发。现在,中央银行将一部分汇率风险分散给了企业,这尽管对于长远的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建立有积极意义,但企业在目前的情况下却很难通过远期交易锁定生产成本,因此会时刻面临着汇率变动的冲击。这种冲击并不会因为汇率波动幅度较小而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企业经营的绩效是按照“年”这个单位来计算的,但汇率波动却时刻都在发生着,企业经营的绩效是按“年”这个单位来计算的,但汇率波动却时刻都在发生着,企业经营的成本也就时刻在变,如果企业总是在高点买入而在低卖出,那累积起来的损失也是非常可观的。因此,企业就不可能完全不顾汇率波动而只关心经营、开发和销售这些实际事务,还要关心货币事务。
我国现代化的关键是生产能力的形成,这又必须依靠企业的壮大。汇率升值尽管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但汇率波动显然不利于企业经营。由于未来20年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冲销汇率波动的影响,从而为企业成长创造一个平稳的货币环境,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是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首先,为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更集约的经济增长,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要灵活利用汇率工具。具体而言,就是在时机成熟时主动小幅升值,同时辅之以利率小幅调整的货币政策,使人民币汇率在经济的稳定增长过程中稳定地升值。汇率升值不是坏事,它是对有效率经济增长的褒奖,汇率贬值才是对低效增长和不增长的惩罚。
其次,要致力于建设一个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外汇市场。所谓深度,就是市场规模应该足够大,不是一般规模的资金就能控制、操纵得了的,这样才有利于汇率稳定;所谓广度,就是市场覆盖面要足够广,交易主体是多元化的,只有这样,预期才不至于是同一方向的,只有当预期是多元的且能在某种程度上互相抵消时,预期才可能是稳定的,它对经济的冲击也才会最小(李天栋等,2004,2005)。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外汇市场是企业能够避险的必要条件。
再次,要致力于金融工具的建设,只有当金融工具是多样化的,既能覆盖即期交易,也能覆盖远期交易时,企业才能通过外汇市场进行避险(李天栋等,2004)。其中,远期金融工具尤其重要,因为它是锁定成本、规避汇率风险的主要工具。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它股份制银行如招商银行都可以进行远期交易,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品种单一、市场规模小,当然,企业缺乏相关意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尽管汇率制度改革对企业有许多负面影响,但却能够促使企业更多地关注汇率风险,也有利于外汇市场、交易主体和金融工具的培育。当然,企业也会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政府一方面要实行积极而稳定的汇率政策,避免汇率剧烈波动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要着力创造能够平滑汇率波动的外汇市场和金融工具。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够适应汇率升值和波动的影响,也才能保障现代化的实现。
四、结论
本文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政策目标是实现均衡经济增长的观点,它是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经济增长。然后,本文分析了汇率调整与均衡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是汇率升值能够促进均衡经济增长,从而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实现。最后,本文分析了汇率及其制度调整的影响,并在政策搭配和制度建设方面提出了应对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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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3
摘要：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者研究的热点，所以笔者详细的分析了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在最后提出财政分权中应注意的问题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和途径。
关键词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影响；促进方式
从以往学者对财政分权和国家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得知，二者的作用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正负相关，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二者之前的关系是双向的，而且其对经济增长也有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存在。其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财政分权本身的增长机制就存在不确定性，所以下面笔者就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做如下分析。
一、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
（一）财政分权能够影响到生产者的效率，从而影响到经济增长
虽然同样是财政支出，但是如果当地政府能够比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更多更好的话，这种财政分权就会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财政分权对于企业也是有影响的，例如在生产活动中的财政分权就会促进企业的资本投入，使得企业能够得到更多的劳动，更新和改造生产技术，这些举措都会促进经济增长，对其产生正面的影响。
（二）人力资本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因素，它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
国内外学者对于人力资本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结论都是认可的，而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却来自持续教育。中央政府对我国教育的投资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如果当地政府能够更好地参与到这份教育事业投入中来，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根据夏杰长等（2005）的研究发现目前地方政府在基础教育投入中已经占到很大比例，这种结果就是中央财政分权的结果导致地方政府有了更多的教育资源和基本权力，这对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是很关键的，也很好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二、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主要是指对资源分配因素的影响，最终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根据Qian&Weingast（1997）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主要是对权力进行下放，然后将重新归类政府的职能和应用进行不同层次的限制和冲击。例如，私营单位或公共部门的环境一旦发生变化，私营单位或是公共部门会做出相应的举措来化解，这样就会影响该企业或是部门的生产水平和社会行动，有效的刺激经济水平增长。而且根据财政分权理论可知，财政分权进程可以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和企业竞争力，所以政府要进行一系列的放权行为，这样才可能控制和释放原有生产力，进而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
三、财政分权应注意的问题和促进方式
我们要注意，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有正面的，还有负面的影响，也就是阻碍作用的可能。究竟该怎么判断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造成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这就需要我们根据当地特定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所以说，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二者的关系并不是只有正面的，还有负面的可能，而这种结果是与当地经济条件和所处情况紧密相关的。为了更好地使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式进行：
首先，要调动地方政府的建设力度和积极性。在实施财政分政改革后，对当地经济发展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应努力提高对公共资源配置的使用率，由于目前的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流动人口资源，所以当地政府为了吸引这些流动人口资源会制定大量有吸引力的政策，以此来创造和优化当地的公共环境，以此来吸引投资商的资金进入，然后在资金到位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提高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更强的吸引力，以如何的良性循环来形成该地区长期稳定的区域影响力。Zhang 和Zou（2001）提供了“政府公共支出增长效应的多级配置的理论框架，假设内生增长模型是由私人资本和公共开支三级政府的生产函数来确定”。他们认为：“我国财政分权和省级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指出，由中央政府利用有限资源进行投资的一些重要基础设施项目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正向效应，促进了经济增长”。
其次，对预算进行硬性约束。财政分权改革是在地方政府财政政策平衡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对其财政援助不能再进行自由安排，以此来降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并最终形成对地方预算进行约束的目的。为了更好的降低财政平衡和竞争压力，地方政府必须要提高财政资源的使用效率，以此来降低政府对企业的财政援助和运营效率。因为政府无约束的财政援助会导致公共支出的浪费，造成财政资源效率低下，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吸引投资商来地方投资和资金流入的。而通过对财政预算进行硬性约束以后，有助于将区域竞争市场环境打造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Qian 和Roland（1998）模型证明：“政府权力下放微观两方面的影响：第一，在自由流动条件下的要素，各个地区的政府为了提高自身的吸引力和竞争力而要不断的提高其自身的运转效率，逐渐形成竞争效应的机制；其次是财政分权可能带来各个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随之产生的相互竞争关系会进一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从而提高经济的发展速度”。
最后，要提高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在财政分政的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为了能满足当地居民对公共资源的需求，往往会投入很大一部分公共资金支出，而且由于缺乏对公共财政支出的监督和约束，使得地方公共资金的支出超标，而且由于这些支出比较随意，使得部分公共资源的使用率非常低，这就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所以地方政府必须要在监督和约束公共财政支出的基础上，提高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地方政府具有极高的信息获取途径：第一，要求信息的统一性。政府制定的所有政策，是为了验证是否满足居民需求，且和政府政策是否一致的指标，而且为了提高流动资源的使用性，政府会制定出许多针对流动人口资源的倾斜政策，由于流动资源的稀缺，导致政府更侧重于对流动资源的争夺，地方政府为了争夺资本配置和本地公共资源，导致建筑开支居高不下，这也是造成地方财政分政中经济比例偏高的原因。
总体而言，地方政府的竞争压力，发展的影响公共政策的组合要素正在逐步增加，虽然这种方式自下而上的压力不能直接形成的官员任命，但不可否认的是，为了经济增长作为官方的绩效评价标准和任命的官员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来直接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以及自上而下的基础前提，流动性因素从而间接地影响到地方官员的政绩。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刘志强.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J],北京大学学报,2000.
[2]张晏，龚六堂.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05年01,P75-108.
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4
Trade and
Economic Growth
摘要：对于贸易或称之为开放度和增长间关系之历来有之，虽然所付出努力不断，但都未能够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早期的研究虽然证实了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积极关系，但由于上的缺陷，结果不能令人信服。当前的研究方法克服了早期的方法缺陷，但却无法找到二者间的联系。本文试图通过现有研究中存在的缺陷，从而为以后的研究指出一个更为明确、更为合理的方向：即使用微观经济论据而非宏观论据，对贸易或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而不仅仅是宏观考察二者间的结果。惟有如此，才更有助于我们找出更为充分的证据来说明贸易或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
关键词：贸易；政策；经济增长
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是否能促进一国经济更快增长？更多的贸易是否就意味着更多的经济增长？对于诸如这类的探讨，很多经济学家都做出了努力并且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对外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更为开放的外贸政策有利于国内经济。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罗伯特逊（D.H. Robertso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甚至得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学说。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受到经济学家们的关心，最主要的原因恐怕不外乎是为一国对外贸易政策制定服务，即找出二者之间的关系及，从而政府能够根据需要调整对外贸易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一国改变其对外贸易政策就一定能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吗？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恐怕需要更多的实证材料。经济固然有用，但很多基于经济理论文献所做出的预测与现实结果并不一致。提倡更为自由、开放的贸易理论有其合理成分，但倡导对国内某些产业进行保护使其免受国际竞争的理论也不无道理。本文通过介绍一些研究者对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目的不在于说明其特定的研究结果如何，而是试图找出其研究方法上所忽略的不该忽略的问题，基于此，为提出一套更为有效的研究方法献计献策以供大方之家商榷。
一、 已有的实证研究概况
已有的关于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之讨论主要还是建立在其有力的实证研究结果之上的，尽管众多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进而所建议的对外贸易政策也不尽相同，但所用的研究方法却极其相似。都是通过考察不同国家宏观经济水平，利用标准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把各国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和经济运行情况作为变量，从而试图用实证的方法找出二者之间的关系。尽管在研究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所采用的变量和计量经济学方法都在不断地改变、有所发展，但总的来看，这些文献的研究结果并不能为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积极的有说服力的建议。因而我们可以看出，其实那些方法没有一个能够真正解决对贸易政策的制定问题。当我们问及其研究结果是否对贸易政策制定有实践作用时，答案是否定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的研究应该更注重于外贸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方式，即通过研究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传递机制而非停留在对其结果之间的关系上研究，会更有利于我们找出贸易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一)早期的实证研究
对贸易政策和经济运行关系之研究，一种自然而然的方法似乎就是利用统计数据来考察贸易的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如果开放的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那么自然可以得出结论：采取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的国家比那些设置更多国际贸易壁垒的国家经济增长要快，就能实现更高的国民收入水平。进行方面研究的早期代表人物有：Dollar（1992），Sachs 和Warner（1995），Harrison（1996），Edwards（1998）。在研究过程中，考察贸易开放程度所采用的变量主要包括：关税保护水平、非关税壁垒的范围、外汇市场扭曲程度以及国家是否垄断对某些商品的出口；考察经济运行状况主要看GDP增长率。这些研究表明，在二战后的期间，采取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的国家经济增长也相应地比较快。
开放的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的和间接的影响，它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是因为它能够导致一国更高的贸易依存度（或叫贸易密集度）。然而，一国的贸易密集度除了受贸易政策所设置的贸易壁垒影响外，地理因素也是影响一国贸易密集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一国经济增长时把贸易（注意：不是贸易政策）作为主要因素考虑时，仅仅考察一国政府对贸易的干预程度将不是衡量贸易密集度的最好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后者（地理因素变量）也是应该在考虑范围之内的。在早期的研究中（包括Dollar（1992），Sachs 和Warner（1995），Harrison（1996），Edwards（1998）的研究），都是采用的贸易密集度作为变量而非贸易政策作为变量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自然就包含了非政策性的贸易壁垒。而基于自己的研究结果他们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采取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的国家会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更高的收入水平。
结果确实表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积极的关系，然而在运用这些研究结果来衡量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因忽略了开放度到底是受政策影响还是地理因素影响这一问题，我们不免对其结论持怀疑态度。研究过程使用的是贸易密集度，而结论使用的却是贸易政策开放度，其实混淆二者间关系而简单地将其划了等号。我们知道，实证研究方法受到两个关键因素的制约：内生性偏差和变量遗漏偏差。内生性偏差产生的原因是由于贸易政策与经济运行有内在关联。早期研究的一般结论都是越开放就越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因果律可能会导致相反的结果：经济疲软的国家很可能更有设置贸易障碍的倾向，比如说提高关税以弥补国内税收不足。如果回归分析中所遗漏的变量恰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那么此时变量遗漏偏差就会发生。比如说一个拥有良好的经济组织机构和制度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良好的经济组织机构和制度和贸易政策恰巧有关，但真正促进经济增长的是经济组织机构的质量本身。那么此时所观测到的贸易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就会被误认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早期研究贸易和经济增长中所采用的标准最小平方回归分析法，由于存在着内生性和变量遗漏问题，那么所得到的关于开放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结果也就存在着偏差估计。以上的例子及其它读者可能想到的例子都充分说明了内生性和变量遗漏不是小小的技术谬误，而是改变研究结果的因素。在意识到这些不足之处后，文献研究又进一步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引入变量估计来纠正内生性偏差，二是使用相关可控变量来解决变量遗漏偏差。随着方法的改进，后来的研究结果证实了早期研究结果确实受到这些偏差影响，而纠正这些偏差的同时却发现开放度和经济增长间的积极关系也就不复存在了。
（二）当前的实证研究
一国的贸易密集度既取决于贸易政策所导致的贸易壁垒，也取决于地理因素所导致的贸易壁垒。如上所述，政策所导致的贸易壁垒既可能是受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内生性）影响，也可能是受其他因素（变量遗漏）影响。地理因素所导致的贸易壁垒，比如国与国之间的距离、与海洋的接近程度、人口状况等，似乎既不受经济运行状况影响，也不受其他因素影响。Frankel and Romer (1999) 将外生性特征——地理因素所导致的贸易壁垒作为变量纳入回归分析之中，研究贸易密集度。这种方法本质上是利用地理因素所导致的贸易壁垒及贸易和经济运行情况间关系来推断政策性贸易壁垒的影响。Frankel and Romer 发现，贸易中的地理因素确实会影响一国经济运行：贸易增长10%通常会带来收入增长约10%-20%。这种研究的结果与早期研究的结果具有一致性，同时说明利用地理因素做变量分析贸易密集度是正确的。这充分说明了贸易密集度除受政策影响外，还受其他因素影响。Frankel and Romer 还声称：不同政策所导致的贸易差别不会象地理因素导致的贸易差别那样影响收入水平。Rodriguez and Rodrik (2001)的观点认为“即便以地理约束形式的无差别的贸易壁垒对一国经济是有害的，政策对市场失灵的干预程度和贸易管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且，即使政策和地理因素所导致的贸易壁垒在某个特定时期对一国收入有着相同的影响，但它们影响的方式也在不断改变。比如相对于二十年前来说，信息改变了“距离”在贸易中的角色；同样，关税对贸易的限制作用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和资本的流动的发展也不断改变。
当前的研究还将早期研究中所忽略的两组变量考虑进去，结果发现早期研究所得的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积极关系也是不成立的。 第一组包括与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有关的变量。 这里，地理被认为是长期发展的直接的决定因素。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国距离赤道的距离。Easterly and Levine (2003)指出：“……与适度的气候相比， 热带环境更有不利于生产的倾向，更多的疾病，存在着不能有效使用在适度气候区域发展起来的生产技术的影响因素”，以此来说明在实证分析中应该包括“距赤道的距离”这一因素。Rodriguez and Rodrik (2001) and Irwin and Tervio (2002)在使用Frankel and Romer的理论模型分析时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结果发现贸易对收入的影响程度要大打折扣并且显得不再那么重要。其他的诸如一国在热带地区所占面积百分比等因素也不断地被纳入分析之中。结果都表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果不复存在了。第二组变量与一国组织机构的发展有关。将这些变量纳入回归分析的模型之中，同样存在内生性和变量遗漏问题。在这一方面的研究的代表人物有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2001)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他们的有关文献，由于受到篇幅所限，在此不再赘述。但有一点要说明的是，他们的研究同样遭遇了“失败”，即没能找出贸易与经济增长间的确定的关系。
这些研究文献都试图从不同国家宏观经济水平的实证资料中找出贸易开放度和经济增长间的确切关系。但最后的结论都是站不住脚的，还需要用其它的数据集，变量，方法等做进一步研究。然而现有的实证研究已经表明，一旦早期研究中的诸如内生性和变量遗漏问题得到解决，就没有证据说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间的因果联系。结果似乎是令人失望的，毕竟这些研究都没能够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但是我们从中了解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即对于“贸易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吗？”这一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绝对的答案。二、 宏观回归实证的局限性
即使研究人员能够找到象上面所述的一整套令人信服的来解决内生性和变量遗漏，使用宏观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仍然存在着局限性。换言之，即使所使用的回归模型是接近完美的，分析中至少还存在以下两点缺陷：一是每个贸易-增长的回归模型都将贸易政策概括为一维指标，另一个就是所有的回归模型都不考虑贸易政策对政府依赖性。粗略地看一下贸易政策是如何发挥作用，我们就能发现这些模型的结论是令人费解的。首先，贸易政策可以通过很多渠道对宏观运行产生。比如贸易政策可以影响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从而影响定价及刺激企业不断创新、提高效率；贸易政策影响贸易量；贸易政策还会刺激不同部门不断扩张或收缩，不断扩张的生产部门由于产量的提高而可能产生积极的外部性，收缩的部门会重新分配无效率的资源。其次，贸易政策的手段或工具很多，包括关税、配额、进口许可证等进口限制和出口补贴、出口信贷等出口刺激。再次，某些政策通过特定渠道实施的部分效应可能也取决于经济环境的特征，国家的发达程度，部门的完善程度等都会影响到政策的实施效果。可以说，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是特定经济环境下，一系列政策工具通过多种渠道共同作用的结果。考虑到其多样性的特征，就不难理解为什么 单靠典型的贸易-增长线性回归模型实际上不能揭示贸易和经济增长间的作用机制的。故将一国贸易政策不同方面的综合作用结果简单的融合为一种变量——贸易开放度，是不的。另外这些分析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中，排除了国家的影响，即其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很显然这是一个很苛刻的假设前提，适合于一个贫困国家的政策可能不适合富裕国家。总之，经济环境对政策的实施效果起着关键性作用。比如一些东亚国家采取的出口导向战略而拉丁美洲国家采取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将这两种不同的战略方式糅合在一种回归分析模型中？如果不考虑政策工具、政策实施的经济环境及作用机制而单纯地认为任何一种贸易保护措施都是有害的话，那么用于分析贸易-经济增长的回归模型似乎就是比较合理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也就说明了对于“贸易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吗？”这一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绝对的答案。同时也向我们暗示：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不得不改变我们所询问的问题的类型以及所要寻找的答案的类型，因为我们相信上述所涉及的回归模型是不能揭示贸易和经济增长间的作用机制的，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寻找其他的可能的方法。
三、 使用微观经济数据，注重对传递机制的研究
至此，我们已经分析了现有的实证分析的做法及其局限性，并且发现其分析结果是不确定的、没有说服力的。没有确切答案的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本身不重要，相反，我们很想知道自由贸易的“赞歌”真的能起作用吗？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如果实施得当的话，真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吗？其实在现有的实证分析研究中，大多使用的都是宏观数据资料，注重于对结果而非传递机制的研究，因而其所得结论往往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并且这种只注重结果的研究严重地限制了现有贸易-经济增长中的政策关联性。所以对贸易-经济增长的研究就应该从注重结果转向注重传递机制，——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传递机制。
（一）使用的数据资料问题。现有的贸易-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大都使用各国宏观经济资料。总的来说，使用这种资料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它们所能给予的信息是不够丰富的。进行生产和贸易的不是国家，而是一国的公司企业和消费者。因而衡量贸易对收入的影响时就不能不使用这些微观经济数据。使用的国家宏观经济数据背后的想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它具有“平均作用”。有的公司赢利，有的亏损；有的消费者得利，有的却遭受损失；有些产业在更为开放的自由贸易下能够兴旺而有些产业则不断萎缩，而宏观数据都将这些结果加以综合“平均化”了。且这种“平均化作用”不仅仅对一个国家，而是对所有的国家都是起作用的，因而其说服力是微弱的。
（二）传递机制。当问及是否贸易能够使一个国家更加富裕时，似乎就需要贸易和收入的宏观数据来说明，然而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很多经济文献只研究了结果而回避了对传递机制的研究。经济学家们或许能够用他们的所谓经济模型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是一个真正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模型应该首先能够回答以下问题。1、该模型应包括哪些变量，不同的变量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所使用的变量是否都是使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所必要的？2、哪些变量是外生变量，哪些不是？3、贸易是通过那些渠道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因为贸易和经济增长可以通过很多方式相互作用的，单维贸易指数的简单线型回归分析并不能适合所有的情况。4、那些是动态变量？即要找到一个模型来说明贸易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是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又牵涉到两个相关问题。首先，贸易和经济之间的特定关系的变化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对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需要有不同的政策措施相配套。这其实就是如上所述的政策作用对国家的依赖性。其次，即使不存在着这种依赖性，一些能够用来解释贸易-经济增长关系的诸如运输费用和信息等基础项目，他们的作用是如何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简言之，这样的模型要求我们去思考“为什么”贸易会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如果能够作到这些，就基本上避免现有的研究方法的弊端，这就要求我们选择适当的模型加强对传递机制的研究，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要根据不同情形制定或选择不同的贸易政策。
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模型，对上述问题就难以回答。按照上面的问题需要，建立一个合适的模型，首先一个优势就是能够让我们找出贸易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另一个优势就是当计量经济学与某一经济行为模型联系更为密切时，我们能够通过反复检测来验证模型的实用性，并对模型加以重新审视。这种反复的过程同时让我们不断地寻求更为合理的能够有实证数据支持的模型。
如果贸易-经济增长的研究能够向这一方向发展，那么这些研究就应包括：1、注重对企业等微观主题研究，调查是否从国外引进更为激烈的竞争能够使得国内市场更具有竞争性，从而更加有效配置资源和提高实际收入水平。2、是否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能够促使国内企业提高生产能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3、研究国际贸易的外溢效应。货物贸易可能会连带知识、科技转移，知识的积累又会促进经济增长。4、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通过观察模仿外资企业的生产经营也可能实现知识转移，知识的积累会促进经济增长。5、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会有利于一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
以上所列都是一些不完整的例证而已，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什么那么多经济学家对经济全球化会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感兴趣。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不同，其相关的政策意义也就不同。比如对于南非国家来说，FDI的就业效果带动的经济增长较明显而通过货物贸易连带的知识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极其有限。那么此时政策制定就更倾向于鼓励FDI发展。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贸易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会因经济环境和政策工具的不同而变化，所以对其所能给予的答案也只能是在限定的范围内更加具体而非泛泛的解释。但这毕竟能为政策的制定提供更为可靠的指导作用。
四、 贸易政策的性质在不断改变
无论是使用传统的回归分析法还是本文所提倡的特殊方法，都要权衡贸易政策在其中的作用。传统的贸易政策工具莫过于关税和配额了，它们被各个国家广泛采用以实施各自的发展和化战略。所以将其纳入回归分析之中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贸易政策也不例外。因此，当我们再对贸易-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分析研究时，传统的贸易政策工具极其权衡似乎显得不在那么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双边的、区域性的以及多边的贸易协定大大约束了它们的实施效果，例如出口补贴就是WTO所不允许的。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使得传统的贸易政策工具作用不断降低。了解贸易政策的性质的变化，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以往的对贸易-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文献。读者们不免要问，在传统贸易政策工具作用越来越微弱的今天，什么样的贸易政策变得更重要？我想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促进出口和吸引外资了。随着新的贸易政策工具的作用越来越强，随之而来的两个方面问题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第一，将这些新的贸易政策工具纳入我们的分析之中固然重要，但也具有挑战性。重要是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比如税收优惠吸引的外商投资是否就能促进经济增长，具有挑战性是因为对这些新工具的权衡是存在难度的。第二，关税和配额往往因部门不同而不同，即具有“部门特性”，其实这种特性在新的贸易政策工具上体现的更为明显，它们的使用范围可能相对更为狭窄，因而不适宜用于贸易-经济增长的宏观分析。当我们放眼未来，对贸易-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下一轮浪潮就需要首先解决这些新的贸易政策工具所带来的问题。
五、结论
贸易政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吗？可惜的是很长时间的研究也未能给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答案。早期的研究证实了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由于方法上的缺陷，结果不能令人信服。当前的研究方法克服了早期的方法缺陷，但却无法找到二者间的联系。简单的线性回归分析无法说明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重要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微妙，且相互作用要依赖特定的机制和取决于特定环境。更多地使用微观经济论据而非宏观论据，对贸易或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作用机制建立特定的模型，而不是仅仅考察宏观结果，惟有向这一方向发展，才更有助于我们找出更加充分的证据来说明贸易或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这种方法只能在更狭窄的范围内使用，并且对于贸易或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不能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只能依具体情况而对某一方面给出特定的答案。因为我坚信，事实上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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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5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9-0001-04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都是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金融发展理论认为，不管是从理论层面上还是从实证层面上都得出了金融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Levine， 1997）。Gupta（1987）认为，金融发展理论应划分为金融结构论和金融抑制论两个方面。金融结构论认为经济增长受到金融变量的数量及结构影响，因此金融深化与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构成了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McKinnon（1973）和Shaw（1973）首先提出的金融压抑论则侧重于价格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实际利率与实际汇率的自由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低于均衡的实际利率与高估的国内货币等形式的金融压阻碍了经济的增长。本文以贵州省为例，对贵州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并根据研究结果给出有效的政策建议。
一、影响经济增长的金融因素
Levine（1997）提出，金融有五个基本功能：（1）便利风险的交易、规避、分散和聚集。（2）配置资源。（3）监督经理人，促进公司治理。（4）动员储蓄。（5）便利商品与劳务的交换。他认为通过发挥这五个基本功能能够有效解决市场中存在的高信息成本和高交易成本，通过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从而影响经济增长。金融的发展有效地降低了信息与交易费用，构建了资金盈余者和资金缺乏者之间的桥梁。投资者通过多元化的投资组合，降低了资金流动性风险的同时，提高了投资回报率。生产者则通过灵活的融资方式获取足够的资金，投资到技术创新领域，提高投资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资本向着高效率方向流动（R增加），社会总收入增加，从而提高了储蓄率（s增加），加速储蓄的投资转化（ β提高），投资增加，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最后促进经济增长（g提高）。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如下页图所示）：
资本利用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技术创新，在贵州省这样的西部省份，技术创新往往十分缓慢，所以本文假设资本积累是贵州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则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储蓄率s和储蓄的投资转化率 β上。在此对影响储蓄率和储蓄的投资转化率的因素进行分析。
第一，储蓄率s的影响因素。周小川（2009）指出，储蓄率受到富裕程度、汇率、金融媒介和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民族传统、人口结构、社会保障的优劣等因素的影响。同时，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经济货币化程度以及影响金融发展和金融效率因素都会对储蓄率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二，储蓄的投资转化率β的影响因素。居民储蓄的投资转化率是居民储蓄中扣除消费后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余额直接转化或金融转化为投资量的比率，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部门效率。一般的，我们用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的总额与国民财富的比率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通常简化为金融资产总量与名义GDP之比。同时，金融效率指标FE用来衡量金融机构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效率，FE一般用贷款和存款的比值来表示。
在这里，应该指出，金融发展不光在储蓄率和储蓄的投资转化率方面影响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从资本的利用效率上对经济增长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其中，δi （i=0，1，2，3）是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u是随机变量；RGDP是实际GDP增长率，表示经济增长；FIR是金融规模指标，表示为M2/GDP；FE是金融效率指标，表示为贷款/存款；FSS是金融储蓄结构，表示为居民储蓄/全部存款，其中，贵州省的FSS从1993年起就稳定在0.5左右，说明存款中居民储蓄占比较大。FIR， FE和FSS度量了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效率，他们通过影响储蓄率s和储蓄的投资转化率β来影响经济增长。
（二）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软件Eviews5.0对贵州省1980—201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数据来源于《2011贵州统计年鉴》、《贵州六十年》以及贵州统计局网站、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网站上公布的金融数据。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变量RFDP、FIR、FE、FSS没有拒绝原假设：序列存在单位根。他们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存在时间趋势；进行一阶差分后，变量DRGDP、DFIR、DFE、DFSS则都拒绝了原假设，说明他们是平稳的，可以运用一阶差分后的数据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探求非平稳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本文采用Johansen法来检验贵州省金融发展变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见下页表2）：
根据表，在95%的置信水平下，变量DRGDP、DFIR、DFE和DFSS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具有共同的随机趋势，他们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经过研究发现，滞后4期和5期的贵州省RGDP、FIR、 FE、FSS之间的关系比滞后1期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滞后4期，95%的置信水平下，只有贵州省的金融效率FE是GDP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在滞后5期，95%的置信水平下，贵州省的金融相关比率FIR与贵州省的GDP增长率之间存在单向的Granger原因，并且贵州省GDP增长率和金融储蓄结构FSS也存在单向的Granger原因。但是，贵州省GDP增长率与金融效率FE却不存在Granger因果。
4.VAR模型的估计
（1）式中，三个因素中影响经济增长率RGDP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储蓄结构FSS，而金融相关系数FIR和金融效率FE则与经济增长呈现出负相关关系。但是滞后3期时我们却可以从（2）式中发现，DFIR、DFE、DFSS同时促进经济的增长，并且，影响系数分别为12.61、24.88和1.19，金融相关系数和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改变较大，金融储蓄结构的影响力度明显下降。这说明贵州省金融发展在长期内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贵州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相互促进的协整关系，同时，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当置信水平为95%时，在滞后4期的情况下，金融效率FE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单向Granger关系，滞后5期时，金融相关比率FIR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单向Granger关系，并且贵州省GDP增长率是金融储蓄结构FSS的单向Granger原因。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贵州省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相关关系。同时，通过VAR模型的估计我们也可明确，贵州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多地体现在长期发展上。苗馨允（2008）在对比江苏、上海、宁夏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后，得出，越发达地区金融深化程度对经济增长贡献越小。因为发达地区投资和筹资渠道丰富，金融机构的作用相比落后地区淡化。反方向看来，这也说明在发展落后的贵州，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作用，以实证分析为基础，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有效提高金融效率，注重资本市场发育质量的提高。从研究结果来看，在滞后2期的时候，金融深化指标FIR和金融效率FE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明显的负影响，这个结果是出乎意料的。经过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这是由于货币政策的逆周期操作造成的。在经济增长率较高的时候，货币当局往往选择紧缩的货币政策以控制周期的波动，较低的M2和较高的GDP造成了金融深化指标FIR相对较低，反之，在经济低迷时货币政策的逆周期操作也会造成FIR的提高。Harris的研究表明：在欠发达国家，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大多是非常弱的，而在发达国家，股票市场的活动水平的确有助于解释人均实际GDP的增长。所以，笔者认为这个结果是由于贵州省金融发展尚在初期，其不规范性和欠完善性都造成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负影响的原因。其次，贵州省的证券业、股票市场等发展不仅受到经济不发达因素的影响，由于发展起步晚，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群众心理、投资意识等因素的影响。另外，投资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增长。但是在滞后3期时，模型结果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三个影响因素均促进GDP增长率的提高，其中金融效率FE提升1%，可以带来经济增长24.88%，是模型中的三个因素中影响力最大的一项。贵州省金融发展程度低，但金融效率FE和金融相关比率FIR都是GDP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从另外一个方面思考，特别是从长期发展上看，这说明了贵州省的金融发展潜力巨大，并且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贵州省的金融机构起步晚，资本市场发育慢，所以必须并且有必要从发展初期就汲取国内外先进的、适用的发展经验，从政策和市场两方面重视资本市场的发育质量，有效提高金融效率，以提高投资的数量和质量为有效手段，最终促进贵州省经济的增长。
第二，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号文件）的出台为契机，规划具有贵州特色的金融发展战略。贵州省的金融增加值贡献率（金融增加值占GDP比重）近年来维持在3%～4%之间，而全国的金融增加值贡献率是6%，贵州省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较大。从数据上看，金融业的增长值占贵州省GDP的比重不算很高，并且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不大，一方面是由于贵州省经济发展落后，经济对金融发展的带动性不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金融市场发展起步较晚，经验不足，金融政策和发展机制都不够完善和成熟。2012年度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号文件给贵州省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金融发展也不例外。所以，贵州省应该紧紧抓住这个契机，制定具有贵州特色的金融发展策略，巩固和扩大金融产业规模，提高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先从政策导向、金融可持续发展、金融发展环境等方面进行规划发展，最终落实到加强金融机构建设、拓宽社会融资渠道、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改进农村金融服务、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以及增强政策扶持力度等领域，进一步完善贵州省金融市场发展策略，以达到最终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第三，从全局出发，规范和完善贵州省金融市场的发展。贵州的金融市场处于发展初期，金融机构单一，融资渠道缺乏多元化等问题都严重限制了金融市场竞争力的提升，根据实证结果分析，贵州省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都比较低。所以，要想通过金融发展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必须规范和完善金融市场，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把金融机构建设放在重中之重。2012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发2号文件精神促进金融加快发展的意见》中提出“引金入黔”，鼓励和支持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期货、基金等金融机构进驻贵州。在大力发展原有金融机构的同时，想方设法吸引更多有造血功能的外来金融机构加入贵州。以银行业为例，近年来，贵州省的银行业已经从国有银行一枝独秀的局面开始转变，浦发银行、兴业银行、花旗银行、招商银行等有实力的银行在贵州设立分支机构，外资银行、区域性银行等多种银行百花齐放。同时贵州省也在加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展的步伐，贵州银行于2012年挂牌成功，积极推动贵阳银行上市，大力支持华创证券的发展。贵州省在鼓励组建多种所有制体质形成的投资公司或者资产管理公司，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结构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必须要注重这些金融机构在贵州的长远的发展，网点向城市和有基础的乡镇全面延伸覆盖。其次，支持金融机构的硬件发展，提高信息技术水平，完善信息发展网络，有效促进金融发展。第三，建立相关的法律对贵州投资融资机制体制进行保障和监督，规范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长期看来，金融发展不管是在量的提高还是质的改变上，都能够促进贵州经济的增长。因此，从全局上看，贵州省金融业的总体发展将是贵州省未来发展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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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范文6
关键词:区域协调政策;经济增长;产业转移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6-0056-06
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性是世界各国及各区域普遍存在的现象。江苏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长江中下游流域,根据地理位置和自然禀赋的差异,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个区域。从1952年到1978年,苏南、苏中、苏北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7.4%、7.4%和6.6%,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并不显著。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实行沿海开发和浦东开发战略,苏南经济发展在地理位置和人文传统方面的比较优势充分表现出来,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苏南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大力地推动了苏南农村工业的发展。苏中地区借由沿江港口,发展了一大批重工业项目,但经济发展速度远落后于苏南。苏北地区的农业占据了全省的半壁江山,但工业发展严重滞后。全省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异迅速扩大,三大区域的人均GDP的比值从1978年的2.8∶1.6∶1扩大到1993年的5.4∶2.1∶1。
上世纪90年代之后,江苏省委将“区域共同发展”作为江苏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发展战略之一,推进了区域间的各项交流与合作。在这些政策的指导下,江苏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逐步得到缓解,2007年三个地区的人均GDP比值缩小到3.4∶1.7∶1,区域产业政策初显成效。然而,伴随着“区域共同发展”战略的进一步推进,这种强行政色彩的资源配置方式受到了质疑。在区域产业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政策从哪些方面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发挥了促进作用?已有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强化或者削弱了已有的诸种增长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目的正是通过回顾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江苏省区域协调发展政策,运用江苏地级市层面1996-2007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江苏省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实际经济效应,从而为其它地区通过区域政策来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也为江苏省今后区域政策调整的方向提供指引。
一、江苏区域发展政策回顾
(一)江苏区域政策演变
改革开放之后,江苏省三大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整体上呈现波动性的扩散趋势。从1984年,江苏省第七次党代会提出“积极提高苏南,加快发展苏北”的方针开始至今,各项政策轮番登台(如表1所示),为缩小江苏省区域间的经济差距发挥了或大或小的作用。
(二)江苏区域政策评价
尽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一直是江苏省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然而,这些政策的具体实施情况则由江苏省政府的财政实力和整体政策目标来决定。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区域协调政策往往由于省级政府的财政约束以及促进苏南地区优先发展政策取向而得不到有效的执行。对于苏南地区而言,自身发展的要求以及与苏北地区的竞争性,导致他们不会自发地向苏北地区提供发展援助。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苏南地区的先发优势给省级政府带来的巨大的财政收入,政策往往更多地支持苏南地区进一步的结构调整和产权改革,如优化苏南的产业结构,通过企业改制提高企业的效率。而以农业为优势的苏北地区得到的政策支持反而不及苏南。真正有力的政策支持开始于2001年。因为这一年江苏省政府专门成立了苏北发展协调小组,其宗旨是促进江苏省区域的协调发展,从而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组织保障。江苏省雄厚的财政实力也为这项政策的实施提供了经济保障。这种支持苏北地区发展的政策取向通过不同的渠道影响着产业资本的转移,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直接促进区际产业转移
从1984年江苏省开始实施江苏区域发展政策干预以来,产业转移一直作为区域共同发展的重要手段。江苏南北合作的领域也不断拓宽,涉及农产品生产、农产品加工、工业、商贸、教育、科技、旅游、房地产等各项产业。并且,大额投资规模项目不断增多,“十五”期间,苏南向苏北转移500万以上项目663个,项目总投资165.4亿元。如连云港药业、盐城汽车、淮安钢铁、新沂的斯尔克纺织、沛县的盐化工项目,都是上10亿元甚至是超过100亿元的投资规模。同时,越来越多的资本向着有较好产业基础的机电、纺织和化工等领域集聚。苏北地区轻重工业结构由2002年51.1∶48.9调整为2007年38.5∶61.5,2007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到656亿元,比2005年增长一倍。
2.加强苏北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是促进苏北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早在1991年,江苏省就提出要加强苏北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2004年所颁布的《关于促进苏北地区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中提出要加大对农村公路建设的投入,苏北通村公路的补助标准由每公里10万元提高到15万元,对县乡河道疏浚补助资金由3600万元提高到6600万元。2005年颁布了《关于鼓励苏南产业向苏北转移奖励政策有关实施办法的通知》,规定苏南投资者在苏北同一开发区内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额达3亿元起,每年奖励1千万元。
3.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在信贷支持方面,各大商业银行在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对江苏产业的南北对接提供有力的帮助。如2006年10月30日,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授信120亿元用于支持苏南企业“北上”。这次参加签约的苏南企业,均为农行多年支持的重点客户。根据协议,江苏农行将对签约客户提供一揽子融资优惠政策。2007年8月21日,国家开发银行为苏宿工业园提供6亿元10年期的贷款,用于方便苏南产业转移的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是人力资本的作用。而人力资本的流动方向不是政策能够轻易决定的。尽管江苏省政府的区域政策可以通过财政、税收、土地以及信贷手段降低苏南和其它地区的产业向苏北和苏中地区转移的成本,增加转移的收益,但是,这些政策并不一定意味着可以吸引人力资本向落后地区转移。相反,通过刺激发达地区的产业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有可能会降低人力资本在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因为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欠发达地区吸引产业转移的优势主要在于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要素以及税收政策,所以转移过来的产业往往是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而基于人力资本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则继续保留在发达地区。鼓励产业转移的区域政策往往会强化这种效应,促使苏中和苏北地区的人力资本加剧向苏南地区流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人力资本对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偏向欠发达地区的区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方式从“背井离乡”转变为“离土不离乡”,从而有利于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江苏省政府采取了大量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但是整体而言,江苏省区域发展差距仍然在扩大。从图1所描述的江苏省三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泰尔系数①来看,三大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在整体上呈现波动性的扩散的趋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区域政策没有发挥作用。一个可能的情况是,如果政府不采取这些政策,区域发展的差距可能会更大。当然,政府政策也可能会导致扭曲效应,关键在于其净效应是否为正。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取与说明
根据前文的分析,选择以下变量实证研究江苏省区域协调政策对苏中和苏北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因变量为经济增长率,我们采用苏北和苏中8个地级市的GDP的对数形式来度量。自变量则包括劳动力成本变量(wageg)、外资进入变量(fdi)、基础设施变量(infra)、人力资本变量(tecw)、地理变量(sea,river)以及区域政策变量(policy)。劳动力成本采用区域工资的相对差异来度量,通过计算苏中和苏北各地级市的在岗职工工资与苏南地区在岗职工工资的平均工资的比值来获取。资本进入变量通过FDI来度量。基础设施变量采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基础设施建设的比重和每万人拥有的公路里程数来度量。人力资本指标由每万人中技术人员的比重来度量。由于江苏省于2001年成立了苏北发展协调小组,我们以2001年为界设定一个时间虚拟变量用以度量江苏省政策变量,该变量2001年之前取值为0,其余取值为1。地理变量构建方面,在苏中和苏北共10个地级市中,沿海的地区记为1,其余的记为0;沿江地理虚拟变量的构建与此相同。沿海的地区有连云港、盐城和南通;沿江的城市有南通、泰州和扬州。
基于研究的需要,我们构建了一个苏中和苏北地区的面板数据库。该数据库涉及到1996-2007年苏中和苏北地区的8个地级市的数据。这8个地级市分别是扬州、泰州、南通、徐州、淮安、盐城、连云港、宿迁,其中扬州、泰州和南通属于苏中地区,其余则属于苏北地区。所有数据均来自1997-2008年间的《江苏省统计年鉴》以及江苏省统计局官方网站。
(二)回归分析
根据已有的变量和数据,我们构建如下面板数据模型:
我们对回归方程进行Breusch-Pagan/Cook-Weisberg异方差检验,结果发现不存在异方差问题。对其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发现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之间存在系统性差别,这意味着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更好。但是为了观察地理变量的影响,我们在初步回归中保留了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实证分析的结果参见表2。
表2给出的结果与我们前文分析基本一致。以工资差异度量的劳动力成本、以FDI度量的外资、两种不同的基础设施以及政策虚拟变量均显著地促进了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地理变量却并没有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3给出了政策与FDI、基础设施以及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回归中剔除基础设施交互项主要是基于多重共线性以及该数据时间跨度较短的考虑。劳动力成本只有在固定效应下显著为负,这与表3的结论一致。FDI和两种度量的基础设施的影响与表4给出的结论仍然一致,政策增强了基础设施的增长效应。而且,交互项得出的FDI和基础设施的增长效应要超过没有交互项的情形。由(3)我们可见人力资本-政策交互项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与前文表2(3)相比,其系数降低了。这意味着区域协调政策弱化了人力资本对欠发达地区的增长效应,其原因在于政策促使的产业转移往往专注于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密集型的被淘汰的企业,从而导致人力资本作用的余地下降。
以上分析表明无论是政策本身,还是通过其他影响因素,政策虚拟变量都对经济增长发挥了作用。下面我们将进一步了解,2001年之前和之后,不同的经济变量如何影响苏中和苏北的经济增长。我们以2001年为界,把所有的样本分为两个子样本,采用上面类似的方法分别依据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参见表4。
表4中的(1)和(2)栏给出了2001年前后各变量影响苏中和苏北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差距。2001年以前,劳动力成本与经济增长成正向关系,即工资越高,有助于促进苏中和苏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因而与效率工资的结论一致的。但是,此后这种关系逆转了,劳动力成本相对于苏南地区越低的地方,越有助于经济增长。这种逆转可以结合江苏省从2001年以来实施的区域协调政策来理解。在促进苏南产业向苏中和苏北地区转移的政策背景下,作为落后地区主要优势的廉价劳动力无疑是发达地区企业进行落户选择的主要因素,因而2001年以来,劳动力成本较低的苏中和苏北地区能够吸引更多的企业进驻,而地方政府也提供了更多的优惠条件来吸引企业进驻,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样支持这一观点的是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2001年以前,苏中和苏北地区的FDI对当地经济增长的影响几乎为零,但是2001年以后则迅速转为正。而从系数和显著水平来看,人力资本对苏中和苏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递增的促进作用。这说明,虽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力资本的效用,但并不影响人力资本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控制其它因素不变,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在2001年之前要高于其它地区,但是此后并不显著。
表4中的(3)和(4)考察了2001年以后附加基础设施变量后的回归结果。以财政支出中基础设施建设比重度量的基础设施状况和以道路交通度量的基础设施状况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在固定效应模型的情况下,其它变量的影响方向没有变化,但是显著水平有所变化。随机效应模型下地理变量变化很大,在(4)中,无论是沿海虚拟变量,还是沿江虚拟变量,均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因而,这里的结果与表4基本一致。
四、结论
本文采用苏中和苏北地区1996至2007年地级市数据,实证分析了区域协调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省级区域协调政策的影响下,相对劳动力成本对苏中和苏北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成本越低,越能吸引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该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就越快。区域协调政策的实施有助于落后地区通过吸引FDI以及改善基础设施来促进经济增长。以2001年为界进行的分类样本分析得出的结论同样支持了江苏省级区域转移政策有助于促进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从而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这一事实。FDI、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力资本是产业转移背景下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却被弱化了。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是从一个历史的视角来分析区域协调政策对苏中和苏北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没有探讨区域受政策影响而产生的经济增长差异。因而,江苏省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历史经验并不与本文的结论相矛盾。区际产业转移尽管可以促进落后地区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事实上,这种基于低级生产要素如廉价劳动力所转移的产业往往是发达地区淘汰的产业,高级生产要素会由于发达地区先发优势形成的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而继续向发达地区集中,从而区域产业转移并不能保证区域发展差距的缩小。
本文的结论给政府制定政策来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持,也为其他地区实现区域协调提供借鉴意义。适当的经济政策,如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财政支持,对转入欠发达地区的企业提供税收、土地以及信贷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落后地区的人才培养和使用等等,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往往可以降低落后地区实现经济发展的门槛,促进落后地区快速脱贫。江苏的区域发展经验表明,省级政府必须发挥在其辖区内的不同区域之间进行财政转移的组织能力和经济能力,以实现其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同时,政府在促进区际产业转移过程中必须努力提高转移产业的层次,减少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在区际间的转移,提高全省的产业结构,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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