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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与经济政策范文1
关 键 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经济；融合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3）03-0040-05
一、引言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政府支出能够影响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 进而改变货币政策效率。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实施了大规模的政府支出计划，短期内巨大的政府支出增量形成了较强的财政支出冲击，对货币供应量的波动影响巨大。2010年以来，宏观经济政策更加强调连续性和稳定性，也更加注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与协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证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从而影响了两种政策的独立性。因此，在复杂的经济形势下，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维持经济增长、稳定物价等方面是否有效，两种政策如何配合以达到宏观调控的目标等成为亟需探讨的问题。特别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基础较弱、金融体制尚未完善的背景下，财政政策相较于货币政策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也更为显著，而货币政策对于财政政策的影响并不为人们所关注，甚至被忽略。本文试图通过建立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动态随机均衡模型来考察中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波动以及两种政策间的相互影响，并就如何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性、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的稳定性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政府支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渠道和实际冲击进行了大量研究。一般认为，政府支出主要通过两条渠道影响货币政策。一是直接渠道：如果家庭部门和企业根据短期情况决定自己的支出水平，那么当前税收就会影响总需求，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会形成投资性支出，改变货币供应量，进而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二是间接渠道：财政政策会影响利率变动，从而间接影响货币政策效率。Alonso（1996）等通过研究欧盟国家财政政策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发现财政支出扩张和赤字增加对货币供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财政赤字越大，货币供给量也越多，货币政策目标和有效性将受到冲击。Dixit & Lambertini（2001）分析了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之间的关系，发现中央银行只能部分地影响通货膨胀，财政部门对通货膨胀的作用不可忽视。在均衡状态下，两项政策应当互相补充。Eusepi，S. & Preston，B.（2008）通过研究美国的经济数据发现，如果货币政策的实施缺乏财政政策的配合，那么单纯的泰勒规则型货币政策难以奏效，在公共预期的作用下，会形成预期驱动的经济波动。
另外，部分研究显示，政府支出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是有条件的。Buti，Roeger and in’t Veld（2001）认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机制是不确定的，这取决于实际经济冲击的类型：如果是供给冲击，那么两项政策是相互冲突的；如果是需求冲击，那么两项政策就会存在互补关系。Evans，G.W & Honkapohjs，S（2002）认为，物价水平并不惟一地由货币政策决定，在特定的公共预期形成机制下，政府支出决定了物价水平进而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短期内财政赤字与货币需求正相关。
国内学者普遍在中国经济背景条件下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以及两种政策的配合效应。赵丽芬、李玉山（2006）对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作用及其动态性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不存在简单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互补或替代关系，而是存在一种非对称性的关系，即扩张的货币政策伴随着收缩或稳健的财政政策，而扩张的财政政策导致被动扩张的货币政策，表现形式取决于具体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冲击形式。张龙、白永秀（2010）通过建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分析的联立方程模型发现，财政政策对消费的影响远大于货币政策的影响，财政政策有可能通过影响消费、投资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王彬（2010）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加速器的新凯恩斯主义垄断竞争框架，指出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正向冲击，而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相比于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冲击，其效果非常有限。张志栋、靳玉英（2011）基于价格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作用视角，利用MS-VAR模型检验了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价格决定中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物价水平的决定因素是不确定的，当物价由财政政策决定时，货币政策有效性将受到很大影响。而当物价由货币政策决定时，仅仅调整货币供应量等工具即可进行调控，财政政策作用有限。
已有文献研究基本上探讨的是封闭经济体系，对于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货币政策的相互作用研究尚有较大空间。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基础上， 应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对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货币政策相互作用及其与经济波动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三、模型分析
根据Jesus Fernandez-Villaverde所构建的DSGE模型，在传统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包含的技术冲击基础上，加上政府支出冲击和国际贸易冲击，本文构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家庭、厂商、外国和政府等四个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
1. 家庭部门
家庭部门的典型行为是向厂商提供劳动，以获得工资进行消费。效用和消费正相关，和劳动负相关，随着消费的增加，边际效用递减。因此，家庭部门的决策行为是决定劳动与消费的组合，进而实现效用最大化。家庭部门的效用函数：
■E0■？茁t-1[log（ct）+？鬃·log（1-lt）] （1）
其中，ct为消费，lt为标准化处理后的劳动供给，满足0
家庭部门所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其可支配资源包括当期收入和新增货币供给，二者之和应当等于消费、投资、政府支出以及净出口之和。因此，预算约束为：
yt+mst-mst-1=ct+it+gt+ext （2）
其中，yt，ct，it，gt以及ext分别表示收入、消费、投资和净出口，mst表示货币供应。（2）式说明在总收入和货币供给稳定或者按照稳定路径增长的情况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投资和消费的挤出效应将会非常明显。
2. 厂商
假设厂商的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如果厂商存在规模经济，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厂商必然扩大生产规模，直到规模经济消失。因此，我们假设在均衡状态下，厂商不存在规模经济。厂商生产函数为：
yt=k■■·（e■·lt）1-a （3）
其中，zt表示技术进步。资本积累方程为：
kt+1=it+（1-？啄）·kt （4）
其中，？啄表示资本折旧率。（4）式反映了资本和投资之间的动态关系，投资越多、折旧越少，资本积累就越快。投资it由自主投资和实际利率决定的部分组成，具体形式为：
it=i0 ·t-d·rt （5）
其中，i0 ·t，rt分别表示自主性投资和实际利率，d为投资对实际利率的敏感系数，且d>0。
根据实际经济周期模型，模型中引入厂商面临的技术冲击，假设技术进步服从一阶自回归过程：
zt= ？籽·zt-1+et （6）
其中， ？籽为技术进步的自相关系数，et为技术冲击，且et～N（0，？滓■■）。（6）式说明在某一时期技术进步具有自相关性，并且受技术冲击决定，技术冲击可能来源于企业的创新或者其他重大的科技进步。
3. 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的支出包括为维持政府部门正常运行的一般性支出，以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向国有企业注资的投资性支出。如果政府没有调节财政政策，政府支出将维持稳定，与上一年的支出存在自相关关系。如果政府调整财政政策，政府支出将发生预期外的变动，即出现政府支出冲击。同时，对于货币政策冲击，政府支出有可能做出相应变动，因此本文假定政府支出由上年支出和政府支出冲击共同决定，并受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其过程为：
gt=v·gt-1+p·emst+egt （7）
其中，v表示本期与上期政府支出的相关系数，egt为政府支出冲击，且egt～N（0，？滓■■）。egt可视为政府支出对均衡路径的偏离。p为政府支出对货币冲击的反应系数。
4. 货币市场
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尚未完善，金融体制尚不成熟，因此货币政策不能完全独立，货币政策的实施及其效果受政府支出的影响较大。同时受制于现行外汇制度，货币政策尚无完全独立的操作空间，贸易顺差对货币供给具有较大影响，因此实际货币供给过程为：
mst=b·mst-1+u·egt+w·eft+emst （8）
其中，b，u，w分别为本期货币供应对上期货币供应量、政府支出冲击、国际贸易冲击的敏感系数，emst为货币政策调整引起的货币供应冲击。（8）式表明货币政策同时受到财政政策和国际贸易变动的影响，u可反映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程度。
根据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货币需求可表示为：
mdt=q·yt-n·rt （9）
其中，q，n分别表示货币需求对收入和实际利率的敏感系数。货币市场均衡条件为：
mst=mdt （10）
5. 国外部门
中国对国际资本的流动实行一定的限制，在资本不完全流动的情况下， 假设国际经济波动仅仅通过贸易渠道传导，即国外部门行为仅仅表现在进口和出口。在不考虑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国际贸易规模受国家竞争力影响，而国家竞争力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因此，进出口行为可由预期部分和冲击部分构成，净出口可表示为：
ext=s·ext-1+f·eft （11）
其中f为净出口对外部冲击的敏感系数，eft为净出口冲击，且eft～N（0，？滓■■）。
6. 经济系统均衡
由最优化条件，我们可以从（1）式和（2）式得出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跨期欧拉条件：
■=？茁·Et■·？琢·■+1- ？啄 （12）
同时，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为：
？鬃·■=（1-？琢）·e■·k■■·l■■ （13）
（3）式～（13）式构成了完整的经济系统。通过计算均衡解，我们可以得到各变量的稳态值和实际值，并进而估计模型。
四、数据选取与模型参数估计
1. 估计方法与数据选取说明
对DSGE模型的估计有校准法和估计法两种，本文采用Bayesian估计方法。 估计法的优势在于所估计的参数可以根据实际经济情况和模型参数的特点施加相关约束条件，可以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参数不确定性问题，而且利用历史数据所估计得到的参数值更能反映经济的实际情况。
由于中国货币政策真正发挥作用的时间是在1998年之后，因此我们选取了1999年1月至2012年7月中国的消费品零售总额、货币供应量、进出口数据作为输入数据，以此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数据先期处理过程为先对变量进行去势处理，利用X12方法对上述四个变量进行季节调整，然后使用H-P滤波得到变量的波动部分，最后对波动项求差分。
2. 参数设定
首先对参数的分布情况进行事先界定，再利用事先界定参数运用Bayesian方法估计实际的参数值。随着样本容量的增加，估计结果会最终收敛于实际值，因此设定值并不影响模型估计的可靠性。
我们参照国内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参数进行事先设定。其中，资本对产出的贡献度？琢设为0.355（李浩等，2007），贴现因子？籽设定为0.988，资本折旧率？啄为0.05（吴利学，2009）。闲暇对效用的贡献度？鬃设定为2.2，反映了居民对当前消费的重视。技术进步的自相关系数？籽设定为0.95，即本期与上期技术进步存在高度正自相关关系。货币供应量、政府支出和国际贸易的自相关系数（b，v，s）分别为0.98， 0.68，0.67，将货币供应对政府支出冲击和国际贸易冲击的敏感度设为0.8和2。
3. 参数估计结果
表1显示了运用Bayesian方法进行估计所得到的模型参数值。
表1中，政府支出冲击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系数为0.7221，说明政府支出冲击1%的正向变动将会引起货币供应量增长0.7221%，对货币政策的影响非常明显。此外，国际贸易冲击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系数为1.9471，说明以美元计的国际贸易规模增长1个百分点，以人民币计的货币供应量将增长近2个百分点。在财政支出保持扩张性预算和赤字规模持续扩大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必然受其影响，其政策走势必然走向扩张，形成配合财政政策的形势。而在国际贸易顺差和收支盈余持续扩大的条件下，货币供给的被动和受支配的特性十分明显，这对于货币政策的紧缩以及反通胀政策具有相当的抵消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国内学者的研究，国际贸易正向冲击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程度出现了一定的下降，这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后中国出口增幅放缓，贸易顺差下降所致。此外，货币冲击对财政政策的影响系数仅为0.0011，影响程度很小，这反映了当今中国支配性财政体制下，货币政策的从属地位。
4. 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分析
图1显示了政府支出冲击对主要经济变量的脉冲响应。政府支出冲击对消费和投资都具有负向影响，在政府支出冲击后的一段时期内，投资和消费都下降，政府支出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消费并没有起到明显的刺激作用。但是政府支出对产出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但影响时间较短，7个月后即回归均衡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支出冲击对投资的长期影响：政府支出冲击13个月之后，其对投资产生正向影响，这是由于尽管政府支出主要通过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扩张完成，初期对民间投资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但长期内，国有企业的扩张效应传导到私有企业，从而对民间投资产生了间接的带动作用。财政政策扩张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是明显的，短期内使得货币供应量增加0.15%，这是由于政府支出中包含的巨额投资性支出产生了较强的货币扩张效应，并且这种影响力度较大，由图1可知其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期限延伸至40个月。
图2反映了各变量对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反应。一个单位的货币政策冲击对消费和投资产生了一定的正向影响，二者分别增加了0.05%和0.5%。在对产出的影响方面，由于货币政策具有的时滞性，因此其对产出的影响相对政府支出要缓慢，并且影响程度也较小，但其影响期限要比政府支出长，直至40个月后仍然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可见我国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比货币政策强，但货币政策的影响更为长远。从图2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冲击对政府支出的影响较小，远不如政府支出冲击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这进一步反映了我国支配性财政体制下，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基本特征。
表2为各经济变量在政府支出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国际贸易冲击和技术冲击下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政府支出冲击对产出、消费和资本积累的影响要远大于货币政策。国际贸易冲击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巨大，在特定外汇制度下， 大量的国际收支顺差使中央银行不断被动购入外汇，投放人民币基础货币，直接形成了大量的货币供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作用方面，政府支出冲击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达到货币政策本身影响的60%，显示了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强；反观政府支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则非常微弱，表明是现有条件下货币政策在调整宏观经济方面独立性较弱。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目前在我国宏观调控体系中，财政政策发挥着主要的作用， 货币政策作为配合政策出现。在经济出现下滑态势时，财政政策能够在短期内增加产出，带动经济增长，但同时应该看到的是，由于政府支出多用于国有企业，其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挤出效应是很明显的，因此单纯依靠政府支出并不能带来经济持续长期的增长，经济的长期增长主要依靠民间投资增长以及消费的增加。上述分析同样表明， 货币政策能够在较长的时期内带动产出的增加，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利率下降，能够有效刺激民间投资的增长。因此，宏观调控应该更加注重两种政策的协调配合。
在现有的经济体制下，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相应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都大大降低；相反，货币政策变动对财政政策的影响则相对微弱得多。这既反映了我国财政支配体制的主要特征，也同时表明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已非常必要。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家庭、厂商、政府、货币当局以及国外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型中包含了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四种主要冲击，即技术冲击、政府支出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和国际贸易冲击。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析重点分析了其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产出、消费、投资等方面的影响程度，以及两种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影响，模型揭示了财政、货币政策对于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后危机时代，在国际经济形势普遍低迷、我国外贸出口受阻的大背景下，加强货币政策有效性、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操作空间以及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显得尤为关键。
通过模型和数据分析，我们认为从中长期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看，要保证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持久性，仅仅依靠政府主导行为显然是不够的。虽然扩大政府支出是短期内避免经济下滑的必然选择，但这种短期内强力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具有不可持续性。 而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金融体制的不断完善，货币政策在影响总需求方面的作用日益明显，并且金融国际化步伐加快、国际贸易和国际资金进出规模增长迅速，也要求我国必须重新审视货币政策的地位和作用，以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环境和中国经济面临的全球化问题。
为此，我国一方面要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从政策制定、实施等方面入手，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减轻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应当创造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加快利率的市场化改革步伐，避免为追求短期利益而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行为，达到稳定物价水平，促进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的最终目标。应当从体制上完善货币政策体系，消除事实上存在的外汇占款、财政直接投资行为对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降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另一方面，货币当局必须重视政策协调，充分估计到财政政策对主要经济变量的影响，合理制定货币政策，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在当前条件下，如果忽视财政政策的影响，货币当局就难以调节货币供应量，无法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应当适时、适度地提高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弹性，阻隔国际贸易顺差对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提高货币政策独立运作的空间。
参考文献：
[1]王彬.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调控与宏观经济稳定[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11）.
[2]李浩，胡永刚，马知遥. 国际贸易与中国的实际经济周期[J]. 经济研究，2007（5）.
[3]赵丽芬，李玉山. 我国财政货币政策作用关系实证研究[J]. 财经研究，2006（2）.
[4]张志栋，靳玉英. 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作用的实证研究[J]. 金融研究，2011（6）.
[5]万解秋. 货币政策的传导和有效性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6]张龙，白永秀. 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配合效应模拟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12）.
[7]吴利学. 中国能源效率波动：理论解释、数值模拟及政策含义[J]. 经济研究，2009（5）.
[8]Alonso，A. & Galindo，M. The effects of public deficits on money growth in the European union[J]. International Advances in Economic Reasearch，1996（2）.
货币政策与经济政策范文2
一、对当前通货膨胀压力的认识
对当前通货膨胀压力的认识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目前存在局部的经济过热，面临通货膨胀压力。
吴少新（湖北经济学院教授）：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状况是：总量基本平衡，但达到上限，局部存在着体制性、结构性和口周期性的过热。其中体制性过热表现为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投资大于民营主体的投资；结构性过热表现为房地产、原材料价格上涨；周期性过热表现为积极财政政策经过6年之后使物价呈现周期性上涨。
虽然目前物价在可承受范围内，但存在三个加压和三级扩张压力态势。
三个加压是：①物价从负数到正数，其中高的达到20：6以上，投资品最高达200％；②从正数转入较高上涨率；③从投资品向消费品价格上升。由纵向三级加压最后走向扁平的物价全面温和上涨。
三级扩张是：①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到批发物价指数；②批发物价指数到零售物价指数；③零售物价指数到消费品价格指数。
由于生产——比发——零售——消费指数有一个传递过程，有6—9个月的时滞，因此物价走势表现为：1-2年温和通胀在所难免，因为粮食库存在下降；恢复性投资增长在2-3年内是必然趋势；物价增长惯性在2-3年内会持续。
吴新民（湖北省经济委员会）：当前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压力有所显现。但呈现局部性、结构性和恢复性特征，大多数商品供过于求的局面没有改变。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情况看，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年同期高2.3个百分点。在主要类别中，食品价格上涨7.1％，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2.4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1.4％。工业品出厂价同比上涨3.7％。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同比上涨7.5％。从上述情况可看出，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压力主要是来自食品牙口投资类产品。
第二种观点认为，通货膨胀压力已经存在，由于时滞的作用，下半年可能会表现为通货膨胀。
卢芸{湖北经济学院教授）：我国的实证分析表明，货币投放与通货膨胀有着密切的联系，现金作为货币供应量最为活跃的部分，对物价有着推动的作用。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10多年来我国年度现金投放一直保持在1000亿元左右， 2003年现金投放2468亿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到2003年末，我国市场的货币流通量为19746亿元。上涨了14.3％。由于其中有一个时滞的作用，2003年货币投放的影响有可能在2004年的下半年表现出来。
周加庆（湖北省统计局城调队），当前的湖北经济已面临着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一是价格总水平的涨幅逐渐加大，价格上涨的范围在进一步趋广：二是农村价格涨势逐步加快。1-3月，全省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4.6％，高于全省平均水平0.7个百分点，比城市涨幅高出了0.9千百分点。一举改变了较长时期以来“城市物价涨幅高于农村”的格局。
从物价上涨的商品构成看，还不是商品的普遍上涨，说明了目前的通货膨胀尚属于结构性通货膨胀。对于目前的湖北物价形势，从“量”的角度观察，已突破了通货膨胀的临界点，步入了温和通货膨胀运行区间；从质上看，通货膨胀的压力在逐步加大，使宏观经济潜伏着更大程度通货膨胀的危险。
第三种观点认为，目前的物价上涨是暂时的，不会导致物价的全面上涨和通货膨胀。
黄宪（武汉大学商学院教授）：目前物价上涨主要包括消费品和工业品价格上涨。
从消费品价格上涨看，主要是粮价上涨引起的，但这种现象不会持续下去。原因是：①近年来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后，价格恢复性上涨及粮食种植面积减少，粮食供给缺口的加大，所以上涨是短期现象。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粮食消费在减少。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这次粮价上涨只是恢复到1996年水平。③在供给上，我国已出台土地批租和耕地保护措施，耕种面积牙口产量都会增加。
另外从工业品价格看，上涨也不会严重。原因有两个：①工业品供大于求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据商务部的一项统计，2003年统计的主要600种工业产品中，仍有78.8％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②上游向下游产品的传导机制存在着障碍，所以上涨不具有持续性。
魏尚平（湖北省统计局综合处）：虽然今年一季度湖北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同期上涨3.9％，涨幅为1 997年以来最高水平，已面临一定的通货膨胀压力。但总体来看，湖北物价水平仍处在合理波动范围之内，年内不会出现明显通货膨胀。其主要依据：一是目前物价上涨是建立在近5年来价格水平长期低迷基础上的一种恢复性上涨；二是目前物价上涨是结构性上涨，不会出现全面上涨。从构成消费品价格指数的八个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水平分析，目前物价上涨主要是由食品类价格上涨推动的。据有关专家分析，今年物价走势将呈现前高后低态势，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将保持在4％左右，不会超过5％；三是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资料和投资类产品涨价过猛，但对下游产品价格拉动作用小，也未传导到消费领域。
二、形成当前通货膨胀压力的原因
关于当前通货膨胀压力的形成原因主要有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当前通货膨胀压力主要是因为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
徐长生（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从前几年的通货紧缩到目前快速形成的通胀压力，我认为主要是内外两个原因。
其中内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挤压：一是商业银行行为。亚洲金融危机后，银行对信贷控制很紧，但从去年开始却放松了，原因是商业银行改革和上市。由于要改善资产负债结构，降低不良资产比率，所以有扩大贷款的冲动。去年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降低5个百分点，看起来成绩很大，实质是贷款急剧扩大的结果。二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十六大以后，各级党政领导换界，在追求政绩的冲动下，为了加快当地经济发展速度，各地投资规模增加，造成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快，今年一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7％。因此这次过热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而消费需求较稳定，并没有太大增长。
外因方面：货币大量投放也加速了通胀压力。造成货币大量投放的原因是我国这些年国际收支盈余大、外资引进大，外汇储备增加导致基础货币增加、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扩张，再经过乘数作用，货币投放增大，从而加大了通胀压力。
由于上述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这次通胀的快速出现，这也成为调控的难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当前通货膨胀压力主要是因为房地产投资引起的。
何国华（武汉大学商学院教授）：这次物价上涨除粮食短期所引起的物价上涨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房地产投资引起的。1998年开始的住房市场化改革改变了城市居民的消费预期，对居民其它消费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挤出效应。在住房市场化和贷款低利率的刺激下，房地产投资从1 998年开始快速增加，1998年之前，房地产投资的规模每年都在3000亿元以下，而这之后，房地产投资不仅绝对规模逐年增加，增长速度也逐渐加快，到2003年竟然超过了10000亿元。房地产市场的兴起，引起了其上游物资资料需求的猛增，价格也急遽上涨。比如我国钢铁消费已经连续3年增速超过20％， 2003年我国钢铁消费量占到全球总量的27％，其中60％左右被房地产业消费。而购房贷款放松、土地成本上涨、投机炒作以及房价上升预期等因素是这一轮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的主要力量，比钢材水泥等建筑成本上升的推动力量强得多。
第三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缺陷导致控制物价上涨工具失效。
方洁（湖北经济学院副教授）：
1、操作工具与方法有缺陷，可供选择的货币政策工具种类单一。货币政策缺陷表现在：一是利率杠杆在宏观调控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二是国债市场规模有限，公开市场操作业务交易量偏小。三是再贷款和再贴现业务由于社会信用机制的不健全，导致商业票据使用受到制约，再贴现业务难以形成规模。四是信贷政策（窗口指导）是近年来使用较多的货币政策工具，但实质上，任何指导意见既不是数量型工具也不是价格型工具，仅是一种道义劝说，真正的贷款程序、数量的决定权仍掌握在商业银行手中。五是中央银行在操作中不善于利用、引导公众预期。
2、现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变革与创新相对滞后。目前，我国中央银行为实现宏观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而推行的稳健货币政策与国有商业银行现行的以防范风险为主的稳健型经营目标约束，势必产生宏观与微观目标的非一致性，直接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运作效率降低，在客观上造成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效力大打折扣。
第四种观点认为，当前我国通货膨胀压力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
宋清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成本推动因素，也有需求拉上因素。从需求拉上角度看，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主要源于货币信贷的过快增长，而贷款投放过多源于投资需求膨胀。通过对 1990至2003年我国通货膨胀率（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来表示）与贷款增长率之间相关性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我国贷款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线性关系比较明显，呈正相关关系。另外，基础货币投放过多主要源于外汇占款的快速增长。
周加庆：当前通货膨胀压力由三种因素形成：一是成本推进。主要表现为，上游产品涨价增大了下游产品的生产成本，推动价格总水平的上升；二是需求拉上。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也将双双增长，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扬；三是通货膨胀预期。一般地说，在通货膨胀发生时期，结构性的价格上涨，尽管与某些领域的价格关联度不高，其影响也微乎其微，但受通货膨胀预期作用的影响，在市场价格约束软化的条件下，导致“搭车涨价”的现象日益突出，也成为推动通货膨胀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三、当前通货膨胀压力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当前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温和的通货膨胀是可以接受的，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
黄宪：3％—5％的通货膨胀率是可以接受的。当前物价上涨是在较长时间紧缩、经济开始复苏背景下产生的，它必然以投资设备更新为先导，因而部分投资品上涨是必然的；在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主要是数量型没有发生变化时，以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避免的；当前物价增长加快是因为前几年基数低，所以不同于往日。因此我认为不会出现恶性通胀，虽然物价在上涨，但是涉及商品范围不广，缺乏持续上涨的动力，特别是粮食和原材料带动的物价上涨不是一个长期现象，而是平缓现象。
另外，局部性的投资过热主要是房地产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所引起的，但是应该看到这次投资主要是内生性的，表现为企业的自筹资金占比较大，政府占比小；商业银行贷款大，而且商业银行行为也具有内生性。因此这种投资过热是正常的，不能说是过热，特别是内生性投资的扩大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良性循环的好趋势。
方洁：高投资率存在合理性，是我国工业化加速和体制转轨加快的特殊时期的正常现象。重化工业发展需要大量资金。目前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主要源于国家投资的大量增加，而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建设，既是投资需求也是最终需求，投资需求大于消费需求是正常的；现有投资与1 9 93年和 1994年的投资热具有不可比性，因此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衡量通胀不可靠。
第二种观点认为，通货膨胀压力对经济发展会产生负面影响。
黄良港（湖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持续的物价上涨和局部的经济过热可能对全省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产生负面影响。虽然总体上看，全省经济运行在正常区间，但是从部分领域的投资情况看，局部过热的问题在湖北省也是存在的。物价上涨过快如果不能得到有效遏止，其对企业生产经营的负面影响将逐步显现，进而影响整体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
另外，湖北省持续的经济增长滞后性有可能导致我省成为资本流动的边缘化地区。尽管今年全省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加速，但是，与周边省份相比，全省主要经济指标仍然滞后于周边地区。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相比，全省与周边地区经济增长的滞后期延长了，由当时的6个月左右延长到了1 5个月以上。其带来的后果，一是在国家相对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作用下，我省的高增长期可能要短于周边地区。二是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要付出更高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和煤电油运的紧张都已经对我省优势产业生产能力的发挥构成了制约。而且滞后的高增长可能给企业带来更大的经营风险。三是受较长时间增长滞后的影响，在外资向我国转移和沿海资本向内地转移的过程中，我省有可能成为资本流动的边缘化地区。
四、通货膨胀压力下的货币政策选择
关于通货膨胀压力下的货币政策选择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要实行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并举，尽早抵制通胀势头。
徐长生：与1 992—1 993年不一样，现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主要采取引导性、指导性政策，行政约束在弱化，因此短期内不能阻止通胀势头，今年内通胀还会演化，可能在下半年或年底。
从信贷增长表面上看是银行行为，但背后实质是政府行为。因而恐怕还要采取行政手段控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和贷款规模，现在经济过热是结构性的，一般消费品还是生产过剩，但是重点领域：钢铁、原材料、能源、房地产还是过热，这是投资带来的，不是消费，不是最终需求带来的，因此在重工业偏重领域应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因为局部过热有可能导致全局过热，同时货币政策要选择结构性，要用结构性货币政策调整局部过热现象。
何国华：通过直接、间接的信用控制监控房地产价格。央行可以使用一些直接和间接的信用控制手段，比如提高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比率，资本充足率，限制房地产贷款、窗口指导等方式。一方面加强对商业银行的行政信贷检查，对部分商业银行不顾审慎经营原则，盲目发放贷款的行为，通过各种方式予以制约。另一方面，要及时公布行业政策，并组织力量，研究并及时各行业产品海内外市场供需、有关产品产量供给动态等方面具体信息，供各银行参考，帮助银行尽可能减少决策失误。
第二种观点认为，要运用综合的货币政策。
宋清华：抑制货币信贷的过快增长，缓解和释放通货膨胀压力需要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更需要运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随着经济的逐步市场化发展，价格机制的作用会更明显，人们会更倾向于通过价格来进行调节。
在货币政策的“工具箱”中，利率和汇率是非常重要的价格型工具，它们在缓解通货膨胀压力中具有独特而有效的作用。在货币政策的各种传导机制中，利率都是非常重要的传导环节。不管是货币渠道。信贷渠道，还是汇率渠道、资本市场渠道，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首先影响货币供应量，进而影响利率，由利率变动再影响贷款、汇率、股票价格，社会财富，因此引起投资变动，最终影响产出。提高利率一直被认为是治理通货膨胀的一剂“良药”。
中央银行可以运用多种利率政策手段来对付通货膨胀，抑制货币信贷的过快增长。通常我们只注意到存贷款利率，实际上中央银行可以调整和调控的利率很多，既包括我们通常所讲的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实际上还包括中央银行可以直接调整的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央行票据利率、存款准备金利率，中央银行可以调控的利率如货币市场利率，债券市场利率，甚至贷款浮动幅度的改变，结息和计息方式的改变等也可能影响到利率水平。
吴少新：货币政策应采取总体适度从紧，松紧搭配，供求双重调控。
总体适度从紧：央行将M1、M2和信贷增长控制在“货币信贷政策箱”以内，即经济增长9％，物价上涨3％—5％，M1、M2和信贷增长为 12%—20％以内，低于12％适度放松，接近20％适度从紧。
松紧搭配：对房地产、基建投资以及部分加工业从紧，防止虚假投资需求和投资泡沫：对钢材水泥。汽车等也适度从紧，防止其过分超前；对“三农”和服务业适度放松，以此增加粮棉油农产品的供给，缓解就业压力。
供求双重调控：在供给方面包括减税，增加补贴；同时对农业生产资料采取价格控制，增加农副产品的供给，以及服务业的供给；同时，适度增加进口，从国际市场增加国内供给。在需求方面，央行继续采取灵活的货币政策，对第二产业以及引起投资过热的信贷需求要分类控制，同时发挥利率等市场价格的调控作用。
另外，对于中央银行实行的统一货币政策，各地应在货币政策创新方面加大力度。
总之，货币政策措施选择要有针对性，目前总体应适度从紧，重点放在结构调控。分类指导、供求双重调控上。
方洁：货币政策要在促进消费和投资平衡发展上下功夫。我国货币政策应当注重在引导投资和消费的平衡发展上下功夫，对某些行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以预防为主、以治理为辅，同时采用结构性信贷政策鼓励消费增长：一方面对住房装修、家用汽车、电器。通信设备、教育、假期旅游等领域的消费信贷继续给予优惠；另一方面也应实行较为宽松的消费信贷政策，培育农村和中西部贫困地区群众的良性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
第三种观点认为，加强对湖北省物价的调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缓解局部过热的趋势。
周加庆：当前价格调控的着力点选择应在以下几方面努力：一是要用科学的发展观加强对物价水平的调控。在货币信贷资金方面，利用货币工具对过热的行业加以调控和引导；在投资方面，要建立科学决策机制和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避免投资的盲目性；在市场流通体制方面，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利用价格、税收等经济杠杆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二是要密切关注通货膨胀的发展趋势和程度，建立市场价格的快速反应机制。三是建议政府适当调整今年的物价调控目标。要实现政府提出2％的物价调控目标是不切实际的。建议政府将物价调控目标调整到4％，以增加实现调控目标的可能性。四是高度关注粮油等基础食品的价格上涨给社会经济生活造成的震荡。政府应该从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实行必要的补偿制度，并建立相应的生活保障机制。
货币政策与经济政策范文3
1.经济结构中需求结构失衡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三者间的结构比例合理与否关乎国民经济能否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目前，我国仍停留在以政府和国有资产投资为主要视角，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重点的经济低龄化阶段，需求结构中投资需求在总体份额中依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对而言，消费需求的弹性较弱，其对GDP的拉动幅度远不及投资需求所产生的经济带动效应。但需求结构严重失衡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宏观调控长期作用的结果，短期内难以加以平衡与改变，使得需求结构的调整成为一大难题。
2.巨大的国际收支双顺差
（1）外汇储备脱离最优规模。2012年是我国自1999年持续保持双顺差以来首次实现贸易结构的“一顺一逆”。但好景不长，2013年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再次陷入严重的双顺差泥淖，终使2012年的“一顺一逆”成为昙花一现。长期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导致我国的外汇储备远远超过市场所需要的最优储备量，有限的资源难以得到高效的配置，进而造成大额的外汇浪费；相应地，外汇储备失控的波及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外汇资源的闲置，其对央行以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职能的发挥同样形成了不可低估的阻力，甚至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都形成巨大的负担。
（2）货币升值预期持续走高。我国国民经济总量的迅猛增长以及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升值压力一度形成了人民币升值不足的预期，由此引发各路国外资本纷纷涌入中国资本市场，企图分刮人民币升值所造就的大蛋糕。而反观消费者的投机行为也是导致大量货币流入资本市场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混杂便形成了一条恶性循环链，引起国内经济增长速率过高，偏离稳步发展的轨迹，一旦资本撤离中国市场，便会极大可能地造成我国资本市场的瘫痪，加速经济泡沫的破裂，不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的发展。
（3）货币流动性过剩。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作为通货膨胀的一大诱因，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国内物价的涨势；市场上资金过多、储蓄利率过高、外贸顺差增长迅速都是造成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因素。
二、应对经济危机的货币政策工具
1.公开业务
公开市场业务是指中央银行通过买卖有价证券来调整货币供应量的行为，其主要涵盖回购、现券交易、发行银行票据及吞吐基础货币等形式。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央行通过公开业务操作回笼币值高达2000亿元，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资金流动的有效控制。可见，央行通过合理运用公开业务这一手段，对降低货币供应量，为国家经济政策目标的完成具有重大的参考借鉴意义。
2.存款储蓄准备金率
存款储蓄准备金率制度是中央银行为协调金融市场的运行状况，促进国内货币币值的稳定的一项措施，其主要通过影响金融机构的资金供应能力来间接调控货币的供应量，实现银行、企业、股市等机构之间稳定和谐的发展。存款准备金制度从成立至今，累计调整了三十次有余，从2007年到现在就调整了将近二十次，而其中调整幅度最高的一次是由2011年4月的20.5%上调到6月份的21.5%。
3.利率政策
利率政策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在经济调控上将逐渐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央行主要通过利率政策来对市场利率的水平和结构加以调整，使得利率逐渐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为进一步推动并深化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央行自2013年起全面开放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使得利率的市场化实现成为可能。
三、针对我国货币政策现状的建议
1.以消费需求来稀释投资浓度，实现投资消费的合理配置
在投资过剩的背景下，通过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来扩大需求的方式往往是协调投资消费关系的有效途径。而在消费需求结构的盲区，中低收入阶层具有较强的潜在购买力。而利用货币政策工具促进内部需求的可行方式有二：一为采取较为消极的储蓄利率政策，适当缓解居民的储蓄动机，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二为实行信贷消费政策，为居民的消费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
2.平衡国际收支状况，对进出口贸易进行结构性调整
要改变我国国际贸易双顺差的局面，最根本的任务是要加强进出口贸易额间的协整关系，实现进出口总额之间的长期均衡。同时严格限制外资在中国的投资结构和投资规模，从源头上将我国外汇储备稳固在有效范围之内，防止人民币的增值幅度脱离预期掌控，避免资源利用的非效率。同时适当降低贷款基准利率，有利于刺激项目建设贷款，实现外资的再投资与再利用，间接影响国际国内的货币供需，使货币保持适当的流动性，分散外汇的持有风险。
货币政策与经济政策范文4
关键词：货币政策；利率；传导途径；传导效果；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8)03－0047－05
一、利率传导途径理论回顾
一般情况认为，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和IS－LM模型。到目前为止，这两种视为经典理论仍然在宏观经济研究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凯恩斯关于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可以表述为：随着货币供给相对于货币需求的增加，人们手持货币超过了流动性偏好的程度而愿意替换成债券资产，债券需求随之增加，其价格相应上涨，债券价格上涨促使利率下降，当利率下降到小于资本边际效率时，就会刺激投资增加，在消费倾向一定的条件下，投资增加通过乘数作用，就可促成总需求和产出的增长。这一传导过程可以表述为：MiIY。
而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J．R．Hicks)和美国经济学家汉森提出的IS-LM模型，模型主要研究的就是物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两个市场相互作用，如何在同时达到均衡时决定国民收入和利息率。模型中，I代表投资，S代表储蓄，L代表货币需求，M代表货币供给；ISLM模型中IS曲线描述物品市场达到均衡(如图1所示)，即I=S；LM曲线描述货币市场达到均衡，即L＝M。
从图1中可以看出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作用机理。当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时，货币供给量增加，这时影响到货币市场上，使得LM曲线向右下方移动，在物品市场还没有做出反映的情况下使利率下降，即由i下降到i*，收入增加，由Y右移至Y*。利率的下降紧接着会刺激物品市场中的对投资需求的增加，总需求的增加使得IS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即由IS移至IS*，使利率升高收入增加，上述的传导过程可以表示为：MiIY。
国内很多学者结合我国实际经济情况对凯恩斯利率传导理论和IS－LM模型进行了检验。他们的结论基本一致，即我国非市场化决定的利率机制不能充分发挥其货币政策传导作用。张亚维(2000)认为，IS－LM模型不适合我国货币政策效用分析，其理由是IS－LM模型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在封闭经济环境中，而我国由于改革开放已不具备IS－LM模型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曾宪久(2000)用1978－1998年的数据对GDP增长率与名义利率或实际利率分别进行了线性回归，研究表明当前利率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虽然不可否认，但其影响尚是很小的。王召(2001)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VAR模型，证明了我国管制利率对宏观经济变量解释作用不强，对货币政策实现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制造了障碍。刘莉君，岳意定(2006)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证明了货币政策通过市场利率传导不畅。盛朝晖(2006)比较分析了1994－2004年中国货币政策主要传导渠道效应，发现由于我国利率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经济主体对利率变化的敏感度不如对信贷数量的变化，因此，利率渠道的作用小于信贷渠道。楚尔鸣(2007)用VEC模型对我国2000－2005年月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实际利率的变动不是引起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我国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存在“硬阻”。本文将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选取最新的数据，针对我国近年来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成绩，检验我国利率途径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是否通顺和有效。
二、我国利率传导途径的实证分析
1、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宏观经济的最终目标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本文主要研究利率传导是否影响最终经济变量，影响最终经济变量的程度如何等问题，因此从以下几个方面选择最终经济变量指标。
本文选用季度GDP指标作为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变量。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反映物价稳定，我国也越来越重视对CPI指标的统计，因此，本文选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季度数据作为物价稳定指标。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合适的指标能够准确反映我国的充分就业情况，所以本文暂时不考虑失业率。货币供给量一直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而且在实际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与利率有密切的关系，我国自1996年起，正式确定Ml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MO和M2为观测目标，因此选择M1作为反映货币供给量的指标。综上所述，本文选用GDP、CPI作为最终经济变量经济增长和物价的变量，用M1和一年期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利率作为货币供给量和利率的变量，选取这些指标在1998年第一季度到2007年第二季度的各季度数据，其中，CPI选取以上年为基年的季末当月数，M1选取季末当月数，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
为了消除季节影响，首先对GDP、CPI、Ml运用X－11方法进行季节性调整。在获得剔除季节性因素的数据后，对这些数据取对数，分别用LNGDP，LNCPILNMI和LNR来表示国民生产总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货币供给量和利率，这样有利于下一步的弹性分析，同时误差项由绝对误差变为相对误差，减少了误差值，尽量避免波动。本文计量分析采用软件EViews5.1。
2、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ADF检验对所采用的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用AIC和SC最小准则来确定最佳滞后期。通过检验发现LNGDP、LNCPI、LNM1和LNR每个序列的原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然后再对其进行一阶差分过程。结果发现，一阶差分后的ADF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在1％、5％、10％的临界值，表明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也就是序列为平稳序列，由此可以判断这4个变量均是一阶单整的I(1)，这就意味着它们之间具备了有可能存在协整关系的前提条件。
3、Johansen协整检验。
有些时间序列，虽然它们自身非平稳，但其某种线性组合在一起就会一起漂移，表现出平稳的特性。这种线性组合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称为协整关系。
因为VAR模型要求系统中变量的平稳性为前提，若系统中变量都是非平稳的，并且具备协整关系，便可以以相应VAR模型中每个变量的一阶差分量作为变量组成一个新的VAR。因此本节对LNGDP、LNCPI、
LNMl和LNR之间的关系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并采用AIC准则确定滞后期数均为5期。
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之间至少会存在一个协整方程，也就是说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关系，上述经济系统是一个稳定的系统。由于本文主要是为了建立VAR模型，不涉及协整向量的选择问题，所以只需证明存在协整关系即可。第一个协整关系对应了最大的特征根，LNGDP、LNCPI、LNMI和LNR的长期稳定关系为：
LNR=0.27LNCPI－0.51LNMI+0.37LNGDP
(0.85909)(0.04858)(0.01984)
这一协整关系所反应的是系统各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从长期看，LNR对GDP的弹性约为0.37，对M1的弹性为－0.51，对CPI的弹性为0.27。从系数的符号上来看，利率与货币供给量M1成负相关关系，这符合货币供给量增加利率降低的经济原理。从系数的绝对值上来看，也是M1与利率有更大的相关性。
4、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Granger)提出了一个判断因果关系的检验，即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s)，可以解决经济序列中的伪相关问题。
通过前述的Jonhansen协整检验，可以得知GDP、CPI、M1、R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为了进一步了解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对它们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滞后期同样选择5期(如表1所示)。
上述实证检验结果的经济解释如下：(1)M1和CPI之间存在着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M1增加，意味着流通的基础货币的增加，随之带来信贷的增加和信用的扩张，而一旦信贷增加、信用扩张过度，极有可能影响物价稳定；反之，物价上涨，需要流通中更多的货币供给量，引起M1的增加。(2)利率和CPI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利率和物价CPI之间互不影响，说明我国利率传导机制对稳定物价这个最终目标的传导失效。(3)Ml和GDP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说明货币供给量这个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我国对实现经济增长经济目标时受到限制。(4)利率和GDP之间存在着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利率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但是GDP是利率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利率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存在着传导阻碍，不能充分促进经济增长的最终经济目标。(5)利率和M1之间存在着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M1不是利率的格兰杰原因，而利率是M1的格兰杰原因。可以看出由于我国还未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受到长期利率管制的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不能通过利率的敏感反应(Granger因果检验不显著)，进而传导到实体经济中，形成了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变动之间的货币政策信号传导断层。
5、脉冲响应函数。
所谓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表示的是一个内生变量对一个标准单位误差的反应，即在随机误差项上加上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当前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在对货币政策传导的研究中，当VAR模型得到估计后，便可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来解释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程度，据此可知货币政策冲击解释经济运行预测误差方差的贡献度。
下面分别给各货币供给量和利率一个冲击，得到各脉冲响应函数图(即图2、图3、图4和图5)。在脉冲响应函数图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滞后期间数，纵轴分别表示反映变量的增长率，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代表了各货币变量对相应的货币政策变量冲击的反应。
图2是给实际利率R冲击引起的GDP变化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当给利率一个冲击，GDP与利率呈反方向变动。在滞后两期时，GDP开始呈上升趋势，到第4期上升到最高点，响应接近0.02，之后呈现出小幅波动的态势。这是因为当利率增加时，投资减少，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在经济过热时期，适当地提高利率，有助于减缓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抑制通货膨胀。反之，在通货紧缩时期，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图3是给实际利率R冲击引起的CPI变化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当给利率一个冲击，当期的CPI会有一个反向的变动。随后上升在第5期达到最高点，响应接近0.001，之后在第7期下降到均衡点然后再反弹，随后围绕均值上下波动，且波动幅度偏大。说明物价对于利率变动的反映是十分敏感的，虽然CPI随利率变动的绝对数比较小，但是波动的频率相对较快。
图4是对货币供给量M1冲击引起的CPI变化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当给货币供给量一个冲击后，CPI在当期就表现出上升趋势，与M1正相关。在将近滞后4期时达到最大值，CPI对M1的响应是0.0025，之后下降到接近第8期时与M1负相关。随后围绕均值波动，但是可以看出波动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图5是对货币供给量M1冲击引起GDP的变化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当给货币供给量一个冲击后，GDP呈反向变动。之后上升到第4期达到最高点，响应为0.12。之后呈现出下降趋势，但与货币供给量仍然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在第11期以后围绕均值上下波动，呈现出相对平稳的趋势。说明了在一定时期内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了利率，刺激了投资，可以增加国民生产总值。货币供给量与GDP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6、预测方差分解检验。
方差分解(varlance decomposition)表示的是当系统的某个变量受到一个单位的创新冲击以后，以一个变量的预测误差方差百分比的形式反映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本文主要考察R、M1和CPI对GDP的方差贡献率。不同预测期利率的方差分解见表2，第一列S.E.所对应的数据列表示为不同预测期的变量的预测误差，它受到新生标准误差的当期值和未来值的影响。其它变量所列的数据表示源于某个特定变量下的新生标准误差所引起的方差占总方差的比重。
由表2可知，在第一期GDP自身的贡献率较大，几乎可以解释50％的波动，这时M1和利率对GDP的贡献率几乎相等，分别占到25％。但是从第二期开始，GDP对自身的贡献率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M1和利率对GDP波动的解释比例增加。除了第二期利率对GDP的贡献率38.57％大于M1对GDP的贡献率16.82％之外，其他几期对GDP的贡献率M1总是大于利率的，而且有逐渐增加的趋势。这同样说明了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货币供给量所起的作用还是要远远大于利率的作用，与脉冲响应函数的检验结果相同。
货币政策与经济政策范文5
【关键词】 中国房价 货币供给量 经济稳定 MS-VECM模型
一、引言
近年来，商品住房投机愈演愈烈，商品住房价格（下文简称“房价”）调控政策频频出台，就在房价有所控制时，中国人民银行为了稳定经济增长，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然而流动性的释放会使得房价再次“过热”吗？2011年末初见成效的房价调控政策是否还应在2012年“稳增长”的大目标下继续维持呢？在这个关键的时期，研究我国房价变动、货币政策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其稳定的发展态势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稳定；另一方面，以货币政策为主的调控在经济出现下滑迹象的情况下该如何实施，继而又怎样影响房价，来进一步巩固前期调控房价的成果，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为下一阶段的宏观调控政策提供借鉴。
二、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关于房地产投资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的看法是存在分歧的。大部分国内学者认为，房地产投资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显著，房地产市场也应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对象。张金梅、沈悦和卢文兵（2010）建立时变参数模型，对房地产投资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后认为房地产投资对GDP拉动作用显著。原鹏飞和魏巍贤（2010）构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我国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及部门经济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发现房地产价格上涨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较大，但相同幅度价格下跌的负面冲击更大。祝运海（2010）利用ECM模型对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的实证结果表明：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变化不仅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冲击作用，而且在长期内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显著。蔡明超等（2011）认为房地产价格的走势是市场周期变化的最重要指标，通过参考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指出当经济周期出现拐点时房地产市场也应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对象。
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房地产的发展并不能引起经济的显著增长或房价自身对经济变化的影响并不显著，而房价和经济增长的联动变化是由于货币政策的作用。丁晨和屠梅曾（2007）基于VECM分析指出房价在货币传导机制中的作用较为显著，且房价渠道的总体传导效率较高，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已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途径。周晖和王擎（2009）运用BEKK模型和GARCH均值方程模型实证检验我国房地产价格、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的波动相关性以及它们的各种波动对经济增长率影响，发现房价的波动以及房价与货币供应量的联动导致GDP增长率的显著下降，但房价的波动对经济增长的波动没有显著影响，而且货币供应量与房价的联动变化非常剧烈，房价与经济增长的联动对经济增长的波动影响也不显著。张清勇和郑环环（2012）通过建立面板修正误差模型，对我国各省（市、区）住宅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领先与滞后关系进行分析，指出“住宅引领增长假说”在我国并不成立，而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大力促进住宅投资以带动经济增长、把住宅建设当作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和支柱产业的政策值得反思。
纵观上述文献定量研究不同时期的房价、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技术方法，固定参数的线性模型较多的被使用，如采用协整、VAR、VECM以及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手段，然而这些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有时是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其本质原因在于固定参数无法真实反映房地产业本身的结构变化，在房地产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期限长短以及力度的非线性量化测度方面较为欠缺。而“时变参数模型”以近年来计量经济学模型发展前沿的状态空间模型为基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上述局限，反映出变量之间动态互动关系，但仍然无法准确地模拟不同经济结构下房价变化的特性。孔行等（2009）运用马尔可夫转换模型将中国房地产价格波动分为高增长和低增长两种状态，较好地拟合了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的机制转换情况，并分析发现1998年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一直处于上升周期，但增长快慢程度经常改变，宏观调控政策是其中的重要因素。虽然他们使用马尔可夫转换模型，将中国房地产价格变化视作连续性的、内生化的状态转换，避免了在识别房地产价格波动变化过程中的主观性和盲目性，但其并未给出在不同区制下，房价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具体的相互作用关系。
针对上述缺陷，本文通过对房价增速划分区制，建立非线性的模型，以及在不同区制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更准确地分析了房价、货币供给量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首次将MS-VECM方法引入上述问题的研究，并通过实证，更真实地揭示房价波动、货币政策和国民经济变化这三者的非线性关系，帮助政府更好地指定房产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第二，结合人民币通货膨胀，房价调控初有成效，以及经济增长率快速下滑这个背景来开展研究。本文将着重分析当前“稳经济增长”和“稳健货币政策”与新一轮房价变动的内在联系，弥补以往研究视角的不足。
三、理论模型
根据Meen（1990）、Muellbauer和Murphy（1997）提出的房地产价格方程，本文构建了一个房地产供需模型，这个模型包括：需求方程，在假定住房存货、实际收入和货币供给量等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它决定短期住房价格；供给方程，它决定新增供给；市场均衡方程，它描述当新增供给全部完成以后，住房存货如何随着时间变化。住房价格方程可以通过需求方程的逆函数得到，具体的研究思路如下。
首先，Jorgenson（1963）、Poterba（1963）和Mishkin（2007）认为，住房的使用成本是住房资本需求的重要决定因素，故将房地产需求函数写为：
货币政策与经济政策范文6
一、影响基层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原因
1、商业银行信贷集中管理，制约货币政策传导职能实现。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一级法人体制形成的信贷集中管理，对欠发达县域经济存在歧视和偏见。信贷服务的重点向大中城市及大中型企业倾斜，忽视了对欠发达县域中小企业的信贷投入，使银行信贷资金在地区与地区之间、规模大小不同的企业之间造成了供应上的不平衡。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国有商业银行采取“丢卒保车”的政策，限制欠发达地区所属机构的信贷增量，将富余资金通过资金上存流向有效需求旺盛的发达地区，致使欠发达县域经济不仅得不到支持，反而成了发达地区资金的蓄水池。一方面中小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而另一方面大量的资金被上存“抽”走。这种资金管理与信贷政策的客观冲突，加剧了欠发达地区的资金供需矛盾，削弱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职能。
2、基层货币政策工具弱化，限制了基层央行的调控能力。从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权限来看，人民银行总行拥有法定存款准备金、再贷款、再贴现、利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等所有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权限。但具体到基层人民银行，可有效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权限小、种类少。基层央行可使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是再贷款，其操作却基本仅限于支农再贷款，并且受到分行严格的审批和规模限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货币政策调控能力较弱、效果不甚明显。再贴现作为基层央行可操作的另一货币政策工具，在现实工作中并未开展，发挥不了效应。因此，在现实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基层的传导存在较大限制。
3、县域企业市场活力不足，加剧了货币政策传导的低效。客观地讲，目前县域中小企业规模小、财务能力弱、潜在风险大等问题比较突出。在企业进出市场方面，中小企业的市场淘汰率较高，选择合适项目的难度大、成本高，使金融机构对县域中小企业的贷款不得不持慎重态度。此外，企业改制逃废债现象的客观存在，也加剧了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惜贷”心理。据资料显示，目前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零售贷款成本约为大企业批发贷款成本的5倍，而中小企业贷款利率上浮有限，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很难取得平均利润。低收益率与商业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宗旨背离，势必也影响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
4、金融生态环境欠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失效。当前，县域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与县域金融环境欠佳、风险保障机制不完善也有直接关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货币政策的全局性与地方利益的局部性不协调。在基层央行贯彻实施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出于局部利益考虑，通过其相关配套政策影响货币政策的行为仍然存在。如在打击逃废债、规范信用秩序等方面，一些地方政府部门默许企业借改制之机或以其他形式逃废金融债权的现象时有发生。二是企业对银行的合同承诺不兑现，损失了企业赖以生存的信用资源，引发了恶性连锁反应，刺激金融机构风险防范机制日趋严格。
5、人员培训不到位，滞阻货币政策职能的发挥。改革后，基层央行人员数量虽已达到饱和，但员工队伍无法更新，县级支行普遍存在员工老龄化趋势。因此，如何提升现有员工整体素质、专业技能已是当务之急。多年来，人民银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员工素质，如岗位培训、鼓励职工自学、进修等，但由于缺乏系统的培训，尤其是金融理论和货币政策知识方面的培训，致使目前基层央行员工忙于应付日常的业务操作，缺乏全面性，执行货币政策、宣传货币政策的职能被弱化，影响了基层央行货币政策职能的发挥。
二、增强基层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对策
1、拓展工作视角，创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基层央行要充分发挥信贷窗口指导作用，首先必须切实掌握辖内经济金融运行的实情，着力做好“结合”文章。积极引导金融机构扶持中小民营企业，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通过创新金融工具以调整信贷结构，促进辖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和调整。同时，通过再贴现、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扶持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尤其是农信社的发展，促进其加大对“三农”经济的信贷投放力度，切实防范信贷集中形成的风险。
2、加强调查研究，发挥基层央行在资源配置中的导向作用。基层央行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总行制定科学的货币政策反馈信息，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当好参谋。因此，基层央行的调查研究首先要深入研究当地经济特点，全面调查货币信贷政策贯彻执行情况，尤其是信贷资金运用情况，为解决货币信贷政策实施中出现的热点、难点问题想办法、出对策，真正完善货币政策的前瞻性作用。同时要了解区域资金的变动情况，研究如何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运用货币政策手段提供金融支持，提高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还要结合当地经济金融实际，提出自己的货币政策执行意见并及时对当地信贷投向做出必要的沟通与反应，对金融机构执行货币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执行效率。
3、更新经营理念，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一是银行业要加强金融服务工作，以增强对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力度，要树立不仅提供资金是支持，而且帮助企业进行项目评估、提供结算服务也是支持的理念，创新思路，强化服务意识。二是区域中小金融机构要转变经营理念，改变风险管理认识上的偏差，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特点，采取积极措施主动适应市场，根据市场需要，开拓新的贷款领域和推出新的信贷品种，把营销重点转移到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中去，为货币政策传导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三是区域金融机构要建立科学的贷款激励机制，通过建立信贷资产质量与员工收入相对称的奖惩机制，实现规避风险和利益对立的统一。同时，各国有商业银行应根据不同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同情况，科学合理地划分信贷管理权限，避免“一刀切”模式所引发的弊病。
4、整治信用环境，构建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机制。基层央行一是要正确处理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加强沟通和联系，争取政府对金融工作的重视和支持。二是要通过与地方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的沟通，分析各行业的发展前景和信贷风险状况，在此基础上，通过有效的方式及时向商业银行信贷预警信息。三是要组织协调各金融机构对那些恶意逃废金融债务、悬空金融债权的企业和个人实行“黑名单”制度，联合对其实行金融制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