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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范文1
关键词：财政支农政策农业经济发展绩效影响
一、财政支农政策对农业经济发展绩效产生的影响
如今，在新时期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社会经济也在原来的基础上实现了进一步的提升，我国逐渐对财政支农政策引起了高度重视，并进一步加强了对该政策的调整工作，从而对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我国财政农业政策与农业经济发展绩效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当国家加强对财政的投入力度时，相应的农业产值也会在原来的基础上明显提升，由此可以看出，在增加农业财政支出的基础上，对于农业经济发展可以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果是降低农业财政支出，那么农业经济发展就会呈现下降的趋势。因此，财政支农政策与农业经济发展绩效之间不但存在正向影响关系，同时两者之间也存在负向影响。
二、财政支农政策对农业经济发展绩效影响的应对措施
(一)对财政农业支出结构进行调整
通常情况下，财政农业支出结构具有非常明显的固定性，而农业经济发展趋势经常会发生变化，针对这种现象，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对财政农业支出结构进行合理调整。目前，在对农业财政支出进行使用时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针对这种现象，还需要对具体的使用过程做出合理调整，特别是要加强对贫困地区的资金投入力度，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保证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布局具有一定的平衡性，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合理发展，进一步提升农业经济发展效益，进而减少贫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
(二)成立相应的国家财政扶持基金
对于我国相关的政府部门而言，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成立专门的农业扶持基金，在此背景下可以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提供非常重要的基础条件。比如，可以成立比较先进的农业园区，从而促进我国农业发展的进一步转型与升级，加大对农业生产技术的研发工作，同时对新产品进行全面推广，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举办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农业科学知识讲解活动，通过学习使农民对专业的农业知识进行全面掌握。如果是在条件与环境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加大对农业旅游产业的扶持力度，从而也会农业经济发展增添新的发展动力。另外，在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工作中，应该实现对财政支农政策的充分利用，这也是加大农业支持工作的重要方式。通过对专门基金制度的合理制定，可以对农业经济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农民生活条件与水平。
(三)加大财政支出资金
结合实际情况可以了解到，我国农业经济目前正处于非常重要的发展时期，针对这现象，我国政府部门一定要加强扶持力度，加大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财政支出资金，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为各项农业工作开展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因此，政府部门应该构建出完善的资金支付制度，保证各项资金可以顺利落实到农业发展中，可以对各种资金浪费问题进行合理解决。另外，政府部门还应该将相应的资金审计工作进行全面落实，主要是为了防止各种资金挪用问题的产生，在最大程度上保证资金使用中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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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首都经济圈；财政政策；区域经济；空间计量模型
一、首都经济圈经济发展及财政政策实施的差异性描述分析
本文中选取人均GDP衡量经济增长发散或收敛趋势，从首都经济圈中的各省市按照2011年人均GDP总值的大小进行分组，可以看出各地区经济发展仍呈现出不平衡的现象，在首都经济圈的各省市中，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仍呈现出北京市作为首都，经济最为发达，其次是作为直辖市的天津市人均GDP总量仍是明显高于其他省市，再次是山西省、河北省，最后是经济较不发达的内蒙古。
此外，首都经济圈中各地区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也呈现出地区差异。北京作为首都经济圈的核心财政收入与支出都处于最高水平，而与北京相邻的天津市的财政收支水平则处于最低的水平，可见财政收支的资源在不同地区分布特点具有很大的差异，也为利用财政政策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创造了条件。从财政收支的对比可以看出，河北和内蒙古的财政收入均处于中低水平，但两省的财政支出却均处于较高水平。因此，进一步测量财政支出对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使得首都经济圈经济发展差异能得到进一步的缩小。
二、财政政策对首都经济圈发展区域效应分析
由于以往分析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文章，均假设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相互独立的，不存在空间上的相关关系，因此在衡量首都经济圈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受到财政政策的影响程度时，只考虑了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政策之间受时间推移的影响，而没有考虑到首都经济圈中各地区空间自相关性及各地区之间相互影响的溢出效应。因此，本文将从空间自相关性的角度出发，考虑首都经济圈各地区间的地理邻近性质，进一步考察首都经济圈中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受财政政策影响的程度大小。由于中央财政对各地方的转移支付在区域间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在本文分析财政政策对首都经济圈发展的区域效应时，选取的变量包括：被解释变量为人均GDP，解释变量为中央一般投资依赖度（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于中央预算内占本地固资投资总额比重）、地方财政资源丰裕度（居民人均享有财政资源来自于本地财政支出比重）、地方财政自给度（地方财政收入与支出之比）、地方财政供养人口数（一单位的地方财政本级收入供养的百万人口数）以及地方人均中央转移支付（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各省人均拥有量，取对数，考察人均转移支付的弹性变化）。
（一）中央财政支出空间效应的实证检验
通过计算首都经济圈各财量的Moran’s I指数并计算各Moran’s I的伴随概率，可以看出，首都经济圈中的各地区经济变量的Moran’s I统计值均能够在小于5%的显著性水平上，提供各地区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具有全局自相关的显著证据。该计算结果表明，各地区经济变量的空间随机分布假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被拒绝，因此，在对经济变量人均GDP所受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时，还要考虑相邻地区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影响，也就是说若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的回归结果是有偏的。并且通过计算结果也可以看出，首都经济圈的全局自相关性相比全国范围而言更显著，也就是说，首都经济圈中利用财政政策达到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效果应更有效。
（二）局域空间自相关性LISA检验
由以上分析可知，首都经济圈各地区的经济水平、中央财政支出水平都存在空间之间的相关性，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聚集效应。下面试通过计算局域空间自相关LISA值的显著性水平探究各地区空间集聚效应的程度。
在对人均GDP对数的局域空间自相关性的检验中，河北省在首都经济圈中与其他各地区存在着较高的局域空间自相关性，而且河北省人均GDP处于首都经济圈中较低水平，被首都经济圈其余地区较高水平的人均GDP所包围，因此，利用财政支出拉近河北省与其他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一定效果。在中央投资依赖度的局域空间自相关性检验中，河北省在首都经济圈中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需要较大程度依赖中央投资来发展本省经济，因此，需要合理利用财政支出，拉近其与首都经济圈中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对中央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局域空间自相关性的检验中，中央固定资产的投资比重在首都经济圈的各地区中投资水平比较低，因此适当加大首都经济圈中中央投资的比重，有助于拉近首都经济圈中各地区经济水平的差异程度。
三、财政支出效果估计及结果分析
为了建立首都经济圈财政支出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空间计量模型。首先应考虑模型的形式，一般判断规则如下：若在空间依赖性的检验中表现出LM-lag比LM-err的统计检验结果更显著且RLM-lag显著而RLM-err不显著，则此时选择空间滞后模型（SLM）更为合适；相反若LM-err比LM-lag在统计检验上更显著且RLM-err较RLM-lag更显著，则应选择空间误差模型（SEM）最恰当。通过判断规则可知，应在首都经济圈内建立空间误差模型（SEM）最为恰当。
从首都经济圈的空间误差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首都经济圈中各地区依赖中央政府的转移支出受到地区空间效应的影响而有所削弱，而更依赖于各地区自给的财政支出。地区财政自给率的回归系数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下的统计检验且系数为正，说明地区财政的自给率的提高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的人均转移支付的回归系数也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下的统计检验且系数为正，说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越高越有利于经济的增长。此外，受到首都经济圈中各地区间的空间效应，地方经济的发展更依赖于地区自身的财政支出，是地方经济建设的主要力量。而对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地区经济发展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影响效果会受到空间效应的影响。最后，空间误差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了相邻地区间空间相关性并不是通过区域间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带来的，而是通过相邻区域间受到冲击后的各种波动效应带来的，相邻区域间经济增长的波动效应的增长，会使得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应上升。由此可见，首都经济圈中各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空间自相关关系，若忽略了这种潜在的空间相关性，估计经济发展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是不恰当的。这也进一步证明，首都经济圈中各地区间的财政支出与经济发展之间是存在空间联系的，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通过本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都经济圈中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较全国范围内更加明显，首都经济圈在考虑空间效应时，更突出地方财政支出的供给对于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此外，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对于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仍有一定影响，可见首都经济圈各地区经济水平的发展一方面依赖于自身的财政供给，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大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而某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会通过经济活动的波动而影响其余相邻地区，因此，除了加大各地区自身的财政供给力度，还应有目标的加大对某一地区的中央转移支付的力度，从而达到大力发展某一地区的经济水平，进而带动相邻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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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文章认为我国的通缩是因为我国的产品已经供大于求，产品结构不合理的原因。然而，并没有充分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这种观点。如果说，在我国经济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在人民生活水平并不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使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现象，也只能是某些产品的供大于求与绝大多数产品的供不应求并存。这种局部的供大于求，是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反映。然而，这种局部的经济结构不合理，不可能引发全面的通货紧缩。
收入差距过大，城乡差距过大，地区经济不平衡，垄断部门与其他部门差距过大等问题，是通缩问题的根本原因。这些问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产物，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然而，如果政策合理，就可以缓解这些矛盾，从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解决这些问题。
IS-LM模型与AS-AD模型，解释了市场经济下宏观经济短中期的运行规律。本文应用这些理论，从居民预期，税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进出口方面分析了我国经济中通缩问题的政策原因。
文章第二部分介绍了基本理论，第三部分分析了各种政策的影响，以及政策组合的影响，最后一部分给出了政策建议。
一、基本理论
1、IS-LM关系：
根据宏观经济理论，在任何时点，物品供给必须等于物品需求(1S关系)，货币供给须等于货币需求(LM关系)，IS关系和LM关系都应该成立。
IS关系：Y=C(Y-T)+I(Y,I)+G+X (1)
LM关系： M/P=YL(i) (2)
其中(1)式左边表示物品供给，右边表示物品需求。其中Y是产出(收入)，C表示消费，I表示投资，G表示政府花费，X是进出口，T表示税收，I是利串。(2)式左边表示货币供给，右边表示货币需求。其中M是货币存量，P是价格，M/P表示实际货币，L是I的减函数。
物品市场均衡意味着产出是利率的减函数，金融市场均衡意味着利率是产出的增函数。
2、AS-AD关系：
(1)考虑劳动力市场，由工资和价格决定特征：W=PeF(u，z)，P=(1+U)W；
可得p=Pe(1+μFuz其中w是工资，P是价格，Pe是预期价格，μ是价格加成，u是失业串，z是决定工资的综合变量。
若以Y＝N表示就业人数，L表示劳动力供给，则1－Y/L表示失业率。代入上式，可得总供给关系式AS关系；
P＝Pe1＋μF1－Y/L，z3
这个关系说明，价格水平是产出水平和预期价格水平的增函数。
2从物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两个方程1，2出发，可以得出价格水平上升导致产出下降。产出和价格水平之间的基本负向关系称为总需求关系AD关系。总需求关系可以表示成如下形式：
Y＝（M/P，G，T，X）(4)
Y是M/P和G的增函数，T的减函数，X的增函数。总需求关系说明产出水平是价格水平的减函数。
二、各种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1997年前后，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对我国社会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至今仍然存在。我们用前面介绍的理论，分别从预期，财政和税收政策，货币政策，进出口等方面，对我国宏观经济进行分析。
在1997年前后，我国政府出台了“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抓大放小”等一系列国有企业改革措施。姑且不论这些政策的合理性，以及是否可以采取更加稳妥的办法。就政策本身而言，对居民的心理震撼是巨大的，至今仍没有完全消除。这些政策极大的恶化了居民的收入预期。在同一时期，我国进行了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的制度改革。在城市，还进行了住房等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政策，增加了居民的支出预期。下面讨论这些变化对经济的影响。
假设产出最初在它的自然水平产出等于Ym。居民预期收入的减少和支出的增加使居民减少了当期的消费。于是，在同一价格水平下，产出减少了，价格下降。
从1998年开始，政府连续几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经济运行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却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税收的增加和税收的不合理扭曲。
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是明显的，政府支出的增加使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给定价格水平，产出增加。更高地产出导致更高的价格。
我国税收问题较为复杂。由于我国市场经济时间较短，所以法律法规不健全。再加上腐败和逃漏税现象，以及政府的不合理收费等，所以我国法定税串只有参考作用。不过，从我国财政收入在97－02年的增长速度可以看出，实际税率是增加了――财政收入的增加意味着实际税收的增加。并且，我国税收政策是扭曲的，甚至是“劫贫济富”。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民的收入本来很低，负担却很重。这必然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
税收的增加，特别是农民负担过重，使消费减少，从而产出减少，抵消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影响。在税收和财政政策的综合影响下，总需求关系是不确定的。
97―02年国家一直施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因此可以认为货币政策在这一阶段是中性的。
对于通缩的原因，提的较多的是进出口的影响。的确，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的出口受到一定损失。但是，相对于我国的经济规模，这一时期进出口的影响是有限的。这种影响，不可能会成为通缩的主要原因。把我国通缩问题归结于出口减少，是夸大了进出口的作用。另一方面，在这一阶段我国的国际贸易仍然是顺差，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仍然是正值。再者，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大国来说，过分的依赖国际贸易是否行得通，也有争议。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过去几年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比较单一，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一些改革措施没有考虑社会和经济的承受能力，造成了消极影响。2003年以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宏观措施，农村税费改革和城市再就业工程的效果也逐渐显现，居民预期也逐步恢复，我国经济终于走出了低谷。
三、政策与建议
1、在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要考虑社会和经济的承受能力，循序渐进的进行。改革过程中要妥善解决广大群众所受到的利益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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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政策引发有效需求下的配置
我国接近70%的对外依赖度的，表明了我国的国内生产在很大一部分是以国际为市场的；在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国相继陷入衰退后，外需对我国经济的增长的拉动作用将逐渐减弱。另一方面，在经历资产价格大幅下降后，消费的增长态势将出现下滑；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也使得企业的自主投资意愿降低。在这种经济背景下，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09年经济最具决定力的拉动因素。这也从本质上决定了围绕积极财政政策的行业配置是09年的主要方面。
积极财政政策对行业配置策略的影响
理清财政政策对经济影响的脉络是我们围绕积极财政政策进行投资的前提，我们认为：1、我国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依然以资本性支出为主，这样可以从近期中央和地方公布的投资计划中看出；2、从历史经验看，伴随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会出现两种结果：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3、财政政策对经济存在较明显的拉动作用；4、财政政策实施是适时的，以稳定经济增长为主。
在这里我们需要分清两种历史状态：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在97年以前的经济周期波动中，伴随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出现投资过热而带来较高的通货膨胀，经济波动幅度较大；而在98-03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通货紧缩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伴随我国经济规模扩大，97以后我国开始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大部分工业产品行业出现了过剩现象。对于同样的积极财政政策出现的两种情况：迅速带动经济“V”型反转和经济仍然在低位徘徊，我们必须理解财政政策的积极性与经济内在增长的规律性的联系。这也是我们在进行围绕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行业配置时需要注意的相对性，如果积极财政政策能带动经济反转增长，我们重新迎来一轮周期性的行业轮动。如果经济仍维持在低位徘徊，我们则需要注意积极财政政策下的相关行业的相对受益性。
98-02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与通货紧缩带来的思考
在我们分析09年积极财政政策与宏观趋势变动时，98-02年这一周期调整阶段是我们需要观察的。在该阶段的周期调整原因有着相似性：94年经济过热引发通胀后采取了紧缩的政策，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带来的外需下滑风险。通过观察，我们可以思考两个问题：1、98-02年的财政政策的积极性极高，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当时与财政有关的指标，测算本次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2、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与宏观经济紧缩并存状态下，行业到底如何受益。
第一个问题，我们首先对98-02年的财政政策实施情况进行分析。在94年实行财政改革后，财政收支占比提高，从国债余额指标占居民金融资产不到6%和占GDP8.2%指标看，财政政策有较大的空间，这也与我国现在的情况类似。我国从04年以来连续财政盈余，从债务余额看，我国财政债务余额在06年约占道GDP的17%左右，也远低于国际警戒线。
从实施效果看，根据不同部门对98-02年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的分析数据，我们可以看出，积极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起到了较好的稳定作用。一般统计结果显示，近国债项目投资拉动的GDP增长在1.5-2.0%之间，其意义在于有效的防止了经济过快下滑可能形成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这也给我们一个关于本次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可能拉动作用的参考。由于财政政策本身具有一定的约束和特征，其效力的参数是可以作为本轮可能拉动的估算值。
从上面的财政政策力度与效果的分析看，应对本次经济下滑中积极财政政策将被作为主要动力。值得借鉴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从及时性和财政政策的属性看，积极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项目投资；2、转移支付方面主要是治理失业率过高可能引发的生活困难；3、财政政策的实施要考虑经济调整的特点，但从98-02年的实施情况看，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从国债余额看我国07年底约为5万亿，占当年GDP20%。根据《马约》的指标：公共债务余额/GDP不超过60%，当年赤字/GDP不超过3%；我国的主要指标：国债依存度（当年债务收入/当年财政收入）不超过20%，国债偿债率不超过20%。按照马约规定，我国明年可以发行债务7000亿以上；如果考虑国债依存度和国债偿还率，国债依存度可以发债在1万亿左右。以上数据表明，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资金是可以保证的，如果考虑配套资金（5倍）支持，国债可带动5万亿左右的投资。
第二个问题：积极财政政策对相关受益行业的影响，由于我国数据不完善，我们选取反映工业企业效益工业增加值，从其增速看，在98-01年间，一直保持低增长，这也反映出整个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状况一直没有出现大的好转。但从钢铁产量、水泥产量、发电量看，伴随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在99年1季度以后，便出现了增速上的回升。表现出了在宏观经济通货紧缩的背景下的相对受益性。
财政政策有效性引致的产业轮动配置策略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1、对于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财政在2-3年内是可以通过国债发行筹集到足够资金；这样也就保证了项目实施的进程。2、08年经济面临的是一个急速下滑的情况，在这种背景下，财政支出将着重于能够直接见效的投资上。根据广州、广西、山东等地的公布投资方案，其中高速公路、机场、电站、基础设施、铁路等建筑投资占到了80-90%的预算，也表明财政政策着力点还是在基建和项目建设上。3、相关受益的行业集中在建材、钢铁、一般机械、交运机械和电力设备等。4、由于实施以建设为主的财政政策，受制于财政支出的关联性，其他支出将会相对减弱，另外从影响消费的因素看，转移支付对消费的刺激作用较小。
我们借助投入产出表的参数计算建设投资对相关行业拉动力的排名。由于财政支出包括地方和中央，且财政政策的实施是建立在对经济预期的判断之上的，这使得我们难以估算财政总支出额和支出增加额。但我们可以建立这样一种相对受益性逻辑：经济状况越差，积极财政政策力度越大，相关行业的相对受益性就越高；经济状况好转，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减弱，但好转的经济下我们的配置将重新进入一个由复苏到繁荣的行业轮动配置。这条逻辑充分说明了相关受益行业的相对性。这样，我们以中央制定的4万亿投资计划为分析对象，分析相关行业的受益性。
根据中央和地方投资计划，我们估算将有85%的支出用于建筑类项目，合计3.4万亿元。投入产出方法中有两个系数：直接消耗和完全消耗。完全消耗反映了企业的关联生产过程，包括了直接消耗和中间消耗。当投资启动时，对经济的影响是直接消耗还是完全消耗，取决于是否需要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一般来说，投资的拉动作用介于直接消耗和完全消耗之间。这样我们估算3.4万亿投资对行业的总产出的拉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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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
在凯恩斯经济学中，“需求管理”是政府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这里主要分析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从它们对总需求的影响角度来考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
(一)财政政策的效力
当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政府需求增加将通过财政政策乘数效应使GDP增加。GDP的增加又使货币需求增加，即需要更多的货币用于交易。在储备银行不改变货币供给的情况下，利率必然上升;利率上升，一方面会抵消由于GDP增加而增加的货币需求，另一方面又会减少投资需求，从而抵消一部分政府支出或减税对GDP的刺激作用。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上升将会大量降低投资。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那么，由于政府支出增加引起的货币需求将使利率猛增(利率敏感程度很低意味着利率必须变动很多)。①(①参见[美]R.E.霍尔和J.B.泰勒： (宏观经济学>，171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
此外，财政支出乘数是衡量财政政策效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财政支出乘数能否使财政政策的效力充分发挥出来，同样要受到上述两个因素的制约。如果投资对利率高度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即使财政支出乘数很大，财政政策也无法产生强有力的效果。
与上述情况相反，当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如果利率上升幅度不大，或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利率水平没有多大影响，那么，这种政策对投资的冲击就很小。在这种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总需求就有很强的影响力。换言之，当投资对利率不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高度敏感时，财政政策的效力就很强。
利用IS——LM曲线的形状及其移动来展示财政政策效力的强弱。财政政策的效力与IS曲线和LM曲线的形状有很大关系。当投资需求对利率很敏感时，IS曲线比较平缓，因为利率的较小变化和投资需求的较大变化有关。相反地，当投资需求对利率不敏感时，IS曲线就比较陡峭。
再看LM曲线的形状。当货币需求对利率很敏感时，LM曲线就比较平缓，因为当货币需求随着收入变化而增加时，利率的很小变化就足以使它减少;反之，当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时，LM曲线就比较陡峭。
当IS曲线比较陡峭，或者LM曲线比较平缓时，财政政策的效力比较强。相反，如果IS曲线比较平缓，或者LM曲线比较陡峭，财政政策的效力就比较弱。
(二)货币政策的效力
货币政策的操作主要体现在货币供给的变化上。扩张性货币政策或松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增加;紧缩性货币政策或紧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减少。一项扩张性货币政策如果在货币供给的增加时使利率下降的幅度很大，并且对投资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它对总需求的影响就很大。这种效果产生的条件是：第一，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下降就会使投资受到极大鼓励。第二，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货币供给的增加使利率下降很大(利率的很小下降就足以把货币需求提高到同较高货币供给一致)。在这两个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效力就强。
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效力也有弱的时候。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利率的下降不会使投资受到很大的刺激;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货币供给的增加并不能使利率下降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一项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如果使利率下降较小，或对投资的影响较小，它对总需求的影响就较弱。
用IS——LM曲线的形状及其移动来展示货币政策效力的强弱。同财政政策一样，货币政策的效力也与IS曲线和LM曲线的形状关系很大。如果幅曲线较为平缓或LM曲线较为陡峭，货币政策的效力就强;如果赐曲线较为陡峭或LM曲线较为平缓，货币政策的效力就弱。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搭配文献综述
摘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属国家的需求管理政策,可据宏观经济调控要求进行合理搭配。围绕着这个课题,国内外无论在理论的研究上还是在现实政策的运用上,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重点对我国实行人民币二篮子货币汇率制度后两大政策有效搭配的文献进行综述。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绩效 政策搭配 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而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关税等的实质是在总需求结构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使需求结构在国内需求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则”。若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具备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蒙代尔(MundeB,1960)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指出将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给它能发挥最大影响力和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斯旺(Swan,1960)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f财政货币政策1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的模型。蒙代尔(1963)与弗莱明(1962),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经不断完善而成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fPaul Krugmanl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将以上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于对我国经济的分析,研究结论不尽相同。马拴友(2004)运用IS-LM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在我国IS曲线较为陡峭而LM曲线较为平坦,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对治理通货紧缩具有更大的效能。张学友、胡锴(2002)运用修正的MF模型,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力进行比较,得出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安排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要优于货币政策:当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施建淮(2007)运用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产出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是紧缩性的:相对汇率变动的其他效应,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效应是支配性的,因此运用传统斯旺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是有效的。徐长生、刘士宁(2006)根据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论,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模型中的内部通胀、外部顺差的区域,因此对内可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抑制投资过热,采取结构性的财政政策着重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对外通过本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改善国际收支顺差,以实现内外均衡。
也有学者通过计量建模,实证研究了近年来我国两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对内绩效的研究,鲜有在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兼顾内外综合绩效的系统研究。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实证研究了财政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这是由于我国利率管制严格、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缓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国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显著,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应该继续实施。王文甫(2007)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有一条真实变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长的均衡增长路径:在均衡增长路径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必须相互协调:财政政策对经济有影响,货币呈非“超中性”。刘斌(2009)基于我国的实际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我国的政策体制主要表现为主动的财政政策和被动的货币政策组合体制的结论:这种体制实际上是物价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的充分体现:因相机抉择的政策会产生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影响,这种体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继续保持值得商榷:他强调今后我国应该从现行的体制向主动的货币政策和被动的财政政策组合体制转换。黄志刚(2009)将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间汇率制度下研究发现,不管资本流动性如何,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有效,其效应介于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最应该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方法,此时政策效果最好。
三、总结及启示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发现,大多文献将研究视角聚集于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及内外均衡,鲜有深入到对物价、居民消费、民间投资等重要经济变量以及经济内部结构的政策搭配研究。已有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以来(2005年7月21日)基于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相关文献不多。
本文认为,在后续研究中可进行新的尝试,若能遵循“紧扣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总揽全局、内外兼顾、两大政策密切结合”的构想,将会有很大的突破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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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范文6
关键词：财政理论 心理学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现在研究心理学在交叉学科的应用的学者提出“凯恩斯的财政理论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之上”的观点。如果只从凯恩斯的财政理论分析，会发现这个说法确实有道理。除凯恩斯的理论外，我们也可以从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论证其财政理论与心理学的联系。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对财政政策的定义为：政府运用国家预算和税收等财政手段，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来实现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平衡的一种经济政策 。主要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部分；财政收入的基本手段是税收，财政支出的基本手段是政府预算拨款。
虽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是运用财政手段（国家预算，税收，国债，财政补贴，财政投资等）调节供求平衡，但其主要通过收入分配发挥作用，所以，接下来要从收入分配方面来分析。
政治经济学在考虑收入分配方面主要关注效率与公平的抉择问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这一矛盾的阐述是：发展社会生产，就必须打破平均主义，引入竞争机制，合理拉开收入差距。联系我国国情即为：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对侵吞公有财产和用偷税逃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谋取利益的要坚决依法惩处。要整顿不合理收入，对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个人额外收入的必须纠正。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要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等新税种，调节过高收入。要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同时，要通过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由以上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理论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心理学上的解释。1.激励效应，允许或鼓励一些人先富起来会通过激励效应让并不富裕的人产生强烈的愿望及动力，有利于带动微观经济主体发展，从而使宏观经济有所增长。这种激励效应在很多企业都有应用，以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这种激励效应在生活中也很常见，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每个普通的中学生都经历过体育跑步考试，在考试的时候，教师往往会找个跑的相对较快的同学在前面领跑，以激励后面的学生。2.公平效应，控制在心理学上可以认为是对激励应用的控制或规范。我想从跑步的例子入手理解。跑步的时候教师会找个跑得相对较快的同学带跑，但是好的教师还会做的一件事就是控制差距，使我们和我们前面一个同学的差距在一定范围内。这样，我们会产生可以追上的认知，才会达到激励的目的；反之，如果差距过大，我们会更加没有力气甚至放弃。这体现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合理拉开收入差距中的“合理”二字，结合中国国情所指定的具体措施上更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
财政政策在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中的定义为：对税收和公共支出进行规划，以帮助抑制商业周期的波动，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高就业率，避免过高的或剧烈的通货膨胀。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政府应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他们主张政府的公共投资必须根据经济的实际情况进行较长时期的规划，并推行赤字运算；他们同意庇古关于税收的观点，将税收原则归纳为利益原则和牺牲原则，他们认为，税收的宏观调节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自动稳定器功能，二是有意识的调节税率，实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中跟我们生活联系最紧密的税收问题，也涉及到与心理学的联系。利益原则，即人们认为应当根据他们从政府活动中期望得到的收益的大小来纳税。牺牲原则，即腹水的安排应是社会收入的再分配是公平合理的。这两条原则都注意到税收给人们带来的效用减少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并有助于尽量减轻这种影响。牺牲原则注重我们可支配收入分配中的公平，利益原则注重我们对所付出的代价 （税收）得到回报的程度。只有我们的付出得到了相应的回报，且我们的所得在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公平（在我们愿意接受范围内的相对不公平下的公平），我们才更愿意将我们所得的一部分交给政府，并更希望取得更多的收入，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
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凯恩斯古典学派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关于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在各方面都有所异同，尤其表现在微观经济主体――对个人收入分配（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和宏观经济――对社会总供需平衡的影响。具体的异同可以从财政政策大体划分的税收、支出和预算三个方面分析，除此之外，这三种理论在财政方面区别联系细究起来甚至可从这三种学派最初对市场及参与者的假设开始分析。
总的来说，由于经济和我们生活的密切相关性，经济影响着我们生活的进行，我们从中得到的效用对生活至关重要，也对我们的心理状态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任何经济政策，只要影响我们的得到效用，就会引起心理的反应，从而得到心理学上的解释。
参考文献：
[1]段海英，邓菊秋.《财政学》第三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2]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第十八版
[3]李杨.《西方经济学》第二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4]朱方明.《政治经济学》第三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5]宋涛.《政治经济学教程》第八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