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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1
关键词：宏现调控；政府失灵；主流宏现经济政策；经济泡沫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活动中起基础性作用，以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同时，在总量平衡、结构调整和长期发展战略方面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崭期时期，宏观经济调控将面临新的挑战。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如何防止“政府失灵”问题
所谓“政府失灵”是指政府干预经济不当，未能有效克服市场失灵，却阻碍和限制了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从而导致经济关系扭曲，市场缺陷和混乱加重，以致社会资源最优配置难以实现（刘俊奇，1999）。具体地说，“政府失灵”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其一，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达不到预期目标；其二，政府干预虽达到了预期目标但成本高昂；其三，干预活动达到预期目标且效率较高但引发了负效应。
析“政府失灵”的成因很多，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政府对经济的认识难以完全符合经济规律，即使一定时期抓住了规律，然而规律本身是发展变化的，因而不可能穷尽。进而，政府的决策不可能完全正确；2.政府角色错位。即政府未能恪守其“增进市场论”的基本角色，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过大，超出了矫正市场失灵、维护市场机制顺畅运行的合理界限；3.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是依靠市场主体的驱利动机来实现政府调控目标的。而政府干预的目标、手段可能与市场机制运行的要求、微观主体的目标和情况相冲突。因而，宏观调控的效果不能由政府来完全左右；4.政府的组织机构、运行机制不可能完全统一和协调，因而可能导致政策的制定、执行的非科学化和非理性化；5.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政策的不恰当可能导致“寻租活动‘的大量存在，从而扭曲了经济关系，障碍资源的合理配置。
我国这几年：“政府失灵”的例子主要有：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上市指标搞行政切块分配；贷款权上收，城市合作银行合并，农村合作基金的撤并；允许甚至鼓励行业自律价格的存在；恢复对粮棉收购的管制；物价持续走低；民间投资和消费启而不动等。
当前，我国“政府失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角色错位时常出现，往往干预过度，破坏了市场机制运作的合理界限。这是由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影响还在发挥作用；二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难以达到预期目标。这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已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还不能充分把握其运行规律。如何克服这两大问题，是我国近期防止“政府失灵”的主要任务。
二、如何实施主流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转变
关于当前宏观经济中的困境即物价持续下跌（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成因，人们已阐述得很充分了。笔者认为理论界从整体上已达成了共识，只是角度可能不同，在此不再复述（参阅江勇、熊正栋，1999；戴培昆，1999）。
但是人们对当前“有效需求不足”局面的性质判断，笔者不敢苟同。如“经济发展新阶段一个主要的标志就是所谓阶段性有效需求不足”（参见张晓晶，2000），另如1998年有一种“V”型理论认为经济会迅速上升等等，这些把我国当前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看作是阶段性的，即使他们也可能意识到这种局面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存在。然而，我们的观点是：“有效需求不足”是体制改革的结果，搞市场经济就要长期面对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更进一步地说，“有效需求不足”是市场经济的共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
同时，买方市场的形成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我国的主要矛盾已转移。我国的主要矛盾依然是生产力水平的落后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因为“有效需求不足”隐含着人们有需求但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这与存款的多少并不等同）。因此，在经济转轨时期，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仍然是如何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不仅仅指总量增长，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增长质量和增长效益。而要提高增长质量和增长效益，退回到原有体制是不可行的，这已为我国的实践所证明；唯一的出路是深化体制改革，加强宏观调控。而通过深化体制改革，通过市场经济的完善来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增长效益与质量的不断提高，就必须不断扩大“有效需求”。于是，我国的主流宏观经济政策由过去的以收缩性为基本特征的宏观经济政策转变为以扩张性为基本特征的宏观经济政策（关于过去的主流宏观经济政策可参见吴晓求，1998）。
然而，政府在这种“有效需求不足”约束下的宏观调控力度不足，手段选择和效果还很不理想。如1998年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以拉动内需，确实起了一些作用。但从1999年上半年国有经济增幅下降的事实表明，这次宏观调控只是启动了国有经济的短期增长；虽然1999年财政政策、收入政策着眼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参见陈淮，2000），注意了短期政策与中长期发展相结合，但由于体制性约束，效果一时难以体现。由于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退出机制的缺乏，银行体制改革滞后，投融资体制的扭曲，使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的是更积极有效的制度选择与安排，可这是需要时间的。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过程中，宏观调控的效果越来越受到微观主体运行机制的制约：宏观调控的实施是通过微观主体的驱利动机来实现的，而不能由宏观调控主体直接决定；宏观调控的效果如何，决定于宏观调控的方向是否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运行机制相适应。这样，实现主流宏观经济政策有效转变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培育市场主体和规范市场运行机制，二是使宏观调控的作用力与市场经济微观主体运行机制相适应。
三、如何防止宏观经济政策失效
当前宏观调控领域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有效需求不足”；二是经济开放度日益加大。这两大问题都对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挑战。在前一部分中，我们阐释了我国主流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并指出，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微观主体运行机制的制约，这是防止宏观经济政策失效的一个方面。同时，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还受其自身特点的限制。
（一）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对宏观调控有效性的限制
1、财政政策。
（1）财政政策的扩张限度有限（参见张晓晶，2000）。财政扩张的限度一般用债务负担率（即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单看狭义债务负担率（主要指国家财政统借统还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中国则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1998年还不到10％（发达国家几乎都在50％以上，欧盟的标准是60％）。但考虑到“中国特色”，政府实际的债务负担还应包括部分地方政府、公共部门或国有企业的国外借款以及银行不良贷款。这样，1997年底我国最大债务负担率已接近50- 60％。按我们的观点，当前社会保障体系的大量“空帐”也应计在政府债务之内，这样政府实际债务负担率已不低，增发国债的空间已十分有限。同时，1991年至1998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4.6％、13.1％、12.6％、11.2％、10.7％、10.9％、11.6％、12.4％，基本上逐年减少，近两年略有回升，但升幅不大。这样，通过国家财政支配的资源就很有限了。
（2）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十分有限。近两年，国家采取增发国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1998年发行3891亿元，1999年发行3415亿元。但在政策运作上将财政投资按计划分割到各省、区、直辖市，再由地方分割到各项目。这种按老办法搞财政拨款，很容易出现新的重复建设：“长官项目”、高收入低产出、胡花乱用等问题。结果，1998年底，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19.5％，而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基本为0（其中：集体经济投资下降了3.5％，个体经济投资增长6.1％），从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只有14.1％。并且只影响国有经济，对非国有经济影响微弱。另外，最近财政部对1998年1000亿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72个重点项目进行检查，发现已有20个项目的大量资金被挪用和乱用，10个项目属于“三边工程”。同时，虽然1999年中央财政提供的技改贴息从1998年的7亿元猛增到90亿元，力图通过“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有效地起到财政资金带动投资需求扩张的目的，但考虑到中国的资金分配格局和信贷结构，这些技改贴息资金恐怕绝大部分又流向国有经济。然而当前国有经济缺乏活力和效益，非国有经济是最具活力的和效益的，因此，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效果十分有限。
2.货币政策。
（1）M2的增长率还可适当提高。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正相关（米什金，1998）；我国学者的研究表明：在中国，高通货膨胀总伴有M2的过快增长（王大用，1996）。如在1988年和1989年的高通胀之前，有1986年至1987年M2的过量供应；在1993至1995年的高通胀之前，有1990至1992年M2的过量供应，且1994年通胀高峰时M2供应加速，使得本次通胀的时间延长。但是近几年，我国M2的增长一直在下降，且当前我国仍处于通货紧缩时期，因而M2的增长率可适当提高，但不能过高。
（2）信贷萎缩限制了货币扩张。自1996年以来，我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率逐年下降，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信贷萎缩”现象（樊钢，1999）。造成信贷萎缩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国有银行由于坏帐积累不愿再向一些国企贷款；又不能、不愿向非国企贷款（存在信贷歧视）；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非国有的中小金融机构不愿向非国有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于是，存贷差不断加大。另外，资本市场融资对于广大非国有经济来说机会甚小。同时，物价持续下跌，使实际利率居高不下，企业对投资预期不乐观，企业投资需求不旺。因此，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降息、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增加货币供应）等，不能启动民间投资（我所指的民间投资是指除政府财政直接投资以外的一切投资）达不到预期的扩张效应，因而也不能有力地扩大“有效需求”。
（二）开放性经济对宏观调控有效性的挑战
经济的开放必然会对国内宏观政策的有效性产生影响，这是Mundell、Fleming模型的基本结论。根据此模型，在利率降低、汇率稳定的情况下，会引起资本外流，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这主要是因为套利活动的存在。同时，在资本有限流动、汇率固定的情况下，财政扩张导致总需求增加，相应净进口增加，引起贸易余额出现逆差；但随时间推移，贸易逆差将导致货币供给下降，直到总需求回复到初始水平。一般而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三个目标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而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这就是所谓的“三元悖论”。目前，中国选择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而对资本流动进行管理。一旦资本流动得不到完全的管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会打折扣（张晓晶，2000）。
四、如何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背景下防止“经济泡沫”的产生
所有的“经济泡沫”都产生于“虚假繁荣”，而“虚假繁荣”，总是有一定的真实繁荣作基础的。可以想象随着我国加入WTO的开放度的进一步提高，我国将迎来又一个国民经济迅速发展时期，因而为“经济泡沫”的产生提供了真实基础。同时，所有的“泡沫‘都是资本过度追逐利润的结果，开放经济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使资本逐利竞争更加激烈；这为”经济泡沫“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我国”经济泡沫“的产生有以下两大可能途径：
（一）国际资本（尤其是国际短期资本）大量进入中国股市、房地产领域。东南亚经济危机、日本“泡沫经济”都是在国内经济一派繁荣的背景下发生的。大量国际资本涌入，促使东道国经济进一步繁荣，而房地产、股市行情日渐高涨，“经济泡沫”日渐积累，直到破灭。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开放度的提高，加上中国广阔市场的吸引、政策鼓励、政局稳定等，肯定会使外国资本投资掀起一个新。这对如何引导外资流向并进一步防止“经济泡沫”的产生是一个考验。
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2
关键词:房地产价格;宏观经济;实证研究;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29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9-0086-03
一、引言
2008年,随着雷曼兄弟破产、“两房”被政府接管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美国次贷危机进一步深化成金融风暴波及全球,宏观经济出现剧烈波动。在此国际背景下,国内经济亦不容乐观,现在金融危机也已经开始逐渐渗透到实体经济领域,直接导致了外贸出口下滑,外贸顺差减少,与国内房地产周期演变重叠,从而影响工业和投资下降的结果,造成经济迅速下行趋势,2008年第三季度GDP增幅回落至9%。为了稳定经济,我国政府决定采取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的方式,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长期以来,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国内消费不振、外贸出口急剧下降的形势下,政府出台了旨在扩大内需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其中32%与房地产行业直接相关,包括廉租房、保障性住房等措施。
从2008年10月下旬开始,政府连续出台救市政策,这不仅为购房者提供了更多的利好,最为重要的是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购房者的市场预期,这对于促进楼市的回暖具有积极作用。2008年11月份,土地成交量出现回暖迹象,比2007年同期分别增加了8.3%和159%,比上月成交土地面积也增加了37.8%。同时,伴随着商品房住宅量的成交量、成交面积的增加,经济适用房、限价性住房等保障性住房成交套数增加了46.2%,成交面积增加了49.3%。目前,市场上房地产开发土地供给依然充足,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在稳步回升;房地产供给将出现结构性差异,商业地产出现过剩,保障性住房供给力度不断加大;房地产价格持续调整;房地产市场体系将逐步完善。
由此可见,宏观经济的波动对房地产价格有着重要影响,而房地产投资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势必对宏观经济的运行产生重要影响。虽然从理论上,对房地产价格和宏观经济波动关系进行分析的文献很多,但从实证角度具体检验房地产价格和宏观经济波动关系的文献还不是很成熟。本文将从国内外两个方面对研究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波动的文献进行综述,以期进一步探讨影响房地产和宏观经济波动的实际因素,同时对相关文献所采用的模型进行归纳、整理,期望能对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有益的视角。
二、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
房地产价格是指房地产市场上供需双方所形成的价格。从各国房地产价格的波动情况来看,房地产价格一般具有阶段性、城市差异性与协同性、泡沫性三个特点。就阶段性而言,房地产价格的阶段性或周期性与宏观经济波动是密切相关的,有时宏观经济波动表现为房地产价格波动,同时又会引起宏观经济波动。根据经济周期理论,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基本变量存在互动关系,主要表现为宏观经济的一个或多个经济变量会引起房地产价格的变动,同时房地产行业的变化也会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在变化过程中两者形成相互加强的互动机制。从各国相关文献资料来看,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宏观经济基本变量主要包括收入、消费、利率、就业率、通货膨胀率、建筑成本、房地产供给等基本变量。
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变化对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影响,宏观经济变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房地产供给和需求的影响来实现的;二是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这方面,已有的研究表明,学者们主要是从房地产价格是否影响总消费和总投资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的。
(一)国外的相关研究
房地产业在国外许多国家已是成熟的产业,有关房地产业的地位作用已有了明确的认识。从国外的文献来看,大部分的经济学者对于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侧重于从均衡理论的角度出发,在传统的回归分析模型的基础上,更多地运用独立线性系统、数量经济模型、技术经济评估模型等来进行数据分析。
首先,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面会影响投资需求,进而通过利率影响房地产的供给,而经济增长会影响居民收入进而影响对房地产的需求,根据均衡理论,市场竞争机制最终会通过房地产价格出清市场。Clapp和Giaccotto(1994)利用简单回归分析,认为宏观经济的变化对于房地产价格有着很好的预测能力,不符合有效市场的假说。而Quigley(1999)采用供求平衡确定价格的模型,对美国1986―1994年41个都市区域的年度数据进行研究,认为对住宅价格的解释能力在12%～30%之间,各变量的显著水平超过了99%,说明美国经济基本面可以解释美国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同时,Iacoviello(2002)通过建立SVAR模型研究来6个欧洲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和英国)过去25年的影响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因素,研究发现在利率上调之后,各国的房地产价格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Miki Seko(2003)通过利用SVAR模型分析出日本各地区的住宅价格和经济基本面有着比较强的相关性,可以预测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同时,房地产价格的变化是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Chirinko,DeHaant和Sterken(2004)运用SVAR模型对13个国家进行研究,研究了13个发达国家的情况,发现对一国而言,房屋比股票对消费、产出等实际经济有更大的作用,房价上涨1%之后,消费上涨0.75%,房价上涨1.5%之后,GDP上涨0.4%。
其次,对房地产的需求而言,受经济增长影响的居民收入是主要影响因素,而根据不同经济理论对收入度量是此类文献关注的主要内容,如永久收入假说。Geoffrey Meen(2002)通过对英国、美国住宅价格的时间序列分析发现,无论是暂时性收入还是持久性收入,对房价的弹性都很大,尤其是在美国对于供给弹性欠佳的市场上,长期收入的弹性更高。而GcofKenny(1999)利用协整技术,利用VECM模型,来对爱尔兰住宅市场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建模,他的研究表明,持久收入增加会引起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并对住宅的需求有一定比例的增加。同时,Abrahma和Hendershott(1996)利用了一个考虑滞后过程在内的住宅价格变化模型,该模型提示了住宅价格上涨与住宅建设成本、就业率和收入直接相关,住宅价格上涨幅度和利率上升成负相关。
最后,对房地产的供给方面而言,宏观经济的变动通过对利率的影响进一步影响实际的房地产投资。在这一方面,Giulindori(2005)通过建立一系列VAR模型,研究发现利率上调之后,9个欧洲国家(比利时、芬兰、法国、爱尔兰、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典和英国)的房地产价格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同时,Case和Robert(2003)验证了房地产价格与投资回报存在正的自相关。房地产价格和回报的高度自相关会产生正反馈交易行为, 并推动房地产价格向预期的方向发展,在上升过程中可能会形成价格泡沫。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国外文献主要基于均衡理论、收入假说等经济理论构建模型,如SVAR模型。采用的数据主要采用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从而具体的计量模型主要集中在传统的OLS回归、SVAR模型、协整分析等。
(二)国内的相关研究
我国房地产市场相对国外来说,虽然起步比较晚,但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房地产行业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房价问题不仅关系到城市的发展和金融的安全,更关系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成本。房价问题的重要性和房地产价格的敏感性吸引了国内大量学者和公众的广泛关注。从国内的文献来看,国内学者对于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关系,大都从理论上来进行分析,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章比较少,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鉴于宏观经济基本面对房地产价格的重要影响,采用合适的数据、模型对二者关系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沈悦,刘洪玉(2004)利用1995―2002年我国14城市的中房住宅价格指数与宏观经济基本面相关变量的平行数据,运用混合样本回归以及添加城市、年度哑变量等分析方法,对住宅价格与经济基本面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基本面对住宅价格水平的解释模型存在着显著的城市影响特征。姜彩楼、徐康宁、李永浮(2007)运用2003年3月至2006年8月的月度数据,通过协整方法、Granger检验研究了上海市房地产价格变动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和房地产投资力度是影响上海市房地产价格变动的重要因素。而人均可支配收入、空置面积等反映市场供需关系的指标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较小。张益丰(2008)利用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对我国房地产销售价格和经济发展、居民人均收入以及上地拍卖价格等变量加以实证分析,指出单纯依靠降低土地价格来遏制房价上涨政策是不可行的;提出加大农村投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减少地域之间的经济差距等一系列能够平抑房屋价格快速上涨的政策建议。
其次,在我国,由于房地产开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贷款,从而银行利率的变动对房地产投资有重大影响,因而会影响到房地产供给及其价格变化。例如,梁云芳、高铁梅、贺书平(2006)利用协整分析和HP滤波,计算了房地产均衡价格水平,以及房地产价格偏离均衡价格的波动状态,得出结论: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偏离只是受部分地区的影响。通过利率来调控房地产市场,成效不大,但信贷规模的变化对房地产投资有较大的影响。而崔光灿(2009)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1995―2006 年31个省市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房地产价格明显受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影响,而且房地产供给、收入等基础性宏观经济变量在中长期也决定房地产价格。房地产价格明显影响到宏观经济稳定,房地产价格上升会增加社会总投资和总消费,房地产投资通过“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影响始终明显,对社会总投资的影响也非常显著。
最后,随着我国房价的连续上涨,住房支出成为居民支出的主要组成部分,居民的生活压力上升,居民消费支出受到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到扩大内需的实现,是影响房地产需求的主要因素。姚玲珍、刘旦(2006)在生命周期假说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城镇居民资产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关系的模型,并利用1978―2006年的数据,分阶段实证研究了中国城镇居民住宅资产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宋勃(2007)在考虑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利用我国1998―2006年的房地产价格和居民消费的季度数据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使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的房地产价格和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短期而言,两者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长期来说,房屋价格上涨是居民消费增加的Granger原因。
由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房地产市场上的重要作用,使得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成为影响房地产价格的重要因素,例如,房地产信贷政策将会直接影响房地产贷款利率,而宏观财政政策则会影响居民收入,进而影响对房地产的需求。周京奎(2005)利用中国4个直辖市房地产价格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运用单整与协整检验方法及误差修正模型,对住宅价格与货币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住宅价格上涨与宽松的货币政策有紧密的联系。
可以看到,国内文献于国内文献相比,除横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之外,还采用了面板数据,从而可以使用更多的信息,相关的计量方法主要包括:协整方法、Granger检验、误差修正模型(ECM)、面板数据模型,同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也是国内文献重点关注的问题。
三、总结
国外在房地产价格和宏观经济波动关系的研究上要早于国内,并且重视在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结构计量模型进行定量分析,这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近年来,随着国内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发展,对房地产价格和宏观经济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多,并且大量采用了相关计量模型进行定量分析。但是,对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仍显不足:
(一)宏观经济政策在我国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一直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但是,现在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理论分析方面,缺乏全面的实证分析。如果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对稳定经济、促进房地产行业发展的政策效应进行定量分析,那么我们就可以对相应的政策效应和实施效果进行预测、评估。
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3
关键词：国际金融；教学内容体系；与时俱进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09)02-0075-03
具有全球化视角与本土经验的国际金融人才是我国金融业最为稀缺的，这需要合理有效的国际金融培养体系。在学科一专业―课程三级体系中，课程具有相对的弹性，而课程的弹性体现在课程的教学内容上。和教学手段的选择与教学次序的安排相比，教学内容的确定更为重要。本文主要探讨国际金融本科层次教学内容体系，局部论及研究生层次教学内容体系。
一、金融学科定位与国际金融教学内容的论争
追根溯源，金融学科的定位直接关系到国际金融课程的教学内容体系，事实上，金融学科的定位与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内容的论争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长期以来，金融学科的定位存在争议。王广谦、张亦春、姜波克、陈雨露在《金融学科建设与发展战略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一书中对金融学应当属于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金融学应当属于理论经济学还是应用经济学、金融学是接近经济学还是更接近管理学等三个问题上指出：其一，金融学不纯粹是一门社会科学，它与自然科学相互交叉渗透；其二，金融学科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应用性经济学科；其三，金融学的研究范畴应该横跨经济学和管理学两大学科，充分体现交叉融合的特点。
在国际金融学独立性的问题上，复旦大学姜波克(2000)认为，国际金融不是国内加上“涉外”内容的简单延伸；国际金融是从货币金融的角度研究开放条件下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同时实现问题的一门科学。上述认识在相当程度上界定了国内国际金融课程的教学内容，《国际金融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作为教育部推荐教材已出三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国际金融教学的走向。然而，国内学术界对国际金融的教学内容体系一直存在争议。天津财经大学的王爱俭(2005)提出，姜波克对国际金融学内容的界定是一种创新，但并不能完全概括国际金融学的特点，尤其是忽略了国际金融实务的内容。因此，姜波克等人所指的国际金融学称为“国际金融理论”似乎更确切一些。另外，国际金融是否存在主线，或者主线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尚未达成共识，需要我们进一步展开探讨。中国人民大学陈雨露新编的《国际金融》(第二版，2006)教材在融合国外商学院侧重微观与经济学院偏重宏观的基础之上，率先提出“国际金融市场――跨国公司财务管理――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为国际金融课程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
国际金融教学的内容体系究竟应涵盖哪些内容?已有认识与相关教材并没有给出完美的答案，这需要我们对该问题进一步探索。
二、国内外教材教学内容的比较分析
(一)国外教材
高级国际金融教材以Obsffeld＆Rogoff的《高级国际金融学教程》为代表，该书是美国许多一流大学国际金融学研究生课程的主要教材或重要参考书。全书首先建立了经常账户跨时分析的理论框架；然后利用该框架分析了实际汇率和贸易条件、资产交易风险的不确定性对经常账户变化和经济周期国际传导的影响以及国际债务问题，并将最优增长模型引入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接着分别介绍了名义价格完全弹性条件下和粘性价格条件下的货币模型；最后讨论了动态的粘性价格模型。该书引入了微观基础的跨时均衡分析方法，试图为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提供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中级国际金融教材首推Krugraan(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Obstfeld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下册国际金融部分。全书包括两篇：汇率和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国际宏观经济政策。该书深刻洞悉了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领域的变化和争议，所提供的分析方法与全球经济大事密切相连，涵盖了汇率和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国际宏观经济政策两部分内容，并在第六版中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全球化的冲击等新内容。
如果说上述两种教材属经院流派，那么商学院流派的国际金融教材则侧重微观与实务。以布特勒的《国际金融学》(ITP国际出版公司)为例，该书主要内容包括外汇与汇率的决定、外汇衍生产品的外汇风险防范、国际资本市场与投资组合、跨国公司财务管理，涵盖了国际金融市场与跨国公司财务管理等内容。
(二)国内教材
国内国际金融的代表性教材为姜波克、陈雨露、易纲与张磊编著的三本教材，其教学内容比较详见表1。可以看出，国内国际金融教材的课程内容强调的主线不一，进而体现在课程体系内容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通过国内外教材的比较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国内外流行的教科书在教学内容体系上各有侧重，国际金融的教学内容主要在经济学院模式与商学院模式(衍生出研究型导向型与实用型导向型)、全球问题与中国问题(包括港澳问题)中寻找平衡。
三、教学内容体系应与时俱进
国际金融作为金融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其教学内容体系应是与时俱进的。(1)应体现经济学的演进。经济学的演进对国际金融学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这在国际收支理论、汇率理论与货币危机理论等国际金融核心内容中均有所体现。例如，国际收支决定理论中的弹性论、吸收论、货币论与供给论分别对应了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货币学派与供给学派，反映了经济学的演进过程；在汇率决定理论中，粘性价格的运用(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外汇微观结构研究的发展也反映了经济学中对微观基础的重视；货币危机理论的发展得益于信息经济学的推动，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较少涉及信息经济学，而第二代与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则大量运用了信息经济学。(2)应体现国际金融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变化。例如，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国际金融理论的危机，已对货币金融危机理论、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市场等有关国际金融的教学内容形成冲击。它一方面暴露了当前的国际金融理论的缺陷，另一方面也必将推动国际金融理论的完善和发展。对此，国际金融的有关教学内容也必然需要修正和补充。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根据开放与兼收并蓄的思想，我们认为，与时俱进的国际金融教学内容体系的主体框架为：“三位一体”、“六大结合”与“四大内容”。
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4
关键词：IS-IM-BP模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人民币升值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9.35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9-75-03
一、人民币汇率制度和升值原因
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央行废除原先钉住单一美元的汇率政策，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兑美元当日一次性升值2%，自此人民币汇率进入上升通道。2007年5月，央行决定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从3‰扩大到5‰，汇率浮动区间的扩大促进外汇市场的发展，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从2005年7月到2008年7月，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从1美元兑8.27元人民币变为1美元兑6.83元人民币，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2008年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适当收窄了人民币波动幅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2008年7月到2010年6月保持了基本稳定。此后央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重拾汇率弹性。2012年4月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再度扩大，由5‰扩大到1%，人民币汇率的价格发现功能和汇率弹性进一步加强。从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到2013年7月末，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幅度达到惊人的34%。
人民币升值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国际政治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将本国制造业的衰退和失业问题与人民币汇率水平联系在一起，认为中国廉价产品大量出口导致本国的通货紧缩，通过对中国政府施压，强迫人民币升值，进而限制中国商品大规模输入，扭转对中国的高额贸易逆差，从而增加本国的就业；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出口导向性发展战略，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优势，产品大量出口，经常项目长期顺差，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明显提升，人民币由此面临升值的压力。
二、引入开放经济的IS-IM-BP模型
IS-LM-BP模型是包括了消费者、企业、政府和国外部门的四部门经济模型，通过在描述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IS-LM模型中引入国际收支平衡BP曲线，形成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模型，IS-IM-BP模型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框架。
（一）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IS曲线
1.IS曲线的推导。在开放经济下收入恒等式为：y=c+i+g+nx，其中消费函数为：c=α+β（y-t），投资函数为：i=e-dr，净出口函数为：，整理可得：
2.中国IS曲线的特点。IS曲线的斜率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β、利率对投资需求的影响系数d和边际进口倾向γ。首先，我国是个高储蓄率的国家且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居民倾向将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储蓄以应付未来的意外事件和养老，消费意愿不强，造就了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其次，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投资受政府宏观调控目标的影响很大，因而投资对利率的敏感度较低；最后，在居民整体偏向储蓄，消费意愿不强的情况下，边际进口倾向也较低，这三种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我国的 曲线比较陡峭。
（二）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LM曲线方程
1.LM曲线的推导。实际货币供给量（）由央行根据宏观经济发展状况确定，实际货币需求由人们对货币的交易需求和预防需求（ky）以及投机需求（A-hi）构成，在货币市场均衡的条件下有：=A+ky-hi，其中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实际利率，即：i=γ+π
整理有：
2.中国LM曲线的特点。LM曲线的斜率取决于货币的交易需求和预防需求对国民收入的敏感度k和货币的投机需求对名义利率的敏感度h。由于我国金融市场不够发达，资本市场规模较小，金融产品品种和投资渠道较为单一，加上居民的投资观念欠缺，大部分收入用于储蓄，使得名义利率的变动对货币的投机需求影响较小；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以及居民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使得预防性货币需求在居民收入占较大比重；当收入提高时，居民进行商品交易时交易量和交易额更大，需要的货币更多。按理说我国的LM曲线比较陡峭。但刘玉红根据2000-2006年的宏观数据进行动态估计，得出我国LM曲线斜率约在0.2-1.0之间。究其原因，我国的名义利率水平长期在低位波动，处于准流动陷阱阶段。
（三）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BP曲线方程
1.BP曲线的推导。国际收支差额BP等于净出口减去净资本流出，即：BP=nx-F，其中资本净流出函数为：F=σ（rw-r），σ为国外实际利率与国内实际利率之差对资本净流出的影响系数。在国际收支平衡时，即BP=0。整理得到
2.中国BP曲线的特点。BP曲线的斜率取决于边际进口倾向γ和资本净流出对国外和国内实际利率差的敏感度σ，在我国实行资本项目严格管制的情况下，国外和国内实际利率差对资本净流出影响非常小，边际进口倾向相比资本净流出对利率差的敏感度而言显得较大，因而BP曲线也很陡峭。实际上刘玉红根据2000-2006年宏观数据进行动态估计得出我国的BP曲线斜率在2.2-3.2之间，也就是说BP曲线比LM曲线更陡峭。
三、模型的运用
在我国的IS-LM-BP模型中，如图1和图2所示，假设我国处于初始均衡点E（y0，r0）。在国内外因素使人民币名义汇率上升的情况下，实际汇率也随之上升，国内产品相比国外产品更为昂贵，致使出口减少，从而IS曲线左移到IS'；同时在国内实际利率不变时，资本净流出保持不变，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净出口也应该不变，故进口必须减少，又进口是国民收入的增函数，因而BP曲线也向左移动到BP'。新的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均衡点为点A（y1，r1），在国内市场均衡点A决定的利率水平r1下，对应的国际收支曲线上国民收入小于均衡点A处的国民收入y1，国际收支出现逆差。然而由于我国具有巨量的外汇储备，短时期内的国际收支逆差是可以维持的，因而假定国际收支的顺逆差不会导致人民币汇率自动调整。
（一）财政政策
如图1所示，如果强调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国际收支的均衡，政府可以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IS'左移到IS"，使国际收支平衡曲线BP与货币市场平衡曲线LM决定的均衡点B在IS"曲线上，新的三重均衡点为B（y2，r2），相比人民币升值后的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点A（y1，r1），国民收入和利率均较低，国民收入的降低使进口减少，净出口增加，在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情况下，经常项目顺差，而较低的实际利率使资本净流出，资本项目出现逆差，两者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得国际收支在点B平衡。较低的利率虽然促进投资增加了总需求，但紧缩的财政政策和人民币汇率的上升抑制了总需求，总的结果是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下降，以经济增长减缓甚至衰退为代价谋求三重均衡是不可取的。
如果强调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均衡时国民收入为初始状态y0，政府可以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使IS'右移重新回到IS，此时国内市场均衡利率为r0。在国际收支平衡曲线BP上，和r0相匹配的国民收入小于y0，故国际收支出现逆差。相比人民币升值后的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均衡点A（y1，r1），实际利率从r1重新回到r0，实际利率的上升抑制了投资，扩张的财政政策对投资有挤出效应，但总的来说，国民收入仍然增加。国民收入的增加使进口增加，在出口不变的条件下，净出口减少，国际收入恶化，但实际利率水平提高，资本净流入，国际收支改善，相对人民币升值后国内均衡点 处国际收支水平，不能判断国际收支逆差是否扩大。
（二）货币政策
如图2所示，如果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去实现国际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国际收支平衡，在LM向左移动到LM'，使国际收支平衡曲线BP与产品市场均衡曲线IS决定的均衡点B在LM'曲线上。在三重均衡点B（y2，r2），相比人民币升值后国内市场的均衡点A（y1，r1）点，实际利率上升而国民收入下降，较高的实际利率促进资本的净流入，资本项目出现顺差，较低的国民收入减少进口，使净出口增加，经常项目也出现顺差。在三重均衡点形成的过程中，国际收支改善，最后国际收支处于均衡状态。较高的实际利率抑制投资，人民币升值降低净出口，国民收入在两者共同作用下大幅下降，经济陷入衰退，这种政策是不可取的。
如果使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下的国民收入为初始状态y0，而放弃国际收支平衡，可以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LM向右移动到LM"，新的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均衡点为C（y0，r3），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使利率大幅降低，进而刺激投资促进国民收入，利率相比人民币升值后的国内市场均衡点a（y1，r1），实际利率下降而国民收入增加，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都出现逆差，由此可见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但是牺牲一定的外汇储备发展经济有一定的可行性。
四、结论
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出口会受到很大的抑制，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会造成国际收支逆差，但考虑到我国有巨大的外汇储备，能够支持一段时间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逆差，政府实行藏汇于民就应该将外汇储备用来发展经济。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能够使国内外市场都达到均衡水平，但是以经济的衰退为代价是不可取的。因此，政府不应该刻意追求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国际收支均衡，而应以牺牲一定的外汇储备来发展经济。
参考文献：
[1] 丹尼斯·R·阿普尔亚德、小艾尔佛雷德·J·菲尔德.国际经济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2] 刘玉红.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D].长春：吉林大学，2007.
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5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绩效 政策搭配 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而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关税等的实质是在总需求结构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使需求结构在国内需求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则”。若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具备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蒙代尔(mundeb,1960)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指出将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给它能发挥最大影响力和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斯旺(swan,1960)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f财政货币政策1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的模型。蒙代尔(1963)与弗莱明(1962),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经不断完善而成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着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fpaul krugmanl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着名的“三元悖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将以上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于对我国经济的分析,研究结论不尽相同。马拴友(2004)运用is-lm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在我国is曲线较为陡峭而lm曲线较为平坦,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对治理通货紧缩具有更大的效能。张学友、胡锴(2002)运用修正的mf模型,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力进行比较,得出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安排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要优于货币政策:当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施建淮(2007)运用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产出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是紧缩性的:相对汇率变动的其他效应,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效应是支配性的,因此运用传统斯旺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是有效的。徐长生、刘士宁(2006)根据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论,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模型中的内部通胀、外部顺差的区域,因此对内可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抑制投资过热,采取结构性的财政政策着重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对外通过本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改善国际收支顺差,以实现内外均衡。
也有学者通过计量建模,实证研究了近年来我国两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对内绩效的研究,鲜有在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兼顾内外综合绩效的系统研究。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实证研究了财政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这是由于我国利率管制严格、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缓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国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显着,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应该继续实施。王文甫(2007)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有一条真实变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长的均衡增长路径:在均衡增长路径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必须相互协调:财政政策对经济有影响,货币呈非“超中性”。刘斌(2009)基于我国的实际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我国的政策体制主要表现为主动的财政政策和被动的货币政策组合体制的结论:这种体制实际上是物价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的充分体现:因相机抉择的政策会产生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影响,这种体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继续保持值得商榷:他强调今后我国应该从现行的体制向主动的货币政策和被动的财政政策组合体制转换。黄志刚(2009)将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间汇率制度下研究发现,不管资本流动性如何,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有效,其效应介于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最应该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方法,此时政策效果最好。
三、总结及启示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发现,大多文献将研究视
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6
摘要：金融风险是一定量金融资产在未来时期内预期收入遭受损失的可能性。金融风险可以分为市场风险、制度风险、机构风险等。要防范金融风险，所要采取的措施是金融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相结合，建立和完善金融法律框架及保障体系，创造一种与国家脱钩，井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完善市场和加强金融机构风险防范能力，建立一套严密高效的金融风险预警系统。
关键词：金融风险 风险防范 防范措施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是继农业革命、产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之后的又一次革命性的变革。我国金融业改革的逐步深化，促进了现代化建设及经济发展。随着利率市场化、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和分业经营的出现，风险管理体系必将走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道路。我国金融监管趋势国际化，既要保证我国金融的稳定发展，又要提高金融效率，当前摆在我们面前更紧迫的任务则是如何做好的风险监管体系的建设。
一、金融风险成因的分析
(一)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面临的风险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金融企业积累了大量资本，在这种情况下，金融企业界出现了一股走出去的热潮，大多数金融企业对于投资海外心情急迫，纷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这主要体现在国际游资冲击和他国金融危机的波及。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看到一些国家金融市场开放后，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趁之机的情况。受冲击的有经济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国内金融服务市场对外开放也存在金融风险。我国目前已逐步开放保险市场，扩大外资银行经营范围，初步形成了外资金融机构与国内金融机构竞争的局面。
(二)股票市场的金融风险
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改制的推行，我国股市也在短时间内里高速发展，作为股市交易客体的上市公司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经历着一个急剧膨胀的过程。我国上市公司数量成倍增长，但上市公司质量欠佳，掺有虚假成份：中介机构操作不规范，甚至联手造假，欺骗投资者；人市主体不理性。这些情况表明，股市风险已成为当前我国金融风险最危险的部分。
(三)加大直接融资比例的金融风险
直接融资是指资金共给者与资金需求者运用一定的金融工具(如股票和债券)直接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国际上融资证券化趋势进一步发展，资金融通方式更多的是通过直接渠道连接投资者和经营者，而不是借助银行信贷业务。但我国居民储蓄存款长期以来是银行最主要的负绩业务，如果加大直接融资比例，势必买股票，容易造成银行资金周转困难，进而引发挤兑风险。
(四)资产风险
资产风险是金融机构的根本性风险。事实上，我国的金融风险突出表现在银行资产风险上，贷款逾期、发生呆滞、呆账情况比较严重。场利率变化引起金融机构持有资产价格变动或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协定利率跟不上市场利率变化而带来的风险。尤其是在金融衍生品交易中，即金融机构从事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时对市场行错误预测而发生损失的风险巨大。随着我国货币市场成熟发展，利率机制将趋于灵活，有管制的浮动利率将向开放的市场利率转变，必将使金融机构面临比较明显的市场利率风险。
(五)流动性风险
这是指存款人按照正当理由要求提款时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不能支付的风险。一是现金支付能力不足，二是不能满足企业、单位等存款者转账支付需求。严重的流动性风险会触发银行信用风险，即存款者挤提存款而银行无法支付的风险。居民储蓄余额的稳定增长掩盖了银行流动性问题，因为高额储蓄增长使银行在资金方面有回旋的余地，而一旦因为某种原因造成储蓄挤兑，银行有可能会遇到支付困难，这将影响金融秩序的混乱。
二、金融风险的防范措施
(一)金融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相结合
金融政策要在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下进行，脱离宏观经济政策的金融政策是不完整、欠科学的。金融政策与金融工具要服务于我国经济发展，金融创新与金融衍生品要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使我国引进外资及对外融资更为容易，另一方面也加大了金融业风险，中国再难独善其身，远离国际金融风险。我国目前开放经济的特点是准固定汇率制度、资本管制和持续的“双顺差”，这些特点的组合造成了我国经济金融宏观调控的复杂往。我国为了保持内外政策的平衡，除了采用传统的财政、货币和外汇政策外，还可以考虑选择其他一些政策工具用于政策组合。
(二)加强中国外汇储备管理
中国外汇储备已高达1.6万亿美元，如何管理及运作中国增长过快外汇储备，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以往我们将部分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的CDO和MBs产品，这些产品被视为高收益和低风险的投资产品同时，却严重低估了其风险。现实情况则是，住房按揭证券化产品市场风险没有被充分披露及信息不透明，包括美国的评级机构也没有完全公正的履行评级标准。
(三)建立和完善金融法律框架及保障体系
我国将进一步完善金融业内部的法律体系，理顺银行业和征券业、信托业的法律边界，明确不同金融机构的市场定位，分清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的特征对有关法规中的金融各行禁止性规定和肯定性规定进行统一并与各行业的法规保持协调。健全金融立法，强化金融执法与监管力度。金融经营活动应在严格明确的法律法规制度界定下进行，为此，针对我国已开始运行的证券、期货、信托业加快相关法律的立法进度，对于已有法律法规，在健全监管体系的同时，强化执法力度，严厉打击金融犯罪行为。确保健康的金融秩序。
(四)创造一种与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
此次金融危机表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有着严重的内在缺陷，而且愈发严重，对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已经形成严重障碍，急须解决。美元贬值，金融海啸的冲击，给中国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在没有创造出一种与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当今，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可以降低我国金融风险。
(五)完善市场和加强金融机构风险防范能力
加快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我国将大力发展包括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在内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加强金融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健全金融市场的登记、托管、交易、清算系统，促进金融机构改革和提高风险防范能力。我国需要进一步推进国有金融企业和国有工商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通过股份制改革，使国有部门产权实现多元化，增强出资人的经济理性，从建立责权分明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明确的经营发展战略，科学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先进的企业文化和良好的职业操守等五个方面着手，逐步建立现代化金融企业。
(六)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
我国需要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 制定和颁布有关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待法规，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成本，在加强日常监管和监管部门信息沟通的基础上，对金融机构进行准确的财务状况评级，监测风险；建立危机救助机制和市场退出问责制，根据风险和危机的不同情况。制定明确的危机救助标准，并通过问责制度，严厉追究有过错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建立与《破产法》相衔接的，对有问题金融机构实施行政接管、重组、撤销、关闭清算的制度；建立和完善存款保险制度、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保险保障基金制度，保障存款人利益、保护公众投资者权益。
(七)建立一套严密高效的金融风险预警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