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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范文1
关键词：货币政策；宏观经济；金融机构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2-0008-02
一、引言
21世纪以来，中国金融宏观调控经历了诸多重大挑战，我国金融宏观调控则面临了一系列新的压力。新形势下，中国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平衡的把握更具挑战性，金融改革也逐步走向攻坚阶段。实际上，从效应来看，货币政策需要更好地把握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平衡。当前，我国利率、汇率市场化机制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开放经济格局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更加重视内外部协调，并积极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保持中国平衡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目标。同时，当前中国房地产过热问题继续凸显，传统主流货币政策的挑战越来越大，新的宏观审慎政策呼之欲出。
在面对挑战的过程中，中国的货币政策要直面控制通胀的目标，并兼顾改革和转型任务的需要。经济和物价水平的稳定，有赖于货币政策等金融调控机制的建设，未来利率、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要求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鉴于此，本文将回顾21世纪以来的十几年间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践，总结其特点，分析我国货币政策的得失，并对未来我国货币政策实践与宏观经济发展进行了展望，以期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的内外部协调发展。
二、新世纪以来我国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经验总结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转轨任务更趋严重，“过热冲动”的问题凸显，防范通胀的要求更加迫切。而从全球范围看，各国央银普遍维护物价稳定为主要目标，货币政策对物价水平稳定的关注更为直接。不过，中国经济的“转轨”特征使得我国宏观调控也比较重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问题，防范通胀风险则更为重要。这也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控环境更加困难。一方面，中国人均收入处于起飞和赶超发展阶段，社会积极性很高，乐观预期的情况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各地方举债的动力强，加之中国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情况也使得地方政府的建设发展任务较重。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中的通货膨胀是主要的宏观经济风险，而货币政策主要被用于维护价格总水平稳定。实际上，中国较为成功地运用大规模对冲和渐进升值的组合应应对了各种挑战和问题，主要经验如下：
首先，坚持实行了宏观调控的多目标制。中国是转型国家，改革和完善机制有其自身的过程和规律，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的任务相辅相成。同时，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低，货币政策运作和传导机制与传统发达国家不同，单一目标制不适合国情。中国的货币政策既要维护低通胀，又要促进经济合理增长、保持充分的就业，还要在不断开放的条件下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多目标制适合我国向社会主义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这是由于转轨过程中消除价格扭曲、优化资源配置需要实现多目标制。中国的货币政策需要对这些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的改革提供空间。同时，金融机构的深化，比较好地解决了妨碍金融稳定的体制性问题。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的多目标制更适合国情。
其次，我国高度重视金融机构健康化。新世纪以来，中国高度重视金融稳定，并将其视为价格稳定的重要前提。本世纪初，中国加快了国有银行体系改革，中国银行体系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在剥离不良资产后，外汇储备被用于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推动了国有银行改制上市。主要国有银行先后建立了公司治理架构。经过一系列改革，中国银行体系沉重的历史包袱得以解决，稳健性和竞争力大大提高。中国经验表明，央行的在线修复对于维护金融稳定和促进宏观调控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货币政策不断强化宏观调控。中国经济转轨之路具有渐进性质，上世纪末，我国市场化的宏观调控框架没有建立，传统计划经济仍是主要手段。伴随经济体制的变化，我国金融机构的信贷管理自不断扩大。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信贷限额管理。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和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形成了间接手段为主的调控模式。
最后，合理把握汇率、利率改革进程，做好流动性对冲。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主动收窄了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对于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也逐渐显现。浮动汇率制度改革被提上日程。实际上，汇率机制改革需要一定的条件和合适的时机，到2005年上半年，我国宏观调控成效明显，投资过热得到抑制，对外贸易持续增长。在此条件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启动，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此后，中国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大幅减少了外汇干预，使得国际收支趋于均衡。同时，大规模的流动性对冲等工具的适用，使得中国货币政策在应对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压力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利率改革方面，我国积极配合金融改革进程，促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当前，中国已从融资利率管制转为主要依靠市场决定利率，取得了长足
进展。
三、小结
总体来看，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我国货币政策适用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和教训。这些对于加快推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市场改革、提升内生增长动力意义重大。未来几年，中国要紧紧抓住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运用货币政策维护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时，金融宏观调控要有大思路，要能够前瞻性地谋划调控策略和方法，在工具选择上要坚持适度创新，提高调控的科学性和专业化水平，增强长期可持续发展的
基础。
参考文献
[1] 夏斌，陈道富．中国金融战略2020[M]．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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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结构中需求结构失衡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三者间的结构比例合理与否关乎国民经济能否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目前，我国仍停留在以政府和国有资产投资为主要视角，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重点的经济低龄化阶段，需求结构中投资需求在总体份额中依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对而言，消费需求的弹性较弱，其对GDP的拉动幅度远不及投资需求所产生的经济带动效应。但需求结构严重失衡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宏观调控长期作用的结果，短期内难以加以平衡与改变，使得需求结构的调整成为一大难题。
2.巨大的国际收支双顺差
（1）外汇储备脱离最优规模。2012年是我国自1999年持续保持双顺差以来首次实现贸易结构的“一顺一逆”。但好景不长，2013年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再次陷入严重的双顺差泥淖，终使2012年的“一顺一逆”成为昙花一现。长期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导致我国的外汇储备远远超过市场所需要的最优储备量，有限的资源难以得到高效的配置，进而造成大额的外汇浪费；相应地，外汇储备失控的波及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外汇资源的闲置，其对央行以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职能的发挥同样形成了不可低估的阻力，甚至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都形成巨大的负担。
（2）货币升值预期持续走高。我国国民经济总量的迅猛增长以及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升值压力一度形成了人民币升值不足的预期，由此引发各路国外资本纷纷涌入中国资本市场，企图分刮人民币升值所造就的大蛋糕。而反观消费者的投机行为也是导致大量货币流入资本市场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混杂便形成了一条恶性循环链，引起国内经济增长速率过高，偏离稳步发展的轨迹，一旦资本撤离中国市场，便会极大可能地造成我国资本市场的瘫痪，加速经济泡沫的破裂，不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的发展。
（3）货币流动性过剩。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作为通货膨胀的一大诱因，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国内物价的涨势；市场上资金过多、储蓄利率过高、外贸顺差增长迅速都是造成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因素。
二、应对经济危机的货币政策工具
1.公开业务
公开市场业务是指中央银行通过买卖有价证券来调整货币供应量的行为，其主要涵盖回购、现券交易、发行银行票据及吞吐基础货币等形式。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央行通过公开业务操作回笼币值高达2000亿元，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资金流动的有效控制。可见，央行通过合理运用公开业务这一手段，对降低货币供应量，为国家经济政策目标的完成具有重大的参考借鉴意义。
2.存款储蓄准备金率
存款储蓄准备金率制度是中央银行为协调金融市场的运行状况，促进国内货币币值的稳定的一项措施，其主要通过影响金融机构的资金供应能力来间接调控货币的供应量，实现银行、企业、股市等机构之间稳定和谐的发展。存款准备金制度从成立至今，累计调整了三十次有余，从2007年到现在就调整了将近二十次，而其中调整幅度最高的一次是由2011年4月的20.5%上调到6月份的21.5%。
3.利率政策
利率政策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在经济调控上将逐渐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央行主要通过利率政策来对市场利率的水平和结构加以调整，使得利率逐渐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为进一步推动并深化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央行自2013年起全面开放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使得利率的市场化实现成为可能。
三、针对我国货币政策现状的建议
1.以消费需求来稀释投资浓度，实现投资消费的合理配置
在投资过剩的背景下，通过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来扩大需求的方式往往是协调投资消费关系的有效途径。而在消费需求结构的盲区，中低收入阶层具有较强的潜在购买力。而利用货币政策工具促进内部需求的可行方式有二：一为采取较为消极的储蓄利率政策，适当缓解居民的储蓄动机，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二为实行信贷消费政策，为居民的消费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
2.平衡国际收支状况，对进出口贸易进行结构性调整
要改变我国国际贸易双顺差的局面，最根本的任务是要加强进出口贸易额间的协整关系，实现进出口总额之间的长期均衡。同时严格限制外资在中国的投资结构和投资规模，从源头上将我国外汇储备稳固在有效范围之内，防止人民币的增值幅度脱离预期掌控，避免资源利用的非效率。同时适当降低贷款基准利率，有利于刺激项目建设贷款，实现外资的再投资与再利用，间接影响国际国内的货币供需，使货币保持适当的流动性，分散外汇的持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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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SVAR模型；货币政策冲击；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宏观经济学作为应对“大萧条”的产物，于20世纪40年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与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演进依赖于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同时又充实了后者的理论框架。从某种意义上概括来讲，宏观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演进过程，是从简约式到结构式的演变过程。与之大致相对应的发展阶段则为传统计量经济学和现代计量经济学，前者概率结构已知、参数未知且具有稳定性，后者则概率结构和参数未知、不稳定。
在货币政策研究领域中，早期西方学者采用传统的Cowles Commission模型以及伦敦学派模型（LSE模型）。这些模型在运用中存在诸多缺陷，如缺乏经济理论基础、无法用于政策评估和预测等等。针对传统的宏观计量模型的缺陷，学者们提出了优化的模型予以弥补。Sims（1980，1986）先后提出了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模型），并率先将SVAR模型运用于宏观经济学领域。随后Bernanke（1986）、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了各自的研究方法并运用于宏观经济学（尤其是货币政策）领域的研究中。
一、 计量模型的演变
1. 传统的Cowles Commission 模型。作为传统的用以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计量方法， Cowles Commission模型旨在量化分析经济体系中外生变量对内生变量的影响。如在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货币政策制定者所能控制的变量，即各类货币政策工具，被看作是外生变量；各类宏观经济变量，即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被看作是内生变量。
模型表达式：Cowles Commission 模型的动态模型表示为：
AYt-1Mt-1=C1（L）Yt-1Mt-1+C2（L）（Mt）+?着Yt?着Mt
其中，Y代表宏观经济指标向量，为内生变量；M代表货币政策指标，由货币政策制定者和经济体系的交互关系决定，为外生变量；M代表货币政策变量的子矩阵，为货币政策制定者直接并完全控制的变量。一般而言，模型设定条件为rankRi（D1|D2...|Dn）=n-1。
模型的缺陷：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发现采用Cowles Commission 模型进行宏观经济模型设定，无法很好的解释经济指标数据，无法体现经济学理论，也不关注模型的统计结构，对于政策评估和预测的实际意义也不大。
为了弥补Cowles Commission 模型的这些缺陷，计量学理论界相继出现了多种计量方法，包括LSE模型（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pproach），VAR模型，SVAR模型以及跨期最优真实经济周期模型（Interemporal Optimization-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
2. 伦敦学派模型（ LSE模型）。LSE模型采用简化式，对数据进行一般化推导。来自Lucas and Sims的批评，认为LSE模型的数据拟合度较差，与经济理论相脱节，且仍未能涉及到经济政策评估。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为例，在LSE模型中，考虑到将货币供给作为外生变量以研究货币政策传导。基于跨期最优理论，理性的经济主体会作出最优化的选择，这也使得没有经济变量是完全的外生变量（Sims，1980）。在货币当局将货币供给作为达到宏观经济目标的操作工具时，货币供给不仅反映了产出和通胀，同时也是原因之一。因此，由于假设货币供给是外生变量，LSE模型忽略了变量之间的交互关系。
3. 真实经济周期模型（RBC模型）。与标准的货币均衡模型不同，Farmer（1997）模拟了一个具有真实经济周期的经济体，用以分析时间序列的一些特性，尤其是货币、价格、产出和利率之间的相互关系。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也叫跨期最优模型，是应对Lucas 批评的直接产物。该模型的参数估计独立于外界政策边界，并被独立识别。通过引用效用函数的特定特性，Farmer（1997）设定了货币在融资交易中相对重要的地位。一般均衡理论认为稳定状态的均衡是不确定的，从而导致动态随机均衡的两个特性：一是根据模型理论，则能够比较容易的例举出由冲击所带来的经济周期的例子；更为重要的是，模型中的动态随机均衡很好地体现了美国各宏观数据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动态特性，以及相互之间的交互机制，并运用不确定性来解释货币动态变动。运用RBC模型能够在少量假设前提下很好的解释真实数据反应函数中长期渐凸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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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财务科，吉林四平136000）
［摘要］在当今各国经济中宏观调控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已经成为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促进经济稳定和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其中最重要的两种调控手段。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如何更有效地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无论对于学术理论界还是政府部门都是一个迫切而现实的问题。
［
关键词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策工具；经济增长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2.094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联系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手段。在一般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使用，并对宏观经济产生作用和影响，达到政府既定的目标。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属于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财政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防范经济波动，保持经济稳定。经济衰退与经济繁荣状态总会交替发生，引发诸如就业压力大、通货膨胀、投资波动、外贸失衡等严重的经济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间接作用于经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正是政府经常使用的两大经济政策。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有四个：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这四个目标的本质都是要保持一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3）在一般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起作用。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用以对付大的与拖长的经济衰退，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的使用。货币政策则是通过货币供应量和信贷量进行调节和控制，具有直接、迅速和灵活的特点。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搭配，因而两者可形成合力，对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发挥调控作用。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2.1财政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财政政策所使用的工具一般与政府收支活动相关，主要有税收、财政支出、政府投资、财政补贴和公债等。
（1）税收。税收是形成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国家调控经济的政策工具。其法律特征是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因而具有广泛强烈的调节作用。税率的确定是财政政策实行调节目标的基本政策度量选择之一。税率的高低决定着一国财力的大小和聚集分散程度。税负的分配是国家对于税收结构的调整，其可以起到调节产业结构的作用。
（2）国债。国家发行国债主要目的是弥补财政赤字和发展社会公共建设。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国债的发行渐渐成为了财政政策的重要工具，具有调节货币供给、私人消费和投资的作用。国债的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在：货币效应；挤出效应；收入效应。
（3）财政支出。财政支出是国家为了满足一定的社会公共需要，对以税收和发行国债等形式筹集来的资金的运用。一般性的财政支出包括日常政务支出、政府投资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和转移支付。政府的投资力度和投资方向对一国产业结构优化以及调整具有重要的作用。
2.2货币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1）法定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是银行存放在中央银行或金库中的准备金占全部存款的法定比率。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扩大或收缩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加强央行的基础货币吞吐实力，从而通过影响货币存量而对整个经济产生作用。由于它直接影响到各商业银行利润，因而效果非常猛烈，一般情况下不常使用。
（2）再贴现率。再贴现率是商业银行将其贴现的未到期票据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时的预扣利率。再贴现意味着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贷款，从而增加了货币投放，直接增加货币供应量。再贴现率的高低不仅直接决定再贴现额的高低，而且会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再贴现需求，从而整体影响再贴现规模。
（3）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发达国家将公开市场操作当作中央银行调节基础货币量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通过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与指定交易商进行有价证券，调控货币供应量，以达到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公开市场操作业务具有市场化程度高、灵活性和微调性的特征。
3当前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的实践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历经了30多年的实践，实践表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对于加快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还有很多要素制约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从而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定出口的同时，出台了更加有力的措施以扩大国内需求，并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效果。进入后危机时期，我国宏观调控在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方面的任务越来越繁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要在各自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还要加强协调配合，发挥调控互补的联动效果，避免政策运用的相互掣肘。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经过2009年的经济刺激政策，使得我国国民经济在2010年实现了高位稳定增长，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重心也由刺激经济转变为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扩大内需和防止通货膨胀。政策组合继续保持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方面由极度宽松转变为适度宽松，而年末则调整为稳健偏紧，在产能过剩和房地产等领域紧缩性政策的调控力度明显加大，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使用的实践进行总结，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已逐渐向市场化调控方向转变。在发展公共财政的总体结构下，从财政政策影响经济的方式以政府投资性支出为主，逐渐转变到通过公债、税收、转移性支付等多种工具的综合运用。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信贷控制方面，而是逐步具有了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征。
第二，在财政货币政策作用效果方面，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强至弱，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弱至强。改革开放最初，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是以财政政策为主导，而货币政策几乎没有作用，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货币政策的核心模式转变为通过对信贷规模的控制从而影响货币的供给。
第三，目前的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更多的关注总需求管理，主要以经济的稳定为目标。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与体制转轨的双重任务，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长期来看，还必须关注金融制度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优化，以及以结构性调整为目的的供给管理等层面，这也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4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4.1加强政策制订的预见性与时效性
从过去来看，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搭配的变化比较频繁，财政货币政策的实行存在时滞问题，需要做的就是提高预测能力，为政策调控及协调打下余量。
4.2财政货币政策在配合中要有针对性
财政政策应更多地利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利用财政收支来控制资金流向，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同时通过税制和社会保障措施，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有效调节整个社会收入构成。货币政策应当着重考虑未来经济的走势，避免出现通货膨胀，通过各种手段抑制经济过热，在调整结构方面，货币政策应当通过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方式，推动经济均衡发展。所以，在实施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时，一定要注意两者具有针对性的搭配使用。
4.3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灵活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工具
要全面发挥货币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就要健全金融市场，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大力发展短期融资工具，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成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加强金融机构间的资金融通，实现金融机构间资金的良性循环。
4.4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效果
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经济差距以及居民收入差距等结构问题日益突出，内需不足，因此要实施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综上分析表明，现实两大政策的配合模式应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相结合，这样才能提高货币政策的效果，促使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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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范文5
经济学中虽然充满了模型和数学，但还谈不上是一门精密的科学。即使经济学如此不精确，宏观经济政策在应对经济形势的变化时，依旧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例如，当面对总需求不足时，使用财政货币政策进行刺激通常会取得效果；当面对石油涨价等供给冲击时，使用减税等供给面措施也能奏效。一个由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组成的简单宏观经济模型，对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而言，依旧能带来重要启示。
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在零利率附近层出不穷的数量宽松手段，体现的并不是新的经济理论，而只是反映了货币政策本身能克服流动性陷阱，彰显了货币政策能在需求管理政策中大有作为。即使格林斯潘对金融市场失灵和货币政策的失误进行检讨时，也仍没有超越已有的经济学理论，只是重申了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提醒了对不完全的金融市场进行审慎监管的必要，以及货币政策要考虑金融市场波动的必要。
目前的世界对宏观经济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经济正面临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双降局面，这时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需求刺激是一个标准的政策处方。可是现在突然发现，财政刺激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货币刺激可能会进一步提高企业的杠杆率，两者都只会进一步恶化中国经济，而不是改善中国经济。该怎么办？
微观上，推动企业去杠杆化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措施，但由于企业去杠杆化的时滞效应大，所以短期内的效果不明显。那么宏观上减税会有效吗？当总需求下降时，用减税的办法，确实可以稳定产出增长，但是会加速价格下降，甚至造成通货紧缩，而通货紧缩同样是宏观政策的敌人。于是宏观政策捉襟见肘，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是宏观政策的时滞效应无法消除，也就是说政策不能立竿见影；另一方面宏观政策的微观基础薄弱，容易使同一宏观政策产生的效力相互抵消，反而降低宏观政策的效力。
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范文6
1929-1932年出现全球性经济大萧条之前，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古典主义学说占统治地位，观点是市场自由放任论。凯恩斯主义（因为产生在经济大萧条背景下被称之为“萧条经济学”）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不能自发实现平衡，用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说明必须依赖财政刺激，3%左右的温和通胀水平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直到1974-1975年出现最奇特的滞胀危机，古典主义卷土重来，认为滞胀是凯恩斯主义财政刺激的恶果。在批评凯恩斯主义基础上，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兴起，相互之间论战相互进行理论修补。在新（后）凯恩斯主义、现代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模型中，以及实验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行为宏观经济学等前沿研究中，都可以寻找到宏观经济理论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的争议。
1930年代大萧条出现后，费雪的“债务-紧缩理论”，或明斯基“信用-紧缩理论”认为，大萧条经济危机出现是由于繁荣时期过度负债（信用）的存在，走出“大萧条”解决通货（信用）紧缩的对策或是自由放任，企业破产后的强制恢复，或是增加货币供给，利用通货膨胀的方式助其恢复。现代货币主义对1970年代的滞涨进行研究认为，由于私人经济具有天然不稳定性，中央银行应奉行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无效。但是1980年代初发生通货紧缩的衰退（因降低货币增长率），1990年代初发生衰退（货币是稳定的），在上述理论中找不到答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研究认为，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货币在短期也是中性的，因而提出公开宣布的稳定的货币政策主张。1970年代真实经济周期模型（RBC）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都由一个变量的变动来解释，货币冲击是真实冲击之外的一个变量。在此基础上扩展研究而来的随机动态一般均衡（SDGE）模型，包含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物价水平等货币因子。阿尔克洛夫（2005）认为，自然率假说与现实相悖，古典主义对于货币中性的判断是错误的，实际经济活动中存在低水平货币幻觉。小规模滞后调价或工资黏性会导致货币数量改变，从而影响到宏观经济均衡的显著变化。阿尔克洛夫等在行为宏观经济学框架下通过实证研究认为，需要构建一个稳定化的低通胀目标而不是零通胀目标的宏观政策框架，宏观经济学在偏离完全竞争时才有意义。
（二）微观基础是一种泡沫长期可持续的货币冲击吸收机制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泡沫具有反稳定的负面效应。另外一些学者研究表明泡沫具有积极效应，特别是经济面临金融抑制、实体经济和需求约束时，在经济趋于动态无效的情况下积极效应就会变得显著。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Shefrin和Statement（1994）的“行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Behavioralcapitalassetpricingmodel，BCAPT）研究了市场有效性的微观基础—泡沫市场中交易者行为。行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修正了资产定价理论的理性预期假定前提，分析了市场中存在噪音交易者（Noisetrade）与信息交易者（Informationtrade）时的泡沫如何形成。行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推导了价格效率的必要与充分条件，分析了噪音交易者对价格效率、波动率、报酬率异象和交易量的影响，认为在价格有效市场中，价格效率均衡都可以有效地进行重新构造。借鉴198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和欧洲通过泡沫化机制刺激经济，及其经济泡沫治理的教训，我国迫切需要通过金融部门变革来建立强大开放的金融市场和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在金融制度上建立有助于设置防范泡沫和泡沫破裂的货币冲击吸收机制。金融部门变革与创新，金融深化与实体经济结构调整互相促进，泡沫可能具有长期可持续性；当资本市场可以维持较高的平均信心值水平并维持较高回报率时，泡沫的长期持续有可能提高经济的动态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