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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1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着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2
关键词 古代 近代 现代 会计思想
会计作为管理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之前就已经产生，并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始终存在，一直延续至今，并且在我国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我国会计思想发展的梳理有助于对中国会计规律的了解与掌握，进而可以更好地为我国的会计建设服务。从我国的会计思想发展状况来看，大致经历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
1我国古代会计思想的发展及特点
会计的产生首先来自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在最初的生产生活中，会计思想首先是简单的计数观念，并且与社会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在我国的封建社会中，社会经济政策是重农轻商，商业活动一直是未受重视。判断会计思想出现的标志是会计循环体系是否逐渐形成。在中国先秦时期（主要指夏、商、西周、春秋、战国这几个时期），明确的会计凭证和会计计量方法、文字叙述式的会计思想均已出现，标志着会计思想已经出现。春秋时期是中国社会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时期，它同时也是中国会计思想产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从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到会计报告的整个会计循环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此时，理财思想和审计思想也已经开始。这些都说明会计思想已经确立。
首先产生的是单式记账法。秦汉南北朝时期，随着商业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单式会计思想逐步确立起来。会计凭证开始逐步规范，会计账簿也进入到序时流水账时期，会计报告从单纯的文字叙述（文字叙述式）进入到数据与文字结合的阶段（定式简明式）。单式记账的早期形态是文字叙述，是指采用文字描述的形式记账，所以其又被Q为叙述式会计记账法，这种会计记录一般用字较多，没有一定的规则，它的记账符号也不固定。单式记账的成熟形态是定式简明式，是指会计的记录使用固定的记账格式和记账符号，对资金运动的记账要求简单明了。而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这段时期是我国古代会计思想发展迅速的时期，这个时候的单式记账思想已进入定式简明式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会计思想的发展停滞甚至倒退。但是到了唐宋时期，单式记账思想不仅得到广泛使用，而且还有进一步发展。
唐宋时期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商业经济有了进一步地发展，而农业经济的增长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当时的商业金融机构也同15世纪意大利沿海城市金融业的状况类似。商人地位逐渐提高，商业逐渐繁荣。以前的单式记账法已经不满足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开始出现复式记账思想的萌芽。会计凭证逐步多样化和规范化，如一直沿用至今的会计体系数码字（即壹贰叁拾伍陆柒捌玖拾）就是在这个时期创造的。至宋代，以财政管理机构进行审计的体制已经取代由曹魏以来至唐时期的比部审计。
中国的复式记账思想是从中国明朝开始产生的。明朝已经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商业资本逐渐向工业资本转化，商品经济的发展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举债经营思想的这种现代化思想已经开始萌芽，尤其在钱庄、票号的金融机构。发展到明清时期，完备的封建审计体制已经形成。政府的审计功能主要由督察院、户部等机构来完成，各自具有一定的审计权限。
2我国近代会计思想的发展及特点
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这也使得会计中心的地位在西方国家中确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于生产过剩，西方国家的产品向中国流通，这也就使得中国的会计也多少带有西方会计的内容。
第一次和第二次科技革命是中国近代会计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第一次科技革命是以改变生产工具为特点的革命，在这场革命当中，生产力发生了巨大进步。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特别是西方的资本主义体系由此建立起来，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在国家中仍然占主导地位。中国和印度开始向西方学习，形成以西方为中心的会计体系。
第一次科技革命使得先进的会计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时也使得企业组织形态不再是单一的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了。前后是第一次科技革命的中后期。但我国仍然是封建社会封闭的小农经济，会计思想仍停留在过去。
第二次科技革命是以电力技术为主导，电器工业为基础的科技革命。第二次科技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深入系统的对自然界的研究开发，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许多新兴学科。这场历经了近一个世纪的科技革命将为近代会计向现代会计的转化奠定了基础。
近代的工商业也在不断地成长，有着很大的成长空间，这也使得中国开始考虑会计如何去适应这不断变化的经济实际。中国会计学者们主张把西方会计中的优点结合到中式收付记账薄中，形成特有的会计体系，这样既保留了中国特色，也融入了新的内容。
19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西方社会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剩余生产能力必然会流入中国。西方近代（复式记账）会计思想的传入不仅具备可能，而且已经变成现实。但中国的会计思想家在消化和吸收西方近代会计思想的同时，进行了自己的改造和创新。其具有代表性的有：
蔡锡勇的创新体现在借鉴西方会计理论并根据中国的国情对账簿的名称和组织进行了改造-即“有收必有存，收存必相等”的原则。
潘序伦则对会计科目与账户、会计估价基础的判别以及会计报表的分析三个方面进行了创新。
梁润身创建了“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这个我们沿用至今的会计等式和增减记账法。
杨汝梅在当时就已经认为企业的无形资产应是商誉、专利权、特许权等具有相同性质资产的名称。
杨瑞六认为以成本利润为核算基础的财务制度是近代企业的核心基础。
3中国现代会计思想的发展及特点
改革开放以前的会计制度发展是以借鉴和学习苏联模式为特点的。1949-1957年是以学习为主，1958-1978年是以创新为主。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我国的会计界认为会计是带有阶级性的，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分。马卡洛夫的《社会主义会计务实》的讲话描绘了带有政治经济学概念的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会计制度。计划经济时代，公有制的经济体制要求会计思想与社会经济环境保持一致。
随着对会计本质认识的深入，会计理论界认为会计不仅具有阶级性还具有技术性。改革开放以后，对于会计思想的研究中，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最主要的是以杨纪琬和阎达五为代表的管理活动论和以葛家澍和余续缨为代表的信息系统论。另外，还出现了一些非主流的会计思想。杨时展、郭道扬教授的会计控制系统论，其思想来源于西方会计。指出了信息系统说的片面性，说明了信息系统的控制作用。20世纪50-70年代的会计工具论，由于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逐渐被会计学界抛弃。
在古代、近代和现代会计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会计思想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与中国独特的文化特征和政治体制相关。会计是经济和金融活动的记录和反映，因此会计的发展也必然和中国社经济和金融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相适应。会计不仅一种计量和监督的手段，更是一种经济管理的思想。会计发展史作为经济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可以对我国当今的会计发展现状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对把握会计思想发展的脉络、预测会计未来的发展方向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文硕.西方会计史[M].中国商业出版社，1987-6.
[2] 刘常青.中国会计思想发展史[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5.
[3] 郭道杨.中国会计史稿（上册）[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8.
[4] 李孝林.中外会计史比较研究[M].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6.
[5] 文硕.文明古国的会计[M].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2.
[6] 张新民，刘钟声.中国会计热点问题[M].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4.
[7] 李宝震，王建忠.中国会计简史[M].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4.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3
关键词：传统经济管理；现代经济管理；启示
当下，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加强，国内不同行业、领域都处于改革与创新中，而经济管理便是其中一项不可忽视的核心内容。就我国经济管理实践而言，我国经济管理工作者逐渐将现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理论、管理学理论巧妙地融入其中，优化了现代经济管理，使其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作用。但并不意味着要抛弃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它仍然具有某种参考价值，也是现代经济管理理念无法比拟的，必须正确认识二者，总结、归纳传统经济管理，更好地利用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具有的价值，促使当代管理质量不断提升。
一、传统经济管理思想概述
就传统经济管理思想来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沉淀下来的宝贵财富，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比如，传统社会结构，逐渐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管理思想风格，特别重视对政治的影响，体现在不同方面，比如，家国同构观念、教化理念。首先，教化理念。自古以来，教化都是儒家思想强调的重点，三从四德等理论教条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而在先秦时期，我国古代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为了改变当时的社会现状，思想家们纷纷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并没有缩短该经济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其次，家国同构观念。在封建社会中，农业是整个国家得以生存发展的首要前提，而自给自足又是其显著特征。由于受到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贵族在血缘关系影响下，逐渐形成家国同构理念。进而，构建了政治管理体系，中央集权政治意识成为强调的重点。最后，重农抑商观念。它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古代经济政策的关键性组成要素，得到儒、法两家的认可，而在一定程度上，儒家具有的权威性进一步加快了古代经济发展的速度。
二、传统经济管理对当代经济管理的启示
（一）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下农业生产的启示
就我国而言，属于农业大国，农业生产始终是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产业结构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但农业的核心地位并没有受到任何不利的影响。自古以来，以农业为根本的思想都是我国经济管理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在社会发展形势作用下，出现了农业中庸思想，但中庸思想太过于保守，必须进行合理化的调整、创新，要能和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相协调，才能进一步巩固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促进其持续发展。此外，就传统经济管理思想而言，农业生产实践是其强调的重点，而管理理论、管理理念才是现代经济管理理念强调之处，忽视了实践管理的重要性，并不利于农业生产的长远发展。因而，必须把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现代经济管理理念相融合，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管理效率、质量。
（二）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金融管理的启示
自古以来，货币、金融这两大元素紧密相连，货币是在社会市场中的供求关系理论中应运而生的。在传统货币管理过程中，金融活动的价格指标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传统一系列金融活动中，大都要以粮食为衡量标准，制定出具体化的价格，而这也是金融活动逐渐向农业倾斜的重要原因。而在传统化的经济管理思想中，研究的重点内容始终是货币的管理，比如，在春秋时期，母子相对论广为流传，要求由国家来决定流通于社会市场中的货币是贬值还是升值，实际上这种做法违背了社会市场运行规律，又比如，在秦始皇统一货币之后，主张不能流通私钱，这些对当下经济管理都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当下，借贷、收取信息是金融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而高利贷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金融形式之一。在古代，高利贷是政府有效调节社会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政府官员经常借此来谋取私利，剥削百姓，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而就现代金融管理来说，必须全方位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制定可行的法律、法规，避免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
（三）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企业经济管理的启示
在新时代下，传统经济管理思想正处于持续发展中，不同行业、领域企业在经济管理方面大都有了合理化的经济管理参考依据。随着自身不断发展，企业进一步创新、融合了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使其能够更好地满足新时期企业管理客观要求。从某种角度来说，我国现代经济管理理念是建立在传统经济管理理念基础上的，在为现代经济管理理念提供便捷条件的同时，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在金融货币经济管理方面，价格已成为考虑的首要元素，但在金融货币经济管理日益变化、发展中，其内涵日渐丰富，影响着我国经济活动借贷形式等。为此，我国相关部门必须制定统一化的流通价格、流通方式，灵活运用传统经济管理理念，约束传统经济管理理念，确保金融活动经济市场的稳定、健康运行。
三、结语
总而言之，就传统经济管理思想而言，需要坚持“一分为二”看问题的原则，要站在客观的角度去认识它。在当代一系列经济活动中，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存在各种问题，但在历史长河中，它对经济持续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无法磨灭的。换句话说，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科学性、适用性特点对当代经济管理工作也是能起到一定启示作用的，在我国很多行业、领域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金融管理、企业管理。为此，在未来发展道路上，需要优化利用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精华，巧妙地融合到现代经济管理中，确保现代经济活动顺利进行，不断促进我国不同行业、领域的持续发展，促进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
作者:倪雨辰 范均 单位:南昌理工学院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1]张威.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实践的启示[J].现代营销(下旬刊),2014,09:2.
[2]李皆染.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实践的启示[J].财经界(学术版),2011,07:49+51.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4
【关键词】经济区／综合性／经济中心
一、历史经济区域概念的产生
经济区是由多种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气候、资源的相对一致性和与之相协调的人文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科学技术）所决定，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域。经济区域与经济区域之间商品流通是经济区域形成的必要条件。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差异，由此而导致经济和人文现象的差异同样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三大自然区，这三大自然区决定了我国经济区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时这三大自然区内部也同样存在自然和人文环境要素的差异，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不同社会产业的地域分工，这种产业分工和差异便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区。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早期，由于经济开发不足，生产力低下，区域间产业分工不明确，商品经济还处于萌芽状态，区域间商品市场体系没有形成，经济区的边界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大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金属工具的用于生产，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各地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所生产的具有本地特色产品的产业兴起，除了满足本地区需要外，可以将多余的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并从中获利，于是形成一定规模商品交换和贸易，产业的区域分工初步形成，开始出现经济区的雏形。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相互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产业区域分工已经客观存在，经济区域的概念在当时人们观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书·禹贡》中以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献以及交通道路划分的九州，不仅是一种综合的地理区划，实际上也是经济地理区划；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一次将汉朝全境分为山东、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产业区，汉成帝时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隋书·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虽然都是以“物产风俗”划分的人文风俗区，实际上也是经济地域差异引起的人文地域差异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经济的地域差异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存在了。唐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工明显，商品贸易频繁，经济区域的特征更为显著，这在区域差异比较大的南方地区更为突出。南朝以来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时期的所谓“三吴”、“江南”、“两浙”、“荆湖”等等已不仅是政区名称，更贴切的是经济区域的名称。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根据浙江省内不同自然、经济条件分为若干亚区，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皆以风漂过海，故台、温闭籴，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这就是说，在浙江省内还分为若干经济亚区，各经济亚区间的商品交换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明清时代大体上各省自成一大经济区，而省内又按自然条件分为若干亚区，这种亚区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谓“江南”即指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而言，虽然对“江南”范围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太八府一州为江南经济区（注：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认为应该是苏、松、常、杭、嘉、湖。（注：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不论怎样，“江南”一地作为一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产业差异更为明显，经济区的存在更为明确，经济区的等级、层次更为繁复。对此进行研究，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的区域差异和区域整合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二、历史经济区域形成的历史和地理条件
在我国人类社会早期，地域、部落之间农业、畜牧业分工并不是很明确的。至少在黄河流域古代社会的早期，原始农业、畜养、采集、狩猎同时并存。我们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古代社会早期，华夏地区以及周边草原森林地区产业中兼有原始农业、畜养和狩猎的痕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发展，狩猎经济向畜养、游牧经济发展，标志着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进步，以后逐渐形成以农业为主兼营畜养的部落与地区和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部落与地区。这种选择和变化，很大程度决定于所处的自然条件，如春秋战国以后，北方草原区形成畜牧区，东部季风区形成农耕区，东北高寒区还停留在采集狩猎阶段等等，由此形成的这种经济区本质上也就是自然－经济区；这种经济区之间的物产互补和交流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①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与周边地区在产业差异上的互通有无是很频繁的，不可或缺的；从自春秋战国至汉代初年，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农耕区内部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就是说汉代初年，商品贸易在社会上还有很大影响。由此可见，不同产业区域之间商品贸易是经济区形成的必要条件。其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特别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汉族以外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发源地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该民族经济的特点，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广绵亘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横断山脉地区的深谷密林决定了采集和狩猎成为当地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东北高寒森林地带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以后随着民族活动的频繁，生产活动变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处，往往将畜牧业带至该地，而汉民族所到之处，无不垦地种植。因此民族经济也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个特色；而这种民族区域经济间的互通贸易，很早就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历史时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市籴一》：“互市者，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其后匈奴和亲亦通市，后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与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际，常交戎夷通其贸易，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后唐复通北戎互市，此外，高丽、回鹘、黑水诸国，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民族区域之间的贸易，也是反映不同经济区的一个方面。其三，由于我国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全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自然条件发展不同产业门类提供了条件，同时出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经济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当地方政权特别关注地方经济发展时，有过多的干预，于是经济区的划分和调整往往与政治形势和政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统一政权的同一经济区，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经济区。行政区和经济区有密切的关系。故而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区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国历史上早期的经济的区域差异，可按自然条件分为农耕、游牧、渔猎三大经济区。这三大区实际也是汉族政权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猎民族的活动区。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书云：“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注：《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这就是自然区、民族区、行政区和经济区合一的反映。
在这三大区中，从自然、人口、资源、文化各种条件而言，东亚季风区的农耕区都占主要地位。这里人口最多，几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资源最丰富多样，生产力最先进，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因此这里最早出现经济的区域差异，其先决条件是农耕发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够的粮食提供给社会，可以使一部分人从事适应本区自然条件的其他产业，以其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首先就是经济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经济区之间贸易的主要内容。例如《史记·货殖列传》载，战国秦汉时代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获；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各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种经济作物的区域差异才能初步形成经济的区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差异分为若干亚区，各经济亚区因其经济在全国的影响，在全国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随着自然环境变化以及人类适应自然能力和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细化，商品流通的加强，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不仅经济区边界会发生调整，同时也会引起经济区在全国地位的升降。无论大区和亚区的经济区域调整、变化的因素也是多种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引起经济区的调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风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形成游牧区的南扩；黄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经济区的调整，一次大规模的洪涝干旱灾害引起环境变化和人口迁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经济区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变化引起的经济区调整，如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可能造成一些经济区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的兴起，如关中地区自两汉末年战争的破坏，其经济地位明显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时期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南北分裂界线和以长江为南北分裂界线，经济区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确定和转移都可能引起经济区的变化。这在我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里，由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这种变化是很显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迁移活动引起的经济区格局的变化，如农业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进，农耕民族向西南、东北地区的扩展，就可能引起经济区划的变化。秦汉时内地人口的移向北边，“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区草原的农耕化，反之，魏晋时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会将原有的耕地辟为牧地。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引起的我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南迁，对南方地区社会经济变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产业分工的细化，如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的显露，手工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如宋代以后长江以南地区蚕桑、植棉、茶叶业、矿冶业和造纸、瓷器业等其他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原料和产品生产地的分离，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从而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和细化。经济区之间分工和差异主要表现为商品交换贸易，早期的交换和贸易主要在大区间进行，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业、手工业分工的细化，同一大经济区内经济亚区间的商品贸易量也会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线的布局也随之变化，最后引起经济区格局的变化。
我国古代不同经济区，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即每个时期封建王朝都有一个或几个基本经济区，是这个王朝生存的经济基础。当基本经济区衰落时，这个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寻找新的基本经济区。（注：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页。）由于当时资料条件的限制，冀文在具体论述上尚有可商榷处，但其基本观点是可取的。从这个问题上剖析进去，我们将发现对古代中国经济区及其演变的研究，是对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原因深层次认识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能对今天全国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从而有利于现有经济区域的改造和规划。
三、历史时期经济区域划分的几条原则
我国历史时期划分经济区有些什么标准呢？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说：“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划分标准，我国史学界尚未有深入讨论。在海外学术界，则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另一种则以自然条件为根据。显然，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后一种意见比较恰当。这种见解首先由施坚雅先生作出系统的理论阐述，后又由斯波义信先生加以发展和改进，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区域研究理论。施氏的理论主要着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论的核心可简述为‘地域即河川流域’说。斯氏则在重视水路交通的同时，也强调生态系统的作用，从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说发展为‘地文－生态地域’说。我们认为施氏、斯波氏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但是还需要补充一点，即：我们所划的经济区域，在古人心目中，应当也是一个特定的概定（念？）。换言之，得到历史的承认。鉴于以往学术界对于江南地区的界定缺乏共识，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上述理论与意见重作划分。在确定其合理地域范围之前，有必要将我们所依据的划分标准，作一简要说明。首先，这个地区必须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后还属同一水系，使其内部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其次，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说，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我们认真读了李伯重先生的论文，认为他将他所定的标准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划分作为一个经济区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标准是否适合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所有经济区呢？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施氏的经济区域理论是从他研究历史上城市体系角度出发的，他在《中国历史结构》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大经济区的观点，大体上可概括为下列几点：一是“每一大区经济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区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这种自然地理大区是依流域盆地而划分的。”二是这些区域的核心区，都处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国传统社会里，以农业生产为主，而核心区的可耕地自然条件最好，交通运输最为便利，成为交通枢纽。因此核心区比边缘区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区的中心城市都兴起于核心区，并以不同层次，不同核心区构成不同层次的城市网络。于是在“每一个主要的自然地理区域中，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城市体系亦即彼此来往频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乡之间的联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区域内。”三是大区经济应看成为复合的体系，内部是有差异的、相互依存、一体化的，尽管这些特征在边缘地区较核心地区松散。（注：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施氏的理论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例如任何一大经济区是有其核心区和边缘区，但核心区是否必然是该大区的河谷低地，则未必然，应视某一特定时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认为一大经济区内部是有差异的复合体的观点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论上加入了生态系统作为考察的依据，即将人类活动引起生态系统变化的因素作为参照模式，比施氏理论又较为全面。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在时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这种模式是否适合整个历史时期，是否适合全国的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以往关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种种理论有其正确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单单强调自然区域的条件，可能会给予人们一种误解，似乎历史上的经济区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历史时期除了黄河下游河道迁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认为二三千年来我国经济区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显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势力曾互有进退，同一自然生态区如鄂尔多斯高原，当游牧民族占有时，则成为畜牧区，这就可能与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当农耕民族占有时，往往变成农耕区或至少是半农半牧区，则可能与其南面的陕北高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可见民族活动对经济区的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三，历史上经济区有过不小的变化，当经济开发不足，商品经济不发达时期，经济区的地域比较大，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距离较远。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可能存在于一个大经济区内；当经济开发充分，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大大提高，产业分工细化，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时，经济区就可能划小，原先一个大经济区就可能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如两汉时期的“江南”经济区与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区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相当长时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单元在不同的政权统治下，就可能分属不同的经济区。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辽时曾分别属于两个政权，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辽时就不可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区。由此可见，划分经济区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态条件外，人文因素还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国古代划分经济区域应该有那些标准呢？我们认为自然生态的相对一致性、完整性无疑是最基本的条件，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因为历史时期人文环境的变化十分复杂，不同时期经济活动差异又很大，所以不同时期的经济区域的划分还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劳动分工的地域差异，即本区与他区在主要产业上的差异性，从大处而言，如农耕区、畜牧区、渔猎采集区和农牧交错、狩猎采集混合经济区等等；从小处而言，农耕地区内又可分若干亚区，如水稻作物区、干旱作物区、经济作物区等等。二是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还是处在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社会，某一地区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区的供应。因此各经济区在主要产业分工的前提下，还有其他产业辅助，以使其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地区，如关中地区固然是一个农作区，然“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物之类，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注：《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巴蜀地区“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注：《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清代江南苏、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当无异议，其农作有稻、棉、桑三种作物相对集中，鱼盐之产也很丰富，同时又是棉、丝纺织业中心。珠江三角洲当为一经济区，水稻为其主要农作，但其经济作物专业化十分突出，果树、甘蔗、荔枝、香蕉等热带水果以及基塘养鱼，成为农村主要产业，清代中期以后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这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冀、鲁、豫）除了粮食作物（麦、豆、高粱）外，还有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枣梨、药材、酿酒产业。因此产业的综合性也是古代经济区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产业分
工前提下，还有产业的专业化方向，如农业区中有水稻产区、旱作产区、渔业区、经济作物产区、矿业区，经济作物区中有蚕桑区、植棉区的差异等等的专门化，以此专业化产品得与他区进行交换与贸易。《盐铁论·本议》：“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chī＠⑤＠⑥，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区特定产业及其互相间的物资交流，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经济中心城市及其辐射范围，即全区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网络和交通网络。《盐铁论·力耕》：“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至也。”《盐铁论·通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划分经济区域应有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中心城市四条标准。
四、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的关系
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区的划分，是根据岩石、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对一致性所划分的区域。行政区则是按照统治者为加强地方统治的政治原则所划分的区别；有时为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可以考虑自然地理要素，有时则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有意违反自然地理原则。这在中国历史上事例很多，如汉代的长沙国，元代的陕西、湖广、江西行省划分，明代的南京划分等等。经济区则是根据产业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贸易经济原则划分的，已见上述，不再赘述。行政区是封闭的、内向的，经济区则是开放的、外向的。这三者是出发点不同的三类地理区划。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一书中说：“经济地理与行政地理不是一个概念，但二者联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划分一般以经济地理为基础的，所以研究历史地域经济，仍须以政区的划分为空间区划。”（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这种处理方法似乎过于简单了些。当然，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自然地理条件，这一点似无需赘述。同样，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行政区的要素，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政府的行政体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经济活动，使经济区服从于行政区，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地方行政长官为了加强税收、协调地方经济、用行政手段支配社会经济部门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区内发展同类经济，统一施行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颁布适应地方条件的经济政策等等，使经济区与行政区协调起来。所以明清时期经济区与行政区大致吻合。正如杨国桢在《清代社会经济区域划分和研究架构的探索》一文中说：“清代社会经济区域的调整和行政区域的变动是并行不悖的。社会经济区域的划分，可以借用行政区域的划分系统。比如说，我们可以行政县、乡、村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基层单位，而把行省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地方单位。”（注：《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页。）但这只能是在基本属于同一自然经济的结构条件下，凡行政区与自然区违背的情况下，经济区就未必与行政区合一，如明清环太湖流域的苏、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就不受江苏、浙江两省的限制。施坚雅也说：“经济发展和朝代更迭很难一致，正如区域经济并不完全受帝国行政单位影响一样，事实上，它们的相似之处是很接近的。”（《中国历史结构》）可见虽然明清以来，经济区与行政区比较一致，但当地方经济进一步发展时，经济区必然要突破行政区的框框。
自然区的变化是缓慢的，有时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区的变化则为常见，历史上一次改朝换代，往往会引来行政区的一次大变动，有时一个朝代内前后也有大变化，如汉、唐。但经济区则不一定因行政区的变动而变动，如明、清。经济区的发展有其继续性、稳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随着政权更递、行政区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产业地域分工的演变而演变。这就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调整，商品贸易开创了新的局面，新的经济区的出现将是必然的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5
关键词： 中国 封建社会 近代衰落 原因
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史，严格意义上讲应是古代封建文明史。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期间，中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封建文明。然而当历史进入封建社会末期，特别是自1840年的开始到1945年的结束共计105年间，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历程中，中国屡战屡败，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宣告了中国古代封建文明的终结。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这段悲惨的近代经历，其原因值得深究。要分析中国近代衰落的原因，就必须对构成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等一系列要素进行分析。
一、政治上的集权统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最早进入奴隶社会的国家，但是奴隶社会的发展却远不如古埃及、古罗马帝国那般兴盛。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的瓦解和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从此，古老的中国进入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期间，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制度得到不断加强。自秦代始，中国就确立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创立了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汉代初期，通过平定“七国之乱”，颁布“推恩令”等措施，削弱地方势力，使其无力对抗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唐朝沿用隋朝的“三省六部制”，进一步完善了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元朝时，施行行省制度，在中央设中书省，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大都及其临近地区由中书省直辖，其他地方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明朝时设立“内阁”，以及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清朝时期，康乾盛世的三位帝王更是紧收权力之网，把封建皇权统治推向集权统治的巅峰。
中国封建社会落后的上层建筑，在其统治末期已经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与自上而下地体现皇帝意志的中央集权制度相反，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封建社会发展缓慢且缺乏强大生命力。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与发展，西方比较早地出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封建主义统治很快让位于资本主义统治，资产阶级集权统治与封建集权统治相比，保证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资产阶级把科技直接作为工业发展、商业竞争与争夺殖民地的一种手段，必然使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而强大的中国封建集权统治却束缚了生产力在中国的发展。由此可见，中国历代政治上的集权统治是造成中国近代衰落的根本原因。
二、经济上的“重农抑商”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但经济的发展最终是由经济模式决定的，中国自然经济的农业属性必然会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产生围城效应，严重阻碍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中国历代封建政权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强制推行农本主义，采取民间禁矿、禁海政策，并对工商业课以重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对早期的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到了封建社会中末期，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后，其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也日益显露，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完全确立后，这种情况更加明显。明朝中后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但由于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强大阻碍作用，始终没有发展到破坏封建社会经济模式、创立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地步。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深刻地认识到农业是衣食之本、财富之源。因此，人们自发地形成了重农抑商的潜意识，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历代统治者都视农业为本而视工商业为末，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从汉昭帝的“天下以农桑为本”到明成祖以后的“海禁”等政策，都明显地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维护了男耕女织式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限制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和手工业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奠定了农业经济在整个封建社会经济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以致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在中国根本无法形成，而在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呵护下的自然经济模式却得以长期延续。所以，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严重阻碍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与中国不同，西方国家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重视发展工商业，工商业经济就比较发达。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过程中，各国都采取了积极扶持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中国历代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是造成中国近代衰落的直接原因。
三、文化教育的“精于治世而疏于制‘天’”制约了科技人才的成长
中国历代封建帝王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只研究“治人”而不重视“治自然界”。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看，无论是儒家、道家、佛家还是墨家、法家等学派，都属于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人文社会科学，儒家是典型的政治道德伦理说教，道家关注的是怎样长生不老，佛家研究的是灵魂如何进入极乐世界，它们都不包含制“天”的内容，其他学派也是如此。
从中国传统教育的内容分析，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精于治世的儒经被各级官私学校作为学习的主要教科书。及至明代，更明确规定“非科第者毋得与官”。而且考试又以“八股文”为标准款式，题目和内容都依据“四书五经”。这种死板呆滞的文体和僵化的思想与科学精神是完全相悖的。
从价值观方面讲，“做官”是古代中国人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因此，在封建社会，“当官”成为人生最主要的追求目标。学习儒家经典成为进入仕途的阶梯，所以读书人都“两耳不闻科技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人们不关注自然科学，更不去研究自然规律，这就使中国近代科技人才的成长失去了“动力之源”。可是，在中世纪的西方，人们虽然主要学习宗教神学，但也学习一些被列为宗教教义的自然科学，如亚里士多德的天文学、力学，盖伦的解剖学，等等，这对于近代科学的产生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伽利略对亚里士多德的许多结论的否定，以及维萨里、哈维对盖伦有关人体结构理论的否定，都是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的。而在中国由于科举制度的束缚，知识界唯以功名为尚，对于自然科学则不屑一顾，社会上处处鄙视科学技术，“艺形而下”的观点十分流行，也就谈不上发展科学了。显而易见，中国封建社会的价值观念对近代科技人才成长的制约作用非同一般。也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单一的文化教育内容是造成中国近代衰落的重要原因。
四、科学技术的垄断封锁禁锢了科技的发展
在中国封建社会科学研究体系中，一方面中国封建社会禁止民间研究科学，另一方面又对重要的科学项目实行垄断。如天文历法，历代都被国家天文台所垄断，禁止民间习历。明人沈德符写道：“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诛死。”因此科学技术研究在中国经常是处于被禁锢、被歧视的地位。中国儒学一直认为科学技术是“奇技巧”。老子学派就认为：“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激起”，应当“常使人无知无欲”，因而鼓吹“无为而治”。
清代对科学技术的禁锢达到极致。当有官吏主张招商时，雍正说:“农为天下之本，而工贾皆其末也。”当有官吏主张开矿时，雍正表示坚决反对:“今若举开采之事，聚集多人，其中良顽不一，难以稽查约束。”当西方竭力寻找新大陆，拓展殖民地时，清统治者正在为海岸不宁而焦躁不安。清朝的两百年，是中国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等方面落后于西方的两百年。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民间手工业总是处于市场狭小的受抑状态。手工业者要想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就必须以奇取胜。他们小心谨慎地保守着祖传的技术秘密，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而且是以口授的方式，很少有文字记载，以防泄密。这种对技术秘密的极端封锁，阻碍了科学技术的交流和提高，同时也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
在西方，尽管当时的科学研究还是被局限在教义所规定的范围之内，即便有时科学的发现因为突破了教会而遭到限制或扼杀，但总是不可避免地在社会上传播开来，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等理论就是这样。这说明科学研究在西方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发展空间。这是因为，同为封建社会的西方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西方没有中国那样独特的儒学教育，没有科举制度和八股考试，没有对科学技术的极端垄断与封锁，更没有中国人那样鄙视科学技术的社会风尚。
五、对外关系的闭关锁国限制了社会的发展
明朝之前，中国对外来的事物一直抱着欢迎和学习的态度。明朝的科学家对中国古代所有的科技成就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并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同时也对西方科学进行了系统的引进，西方传教士带来了大量的书籍，其中不少被翻译成中文，明代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方科学的引进而得以复兴。到1644年，中国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但是，中国自清朝立国以来就一直厉行闭关政策。1655年6月，清政府严令禁止官民擅自出海贸易，违者按通敌罪论处。1662年清廷又连下三道迁界令，将东南沿海的村庄居民全部内迁50里，房屋、土地全部焚毁或废弃，不准沿海居民出海。清政府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绸缎和丝棉带出境贸易者，杖一百；若将人口或兵器偷运出境者则处以绞刑。乾隆即位后，在海禁方面基本上沿袭了先祖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