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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雕的艺术特点和文化价值范文1
自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为了有效保护和传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鼓励和支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开展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其目的十分明确,为的是更好地、深入地认识和理解这些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在继承中加以发扬光大。
这套丛书是很有特色的,首先在选题方面具有典型性,这些研究课题在河北省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艺术中是具有代表性的,在国内同一种类的民间艺术中,其地方风格特点十分鲜明,而且在研究方面有所深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就目前来讲,比较系统和全面地研究河北传统和民间艺术的系列丛书并不多见,可以说这套书的出版是很有意义的。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和认识河北的传统和民间艺术提供了很好的文本,也为从事艺术创作实践提供了借鉴和发展的依据。
这套丛书是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承办的河北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已被评为优秀研究成果。前面谈到了这套书的选题,这是首要的,也是决定性的,理论意义与时间价值还是要通过选题加以研究的课题,而所选择的课题都是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是独具特色的。这些课题的主要承担者,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和热心研究者,对所承担的课题有相当长时间的研究和深入的了解,也有的是从民间艺术实践踏入到研究领域,在土生土长的环境中,长期从事工艺实践和创造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理论、学习和思考,促使认识不断深化,成为学者型的民间工艺美术家。
诚然有些学科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在文献资料的分析判断和理论思考方面,但是民间艺术研究不仅需要有这些工作,同时还需要实地考察和实物分析,需要亲自参加到民间艺术的实践中,掌握其技艺,认识其真髓,总结其本质特点和内在规律。这套书的主编杨文会先生长期从事雕刻和装饰艺术创作实践,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受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郑可教授门下,对民族民间艺术的认识得到很大的提高,视野由此开阔,使他更多地关注各种民间艺术,特别是对河北省的民间艺术,热情投入其中,从实践的经验到理论的思考,得到的收获是多方面的。杨文会先生除担任主编以外,还是《曲阳石雕艺术及历史文化研究》的主要撰写者,他既对曲阳的石雕历史有过深入的研究,同时也从事过曲阳石雕的创作设计实践,此书从审视其风格特点和技艺传统,一直联系到文化内涵,是研究曲阳石雕艺术不可多得的专著。
这套丛书中的《定窑陶瓷文化及其造型装饰艺术研究》和《磁州窑造型艺术和民俗文化》中的定窑和磁州窑是河北省在中国陶瓷史上著名的窑口,一直到今天仍在继承和发展着,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并有相关的研究论文和著作发表。应该说河北的陶瓷从历史到今天,在北方诸省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定窑是中国陶瓷辉煌时期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烧造白瓷的窑厂。对于定窑的研究,以往学者发掘考证以及对传世作品的分析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也为定窑的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是,这套丛书中关于定窑的研究,则侧重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窑文化、艺术和技术的研究。这本书的作者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文增,长期从事定窑瓷器创作设计,在定窑研究方面已取得显著成绩,是一位学者型的工艺美术家。他的研究特点是紧密结合工艺实践,对于定窑的造型和装饰艺术有比较全面的、深入的分析研究,在工艺程序、方法以及技艺方面的研究也有独到之处,为从事陶瓷创作设计和工艺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规律的总结,应该说其理论总结具有指导实践的价值。
这套丛书关于磁州窑的研究,由著名学者蔡子谔先生担任主编,他曾出版过《磁州窑审美文化研究》,在磁州窑研究领域里是具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这本《磁州窑造型艺术与民俗文化》,他是主要撰稿人,侯志刚先生参加撰写部分章节。就整体而言,这本书所研究的着重点特色鲜明,重点突出,准确而清晰地阐明了磁州窑审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分析研究了磁州窑造型与装饰的审美特征,为学习和研究磁州窑艺术奠定了审美认识的基础。对于中国古代陶瓷的研究,应该有多方面和多学科的人来参与,因为陶瓷本身既是一种物质产品,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它所包含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是一种“交叉学科”,美学家的参与对于我们认识民间陶瓷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不仅需要理论家客观冷静的分析和指导,同样也需要实践家深入体验的思考和总结,丛书的主编正是秉持这样的原则来组织全书编撰工作的,所以在学术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民间艺术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甚至应从最初的爱好和收集开始。张墨瑶和李艳彬二位先生撰写的《唐山皮影艺术及其历史文化研究》,正是作者在对自己故乡民间艺术热爱的基础上,不断收集当地皮影的唱词、影卷和有关的口头叙说和文字记载,集腋成裘,经过深入研究之后撰写,“集几十年心血精心雕琢而成”。对于我来说,读这本书是补课,过去因为喜欢皮影装饰性的造型和色彩,偶尔也收集了几件来欣赏,但有关皮影的历史、分布、特色、工艺制作和文化内涵,所知甚少。读这本书感到收获颇多,最后读到作者的“缀于骥尾”时,感慨良多,一帧小小的皮影牵动着作者的一颗心,以真挚质朴的感情年复一年地投入研究,这种一心向学的精神是极为宝贵的。
从书中《武强年画的艺术风格及历史文化研究》的作者郄建业是一位长期从事艺术设计教育的实践家,他对武强民间年画的研究是从欣赏、学习、借鉴开始,而后进入理论研究领域的。正因为如此,作者也就更重视艺术规律的总结,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特别强调了武强民间年画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武强年画以其独特的构图形式、别具一格的人物造型表现、鲜明的装饰色彩构成整体的艺术效果,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充分显示了民间艺术家们的美学观念,给予欣赏者心理的愉悦和审美的享受。在艺术研究领域里,有一些专题的研究常常从学习过程中开始,之后不断深入,既从中吸取了营养,又从中借鉴了方法,同时进行了理论思考,加深了理论认识,丰富了思维路线。这种研究不仅有助于完善创作设计,而且理论研究结合实际,认识很容易和深度联系起来。
剪纸这种民间艺术,在中国几乎遍布各地,多姿多彩,风格各异,有粗犷豪放者,也有精致秀丽者。表现的手法不同,样式变化纷呈,是一种最单纯也极丰富的民间艺术。河北省民间剪纸是中国民间剪纸百花园中极具特色的一簇,其中尤以蔚县剪纸独树一帜,其彩色点染,绚烂欢快,充满喜庆的意味,又不失其淳朴的乡土气息。它毫无浮华轻飘之气,这是民间艺术表现最为可贵之处,是值得创作实践借鉴的。丛书中的《河北剪纸一是及其历史文化研究》作者之一李伟先生是一位青年教师,他自幼生长在河北农村,从小耳濡目染,对民间剪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促使他长大之后选择学习绘画和设计。从这本书可以读到河北省民间剪纸的历史和文化渊源以及艺术特色,作者对河北省的民间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年轻一代的美术家们,不止是对现代艺术关注并进行研究,同时对本土文化中的传统民间艺术,更是怀着淳朴的情感,深入其中探索,认识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加以总结,阐释其艺术规律,这对当代绘画和设计都是有借鉴价值的。
赵晓峰先生撰写的《河北地区古建筑文化及艺术风格研究》,对省内著名的古代建筑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和研究,正如孔俊婷在《加强地域性建筑史学研究推进河北文化大省建设》(代序)中谈到:“赵晓峰同志的这本专著,在这方面很好地填补了燕赵传统建筑系统化研究的空白。该书既有同时性的历史沿革考证,也有典型化的古建筑类型及实例剖析,并透过建筑技术、艺术形象的探讨,从深层次触摸到了燕赵文化的精神内涵。文中资料详实,论证充分,集专业性与通俗性于一体,既可为相关学术领域提供重要的参考,又是一本弘扬燕赵传统文化的好书。开启了河北地区古建筑的整体性研究的先河,同时也为燕赵古建筑的地域文化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读过这本书之后,感到这一评论是确切和中肯的,作为读书札记,又使我重温过去曾经到过的河北著名的古建筑,如同旧地重游的感觉,帮助我进一步去认识和理解这些古老的建筑。
石雕的艺术特点和文化价值范文2
【关键词】嵩山古建筑群 艺术 砖石建筑 木构建筑
“嵩高维岳，峻极于天”的中岳嵩山，系华夏文明的神山圣地。嵩山的核心地区在河南登封，其122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自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地上地下各类不可移动的历史文化遗产1000多处。特别是现存的殿、台、楼、阁、寺、庙、塔、观、宫、阙、坛、祠等各类古代建筑达378处，金石碑刻1500余品。在如此有限的地域，集中了时间跨度如此之长、种类如此之多、价值如此之高的古代建筑，堪称举世罕见的文化景观。千百年来，中国古代文化哺育着嵩山地区的古建筑，而中原地区独特的地理人文条件，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造就了嵩山古建筑群独具艺术特色的一面。
一、完善的建筑功能
嵩山古建筑群中的每一座单座建筑从整个形体到各部分构件，利用砖石结构和材料本身的质感等进行艺术加工，实现了建筑的功能、结构和艺术的统一。总体看来，“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的主流是木构建筑，所以与之并存的砖石建筑深受其影响未能完全按照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而多以木构建筑为蓝本，模仿形制、结构等。但由于材质的差异，砖石建筑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自身的诸多特点”。①嵩山古建筑群就是中国砖石建筑发展的实物见证，例如嵩岳寺塔、观星台等。
（一）嵩岳寺塔
嵩岳寺塔建于北魏正光年间（520―525年），为纪念佛祖释迦牟尼而建，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砖塔，密檐式简体结构，其形式结构独特，在中国建筑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塔的造型，创造性地采用下层平面为十二边形，是我国也是世界现存佛塔中的孤例；塔身上段的外部轮廓是优美的弧线形，下段塔门的火焰券形门洞和酌拍诘窨痰氖ㄗ幼笆蔚龋开拓了与楼阁式塔不同的建筑形式，是中国建筑艺术与西域、印度交流的产物；其塔檐多达15层，每层塔檐皆用叠涩砖层层向外叠出，由于叠涩砖层外露部分有序的长短不一，形成了出檐很深和檐凹绚美的结构特点和艺术效果。嵩岳寺塔从整体造型到细部雕饰均有明确的宗教文化涵义，是佛教文化传播与演变在建筑上的重要体现，是最富有创造性的杰出建筑物，它标志着我国古代的砖石结构技术向前跃进了一大步②（图1）。
（二）观星台
观星台是中国元代初年郭守敬、王恂等人进行历法改革时所建的一座天文台建筑，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天文台，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建筑之一。从建筑结构与功能上，它包含着观星与测景等独特的天文观测特征；从建筑上它直接继承唐、宋建筑的基本特点与风格。观星台为砖石结构建筑，由台体和石圭两部分组成。台体平面正方形、左右对称，布局严谨；立面下大上小，呈覆斗状；高度、下基边长和上沿边长约为9 ： 16 ： 8，所以从四面看均有明显收分，而且由东西对称的双踏道簇拥着高耸的台体，台北壁中央一凹槽，贯通上下，槽南壁上下垂直，东西壁则有明显收分，这是依据郭守敬新创高表40尺特设的功能结构。石圭（量天尺）上有注水槽、泄水槽，石圭的建造是对日影、梁影进行测量的一种计算尺度的结构，这个结构和台体结合起来，整座建筑显得十分稳重壮观而富有特色（图2）。
二、精美的建筑装饰
在整个嵩山古建筑群中，雕刻、壁画分布广泛，形式多样，不乏精美之作。这些装饰多附属于宗教建筑和礼制建筑，表现内容与建筑的用途密切相关，风格面貌则受到当时普遍流行的艺术样式的影响。
（一）汉三阙
雕刻艺术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之作当属中岳汉三阙的画像石雕刻。造型古朴的汉三阙，本身就是仿木构建筑的大型石雕，在其表面覆盖的雕刻纹样，既有传统图式铺首衔环、四灵图、兽斗图、羽人图等，也有仅存特殊图式蹴鞠图、夏禹化熊、启母化石等，无不是现实生活的缩影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反映，展现了两汉的社会风貌，是人们研究汉代风俗、历史事件的真实依据。这些雕刻以浅浮雕、阴刻或阳划的形式，极其夸张的人物、动物形象，运用雄健的线条，表现出汉画典型的飞动之美。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上，为表现雕刻主体的内在力量和气势，特别善于捕捉运动中的人或动物瞬间的典型动作，恰到好处地予以夸张，给人以强烈的动感，其独具本土特质的艺术面貌因存世稀少而显得弥足珍贵③（图3）。
（二）初祖庵
建于北宋末年的初祖庵，其大殿的石柱、石群肩等处的雕刻堪称精美绝伦。殿身12根外槽柱除4根素面，其余8根雕刻，表现于室内外两面的露明部分。正门两侧的雕柱上，以浅浮雕精美的海石榴花区分出层层的伎乐人物。各类伎乐人物分别演奏钹、笙、排箫、琵琶、扪板等乐器，两柱侧面刻有各种花卉和生动活泼的化生童子，显示着佛教的智慧和力量。其他柱子分别刻有海石榴花、宝相花、牡丹、莲荷、飞鸟以及各式卷草花纹，都是佛教的一种美学象征。殿内4根内柱上高浮雕刻四大神王像，顶盔披甲，手持宝剑、金刚杵、钺等法器，威武雄伟，可畏可敬。前槽内柱神王头上方刻游龙，内向雕有舞凤；后槽内柱神王头上方雕人头金翅鸟，神王的后部，则刻以盘龙等图样。四内柱之间的须弥座佛坛的“束腰”部分各面均有雕饰。正面及侧面是追逐斗持的猛狮、狮子滚绣球、卷草纹等。背面的浮雕堪称是一幅山水、人物风俗画卷。背景是层峦叠嶂的连绵群山，东端有宝塔及殿堂半隐半现，表现出是一座寺院。寺旁一株古树，树上有一鸟巢，二鸟盘旋于其旁。西边山间有人牵着毛驴在赶路，有沙门负经卷向寺院走去。小河中船夫撑船而行，小桥上行旅者悠然漫步。还有樵夫负柴返回……画面俨然是少室山下、少阳桥边的少林寺及农家山居图，表现出寂静山林中的自然情趣。石群肩内外两面刻有42幅浮雕图案，浮雕则以惊涛骇浪为背景。殿内各壁多为人物图像，有罗汉骑鹿游海、拄杖罗汉观海以及童子、武士渡海等形象，还有天官拜谒图等，是宋代佛寺生活的画卷。外壁多为动物，有龙、蛟、蛇、鱼、蟹、龟、螺、蛙、海马、人头鱼等水族，这些动物在此是一种佛法无边的象征。这些雕刻包罗万象，人物、山水、神怪、民俗风情栩栩如生，工艺精湛，华丽繁密，集中展现了北宋末年民间工匠高超的石雕水平，具有非常大的欣赏价值，其美学风貌精雅宏丽，代表了嵩山古建筑群极高的建筑艺术成就。正如意大利人马里奥・布萨利所说：“北宋人将视觉的整体性和结构的灵活性完美结合，创造出一种线条均称、美观和功能并重的建筑风格。”④初祖庵就完美地印证了这一评价。
三、复杂的建筑结构
嵩山古建筑始终保留着中国古代建筑外形上庄严美丽的特点。屋顶的特殊轮廓为中国古代建筑外形上显著的特征，屋檐支出的深远则又为其特点之一。为求这檐部的支出，用多层曲木承托，便在中国木构架建筑中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斗拱部分。木造结构方法，最主要的就在柱梁的应用。其用法则在构屋程序中，先用木材构成架子作为骨干，然后加上墙壁，如皮肉之附在骨上，负重部分全赖木架，毫不借重墙壁。嵩山古建筑群中的会善寺、中岳庙等无不秉承这一建筑艺术特点。
（一）会善寺
会善寺大雄宝殿是嵩山地区现存唯一的元代木结构建筑。面阔5间，进深3间，单檐九脊殿。建筑在广阔的月台后部，出檐深远，斗拱硕大，外跳五铺作重拱双下昂，殿内采用减柱造，当心间减前内柱两根，次间减后内柱两根。梁架为四椽袱搭牵，结构严谨，保存完整。其典型做法，如斗拱、角梁、乳袱、牵、丁蟆㈨惩贰⒍抹颏拱等，虽经明、清两代多有重修，仍不失其价值。⑤（图4）
（二）中岳庙
中岳庙保留着清代重修后的规模，是五岳中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建筑群，还是京畿之外最大的清代官式建筑群之一。其中核心建筑中岳大殿，面阔9间，进深5间，黄琉璃瓦重檐庑殿顶。上下檐分别施七踩和五踩斗拱。殿内中部有精雕的盘龙藻井，满饰天花，品位极高。建筑面积920平方米，是河南现存最大的单体建筑。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先生考察后说：“第大殿虽建于乾隆，而平面配置及梁架结构，不尽与清官式做法雷同，尽堪赞美。”⑥
结语
嵩山为五岳之冠，是儒、释、道三教汇流之地。以“天地之中”为基本理念而汇聚的嵩山古建筑群是中国历代礼制、宗教、科技、教育等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高水平的代表作，深刻影响了中国建筑形式的形成和发展，是世界文化遗产璀璨的明珠。嵩山古建筑群自其发端至今近2000年，影响着今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情感。至今我们依旧可以用手去触摸它的沧桑遗痕，可以用心感悟它的雄浑气魄。它不仅是我们眼中美丽的景象，更是我们心灵中圣洁的居所。
（注：本文为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河南世界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成果，项目编号：2012B198；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河南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展示”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2―QN―081）
注释：
①杨焕成.河南古代建筑概况与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67.
②任伟，宋文佳.嵩岳寺塔：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砖塔[J].中国文化遗产，2009（6）：81―82.
③齐岸民.嵩山古建[M].北京：中华书局，2009：10―50.
④马里奥・布萨利.东方建筑[M].单军，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100.
⑤冯百毅.会善寺：元代建筑遗珍[J].中国文化遗产，2009（6）：78―80.
石雕的艺术特点和文化价值范文3
一、内蒙古民族工艺美术的主要种类与特色
民族工艺美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宝贵财富,是我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劳动中经过世世代代传承和不断创造的智慧结晶,凝聚着各民族的艺术精华,体现着各民族的意志和追求。内蒙古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多种文化相互交融,这些都是民族工艺美术发展的文化基础,而内蒙古丰富的动植物和矿产资源又为工艺美术的发展提供了材料基础。因此,内蒙古民族工艺美术种类繁多,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独特的民族风格,主要归纳为以下几大品种。
(一)绘画工艺美术
绘画工艺美术主要包括皮画、毡画、沙画、树皮画和木浮雕画。皮画选用优质天然牛皮为原料,采用皴、擦、刻、染、凹凸等工艺技术手法,经手工多次绘制、刻画、雕塑而成,题材多为草原风情和蒙古族传统图案,风格淳朴、粗犷。羊毛毡是游牧民族的特有产品,当代毡画继承了蒙古包用毡绣的传统,又吸收了木板烙画工艺,产品充满了异域风情,且容易携带,已成为内蒙古重要的旅游纪念品。
(二)雕塑工艺美术
雕塑工艺美术包括牛角雕、驼骨雕、犴角雕、猛犸象牙雕、巴林石雕、佘太翠雕、兴安石雕、麦饭石工艺品、根雕、木瘤雕等。其中巴林石色彩丰富高雅,深沉润泽,内容丰富,俏色取意,深浅皆宜,是观赏石中的精品。
(三)金属工艺美术
金属工艺美术主要包括金银制品和铜制工艺品。蒙古族的金银制品不论是造型还是装饰都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银碗是蒙古族传统的餐饮用具,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了牛角镶嵌银质的牛角结盟杯、镀金的马等金银摆件及蒙古族银餐具系列。手工錾花工艺铜制火锅纹样细腻、工艺精湛,极具民族特色。(四)民族服饰及刺绣工艺内蒙古各少数民族的服饰绚丽多姿,别具一格。蒙古族服饰艳丽美观,有头饰、长袍、腰带、蒙古靴四个主要部分,妇女头饰是最受人瞩目的装饰。诸如鄂伦春、鄂温克族的传统服饰均由兽皮制作而成,赫哲族有制作鱼皮衣的古老传统。蒙古族刺绣源远流长,应用范围广泛,色彩丰富艳丽,具有强烈的地区特点和民族特色。
(五)其他工艺美术
其他工艺美术主要有皮革工艺品、牛角工艺品、三少民族的桦树皮制品、艺术挂毯、剪纸、仿辽瓷等。
二、艺术设计类专业开发内蒙古民族工艺美术课程资源的意义
(一)有利于民族工艺美术的保护和传承
当我们在庆幸全球范围的现代化所带来的快捷便利时,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生活方式的转变,特别是商业文化的冲击,民族工艺美术所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也发生了极大的动摇。现代工业文明对民族工艺美术的冲击已经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无数珍贵的民族工艺美术正在逐渐消亡,选择其中有价值的品种进行保护已十分紧迫。然而,内蒙古民族工艺美术的保护工作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具体表现为:一是传统民族工艺美术生存环境的恶化;二是一些独特的民间传统习俗和生产生活方式在逐步消亡;三是一些传统民族工艺美术和技艺的传承后继乏人;四是民族工艺美术资源流失严重。因此抢救、保护、传承和弘扬内蒙古民族工艺美术刻不容缓。而民族工艺美术传统的传承模式已经不利于当今社会文化的发展,因此要构建新的传承模式。为此,把民族工艺美术的内容融入到课程中,组织工艺美术大师和代表性的传承人进入到相关院校传授工艺美术技艺,充分发挥高等艺术设计教育的优势,加强民族工艺美术教育,办出自己的区域民族特色,对培养高素质的工艺美术专门人才意义重大。开展民族工艺美术融入艺术设计类专业教学的实践研究活动,将其课程和教学内容实施于专业教学中,通过有效而多样的民族工艺美术教育方式,将其文化内化,使学生在了解了民族工艺美术的历史和现存状态后,从而更加珍视工艺美术文化瑰宝,产生传承、保护优秀的民族工艺美术的积极性,并主动地参与到民族工艺美术的传承中来,使其发扬光大。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对保护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传承民族文化艺术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现实意义。总之,民族工艺美术要得以系统的传承,就要在高等院校建立一支强有力的美术师资队伍去探究民族工艺美术的理论和技艺;通过构建系统的理论基础来支撑高校民族工艺美术教学;编写出具有本土特色的民族工艺美术的课程教材资源。以高校艺术设计类专业为平台,播下民族工艺美术的“种子”,使高校成为传承民族工艺美术的前沿阵地。
(二)有助于丰富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
在传统的艺术设计教学中,学生接受的都是西方三大构成的设计体系和色彩观念,而对本地区传统的民间美术和色彩意识知之甚少。民间造型观念有着自身独特的观察和思维方式,是完全区别于西方的一种造型体系。民族工艺美术以其质朴的造型、深厚的内涵与现代设计艺术的某些观点形态息息相通,对它的学习将有助于拓展学生的观察和思维。通过收集、挖掘、整理、选择优秀的内蒙古工艺美术资源,在艺术设计类专业的教学实践中,探索和尝试把这些内容渗透进专业教学中,可让学生了解并初步学习和掌握优秀的民族工艺美术,感受和了解内蒙古地区民族工艺美术的特色,深化、补充、延伸专业知识,让学生熟悉和热爱本地区的民族工艺美术,从而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陶冶学生的审美情趣,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拓宽他们的审美视野,提高学生美术欣赏和创作实践水平。在教学中要将内蒙古工艺美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特殊的人文环境中折射出的生活、生存方式加以表现,让学生们熟悉和感悟民族的美术思维方式,培养和树立民族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丰富教学内容。教师在教学中应充分利用本地优秀的民族工艺美术资源,引导学生调查与采访、设计与制作,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实现专业学习的多样性,从而塑造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文化主体。
(三)具有重要的思想教育意义
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
生对民族文化、民间艺术的兴趣,增进他们对不同民族文化的理解、尊重和热爱,潜移默化地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怀,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和课程意义。关注内蒙古民族工艺美术,在贯彻人才培养方案的同时保持地方资源特色,有效地开发和利用民族工艺美术课程资源,是传承、弘扬内蒙古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最好途径和方法。 三、艺术设计教学中内蒙古民族工艺美术课程资源开发的内容
如何利用这些优秀的民族工艺美术资源开发艺术设计类专业的特色课程,将内蒙古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工艺美术融入到艺术设计的专业教学中,使民族工艺美术得以更好的传承,现针对我区的情况,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理论教学
内蒙古民族工艺美术课程教学主要有基本理论讲授、课堂组织讨论答疑、考察与调研以及实践与创作四个部分,其中前两个部分为课堂理论教学,而后两个部分属于实践教学。基本理论讲授主要是通过介绍、讲解内蒙古民族工艺美术的起源、发展和沿革,来使学生了解其品种、艺术特色、材料和制作工艺,让学生在有限的课堂学习中,较系统地了解和掌握内蒙古民族工艺美术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概貌。最后,遴选优秀的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工艺美术作品进行赏析。通过欣赏富有民族特色的工艺美术作品,可让学生更加了解和热爱本土文化。
石雕的艺术特点和文化价值范文4
关键词：民族记忆；文化传承；彝族；艺术档案；保护模式
艺术档案工作是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档案工作的组成部分。艺术档案是指文化艺术单位和艺术工作者在艺术创作、艺术演出、艺术教育 、艺术研究 、文化交流 、社会文化等工作和活动中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实物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是宝贵的文化遗产。[1]参照《艺术档案管理办法》，民族艺术档案的归档范围包括：文学创造，艺术表演，美术、摄影，社会文化，艺术研究，艺术教育，文化交流，个人艺术等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艺术材料。[2]彝族民间艺术档案的开发利用包括音乐、舞蹈、戏曲、曲艺、雕塑、绘画、传统工艺品等档案内容。
1 彝族艺术档案社会价值定位
民族艺术档案具有多样性、本土性、唯一性、丰富性、成套性、历史性、形象性、群众性等特征，其中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本土性。彝族艺术档案是能反映彝族文化原始材料和展现彝族文化的实物与过程的历史记录。彝族艺术档案中包含有彝族的历史渊源、居住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染织服饰、民间工艺、习俗礼仪、歌舞戏剧、等民族记忆，有较高的历史、文化、艺术、文学和民俗等多种社会价值。
2 楚雄彝族民间艺术档案保护开发现状
近30年来，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现代化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楚雄地区彝族生活方式有了较大改变。加上大众传媒的普及，社会成员流动的增强，使得拥有悠久历史的彝族文化不能处于主导地位，长期以来维护和支撑着彝族传统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念也正发生急剧变化，彝族传统社会的农耕文化日趋衰弱，使得传统歌舞活动赖以生存的环境有了较大改变。
2.1 彝族歌舞类艺术档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各种娱乐形式不断丰富，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的变迁使得艺术档案的传承、保护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广大农村，一些颇有造诣的彝族艺人年事已高，加之后继无人，使这一优秀的民间艺术急剧消亡。群众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意识淡薄，自我保护能力弱，许多民族艺术处于濒危状况。
2.1.1 羊皮鼓舞。羊皮鼓舞作为一种祭祀性舞蹈有着严格的程序。其传承方式以家族式传承为主，在传带授徒中要举行一个严格传徒仪式来筛选后继人才，许多学徒在这个仪式中落选。羊皮鼓舞的重要传承活动场所――土主庙，大多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其文化功能逐渐丧失。根据普查资料显示，目前，楚雄市辖区内尚有土主庙500余处（含遗址），场所较为完整，尚能正常活动的土主庙仅有10余处，对彝族羊皮鼓舞这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彝族羊皮鼓舞逐步淡化，已经濒临灭绝。目前，楚雄市境内能够独立完整主持彝族羊皮鼓舞活动的艺人仅30多人，基本掌握舞蹈动作的也不足百人。 [3]
2.1.2 葫芦笙舞。彝族葫芦笙舞曲目众多，目前，楚雄市收集整理有《开场调》《霄夜调》《吃白酒调》《天亮调》《关龙调》等103个曲目，每个曲目各有不同的舞蹈动作，形式上较多保留了原始古朴的艺术特点。葫芦笙的演奏一般多名艺人共同完成，在民间，葫芦笙舞表演队伍称为“班”，大多由一个村组里的人组成，在楚雄市境内经常受邀到各种场合开展活动。传承队伍仅存5班，人数约40人，掌握基本演奏技巧，能够演奏出部分曲目的还有150多人，这部分人大都年龄在50岁以上。近年来，由于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农村人口的不断减少，作为传承载体的讨亲嫁娶、起房盖屋等喜庆场合也在大量的减少，加之许多年轻人外出打工，传统技艺后继无人，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岌岌可危，彝族葫芦笙舞也面临逐渐消亡的危险。
2.2 彝族工艺美术类艺术档案。
2.2.1 三街刺绣。彝族先民主要属南诏国的彝族族群，由西迁而来，汉族先民多数是由中原地区迁入。由于三街村先民族源繁多，三街村传统工艺刺绣品品种也就十分繁多，应该说三街的刺绣是三街多民族文化渗透、融合的地方产物。三街刺绣品作为艺术实物档案可分以下几种：服饰如围腰、肚兜、马夹、儿童衣裤；随身饰品如钱夹、烟袋、香囊、挎包、裹背等；床上用品如被面、床单、被套、枕头套等；鞋类如女式拖鞋、男式凉鞋、虎头（绣花）童鞋、裹足鞋、方口鞋、鞋垫；居家装饰如刺壁画、刺书、电视机绣花套、沙发绣花套等。三街刺绣品作为产品在国内主要销往楚雄、昆明等地，国外销往缅甸、毛里求斯。销售方式以自行批发零售为主。单价则根据不同的品种而定，高者可达300元，如壁画；低者20元，如鞋垫。[4]
2.2.2 云龙美工。云龙镇民族民间艺术多姿多彩，随着滇剧、花灯、踩高跷、打捌钱、洞经古乐、书画艺术等各种艺术门类的不断传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到了民国初年，民间工艺的制作极为盛行，经世不衰，至今流传于古镇的民间工艺品制作的种类还有：根艺、编扎、石雕、盆景兰艺、泥塑彩绘、刺绣、木雕、锻造等最具地方民族特色，影响较广，在楚雄州内外均有较高的声誉。在云龙镇，各个门类的民间工艺品制作，有普遍的群众基础，且骨干队伍稳定，传承后继有人，作品独具地方特色，民族风情较浓，深受各地客户的喜爱。各级政府给予适当的资金扶持和指导，进一步挖掘产品的文化含量，开发适应不同需求的产品。
2.2.3 彝族雕绘。传统民居的大门都是用木雕刻的，墙上画有壁画。楚雄市口夸村的汝兴寺内花窗、格子门，雕龙刻凤。口夸村建有南、北两座山神庙，墙上的土地、山神像彩画而成，汝兴寺内还塑有观音、送子娘娘、龙王、山神、土地、韦陀、庙马等塑像。位于楚雄市郊苍岭镇紫峨山的布里塔土主庙，土主塑像生动传神，历经数百年而完好，其工艺精湛，在整个云南都不多见，是彝族民间艺术水平的实证。
楚雄市达诺村现存三幢四合院传统民居，始建于清末民初，门面上有各种式样的艺术雕塑（木雕），插头上雕有龙、凤凰、金鸡、莲花、麒麟、绣球等吉祥物。距王建章旧居200米处有其古墓，坐西向东，面水而立，建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占地约210平方米，墓高4.3米，宽7.4米，为青石仿三重檐木结构建筑砌筑，中间设有殿堂，占地4平方米，三面石壁上镶有五块大理石碑，门前立有两棵高浮雕龙抱柱，门框上有石联。檐下、两侧雕刻有龙、凤、马鹿、大象、狮子等瑞兽，以示守灵魂。殿堂距地面1.1米，修有五级台阶。整座墓十分壮观，雕刻精美，且保留了当时一些知名人士的祭文。[5]
3 彝族艺术档案的保护模式
民族民间艺术档案能改变传统档案馆馆藏单一的纵向记录方式，突出艺术档案的多样性优势。面对彝族民间艺术档案保护的严峻形势，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和《楚雄州民族文化发展战略实施纲要》，楚雄州、市文化部门，对彝族民间艺术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抢救保护措施。一方面加大了对彝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建立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传承队伍。另一方面，开发与保护并举，着力打造文化品牌。加大对该地区的旅游开发，融入民族文化特色，开发与保护并举，形成旅游业与传统文化宣传保护共同促进的良好态势。
3.1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模式。彝族艺术档案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来保护、利用，可以为彝族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2000年，经楚雄市委、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楚雄市彝族习俗传袭所，专门负责对市辖区内民族民间文化的挖掘、搜集、整理和弘扬、传承、展示工作。2003年，楚雄市六届人大常委会通过议案，每年财政列支15～20万元的专项资金用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2006年成立楚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市政府成立了以分管文化的副市长为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楚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
开展彝族葫芦舞、大三弦舞、羊皮鼓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工作，制定具体的保护规划，真正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保护模式，逐步使保护和传承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网络化、法制化。2013年底，十二兽舞、羊皮鼓舞作为一项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名民间艺人申报为羊皮鼓舞云南省民间舞蹈传承人，3名公布为楚雄市市（县）级羊皮鼓舞舞蹈传承人。[6]
3.2 传承人队伍建设模式。信息网络技术在民族地区的发展使得原有民族文化传承人相对封闭的生活方式被打破，独立的传承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传承人队伍建设可以定期开展传承活动，培养传承队伍，申报公布各级项目传承人。2014年在楚雄市十二兽舞传承较好的树苴乡建立彝族十二兽舞传承点。通过不断努力，收录、整理了彝族葫芦笙舞曲100多首，两名葫芦笙舞艺人申报为州级传承人，同时在州立民族小学、大过口民族完小分别组建了民族歌舞传承队，并请当地葫芦笙演奏艺人传授技艺，形成了民族文化传承从娃娃抓起的良好局面。
结合彝族传承文化保护区，建立彝族原生态歌舞文化传承点，集中开展传承活动。在彝族聚居村寨组建彝族葫芦舞文艺队，切实加强传统文化传承人的培训培养工作；积极组织民间文艺队伍参加火把节、马缨花节等传统节日的原生态歌舞展演活动；在彝族聚居乡镇的中小学组建彝族葫芦舞传承队伍，培养彝族歌舞后继人才。2013年，彝族葫芦笙舞申报楚雄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公布一批市级传承人，并申报一批州级传承人。2014年，楚雄市制定彝族葫芦笙舞传承保护规划，培养一批葫芦笙舞传承队伍，指导开展传承活动。
3.3 旅游开发模式。民族艺术档案具有的多样性、丰富性、独特性、生动性等特征，为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各地旅游经济的开发，提供了信息资源，是地方旅游的支撑。在旅游开发中，利用民族档案对民族文化深入挖掘和整理，可使趋于衰退与消失的民族文化得到复活、振兴，民族文化精华得到锤炼、发扬。民族文化旅游地可借助新理念新方法，依据民族档案的记载，重建、修复和增添新的风景点，让景点重现历史的沧桑和文化的古蕴，展示出一种绘山川灵秀、育人文精华的旅游文化时尚。[7]
紫溪山西部彝族文化园，园区内建有彝族土主庙、葫芦笙纪念塔、彝门、迎宾石牌坊、摩祖师殿、六祖殿等彝族文化活动场所，成为彝族文化展示区，同时建立了板凳山民族文艺队、紫溪彝村文艺队、西坝河大号队、彝山民族小学彝族文化传承队等队伍，为紫溪山彝族传统文化保护区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8]
3.4 档案资源开发模式。
3.4.1收集整理建设。现存彝族档案文献遗产的分散保存不仅破坏了彝族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也影响了其资源构建的系统性。将民族档案文献征集到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珍藏，有利于其资源建设的完整性，更好地发掘利用这一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彝族民间艺术档案的征集方式可参照收集整理毕摩经卷的方式。以每本200元（40至60多页）的价格，以原件格式抄录他们保存的舞谱、画卷等。
3.4.2 编研出版建设。加强彝族艺术档案的研究工作，进一步规范、完善档案，建设传承、展示基地。档案部门可以开展彝族十二兽舞、葫芦笙舞、羊皮鼓舞相关彝族饮食、服饰、祭祀等民间文化习俗及彝族民间歌舞艺术研究、收集、挖掘、整理、录音、录像及出版工作。可以整理出版彝族歌舞艺术研究丛书及录音、录像资料，并开展彝族歌舞文化的传承保护工作，使艺术档案的传承、保护和继承工作进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还可依据彝族舞蹈的艺术特点和文化内涵，完善档案，并对档案加工提炼，打造原生态歌舞艺术精品，使其登上现代艺术舞台。
3.4.3 数据库建设。通过广泛开展走访调查工作，认真组织采访、座谈、记录、收集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把采访调查所拍摄的照片、音像、录音及收藏的实物规范立档，建立数据库。2015年，从楚雄市民族文化专项经费中列出资金重点扶持，进一步挖掘、搜集、整理十二兽舞相关资料，建立档案数据库。在注重原生态传承的同时，认真提升其舞蹈艺术水平，积极参加每年彝族马樱花节、彝族火把节等民族传统节日中的文化交流活动和原生态歌舞展示活动，切实加大保护宣传力度。
3.5 文化产品市场化运作模式。各级政府应给予适当的资金扶持和指导，进一步挖掘产品的文化含量，开发适应不同需求的产品，注重拓展旅游工艺品市场。
3.5.1 民族工艺品刺绣。手工刺绣品的制作是一项历史悠久、技艺精湛、实用性和观赏性都很高的工艺，它以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征世代相传，渗透、融合各民族文化并名扬彝州。三街手工刺绣可以作为当地富有民族特色、文化内涵深厚且具特殊意义的旅游纪念品，带动山区乡镇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也可培育出当地又一新的经济增长点。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顺应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兴起，对三街剪花、自画、刺绣工艺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刺绣厂的建设可以形成分工合作制，集团化计划生产，增加村民的经济收入。
石雕的艺术特点和文化价值范文5
XX黑陶工艺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变革中，经历了由粗加工到精深加工的蜕变，黑陶产品也由过去的经济实用型向艺术展示型转变。在几代陶工的努力探索下，黑陶加工品种不断丰富，制作技艺日臻完善，其审美价值、实用价值和收藏价值均有了进一步的提升。特别是近年来，XX县在开展民间文化艺术活动中，不断挖掘黑陶艺术的精髓，使黑陶艺术成为推介XX、展示XX的一张精品名片。极大地促进了XX与外界的文化交流。
一、统筹规划、突出重点，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创建工作稳步推进。
XX县在开展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创建工作中，坚持精神文明和经济发展并重的方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和主题实践活动。县委县政府多次召开专门会议，专题研究民间文化艺术的挖掘、抢救和创新工作。组织文化、宣传部门对全县的民间文化艺术形式进行深入细致的梳理归类。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确定了XX黑陶艺术作为全县民间文化艺术的主打品牌。2000年，县政府下发了《XX县黑陶艺术保护暂行条例》，把黑陶艺术纳入到全县文化建设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并作为“十一五”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一项重要内容。县直相关部门还从推动黑陶艺术的发展角度，相继出台了20余项优惠措施，有力地促进了黑陶艺术的健康发展。县文体局充分发挥行业职能作用，把黑陶艺术作为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的一项有效载体，常抓不懈。县政府也把黑陶艺术作为对外宣传的一张“名片”，在各类招商引资推介会和文化交流活动中，重点展示XX黑陶的艺术魅力，为提高XX黑陶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1979年春天，在上海中山公园举办的第二届全国陶器艺术展览会上，被评为全国十大陶瓷名产品之一。1980年获黑龙江省优质产品证书。1984年，XX生产的陶制花盆荣获国家轻工业部颁发的百花奖。2006年，在东北三省旅游博览会上,XX黑陶系列工艺品荣获大会最高奖“最具特色奖”和“最受观众喜爱的作品奖”。同年，被黑龙江旅游局评为优秀旅游产品，
二、活化载体、突出特色，黑陶文化艺术活动丰富多彩。
据史料记载，4000年前我国古代的陶瓷制作者就掌握了黑陶加工制作技艺，黑陶艺术也构成了著名的“龙山文化”的一部分。XX黑陶艺术的存在和发展，一方面有力地证明了“龙山文化”传脉至今；另一方面，也使得XX黑陶成为古代黑陶技艺的“活化石”和“活标本”，现代黑陶艺术发展的“标志”。为了使这项彰显浓厚人文内涵、深厚民俗底蕴的艺术瑰宝传承不息，发展延续，XX县广泛地开展了黑陶文化艺术活动，不断创新丰富活动载体，提高群众对黑陶文化艺术是认知率和感同率，有力地带动了全县民间文化艺术创建活动的开展。一是，以“平民化”为基调，实现黑陶文化的高贵神秘与群众文化的民俗气息有机融合。黑陶文化艺术起源于乡土文化，根植于乡土文化，发展于乡土文化。为达到雅俗共赏、藏用兼备的目的，在黑陶制作的种类和形式上，突出了“大众化”主题。黑陶产品既有雍容华贵、价值不斐的花瓶和摆件，又有经济实用，价格低廉的花盆和笔筒；既有馈赠亲朋的高档礼品，又有居家生活的低档物件。近年来，为使黑陶艺术走近寻常百姓，广大黑陶艺术工作者在主题设计、造型式样等方面不断推陈出新，在汲取传统民间技术精华的基础上，注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民俗文化精髓，使得“平民化”的风(欲查看更多精品文章请访问日益凸显。现在民间黑陶的制作基本上脱离了实用性，源于龙山文化向着仿古黑陶、观赏黑陶发展。其特点是：造型迥异。有坛、罐、缸、瓶、文化艺术品等二百余种,有单层、双层、三层、四层等类型；风格多变。有透雕、浮雕、阴雕等,尤以多层透雕工艺著称；纹样丰富。有梅、兰、竹、菊、松、龙凤图腾、吉祥纹饰等纯民间图案近百种；品质优良。具有：“墨如漆,亮如镜,硬如瓷,声如馨”的优秀品质。
黑陶艺术工作者常年深入乡镇村屯，走门入户进行采风，把普通百姓的审美焦点“移植”到他们的黑陶艺术作品中，不但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而且使黑陶文化艺术增强了群众亲合力。二是，以“普及化”为目标，实现黑陶文化的全民参与和全民共享的有机整合。全民参与和全民共享是开展民间文化艺术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了提高XX黑陶的艺术活力和发展生命力，黑陶艺术工作者常年深入乡镇村屯，走门入户进行采风，把普通百姓的审美焦点“移植”到他们的黑陶艺术作品中，不但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而且使黑陶文化艺术增强了群众亲合力。这个县坚持从“娃娃”抓起，全县各中小学在开展县情教育时，把黑陶艺术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到乡土教材中。每名中小学生达到人手一册。通过学校开课，社区办班等形式，邀请黑陶制作艺人讲解XX黑陶发展历史、制作工艺和艺术鉴赏常识。目前，全县每所中小学校全年开课近40余次课时，7个社区开班总计达28班（次）。县职业技术学校还专门开设了黑陶制作培训班，借助黑陶教模为学生们讲解黑陶制作理论知识，培养学生们对黑陶艺术的兴趣。学校还专门为学生辟建了黑陶制作实验基地，现场观摹，现场制作，提高了学生的黑陶制作实践能力。三是，以“艺术化”为纽带，实现黑陶文化与地域文化的相互交融。民间艺术文化活动的开展离不开地域文化的支撑，同样，XX黑陶文化艺术正是秉承了XX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多年积淀而成的一种特色文化艺术。县文化管理部门为了使XX黑陶艺术更具与时俱进的艺术生机和活力，专门成立了由文化馆为主体的XX黑陶艺术制作中心，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4名，定期召开专题研讨会，从强化XX黑陶“艺术化”的角度出发，探讨XX黑陶艺术与地域特色文化的结合。如今，黑陶艺术已与地方剪纸、农民画、版刻、石雕等地域文化有机融合，并形成了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艺术“景观”。目前，当地政府成立了XX黑陶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聘请哈师大、哈工大、绥化学院的专家为研究员，成立了XX黑陶文化研究所，向国家工商总局申请了注册商标。同时利用因特网,建立了XX黑陶网。规模较大的厂家2个。年生产能力达100万件。产品远销到日本、美国等10几个国家和地区。此外，这个县还组织开展XX黑陶文化艺术节，吸引了日本、俄罗斯等大批艺术工作者前来观摩研讨。
三、强化培训、突出骨干，黑陶文化艺术队伍不断壮大。
石雕的艺术特点和文化价值范文6
[关键词]须弥山石窟；固原；石窟艺术
[中图分类号]K897.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02-0035-02
石窟艺术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结晶，是点缀在丝绸之路沿线的璀璨明珠。石窟最早出现在印度，原是佛教徒为纪念释迦牟尼，效仿其修行之所而建造的洞穴。它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的“石室”建筑形式结合起来，珠联璧合，成为我国佛教建筑的重要形式之一――石窟。石窟和石窟寺便成为广大僧众礼拜、修行、供奉的重要场所。须弥山石窟西承河西地区石窟的影响，东受来自中原地区石窟的影响，同时由于它地处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交汇地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又表现出一定的地域性特征。本文将对须弥山石窟的造像艺术、形制特点和它的艺术价值进行简单论述。
须弥山石窟地处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之地――原州（今固原），它始建于北魏晚期（公元5世纪末），后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各代的开凿和宋、元、明、清等历代的修缮，石窟艺术历时1500余年，是中国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我国内地石窟开凿最早的佛教石窟寺之一，须弥山石窟在北魏、北周时期兴起，隋唐为其鼎盛时期，明代曾在寺院文化方面一度中兴。须弥山石窟的开凿和形成，是中西文化和本土游牧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产物，是古丝绸之路繁荣和融通的标志。须弥山石窟以秀丽的景观而异于国内其他石窟，以精美的石雕艺术而著称于世，以交汇南北、融通中西而形成的具有浓郁特色的民族化、民间化和世俗化的佛教艺术为主要特征，在全国石窟造像中占有独特的地位。须弥山石窟以鲜明的文化特色和丰富的历史遗存，全面反映了佛教艺术传入内地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脉络，尤其是在佛教世俗化和民族化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全面而完整地保留了反映中国佛教文化的兴起、佛教思想信仰发展变化的实物资料，对研究佛教文化和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源于古印度的石窟艺术大约在公元3世纪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固原这个古丝绸之路重镇扎根发芽。须弥山石窟的开凿始于北魏晚期，并于北魏和盛唐时期先后形成两次开窟造像的高峰。须弥山石窟就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两次高峰时期产生的经典之作和杰出范例。
须弥山石窟所在的固原，是历史上的西北军事重镇，也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的文化重镇，是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融合的交汇带，更是佛教艺术东传过程中的纽带和中转站。大量西域文化传播到固原，在向中原传入的过程中有其吸收、融合的一面，须弥山石窟艺术就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体现。同时，固原特殊的地理位置为佛教文化艺术继续沿着草原丝绸之路东传朝鲜、日本奠定了基础。
须弥山石窟与武威天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等都是敦煌艺术的近亲，彼此之间或血缘相接，或生气相通，在艺术处理上交光互影。在须弥山早期石窟中，佛教造像反映出以“秀骨清像”和“褒衣博带”为主的特点，体现了时代特征，其民族化、世俗化成分浓厚，在艺术风格方面都明显受到来自云冈、龙门、巩县及东部临近地区诸石窟和南部麦积山与东部北齐石窟的影响，在接受外来各种风格影响的同时，它又形成了自己的石窟艺术风格特征。开凿于西魏时期的第33窟是一个中心柱双层礼拜道的支提窟，此洞窟形制为仿印度支提式窟，形制特殊，在内地各石窟中为孤例。该洞窟的形成主要是受到了印度、新疆、敦煌等地石窟的影响，而这种特殊的支提窟最接近于印度支提窟的原型。此窟不仅更多具有与印度支提窟相近的特征，而且又有和龟兹、敦煌等地支提窟中某些相似的特点。北周时期的洞窟，不论是洞窟形制还是造像特征和服饰，不但受到东部响堂山石窟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南部麦积山石窟的影响，它又形成了自身的特征，是交汇融合的产物。同时，也是长安造像样式在须弥山石窟的反映。须弥山唐代洞窟造像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古代艺术家、僧侣和民众对世俗生活中美的感悟和理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因而所塑造的形象更为人性化、生活化，每一尊造像仿佛即是我们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就须弥山中心柱窟而言，须弥山两魏（北魏、西魏）时期的中心柱接近于河西、云冈、巩县中心柱窟，很明显是受到当时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地区石窟的影响；北周、隋代的中心柱窟与北齐响堂山等地石窟相似，而仿木结构与麦积山相似，也显然也受到当时政治、文化中心所盛行的内容的影响；唐代中心柱窟除了受到本地北周、隋代中心柱窟的影响外，也与东部邻近地区唐代诸中心柱窟有渊源关系。因此，须弥山中心柱窟的兴起，更多的是受到中原等地石窟的影响，但和中原等地石窟也不完全相同。总之，它以独特的视角和手法体现出一种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性和地域性特点，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地方风格。这种变化充分反映出佛教艺术传播中的多样表现形式，及其在题材内容、艺术风格、雕塑技法、美学思想等方面的重大突破。
须弥山石窟的整体地貌造型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黄土地构造，而是典型的丹霞地貌构成。须弥山四周是一望无际的光秃秃的黄土，惟独须弥山上古松苍翠，草木青青，山涧流水潺潺。这种奇特的地貌特征，本身就是一大景观，尤其是在以黄土地著称的西北地区，奇特的山石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自然景观。然而古代的僧侣恰恰就选中了须弥山这块风水宝地，在须弥山上开窟造像。须弥山所开凿的洞窟分布在迂回曲折的八座山峰上，洞窟比较分散，各个时代单独开山造像，气势宏伟壮观，这在中国古代建筑工程特别是在石窟开凿中，是施工难度很大的一项工程，在古代诗文中有“虽自人力，凝是神功”的感叹。须弥山石窟的开凿充分体现出古代广大劳动人民在工程建设和石刻艺术方面超人的智慧和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精神。
在历经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须弥山石窟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洞窟和寺院等人物景观完全融入自然景观之中；而崖壁上密集的洞窟在整体上并没有破坏自然的山体面貌，反而在险峻的自然环境中增添了浓厚的人文景观，登高而望，美丽的自然景色尽收眼底，雄伟、神奇的自然景观和古朴、精美的古代艺术品相互衬托并融为一体，达到了高度的和谐。
须弥山石窟与国内其他大型石窟相比有所过之无不及，但在窟室形制、造像组合和内容、造像特点和风格等方面，形成了它的独特性：
其一，各个时期的洞窟集中分区开凿，并且少有后代改建前代洞窟的例子，使各个时期的洞窟基本上保持了原貌，这为现在及将来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为国内所有石窟时代的划分提供了实物佐证。
其二，科学而独有的“人”字形排水系统充分反映了当时雕刻匠工的精湛技艺和过人智慧。
其三，早期石窟的造像雕刻具有明显的黄土高原风格，并且将佛教传说故事中的“乘象入胎”和“逾城出家”等情节引入雕刻内容，以及早期的支提窟形，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须弥山石窟在佛教东传中的重要历史作用。
其四，罕见的穹窿窟的大量出现，与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动有直接关系，成为研究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历史的有力佐证。
其五，大量石窟窟前建有窟檐和楼阁式前室等建筑遗迹，为石窟形式与石窟保护提供了研究实证。
其六，须弥山石窟僧禅窟多、中心柱窟多、未完成窟多，是当时政局动荡的产物，这些都与当时封建王朝的政局变迁、政权更迭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为研究须弥山石窟开窟顺序提供了的线索。
其七，被称为“长安模式”的北周石窟（第45、46、51窟）中，宏大的开凿规模，精湛的雕工技艺，富丽的装饰，独特的造像组合和开窟风格，在国内石窟中绝无仅有，为研究北周石窟窟形特点、造像组合等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其八，须弥山石窟的修建和存在是固原在历代社会繁荣发达的象征，是丝绸之路文化遗存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融合的明证。它与固原地区出土和保存的各类文物一起，共同展现了古代固原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陈月新.须弥山早期洞窟的分期研究[J].华夏考古，19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