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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范文1
一、我国实施财政政策的历程概述
为了配合改革开放这一宏观方针政策，政府开始尝试使用积极财政政策，但由于受到政府公共支出的影响而发生了通货膨胀，财政政策被迫向紧缩型财政政策转型。之后我国实施积极积极财政政策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受大形势影响处于低谷，为了改变经济低迷的态势，我国开始实施以扩大内需为目的的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措施包括：增发长期国家债券、增加科文卫支出、增加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支出等。此外，进一步调整城乡居民的个人收入，增加了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的个人收入，努力缩小城市和乡村的人均收入差距，从整体上刺激国民的消费需求。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虽然受到了经济学家和相关学者的广泛认可，但此轮积极政策在实施的后期还是带来的一些负效应。
第二个阶段，2007年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并一度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各个国家纷纷出台救政策来拯救本国的经济体系。在此背景下，为了防范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更为不利的影响，政府于2008年开始对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做出了调整，决定实行货币宽松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以此来实现国家经济的增长。此外，国家也从不同的角度来调整国家财政政策，通过对财政政策的调整来实现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例如：实行结构性减税来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以企业的发展来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
二、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
相对于货币政策来说，财政政策省去了需要利用传导机制对经济产生作用的过程，作用直接、效果显现较快。我国政府于2008年年末计划财政投入4万亿元，2010年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下国家经济开始好转，在这一阶段积极财政政策使投资大量增加，这一方面体现出投资者的信心增加，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政府实施刺激计划所产生的经济拉动作用。
2009年我国的整体经济增长较为平稳，为了更有效的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整体经济的冲击，国家综合性的运用国债、税收、补贴等多种政策性工具来保障经济稳定性。地方政府也普遍加大投资力度，并发行了大量的地方性政府债券，从侧面保证了中央公益性投资项目所需的配套资金。政府在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方面也做了很多动作，出台了汽车下乡、摩托车下乡、家电下乡等一系列的政策，一方面促进城乡居民的消费，一方面也推动企业发展，带动经济增长。
2010年我国经济继续稳步增长，政府的财政投资计划也改善了整体投资结构，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领域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投资增长，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投资增长比分别为18%和23%，地产产业的投资增长比为25%，这显示出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所带来的效果。2010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另一个目的是拉动内需，与2009年相比我国人均消费明显增加，并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太大干扰，且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基本保持稳定。
2011年至今，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粮食产量、公共财政收入等均呈现增长态势，电子商务及信息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良好，数据及成果反映出积极财政政策和合适的货币政策有效的应对了金融危机冲击，保障了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保证物价水平处于合理的位置、保障农民持续增收、加速经济形势转变、改善整体民生、有效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等都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有关系。
三、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前景展望
（一）我国未来经济走势
回顾我国之前几年的经济状况，投资和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净出口则出现过下降趋势且不太平稳，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再是出口导向型，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也主要靠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来拉动。未来十年是我国经济发展关键十年，处理好危机并把握好机遇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点，未来我国的经济还会呈现增长趋势，但经济发展速度确未必是高速增长，更大的可能是呈现中速增长的态势。未来我国会成为国际上最大的消费市场，服务业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空间会更大。
（二）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分析
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还比较复杂，虽然全球经济危机已经过去，且整体经济呈现增长趋势，但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积极财政政策在目前这个阶段不易退出，我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理由主要有：首先，目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政策本身也具有可操作空间；其次，分析我国的经济形势下行原因，发现更多的是外部环境带来的影响；最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虽然会面对国债风险及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但从整体上看这些风险都是可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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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对中小企业的财政援助
为帮助中小企业解决发展资金匮乏难题，发达国家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的资金援助主要包括财政补贴、贴息贷款与优惠贷款三种形式。
一是财政补贴。财政补贴是政府对中小企业符合政府要求的做法，在财政上给予一定的援助。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目前财政补贴的目标主要是鼓励中小企业吸纳就业人口，促进中小企业科技进步和鼓励中小企业扩大出口等。
就业补贴。主要是对提供较多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促使其吸收更多的失业者，以缓解就业压力。就业补贴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补贴给接收就业人员的企业，用于安排就业的各种费用(如上岗培训、学徒津贴等)。法国政府为满足地方扩大就业的需要，曾规定中小企业每年扩大招工一名，可从政府得到4000欧元的津贴；每增聘一名科技人员，发给1.6万欧元的资助。二是补贴给自创企业的失业者，为其提供一笔启动资金。如英国政府为帮助失业者自谋职业，制订了企业补贴计划，规定对自主创业的失业者，每周补贴40英镑。德国政府给予中小企业投资补贴，对失业人员创办企业，给予两万马克的资助。德国政府不仅鼓励失业者独立创业，而且也鼓励从业者、正在接受就业培训者以及闲散人员独立创业。对创业者给予的资助，德国政府并不只限于某一特定行业，所有行业都能得到国家的资助。投资额在120万欧元以下，拥有所需投资额12%以上自有资金的企业，即可获得补助资金，最高额可占总投资的三分之一。
研究与开发补贴。发达国家政府对中小企业研究与开发资助的主要形式是设立政府专项基金。通过制订各种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与开发计划，选择符合计划条件的中小企业给予专项补贴。专项基金和技术创新与开发计划一般由政府的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管理和实施。如美国1982年通过了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法，1983年实施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计划”，截至1995年底，参加中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的有11个政府机构，共向该计划提供拨款55亿美元。法国政府在1983年制订了ANVAR计划，规定这项计划80%的预算是用来支持小型企业的研究与创新活动，并且小型企业的研究与开发的支出50%由政府提供。法国还专门设立了为中小企业推广新技术提供资助费用的国家科研推广局，对由研究人员创办的企业提供偿还期为15年～50年，金额为20万～30万欧元的无息贷款。
二是贴息贷款。一方面对中小企业贷款高出市场平均利率的部分给予利息补贴，以使中小企业能够按市场平均利率获得贷款，提高中小企业在自由信贷市场中的借贷能力；另一方面对中小企业的长期低息贷款提供贴息，以帮助中小企业获得最难取得的长期信贷资金。德、法等发达国家是采用贴息贷款方式较多的国家。这一方式也较为适合在资金相对缺乏的发展中国家采用。
三是政府优惠贷款。政府用财政资金通过私人金融中介机构，或建立专门的政府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直接提供少量的优惠贷款援助。政府优惠贷款主要是解决中小企业获得长期贷款困难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政府提供直接低息贷款，这类贷款利率一般比市场利率低2～3个百分点。其具体做法是，政府设立专门的中小企业长期低息贷款专项基金，或建立专门的政府金融机构，由他们按一定的标准选择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发放贷款。
发达国家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
为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在统一税收制度的基础上，对中小企业融资实行税收减免及其他优惠政策，为中小企业自筹资金提供便利条件。
降低税率。降低营业税、周转税、增值税等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利润税等直接税税率，是较为常见的优惠政策。许多发达国家对中小企业均实行比正常税率低5～15个百分点左右的优惠税率。如英国中小企业的公司所得税税率为20%，比大企业低10个百分点。
日本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规定：资本金在l亿日元以上的普通法人，其法人税的税率为37.5%；资本金在1亿日元以下的，年度所得分两部分征税，总所得在800万日元以下全部按28%的税率征税，超过800万日元的部分按7.5%的税率征税。
税收减免与返还。税收减免是针对税额而言的，包括全额减免、定额减免和定比减免，主要针对中小企业的创建时期和其产品与服务的出口环节，以促使中小企业实现技术进步。日本为了充实企业的内部留存，采取减轻法人税率和对一部分所得不课税的制度。
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推行加速折旧方式以来，对新兴产业的设备使用年限缩短至4年～5年，对新开业企业所购或租借的机器设备(须经认定)以及现有企业为提高技术能力而购入或租借的机器设备，在第一个年度内或作30%的特别折旧，或免缴7%的税金。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对策思考
建立中小企业发展准备金。准备金的初始资金来源可从三个方面筹措：第一，是政府财政拨款；第二，出售国有中小企业的收入；第三，从中小企业的营业收入中提取一定的比例。发展准备金由政府掌握，重点用于支持地方产业升级换代，支持中小企业与高科技事业的发展。发展准备金实行有偿使用，滚动发展，专项用于重大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孵化期和产业化启动的投入。同时，在会计科目中设置坏账准备金，用于备抵一些企业因经营不善而形成的呆账与坏账。在中小企业发展准备金制度建立之前，先由财政拨款承担，对特定中小企业实行优惠融资政策。
对“特定事项”中小企业实施资金扶持政策。对下岗职工创办或安排下岗职工就业的中小企业，可将下岗职工一年的生活救济费一次性拨付给企业使用；对贫困地区的中小企业，应从扶贫资金中拨出一定的款项支持其发展；对因经济不景气及与之关联的企业破产而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应提供紧急的资金援助；对平时经营状况良好，受突发自然灾害影响损失惨重的中小企业，政府应提供一定数量的无息贷款。
运用政府采购制度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我国已颁布了政府采购法，并明确规定了政府采购制度应当有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但尚未有具体的政策规定。笔者认为，应在政府采购法实施细则中，规定在相应的条件下，允许将大额采购合同和采购任务分成若干部分实行招标，使中小企业能够有更多参与投标竞争的机会，以获得合同定单。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资金不够雄厚，在投标竞争中无法与大企业抗衡，所以，采取分割招标的方式，可使中小企业充分发挥小而专的特色，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多的投标与中标机会，从而达到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目标。
调整企业所得税税率，拓宽所得税税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同是年盈利12万元人民币的企业，在我国适用33%的税率，而在英国却适用20%的税率，差别比较大。另外，当今以美国为首的20多个发达国家都实施了所得税的中长期减税计划，如考虑我国所得税税前扣除范围比国际上通行的扣除范围小这一因素，我国的实际税负可能会更高一些。
因此，笔者建议，为配合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出台，增强我国中小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应选择适当时机完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尽快实施法人所得税制，与国际惯例接轨。借鉴发达国家税制改革的经验，实行“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严征管”的税收政策。税率可考虑设计为三档，分别为25%、20%和15%。后两档税率适用于年盈利20万元和6万元以下的企业。同时，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对凡属法人范围的统一征收法人所得税，囊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各类代表处、代办处等机构，所得税税基要进一步拓宽，以弥补因降低税率而形成的减收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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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制度变迁；效应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的财政政策，其主要政治经济目标就是：社会稳定、经济增长、物价平稳和充分就业。长期以来，在政府执行的财政政策能不能产生有效的政策效果的问题上，不同的经济流派对此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分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凯恩斯的需求管理财政政策又被很多国家作为增加国内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政策工具。我国真正意义上借鉴西方的财政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是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非常时期，为的是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刺激消费、克服亚洲金融危机。自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执行以来，国内理论界对其效应进行了很多分析，归纳起来有三种观点：效果显著论、效果一般论、效果无效论。多数学者的观点是积极财政政策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作用明显，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据统计，到2002年为止，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带动投资3.2万亿元，拉动经济平均每年增长1.5-2个百分点），其他如拉动民间投资与消费等方面不尽人意。笔者对其持相近观点，并认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许多可能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旧有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在向新制度变迁过程中，必然会导致政府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的梗塞，甚至出现政策的作用机制发挥失灵。怎样才能在转轨时期低成本高效益地运用好西方的财政政策，从而达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通过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分析，寻找出部分目标效果不佳的深层次原因，以便能在目前进行的中性财政政策实施中有所借鉴，便是本文的宗旨。
二、财政政策效应的认识
财政政策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总体来说其政策目标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下，财政政策的类型和目标是不同的。财政政策的总体效应则是财政政策实施效果与预期的政策目标的比较，看其结果怎么样。但在对政策效应具体分析时，必须重视政策成本这一指标，因为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财政支出和税收两大手段来进行的，政策的实施势必会影响财政收入和国家债务水平。以日本为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克服经济衰退执行了以扩大政府公共支出为主要手段的财政政策，尽管政策效应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政府持续性的扩大公共支出几乎没有增加任何产出，对经济稳定所起的作用极小，而且还导致公共债务的大幅增长，使政府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这一点上，我国许多地方为片面追求所谓的GDP高增长，不惜大量举债搞市政工程或建设项目，不考虑项目的经济效益，最后形成财政风险，与其颇为相似。事实证明，只有财政政策的净收益大于成本，才能说财政政策效应良好。
三、影响我国财政政策效应的制度安排
在市场机制成熟的国家，财政政策效应受制度的影响较少，但作为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完善有着长期计划经济烙印的中国，财政政策的制度安排背景明显不同于成熟市场，在这里一些西方理论甚至失灵。如西方经济理论认为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大量的发行国债，会使利率上升，产生投资挤出效应，事实上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利率不断下降的同时，却扩大了社会投资需求，引导了企业投资。以1999年为例，国家用90亿的国债资金作为计改贷款贴息，带动银行贷款和企业配套资金1800亿，形成20倍的资金规模。同样减税政策，在我国以流转税为主体的制度安排下，其政策效应也会大打折扣。可见，在制度变迁中的今天，很多过去制定的、且与经济社会不相适应的制度继续在发挥作用，这种滞后，将对财政政策的效果产生重大影响。具体来说，影响财政政策的制度安排有：
1.民间投资领域的制度安排。包括行业的进入与退出制度、直接和间接融资制度、税收制度等。
2.就业领域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培训制度、失业再就业制度、优惠招收下岗人员的工商税收制度、就业观念等。
3.教育领域制度。包括教育收费制度、教育产业化制度等。
4.住房领域制度。包括福利分配制度、货币补贴制度、取消实物分房制度等。
5.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分割制度、一体化制度等。
6.各经济行为主体与政府的制度安排。新制度经济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表明：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容易形成各种利益主体，而利益主体的行动又会影响政府的外在的制度安排。从制度变迁角度看，制度由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主导，前者包括习惯、习俗、伦理道德、传统等，后者包括正式制度，按政治程序规定而来，作为制度制定和供给的主体，其经济人行为，容易被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影响，出台有失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制度。
7.所有制结构制度。包括对国有企业给予特殊的优惠政策等。
8.其他可能影响财政政策的政治、经济制度。
四、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
我国近几年进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其手段是以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支出为主、结构性减税（费）为辅的，其主要目标是拉动经济增长、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带动民间投资、提高就业水平同时维护社会稳定。关于积极财政政策整体效果的研究，国内经济界已经有许多文献，不管是效果显著派、还是低效、无效派，但是通过政策的实践看，中央的相机决策的财政政策，应该是果断、科学的出手，有力地促进了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彻底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避免了国内的经济衰退。当然，在我国经济处于制度变迁的特殊时代，财政政策的效应不可能是各个方面都十分理想，如果要说失误，政策的最不成功之处，也是笔者最大的担忧在于：积极财政政策是以牺牲环保、过度开采资源为高代价，经济增长明显存在短期行为，基础牢固性值得商榷，扣出环保、资源因素，或者投资成本（包括高额的国债还本付息代价），财政政策净收益恐怕在1%上下。
为了更加理性地总结其成败，这里再就效果不明显的三个分项目标做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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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1）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经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2）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1）政策的阶段性。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2）政策的定向性。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3）政策的复合性。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
四、积极财政政策的主战场：“营改增”
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载体，有关结构性减税的推进路线和具体安排在2013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中备受关注。
推进结构性减税，可以有多种选择。例如，现行税制体系中的18种税似乎都可以作为减税的对象，统统砍上一刀。但是，将现行税制体系格局与“十二五”税制改革规划相对接就会发现，减间接税而非直接税，减收入所占份额较大的主要间接税，应该是推进结构性减税的重点。因此，201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论及结构性减税时提出，“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1]
积极财政政策以结构性减税为主要载体并以增值税为主要减税对象，其基本操作路径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加快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营改增”试点的地区范围越大、涉及的产业领域越多，结构性减税的规模效应也就越大。第二，在“扩围”的同时，相应调低增值税标准税率。将原来基于制造业运行特点而设计的增值税税制覆盖至服务业，一方面应考虑服务业的运行特点并作适应性调整；另一方面应统筹考虑制造业和服务业税制问题，确定一致的制度安排。
五、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
（1）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赤字率和债务率不断增加。我国几年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各项反映财政状况指标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债务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2）欧盟《马约》确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标准不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是判断财政风险的唯一标准，要结合具体国情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利息支出进行综合考虑。
（3）中国财政短期内风险不大，但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确有财政风险。按照前面的分析，虽然几年来财政支出迅速增长。赤字率和债务率上升较快，但由于同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也较快，目前财政风险并不大。但如果从中长期看。中国财政风险有累计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规模增加税收的条件并不具备，未来财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长期内仍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结构性职能要求财政支出规模不能减少。支出压力较大。
（4）中长期财政风险的限度。在中长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考虑财政风险是否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即未来政府能否偿还到期债务。如果随着债务积累。政府既无法利用财政节余偿还债务，也无法通过发行新国债偿还旧国债，政府只剩下两个选择：使国债货币化或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征收了通货膨胀税，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意味着财政风险转化成为财政危机。
六、积极财政政策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无论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仅仅是一项阶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当其初始目标完成后，就应当考虑它的淡出、转型和调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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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积极财政政策； 积极财政政策转型； 稳健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财政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相应的措施。它是由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国债政策等构成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
财政学理论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不同功能，将财政政策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类。中性的财政政策是指财政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财政的收支既不会产生扩张效应，也不会产生紧缩效应。财政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政策的中性。
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自2005年开始我国将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为何转型以及如何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已经成为当前及今后广大财政理论及实际工作者需要探讨和研究的课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一定程度上以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规模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适度增长和社会稳定的目标。
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在中国出现了外部影响的不确定性增加，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等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反周期性的适度扩张政策。从本质上讲，积极财政政策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以国债和支出两大政策工具的运用为主。
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1998年逐渐显现，尤其是外贸方面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外贸增长幅度明显放慢，并于1998年5月出现负增长，极大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这种形势客观上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创造了基本条件。
二是中国经济处于周期性低谷阶段，经济增长明显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迹象。同时，物价水平持续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均下降，通货紧缩显现。
三是买方市场全面形成。1997—1998年我国出现了全局性的“买方市场”，绝大多数产品供给能力大量闲置，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四是货币政策效果不佳。尽管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政策，中央银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降低准备金率等，但货币政策没有产生足够明显的政策效果，其操作空间和余地已经相对狭小。
在上述背景下，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我国自1998年开始启动了积极财政政策。实行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对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拉动经济增长（平均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刺激投资需求、增加出口、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等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二、积极财政政策转型的原因分析
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看，扩张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通常是一种短期的临时性反经济周期手段，长期实施则有可能导致财政风险增加并会对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在运用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刺激经济增长过程中，都会遇到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和转型问题。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初衷是希望通过扩大政府投资使总供求均衡维持在接近充分就业均衡的水平，利用投资转化的收入效应改变居民消费预期、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增强民间投资意愿，最终使市场机制恢复自主运行能力，经济增长恢复内在的秩序。这也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但是作为一项反周期调节的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始终未能在刺激有效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恢复经济自主增长方面产生明显的效果，投资需求越来越依赖政府，对居民消费拉动弱，而政府消费率却节节上升。
特别是近两年来，我国经济运行已进入新一轮快速、稳定增长期，民间投资能力迅速扩大、外部经济环境改善。同时，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坚持“五个统筹”、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已经箭在弦上，作为宏观经济重要调控手段的财政政策本身为适应这种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也在情理之中。
积极财政政策转型，并不意味着财政将从建设投资领域全盘推出，而是赋予其更多、更重的宏观调控战略职能。实际上是要将短期策略性财政政策逐步转向中长期的战略性财政政策，或是要将积极财政政策逐步转向均衡财政、协调财政或者中性财政，它是包括财政调控目标方向、调控手段组合、调控方式方法的适时、适度转换在内的一个系统工程。
从当前的突出问题来看，随着民间的以及地方政府驱动的投资明显趋于活跃和旺盛，我国投资总量的增幅过大，同时货币供应量增长偏快，物价上升，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取代通货紧缩而成为经济运行中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毕竟是宏观“反周期”操作适用于经济低迷阶段的政策类型，当通货膨胀逐渐成为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压力时，继续实施这一政策，将形成逆向调节并加大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和阻力。因此必须实施财政政策的转型。
1、财政政策转型有利于逐步化解累积的财政风险
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7年来，期间仅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就达到9100亿元之巨，财政赤字率从1997年的0.78%上升到了2003年的3%，国债余额已经超过26000亿元，债务负担率已经从1998年的10%上升到2003年的约20%，累积的财政风险愈益加大。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排除爆发财政危机的可能性。
2、财政政策转型有利于抑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和通货膨胀压力
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范文6
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的财政政策，其主要政治经济目标就是：社会稳定、经济增长、物价平稳和充分就业。长期以来，在政府执行的财政政策能不能产生有效的政策效果的问题上，不同的经济流派对此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分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凯恩斯的需求管理财政政策又被很多国家作为增加国内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政策工具。我国真正意义上借鉴西方的财政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是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非常时期，为的是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刺激消费、克服亚洲金融危机。自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执行以来，国内理论界对其效应进行了很多分析，归纳起来有三种观点：效果显著论、效果一般论、效果无效论。多数学者的观点是积极财政政策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作用明显，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据统计，到2002年为止，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带动投资3.2万亿元，拉动经济平均每年增长1.5-2个百分点），其他如拉动民间投资与消费等方面不尽人意。笔者对其持相近观点，并认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许多可能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旧有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在向新制度变迁过程中，必然会导致政府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的梗塞，甚至出现政策的作用机制发挥失灵。怎样才能在转轨时期低成本高效益地运用好西方的财政政策，从而达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通过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分析，寻找出部分目标效果不佳的深层次原因，以便能在目前进行的中性财政政策实施中有所借鉴，便是本文的宗旨。
二、财政政策效应的认识
财政政策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总体来说其政策目标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下，财政政策的类型和目标是不同的。财政政策的总体效应则是财政政策实施效果与预期的政策目标的比较，看其结果怎么样。但在对政策效应具体分析时，必须重视政策成本这一指标，因为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财政支出和税收两大手段来进行的，政策的实施势必会影响财政收入和国家债务水平。以日本为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克服经济衰退执行了以扩大政府公共支出为主要手段的财政政策，尽管政策效应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政府持续性的扩大公共支出几乎没有增加任何产出，对经济稳定所起的作用极小，而且还导致公共债务的大幅增长，使政府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这一点上，我国许多地方为片面追求所谓的GDP高增长，不惜大量举债搞市政工程或建设项目，不考虑项目的经济效益，最后形成财政风险，与其颇为相似。事实证明，只有财政政策的净收益大于成本，才能说财政政策效应良好。
三、影响我国财政政策效应的制度安排
在市场机制成熟的国家，财政政策效应受制度的影响较少，但作为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完善有着长期计划经济烙印的中国，财政政策的制度安排背景明显不同于成熟市场，在这里一些西方理论甚至失灵。如西方经济理论认为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大量的发行国债，会使利率上升，产生投资挤出效应，事实上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利率不断下降的同时，却扩大了社会投资需求，引导了企业投资。以1999年为例，国家用90亿的国债资金作为计改贷款贴息，带动银行贷款和企业配套资金1800亿，形成20倍的资金规模。同样减税政策，在我国以流转税为主体的制度安排下，其政策效应也会大打折扣。可见，在制度变迁中的今天，很多过去制定的、且与经济社会不相适应的制度继续在发挥作用，这种滞后，将对财政政策的效果产生重大影响。具体来说，影响财政政策的制度安排有：
1.民间投资领域的制度安排。包括行业的进入与退出制度、直接和间接融资制度、税收制度等。
2.就业领域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培训制度、失业再就业制度、优惠招收下岗人员的工商税收制度、就业观念等。
3.教育领域制度。包括教育收费制度、教育产业化制度等。
4.住房领域制度。包括福利分配制度、货币补贴制度、取消实物分房制度等。
5.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分割制度、一体化制度等。
6.各经济行为主体与政府的制度安排。新制度经济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表明：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容易形成各种利益主体，而利益主体的行动又会影响政府的外在的制度安排。从制度变迁角度看，制度由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主导，前者包括习惯、习俗、伦理道德、传统等，后者包括正式制度，按政治程序规定而来，作为制度制定和供给的主体，其经济人行为，容易被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影响，出台有失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制度。
7.所有制结构制度。包括对国有企业给予特殊的优惠政策等。
8.其他可能影响财政政策的政治、经济制度。
四、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
我国近几年进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其手段是以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支出为主、结构性减税（费）为辅的，其主要目标是拉动经济增长、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带动民间投资、提高就业水平同时维护社会稳定。关于积极财政政策整体效果的研究，国内经济界已经有许多文献，不管是效果显著派、还是低效、无效派，但是通过政策的实践看，中央的相机决策的财政政策，应该是果断、科学的出手，有力地促进了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彻底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避免了国内的经济衰退。当然，在我国经济处于制度变迁的特殊时代，财政政策的效应不可能是各个方面都十分理想，如果要说失误，政策的最不成功之处，也是笔者最大的担忧在于：积极财政政策是以牺牲环保、过度开采资源为高代价，经济增长明显存在短期行为，基础牢固性值得商榷，扣出环保、资源因素，或者投资成本（包括高额的国债还本付息代价），财政政策净收益恐怕在1%上下。
为了更加理性地总结其成败，这里再就效果不明显的三个分项目标做一分析：
1.民间投资带动效应
我国政府为了能够刺激国内民间投资，从积极财政政策开始执行至转型，主要采取了扩大公共支出的手段，期望对民间投资起到带动作用。从理论上讲，在不存在制度约束和障碍的前提下，政府的公共支出会产生一定的乘数效应，决定乘数效应大小的关键因素是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越大，投资乘数就越大，因此而新增的国民收入就越多，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越明显。同样，乘数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通过政府的投资可以带动民间投资，从而使社会投资总量不断递增。就公共支出而言，理论上也有两种方式：一是靠政府发行公债直接扩大投资规模；二是政府应用杠杆支出方式，以少量的公共支出来带动或刺激民间的投资支出。这两种方式都被我国采用。由于政府直接投资属于国有单位的投资，其对国有单位的投资快速增长作用十分明显，对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作用不显著。根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按所有制结构对我国的投资结构进行比较，以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1998年为界限，可以发现1998年之前的三年，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年平均投资增长率为10.97%，而个体经济为20.7%，其他经济成分为19.33%；1998年之后的三年，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年平均投资增长率为13.13%，而个体经济为10.47%，其他经济成分为11.2%.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制度的约束。在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的所有制结构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尚在建立，制度变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旧的国有企业的特权制度仍然继续产生作用，并对民间投资行为的扩张起到限制作用。大致来说，影响民间投资的制度安排主要有：
（1）行业准入的制度限制。这些行业包括公用事业、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石油开采等。民间投资希望进入这些行业，但种种条件限制制约了其投资。据《浙江省民间投资状况分析》报告指出：市场准入的制度限制是影响民间投资的第一个因素，部门保护主义使“系统外”的企业很难参与公共建设。国家原计委研究所也指出：民间投资在30个产业领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限进”。民间投资不足，制度的制约确实影响很大。
（2）融资制度的偏好。我国现有的直接融资制度和间接融资制度，历史上基本是为国有企业服务。信贷政策存在非国有企业歧视，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多年来得不到有效解决。浙江的地下钱庄的贷款利息长期大大高于国家银行的利率，但生意一直兴旺。贷款制度的歧视对民间资本大规模扩张起到了限制作用。许多民间资本逐步退出了实业投资，进入投机领域，如近年流行的温州炒房团。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启动民间投资效果不理想，政府完全依赖持续、大量的发公债来进行公共支出，支出项目的过于单一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其后果是强劲拉动了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进而形成局部投资过热。
2.提高就业效应
实现充分就业是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之一，2003年初中央政府更是将增加就业作为首要目标。应用积极财政政策增加就业的理论依据是通过政府的大规模公共投资，一方面直接增加新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带动民间投资、刺激消费，进而创造就业机会。由于我国城市相当部分失业是制度造成的自愿失业，比如不愿到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不愿从事低层次的劳动等。而积极财政政策新创造的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建筑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城市失业人口不愿去的背景下，来自农村的失业大军成为了填补对象。同时，国有企业在此期间进行的“减员增效”，也加大了城市失业数量。
3.刺激消费效应
从我国制度安排上分析，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和消费能力的提高形成了严重制约，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严重制约了农村的消费能力，储蓄养老、防病等消费预期的不确定性，导致其消费紧缩；高校教育的高收费制度、甚至中小学的不断增长的收费制度，大大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预期；近几年房地产价格严重脱离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连续高涨，更使人们的收入消费支出力下降。据“中国白领阶层过着蓝领生活”的调查报告，年收入5万元左右的江浙城市居民，根本不敢消费，未来十几年的收入大多付于房款，生活十分节俭。我国土地供应及城市安居房建设制度的脱离实际，影响了居民的收入支配能力、制约了他们在其他领域的消费，也形成了经济中的局部过热现象。以笔者分析，国家通过给公务员涨工资等提高居民收入的手段，是希望以此增加消费，进而促进企业效益的提高、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但社会保障、教育收费、住房分配市场化带来的管理失控等制度安排存在缺陷，使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有限，行业冷热不均，多数行业依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居民的整体消费意愿不高，储蓄仍然为居民首选。
可见，财政政策的效果好坏，必须重视政策实施的制度约束。
五、对中性财政政策的几点建议
基于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基本实现，在经济出现局部过热的情况下，及时淡出扩张的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巩固、调整，很有必要，因为任何政策都有强大的惯性，存在时滞效应。在实行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后，转入针对局部过热、以“有保有压”为特征的中性财政政策，着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质量，是当前财政政策的取向。以笔者的认识，中性的财政政策要达到良好的效果，应从有关影响政策效应的制度安排上进行与之相适应的改革，在政策手段上多运用税收的方式，具体而言：
一是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卫生体系、义务教育制度。
二是运用税收手段对企业科技创新、环保、循环经济等项目加大税收扶植力度；对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低层次重复建设等项目的企业进行重税。
三是放开针对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行高科技、环保、旅游等行业的投资。
四是及时推出物业税、加大地方政府的经济适用房的规模，切实控制房地产的投机，减轻居民的支出压力，稳定社会，提高其他领域的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