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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的经济政策范文1
在我国，证券是国家实施产权政策的最主要工具，是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是调节、控制货币资本循环的重要手段。因此，加强对证券市场的宏观调控，保证证券市场的资金流向和稳定运行，有利于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国民经济的进一步的良性循环和发展。
一、宏观经济政策介绍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含义
宏观经济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府有意识有计划地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调节控制宏观经济的运行，以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严格地说，宏观经济政策是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除此以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都属于微观调控，所采取的政策都是微观经济政策。由于宏观经济政策通常是用来调控短期宏观经济运行的政策，加之市场经济形式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宏观经济政策需要依据市场经济态势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不能长期化。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
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主要有四个方面：
1.持续均衡的经济增长，即保持经济的增长的同时，保证其有一个适当的增长速度。因为经济增长受各种资源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过快的经济增长会导致一些问题，如环境污染等。
2.充分就业，充分就业意味着一方面市场上的失业只有因为摩擦性失业所带来的。另一方面是现阶段的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
3.物价稳定，物价稳定并不是指没有通货膨胀，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物价稳定是指通货膨胀的比例在1%到3%之间，并且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差别都不大。
4.国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平衡即意味着，汇率稳定，外汇储备有所增加，进出口平衡。因为外汇储备在一方面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的能力，即其商品的竞争力。
二、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本文将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种方面探讨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一）财政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1.财政政策的手段
用来调整财政政策的手段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通过调整政府购买能力来调整财政政策；第二，通过调整政府的转移支付能力来调整财政政策；第三，通过改变税率来调整财政政策。当经济增速继续放缓，失业率上升，政府应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提高政府采购水平，提高转移支付，降低税收水平，解决经济衰退和失业。当经济增长，而物价水平持续上涨，政府应该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政府采购的水平，减少转移支付的水平，降低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
2.财政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财政政策可以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种。当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时，政府财政在确保各种行政和国防开支之余，不会搞大规模的投资。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政府会积极投资于能源，交通，住房和其他建筑相关产业，从而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行业等发展。如果政府发行债券的方式来增加投资，对经济的影响更是深远的。总体而言，财政政策的紧缩将使得经济过热受到控制，股市将减弱，因为它表明未来经济增长将放慢或走向衰退，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股市会强大的，因为它表明经济增长将加速未来或进入繁荣阶段。
具体来说，财政政策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证券市场造成影响：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能够提升总需求，降低经营风险，从而使股市上涨，相反，如果由于经济过热遭到抑制，就会降低股票的市场价格。
（2）扩大政府采购，加大政府投资公路，桥梁，港口等非竞争性领域，可直接增加与工业产品的需求，而促使证券价格上涨。减少政府的购买水平则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3）政府转移支付水平发生变化会使社会的购买力在结构上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影响总需求。提高政府转移支付的水平，可以帮助证券价格上涨；反之，政府转移支付水平下降也会使证券价格下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如增加社会福利开支，为维持农产品价格对农民进行拨款等，就会使有些人提高收入水平，也间接促成了企业的利润增长，因此，有利于证券价格的上升；相反，政府转移支付水平下降就会使证券价格下降
此外，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水平进行调整，会使原来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格局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而形成全新的平衡状态，就就在整体和结构上都使证券市场受到影响。
一般来说，如果中央政府将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水平提升，地方政府将会对当地经济的发展更多的自和财政资源，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本地上市公司的发展，从而促进证券价格的上涨。同样，如果一个地方政府得到相对较多的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那么该地区的证券价格的上涨潜力则会更大。
（4）在其它各方面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下，公司税的变化将会直接使公司的净利润受到影响，从而进一步时公司的积极性和扩充生产规模的能力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公司的发展潜力，故而调整公司税对证券具有较大的影响。
居民的个人实际收入水平直接受个人所得税的影响，进而会影响到证券市场的供求关系。同样，证券交易的成本也会直接受到证券交易税的影响。因此，通常情况下，税率的上升将会遏制证券价格的上涨，相反，税率的下降也会促进证券价格的上涨。
总之，无论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在理论上其传导过程都比较漫长。这种较长的滞后性财政政策决定了它对证券市场的影响不像货币政策的影响那样立竿见影，相对缓慢，但十分持久。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财政政策对股市的作用。从长远来看，积极或稳健的财政政策，能确保中国的宏观经济的稳步增长，这对证券市场发展的稳定增长是非常有利的。从短期来看，政府支出增加，以及税收优惠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时，将加大资金在股市的供给，有利于股市价格的上涨。相反，它会导致在股市价格下跌。
（二）货币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1.货币政策的手段
政府贯彻货币政策的手段主要有三个：
（1）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它要求商业银行收缩贷款和投资，因为银行被迫收获的借款人贷款用来偿还活期存款，银行存款因此而降低，说明此时的货币供应量有所下降。相反，法定准备金率下降货币则扩张。
（2）再贴现政策。提高贴现率对商业银行信贷行为会起到约束的作用，相反，它是有利于信贷扩张，扩大货币供应量的规模。
（3）公开市场操作。为了防止经济衰退，央行将通过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随着经济的不断攀升，而沉重的通胀压力，会使国家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
2.货币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证券市场产生影响：
（1）当货币的供应量增加时，一方面会促使证券市场的资金增多，另一方面由于通货膨胀会促使投资者为了保值继续买进证券，从而极大的推动了证券市场价格的上涨；相反，当货币的供应量降低时，就会使证券市场的价格呈现下降的趋势。
（2）利率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作为宏观经济睛雨表的证券市场，其波动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利率是影响证券市场波动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而言，利率与证券市场表现为逆相关。利率上升，投资证券的价值低于银行存款利率，收益预期下降，折现率增加，从而导致股票价格下跌；利率下降，投资证券的价值高于银行存款利率，收入预期增加，折扣率降低，从而导致股票价格上涨。通常情况下，短期利率影响股票价格也相对明显，市场反应还是比较快的。
在一个完整的利率周期变化范围内，利率变动对股市的影响也与理论分析一致。对一个完整的周期利率分解，我们可以发现，每一次利率变化对股市的影响与理论分析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其原因是利率变动对经济实体的影响不是唯一的，对人们的心理预期也会产生效果。当利率上升时，人们会认为，由于经济的持续升温，并导致央行采取降温措施，从而对上市公司的预期上升的表现更为激烈，因此额外追加投资。
（3）央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入证券，就会促进证券价格的有效需求增加，从而促进证券市场的价格上扬；反之，央行出售证券，增加证券的供给，就会导致证券价格下降。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货币政策与证券市场发展密切相关。因此，进行货币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分析具有可实践性与巨大的现实意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国家宏观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也是十分复杂的。因此，在进行证券投资时要时刻关注国家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把握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不必要的风险，产生更大的收益。
参考文献：
[1]刘晖.浅谈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影响[J].现代商业，2012，（26）
宏观的经济政策范文2
关键词 金融危机；宏观经济；政策反思
中图分类号 F8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09)04-0053-05
金融危机的范围之广、速度之快、对全球经济冲击之深、其走势之不确定都堪称百年不遇。我国经济所受到的外部冲击也超过了半个世纪以来的任何一次经济危机。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正确的视角审视危机、以科学的方法应对危机并认真总结危机应对的政策效果，是摆在每位经济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一、经济稳定向好，但反转未至
目前各国经济发展有好有坏，有的从危机中恢复得快一些，有的恢复得慢一些，有的刚渡过一个危机又滑入另一个危机，总的来看，全球经济形势依然严峻。相比全球经济疲软，我国经济在政策刺激下显示出一些好的迹象。但考虑到我国经济经过多年的开放发展，已经积累了一些市场经济的弊端，即便没有金融危机冲击也要进行自我调整。断言我国经济已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并迅速反转，为时尚早。
首先。我国经济关键指标离健康还很远。到2009年5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25.9％，已经连续7个月下滑，现10年来最大跌幅。出口在GDP中所占比重从2008年的32％降为2009年第1季度的25％，出口对GDP增速贡献率为负。我国目前外需不足而内需又历来较弱，投资拉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当前政府主导型的投资能量虽已得到部分释放，但民间投资仍然不足，公共支出对私人投资带动效应不明显。如浙江省1―4月全省限额以上国有控股投资同比增长30.9％。而民间投资仅增长7.9％，社会投资未明显启动。虽然消费占GDP比重从2008年的36％骤升到2009年第1季度的45％，但在缺乏社会保障、房价高企、居民预防性储蓄较高、社会失业加重的情况下，被动式增长的消费缺乏拉动经济持久增长的底气。与此同时，我国工业生产在低点徘徊。发电量和工业增加值指标并不乐观。而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物流指标2009年第1季度同比、环比增幅均为负值，即便剔除2008年同期雪灾因素后，同比降幅仍达30％，公路、铁路、水运下降尤为明显。
其次，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新问题已经出现。在财政大量投资和信贷巨量投放的推动下，虽然国民经济的部分领域出现好转，但我国已经面临通货膨胀压力。虽然CPI指数同比连续4个月为负，但2008年我国处在明显通胀期，考虑到翘尾因素，目前相对2007年已经是通胀了，预计下半年CPI指数也会揭示出明显通胀。与此同时，随着财政收入下滑和财政支出增加，我国的财政压力也相应增大。
短期来看，我国部分经济领域，如金融、钢铁、建材、水泥和房地产等似乎已经明显复苏，但短期复苏是否有利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实质性复苏仍待斟酌。应当看到，为迎接下一个经济增长周期做好坚实准备，理顺阻碍发展的体制机制，优化失衡的国内外经济结构才是最为关键的。
二、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反思
我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经济结构失衡，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确保经济发展、解决就业困难和维护社会稳定。如何既能确保就业，又不继续加深结构失衡，实现“近期保增长、远期调结构”的总体经济政策目标，需要有一个政策衔接机制。目前的经济刺激计划尚未着力于对这种内在衔接机制的深度考量，地方重复建设问题、就业问题开始露头。应当看到，宏观经济政策的支点是保就业、保企业，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保GDP增长率，更非单纯的大兴土木。
(一)货币政策反思――增强预见性、科学性和配套性
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的三大目标，内在矛盾一直存在。在金融市场发展不健全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必须保持稳定性，而非短期的相机抉择，要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增强货币政策的预见性、科学性和配套性。
在2006-2008年紧缩的货币政策周期。2007年连续6次上调存贷款利率，2008年上半年连续5次上调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同期美国次贷危机却愈演愈烈，“两房”被美国政府接管，其金融机构已经浮现流动性危机。但人民银行仍向外界坚称紧缩的货币政策不动摇，实施严格的信贷规模管理，过紧的信贷政策加剧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
雷曼兄弟破产倒闭之后，人民银行才重启新一轮的宽松货币政策，4个月内存款准备金下调了4次、存贷款利率下调了5次。这种集中而猛烈的货币政策调整引起信贷投放大增，助推了经济的大起大落。今年以来，广义货币供应量(M2)已连续3个月增长超过25％，余额达到了54.82万亿元，信贷投放继续猛涨，仅第1季度信贷投放新增就达4.6万亿，达到2008年一年贷款新增量。按常理，企业受危机冲击，负债意愿会降低，而政府类项目由于2008年紧缩政策，新开工项目较少，社会实际资金需求应不足，无法承接如此规模的贷款。但2009年1―5月份信贷市场却硬生生接下了5.84万亿元的贷款，同比多增3.72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新增就占到了49％。市场的此种反常行为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货币政策的反复性导致了公众预期的错判，尤其是对通胀预期的提前到来，使部分企业和银行担心信贷宽松政策突变，提前把本该分数年投放的贷款一步到位；二是地方政府“保增长”压力很大，GDP考核模式没有根本改变，面对未来预期不明朗的经济形势，地方政府投资拉动意愿强烈，政府类融资平台不顾债务承载负荷，大量储备资金。这两种内在动因表明，在信贷政策扭曲下，市场的心理预期犹如惊弓之鸟。此外，信贷集中投放可能进一步加剧了资金配置的“马太效应”。商业银行为了避险竞相将贷款投向具有政府背景的客户，导致其信贷集中度畸高。带有“指标性”烙印的贷款一方面促使信贷资金于投向分布上出现分化，最需要资金的弱势产业和弱势企业资金获得并不容易；而另一方面，信贷增长在品种分布上也出现分化，商业银行在缺乏项目的情况下，为了完成贷款投放任务，放松对票据融资的审核，仅2009年前5个月，票据融资新增就达到1.69万亿元，占总贷款新增的29％。
我国货币政策尤其是信贷政策存在的上述问题平添了我们对远期可能蕴藏风险的担忧。一方面，信贷市场潜在风险加大，信贷集中投放会导致政府负债空间大幅收窄，其承担的高成本不利于可持续发展，而强行负债则会严重透支政府后期财力。另一方面，政策转向的潜在风险也在加大，银行与政府之间博弈的结果是信贷资金堆积于政府项目，造成信贷投放猛烈的假象，一旦引起通胀预期。央行不得不适度紧缩货币政策，则可能催生银行大量不良资产。这种风险预期又进一步固化
了信贷市场负债主体的“层级化”结构：政府类客户一大企业集团一中小企业一弱势客户，这不利于经济结构优化。
(二)财政政策反思――增强前瞻性和配套性，重视结构优化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二元经济”体，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财政投资还非常不足。“扩内需、保增长”可以转变一下视角，从解决“二元经济”、优化经济结构开始，避免进一步加剧经济失衡，重点解决好财力分配与切人点问题，增强政策的前瞻性和配套性。
从中央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看，当前的民生投入仍然比重较低，欠账较多，有必要进一步加大支持。以制度变革推动发展。中央2009年财政预算与2008年各方面基本比例类似，增加较大的是为保灾区重建的农林水务支出。社会保障支出比例有所下调，医疗、卫生、社保等关切居民生活的财政支出增加总量1343亿元，其中713亿元是建设投资，而非体制性改革投资，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比例远低于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国。这表明我国财政投资中存在重建设投资、轻体制改革投资的问题，社会保障包袱没有真正得到解决，缺乏藏富于民的政策力度。我国的高储蓄率是基于低保障基础而产生的，这个储蓄本质上并非居民手中的现实消费能力，而是对未来教育、医疗、养老等的自我保险，具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制度和结构特征。目前转变的方向就是以国家社会保障逐步替代这种居民自我保险，将预防性积蓄转化为真正的消费能力。
当前政府直接和隐性负债过高，财政风险较大，财政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仍较为滞后。从中央财政角度看，国有大型银行和央企的负债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政府隐性负债；从地方财政看，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负债也大部分是政府隐性负债。有观点认为我国中央财政赤字率保持在国际警戒线以内(GDP的3％)，较西方国家不高，因此风险可控。但实际上，我国地方政府隐性负债较大，高财政赤字风险不容忽视。根据财政部测算，到2007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达4万多亿元，其中直接债务占80％，担保性债务占20％，隐性债务则无法统计。如果我们仅以地方具有政府背景的投融资平台的负债来估测一下隐性负债，则这个数字于2009年第1季度就可达到两万亿，再加上高校和公路建设等贷款，那么地方政府性或准政府性负债更大，可占我国GDP的20％以上，这对经济的长远发展有很大的危险。
地方财政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导向下，投资配套压力很大，难以完全承担起当前投资拉动政策的任务要求。根据中央检查组的检查，至2009年4月28日，第二批新增1300亿投资中，地方配套资金到位率仅30.7％，个别省份地方配套资金甚至不足10％。社会投资没有跟进、地方财政下降、政府收入减少是影响配套的三大原因。我国经济未来发展压力还很大，改革、发展以及结构性调整的任务还很重，金融危机下一步走向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财政政策运用上需要留有余地，避免因为短期大幅财政支出，反而加紧税收征收力度，打击企业经营动力，造成“涸泽而渔”的不利局面。要使有限的财政资源发挥出最大效果，在财政资金的使用上要更加精细化。改变粗放型投入，加强集约化管理，将财政政策预期与市场预期以及最后的政策效果紧密结合起来。在制定财政政策之前就要对政策效果和市场反应进行科学评估，测算重点受益领域和受益强度，政策执行一段时期后，要及时评估其效果是否与调控目标相一致，并作相应的阶段性调整。
(三)对外经济政策反思――引导外资、改善贸易结构、建立新国际经济循环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外向型企业受到冲击，尤其是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大量倒闭。我国参与进出口贸易的企业发生了结构上的变化，国有企业占全年进出口的比重大幅上升，相反外商投资企业则明显下滑。这表明我国长期以来以外资为主的对外加工贸易经济，在抵御外部冲击方面的能力较弱。
对此，首先要反思我国吸引外资的政策。招商引资到底要引什么?中国经济失衡的深层次原因是国际制造业向中国转移，造成国内产业布局加入到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轨道，影响自身产业升级与制度改革进程。如果采用GNP来衡量经济增长，剔除30％的外资企业贡献后，外贸依存度将会下降到40％左右，经济增长速度则会较GDP指标下降2个百分点，我国并没有那么快的发展速度。故从对外经济角度看，调节我国经济结构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改变引入外商投资泛滥的政策，对外资有甄别有选择，限制或拒绝在战略行业和产能过剩领域的外商投资。
我国出口导向战略所施行的鼓励贸易顺差政策同样需要加以反思，贸易顺差真是越多越好么?我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并呈加速增长之势，2000-2007年期间年均增速达到40.62％，远远大于1994―2000年期间的28.31％的水平。我国贸易顺差的成因主要有三点：一是长期推行吸引外资、鼓励“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政策，使得生产性外资输入持续增加；二是廉价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地方性税收补贴政策，造成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低价竞争战略，创造大量出口外汇；三是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贸易品生产相对过剩和公共品供给不足，国民储蓄超过国内投资，是导致大量贸易顺差的内生性动力。因此，当前鼓励出口的贸易政策如果继续推行，将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难以发生根本改变，这无疑增加了产业模式改革转变的难度，会将劳动就业能力与国民财富增长始终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发展水平，加剧了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
从对外经济运行的地理布局与产业循环看。当前的贸易政策存在不对等、不匹配与不可持续问题。简单讲，我国外贸出口40％以上面向西方发达消费国家。而对亚洲传统贸易区、新兴市场和贸易国家则主要表现为进口为主，平等双向循环贸易关系并没有建立，这与跨国公司全球化布局、产业结构内在特征和资源要素禀赋密切相关。解决此问题要从两方面人手：一是与资源国开展立体经贸往来。建立起生产国与资源国之间全方位的双向贸易内循环体系，加大工业制成品在资源国的消费；二是加强外向型企业管理，适度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对引入外资的战略管理，增加外资投资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契合度，支持国内部分资源消耗型企业“走出去”，实现资源属地化发展。通过与战略经贸国之间货币互换等高端领域合作完善新的内循环体系。
三、一些政策建议
目前，中美两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已经显现出一定效果。美国银行业通过压力测试，金融市场伤口正在愈合，地产价格下滑趋势减缓，居民消费能力反弹；中国国内信贷资金充裕，投资力度较大，国内消费逐步发展，部分产业明显复苏，宏观经济指标回暖迹象日益增多。然而。我国的产能相对国内需求仍然过剩，若长期缺乏外需，而结构调整和欠账补缺又未能实现，国内经济就可能出现通货膨胀、不良贷款上
升、失业严重等诸多困难。
目前，我国尚处于发达国家“建设、产业、消费”发展路径的前半部分，即“建设”阶段的中后期和“产业”阶段的中期，“消费”仍处于初期阶段。立足当前国情，本文从财政支持、“走出去”战略、人民币国际化、金融服务体系和城市化5个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对充分实现“近期保增长、远期调结构”的总体经济政策目标有所助益。
第一，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对冲作用，加大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财政支持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消费。目前，应通过以下渠道确保我国社会保障建设资金来源：一是通过政府直接投资加大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对弱势群体适当倾斜；二是建立国有资本运行管理新体系，委托国资委和中央汇金进行国有资本(涵盖金融和实业)资产管理，收益优先分配给全国社保基金(改组成具有覆盖全民保障的投资管理机构)进行市场化运作，实现长期资源有效配置，根本上解决内需制约；三是把城市化进程中储备的土地分为经营性土地和保障性土地，后者专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或将土地升值纳入地方社会保障体系中，以解决地方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第二，大力推进“走出去”战略。对金融危机从被动防御到积极应对，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贸易平衡的双重目标。首先，国家要做好海外投资的长远规划，建立海外能源、资源和战略产业的海外市场，企业间根据国家战略规划和自身业务目标建立起有效协调机制，借助行业协会作用，联合对外谈判，增强议价能力，避免恶性竞争。其次，政府、国企、民企应通过政府协议和企业并购的互动模式安排，形成紧密合作的运行机制。再次，企业应有系统性战略思路，明确发展目标，制定战略规划和应对策略。例如，中铝、五矿、华菱三家在澳洲铁矿市场的并购行动在酝酿前期没有通气，缺乏协作机制，给当地政府造成倾巢而出的印象。反而延缓了资源整合进程。
第三，金融危机对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提出了挑战。我国可以从人民币的边贸化、区域化和国际化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全球性计价、结算和储藏功能，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影响。2009年1季度末，我国外汇储备19537.41亿美元。黄金储备1054吨，人民币从1998年以来一直坚挺，在周边国家中树立了信心。这为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手段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力支撑了人民币的边贸化，人民币逐渐成为一些国家(如蒙古、越南、柬埔寨、老挝、俄罗斯)的交易结算货币。在部分亚洲国家(如柬埔寨)，人民币已经成为储备货币，在规模上成为世界第五大货币区。从当前实践看，货币互换和贷款换石油(或资源)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有效举措，我国已经同阿根廷、白俄罗斯、韩国等6国签订了共65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一步应通过周边化、区域化、全球化的现实路径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适当时机和适当范围内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多边国际贸易与投资中的储备货币。
第四，进一步加快完善我国金融服务体系，重点解决好我国金融的两个失衡问题。一是解决金融系统内部结构的失衡，加快参与主体的市场化改革，鼓励不同金融市场平衡发展，政策性机构和商业性机构自主发挥作用。我国的金融体系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密切相关，带有浓重的政府印迹，需要通过一系列有步骤改革，尤其是银行决策与运行的公司治理机制改革，实现市场化主体建设目标，避免重回行政管理老路。二是解决金融国内外发展的失衡，提升服务国际化的能力，支持我国“走出去”战略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增强自信心和把握时机的能力。我国拥有世界瞩目的贸易量，但是对应的避险手段非常不足，缺乏积极有效的政策调控手段和金融市场工具，有必要通过制度创新实现本国金融体系的创新，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
宏观的经济政策范文3
关键词：循环经济；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发展
循环经济视角的产生，源于人们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思考转变，属于新兴经济发展视角之一。循环经济想要更好更快的发展，必须要依靠可持续发展，所以可以将绿色发展与发展过程中的环保程度作为基本指标。从循环经济的视角下思考宏观经济政策所能起到的作用入手，让经济发展政策与可持续发展、环保观念相互结合，保证社会更好更快的发展。
一、循环经济基本原则
循环经济理念的提出，是为了保证经济发展给环境带来的影响最小化，所以循环经济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遵守“减量化原则”、“再利用原则”以及“资源化原则”。
1.减量化原则
减量化原则是最为重要的环节，为了减少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冲突，工作人员必须在生产的源头上考虑如何节省资源，提升资源的整体使用效率。可以通过改造生产技术、实施生产清洁的方式来减少污染物排放。
2.再利用原则
再利用原则属于控制性原则，理念是让生产工作者可以多次使用相同物品，或者让同一物品在多种环境下使用。也可以将再利用原则视为延长产品寿命的一种原则，通过这一模式来减少资源整体使用量以及废弃物品的排放数量。
3.资源化原则
资源化原则属于输出端控制原则，让废弃物变废为宝，转换为可以二次生产的原材料，投入到生产过程中产出新的产品，将新产品再次投入到生产或者是市场中，通过资源二次利用的方式来减少废物的排放量[1]。
二、循环经济视角下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
1.促进经济发展
从循环经济视角的角度入手思考宏观政策可以起到的作用。循环经济模式属于我国经济发展基本模式中的基础性思考模式与追求模式，不仅可以提升经济发展速度，同时也可以减少经济发展给环境带来的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对经济整体发展态势进行调整与掌控，将二者相互结合，通过循环经济的模式制定宏观发展的经济政策，让经济社会实际情况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实现经济高速发展[2]。
2.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从循环经济的角度思考宏观经济的作用。循环经济可以改善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这一要求不仅符合我国当前基本国情，同时也符合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在保证经济增长速度的前提下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将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质量相互协调，提升宏观经济政策所需的可持续性，保证社会发展质量[3]。
3.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统一
循环经济可以将宏观经济政策和环境保护相互融合。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下，国家对经济发展的认同程度较高，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却很少关注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提出，相关从业人员更多的关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经济的保护以及节约资源的重要性，减少经济发展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4.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式
宏观经济政策在国家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只有保证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才能保证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指标不会偏离国际整体发展趋势。让循环经济与环保发展理念相互融合，从二者的交集中寻找宏观经济发展目标的制定方向，提升经济发展的整体质量与速度[4]。在 2010 年以后，国家出台了一些政策扶持经济发展，如表 1 所示。
三、结束语
从目前我国的基本情况入手进行分析可发现，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比较片面，不能对循环经济的未来发展起到指导性作用。宏观经济虽然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但是对环境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对循环经济的发展没有太大的推动作用。循环经济的整体目标不够明确，所以采用的政策与手段也与循环经济的基本需求相差甚远，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循环经济这一辅质的政策不能完全融入到宏观经济政策中。根据这一实际情况，可以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首先可以推展循环经济的政策目标，比如在财政政策上，可以将激励政策与惩罚政策相互协调。比如在产业政策方面，可以纵向的拓展目标，优化产业结构，将其调整为市场行为。对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政策来说，需要转变我国政策偏移力度，多关注环境与资源，形成长久的发展机制。为了保证循环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环境及资源政策和金融支持政策等方面入手，制定政策清单。采取多方相互协调的模式对循环经济的发展进行宏观调控，促进循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林纯萍.循环经济视角下的绿色技术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D].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14-16.
[2]赵君.循环经济视角下我国公司环境责任的法制化[D].新疆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05-07.
宏观的经济政策范文4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G20 经济波动 中国
中图分类号：D8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3-0027-34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G20重要性的不断提升有多种因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迁，新兴国家经济实力不断上升，发展中国家寻求在国际经济事务中拥有更多话语权，反过来发达国家为解决全球经济金融的稳定问题，也离不开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和配合。G20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机制，体现了更多的公平性和更广泛的代表性。
然而从长期的视角看，G20是否能真正成为有效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尚无定论。尤其是需要考虑到这样—个问题：近年来G20的重要性凸显主要源于突发性的经济金融危机，而经济金融危机是一种临時性和短期的经济现象，不可能作为G20发展的长期动力。一旦经济金融危机有所缓和，全球经济发展步入正轨，则在后金融危机時代G20是否能继续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首要平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G20各国彼此间协调经济波动实现经济稳定的努力是否具有现实基础。实际上，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全球经济稳定被视为相当時间段中的一种常态，并于1999年由金与尼尔森等人总结了美国经济存在的波动趋缓现象。此后，经布兰查德与西蒙（2001）、斯多克与瓦森（2002）将这一观察扩展到G7国家后，世界主要国家的所谓“经济稳定现象”一度成为热门学术话题。这些研究对经济波动趋缓背后的关键因素进行了分析，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类，其中内部因素涉及到货币政策的改进、库存管理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及金融创新等；外部因素则主要涉及到国际经济环境改善导致外部冲击减弱。这些关于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大稳定”的研究不但推动了相关经济理论的发展，而且表明经济波动问题带有一定的時代特点。
尽管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下，关于经济大稳定的研究热潮已然褪去，但G20所寻求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否在非危机状态下仍具有现实基础，是—个值得去深入讨论的话题。前期文献往往从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理论入手、通过在开放条件下引入宏观经济政策的外溢性来进行分析，技术路线上常常采用博弈论工具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效益和收益。本文则通过深入考察G20各国经济波动的现实特征，提炼和总结各国经济波动彼此影响的经验事实，从而讨论在长期视角下，G20机制协调各国经济波动的现实基础。
二、数据选取及技术方法说明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选取宾夕法尼亚大学编制的Penn World Table宏观经济数据库7.1版（以下简称PWT数据），这个数据库的主要优点是给出了世界上189个国家和地区在较长時间段中的主要宏观经济数据（7.1版PWT提供的数据時间段为1950-2010年），并且将各国数据都经过购买力平价换算为可比的美元价格。
为了得到各国的经济波动数据，需要在现实经济波动数据中将波动数据剥离出来，前期一些文献采用了HP方法，相比起更早期的“時间去势”以及简单差分，HP方法无疑有着巨大的优势，但HP方法并不是—个性能良好的滤波工具，其平滑参数的选择也存在不确定性。本文采用BP方法进行滤波，理论上这是—个更优的滤波算子。
在获取了经济波动数据后，本文会依次进行以下分析：首先是比较直观的時间同步性分析和动态相关性分析，这一部分给出G20各国经济波动的超前滞后特征，以及各国经济彼此动态相关的基本规律；接下来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時间序列分析，具体方法是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利用这一系统进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析，这一部分的工作可以定量地回答以下问题：G20各国经济波动彼此影响的力度有多大？主要国家的经济波动中，有多少份额是来源于G20其他国家以及G20整体的经济波动？
根据以上思路，本文的分析步骤具体包括：
第一步：提取PWT中关于G20的经济数据，对数化处理后对人均产出数据进行BP滤波，获取各国经济波动数据；根据人口数据和各国产出数据得到G20整体人均产出数据，同样进行BP滤波。
第二步：按照分析共动性的通用方法，计算各国经济波动与G20整体经济波动的相关系数，观察其超前滞后特点；并且计算不同時间窗口（前后5年）的动态相关系数，考察各国经济波动与G20整体的动态相关性。
第三步：构建VAR模型系统，进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析。
三、G20各国经济波动的同步性分析
（一）超前滞后的国别差异分析
我们发现，如果以G20作为一个整体，则G20各成员国的经济波动与该整体的经济波动往往并不同步，存在一定的超前滞后性，而且这种超前滞后性具有很强的国别差异：发达国家往往与G20整体的经济波动同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集体滞后于G20整体。
为了清晰地表明这一点，我们将发达国家组单列，该组包括8个国家，即先前的G7集团中各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以及典型的发达国家澳大利亚。这8个国家作为G20中的发达国家组，分别计算各国经济波动相对于G20整体的超前滞后特点，结果表明，发达国家基本上都与G20整体的经济波动同步。在所有9个发达国家中，只有意大利的经济波动超前于G20整体2年，其余8个国家均与G20整体的经济波动相一致，出现同期的经济波动。
为了对比说明，我们也相应计算发展中国家组与G20整体经济波动的超前滞后期，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经济波动与G20整体的共动性特征与发达国家组有显著不同：在所有11个发展中国家中，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波动（中国、巴西、印度、阿根廷、沙特、土耳其这6个国家）均滞后于G20整体2-5年，滞后期依顺序分别为中国4年、巴西5年、印度5年、阿根廷5年、沙特2年，土耳其2年。而俄罗斯、墨西哥、韩国这3个国家的经济波动则与G20整体同步，剩下南非、印尼的经济波动则超前于G20整体，分别是5年和2年。整体上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要滞后于G20整体，这与发达国家与G20整体呈现同步经济波动的情况完全不同。
如果按照各国经济超前滞后于整体经济的特点进行分组，超前组包括3个国家：意大利、南非、印尼；同步组包括10个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韩国、墨西哥；而滞后组则包括剩余的6个国家：中国、巴西、印度、阿根廷、沙特、土耳其。我们从而得到以下初步结论：1、从经济波动的视角，G20各国中，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具有相当强的同步性，他们相互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具有利益上的時间一致性；2、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滞后于G20整体，滞后的時间各不相同，从2年到5年都有。这意味着从经济波动的视角，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在時间上具有不一致性，发展中国家彼此之间的经济利益也具有時间上的不一致性，在各国都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的情况下，G20框架下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存在一定的现实障碍。尽管在危机爆发時，世界各国迫于全球金融海啸的压力能临時放弃短期利益，主动配合全球宏观经济的协调，但是当经济恢复常态，或者从长期的视角看，发达国家群体之外的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仍然存在较多阻碍。
（二）动态相关性分析
仍然将G20各国分为发达国家组与发展中国家组，观察在动态相关系数中的最高数值，这一数值代表了各国与G20整体经济波动的相关性。为了进行表达上的清晰，我们将发达国家组与发展中国家组的相关性指标绘制于同一张图上，处理过程是：首先计算经过BP滤波后得到的经济波动数据（对数数据），然后计算各国经济波动与G20整体经济波动的动态相关性系数，在动态相关性中找到最大值，作为衡量该国经济波动与G20整体相关性的参考值，见图1。
这张图给出了关于各国经济波动性与G20整体的相关度信息。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强烈的规律性：如果将动态相关系数高于0.5的情况视为强相关，则与G20整体经济波动强相关的国家有6个，全部是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日本。而在发展中国家中，与G20整体经济波动相关性最强的是巴西，动态相关系数的最大值为0.494。发达国家组的平均动态相关系数超过0.5（0.663），与G20整体经济波动呈现强相关；发展中国家组的平均动态相关系数只有0.374，相比发达国家，其与G20整体经济波动的相关度下降了超过四分之三。
金砖五国中，巴西、印度、俄罗斯的经济波动与G20整体相关度较强，中国、南非与G20整体相关度较弱。中国经济波动数据与G20的最高动态相关系数只有0.355。按照相关度强弱排名，在G20共19个国家中仅排倒数第4。
四、脉冲响应和方差分析
通过前一部分的同步性和动态相关性分析，我们对于G20各国彼此之间，以及各国与G20整体之间经济波动的同步性和相关性有了初步的认识，发现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系统性差异。接下来我们进一步对各国经济波动彼此影响的内在规律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传统计量方法在进行这类数量分析時，一般要求经济理论先行，即数理分析方法必须建立在某种经济理论基础上。但是对于本文所关心的问题而言，对世界各国经济波动彼此影响的内在机制，目前尚不具备经济理论上的共识。相关经济理论的推进停留在较为粗浅的层面，尤其是对各国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缺乏理论上的严密说明，大多数研究还停留在经验观察的阶段。鉴于这种情况，采用基于数据统计特征的時间序列分析是更合理的技术手段。具体而言，为深入考察G20机制这一经济系统的动态性特点，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方法（VAR），这是处理多个经济变量相互关系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其主要优点是可以在不具备理论共识的前提下，建立起各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动态关系，尤其适合处理相互联系的经济变量系统中经济冲击的影响。
自西姆斯以来，许多计量经济学者对VAR技术进行了多次改进，如今VAR模型已经可以在很多场合替代传统的联立方程模型，并具有更好的估计效果。但VAR模型存在参数过多的缺陷，如果将G20所有19个国家都纳入一个VAR系统，即使采用简单的非限制性VAR形式，取最小滞后阶数为2。该模型系统所需要估计的参数也超过了700个，如果希望采用结构化向量自回归技术（SVAR）分析变量之间的当期关系，则估计参数和限制条件个数会更多，这大大超过了PWT数据库所能提供的信息量。为此只能将G20各国进行分组分类处理。这里划分为典型发达国家和金砖国家两组依次讨论。在构造VAR系统時，所有時间序列均经过平稳性检验，并根据AIC和BIC准则确定滞后阶数。
（一）典型发达国家
选取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作为典型发达国家组，根据识别原则，建立6变量的VAR（1）模型，形式如下：
上式中，usa、grb、jpn、aus、can分别表示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的经济波动。（-1）表示各自滞后一期的经济数据，c为截距项。
利用以上VAR系统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析。其中，脉冲响应分析给出了当一个国家经济受到冲击后，G20整体及其他国家的经济波动会遭受什么样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随着時间的推移如何演变；方差分析则给出了每个国家经济冲击对G20整体及其他国家经济波动的贡献度，从而告诉我们，在造成各国经济波动的因素中，不同外部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1 脉冲响应分析
利用VAR系统可以绘制脉冲响应图，限于篇幅这里只给出其中的一部分结果：
通过观察脉冲响应图形我们发现，如果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经济周期受到冲击，则G20整体经济波动会遭受同方向的冲击，这种效应在第2年达到最大，此后逐渐衰减。而如果G20整体的经济周期受到冲击，则对于各发达国家的脉冲影响彼此是类似的，基本上都是在一年后出现同方向的冲击，此后逐渐衰减，到第7年以后基本上这一效应完全消失。
2 方差分析
通过方差分析的输出结果绘制以下图形，其中横轴表示滞后期数（单位：年），纵轴表示各国经济波动（或G20整体）对某一国经济波动的贡献度。
通过方差分析可以发现，发达国家中，美国经济波动对于G20整体经济波动的贡献度最高，达到12.26%，其他国家按照贡献度强弱排序依次为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其中日本经济波动对G20整体经济波动的最高贡献度为6.9%，英国为1.89%。
发达国家彼此之间经济波动相互影响的力度存在国别差异。日本经济受外部因素影响较大，如美国经济波动对日本经济波动的贡献度最高超过13%，其次是加拿大，美国、日本对其经济波动的最高贡献度分别为11.8%和20.3%。对美国自己来说，经济波动受外部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加拿大对美国经济波动的贡献度最大，但也只达到8.81%；英国的情况类似于美国，加拿大对其经济波动的贡献度最高为7.17%。
（二）金砖国家
在金砖五国中，俄罗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其历史经济数据的時间跨度相对较短，考虑到模型需要的信息量较大只能将其排除在VAR系统外，选取剩余的金砖国家作为分析对象。根据识别原则，建立5变量的VAR（1）模型，形式如下：
上式中，bra、ind、chn、zaf分别表示巴西、印度、中国和南非的经济波动。（-1）表示各自滞后一期的经济数据，c为截距项。
1 脉冲响应分析
限于篇幅这里只给出了金砖国家经济波动对G20整体造成的脉冲影响，以及G20各国经济波动对中国造成的脉冲影响，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可以发现：金砖国家的经济如果遭受冲击，则对于G20整体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反过来G20整体经济如果遭受冲击，则其对于金砖国家的经济波动存在较为明显的影响。例如对巴西，G20整体经济波动会对巴西经济波动产生同相位的冲击，这种效应在第2年达到最大，此后逐渐衰减。
分析金砖国家经济波动相互之间的脉冲影响，可以隐约发现这样一条路径：中国影响巴西，巴西和南非影响印度，巴西和印度也对南非有较明显的影响，而中国主要是受G20整体经济波动的影响。以上国别差异可能是来自于各国产业特点和在全球贸易分工中的不同，具体的原因和特点还需要更深入分析。
2 方差分析
上图给出了方差分析的输出结果，从中可以观察到：按照对G20整体经济波动的贡献度排序，从大到小分别是巴西、南非、中国、印度，最高贡献度分别为：4%、3%、1%、0.15%，对比发达国家12.2%-1.89%的贡献度区间，显然金砖国家对G20整体经济波动的贡献要小得多。这进一步验证了我们在前一部分通过动态相关性分析得到的结论。通过简单计算可知，发达国家中对G20经济波动所施加的最高贡献度，超过金砖国家对G20经济波动最高贡献度的5倍。
结语
本文采用不同的技术方法考察了G20中主要国家彼此间经济波动的相互影响，以及这种影响与G20整体经济波动的动态相关性，主要结论是：1、长期来看，发达国家是造成G20经济不稳定的主要力量，发达国家对G20经济不稳定的贡献度是发展中国家的5倍，其中美国经济不稳定是造成G20整体经济不稳定的最主要因素；2、中国对G20整体的经济波动影响相当小，对经济不稳定的贡献度只有1%，但G20的经济不稳定却贡献了中国经济波动的1%左右。表明中国并非经济不稳定的输出国，而是全球经济不稳定的主要受害国。
宏观的经济政策范文5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识码：A
1 财政政策对本国经济发展的调节
财政是一国政府赖以生存的命脉，发展到今天，财政手段日趋完善，财政工具也日趋成熟，财政调控意识也趋于主动，根据一定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特点，运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手段，或者二者交替使用，对国家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具体有税收政策、收费政策、支出政策、预算政策、国债政策等组成。
财政政策具备自动稳定经济功能，利用财政工具与经济运行的内在联系来影响经济运行，这种内在联系是指财政政策工具在经济周期中能够自动调节社会总需求的变化所带来的经济波动，因此，这种财政政策工具经常被称作“内在稳定器”。所得税与各种社会保障支出是最典型的内在稳定器。在经济繁荣时期，个人收入与公司利润都增加，符合所得税纳税规定的个人或公司企业也随之增加，就会使所得税总额自动增加；同时，由于经济繁荣时期失业人数减少，各种社会保障支出也随之减少，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总需求的增加与经济的过分扩张。
2 货币政策对本国经济发展的调节
货币政策是一国央行根据客观调控目标，有目的地变更整个社会的货币供给量和利率，以影响宏观经济活动的政策。为使调控目标更确切，调控效果更显著，通常与财政政策结合使用，以匹配一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需要，但发展到今天，货币政策执行彰显独立性，往往为特定的目标而实施。
笔者认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的是利率、汇率和央行的基础货币供给量，尤以利率和汇率为核心，三者具有密切联系，互动、互为影响，调控着一国货币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除了国家调控大局的一般性目标外，货币政策还担负着一些特殊的金融管理目标，如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防止大规模的银行危机出现，稳定汇率，保证货币购买的稳定性等等。
如财政政策目标一样，为消除经济波动的四个周期，在货币政策上，对货币的供给量也要予以限制，以相机抉择，匹配经济周期需要。货币政策最根本的目标就是为一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货币环境。在现代信用本位条件下，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以及二者的平衡都会产生直接影响，从而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因此，要使货币的供应不成为重大经济波动的根源并不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必须根据社会总供求状况制订货币政策，维持适度的货币供应，不能因为货币过多或不足而造成经济的过度繁荣或长期衰退。在社会总需求不足情况下，整个社会经济处于衰退或萧条状况，资源大量闲置，企业开工不足，社会经济发展停滞。这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应该是扩张性的，要增加货币供应量以刺激总需求增加，从而促进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促使社会总供求趋于平衡；在社会总需求过多情况下，宏观经济处于过热状态，生产迅速发展，投资剧增，市场供给不足，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物价上涨。这时央行的货币政策应是紧缩性的，即缩减货币供应量，抑制社会总需求，促使经济适度而稳定增长，促使社会总供求平衡。此外，在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构成不相适应的情况下，一些部门需求不足，商品相对过剩，生产停滞不前；而另一些部门则需求过度，商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生产发展很快。其结果将是整体经济比例失调，畸形发展。此时货币政策应有紧有松，松紧结合，通过调整货币供给的构成和流向，改变社会总需求构成与总供给构成不相适应的状况，促使总供求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结构上都平衡，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一国央行为顺利实现上述货币目标，稳定总供给和总需求，消除经济波动带来的危害，通常借助一些货币政策工具来实现，主要有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三种。再贴现率作用：当出现通货膨胀压力的时候，中央银行就提高再贴现率，这使商业银行因借贷成本提高而缩小准备金和放款规模，从而使价格得以稳定或者回落；反之，中央银行也可以降低再贴现率，而使商业银行以至工商企业增加借贷，增加总需求。公开市场业务作用：当整个市场价格水平上升，需要加以抑制的时候，中央银行就卖出证券，使得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下降，贷款规模缩小，从而使投资以及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得到控制或逆转。当经济呈现萧条迹象时，中央银行就买进证券，使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增加，信贷规模扩大，从而使投资需求和收入水平上升。法定准备金比率作用：中央银行通过提高这个比率，使货币乘数变化，从而通过影响货币存量而对整个经济产生作用。由于它直接影响到各商业银行利润，因而效果非常猛烈，一般情况下不常使用。
除三大政策工具外，央行还可以采用选择性信贷控制工具，如证券市场放款和消费信贷。中央银行还可运用自己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威望，通过对各金融机构实施“道义劝告”（或“窗口指导”），来影响它们的放款数量和投资方向，以达到控制信用的目的。同时，依照法令，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实施直接干预和控制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种选择工具。
3 产业政策对本国经济发展的调节
产业政策，是指政府为改变产业部门的资源分配和各种产业中私人企业的某种经营活动而采取的政策。也就是说，它是促进某种产业的生产、投资、研究开发、现代化的产业改组而抑制其他产业的同类活动的政策。通常不作为应对经济波动的政策选择，但作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要求下，我国更应根据本国国情，本国的自然历史状况，探索适合本国发展的宏观经济运行政策。而一些学者干脆认为：产业政策就是当一国产业处于比其他国家产业落后状态，或者可能落后于其他国家时，为加强本国产业所采取的各种政策。总之，都是由一国政府制定的，主动干预一国经济运行的政策集合，具有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一样的指导作用，不可忽缺。
产业政策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产业结构政策：协调供需矛盾，三大产业结构合理，淘汰落后，支持先进，推进升级，建设“创新型”国家，要有高级化的趋势。（2）产业布局政策：产业发展均衡，区域发展均衡，避免“集聚效应”，关注国计民生，体现政策引导，要有合理化的趋势。（3）产业组织政策：合理资源配置，消除垄断，创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通过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可以使一国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产业布局合理、社会资源在各产业、行业、企业、地区之间得到合理配置，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推动经济长期、稳定、良性发展。还可以通过促进或限制某些产业的发展，改造产业结构，调整各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使社会供给总量和结构都能满足需求，实现供给和需求的总量、结构的平衡。在国民经济的实际运行中，产业政策具有无与伦比的导向作用，可以调整商品供求结构，有助于实现市场上商品供求的平衡；可以通过差别利率等信贷倾斜政策对资金市场进行调节，有助于资金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可以打破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促进区域市场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发育和形成。这些作用都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无法比拟的。
总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分属于财政部、央行、发改委结合、独立运用，构成了一国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政策，其主要目的是消除经济波动，促使经济持续、快速、健康、良性发展，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三者必须结合交替使用，才能突出政策的宏观调控效果，具体如何结合，如何分配，如何使用，有待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中逐步完善，深层次研究。
宏观的经济政策范文6
文献标识码:A
通货膨胀是一个古老而又全新的话题,自从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了温和的通货膨胀过程,并在整个70年代大大加速,这些事件便激励着经济学家们发展通货膨胀理论以阐释通货膨胀的原因。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发生过多次较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从而激发了我国学者对通货膨胀成因的研究。
一直以来,对这种现象的研究就像它本身一样在不断地波动。自2006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物价水平加速上升,CPI表示的通货膨胀率月度指数一改过去在1.5%左右徘徊的局面,从2006年10月的1.4%开始上升到2007年3月的3.3%,2008年2月更是高达8.7%。从而引发了学界和政策层对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问题的关注。然而正在人们对通货膨胀越来越担忧时,2008年8月份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骤然减速,GDP、工业生产总值、出口、发电量增速等众多指标出现了几十年来鲜见的严重下降。
CPI经季节调整后的环比增速已连续4个月为负,11月份更是加速下降至2.4%。经济下滑甚至通货紧缩的担忧再次袭来。2009年更是将“保8”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而最近,国内通胀的压力急剧上升,今年一月份的CPI毫无悬念地被钉在7%以上,同样毫无悬念防通胀将成为近期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
回顾一下,自2007年3月以来,受猪肉、食用油等食品涨价的影响我国CPI涨幅连续9个月超过3%的警戒线,其中有4个月超过6%,前11个月累计同比上涨4.6%。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明确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因此从那时起,中国就开始了从紧的宏观政策,应该说相当“紧”的货币政策了,十次提高了准备金率,五次加息,今年又加了一次,然后又发了大量的央票,对冲了大量的基础货币;接着又不断地再提高汇率,还实行了对贷款的窗口指导,用额度的这种指导来调整整个贷款的增长。央行之所以会实行如此之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是因为当时出现的物价猛涨,投资增长率持续走高,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股市“泡沫”日益严重等较为明显的通货膨胀的信号。
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让人觉得如此措手不及,使得政策不得不及时掉头。事到如今,情况似乎又有了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向好迹象;另一方面,担忧全球以致我国出现通胀的声音也层出不穷。
许多人质疑,我国2009年上半年信贷规模高速扩张的货币政策是否应当持续。其中,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在导致资产“泡沫”、全球增发货币会导致货币严重贬值、信贷规模膨胀会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声音最为强烈。这种“未雨绸缪”的认识是有必要的。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通胀甚至滞胀的风险的确有所孕育。但当前货币政策是否已经与通胀之间形成了必然的因果关系呢?
笔者认为,首先,从实际利率是否真的造就了低廉的资成本角度看,我国名义利率仍出于高位,国民经济运行的资金成本并未真的大幅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政策的力度似乎不是过头,而是不够。
其次,全球增发货币可能引发的通胀主要是“资产型通胀”,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货币相对于资产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而不是CPI,居民消费价格)来说实际上发生了极为严重的通货紧缩,即币值大幅升值。与此前的相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来说的币值缩水不同,这是一种特殊的“资产型通胀”。这种资产型通胀在某种意义上是必要、必须和迫切的。资产价格大幅下跌,会使得企业的总资产大幅缩水,不仅股权持有人的财富在迅速“蒸发”,更为严重的是,企业负债率的急剧上升。导致债权持有人的风险也急剧增加。恶化下去,世界经济的复苏更加遥遥无期。
再次,潜在的通胀危险来自于油价推动的国际粮价再次暴涨,当前,我国并非没有出现新一轮通胀的危险。但这个危险并非来自于迄今的货币政策,而是来自于国际油价。如果油价继续攀升,2009年下半年很可能出现新一轮国际粮价上涨,从而在我国形成新一轮的输入型通胀。可能是导致我国出现通胀的真正危险。最后,货币政策本身存在的问题,使得它未必能够有效的防治通货膨胀在中国的发生。
通常一说防止通胀,人们自然想到的就是加息,就是实行信贷管制,也就是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但对于中国来说,防止通胀的手段似乎不单纯是加息和紧缩信贷,而是加快汇率的市场化步伐,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通胀终究是一种货币现象,其根源在于资源配置低效,导致货币增加速度快过财富增长速度,直接表现就是货币购买力下降。而我们仔细思考不难发现,事实上无论是紧缩还是扩张,货币政策并不是促进财富增长的有效武器,有效的资金配置方式才是根本。事实上信贷紧缩已经导致中国市场化的堡垒温州等地出现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自行退出的情况。而资本市场的下挫,可能使那些热心于投资获利的大型企业不得不亮出皇帝新装的本质,更可怕的是,目前无论是债券还是金融、资本市场金融资源几乎是毫无节制地流向大型国企。若是不及时有效的解决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再强大的货币政策调节工具面对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也会显得苍白无力。
面对现阶段极其复杂的中国经济,我们不得不承认,同以前治理通货膨胀时的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相比,货币政策效果有日渐衰退之势。究其原因:
首先,当前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增长中出现的问题,是一系列高度复杂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像是上段提到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寄望于货币政策这种着眼于短期、且主要在短期内发挥作用的政策体系来产生重大影响,是不切实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