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少数民族经济政策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少数民族经济政策范文1
关键词：西部经济 禀赋特点 可持续 跨越式发展
一、引言
我国西部地域广袤，涵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2个省、市、自治区，占全国总面积三分之二左右；人口稀少，民族众多，呈多民族大杂居、少数民族小聚居共存局面；经济落后，发展极不均衡，西部各省人均GDP参差不齐，总体水平占全国2/3左右，不到东部沿海地区的40%。为全面提升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直以来，国家都对西部地区十分重视，制定实施了量身定做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本文着力立足西部地区实际和发展需要，积极探索进一步发挥矿产资源等比较优势，实现经济可持续跨越式发展，促进全国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富裕的可行性途径。
二、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现状
西部地区经济的跨越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是关键。没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大发展，就没有整个西部地区经济的大发展。当前，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区位条件、经济基础、民族聚居等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如下三个特点：
（一）西部民族经济具有明显的民族性
经济的发展具有其本质的一般规律，但因为西部地区普遍存在多民族大杂居或者少数民族小聚居等情况，造成了民族与民族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发展理念极不一致，对发展目标的要求极不一致，对发展模式的选择极不一致，形成了各局特色的区域发展现状。
（二）西部民族经济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我国历来十分重视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独特生活习性，在制定各类政策时，都会十分尊重各民族的习俗、价值观，不高一刀切。国家和各地方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实行宏观调控时，对各民族实行有差别的政策措施，也造成了各民族区域政策调控的不一致。
（三）西部民族经济具有明显的层次性
西部地区地域广袤，人口密度低，很多地方十分偏僻，各区域在发展的进程中，由于具有明显的政策差异性和经济基础，导致发展力水平参差不齐，基础设施建设程度不一，发展现状几部一致，如内蒙古地区人均GDP处于全国前列，新疆地区人均GDP处于全国中游水平，贵州地区人均GDP在全国垫底。
三、实现西部经济可持续跨越式发展的对策措施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大力发挥西部地区的独特资源优势，创新完善发展机制，激发区域发展动力和潜力，增强整个西部地区的综合竞争力，逐步缩小与中东部的差距，让各民族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对于西部各区域来说，如何抓住这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是实现西部经济可持续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
（一）正确理解和把握可持续跨越式发展的内涵
跨越式发展虽要求经济发展呈现跳跃式增长，需要比其他地区更为明显的发展加速度，但纵观世界各国发展历程，这是完全可能的。根据梯度开发模式理论，先发达地区可以很好地帮扶和带动后发达地区的发展，从当前实际也可以看出，近些年来，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明显高于北上广等沿海地区。作为欠发达地区，必须正视自身在产业基础、发展环境、人力资源、财力支撑等方面劣势，不能完全照搬照抄中东部省市发展经验，而要根据自身的禀赋优势和发展需要，审慎分析，既不妄自菲薄甘愿落后，失去跨越式发展的信心和动力，又不能为了发展，唯GDP至上，忽视西部地区本已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好高骛远一位求大，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的破坏，影响子孙后代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二）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经济发展与民族价值协调发展
作为党和政府，实现西部经济跨越发展的目的就是要促进各民族的齐繁荣、共发展。因而，在促进西部经济可持续、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要坚决摒弃“汉族中心主义”思维，把我们的认识和理念强加在西部民族地区，而应该时刻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和掌握西部每个民族、每个地区人民的实际发展需求，实行对症下药式的发展措施。例如，我们应该从云南苦聪人的发展历程中吸取教训。云南金平县的苦聪人解放前一直游弋在原始森林中，保持着刀耕火种的习俗。1957年政府发现苦聪人后实施大量帮扶，建房造田，让他们走出原始森林，过上了和“现代人”一样的生活，但多年之后，苦聪人由于生活不适，重新回到原始森林。从苦聪人“出而又入”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民族地区的经济决不能用一把尺子量遍全身，而应根据各民族的价值取向进行差异化的发展。当然，作为党和政府，引导各民族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也是实现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加大投入充分激发西部地区比较优势
由于历史和地缘因素，西部大部分地区的发展潜力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发展潜力巨大。但是，由于受财力、政策、发展环境等所限，紧靠自身无法充分满足资源开发的要求。因而，在国家层面，应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基础之上，统筹全局，根据西部12省、市、自治区的各自特点，制定切合实际的帮扶措施，加大教育、科技、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投入，解决西部地区的发展短板。其中，对科技方面的投入最为关键，也最为有效。从三次科技革命的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改变程度可以看出，科技的进步，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跨越赶超的最强有力的利器。西部民族地区应大力解放思想，吸收和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加快矿产等优势资源的转化过程，体现科技的“后发优势”，用全新的方式缩短工业化的时间，实现经济可持续跨越式发展。
四、结束语
作为正在高速、高效发展的西部地区，欠发展、后发达的局面逐步改观，特别是西部大开发等等数效应已不断显现，发展后劲明显增强，加快发展、转型发展、跨越发展局面已基本形成。今后，只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对重点区域实施重点突破，实现可持续跨越式发展，与全国人民同步建成小康社会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宇涛、郭亚妮.西部经济发展滞后省份自我能力提升与跨越式发展――以甘肃省为例[J].开发研究.2012（1）
少数民族经济政策范文2
关键词：文化；民族；经济；优势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5-0224-01
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引下，我国的文化事业已进入大发展、大繁荣时代。祖国的大江南北，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新的文化因素不断衍生，加之外部文化的输入，给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这对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地处藏区的康巴高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刚毅豪放、朴质乐观的民族性格，他们以丰富的想象、集体的智慧，创造出了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生动地表达了藏族人民美好的理想，并且广泛地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当前，世界问题的核心是发展，世界发展的本质是文化发展。新的世纪是现代化的世纪，更是文化的世纪。由此，社会的发展首先意味着把文化列为发展的主要方面和目的，因为实现发展的动力实际上存在于文化之中。
民族文化起源于人类的社会生产生活，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在我国，随着社会产交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出现大变格时期更使藏民族的文化展示出独具魅力的光彩。它不仅对人们的精神生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已经为当地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度、民族团结和对外宣传等方面产生着越来越深的影响，从而使藏族人民非凡的智慧和威力无比的文化力量推动了古老高原的历史和社会进步。
当今，富于雪域神韵的康巴文化更被世人所关注，它像璀璨的绿宝石镶嵌在青藏高原，耀眼夺目。康巴是“歌舞的海洋”素有“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的美称。就拿康巴文化而言，锅庄舞是康巴文化主要组成部分和文化的核心。锅庄是最为藏族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一种自娱性歌舞。它赞美人生、自然和意志；它祝愿吉祥、幸福和昌盛；它以古朴而庄重的形式，优美而丰富的内容歌颂劳动、丰收和爱情。锅庄首先带有深厚的宗教意识，以及传统的伦理观念。其次有赞美自然风光和家乡风情还有以表现动物习性为主要内容，模拟动物形态，反映动物生活而舞的。如甘孜踢踏舞欢快热烈，振奋人心，蕴藏着甘孜人民执着开朗、不屈不挠的性格和精神力量。巴塘弦子抒情悠扬，自然大方，充分展示了悠久的历史，它在轻歌曼舞中颂扬藏区的江南，雪域明珠的儿女们安居乐业、国泰民安的新气象。丹巴锅庄以及遍布康巴地区的锅庄内容丰富，形式各样，县县乡乡有锅庄，而县县乡乡的锅庄又都不一样，可谓异采纷呈各具特色……这些锅庄静似蛟龙卧海，动如猛虎下山，表现了康巴人的热情大方、豪放粗犷、一往无前的追求。而闻名藏区的康巴山歌似圣洁甘醇的山泉，清澈透明，回味无穷，浸透了康巴人的每一根神经并流唱广泛。
改革开放以来，州内的广大文艺工作者（文化人）在创作中始终坚持继承与发展结合，传统与创新统一，民族性与时代溶的原则，使古老的高原焕发了青春的光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康巴大地丰富而独特的民族文化正逐步走向海内外、国内外并被越来越多的世人所了解热爱。而这些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形成了得天独厚、独具特色而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康巴有被世人称为“东方的《荷马史诗》、《格萨尔传》”主人公岭・格萨尔的故乡；有世界上保存完整的德格印经院，有唱遍世界大地的《康定情歌》，有享誉国内外的美人谷甲居藏寨以及建筑文化、服装服饰文化、礼节礼仪和饮食文化，还有传统的节日活动，这些已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而这些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文化活动加大了旅游业的发展，吸引了更多的中外游客。如今，旅游人数年年大幅度增长，旅游收入诚倍增长，促进地方经济大踏步，跨越式发展。
“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我们新时期的首要任务。新世纪的到来，文化与经济的相互渗透也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呈现蓬勃的活力。就民族地区而言，这里既没有大型的矿产资源，又没有大型的工厂开办的条件，更没有大型的工业基地可开发，由此可见，我们要充分发挥本土文化的优势，要积极创建生产、经营、消费、管理、服务于一体的文化产业体制，寻找以文化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路径，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
总之，文化产业在民族地区是最丰富、最有优势的，而且前途无量，文化产业在民族地区的开发利用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加强。我们一定要抓住当前这个大好时机，充分依靠科学技术，发挥优势，突出特色，积极使文化产业成为民族地区新的经济增长区。
少数民族经济政策范文3
关键词：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增长方式
根据传统的贸易条件理论贸易条件包括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及要素贸易条件一方面由于价格贸易条件是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的基础另一方面又由于要素贸易条件的数据难以获得。其中，1997-2006年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网站(省略)Handbook of statistics 2008年在线数据库，2007年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一、贸易数据调整分析
表1 1997－2007年价格贸易条件变动对实际GDP的影响
从表中我们可以分析得出，首先，贸易条件调整的数据指标分析表明从总体上看价格贸易条件变化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负效应，另一方面随着出口额的快速增加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
其次，协整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之间存在着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在长期关系中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呈正相关并且这二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当。
再次，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也都验证了协整分析的结果。
为了避免价格贸易条件继续恶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我们应采取多种措施来改善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另外，在长期中，虽然价格贸易条件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但价格贸易条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不显著，这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价格贸易条件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中间渠道不顺畅。
二、我国对外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
对外贸易主要分为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两种形式。国外经济学家针对进、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国内经济学家针对相关问题也进行了分析了年实际出口贸易额与实际GDP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出口贸易额增长短期内对于经济增长呈现为拉动作用,长期内这种拉动作用并没有表现出统计上的显著性。他们认为进口贸易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出口与中国经济增长表现为相关性不显著。研究得出在特定条件下,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一样可以对经济增长发挥促进作用。
三、国际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
国际贸易的形成过程和各国间经济自由交流的必然性，我们可使用微观经济论据，对国际贸易或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间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这样才有助于我们找出更为充分的证据来说明更加透明、自由的国际贸易准则或贸易政策与中国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以及国际贸易活动是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
1．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
关于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尽管众多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进而所建议的对外贸易政策也不尽相同，但所用的研究方法却极其相似。都是通过考察不同国家宏观经济水平，利用标准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把各国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和经济运行情况作为变量，从而试图用实证的方法找出二者之间的关系。尽管在研究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所采用的变量和计量经济学方法都在不断地改变、有所发展，但总的来看，这些研究结果并不能为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积极的有说服力的建议。
2．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分析考察我国和世界上其他一些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对外贸易依存度和直接投资依存度的变化趋势，分析我国经济增长中，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贡献，提出在新时期要大力发展外向经济、提高直接投资依存度、保持对外贸易依存度的稳定增长，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对策。
3．维持和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促进我国的对外贸易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将工业制成品分为资源基础型、低技术、中等技术、高技术四个层次,我们发现初级产品、资源基础型产品以及主要的低技术产品在总出口中的份额都下降了,中等技术产品上升了,高技术类产品在总出口中的份额上升程度非常大。在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总体上促进了我国的出口,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投资创造出口,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从总量上促进了出口,还优化了我国的出口结构。
出口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旦出现出口竞争力和出口量的同时滑坡，就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困难。因此，当前应未雨绸缪，首先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鼓励出口企业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培育出口品牌、提高出口附加值，大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确保出口企业竞争力稳步提高，保持出口持续增长。其次应对影响上述拐点的诸多因素进行认真研究和预测，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防止或推迟拐点的到来，从而避免由于出口贸易出现严重滑坡而出现的灾难性后果。
（中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经济;湖北;武汉;430000）
参考文献：
［1］ 刘志迎，郭雅清.现代管理科学［J］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评述，2007，55- 56.
［2］ 张华勇.经济研究导刊［J］经济发展的贸易效应，2009，9- 10.
［3］ 薛敬孝，佟家栋，李坤望.国际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4］ 张洪峰.统计与管理［J］我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2006，30-31.
［5］ 徐徐，邱云见.商场现代化［J］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2009，1.
少数民族经济政策范文4
【关键词】经济区／综合性／经济中心
一、历史经济区域概念的产生
经济区是由多种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气候、资源的相对一致性和与之相协调的人文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科学技术）所决定，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域。经济区域与经济区域之间商品流通是经济区域形成的必要条件。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差异，由此而导致经济和人文现象的差异同样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三大自然区，这三大自然区决定了我国经济区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时这三大自然区内部也同样存在自然和人文环境要素的差异，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不同社会产业的地域分工，这种产业分工和差异便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区。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早期，由于经济开发不足，生产力低下，区域间产业分工不明确，商品经济还处于萌芽状态，区域间商品市场体系没有形成，经济区的边界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大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金属工具的用于生产，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各地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所生产的具有本地特色产品的产业兴起，除了满足本地区需要外，可以将多余的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并从中获利，于是形成一定规模商品交换和贸易，产业的区域分工初步形成，开始出现经济区的雏形。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相互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产业区域分工已经客观存在，经济区域的概念在当时人们观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书·禹贡》中以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献以及交通道路划分的九州，不仅是一种综合的地理区划，实际上也是经济地理区划；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一次将汉朝全境分为山东、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产业区，汉成帝时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隋书·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虽然都是以“物产风俗”划分的人文风俗区，实际上也是经济地域差异引起的人文地域差异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经济的地域差异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存在了。唐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工明显，商品贸易频繁，经济区域的特征更为显著，这在区域差异比较大的南方地区更为突出。南朝以来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时期的所谓“三吴”、“江南”、“两浙”、“荆湖”等等已不仅是政区名称，更贴切的是经济区域的名称。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根据浙江省内不同自然、经济条件分为若干亚区，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皆以风漂过海，故台、温闭籴，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这就是说，在浙江省内还分为若干经济亚区，各经济亚区间的商品交换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明清时代大体上各省自成一大经济区，而省内又按自然条件分为若干亚区，这种亚区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谓“江南”即指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而言，虽然对“江南”范围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太八府一州为江南经济区（注：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认为应该是苏、松、常、杭、嘉、湖。（注：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不论怎样，“江南”一地作为一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产业差异更为明显，经济区的存在更为明确，经济区的等级、层次更为繁复。对此进行研究，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的区域差异和区域整合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二、历史经济区域形成的历史和地理条件
在我国人类社会早期，地域、部落之间农业、畜牧业分工并不是很明确的。至少在黄河流域古代社会的早期，原始农业、畜养、采集、狩猎同时并存。我们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古代社会早期，华夏地区以及周边草原森林地区产业中兼有原始农业、畜养和狩猎的痕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发展，狩猎经济向畜养、游牧经济发展，标志着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进步，以后逐渐形成以农业为主兼营畜养的部落与地区和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部落与地区。这种选择和变化，很大程度决定于所处的自然条件，如春秋战国以后，北方草原区形成畜牧区，东部季风区形成农耕区，东北高寒区还停留在采集狩猎阶段等等，由此形成的这种经济区本质上也就是自然－经济区；这种经济区之间的物产互补和交流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①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与周边地区在产业差异上的互通有无是很频繁的，不可或缺的；从自春秋战国至汉代初年，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农耕区内部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就是说汉代初年，商品贸易在社会上还有很大影响。由此可见，不同产业区域之间商品贸易是经济区形成的必要条件。其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特别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汉族以外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发源地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该民族经济的特点，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广绵亘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横断山脉地区的深谷密林决定了采集和狩猎成为当地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东北高寒森林地带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以后随着民族活动的频繁，生产活动变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处，往往将畜牧业带至该地，而汉民族所到之处，无不垦地种植。因此民族经济也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个特色；而这种民族区域经济间的互通贸易，很早就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历史时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市籴一》：“互市者，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其后匈奴和亲亦通市，后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与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际，常交戎夷通其贸易，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后唐复通北戎互市，此外，高丽、回鹘、黑水诸国，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民族区域之间的贸易，也是反映不同经济区的一个方面。其三，由于我国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全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自然条件发展不同产业门类提供了条件，同时出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经济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当地方政权特别关注地方经济发展时，有过多的干预，于是经济区的划分和调整往往与政治形势和政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统一政权的同一经济区，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经济区。行政区和经济区有密切的关系。故而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区往往包含自然、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国历史上早期的经济的区域差异，可按自然条件分为农耕、游牧、渔猎三大经济区。这三大区实际也是汉族政权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猎民族的活动区。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书云：“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注：《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这就是自然区、民族区、行政区和经济区合一的反映。
在这三大区中，从自然、人口、资源、文化各种条件而言，东亚季风区的农耕区都占主要地位。这里人口最多，几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资源最丰富多样，生产力最先进，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因此这里最早出现经济的区域差异，其先决条件是农耕发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够的粮食提供给社会，可以使一部分人从事适应本区自然条件的其他产业，以其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首先就是经济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经济区之间贸易的主要内容。例如《史记·货殖列传》载，战国秦汉时代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获；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各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种经济作物的区域差异才能初步形成经济的区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差异分为若干亚区，各经济亚区因其经济在全国的影响，在全国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随着自然环境变化以及人类适应自然能力和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细化，商品流通的加强，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不仅经济区边界会发生调整，同时也会引起经济区在全国地位的升降。无论大区和亚区的经济区域调整、变化的因素也是多种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引起经济区的调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风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形成游牧区的南扩；黄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经济区的调整，一次大规模的洪涝干旱灾害引起环境变化和人口迁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经济区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变化引起的经济区调整，如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可能造成一些经济区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的兴起，如关中地区自两汉末年战争的破坏，其经济地位明显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时期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南北分裂界线和以长江为南北分裂界线，经济区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确定和转移都可能引起经济区的变化。这在我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里，由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这种变化是很显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迁移活动引起的经济区格局的变化，如农业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进，农耕民族向西南、东北地区的扩展，就可能引起经济区划的变化。秦汉时内地人口的移向北边，“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区草原的农耕化，反之，魏晋时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会将原有的耕地辟为牧地。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引起的我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南迁，对南方地区社会经济变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产业分工的细化，如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的显露，手工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如宋代以后长江以南地区蚕桑、植棉、茶叶业、矿冶业和造纸、瓷器业等其他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原料和产品生产地的分离，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从而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和细化。经济区之间分工和差异主要表现为商品交换贸易，早期的交换和贸易主要在大区间进行，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业、手工业分工的细化，同一大经济区内经济亚区间的商品贸易量也会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线的布局也随之变化，最后引起经济区格局的变化。
我国古代不同经济区，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即每个时期封建王朝都有一个或几个基本经济区，是这个王朝生存的经济基础。当基本经济区衰落时，这个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寻找新的基本经济区。（注：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页。）由于当时资料条件的限制，冀文在具体论述上尚有可商榷处，但其基本观点是可取的。从这个问题上剖析进去，我们将发现对古代中国经济区及其演变的研究，是对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原因深层次认识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能对今天全国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从而有利于现有经济区域的改造和规划。
三、历史时期经济区域划分的几条原则
我国历史时期划分经济区有些什么标准呢？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说：“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划分标准，我国史学界尚未有深入讨论。在海外学术界，则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另一种则以自然条件为根据。显然，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后一种意见比较恰当。这种见解首先由施坚雅先生作出系统的理论阐述，后又由斯波义信先生加以发展和改进，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区域研究理论。施氏的理论主要着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论的核心可简述为‘地域即河川流域’说。斯氏则在重视水路交通的同时，也强调生态系统的作用，从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说发展为‘地文－生态地域’说。我们认为施氏、斯波氏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但是还需要补充一点，即：我们所划的经济区域，在古人心目中，应当也是一个特定的概定（念？）。换言之，得到历史的承认。鉴于以往学术界对于江南地区的界定缺乏共识，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上述理论与意见重作划分。在确定其合理地域范围之前，有必要将我们所依据的划分标准，作一简要说明。首先，这个地区必须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后还属同一水系，使其内部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其次，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说，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我们认真读了李伯重先生的论文，认为他将他所定的标准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划分作为一个经济区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标准是否适合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所有经济区呢？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施氏的经济区域理论是从他研究历史上城市体系角度出发的，他在《中国历史结构》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大经济区的观点，大体上可概括为下列几点：一是“每一大区经济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区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这种自然地理大区是依流域盆地而划分的。”二是这些区域的核心区，都处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国传统社会里，以农业生产为主，而核心区的可耕地自然条件最好，交通运输最为便利，成为交通枢纽。因此核心区比边缘区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区的中心城市都兴起于核心区，并以不同层次，不同核心区构成不同层次的城市网络。于是在“每一个主要的自然地理区域中，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城市体系亦即彼此来往频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乡之间的联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区域内。”三是大区经济应看成为复合的体系，内部是有差异的、相互依存、一体化的，尽管这些特征在边缘地区较核心地区松散。（注：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施氏的理论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例如任何一大经济区是有其核心区和边缘区，但核心区是否必然是该大区的河谷低地，则未必然，应视某一特定时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认为一大经济区内部是有差异的复合体的观点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论上加入了生态系统作为考察的依据，即将人类活动引起生态系统变化的因素作为参照模式，比施氏理论又较为全面。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在时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这种模式是否适合整个历史时期，是否适合全国的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以往关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种种理论有其正确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单单强调自然区域的条件，可能会给予人们一种误解，似乎历史上的经济区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历史时期除了黄河下游河道迁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认为二三千年来我国经济区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显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势力曾互有进退，同一自然生态区如鄂尔多斯高原，当游牧民族占有时，则成为畜牧区，这就可能与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当农耕民族占有时，往往变成农耕区或至少是半农半牧区，则可能与其南面的陕北高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可见民族活动对经济区的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三，历史上经济区有过不小的变化，当经济开发不足，商品经济不发达时期，经济区的地域比较大，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距离较远。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可能存在于一个大经济区内；当经济开发充分，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大大提高，产业分工细化，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时，经济区就可能划小，原先一个大经济区就可能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如两汉时期的“江南”经济区与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区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相当长时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单元在不同的政权统治下，就可能分属不同的经济区。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辽时曾分别属于两个政权，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辽时就不可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区。由此可见，划分经济区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态条件外，人文因素还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国古代划分经济区域应该有那些标准呢？我们认为自然生态的相对一致性、完整性无疑是最基本的条件，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因为历史时期人文环境的变化十分复杂，不同时期经济活动差异又很大，所以不同时期的经济区域的划分还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劳动分工的地域差异，即本区与他区在主要产业上的差异性，从大处而言，如农耕区、畜牧区、渔猎采集区和农牧交错、狩猎采集混合经济区等等；从小处而言，农耕地区内又可分若干亚区，如水稻作物区、干旱作物区、经济作物区等等。二是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还是处在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社会，某一地区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区的供应。因此各经济区在主要产业分工的前提下，还有其他产业辅助，以使其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地区，如关中地区固然是一个农作区，然“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物之类，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注：《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巴蜀地区“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注：《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清代江南苏、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当无异议，其农作有稻、棉、桑三种作物相对集中，鱼盐之产也很丰富，同时又是棉、丝纺织业中心。珠江三角洲当为一经济区，水稻为其主要农作，但其经济作物专业化十分突出，果树、甘蔗、荔枝、香蕉等热带水果以及基塘养鱼，成为农村主要产业，清代中期以后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这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冀、鲁、豫）除了粮食作物（麦、豆、高粱）外，还有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枣梨、药材、酿酒产业。因此产业的综合性也是古代经济区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产业分
工前提下，还有产业的专业化方向，如农业区中有水稻产区、旱作产区、渔业区、经济作物产区、矿业区，经济作物区中有蚕桑区、植棉区的差异等等的专门化，以此专业化产品得与他区进行交换与贸易。《盐铁论·本议》：“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chī＠⑤＠⑥，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区特定产业及其互相间的物资交流，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经济中心城市及其辐射范围，即全区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网络和交通网络。《盐铁论·力耕》：“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至也。”《盐铁论·通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划分经济区域应有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中心城市四条标准。
四、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的关系
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区的划分，是根据岩石、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对一致性所划分的区域。行政区则是按照统治者为加强地方统治的政治原则所划分的区别；有时为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可以考虑自然地理要素，有时则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有意违反自然地理原则。这在中国历史上事例很多，如汉代的长沙国，元代的陕西、湖广、江西行省划分，明代的南京划分等等。经济区则是根据产业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贸易经济原则划分的，已见上述，不再赘述。行政区是封闭的、内向的，经济区则是开放的、外向的。这三者是出发点不同的三类地理区划。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一书中说：“经济地理与行政地理不是一个概念，但二者联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划分一般以经济地理为基础的，所以研究历史地域经济，仍须以政区的划分为空间区划。”（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这种处理方法似乎过于简单了些。当然，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自然地理条件，这一点似无需赘述。同样，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行政区的要素，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政府的行政体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经济活动，使经济区服从于行政区，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地方行政长官为了加强税收、协调地方经济、用行政手段支配社会经济部门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区内发展同类经济，统一施行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颁布适应地方条件的经济政策等等，使经济区与行政区协调起来。所以明清时期经济区与行政区大致吻合。正如杨国桢在《清代社会经济区域划分和研究架构的探索》一文中说：“清代社会经济区域的调整和行政区域的变动是并行不悖的。社会经济区域的划分，可以借用行政区域的划分系统。比如说，我们可以行政县、乡、村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基层单位，而把行省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地方单位。”（注：《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页。）但这只能是在基本属于同一自然经济的结构条件下，凡行政区与自然区违背的情况下，经济区就未必与行政区合一，如明清环太湖流域的
苏、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就不受江苏、浙江两省的限制。施坚雅也说：“经济发展和朝代更迭很难一致，正如区域经济并不完全受帝国行政单位影响一样，事实上，它们的相似之处是很接近的。”（《中国历史结构》）可见虽然明清以来，经济区与行政区比较一致，但当地方经济进一步发展时，经济区必然要突破行政区的框框。
自然区的变化是缓慢的，有时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区的变化则为常见，历史上一次改朝换代，往往会引来行政区的一次大变动，有时一个朝代内前后也有大变化，如汉、唐。但经济区则不一定因行政区的变动而变动，如明、清。经济区的发展有其继续性、稳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随着政权更递、行政区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产业地域分工的演变而演变。这就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调整，商品贸易开创了新的局面，新的经济区的出现将是必然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