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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变化范文1
关键词：环境；会计政策；选择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1-0201-01
会计实践活动必须处于一定的环境。在一个会计环境中，会计行为主体和会计行为客体相互联结、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有序的循环系统。
1 会计政策的含义
会计政策在形式上表现为会计过程的一种行为规范，本质上是一项社会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博弈规则和制度安排，按照国际准则会计委员会的定义，会计政策是指“企业编报会计报表时所采用的具体原则、基础、惯例、规则和实务”。我国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是这样定义会计政策的：指企业在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中所采用的原则、基础和会计处理方法。会计政策所包括的会计原则、基础和处理方法，是指导企业进行会计确认和计量的具体要求。包括了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政府必须制定适合于企业会计核算所采用的具体会计原则，它们主要是通过会计准则和现行的会计制度的规定和实施来体现；二是企业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政府所规定的原则和方法中选择适合于自身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会计政策选择作为会计实践活动的基本内容之一，深植于会计环境的多变性之中。
会计环境是广义的，包括会计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由于会计取决于环境，最终又服务于环境，环境的现状、变化、需求决定着会计的现实水平和发展过程，使会计呈现出差异，使得会计政策选择在会计实践活动中就有了客观基础，要求企业选择适宜的会计政策以最恰当的表达企业现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2 会计政策的选择与环境的关系
历史上每一次会计政策选择的重大进步无不与环境变化相关，从中世纪合伙制出现到目前跨国公司遍布，产权制度的发展和企业治理结构的变化使得企业管理当局取得了事实上的控制权，这都已经成为会计政策选择的前提，会计政策也随之在会计技术、会计报告以及指导原则上发生着变革，如单式记帐法向复式记帐法的过度，会计报告披露程度的深化，以及会计主体由法律形式向经济实质方面的转变等。
在横向的变化发展上，环境状态的差异是主要因素。从宏观上看一方面作为一种商业语言，会计政策选择的运用跨越国界、地区，传递着可比性经济信息，具有技术属性；另一方面会计政策选择又受到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特别是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并呈现出差异，具有社会属性，如在成文法下，会计政策选择从由会计准则直接约束受制于法律、法规和制度，会计的可选择空间有大小之别；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会计政策的选择服务对象有多元化和一元化之分；在崇尚自由和基于保守的文化习俗下，会计政策选择的开拓与服务领域有宽狭之差，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从微观上看，企业间的差别更是显著，采用适宜的会计政策以配合其发展战略和实际情况尤为必要，诸如经济规模不同，会计方法有简、繁之分；发展阶段不同，会计政策选择可分别采取激进、稳妥战术；资本结构不同，会计政策选择的服务对象要有所倾斜等。可以说，会计政策的选择是完成企业目标和贯彻经营思想的手段，每个企业都有其自身的发展目标，即使同一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又有可能具有不同的目标。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和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往往会采取不同的战略，有时稳健经营、有时锐意开拓，管理人员经营思想的体现，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除了采取不同的经营战略和措施外，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借助于会计政策的选择，比如企业在采取稳健的经营方针时，往往在会计政策的选择上，希望尽可能的采用谨慎原则的处理方法，使企业的实力得以保护，避免风险的产生。而企业为了便于开拓市场、显示实力，则需要在会计信息中多显示其经营业绩和发展潜力。必须指出的是会计信息的披露应当是以客观、真实、公允为标准，会计人员不能违背职业道德，滥用会计政策进行会计操纵，以误导乃至欺诈与其相关的利益关系方面，这将触犯法律，受到法律的制裁。
环境需求的矛盾促使会计政策选择立足于真实、公允，处于环境中的利害关系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不完全相同，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也产生不同的影响，如同为投资者，大股东希望采取能使企业持续稳定发展，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会计政策；债权人力求企业能遵守债务契约，更愿企业采用稳健性会计政策；税务机构要求采用能增加当期收益以便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会计政策；监管机构为了能提高工作效率，又能降低监管风险，主张缩小会计政策的可选择空间；而企业更多地基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要求会计政策有更大的可选择性。
3 会计环境的变化对财会人员的要求
会计环境的变化要求企业的财会人员探索和选择适宜的会计政策，以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与公允。在我国，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企业的经营自不断地扩大，经营范围、业务种类趋向多样化，使企业与多方经济关系日益复杂，这不仅拓宽了会计业务的范围，而且充实了会计业务的内容，也决定了企业必须在准则、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寻求和选择有利于具体反映企业会计实践，全面满足会计工作要求，且能正确处理企业与各方面经济关系的会计政策。同时随着技术经济时代的到来，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会计人员的工作效率和会计信息的生成速度极大提高，会计人员就可以从原繁重的核算中解脱出来，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不断提高职业判断能力，恰当的选择会计政策，使会计信息的揭示更真实与公允。
4 会计政策选择的重要性
经济政策变化范文2
一、区域税收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国家区域税收政策,是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央政府经常实施的一种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其核心内容是在某些特定区域,主要是在政府希望经济需要更快发展的区域,通过政府税收部门对全部企业或部分企业实行一定范围的税收减免,进而实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区域税收政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尤其是税收通过影响投资直接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它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调节主要是通过选择性税收政策来实现的,即有重点、有选择地运用优惠或限制性的税收措施来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某些突出问题,可以强烈地体现某一阶段政府的经济政策意图。正确运用税收政策可以对区域均衡发展起积极作用,通过对不同区域的差别税收政策,限制发达区域的过度膨胀和鼓励落后区域的快速发展。
税收是调节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它的主要职能是为特定区域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使得他们能够尽快地担负起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由于国家区域税收政策并不会给制订有关政策的中央政府带来额外的财政负担,这种政策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中央政府财政能力较弱的国家往往成为最重要的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如果中央政府想要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或减缓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速度,就可以实施相应的税收政策,从各方面改善企业发展外部条件较差区域的投资环境。从这一点看,国家区域税收政策应是一项临时性的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很难成为象国家区域财政政策那样的具有长期性国家区域经济政策。
第一,不同的税收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投资环境和投资吸引力。一般说来,税收优惠宽一些,税负就轻,投资者的税后收益率高;反之,税收优惠严一些,投资者的税后收益率就要低一些。显然,要改善落后区域的投资环境,加快这些区域的经济快速发展,中央政府在统一税法的前提下,应当对经济发展落后区域尽可能多给一些税收优惠。如果在经济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之间实行同等优惠政策,这样会不利于落后区域的经济发展。如果出现相反的情形,前者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后者宽,对后者更是“雪上加霜”。税收政策在用于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调控时,主要是对不同的区域实行不同的税收政策,在某些特定区域,主要是国家希望经济更快发展的区域,通过政府税务部门对全部或部分企业实行一定范围的税收减免,进而实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国家税收政策的主要职能是为特定区域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使得它们能够尽快地担负起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职责。除了区域税收优惠外,同时还可以实行行业税收优惠。通过行业税收优惠落实对区域的优惠,扶持落后区域有关产业的发展,推进落后区域的经济发展。行业税收优惠相对于区域税收优惠而言,能在不破坏行业内市场公平竞争的条件下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同一行业实行相同税率,有利于公平竞争。但由于各地产业结构不同,行业间的差别税率往往能表现为区域间的税收差别。对落后区域主要行业的税收优惠能促进落后区域的经济发展而又不影响行业的公平竞争。
第二,税制结构对区域财政、经济发展的影响。一国政府如何选择主体税种和实行什么样的税制结构,对地方经济和财力的影响不同。一方面是税制结构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在广大落后区域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是,自然资源丰富,企业效益低下,管理落后。如果政府税收采用以商品劳务税、资源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这些区域的税源就比较充裕,税收收入不受企业成本费用高低影响,有利于保证落后区域的财政收入。这些收入对于增加当地公共积累,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当地各项事业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另一方面是税制结构对经济落后区域企业负担的影响。通常情况下,采取商品劳务税、资源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有利于减轻落后区域企业的负担,因为商品劳务税、资源税属于间接税、转嫁税。采用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地方政府既可以从中取得稳定、可靠的收入,而且纳税企业又可以将税款打入商品、资源产品价格向购买方收取,自己不用负担税款。显然这种税制使经济落后区域从中受益。通过这种税制能起到调节发达区域和落后区域之间的财政利益的作用。
第三,税收政策在贯彻国家的产业倾斜政策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各国政府均根据本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水平来确立国民经济中各个产业的优先发展顺序,并通过建立有利的税制结构来予以保障。国家对不发达区域基础产业倾斜的税收政策有利于缩小发达区域与不发达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转移支付政策是由于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的纵向不平衡和各区域之间的横向不平衡而产生和发展的,是国家为了实现区域间各项社会经济事业的协调发展而采取的财政政策。它是最主要的区域补偿政策,也是世界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实践中最普遍使用的一种政策工具。它在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上能够转移和调节区域收入,从而直接调整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状况。转移支付是政府把以税收形式筹集上来的一部分财政资金转移到社会福利和财政补贴等费用的支付上,以便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财政转移支付的目的是使贫困地区能够达到全国性基本公共服务水准,即全国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均等化,这一标准是全国公共服务和公共投资的最低标志。因此它是促进各区域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平衡各区域财政能力的有效手段。中央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只负责援助那些低于全国最低标准的区域,而不负责已高于全国最低标准的区域,以使中央有限的财政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所承担的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平分配的职能。中央政府没有必要去追求市场所追求的经济效益,也没有必要去援助那些大大超过全国公共服务最低标准的发达区域。中央政府对不发达区域的援助目的是促进和帮助这些地方政府实现中央的经济发展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它的钱只能用于人力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两大方面。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自上而下的纵向转移支付制度和由富裕区域向贫困区域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无论是纵向转移支付制度还是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其实质都是“抽肥补瘦”。一般性补助转移支付量过大,财力平调过多,既挫伤发达区域的积极性,又会使不发达区域产生依赖性,将损害整个国家的发展动力和效率。因此,转移支付更多的是专项转移支付和分类转移支付。尽管它们同样会导致效率的损失,但相比而言更加公平和合理。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看,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应该加强中央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力度,抑制区域间差距的过分扩大,调整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横向不平衡,促进地方重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落后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为落后区域的经济起飞创造条件,达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目的。可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作为一种重要的援助手段,对不发达区域改善社会公用设施,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缩小与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转移支付制度能促进一国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使不同区域的人民能享受到大体平等的公共服务,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一,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可以有效地抑制日趋扩大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缓解“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实现社会公平是财政分配的重要职能。公平不仅仅指个人收入方面的公平,还包括在享受政府提供的各项公共服务方面的平等权力,如义务教育、公共交通服务、基础设施等。这些服务如果只靠当地政府来解决,或者在财政体制中缺乏这种社会公平的机制,就必然出现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要很好地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必须有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一种富裕地区援助贫困地区的长期稳定的机制,实现我国各区域人民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的大体平等。 第二,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利于强化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对中央财政来说,可以通过长期努力多集中一些财政收入,提高中央政府对区域发展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并通过对地方政府不同形式的补助,贯彻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意图,增强财政资金的边际使用效益,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通过建立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更可以使中央财政从与各省博弈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提高管理水平,加强宏观调控。对地方财政来说,可以在划清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的基础上,通过分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弥补贫穷地区由于财力不足所带来的财政功能不足的缺陷,并使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得到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更好的发展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转移支付,落后区域永远是发展不起来的。
第三,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能够正确调动地方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促使地方经济走向良性循环。由于缺乏规范的转移支付的办法,地方政府往往将精力和时间放在同中央财政的讨价还价、以及在“关键时候”采取不正当手段如突击支出或突击收税等方面,而懒于发展区域经济。这些不正常的增收和多支,不仅造成中央有限的财政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导致了政府行为的错位,给市场发出错误的信息,使供求平衡产生波动。在税收方面长期存在的政出多门、随意减免、乱开税法口子的混乱现象,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些区域将相当一部分精力用在与其他区域攀比,以及“跑部向钱”上面,而且确实得到了实惠。这种现象很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发展区域经济的积极性。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可以有效地克服以上弊端,使地方政府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应有的职能,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有利于严肃税法,提高税收的征收管理水平,真正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从而配合中央政府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显然,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促进落后区域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经济政策变化范文3
关键词：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经济复苏；中央银行
JEL分类号：E5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4-0008-08
货币政策的外溢和协调问题历来存在，但这些问题在金融危机应对期间进一步凸显，甚至对全球复苏构成制约。国际流动性宽裕导致大宗商品价格高位动荡，全球资本流动活跃，部分国家出现货币竞争性贬值，不少新兴经济体加强了对资本流入的管理。一些面临通胀和过热压力的新兴经济体质疑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而一些发达国家则把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归咎于新兴经济体的需求增加，把全球失衡和国内的失业问题归因于部分国家的汇率政策。预计未来几年各主要经济体“温差”将继续存在，各国实施的货币政策也将继续表现出差异化特征，货币协调和外溢问题将会持续。在此背景下，尤其需要加强对这一领域的研究。
目前，国内对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研究还比较零散。IMF是持续跟踪经济和政策外溢效应的机构，并在2011年陆续发表了美、欧元区、日本、英国和中国的溢出效应评估报告，但单就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来说，这些评估尚嫌不够。本文将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国际上较为通行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方法，系统研究各主要国家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
一、货币政策外溢效应：定义、研究框架与渠道机理
开展外溢效应研究首先需要明确定义，探讨有关理论问题，厘清外溢机制和渠道，以集中研究主题，提高研究效率。
(一)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的定义与研究框架
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是指，一国的货币政策对全球或他国的经济金融变量产生的影响。IMF将外溢效应定义为一国经济或政策的外部效应(external ef-fects)。外溢效应与经济学中的外部性(externality)概念类似，都是指对他方的影响，并且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也可以分为正效应和负效应，正效应即指一国的货币政策对他国的经济变量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为负效应。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的结果也与外部性相似。都是个体理性导致集体福利不能最大化。一国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通常不会或者较少考虑对他国的影响，从而达不到集体最优。不过，微观经济学的外部性可以具体界定为价格机制的失灵。即部分私人成本或收益没有包含在价格中。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难以如此界定。
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的基础是各国经济金融的融合，以及货币政策的分化，而货币政策的分化通常又源自经济周期的不同步。作为大国，A国货币政策的调整。会通过资本流动、大宗商品价格、进出口贸易、金融市场等渠道对B国经济变量产生影响，并最终会影响B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反过来，如果B国也是大国，B国货币政策变动也会产生类似的外溢效应。
(二)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的渠道与机制
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主要通过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大宗商品价格、金融市场以及心理预期等渠道发生作用。
1、国际贸易渠道。
国际贸易渠道是指一国货币政策通过影响汇率来改变自身贸易条件，对本国和他国的贸易收支发挥作用。但汇率变动所产生的影响方向和程度，还取决于两个因素：(1)一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一体化程度，即一国的生产、消费、就业在多大程度上与世界市场有关。若一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国际贸易渠道的影响也就越大。(2)一国进出口在全球总进口值和总出口值中的比重，或一国对于某商品的供求占该商品世界总供求的比重，即一国贸易结构对贸易渠道的影响。
具体来说，汇率变动通过贸易渠道对他国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直接双边贸易的传导。当一国汇率大幅贬值，该国出口品的价格竞争力增强，对其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导致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赤字增加，外汇储备减少，使其承受政策调整的压力。但本币贬值所产生的效应是正或负，取决于双边贸易格局等因素。
二是间接多边贸易传导。在主要出口市场相同、主要出口产品相似的若干国家中，一国货币大幅贬值，其出口商品在共同的主要出口市场上就具有竞争力，迫使其他出口国进行货币贬值来降低对本国出口的冲击。
2、国际资本流动渠道。
在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开放条件下。一国的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国内外资本收益率、汇率等载体向国际金融市场传输货币政策效应。
一是借由国内外资本收益率差异传输货币政策效应。资本在金融市场上流动的本质原因是为追逐更高的预期回报，当国内外市场的有价证券收益率和可贷资金利率存在差异时，资本就会流动。因此当一国调整基准利率，会使国内外资本收益率的差额发生改变，影响资本的国际分布，并进而对其他国家金融市场的收益率产生影响，使他国被动调整货币政策。但该种方式的传导会因汇率制度的不同而异。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当外国提高基准利率，本国的利率必须上升到和外国一致的水平才能实现外汇市场的均衡。最终的结果即央行抛售外汇储备。货币供应量减少，利率上升。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假设资本完全流动，国外名义利率的上升将导致本国货币贬值，出口增长，外汇储备增加，通胀压力增大。为抑制通胀，本国被动减少货币供给，提高利率水平。但本国货币政策调整的时滞还取决于两国经济实力的对比及对外国的开放程度。若本国的经济实力远不如外国，且对外国的开放程度高。则只能在短期内维持相对独立的利率，而必然被动接受外国的利率水平。
二是通过国际债务传导货币政策效应。国际债务变动指的是一国控制资本流入、流出总量，或者改变对外债务履约率。当一国遭受国内经济衰退威胁时，为保持国内均衡。通常会限制本国对国际金融市场的资本流出总量，从国外抽回信贷，或停止对外国的信贷供给，从而可能扰乱他国金融秩序，致使企业发生支付困难；或者该国因无法如期支付债务，使国外债权人遭受损失，并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混乱。
经济政策变化范文4
谈及经济法的政策性，就不得不提及“经济政策”这一概念。一般认为，经济政策是指经济政策主体在某种特定的经济秩序和经济结构的基础上，采用经济政策手段，去实现某种经济政策目标的行动或者行动方针。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法规都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的职能都是为了实现对国家经济的管理，追求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共同目标。法律都来源于人民意志，统一于人民意志，是集中和体现人民意志的不同形式，经济法律、法规往往是把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规范化，可以说，经济政策是制定经济法律、法规的依据。但经济法律、法规不是经济政策的简单重复。因为在经济政策法定化过程中，要进行修改、提炼、废弃一些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不符合现实和发展需要的内容，所以定型化了的经济法律、法规，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经济政策。虽然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法规一样，都是根据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要求制定的，但经济政策只是力求符合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而经济法律、法规则是比较正确地利用了客观经济规律，并把经济规律法定化、制度化。经济政策的“活跃性”区别于经济法律规范的“稳定性”。当国内或国际局势发生变化时，应对的政策会及时的随之调整变化，及时有效的解决各类问题和矛盾；与之相对的是经济法律、法规的稳定性，其调整的对象在一定范围内是固定不变的，这是由其法的本质所决定的。经济政策的“指导化”区别于经济法的“具体化”。由于经济政策是党和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工作的方针、原则和路线，不可能很具体，一般都较为原则。而经济法律、法规则是组织、管理经济的重要工具，具体规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违反规定的法律后果及法律责任，用以调整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从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关系来看，经济法是经济政策在法律上的表现，也就是说，经济法体现了一国现行经济政策，是通过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经济政策，二者是一种“表”与“里”的关系。与此同时经济政策除了通过经济法表现以外，还有其他表现方式，如国家和政府的经济决定、经济通知、经济发展建议等，它们都是统一于一个国家总政策和基本经济政策的。但经济法不同于其他表现形式的是它以法律的形式将现行经济政策中适于实践与发展的那部分成熟的内容加以系统化、规范化，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经济法律规范。法律化后的经济政策由于带有法律的“头衔”，因此具有强制执行力与规范性。所以，政策性是经济法的重要特征。经济法的其他一切表现，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政策性展开的，如灵活性、多样性、实践性等。
二、经济法的政策性
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法的基本内容，同时经济法又体现了经济政策的各项任务。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条以“国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扶持发展居民住宅建设，逐步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为发展目标。这一发展目标是经济政策，但通过法的基本形式将其固定下来，并在该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对城市房地产的开发、交易等作了细化规定。又如，产业政策对经济立法也有很大影响。《反垄断法》作为“经济宪法”、“经济基本法”，虽然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之一，但它的重心是通过遏制垄断和限制竞争等行为以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我国自2008年实施的《反垄断法》标志着政府要充分发挥“市场之手”作用的政策取向。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自由竞争，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则仅为补充和纠正市场经济的自身不足，为自由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和环境。可以说，现代国家基本上都奉行这样的基本经济政策，即自由竞争和国家适度调节。而“适度调节”是因国情而异的，因时而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也是目前多数国家所认同，即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必须适可而止，绝不能过分干预市场主体的活动。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活力的根本所在。例如，以美国为例，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调整经济政策以应对社会问题，以国家干预理论为指导的政府出台大量经济政策解救美国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过度的干预使市场本身的各项优化职能得不到充分发挥，故又不得不因时因事的调整各项政策以带动经济的发展，使市场的自身职能得到最优的发挥。政策的变化也推动着法律的变化，二者在变动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即都朝着能更快适应社会、更加切实解决现实问题、更加有效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前进。正是顺着这条前进方向，如今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经济法现在基本已形成以竞争法为核心、以调控法和市场管理法为侧翼的法律体系。因此，政策因经济形势或其他社会需要而经常发生变化，经济体制也非一成不变，经济法也受其影响而处于变动之中。如为了应对国家保护中小企业的产业政策，我国《反垄断法》规定的垄断协议豁免事项包括“为提高中小经营者的经营效率，增强中小经营者竞争力的”，专门对中小经营者做出了垄断协议豁免规定；根据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德国修改《联邦银行法》，把对货币和金融的控制权交给欧洲中央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起在巴黎签署《禁止超越国际的贿赂行为条约》后，缔约国则需相应地制定或修改国内法，以禁止企业为取得合约而向外国官员提供好处。经济法的政策性特征同样体现在执法与司法领域，并非所有的经济政策都要通过经济法的形式表现出来。
三、结语
经济政策变化范文5
一、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取向需从短期转向长期
2009年我国高强度的经济刺激计划和高度宽松的信贷高增长，是中国经济领先于其他经济体复苏的主要动力。目前看来，这些措施已经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中国经济已扭转了此前的下滑趋势，实际产出正逐渐回到潜在产出值附近，2009年全年高达9.1%的GDP增速，已经从数字上证实了这一点。毫无疑问，2008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之所以在世界各国率先复苏，主要得益于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2009年广义货币量接近30%的增长，2010年接近20%的增长率，迅速将经济拉回到正常轨道上。按照政府的政策逻辑，面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冲击下的巨大不确定性，宏观经济刺激政策可以适当矫枉过正。但中国经济度过难关之后，目前的当务之急，或许也是最大的困难，将在于如何顺利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转向，即从应急性的短期政策转向处理中长期发展目标的问题。
在探讨中国的事情之前，可以回顾一下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应该说，起初美国的次贷危机从性质上来看，既不是政府财政收支危机，也不是国际收支的危机，而是发源于私营部门的金融交易和金融创新的危机。可以发现，这场危机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由于资产负债表危机引起的金融风暴。在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大量的金融机构、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中，由于资产方迅速缩水而负债方不由市场定价而固定不变，这导致了众多金融机构与企业出现了资不抵债的情况。实际经营中账面上的巨额亏损和家庭财富的巨额缩水，引致金融机构贷款的大萎缩、企业投资的崩溃，以及家庭消费的下降，并进一步导致市场流动性枯竭和金融交易崩溃。可以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的主要传导机制就是资产负债表的冲击，这或许就是这场危机发生以来最本质的因素。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乃至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低迷的机理完全一致。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理解欧美发达国家救市的基本脉络。
鉴于美国次贷危机的规模是私营部门所无法承受的，因此必须由政府力量大举介入来克服危机。事实上，在明确了这场危机的本质后，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财政部增发国债购买有毒资产，政府直接注资于即将破产的金融机构，美联储印发钞票，财政部出台的公私合作计划等等，这些措施的基本逻辑就是用美国的国家信用为担保，用发行债券和印钞所获金注资于金融机构，注资于金融市场，以此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其最终目的就是把有毒资产从金融体系中剔除，帮助金融体系恢复正常交易，并借此推动经济的复苏。中国基本上遵循了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相同的路子，在稳定的国内宏观经济环境下，全球金融危机后政府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短期来看确实促进了GDP的V型回升。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考虑到经济刺激政策总是有一定限度，经济的增长不能总是寄希望于政府的宏观刺激政策等，政策的逐步退出将是最终的必然选择。在这方面日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连续实行了几个经济刺激计划，希望通过公共建设项目和贷款计划来迅速振兴经济。但从1996年到2002年，日本经济依然停滞不前，人均GDP只实现了0.2%的微小增长，持续的经济刺激政策最终并没有提高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是日本政府着眼于单纯依靠经济刺激计划来推动经济增长，而对于经济增长的长期驱动力因素重视不足，经济刺激计划并没有转换成通过服务业和消费来拉动，导致刺激经济的政策实际效果意义不大。一般来说，经济复苏初始阶段最大的推动力通常是政府，但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私人资本必须取代政府投资成为经济的主要推动力，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恢复和增长。探讨中国什么时候撤出经济刺激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将下一步的政策取向转移到保证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目标的实现上来。
根据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实践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如果货币流通量年增长率超过20％，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反映到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上面。如在2009年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下，M1和M2分别增长了32.35％与27.68％，2010年即便在货币政策已经明显转向的情况下，M2仍增长近20%，远超历史平均水平。另外，在经济刺激政策出台初期，M1的增长速度一直低于M2的增长速度，但随后两者在2009年9月出现了M1速度大于M2速度的剪刀差。2009年12月底二者的差距已经扩大到4.6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开始形成，国民经济面临着通货膨胀预期加强和资产价格出现泡沫化的双重危险。实际上随后价格指数的持续上升也初步证实了上面的推断。2010年后我国通货膨胀现象日趋明显，如三季度后CPI指数分别达到4.5%和5.1%的高位，居民生活消费品和农产品价格全面上涨，全社会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更加强化。另一方面，从资产价格角度来看，2009年二季度后我国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出现暴涨局面，尽管国务院分别于2010年4月份和9月份出台措施加以抑制，但目前效果仍不明显，包括大中城市和二三线城市的房价仍在继续上涨，资产价格泡沫的蔓延似乎已经难以轻易抑制。
应该看到，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操作中之所以出现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和资产泡沫严重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宏观经济政策操作失当的问题。2009和2010两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推动力量是极度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可能持续太久，这是以往的经济危机给各国提供的经验教训。只专注于短期目标并通过注入流动性救市而忽视长期问题的解决，单纯依靠向国民经济注入流动性的短期政策来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采用增加海量投资和贷款的办法来增加总需求，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使用的，最终将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必须看到，鉴于中国一直采取依靠资源投入和净出口（出超）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短期经济刺激政策无法解决经济长期增长中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内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内部的各种深层次的不平衡，等等，这些长期问题是“十二五”期间经济实现持续发展饶不过去的坎。鉴于此，中国在“十二五”规划时期必须尽快转变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取向。具体而言，应重视经济长期增长中的一些根本问题，如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逐步引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大力发展内需，通过发展服务业和民营经济缓解收入差距的扩大，重新认识市场，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等等，以便保证中国经济未来长期持续稳定的增长。
二、将人民币汇率作为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重要工具
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各种组合而言，选择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双紧或者双松组合是力度最大的，也是经济金融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候实施的。例如当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时往往选择双松政策组合，包括增加财政支出、减税、降低利率，以及增加货币供应量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实行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成为必然选择，相对而言，中国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最大力度的宏观经济政策配合，尤其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突出问题是，宏观刺激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市场的扭曲，尤其是目前我国面临资产价格膨胀与通胀预期加强之后，如何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寻找合适的方式退出，就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挑战。
刺激政策只有短期的效果，中国经济必须要回到可靠的增长基础。从货币政策的运行来看，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现行框架具有很强的关联性。鉴于人民币汇率事实上盯住美元，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给中国货币政策退出的方式和节奏形成约束，这导致中国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大打折扣。人民币钉住住美元，导致中国在早年立法消除主动超发货币的制度漏洞后，人民币又将面临被动超发的新挑战。如从美国方面来看，虽然金融危机后在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和救助计划下经济触底反弹，但目前仍未有改观的10％左右的失业率和充满变数的房市表现，仍然使美国未来的经济复苏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历史经验表明，失业率对美国选择何时加息更为关键。鉴于“无就业复苏”的现实，美联储在启动第二轮6000亿美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基础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货币政策上维持0%-0.25%的联邦基金基准利率水平，且短期内至2011年下半年可能不会调整利率水平，已经成为市场共识。甚至可以判断，这一政策基调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维持。目前美联储采取“数量型放松”工具微调货币政策，例如通过诸如“定期存款工具”（term deposit facility）和逆回购协议的方式，回收市场上庞大的存量流动性。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美联储推出的“定期存款工具”只是个技术性工具，更大的问题在于它对银行资产的担保实际上难以退出。总之，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使美联储目前面临政策选择上的两难困境。如过早启动退出政策，可能会延缓经济复苏进程，甚至导致经济二次探底；而如果刺激政策退出太晚，通胀又可能失控。综合起来分析，目前美联储更倾向于使用某些非常规工具和手段，而非更具效果的利率工具。对中国而言，在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和长期的低利率政策环境下，需要做的是考虑与美国货币政策适度脱钩，增加宏观经济政策的回旋余地。
目前，中国已经开始启动了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政策，如2010年1月份后中国人民银行陆续提高了存款机构准备金率；目前已经二次加息共50个基点；对部分放贷银行征收差别存款准备金率；连续提高3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据发行利率引导市场预期；银监会对商业银行实现新的监管工具箱，实行针对银行的差异化监管；等等。这些举措均预示中国正在逐步退出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对于引导市场预期，合理约束商业银行的过度信贷投放是较为有效的方法。但同时还应注意，目前中国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退出还只是局限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一些价格型政策工具如利率工具等使用的空间仍有限，汇率工具尚未大规模使用，这导致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到一定阻碍。尤其是如果不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在货币汇率政策上进行适时调整，当下的各种宏观政策将难以真正实现紧缩效果。
目前，世界范围内面临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流动性泛滥，各国的贸易战和汇率战也处显端倪，中国需要立即引入汇率因素作为重要的政策变量使用。考虑自身因素，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长期借助于出口拉动，这个模式的可持续性正在成为问题。同时资源逐步枯竭，劳动力成本也逐渐增加，随着中国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以及未来青壮年劳动力数量的下降，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逐步减弱。考虑外部因素，各国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这些因素将难以保证中国出口继续增长。中国在退出宏观经济刺激计划，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必须要有向内的对策给以支持，而汇率则是个重要的工具变量。中国需要有自己的货币政策工具，汇率可成为紧缩政策的一部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东亚货币在此前十多年一直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这一历史教训应该被充分吸取。
目前，我国需要改变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需要改变人民币以美元为锚的取向，加大市场力量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过程中的作用，当然这不意味着中央银行对汇率完全不干预。我国可以学习加拿大等国的做法，允许汇率在长期内大幅度变化，允许长期内升值，但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对每日的超常浮动进行干预。如果短期内变化太大，可以通过调整利率以影响汇率，稳定市场。当前需要作的就是选准适当时机，开始启动人民币有序、渐进的升值进程，推动人民币恢复缓慢升值。人民币升值的启动也就意味着短期性反危机政策的全面退出，并向长期结构性调整政策的成功转型。
三、“十二五”开局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
过去几十年全球金融的实践表明，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时间太长，便容易引发资产泡沫，这已在许多国家得到验证。以往的经验还表明，即便通胀相对稳定，产出实现增长，也不能防范资产泡沫破灭给经济带来的重大冲击。目前，我国价格指数也在节节走高，资产价格泡沫问题日趋严重，这对于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选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目前在“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央已经确定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基调，即实行稳健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配合。这意味着此前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政策中，拉动总需求的短期性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实行了一年多后，在GDP增速已逐步改善前提下，将逐渐有序退出。在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步骤上，鉴于目前我国人民币钉住美元，中美利差的变化将影响中国的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的调整必须关注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以及美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溢出效应。目前来看，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具有几个特点。首先是临时性经济刺激措施正在逐步停止使用，但政策的退出时间仍不确定。目前，美国在危机时的临时性刺激经济政策不再扩大规模，但量化宽松政策呈扩大态势。继第二轮6000亿美元量化宽松政策已经实施的基础上，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仍有可能启动。其次，货币政策仍然主要依赖于数量型工具，价格型工具尚未完全启动。第三，美国正在削减财政赤字的规模，并逐步使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恢复正常，以便减轻此前的膨胀局面，还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一个正常的局面。鉴于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和关联性，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必须考虑到这些特点和变化，有的放矢，循序推进。
具体来说，在“十二五”开局之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需要考虑四个因素，即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情况、国内私人投资的启动情况、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上涨的情况，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政策退出的情况。从目前观察到的世界经济复苏迹象和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应当对2008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进行评估后考虑退出，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选择。
首先，采取措施使宏观经济政策向正常化阶段转变。在这个阶段，财政政策暂且可以按兵不动，但应考虑调整政府支出结构，进行适度的结构性减税等。而对于货币政策，这个阶段应将“管理通胀预期，控制资产泡沫”作为核心内容。强调管理通胀预期和控制资产泡沫，有助于确定清晰的政策目标，形成市场稳定的政策预期，避免导致预期紊乱及对市场的冲击。我国在政策实施中需要避免一个问题，即由于政策目标不清晰，导致金融机构为了防止可能的信贷紧缩而大规模提前发放贷款，引起信贷在不同季度和月份之间的分布更为不均衡。具体而言，在操作层面，当前货币政策应当设定一个清晰的信贷增长目标和货币供应量目标，并切实遵守，以便推动货币政策真正向稳健回归。目前看来，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重点在于货币政策的选择，而其中关键的指标在于信贷规模增长。鉴于2010年M2增长超过年初设定的计划，综合各方考虑，2011年我国必须严格要求，将M2增长控制在15％左右，以便促使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回归，减轻宏观经济层面的压力。
目前房地产资产价格泡沫的控制已经成为宏观经济中的最大问题。这要求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上不仅要紧盯住CPI指标，还应将资产价格变化情况考虑在内。即货币政策不仅仅应该关注通货膨胀，还需要对股市和房市的资产泡沫作出足够反应。尤其在抵押贷款市场较为发达，“金融加速机制”效应较为明显的经济体中，货币决策应更为重视房价变量。因为资产价格对经济运行和公众预期变化更为敏感，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可以作为一种判断流动性过剩的早期和直观预警。需要提及的是，目前货币当局对于资产价格是否纳入货币政策目标有不同看法，似乎倾向于暂时不予考虑的态度。这种格林斯潘式的“事后救助”思维，意味着资产价格上涨时中央银行对其放任自流，泡沫破裂后再进行救援。对于资产价格泡沫，可从全球金融危机中的美国、英国、冰岛、迪拜等国得到一些启示。那就是：资产价格泡沫引起的冲击巨大，格林斯潘式的“事后救助”策略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鉴于此，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框架内，应该重新定位中国人民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对象，考虑将资产价格因素纳入政策范围之内，使货币政策更加关注资产价格和初级产品价格变动的影响。
经济政策变化范文6
继前月上证综指下跌13.6％后，本月10个交易日继续下跌13.25%，目前已接近2000点大关，救市政策（刺激经济政策）和抄底反弹已成为当前市场最关注的重点，八月下旬出现的救市传言也一度使得指数上涨7.6％。最新数据显示经济进一步滑坡，似乎也凸显刺激经济政策的重要性，上周出台8月份工业增加值数据同比仅增长12.8%，远低于7月份14.7％的增幅，同时8月份CPI数据快速下滑到4.9％也显示实体经济需求快速下滑的风险。当前市场预期政府会在奥运后采取结构性的刺激经济政策，包括出口退税调整，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特别是加大基建的力度和加快灾后重建的进程，以及降低税费来刺激居民消费等等。
不过作为理性的投资者，仅仅去猜测政府后续何时再次采取刺激经济政策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这些政策是否会真实有效刺激经济。1、刺激经济政策是否有效与经济和股市的结构密切相关以美国经济为例，从GDP贡献来看，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中消费比重一直在60％以上，近几年，更高达70％多。如果考虑消费支出引起的联带效应，即消费支出变化导致工业生产变化，工业生产变化引起资本支出变化，这些组成部分占GDP的比重将达80％以上。
这种特征决定了消费支出处于美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因果链最前端，也是最重要的输入端，从实际经验来看，刺激消费往往对推动GDP的增速立竿见影。例如，今年2月13日，布什签署了一项为期2年、总额达1680亿美元的刺激经济方案，从4月底开始实施退税计划，1.3亿个美国家庭领到了退还的税金。相应地，美国二季度GDP年率同比增长3.3%，远高于市场预期的1.9%，高于一季度的0.9％。
从美国股市周期波动的特征来看，消费支出变动与上市公司净利润增长关系非常密切，进而消费支出变动进一步影响到股市市场运行。对经济有显著影响的消费支出较小的变动往往会引起公司利润大幅度的震荡，而且前者略领先于后者。因此可以推论出，在美国，扮演经济核心角色的消费支出是影响股票市场表现的关键因素，出台刺激消费政策就能对股市的正向运行形成推动。
照同样逻辑来分析中国市场，首先，我们从中国的GDP结构来看，2007年消费、投资、出口占的比重分别为39.7％、38.8％、21.5%，相对美国经济，中国经济的三大驱动因素仍处于比较平衡的趋势，这使得分析中国经济的驱动因素可能要比美国经济复杂。
结合中国股市的行业结构来看，由于行业分布不均匀，这也为通过分析主要经济驱动因素来分析股市的业绩走向造成了困难。A股市场中周期性行业（原材料、工业、能源、公用事业）市值占比高达48.4%，如果考虑金融银行的周期性，相关周期性行业总市值占比达到87.5％。
中国经济与股市的结构特征导致采用单一的方式驱动指标来预测上市公司业绩存在较大的困难，因而也无法简单判断出台某些刺激经济的政策是否一定会传导到上市公司业绩上。以投资为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变化，并不一定意味着上市公司业绩增速的同向变动，在2001和2005年两者都出现了反向变动。
但若简单采用多种驱动因素的加和（如投资与贸易顺差的加总），往往得到的总量指标与上市公司净利润呈现同步甚至滞后的关系，对指导实际的股票投资失去意义。因此，这驱使我们考虑投资、消费、出口外的其它总量指标，鉴于中国经济的特性、调控的方式与股市行业机构权重，我们认为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可能在上市公司业绩变化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2001年贷款增速与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的关系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基本为贷款增速变动所驱动，而且后者领先于前者。贷剑查奎王仅影响着工业企业利润（间接影响上市公司业绩和银行业绩，见图6)，而且通过这种利润的变动引起牛熊市。
仔细观察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事实，投资者应该对最近一轮的股市下跌体会尤为深刻，贷款增速在去年11月份创下17.03％的峰值，其后在紧缩政策得影响下，到今年5月份回落到14.86%，同期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从36.7%回落到20.9％。鉴于2008年6、7、8月份贷款增速分别只有14.12％、14.58％、14.29%，因此8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和3季度上市公司净利润增速仍可能出现下行态势，这也正是股市积弱难返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