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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经济政策范文1
中国改革三十多年最大的成就就是消灭贫困，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区域性贫困的现实还广泛存在，地区间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差距明显，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因地域偏远、交通闭塞、环境恶劣、资源匮乏等因素成为贫困人口密集区。党的十之所以做出“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形成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的重大部署，就是要正视区域贫富差距的客观存在并下大力气积极解决。
二、以财政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一)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功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因自然垄断和市场缺陷等原因导致资源配置失效时，国家必须通过适当财政政策手段予以干预和弥补。公共财政势必要对这种干预和调控支付应有的费用，比如实行最高限价制度和强制拆分，这时政府就要从财政提供补助或弥补亏损。其他很多诸如城市公共道路、桥梁、防洪大堤等不能由市场方式解决的公共投资项目等就需要财政予以投资和补贴。
(二)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功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当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合理的分配现象，影响了社会公平时，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就要发挥:调解社会分配关系，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培训市场体系，健全市场网络，维护社会公平。财政政策主要运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制定实施发展规划，完善和监督市场机制，协调利益关系，并为市场提供必要的服务。
(三)充分发挥经济稳定器功能促区域经济发展
财政政策的稳定功能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模式来影响社会总供求。当供求趋于平衡时采取中性财政政策，以巩固和促进经济增长及社会稳定;当供小于求时则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以控制支出，力争结余，减少资金损失;当供大于求时，就要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以促进市场繁荣和发展。在结构调整功能上主要是通过税收调整、财政补助等，诱导企业和部门将资源往适合经济发展平衡稳定的方向投入。
(四)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财政政策的调整一定要为某一时期的发展战略和社会发展形势服务，是优化产业结构的有力杠杆。根据当前的问题和矛盾，首先要解决的是财政支出的“缺位”和“越位”问题。对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财政政策要加大调控力度，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强化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发展环保产业。
(五)充分运用税收宏观调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国民收入增加和消费增加时会相应提高税收，当经济出现衰退时，又要减少税收，以此防止经济过渡膨胀或走向萧条。更重要的是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制定和实施不同的税收政策，从而引导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
(六)通过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是中央扶持和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急需国家进一步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办法，优化专项转移支付结构，加大转移支付规模，尤其对老工业基地、革命老区、边远贫困地区、粮食矿产主产区、生态保护区等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减少地域经济发展差距和城乡差距。
财政经济政策范文2
【关键词】新结构经济学;财政政策;有为政府;垂直结构
【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我国GDP以年均9．4%的速度高速增长，2018年GDP总量首次超过90万亿元人民币大关，为90．03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3．6万亿美元，人均GDP为9780美元，很快就要突破1．2万美元这个世界银行所定的高收入门槛线。作为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GDP总量世界第二的大国，我们内部的经济结构在不断地调整，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处于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新常态，同时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外部还经受着中美贸易战等一系列新的挑战，我们的外部宏观环境正面临着系统性的重要转变，这种内外结构与环境的变化也将是我们在未来“十四五”期间的持续的特点。2018年，我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183352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220906亿元。而1978年则分别为1132．26亿元和1122．09亿元，可见增长迅猛。财政政策是为了实现国家某些目标的重要手段，财政的“收”与“支”的能力、体量、结构与影响都和发展阶段及国际环境密切相关。我国的财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需要结合这些宏观趋势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作出相应调整。
本经济学博士论文的主要目的是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如何调整我国的财政政策。新结构经济学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着重研究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及对经济发展的含义，被认为是继“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展经济学思潮，由林毅夫教授首创。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主张要从本国发展阶段与禀赋结构出发分析最适合自己的技术、产业结构、金融结构与政策，自然也就包括财政政策。
本经济学博士论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结合我国经济正在同时进行的四个结构性过程阐述财政政策，第三部分是按照新结构经济学对产业的五大分类来论述财政政策，第四部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各级政府官员的激励以及财政政策的实施与执行过程，最后是总结。
二、四个同时进行的结构性过程与财政政策
从结构上看，我国目前正在同时经历四个结构性过程，各自所对应的财政政策也需要作出相应调整。
第一，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程，即经济结构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农业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比重先上升后下降，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也就是所谓的库兹涅茨事实;另一方面，产业之间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产业链内部向微笑曲线两端附加值高的部分升级。
第二，经济转轨过程，即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转变过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以合理的速度与次序纠正低效的政策，消除市场扭曲，优化资源配置，逐渐实现从计划与市场双轨向市场单轨转变。这个过程中，如何保持合理的改革转轨次序与速度，改革的倒逼机制是否有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Wang,2015)。
第三，经济开放过程，即从原来相对比较封闭的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的过程，是个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我国在贸易全球化方面进展突出，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而在资本全球化方面，人民币已经进入SDR，我们现阶段也在重点研究和推行与人民币自由可兑换相关的汇率与资本流动管制问题。除了贸易流动、资本流动之外，还有技术流动。我国总体越来越接近世界技术前沿，在对现有国外技术的模仿吸收和自主创新这两个方面的比重不断调整，关于国际与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力度也需要调整。
第四，大国崛起过程，即我国从原来的军事、政治、外交等地缘政治方面的弱国逐渐向世界强国的崛起与复兴的过程。这个过程中，难免会与现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形成某些矛盾，甚至包括中美之间可能存在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问题。事实上，不仅是我国，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尤其是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份额不断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都有改革现有国际秩序的诉求。因为现有秩序是七十年前“二战”结束时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产物，在不少方面已经滞后于这个时代了。
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在同时经历这四个结构性过程的大国，而财政政策与这四个结构性过程均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国家的财政政策也就显得尤为复杂。具体而言，对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程，财政政策体现在相关的税收、补贴、基础设施投资等很多相关方面，税基也在随着经济结构发生变动，这些都与产业政策高度相关，后面会更具体地展开。对于经济转轨过程，我们需要研究和梳理中国的补贴与税收政策，消除和纠正那些低效的或者无效的补贴，优化税收结构，更好地纠正政府的“乱为”，发挥“有效市场”的作用。对于经济开放过程，我们的财政收支越来越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财政政策与国际贸易、资本和技术的流动缠绕在一起，影响国际收支平衡，而且作为大国也会影响国际。对于大国崛起过程，我们将不得不考虑那些与国防与经济安全有关的战略型产业的财政支持，比如，中美贸易战过程中的芯片断供问题、华为的问题，又比如与亚投行、“一带一路”等相关的问题，等等。
现在有不少学者反对我国的积极的扩大政府支出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针对第二个过程，认为那会强化政府的“乱为”，不利于市场化改革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学术界达成共识比较多的是减税政策，可是减税的前提应该是切实降低政府开支，否则只能增加政府债务，从而提高通胀可能并增加宏观风险。无法降低政府开支的所谓“结构性减税”实际可行性是很低的。但是，经济转轨的改革过程本身也是需要有财政支撑的，其他三个结构性过程同样也需要政府的因势利导的作用，需要政府开支，有些方面甚至需要增加开支。因此，现阶段似乎首先应该讨论如何减少政府的低效开支，优化支出结构，进行结构性的开支削减，再来讨论如何进行结构性减税，否则税只可能越减越多。
以上提到的四个结构性过程显然并非独立，而是互相交叉的。。我国正在经历从农业到非农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即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程。而在非农部门中存在一个“垂直结构”，即能源、金融、电力、通讯等几个核心的上游部门主要由国有企业主导，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市场结构偏向垄断，产业偏向资本密集型。而下游的消费性制造业和消费业则已经放开，国有企业已经大量退出，并且由民营企业主导，进入壁垒比较低，市场结构更接近充分竞争。上游产业为下游产业提供中间产品与中间服务，所以存在投入—产出表的供应链关系。这里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的经济转轨过程。与此同时，我国的下游民营企业是国际贸易的主力军，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民营企业更是积极参与贸易的全球化，持续保持第一大出口主体地位。而正因为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与“垂直结构”，使得大国崛起这个结构性过程受到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并承受着巨大的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深刻理解当前中国的这种宏观经济结构对于我们分析宏观财政政策将很有帮助。譬如，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上游国有企业的平均利润率高于下游的民营企业，但是2008年之后则相反。这是因为，2008年之前，中国下游产业放开，国退民进，下游部门的民营企业利用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并充分利用全球化过程将大量产品销售到国际市场，在此过程中，下游民营企业需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对于上游国有企业生产的中间产品与中间服务的需求也大量增加，进而上游国企的利润率也就不断提高。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与土地相关的财政收入也在迅速提高。总体而言，无论是下游的民营企业还是上游的国有企业，所上缴的税收在这段时期都在迅速增加。
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国的国企的利润率开始大幅下降，重新回落到低于民营企业利润率的状态。这是因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下游民营企业面对的外需相对下降，因此下游民营企业的生产规模相对收缩，一部分民营企业破产退出市场，从而降低了对上游原材料与中间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中上游的产业中的国有企业比重比较高，它们面对市场变化的调整速度可能比民营企业更慢，而且面对整体经济衰退时，国有企业承担的“保就业、保增长”等政策性负担就变成显性的约束，裁员率低、破产率低、投资减少率低，这就导致僵尸企业主要集中在中上游产业，而且国有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低于民营企业。我国的四万亿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通过国有企业的投资增加来实施，间接地通过“垂直结构”影响到产业链中的其他部门。对于这个扩张性的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效果评估，目前文献中的学术研究还没有考虑“垂直结构”，而“垂直结构”值得深入研究。
三、五大类产业划分与财政政策
这一部分将着重从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视角结合产业升级过程来看我国的财政政策，因为产业升级中的诸多产业政策是财政政策的具体表现。新结构经济学分析不仅关注总量指标，而且更加关注各不同发展阶段下不同的产业结构等结构性的指标。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我们将产业分为五大类，具体包括:战略型产业、追赶型产业、领先型产业、转进型产业和换道超车型产业(林毅夫、张军、王勇、寇宗来，2018)［9］。按照这五大类划分以后，针对中国的不同发展阶段，需要适时分析在每一类产业的发展中政府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财政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进而对五大类产业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从而确定财政的相应收支结构。
1．针对战略型产业。比如战斗机的研发时间很长，资本也非常密集，从经济效益来说也许并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相关企业的“自生能力”不见得很高，但是这些产业和部门涉及国防安全，需要维持必要的财政投入，而且特别是随着前面提到的第四个结构性过程，即大国崛起过程，这样的财政投入会不断提高。再比如中美贸易战中，高端芯片上我们被卡住脖子了，会使得整个产业链面临瘫痪的危险，这涉及经济安全，所以也有必要研究是否对此增加财政支持，鼓励自主创新。
2．针对追赶型产业。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技术差距，各地政府可以通过招商引资，通过产业园区和其他方式对外资进行财政补贴，促进对先进技术的吸收与学习。不少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出口加工区的产业政策成效总体是显着的，支持产业发展的相关的基础设施的改善力度也很大。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土地与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基础设施存量已经相当高，在吸引投资方面，与其他地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可以提供的显性的政策优惠空间是有限的，此时，如何注重改善产业的营商环境，提升软的制度安排，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对人才的搜寻成本，为产业升级提供各种便利的服务，有利于产业向高附加值端升级，这些是产业政策或财政政策需要转变的方向。
3．针对领先型产业。因为在技术条件上我们已经达到世界前沿，这种领先地位决定了企业主要靠研发创新来提升生产力。所以，如何在财政的收支政策上作出调整，以促进这些产业的自主研发就成为关键之举。相应的，测度与评估我国研发投入上的财政支出的效率问题就十分重要，而这并不仅仅是微观实证问题，也需要合适的宏观框架来帮助我们思考。这涉及国家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在上一节中，我们论述了“垂直结构”，上下游所有制结构是非对称的，市场结构也是非对称的，下游更加突出竞争性，而上游则更加呈现出垄断性特征。与此同时，“垂直结构”又结合着产业升级，从农业向非农业结构的转型以及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的财政政策，包括R＆D的补贴，很多时候是向国企集中的上游产业倾斜的，这个政策可以通过产业链传递到下游，传递到民营企业。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四万亿的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上游国有企业投资增加开始传导的。换言之，我们是需要考虑产业内与产业间的外部性，考虑一般均衡效应的。
4．针对转进型产业。一是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我国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非洲的转移。二是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一些产业，比如“四万亿”之后的我国的平板玻璃、电解铝、钢材等等普遍存在“产能过剩”，而其中有些产业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又恰好是短缺的、需要的。如果把这些产业的部分产能适度转移到有需要的国家去，就可以实现双赢。导致产能过剩的原因，大致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低效产能无法及时去除的问题，也就是僵尸企业问题。我们的研究发现，2008年之后，我们国家越是上游的产业，僵尸企业的比重越高，这些企业一直享受财政补贴，对战略性产业或许是必要的，但对部分非战略型上游行业，就不应将“战略性”作为提供保护补贴的借口，而是要降低进入壁垒，允许更多民营企业进入，打破国企垄断，消灭僵尸企业，提高产业效率，提升产品质量。第二类是产业本身技术水平已经比较发达，但是因为政策补贴等原因，导致在国内供过于求。比如在化肥、光伏等产业上，我们实际已经属于领先型产业，技术已经居于世界前沿，但产能特别高，而非洲和中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农业，需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把这些产业引入到“一带一路”这些国家，并不是淘汰落后产能，而是完全可以实现双赢的。
从产业国际转移和对外投资援助的角度，中国作为大国的这些对外的财政政策可能也具有一定的乘数效应。因为这些政策如果真的有助于非洲等的低收入国家变得更加富有，对中国也意味着将有更大的世界市场，进而拉动中国其他产业的出口，提高GDP.当然，这不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的反周期政策，而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长期的具有生产性的政策。同时，这不是通过扩大内需产生的“乘数”效应，而是通过扩大长期的外需产生的“乘数”效应，周期会更加长，还有，只有中国这样的大国，这种通过外需的乘数效应才可能会被政策部门进行内生化考虑，这与新加坡不同。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一种可能性，需要继续做进一步的相关研究。
5．针对换道超车型产业。因为研发周期短，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密集，而且这些产业在目前的发达国家也被认为是高端新兴产业，比如我们的网络支付产业、5G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相对于我们国家的总体发展阶段而言，我们在这些产业上水平明显“超车”了。结合之前讲到的“大国崛起”过程，如何更好地在财政上对于这些产业予以服务，在相关人才培养上如何在财政上给予倾斜，走向国际化方面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因势利导的有为作用，如何更好地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以上这些虽然主要是从产业政策的角度去阐述，但是即使是一项貌似产业中性的总量的财政政策，对于以上五种不同的产业的影响常常是非中性的，从而对于不同地区，或者同一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都是不同的。
四、各级政府官员的激励问题与财政政策的执行效果
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角色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有所不同［12］。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央地关系如何调整，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办法如何调整都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原来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对于产品市场的促进效果明显，但要素市场改革本质是一体化的问题，各地区利益存在差异，需要中央政府来推动改革。同样道理，不同的税种，央地两级各自分到的税收收入比重，都会影响税收执行的力度。如果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是GDP增长速度，那么追求晋升的官员会理性地选择如何在短期内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来提高GDP,政府开支就会内生地拉高;即使被迫减税，地方政府也会有激励地去增加收费，或者通过增加地方债务的方式去拉高投资。如果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也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那么就显然不利于减税。如果失业率与维稳问题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高压线，那么在僵尸企业比例较高、民营企业相对弱小的地区，地方政府就会有足够的动机去继续补贴僵尸企业，即使导致资源错配。之前的分析中提到，作为发展中国家，对于产业升级我们的确需要政府去做配套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是如何保证这些投资的效率足够高，是具有长期建设性的，这些都与地方官员任期、考核方式等决定的激励机制有关，与政治体制有关［14］。总之，有效的财政政策的落实执行，最终都要依靠各级政府的官员，所以对他们的考核标准将对财政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总结
本经济学博士论文尝试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我国的财政政策。我们的分析强调，我国正在同时经历结构转型、经济转轨、对外开放以及大国崛起这四个结构性的过程，是一个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大国，而且具有“垂直结构”的显着特点。同时，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划分，“战略型”“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这五大类产业共存。不同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即便同一个产业在不同地方发展阶段也不一样，有些产业内部可能在微笑曲线的底端，有些在微笑曲线的上端。这些结构性差异要求我们必须结合发展阶段，结合经济结构，结合外部宏观环境，结合各级政府官员考核激励机制来全面考虑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以及如何评估政策效果。以上这些都属于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有为政府”在财政政策这个具体问题上的分析视角。
【经济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
［1］王勇:《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赵秋运、王勇:《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庆祝林毅夫教授回国从教30周年》，《财经研究》2018年第9期.
［3］李系、刘学文、王勇:《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型》，《经济学报》2014年第4期.
［4］王勇:《“垂直结构”下的国有企业改革》，《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5期.
［5］王勇:《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主因是需求还是供给?》，《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0期.
［6］林毅夫、张军、王勇、寇宗来:《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7］唐恒、王勇、赵秋运:《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知识产权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即将出版.
财政经济政策范文3
[关键词]循环经济；财政政策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8)05－0028－03
一、国内外发展循环经济财政政策的研究现状
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正式提出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如何利用财政等经济工具实现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和循环经济的发展，引起了国际财政学界、环境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了发展循环经济财政政策的一个研究热潮，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国外财政学界围绕控制全球气候变暖等重大环境问题，在发展循环经济财政政策的一般均衡理论和实证分析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具体包括财政政策的设计与实施、财政政策的意义、财政政策的分配效应、替代效应和收入的使用等问题。这些研究成果为发展循环经济财政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指导。
近几年，我国财政学界对发展循环经济的财政政策一直比较关注，研究思路基本上分为：一是分析我国现行有关循环经济财政政策的不足，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如李里、程瑜、张扬和朱锡平、梁劲、陶勇等。二是介绍国外发展循环经济的财政政策，借鉴其先进经验，提出完善我国财政政策的措施。如钱易、叶太平、何炳光、韩宝平等。三是从发展循环经济财政政策的某一个角度切入，做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其中较为集中的是对环境税收的研究。界定环境税收的概念，考察国外环境税政策，特别是OECD国家的成功做法，探讨在我国建设环境税制的思路。如安福仁和周生军、武亚军、付伯颖和齐海鹏、杨金田和葛察忠。总的看来，国内的研究多从政策层面展开，以定性分析为主，规范研究突出，而关于发展循环经济财政政策的实证研究较为薄弱。基于此，本文将采用实证的方法分析我国财政政策对循环经济的影响，评价财政政策对循环经济的激励效应，为政府制订更为合理的财政政策提供依据。
二、发展循环经济财政政策的实证分析
当前我国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市场作用在加强，政府职能在调整，财政职能在转换，环境状况也在不断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已经采取的有关循环经济的财政政策进行反思，以利于进一步完善。
(一)分析思路。循环经济是按照自然生态物质循环方式运行的经济增长模式，它要求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循环经济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它所要求的物质循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物质在经济体系内多次重复利用；二是经济体系排放到环境中的废物可以为环境所同化，并且排放总量不超过自净能力。分析财政政策对循环经济的激励效应，可以介入的角度有很多，但由于我国循环经济起步较晚，相关的统计数据不够完备，这为构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根据现有的统计数据，本文确定了“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工业治理固体废物完成投资和财政环境保护和城市水资源建设支出四个指标。
“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即企业利用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所取得的产值，揭示了企业废弃物利用的程度。从循环经济的理论来看，以资源节约、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是循环经济实践中重要的数量指标，以其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将会从废弃物重复利用的角度反映出企业开展循环经济的实际情况。企业开展循环经济既有民间投资的推动，又有财政资金的激励，因此，选择3个自变量，即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工业治理固体废物完成投资和财政环境保护和城市水资源建设支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指标代表了民间资本和财政资金对循环经济的双向推动，反映了在两方合力的作用下对发展循环经济的效应。工业治理固体废物完成投资即企业自身治理固体废物的投入，强调了民间资本对发展循环经济的效应。财政环境保护和城市水资源建设支出作为财政统计指标，突出了财政政策对发展循环经济的效应。
(二)模型的建立。以“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GP)为被解释变量，财政环境保护和城市水资源建设支出(FT)、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PT)、工业治理固体废物完成投资(IT)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循环经济财政政策模型。
基本模型是：GP=βFIFT+βPIPT+βITIT
β是回归系数向量，表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工业治理固体废物完成投资和财政环境保护和城市水资源建设支出对“三废”综合利用的“净影响”。当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时，两者是互补关系，意味着民间投资或财政政策对“三废”综合利用有正效应，即有助于激励“三废”综合利用，也就是有助于循环经济的发展；当回归系数为负且显著时，两者是替代关系，意味着在民间投资或财政政策的作用下，“三废”综合利用会减少，即不利于循环经济的发展；当回归系数不显著时，无法判定民间投资和财政政策对“三废”综合利用的影响效果。
(三)数据说明。表1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公布的数据整理而得。检验的样本空间是2000～2006年的观测数据。
(四)回归的结果及分析
GP=5.43FF+0.12PT－9.57IT
T=5.44 2.12 -2.29
R2=0.97 adR2=0.95 dw=1.88
回归分析揭示了财政环境保护和城市水资源建设支出(FT)、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PT)、工业治理固体废物完成投资(IT)对“三废”综合利用的效应。括号内的数字为t统计量，S.E.是回归函数的标准差，R2是可决系数。R2=0.9697说明拟合情况很好，“三废”综合利用的相对变化可以由自变量给予96.97％的解释。回归结果显示，财政环境保护和城市水资源建设支出(FT)与“三废”综合利用具有正的相关性，且相关性显著。财政环境保护支出的弹性系数为5.43，表明财政政策对“三废”综合利用激励作用明显。财政每投入1％的环境保护资金，“三废”综合利用增加5.43％。环境污染治理投资(PT)对“三废”综合利用也具有促进作用，其弹性系数为0.12，表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每增加1％，“三废”综合利用增加0.12％。财政环境保护支出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均通过10％的显著水平检验，而且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对“三废”综合利用的激励作用明显弱于财政环境保护支出。工业治理固体废物完成投资与
“三废”综合利用具有负的相关性，弹性系数为9.57。
“三废”综合利用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求经济体系各部门联合并协调运作，实现在现有产业体系中，将一个部门的废弃物用作另一个部门的原材料，达到物质能源在体系中的循环利用。从物质的属性看，虽然大部分废弃物属于可再生的资源，但将废弃物还原成可用的一次性资源的成本很高，经济性相对较差。企业作为微观经济主体，以逐利为目的，由企业自觉地遵循循环经济理念，广泛开展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有一定的困难。废弃物综合利用的特点和企业的经营目标决定了仅靠企业一己之力，“三废”综合利用难以达到较好的效果。财政作为促进废弃物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的最重要的政府激励制度之一，其内在规定性，如政府公共投资多少，税收措施的引导，对循环经济发展活动都会产生极为明显的激励效应。一方面，财政政策的安排会直接影响综合利用废弃物、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市场主体从事某项活动的动力大小取决于通过该项活动所能取得的经济利益的大小。如果利用废弃物带来的利润水平过低，必然会严重影响发展循环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因此，给予适当的财政投资或补贴，保证投资主体合理的经济利益，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是激励投资主体扩大生产规模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财政政策的安排会直接影响循环经济的发展能力。循环经济能否得到有效激励，不仅取决于市场主体可追求的经济利益强度，而且还取决于市场主体所具有的创新能力。循环经济作为一项高投入、高风险的经济活动，需要企业具备雄厚的资金能力，而适当的财政科技投入则是市场主体创新资金的一个重要保障。所以，发展循环经济整体上需要国家的财政政策进行扶持、引导。
财政经济政策范文4
1．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
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可以从几个重要阶段进行分析。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波动的原因存在一定共性。首先，从早期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来说，市场扩张赶不上生产扩张，所以冲突不可避免。处在经济扩张重要阶段，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而这些均能创造出更大生产能力，这样就会使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从而带来更大产量。在这一过程中，工人工资增长却远落后于其他各种收入，尤其是利润增长会出现产能过剩。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矛盾存在，经济波动也就由此循环进行。随着市场进一步扩大，出现了真正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世界经济一体化及集团化发展趋势逐渐形成并加强，市场机制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完善。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市场对经济反应更加迅速和准确。市场制度进一步完善，使市场活动和秩序也更加规范，各国信用制度得到大力发展，经济波动严重程度也变得比较轻微。另外，西方各国固定资产的更新以及周期萎缩等作用，推迟或者是削弱经济波动强度。
2．货币投放主要现状
储蓄存款激增，使货币大量投放状况被抑制。经济结构发展不均衡，也会对货币投放增长产生巨大影响。而货币支出的主要项目同比大幅下降，也会影响货币投放节奏。外向型企业生存压力比较大，投资相对比较谨慎，造成了资金需求下降。这些问题造成诸多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加大了货币监测和管理难度，不利于地方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影响了货币发行工作质量及效率，故此当前在这些方面要能够得到进一步加强管理。信贷大投放背景下，对当地融资情况的失真，造成信贷资金没能有效进入实体经济中。最主要原因是信贷资金进入“影子银行”，体外空转。同时，项目贷款资金的使用进度相对较慢，所以信贷资金并未有效进入到实体经济。还有，非现金支付手段的大力推广应用，对现金交易需求产生了影响，先进交易需求大大降低。
二、逆经济周期问题的有效应对策略
1．强化财政运行机制
要结合实际探索相关反经济周期策略对经济周期的现象加以应对。在具体策略制定上，主要从完善财政收入机制开始，要重视税收机制在财政收入机制中的作用，使经济能够保持稳定发展。同时，要完善财政支付体制，在具体措施上要明确公共财政支出范围，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原则，要充分重视市场自身能力。编制财政预算时，要采取更为科学合理的方法，努力减少使用基数法，将经济变量与各项收入增减比例关系摸清。
2．加强经济运行状态跟踪
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市场环境多变使不确定因素也逐渐增多，各类突发社会事件层出不穷。仅通过对货币预测进行提高来保障货币实际供应，已经不能有效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作为货币投放部门，需要加强对银行和经济社会运行情况进行跟踪。要能够对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做好资金调配的相关工作，确保货币充足供应，实现货币发行工作的主动性以及前瞻性。
3．整合资源，提高货币需求量预测准确率
对货币需求进行实际预测过程中，要加强和政府的统计及财税等部门之间的联系。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信息基础上进行预测，提高货币需求预测准确性。同时，要能够充分发挥公共财政功能，确保国民收入分配的公平和效率，对有着高收入的人群采取相应税收政策加以调节，采取相应措施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
4．加强改革财政制度深化改革财政制度，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在探索中逐步建立以纵向转移支付制度为主体，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转移支付制度。另外，还要逐步对财政转移支付的相关法律法规加以完善，学习市场经济比较完善的国家的经验，通过规范和严谨的法律形式将转移支付制度政策目标和资金来源等固定下来。
财政经济政策范文5
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正呈上升趋势，其原因是农业财政支持已经达到平均水平并持续上升。农业财政是由支农支出、农业科技支出、基础建设支出、农村居民救济费用支出等组成的。支农支出作为后勤支出，主要用于支援农村各项建设的费用支出，例如：山林建设、水田建设、鱼塘建设等。农业科技支出主要用于研究农业生产技术和农村居民技术培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基础建设支出主要是农田水利建设、农业基地建设、农村道路建设、种子培育等组成，能够改善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农村居民救济费用支出包括对贫困农村居民、受自然灾害家庭、残障居民等，农村居民救济费用能够暂时缓解居民们的经济问题，帮助困难居民加入到农业生产队伍当中。
二、农村经济发展中农业财政的误区
(一)农业财政支出的问题
农业财政支出是由支农支出、农业科技支出、基础建设支出、农村居民救济费用支出等组成的，不同支出对农村发展有不同的作用。支农支出作为整个农业财政支出最大的一部分，对各项建设的费用支援十分重要，但由于支农支出的费用过于庞大，支出费用分配不匀，其他部分的支出受到约束。农业科技支出虽然能够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产量，但是大多数农村居民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习，无法正确掌握农业生产技术等知识。基础建设支出作为改善农村居民日常生活的重点，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而政府的人力资源配备有限，因此需要农村居民加入到基础设施的建设当中，但多数农村居民没有专业的基础设施建设知识，无法进行基础设施的建造。农村居民救济费用能够暂时解决困难居民的经济问题，这只是作为困难居民的过渡期，但也有不少农村居民存在不劳而获的侥幸心理，不参与农业生产。
(二)农业支出结构不合理
近年来，我国农业财政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已经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但仍旧出现了支出结构不合理的问题。2013年，我国财政部门一共向农村财政中心发放了13799亿，以用于农村建设、农业生产、农民生活补贴等支出费用。但由于农村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这些经费并没有为农村居民带来生活的改善，基础建设支出需要的资金较多，设施建设时间较长，并且不能完全实现现代化建设。农业支出结构不合理，会出现以下问题：财政支持无法明确农村的实际情况，农村是否适合进行此项目的开发，资金能否支持到项目完成，如何规划项目的建设等。
(三)财政预算与监督
农业财政预算通常是由农村财政人员对各项支出进行提前预算，以保证资金能够合理支出。但近年来，多数农村财政人员行事马虎，素质教育不高，不严格执行预算制度，才使这些问题出现：对预算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及时上报和解决，收取私人利益导致各项支出的资金不成正比，甚至有动用公共财政的现象。财政监督需要农村居委会的干部或是管理人员来完成，财政监督是为了对资金流动的走向进行监控，预防资金不到位的情况。近几年，农村频频出现财政资金下落不明的情况，南昌市生米镇潼溪邓家自然村，遂川县大坑乡罗坊村等，就都曾出现过此类现象。
(四)财政管理制度不完善
由于农业财政管理人员的疏忽，导致农业财政的管理制度一直以来都处于不完善的状态，无法按照管理制度来要求财政人员的工作，也很难对财政支出进行合理的预算与分配。根据财政部门的要求，为了能够使农业财政资金透明化，将资金用到安全、规范的农村发展建设当中，需要完善农业财政管理制度。
(五)为农作物购买农业保险
目前，农作物保险主要有两大类，粮食作物保险和经济作物保险，粮食作物保险主要以豆类、薯类等为主；经济作物保险主要以瓜果、蔬菜等为主。而农作物保险按照农作物的生长期，又可分为生长期农作物保险和收获期农作物保险，这两种类型的农作物保险，能够有效地保障农民的收益，即使是农作物受自然灾害产量下降，农民也能通过农作物保险得到应有的保障。因此，为农作物购买保险，能够有效地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也能为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做好保障。
三、改善农村经济发展中农业财政存在的误区
(一)改善农业财政支出，带动居民自主生产
农业财政支出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适当改善：第一，支农支出作为整个农业财政支出最为庞大的一部分，可以进行适当缩减，将支农支出用在需要的建设支援当中。第二，农业科技支出能够增加农产品质量和产量，因此，农村可以进行农业科技研究基地的建设，让每一位农村居民都能学习到农业生产技术，既能带动农村居民进行生产，也能减少农村生产成本。第三，改善农村居民生活环境，就需要对农村各项基础设施进行建设。第四，农村居民救济费用只能作为暂时救济费用，不能长期进行救助，要鼓励村民自主生产，投入到农村各项建设当中。
(二)合理分配农业财政，建设现代基础设施
近年来，我国大部分农村经济都有所上升，都是农业财政支持的功劳，农业财政分配期间，经过考察农村的实际情况，对农村各项建设进行了合理分配。根据农村地区和土地的特性，建设与当地土地特性相适宜的种植基地，例如：农村土地适宜种植五谷杂粮，那么农业财政应该立即做好相关种植基地建设的计划，再通过现场教学，使村民掌握种植技术，施肥技术，除害技术等，最后全面带动村民进行种植。现代化基础建设可以从农村的道路开始入手，农村的道路关系着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也能将农村的生产发展到城市当中。
(三)完善财政管理制度，实现透明财政资金
建立完善的财政管理制度能够进一步提升农村经济发展，完善财政管理制度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第一，将村民利益放在首位，针对村民的需求进行农村建设。第二，严格监督财政人员的工作，把控财政资金的走向。第三，带动村民积极投入生产，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第四，及时将使用资金明细公布于众，彻底实现财政资金透明化。第五，严格执行财政管理制度，互相监督，互相纠正。只有实现农业财政全面支持农村发展，才能提升农村经济效益，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
(四)为农村劳动者购买农业保险
购买农业保险能够有效地保护农业劳动者的利益，能够对在劳动过程中，受到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购买农业保险，不仅能够使农业劳动者放心地劳动，也能够劳动者的家人没有后顾之忧。另外，在购买农业保险时，需要明确保险责任、保险金额等，确保农业保险能够为农业劳动者带来帮助。
四、结束语
财政经济政策范文6
关键词：低碳经济 财政政策 辽宁
中图分类号：F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0-0022-03
一、辽宁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意义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一种经济模式，其实质是能源的高效利用和清洁能源的开发，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的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各个国家达成的基本共识就是降低碳排放。作为对传统的“高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扬弃，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在提高民众福利、降低发展代价上有显著的作用，发展低碳经济还蕴含着某种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机遇的到来，这就是低碳产业。低碳产业应该是未来经济增长点，而且将成为未来抢占产业制高点的重要一环，对于中国来说，及时调整思路，提高碳意识，尽快调整发展战略、产品结构，率先布局低碳领域，积极发展与低碳经济相适应的低碳新兴产业，才能在世界经济低碳化过程中争取主动。
对于辽宁省来说，发展低碳经济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辽宁作为中国的老工业基地，不仅面临着各省共同面临的一系列资源问题和生态问题，而且还有着本省特殊的十分严重的资源和生态问题。事实上，辽宁的经济发展模式较之其他省份更是一种典型的严重依赖资源高投入的高碳粗放型模式，资源短缺、萎缩及枯竭的问题较之全国许多省份更为严重。
（一）能源消费过度依赖传统资源
相对于全国而言，辽宁省在能源消费上更多地依赖于煤炭，而石油以及其他资源的消费虽有缓慢的上升趋势，但始终不能替代煤炭资源。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将在一段时期内维持现状。当前，辽宁省正处在城市化和产业化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和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发展以及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都对重化工业产品形成了巨大的需求，进而转化为对能源消费的持续需求。辽宁省的能源利用结构间接的决定了辽宁省在生产生活中排放的污染物中碳含量很高，CO2的排放量也必然高居不下。
（二）老工业基地的产业结构是低碳经济发展的瓶颈
近年来，辽宁省产业结构虽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和改善，但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的状况依然存在。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依赖工业中的重化工业，而具有低能耗特征的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明显滞后，比重偏低，致使全社会能耗强度偏高。“东北现象”所造成的辽宁产业结构，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才能趋于合理，只有大力推进低碳经济的发展，才能加速辽宁产业升级的步伐。
（三）生活消费耗能呈现逐年增加趋势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求也与日俱增，生活消费耗能量也随之增大。2009年辽宁省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冰箱、电脑、空调拥有量分别为97.54台、60.97台、29.73台，分别比2005年增加了10.6%、85.34%和108.48%。另外，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居民平均交通距离不断增大，而公共交通的相对滞后，使得对私人汽车的需求不断上升。2009年辽宁省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7.23辆。相应的生活消费耗能量也从2005年的1 028.67万吨标准煤，上升至2008年的1 210.5万吨标准煤，年均增长率达18.18%以上。
（四）低碳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尚未形成
技术创新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和关键。目前，辽宁低碳技术创新能力还不能满足辽宁产业技术升级的要求，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的配套措施也不完善。近年来，尽管国家和辽宁省相继出台了一些鼓励节能和低碳技术研发的优惠政策，解决投入了一批配套资金，但还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节能、低碳、环保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仍需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的逐渐认同和广泛参与。
总之，辽宁省能源、矿产等资源的严重短缺，污染排放问题的加剧，已成为严重制约辽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障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已成为辽宁经济发展的必然抉择，而发展低碳经济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也构成辽宁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事实上，省政府近年已明确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的目标。2009年9月，省政府印发的关于辽宁省应对气候变化实施方案中确定了辽宁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目标，主要途径就是发展低碳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力争到2015年，将万元产值能耗在2010年的基础上再降低20%，相应再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亿吨左右。
目前来看，资金和技术是我省发展低碳经济的严重障碍。辽宁正处在老工业基地改造的进程之中，总体来看现有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产业结构层次较低，这是辽宁省发展低碳经济的严重阻碍。因此，制定相应的支持辽宁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机制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建立相应的财政支持体系，来完善清洁生产和环保产业的投资机制，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促进节能减排，推进新能源技术研发；运用市场机制与经济杠杆，引导企业从事低碳生产与经营；支持节能产品的推广和使用，鼓励节能环保产品使用和消费。这对于辽宁省有效实施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二、支持辽宁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
（一）低碳财政投入政策
在财政预算层面，政府应加大对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的研发投入，将其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途径，建立以低碳技术为基础的内生经济增长路径 [1]。在企业生产层面，通过财税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使企业注重开发和掌握低碳核心技术，为社会提供低碳产品。在消费需求导向层面，通过税收激励政策，鼓励消费者购买低碳产品和竖立低碳理念，首先是要在政府各部门开展“低碳采购”，继而在在全社会开展和倡导低碳消费和绿色生活。同时，加大对高耗能的企业、高耗能的消费征税，通过税收来约束、引导企业与公众的行为。通过以上几方面财政政策的实施，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财政支持体系。
1.加大低碳科技研发的经费投入。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低碳经济，一个重要的支撑就是低碳技术，因此，发展低碳技术成为低碳经济的必然选择。低碳技术并不是某一种特定的技术，而是一系列能降低碳排放量的技术措施，这就要求在经费投入上既不可以一次性地铺摊了，又不能只专注于某一方面，需要做到点面结合。既安排低碳基础研究的资金，又安排急需的应用研究资金。一方面，要大力发展节能与能效提高技术，也就是减碳技术，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高能耗、高排放领域的节能减排技术，煤的清洁利用、核电等重大能源装备制造技术等。对于各种低碳技术的研究、开发需要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除了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还可以设立低碳基金。此外，要充分重视低碳技术的研发的同时，更要推进低碳技术的产业化，只有转化为低碳产品，才能实现低碳技术节能减排的作用。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应该鼓励企业引进和吸收低碳技术，并将其商业化，要鼓励企业创造符合新兴产业发展规律的商业模式。这需要在财政和税收政策上给予支持和优惠，支持低碳技术的研发，鼓励低碳技术创新，实现资源利用的减量化、再循环与再利用[1]。另一方面，要增加对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技术方面的低碳技术研发支出，支持低碳技术创新，围绕低碳经济发展的能源技术创新包括：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等低碳以及无碳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形成稳定的财政资金投入。同时对于风力发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开发项目进行补贴，特别是要大力支持在农村大力发展生物质能源，通过将秸秆、稻壳等废弃物进行气化、固化后用于发电。要通过税收补贴降低可再生能源开发的成本，使其提高市场竞争力，以便大规模商业化推广，同时为加速这些行业的设备折旧提供财政支持。
2.发展循环经济，建立生态产业园区。循环经济是一种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其核心是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就是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实质是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基本特征是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 [2]。
实践证明，建立生态产业园区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最有效途径，生态产业园区包括生态工业园区和农业生态园区。从辽宁省实际出发，通过政府财政专项投入，选择一批工业基础较好、环境污染严重、特色较为明显的企业或园区作为生态工业的试点进行规划和开发，在不同的产业类别中建设生态工业园区示范点，对于园区的企业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绿色改造，在不同企业内实现清洁生产。建立农业生态园区就是要建立一个循环农业系统，进入这个系统的物质和能量在经过一个生产环节之后进入另一个生产环节实现再循环利用，并将实现农业生产经济目标与维护生态环境目标紧密地结合起来，生产过程低污染甚至污染零排放，实现环境污染最小化。通过财政政策的引导，可以在辽宁省的某个县区建设示范性的园区，可以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通过省里财政投入一部分资金，市、县和村配套一部分资金，开展农村能源生态建设，其中重点建设的一项工程就是沼气工程，通过沼气池的作用把种植、养殖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农业废弃物―沼气池―农业生产”这种循环往复的生产模式，可以大大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3.增加环保产业投资。世界上普遍将环保产业视为高新技术产业之一，发展环保产业可以获得双重效益，环保产业既可以成为地区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还增加了环境效益。通过对于辽宁省具有优势和特色的产业如环保机械产业增加投入，对于环保产业实行减免税、减免土地使用费，从而调动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引导资金向环保产业流入，扩大环保企业的势力，为环保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
（二）激励市场主体节能减排的财政政策
要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增加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通过财政补贴性支出可以影响企业和个人的预期收益与成本，引导和调节低碳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通过减免税、费用扣除、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和提取投资风险基金等方式，对从事新能源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企业、从事环保绿化的企业，实施以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减轻企业低碳发展的成本费用，促进企业低碳技术研发与应用。
1.企业生产方面的激励政策。在政府预算中，加大对节能减排的支持力度和给予税收优惠，此外，不单只是采用税收直接优惠这一单一形式来促进节能减排，也要不断创新，采用间接优惠政策。如加速折旧，即对使用减少污染排放的技术设备、节能设备、采用循环利用设备等的企业，允许其对这些设备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来计算提取折旧费。在促进能源节约、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方面，不单只是采用“低税率、低售价”的模式。而是要更合理、更有效地利用税收杠杆及综合利用多种税收政策来引导和规范企业与消费者的行为 [3]。政府应通过制定低碳产业发展的财政、税收政策，运用经济杠杆，引导企业从事低碳生产与经营。发展低碳经济，需要企业发挥主体作用，为此，应激励企业对低碳技术进行战略投资，发展低碳技术，尽早实现技术升级，规模化应用低碳技术，将企业社会低碳责任与产品质量、信誉结合起来，实现跨越式发展。
2.消费方面的激励政策。一是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推广节能产品的使用，促使节能技术的普及。制定政府“低碳采购”政策，通过行政干预政府的购买行为，促进在政府采购中优先考虑对环境负面影响较小的低碳环境标志产品。二是可以利用财政补贴吸引用户购买节能产品，促进节能产品市场的发展。通过制定低碳产品消费鼓励政策，对低碳产品采取政策和税收方面的优惠，鼓励消费者购买，从而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和使用能耗。三是可以使用资源税、消费税、关税等税收工具，鼓励节能产品、可再生能源产品的进口和消费，提高节能减排的效率 [4]。
（三）制约市场主体高能耗的税收征收政策
1.改进资源税。目前资源税征收依据是资源级差收入，不能正确反映资源的价值，也并未考虑资源开采造成的环境影响。今后改革的方向:一是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把土地、森林、山岭、草原、水、动植物、海洋、空间等自然资源以及社会资源逐步纳入资源税征收范围；二是提高资源税税负水平，按照推行“从价定率”方式，应当结合资源的稀缺程度、人类的依赖程度、资源及其替代品的开采成本及该行业利润等因素来确定课税税额或者应税税率，提高再生周期长的自然资源和不可再生的稀缺能源资源的税率；三是改进计税依据，将现行能源税按销售量为计税依据改为按实际生产量计税，减少滥采滥用。
2.调整环境税。环境费是政府征收的与环境相关的各种费用，政府对企业征收环境税，可以调节企业的行为，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此外还对财政还有一定得贡献。目前辽宁省基本上是采取对超标排放污染物的企业进行惩罚性收费的环境治理方式，但由于现行的排污收费标准偏低，造成企业缺乏治理污染的积极性，宁肯受罚付费也不愿意治理污染。为此，今后辽宁省的排污收费的范围应进一步扩大，收费标准也应该进一步提高，城市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的处理处置费标准也要有所提高。工业“三废”排污费将在达标排放的基础上，依据污染物排放总量征收，一氧化硫、汽车尾气等污染物将通过资源附加税的形式征收。
3.试点推行碳税征收。碳税被认为是减少碳排放最具市场效率的经济乎段之一。碳税是一个混合型税种，是对一氧化碳排放行为征收的一种环境税，它的税率由该能源的含碳量和发热量决定，不同的能源由于含碳量和发热量不同，会有不同的税负，低碳能源的税负要低于高碳能源的税负，征收碳税可以从源头上对资源使用进行调节，促进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进行节约碳资源的技术创新 [5]。另外，环境税征收所得也可以用于对低碳技术本身的支持与投资，从而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对高碳产业征收碳税已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辽宁也应该在一些污染较大的行业开展试点，首先要在重工业领域实施，然后在建筑、交通和公共事业等领域推广。除了开征碳税，对于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征收消费税以及提高能源税税率也应纳入绿色税改计划中，增强税收的环保功能。
参考文献：
[1]施恬.从低碳经济的特点看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J].企业经济,2011,(3):61.
[2]徐玖平,李斌.发展循环经济的低碳综合集成模式[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3):1.
[3]基于外部性理论谈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J].商业时代,2011,(6):48-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