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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范文1
关键词：经济周期；货币政策；不对称性
一、货币政策在经济下行周期中作用的特征
无论是弗里德曼“固定规则”的货币政策规则，还是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规则，其最终目标都是一致的，即实现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现代各国实践中的货币政策实际上都是两者的折衷，即在经济上行和下行时期，或多或少分别采取紧缩和放松的政策，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发现货币政策的作用力在经济上行和下行两个不同阶段具有不对称性。在抑制经济过热过程中更要采取微调措施，防止超调；但经济下行时期，货币政策在操作上力度要更强，更要防止政策不到位。
货币政策对消费投资的抑制作用强于刺激作用。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看，信贷与资产市场是货币政策两个重要传导渠道。资产市场价格上升或下降对消费投资存在不对称的刺激作用，决定了货币政策的紧缩和扩张对消费投资的作用力具有不对称性。从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理看，存在流动性效应、财富效应和投资的托宾Q效应。从房地产市场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理看，除了它作为资产市场存在的这些共性效应外，由于其与信贷关联度更高，特别是我国是一个以不动产抵押制度占主导地位的贷款担保体系，这就势必形成双重的传导效应。信贷的顺周期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掣肘了货币政策的逆经济风向调控。
我们用M2增长率这个中间目标来代表货币政策的紧缩或放松，以1998年为界分两个阶段来分析。1991年至1998年，股市、M2增长率总体处于下降阶段，即经济总体处于下行周期，货币政策总体也处于放松阶段；1999年至2007年，经济总体处于上行周期，货币政策总体也处于紧缩阶段。在1991年至1998年经济下行阶段。M2增长率与上证综指增长率相关系数为17.45％。而1998年至2007年经济上行阶段。两者相关系数为6.85％。即货币政策在抑制经济过热的效果明显高于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
货币政策所作用的经济变量具有非同步性从另一方面决定了货币政策作用力的非对称性。货币政策所作用的经济变量既包括商品价格，也影响资产价格。相对于商品价格来说，资产价格是一个快变量。在经济上行周期中。由于紧缩货币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存在时滞。容易形成超调，而资产价格急剧下跌形成对经济的紧缩作用明显；在经济下行周期中，由于资产价格的不对称反应，不仅对商品价格的影响产生时滞，而且对资产价格的影响也有时滞，从而引起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力度不足。
我们同样用M2增长率这个中间目标来代表货币政策的紧缩或放松来考察这种时滞影响。1991年至2007年的M2增长率与1992年至2008年9月末的上证综指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14.76％；而同期情况下M2增长率与上证综指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11.43％。这说明货币政策在滞后一年的情况下，其发挥的作用高于当期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在经济下行的1991-1998年间。M2增长率与上证综指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17.45％。而与滞后一年的上证综指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39.02％，说明货币政策在经济下行周期中作用的时滞特征更明显。
二、经济下行周期下的货币政策建议
(一)改造风险机制，克服信贷的顺周期倾向
为了克服信贷的顺周期倾向，短期来看，应着力于增强市场信心，通过政府投资配套的信贷投入，充分发挥政策性贷款的引导作用，保障总量投入。同时，为长远计，应着力于风险机制的改造。一是对商业银行贷款风险准备金实施一定比例的统筹。通过风险统筹基金对符合信贷政策导向中小企业和“三农”贷款实施风险补偿。为防止道德风险，对风险补偿贷款设定必要的条件。如在征信系统中无不良记录、贷款额度不超过企业净资产的40％等。二是推行资产证券化。尽管不少人认为资产证券化也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但作为一项金融创新本身，它的风险特征也因所处经济周期的不同而有差别。在经济高涨期间，风险会隐藏起来，人的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加剧了“繁荣预期”，对风险和收益的评价有失客观，如对次贷资产进行的证券化，在打包售卖的过程中便存在对于风险理解的差异以及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在经济下行期间，风险已经得到充分的揭示，市场在预期的作用下甚至更多地存在过度反应，在这种背景下，不失时机地推动资产证券化是优化金融结构、促进金融服务业可持续发展的可行选择。三是大力发展动产抵(质)押融资，促进信贷便利化。在《物权法》的框架下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和中介机构的作用，积极发展供应链金融，探索应收账款的信用增级措施，着力构建便捷、高效的动产金融制度。四是要拓宽非信贷融资渠道。鼓励创新融资工具，加大委托贷款、资金信托贷款等非信贷融资业务的比重。推动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二)立足于扩大消费需求。加大消费信贷支持力度
促进消费信贷的发展，首先是要进一步完善个人征信体系，建立起个人信用专业评估机构。构建适合我国实际的个人资信评估模型，通过定性判断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评定消费者信用的等级。以有效解决消费信贷中金融机构和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同时，要建立健全消费信贷法制环境。推进信贷保险制度和消费者个人破产制度建设，既保护消费者权益，又建立失信惩罚机制。形成信用良好的市场经济运行秩序。从供给角度来看。要进一步拓展消费信贷供给渠道，特别是增加农村消费信贷供给渠道，形成多层次的、竞争性的消费信贷供给市场。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进消费信贷产品的创新，针对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在利率、期限、还款方式等方面实行差别化信贷服务。有针对性地设计和推出消费信贷业务品种，通过多样化的产品来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消费者的需求。
(三)做好做深担保，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在间接融资为主要渠道的融资体系下，建立良好的担保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为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扩大发展中小企业担保体系的积极性，同时防止银行的道德风险，可考虑推行有限担保形式，由政府、银行和企业共同来承担损失风险。以解决当前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根据贷款的金额、期限以及贷款人的具体情况，由政府主导成立专门的担保机构，为银行贷款提供50-80％的担保，同时还可允许借贷企业享有六个月还款宽限期，在此期间可以只还利息。以纾缓中小企业资金压力。这种以政府为主、风险共担的有限担保制度，既发挥了政府对信贷资金的引导作用，也
防止了银行、担保机构、企业的道德风险，同时还减弱了信贷“顺周期”倾向带来的信贷收缩现象，增加银行审批贷款的信心，为中小企业的营运资金提供更多弹性和方便，有助于中小企业维持业务及拓展新市场。
同时。可运用公共财政资金支持建立、健全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组建独立于政府之外、承担政府及其部门交办事务的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工作，并引导社会各类中介服务机构的服务行为，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服务网络。建立破产企业圆桌会议机制，由往来银行(即企业主要贷款银行)、担保机构、行业协会等组织共同对拟破产企业进行讨论，分析原因，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案，尽量避免企业大面积破产。
(四)进一步发挥债券市场的融资功能
在我国宏观经济背景及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下。大力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是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切入点。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发展债券市场必须减少行政控制，消除政府对债券设计、发行乃至交易环节的过度控制，使市场主体在自由交易、平等博弈的基础上真正建立起相互的信任，从而有力地推动信用债券市场的发展。但市场自的回归并不意味着政府监管的弱化，相反，市场化进程更需要建立和完善信用债券的外部监管体制，只是监管的重心不再是对市场主体微观决策的干预，而是转向提高市场主体行为透明度、强化市场主体的信誉约束、防范市场机会主义行为、保护市场主体自发形成的合作制衡机制等方面。要加大债券产品创新力度，优化市场结构，在继续发行担保债券的同时扩大信用债券，提高信用债券的比例；积极发展企业债券性质的市政项目债或收益类项目债，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有效的融资渠道；发展中小企业集合式债券，通过分摊方式降低规模较小企业的债券发行成本，为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提供通道。
(五)抓住机遇，积极推进股权投资基金发展
在当前背景下，发展股权投资基金是深化投资体制和金融改革比较好的结合点和选择。
为此，一是要制定私募股权投资的相关法律法规，保证私募股权投资在遵循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有效运行。结合北京、天津、上海、宁波等地已经开展的试点。明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注册登记和税收方面的有关规定。二是要加强对私募股权投资的政府引导，通过设立引导基金等方式，增强民间资本的投资积极性，并引导其流向符合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要求的项目和企业。三是以稳健发展为宗旨，建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备案制度，坚持适度监管，探索建立行业自律体系；建立合格的投资者管理制度，把培育合格的GP和LP作为首要任务，形成私募股权投资与银行信贷行为的“防火墙”。四是要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PE退出机制。
(六)推出放贷人条例，引导非正规金融发挥积极作用
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范文2
【关键词】经济周期 拐点 谷-谷法 经济增长 宏观调控
经济周期或称经济波动,其周期性变化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市场主体的判断和选择。同时正确判断经济周期变化对国家实施正确的宏观调控政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研究经济周期变化是宏观经济理论的一项重要命题。
经济周期是指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所呈现的一起一落、扩张与收缩不断交替的波浪式运动过程。美国国民经济研究所(NBER)把经济周期定义为“古典型经济周期”与“增长型周期”。古典型周期是指在经济周期下降阶段,国民经济产出总量绝对下降,即出现负增长。对于我国来说,改革开放前经济周期大起大落,表现为古典型周期。如果国民经济产出总量并不绝对下降,而是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缓,则为增长型周期。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周期的特点为波动幅度减缓,并由古典型转变为增长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五轮周期,宏观经济一直维持平滑的高位运行,周期界定已经十分模糊。
一、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周期的基本判断
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周期发生在实际GDP相对于潜在GDP上升(扩张)或下降(收缩或衰退)的时候。每一个经济周期都可以分为上升和下降两个阶段。上升阶段也称为繁荣,最高点称为顶峰。然而,顶峰也是经济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后经济就进入下降阶段,即衰退。衰退严重则经济进入萧条,衰退的最低点称为谷底。当然,谷底也是经济由衰转盛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经济进入上升阶段。经济从一个顶峰到另一个顶峰,或者从一个谷底到另一个谷底,就是一轮完整的经济周期。以下本文将用这种两段式(谷-谷法)来划分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周期。
从图1看,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经历了五轮明显的经济周期,时长为4―10年。1978―1999年的前四轮经济周期经济增长曲线变化明显,跌荡起伏清晰。进入第五轮经济周期区间后,该区间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经济增长曲线相对平稳,但周期自身的阶段性特点依然存在。
第一轮经济周期是从1977―1981年,周期时间为五年。需要说明的是改革开放前最后一轮周期结束在1976年,那一年我国GDP增长指数达到谷底,经济增长为-1.6%,为一轮周期的完整性体现。我们把改革开放后第一轮经济周期扩展到1977年,那一年的经济增长开始复苏,上涨了7.6%。第一轮经济周期增长最快的年份是1978年,达到11.7%,经济周期的波幅为5%;最高通货膨胀率为6.5%;第二轮经济周期是从1982―1986年,这轮周期持续了五年时间,最高通货膨胀率8.8%,年度经济增长最快达15.2%,周期波幅为6.4%;第三轮经济周期从1987―1990年,周期时间为四年,最高通货膨胀率为17.9%,该周期经济增长最快为11.6%,周期波幅为7.8%;1991―1999年的我国第四轮周期,该周期通货膨胀率创纪录地达到24.1%,经济增长也高达14.2%,周期波幅为6.6%。
对于改革开放前三轮经济周期,理论界并没有太多争论,但对第四轮经济周期谷底界定为1999年这一观点遭到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的质疑。他们同样以GDP增长率为研究指标,认为自1991年第四轮经济周期后,GDP增长率虽一度达到1992年的14.2%,但自1993年下半年实施“软着陆”的宏观经济政策到1999年,GDP增长率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尤其是1997―2002年GDP增长率是徘徊于“七上八下”的局面。因此,以1999年7.6%的谷底作为第四轮经济周期的结束年份是不合理的。此外,在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共同作用下,2002年经济才开始复苏,GDP增长率从2001年的8.3%升至9.1%的新高,2003年更是高达10%,可以说我国是自2002年开始才算真正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所以持上述观点的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经历的第四轮完整的经济周期应该是1991―2001年,而非1991―1999年。
本文认为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更具科学性,因为所谓谷底就是在其后经济应该出现明显的恢复和增长,2002年9.1%的经济增长更加符合事实。但为研究方便,本文从直观的角度将其起止时间规定为1991―1999年,而将随后的2000年和2001年都看成是第五轮经济周期上行调整的积累期。因此第五轮周期是从2000年开始的,2007年经济周期达到波峰,经济增长为13.4%,2008年后经济增长进入周期下行区间。
二、我国第五轮经济周期的界定
进入21世纪后,我国也进入了第五轮经济周期,这一点没有太多疑问,但从目前来看本轮经济周期是否已经结束,拐点是否已经来到?理论界目前没有统一定论,但确定第五轮经济周期的“拐点”对下一步实施宏观调控政策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将把确定第五轮经济周期的“拐点”作为研究的重点。
按照“谷-谷法”划分2009年GDP增长8.7%并不是本轮周期的最低点,最低点是2001年,经济增长只有8.3%。如果以前期8.3%为标准,现在2009年经济增长8.7%就确定为谷底并不科学,那么唯一可以解释的是2009年我国经济还没有到谷底,第五轮经济周期尚未结束。按照经济周期的规律,2010年或者以后几年我国经济增长还会继续下跌,经济增长仍然乏力,采取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推动经济增长仍然将是中央政府的主要目标,因此确定第五轮周期的终结点必须十分慎重。经济周期波动的拐点,关键是看到在经济下滑的后面是否有强劲持续反弹的迹象。2010年刚开始用年度经济增长数据判断显然不符合实际,但我们从季度经济增长来着手分析也许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图2是总结1999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第四季度共11年44个季度我国GDP增长的曲线图,在这个曲线图上我们可以比较完整地看到第五轮经济周期的经济增长变化,并用经济周期理论的四阶段法来诠释该轮周期的全貌。
1、1999年是第四次经济周期的终结。1999年GDP增长7.6%,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把我国经济拖入了深水区,由于我国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1998年出口出现负增长,到1999年尽管部分亚洲金融危机国家和地区经济逐步复苏,我国外贸出口也转降为升,但由于国内需求仍然十分低迷,因此1999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跌破8个百分点,创造了近十年来单季最低增长速度,尽管经济增长困难重重但复苏的迹象已经开始显现,国家宏观调控力度也进一步加大;图2中1999年第四季度呈现一处拐点,拐点后2000年国家经济开始复苏。
2、2000―2001年我国经济进入“复苏”调整阶段。两年八个季度GDP增长在七和八之间徘徊,最低7.9%,最高8.9%。这两年间是经济增长的积累期,这不仅包括国内需求的积累,也是信心的积累。国家坚定不移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2001年国债余额已接近警戒线水平,在国家宏观调控的推动下,2001年第四季度经济已经稳定反弹,供给过剩的状况已有所好转。
3、2002年第一季度到2007年第四季度是本轮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2007年第四季度成为本轮经济周期出现的第一个顶峰拐点,经济达到增长的峰顶。这期间我国实现了平稳的、长达六年的经济扩张,是我国第五轮经济周期最好的阶段,属于经济的上行区间。经济增长幅度从2002年第一季度的8.9%到2007年第二季度的13.4%,增长速度不断加快直到顶峰。同时物价水平也不断攀升,CPI从2002年的-0.8%上扬到2007年的4.8%,2007年11月CPI一度上涨到6.9%,创造了五年内的单月最高涨幅,通货膨胀压力有所上升。国家及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从2003年开始将积极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调整为“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适度收缩了银根和政府投资,这样做效果明显,六年间我国始终保持着温和的通货膨胀率,没有出现由于经济过热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而相对温和的通胀对经济的持续增长是有益的。因此本轮周期出现长达六年的扩张期,这期间政府“反周期”政策运用功不可没。
2007年第四季度是本轮周期顶峰,经济增长达到了13%,这个顶峰同时也是拐点,2007年第四季度后经济开始下滑。而形成这个拐点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世界金融危机蔓延导致外需遽然减少,另一方面则由于五年来国家为有效控制通货膨胀一直采取相对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导致国内需求不足;加之2008年初国家对金融危机的危害性估计不足、宏观调控没有及时调整、紧缩政策使得国内需求雪上加霜。内需外需同时作用导致2008年我国经济开始下滑,经济下滑的同时由于国际能源价格的原因,国内通货膨胀却进一步加剧,2008年我国CPI水平达到了5.9%,创造了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因此反观2008年,中国经济的确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滞涨”现象。
4、顶峰拐点过后,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进入“紧缩”阶段。一年的紧缩后,2009年第一季度经济进一步进入“危机”阶段跌入谷底,本轮周期又出现了第二个拐点。2007年第四季度我国经济达到顶峰,随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2008年全年尽管增长9%,但与2007年相比仍然减少了2.7个百分点,从季度数据来看,2008年GDP的增幅逐季递减,第一季度GDP增长了10.6%,第二季度10.4%,第三季度9.9%,第四季度9%。但到了2009年第一季度GDP增长仅为6.1%,而这个季度可称为“危机”阶段,这个季度创造了近20年来的单季最低增长纪录,中国经济掉入谷底。从图2上看这个拐点非常明显,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见底后,第二季度经济开始快速反弹,而且反弹之势迅猛,经济增长了7.1%,第三季度上涨8.9%,第四季度竟高达10.7%。出现这个拐点的主要原因同样是国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
通过对图2进行的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第五轮经济周期在历经2000―2001年两年的复苏期后进入长达六年的扩张期,这六年时间经济增长平均达10.3%,2007年年末经济开始下滑,进入本轮周期的下行区间。这个紧缩期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到2009年初跌入谷底,但很快在国家强大的“反周期”经济政策作用下,2009年第二季度经济就走出谷底强劲反弹,而且这种反弹之势在2010年还将持续。因此可以得出第五轮经济周期在2009年已经终结的基本结论。
三、我国第五轮经济周期的特点
1、第五轮经济周期是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扩张期持续性最强的一轮周期。我国1977―1981年第一轮经济周期,持续时间五年,其扩张阶段是1977年和1978年两年,到了1979―1981年国家实行调整政策,其后三年经济步入周期的收缩阶段;1982―1986年第二轮经济周期,周期时长为五年,扩张期从1982―1984年共三年时间;1987―1990年的第三轮经济周期,时长为四年,扩张年份是1987年和1988年两年,1989―1990年经济又步入收缩阶段,并陷入深深的波谷之中;前四轮周期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是1991―1999年的第四轮周期,时长为九年,但扩张年份却只有1991、1992年两年,1993年就开始步入收缩阶段,此后持续七年下滑,这一轮周期成为扩张与收缩比率最低的一轮周期。
而我国第五轮经济周期从2000―2009年持续时间长达十年,除2000年和2001年为经济复苏期外,从2002年开始到2007年长达六年的经济扩张,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0.3%,物价平均增长速度仅为2.1%,真正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2008年和2009年两年收缩期,其扩张和收缩比也是改革开放后最高的,这充分证明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强劲。同时还值得注意的是,六年的扩张期还是在国家采取相对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防范通货膨胀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可以说六年的经济扩张其动力来自市场经济自身的增长性。这也充分说明了进入21世纪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得到不断完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从而使经济肌体内部的有效需求得到不断的、稳定的释放。
2、第五轮经济周期是改革开放以来增势最平稳,周期波动振幅最小的一轮周期。经济周期振幅是指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高低起伏的剧烈程度,也称峰谷落差,是反映经济增长内在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指标。通常而言,振幅越小,经济增长的内在稳定性就越高,经济增长的抗衰能力也就越强。改革开放后前四轮经济周期的振幅分别为5%、6.4%、7.8%、6.6%,均值为6.45%。而第五轮经济周期的振幅仅为3.1%,不仅低于前四轮的均值,而且也是改革开放后周期振幅最小的。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稳定性显著提高,同时也说明国家“反周期”经济政策运用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第五轮经济周期这十年期间,我国经济有冷有热,有快有慢。2000―2001年经济复苏期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推动经济增长;2002年经济扩张期国家又采取相对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控制经济过快增长,降低经济增长热度,2008年宏观经济严重下滑后国家再次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断加大政府投资,扩大国内需求,政府成为经济增长另一匹发动机,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第五轮经济周期振幅小、运行平稳,充分证明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3、第五轮经济周期是改革开放以来与国际经济周期运行最为吻合的一轮周期。我国经济受世界经济影响从改革开放后就显现出来,改革开放后十多年,我国之所以能够保持较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这种影响日益加深,导致我国1991―1999年的第四轮经济周期出现长达七年的收缩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东南亚各国快速发展造成对我国投资以及出口的影响。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东南亚经济泡沫破灭把我国经济拖到谷底,随着2000年世界经济复苏,我国经济也开始走出谷底;无独有偶,2008年我国第五轮经济周期进入衰退期,其主要原因也是由于美国引爆的世界金融危机导致支撑我国经济的外需骤减,从而把我国经济拖入了下行区间,直到2009年下半年才开始复苏,我国第五轮经济周期的收缩期与世界经济周期呈明显的叠加状态。不难看出,21世纪以后我国经济周期受国际经济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日益加深,与世界经济周期呈“同步化”发展趋势已成事实。
四、新周期的“反周期”宏观调控政策取向
一是我国第五轮经济周期的拐点在2009年已经出现,2010年是第六轮经济周期的元年;二是我国经济在2010年已经进入经济增长的上行区间,控制通货膨胀应是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取向。
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地增长,第六轮经济周期政府应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1、在总结第五轮经济周期运行特点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改革,提高经济增长的市场内生动力。经济增长的动力一方面是内生的,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市场力量会不断增强,市场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力量和源泉;另一方面是外生的,政策作为一种外在力量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影响经济周期的形态或导致周期的变形。第五轮经济周期之所以时间长、扩张持续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市场内生动力被激活,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因此强化市场力量,就是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提高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尽管历经30多年的改革,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已显著提高,但还是存在一些严重问题,主要是各个领域和各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严重不平衡;同时,制约我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仍然严重滞后。例如农村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等,只有随着这些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经济增长的市场内生动力才可能进一步激发。同时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些行政手段也应逐步减少甚至退出,进而改革政府干预经济所采取的一些非常规的政策、手段和方法,为培育市场内生动力创造条件。
2、审时度势,科学判断我国宏观经济的变化,及时调整“反周期”宏观政策取向。基于第五轮经济周期拐点已经出现,宏观经济已进入上行区间这一基本事实,在未来一段时间要将“保增长”的单极目标逐渐变为“保增长、调结构和控通胀”等多重目标,将财政货币等“反周期”宏观政策从“积极稳健”向“双稳健”转变,有效控制各级政府固定资产的投资节奏,保持经济平稳。
宏观调控的重点是总需求,2009年国家4万亿政府投资砸下后社会投资需求已激活,甚至有过热迹象。因此2010年后宏观调控的需求管理应该以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为重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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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范文3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通胀，并对各国正在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提出质疑。这些声音将是避免货币政策出现重大失误的重要牵制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央行现在就应该行动起来与暂时还看不见的通胀作斗争。保持当前的宽松政策同时作出微调或许是合理选择。
从格林斯潘成功应对1987年股灾开始，央行真正开始发挥了积极的危机管理职能。10月20日星期二的早晨，美联储大量购买政府债券释放货币，其直接后果就是在市场上增加了大约120亿美元的银行储备。紧接着，联邦基金利率大幅度下调0.75个基点，市场的流动性得以恢复，市场恐慌很快消除。这个策略也让全球经济迅速渡过高科技泡沫和9・11危机事件所带来的冲击。
这段时期是货币政策的黄金期。经济周期似乎已经被成功驯服，直到2007年这轮危机的到来。货币政策因此而得到的最大教训在于，已经由在危机时候实施果敢有力的救市措施，转向成为如何判断经济复苏周期的回归，并逐步拧紧货币供应的水龙头。在2001年以后，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为股市泡沫收拾残局的同时，却在不经意间催生了另一个更大的泡沫：房地产泡沫。
放出流动性事实上比回收流动性要艰难的多，但这将是危机过后必然的一步。对当前的危机有各种解释，但长期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难辞其咎。来自中国和中东的资金是流入到了美国，但美联储如果意识到这是个大问题，它能够回收这些流动性，但它没有这么做，它延续了高科技泡沫后的宽松政策。
现在全球经济已经达到底部，并不断萌发出复苏的绿芽，此时还离不开宽松货币政策所营造的温暖环境。熟悉日本1990年代经验的人会同意，政策的反复是经济走出顺利走出危机的绊脚石。美联储膨胀的资产负债表和美国政府高企的赤字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消化过程，但有理由相信，经济复苏很可能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这意味着，美联储有时间来缓慢调整流动性。
长期以来，财政政策有一个误区，就是希望每个财年都能做到预算平衡。这个理念其实是不需要的并且是有害的，因为在危机时期，保持一段时期的赤字是合理的。财政政策应该放在一个相对完整的经济周期里考察，危机时财政赤字、繁荣时财政盈余，总体而言，是能够基本平衡的。货币政策也是一样。当经济出现一个较长周期时，货币政策也需要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当前出现的就是这样的经济周期。这个周期不同于1987年或2000年单纯的股市泡沫，可以很快过去，因而那时货币政策也应该及时调整。从这个意义上看，宽松货币政策的持续时间应视经济金融形势而定，而当前还没有出现明显的信号要求货币政策作出改变。
中国的情况与此雷同。高速增长的信贷规模包括票据融资总体上利大于弊，不仅有力地满足了实体经济尤其是投资增长的融资需求，还有效地打消了有关通货紧缩的预期。并且，现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看上去还没有作出明显调整的必要。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虽然正在领先主要经济体企稳回暖，但中国经济不大可能出现急速反弹，并且还可能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在全球经济明显扩张之前，中国经济很可能维持一个缓慢回升的态势。而在这个过程中，保增长的警报还无法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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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本文将研究在统一的货币政策下，欧元区实行各自的财政政策与统一的财政政策两种情况时，经济周期和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政策冲突的关系，进而分析进欧元区所面临的财政政策难以协调的困境。
经典的m-f模型分析告诉我们：一国财政政策有负的溢出效应，如果一国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则会导致其他成员国价格水平的上升、加大其他成员国国内的通胀压力，还会导致欧盟范围的汇率上升和出口下降；另一方面，一国财政政策的实行可能会强化（或削弱）他国的同向（或逆向）财政政策。这就是财政政策冲突的经济效应，是财政政策需要协调的直接原因。
进一步的，在货币政策统一的条件下，从经济周期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视角来看，财政政策协调又将面临哪些难题呢？
二、经济周期和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政策冲突
（一）欧元区财政政策尚未统一时。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欧元区国家做以下几组分类：（1）处在不同经济周期的国家。（2）处在相同经济周期，且有相似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3）处在相同经济周期，且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国家。
结合财政政策冲突的经济效应分析，我们可以知道，针对（1）处在不同经济周期的国家，由于经济周期不同而采取的互逆的财政政策将抵消彼此之间的政策效果。对于（2）处在相同经济周期，且有相似发展水平的国家，我们把他们视为一个国家，不作过多的考虑。而对于（3）处在相同经济周期，且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国家，他们为了发展经济而采取的力度不同但方向相同的财政政策将会给其他国家带来负面溢出效应，影响其他国的财政政策。
有研究表明欧盟国家经济周期有趋同的现象，因此我们先排除（1）不同国家处在不同经济周期的可能性。那么在同周期情况下，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欧盟各国的财政政策冲突就体现在各国同方向财政政策力度大小的不同。以希腊和德国为例，虽然两国都面临紧缩的财政政策倾向，可是希腊要采用更加紧缩的政策来换取欧盟的贷款，而德国相对于希腊更加宽松的财政政策会对希腊的财政政策有削弱的影响。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在货币政策统一的条件下，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较大差距是财政政策冲突的根本原因，我们需要财政政策的统一协调来克服这一矛盾的产生。
（二）欧元区财政政策统一后。
上面说到在欧元区财政政策需要统一的必要性，那么欧元区财政政策的统一是否就会真正解决欧元区现在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财政政策协调在实际中又会面临怎样的问题呢？结合各个国家不同的发展水平，我们下面将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假设欧元区统一了财政政策，各国将上缴财政收入到统一的财政基金，那么欧元区将面临这样的问题：统一的财政应该增加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的财政支出，而财政却更多的流向了需要更多财政支出的大国。在财政支出的绝对量一定的情况下，欧盟协调统一的财政政策的矛盾就会体现在：多增加经济水平低的国家的财政而减少经济水平高的国家的财政导致拖慢大国经济水平发展；减少经济水平低的国家的财政导致其经济发展更缓慢。如果欧元区试图改善这一状况，就会涉及到经济强国与经济小国之间的利益博弈，很有可能对小国不利，而大国又是否愿意放弃自身的利益来兼顾小国的发展呢？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假设欧元区内的财政分配都按各国gdp与其占欧盟总gdp的比重进行财政分配，那么前面提到的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各国将得到与自身发展水平相对一致的财政支出。这时，除非一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发生改变，各国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将永远存在，而财政支出的比例也是不会改变的。那么直到大国经济速度放缓，而小国经济有跨越式的发展，才能达到欧盟内各国经济发展的平衡。而小国在货币政策统一，财政政策上交的情况下，经济的跨越式增长也是很难实现的。虽然可以通过诸如调整国内经济结构的途径促进经济发展，但历史传统气息浓重，发展缺乏动力的欧洲小国似乎很难做到这一点。加之，这样一种财政分配方式本身并不会主动增加某一国财政支出推进其经济的发展，那么这些小国在发展中面临的诸多不公平现象更导致了经济趋同的困难。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财政分配的难题，在以上两种情况下，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导致财政政策难以协调，是财政政策冲突的根源，而这种政策的不协调又不可能使经济的发展水平趋于一致，最后欧盟区各国经济的发展陷入恶性循环的死胡同。所以说，欧元区即使统一了财政资金，如果统一的财政政策不能很好的协调各国间的利益，那么统一的财政政策也只能是名不副实的“空中楼阁”。这就是欧元区在今后统一财政政策的过程中所要面对的主要困难之一。
欧盟各国在经济融合的过程中困难种种，矛盾频频，到目前为至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虽然欧盟在吸纳成员国的时候设立了经济趋同标准，但有研究表明实际的趋同并不理想，问题就在于在欧盟各国在经济融合的过程中能否达到趋同。如果经济发展水平不能趋于一致，即使处在同经济周期内，一旦经济水平高的国家遇到经济放缓的情况，相对紧缩的财政政策会使小国雪上加霜。这样更加加剧了这些国家扩大财政支出的倾向，导致更多负债的增加，最后资不抵债。因此我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一致是欧盟存在与发展的最大硬伤；还可以说，财政政策的协调不是为了避免负的经济效应而采取的积极的应对策略，而是为了克服本身财政分配的难题而不得不被动采取的必要措施。
三、对欧元区的一些建议
欧盟过快的扩张步伐一直就是人们讨论的焦点，个别欧盟成员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欧盟整体的负面影响渐渐浮出水面，所以欧盟今后在吸纳成员国的时候一定要更加谨慎，严格标准，认真考虑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将会对整个欧元区的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欧元区在统一的财政政策下，除了要设计最优的财政分配方案，一定还要积极协调好各个成员国的利益问题，做好大国的工作，使之能够照顾到小国的发展，而不至于使小国在各国发展的政治博弈中处于下风，努力体现出作为一个统一的经济体所应该发挥出的互利共赢的强大带动作用。
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范文5
一、宏观经济走势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宏观经济走势是影响证券市场大盘走势的最基本因素。证券市场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宏观经济的大环境中发展,同时又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说,股市的运行与宏观的经济运行应当是一致的,经济的周期决定股市的周期,股市周期的变化反映了经济周期的变动。经济周期包括衰退、危机、复苏和繁荣四个阶段,一般来说,在经济衰退时期,股价指数会逐渐下跌;到经济危机时期,股价指数跌至最低点;当经济复苏开始时,股价指数又会逐步上升;到经济繁荣时,股价指数则上涨至最高点。
宏观经济走势影响股价变动,但宏观经济走势与股市趋势的变动周期不是完全同步的。2002年10月,两个数据在中国证券业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一个数据是2002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9%,一个数据是2002年1~10月上证指数跌幅达到7.9%,一正一负,宏观经济走势与证券市场走势看上去形同陌路,相互背离,让投资者感到困惑。实际上,无论是宏观经济还是股票市场,都存在着各自周期性变化的特征。股市周期是指股票市场长期升势与长期跌势更替出现不断循环反复的过程,即牛市与熊市不断更替的现象。
以上海证券市场为例对中国的股市周期进行分析。中国股市运行的第一个周期,是从1990年12月19日的100点至 1996年1月的512点,其中,大牛市阶段为1990年12月19日的100点至1993年2月16日的1558点;大熊市阶段为 1993年2月16日的1558点至1996年1月的512点。第二个周期是从1996年1月的512点至今,其中,大牛市阶段是 1996年1月的512点至2001年6月的2245点,从此股市出现了较大的下跌行情。同期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为:1978~1990年期间,中国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是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在逐步增强,经济增长的质量有所提高。1991~1999年期间,中国经济先是快速增长,越过高峰后,以小幅缓收为基调,而且收缩期明显增长(从1993年步入经济收缩期开始到1999年底,7年内GDP增长率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波动较为平缓,但下滑时间较长)。进入200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结束了连续7年的下滑过程(1999年为 7.1%,2000年为8%,2001年为7.3%,2002年为8%)。经济周期是根本,经济从衰退、萧条、复苏到高涨的周期性变化,是形成股市牛熊周期性转换的最基本的原因,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股市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但这并不代表两个周期是完全同步的。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市场,股市的波动也存在着自身特有的规律,在实际运行中,股市周期反映经济周期有着独特的特点,从而造成了股市周期与经济周期不同步,甚至背离的现象。
二、货币供应量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一般是呈正相关关系,即货币供应量增大使股票价格上涨,反之,货币供应量缩小则使股票价格下跌。但从1994年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与股市的增长率变化比较,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就不能准确地反映股市的变化。如1994、1995、1998这三年,上证指数的增幅都是负数,而同期我国的货币供应量(M2)的增幅分别是 34.53%、29.47%、14.87%;1996、1997、1999、2000这四年,上证指数的增幅分别是65.14%、30.22%、 19.18%、 51.73%,同期我国的M2增幅分别是25.26%、19.58%、14.74%、12.27%。原本是强相关的两项指标,增幅的变化却出现了背离现象。这说明证券市场与货币市场没有完全打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出现了故障。
所谓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指一定的货币政策工具,如何引起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些变化,最终实现预期的货币政策目标。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在西方主要有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凯恩斯学派的主要思路:通过货币供给的增减影响利率,利率的变化通过资本边际效益的影响使投资以乘数方式增减,而投资的增减会进而影响总支出和总收入。凯恩斯学派传导机制理论的特点是对利率这一中介指标特别重视。货币学派认为,利率在货币传导机制中不起重要作用,更强调货币供应量在整个传导机制上的直接效果,主要思路:货币供给量的变化直接影响支出,变化了的支出影响投资或者说导致资产结构调整,资产结构的调整又反映在实际产出和价格的变动上。
从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到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中间有一个相当长的作用过程,在过程中货币当局本身并不能直接控制和实现诸如稳定、增长这些目标,它只能借助于货币政策工具、设置中介指标并通过对中介指标的调节和影响最终实现政策目标。因此,中介指标就成了货币政策作用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中间环节,对它们的选择是否正确以及选定后能否达到预期调节效果,关系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能否实现。根据中介指标的可控性、可测性、相关性、抗干扰性以及在不同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下的适应性,中介指标一般有利率、货币供应量等。作为中介指标,利率有可控性强、可测性强、货币当局能够通过利率影响投资和消费支出的优点,但利率作为中介指标也有不理想之处。因为利率既是一个内生经济变量,又是一个政策变量。作为内生变量,在经济繁荣时,利率随信贷需求增加而上升;在经济停滞时,利率随信贷需求减少而下降。作为政策变量,经济过热,应提高利率;经济疲软,应降低利率。可见。利率作为内生变量与政策变量往往很难区分。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很难判明自己的政策操作是否已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指标,首先遇到的困难是确定哪种口径的货币作为中介指标,是MO(现金),还是M1(M1=MO+活期存款),还是M2(MO +M1+定期存款+其他存款)。三个指标分别反映在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上,可以进行测算和控制,问题在于究竟哪一个指标更能代表一定时期的社会总需求和购买力,通过对它的调控就可直接影响总供求。至于抗干扰性,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作为内生变量是顺循环的,作为政策变量是逆循环的,一般说来两者是不会混淆的。
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一般是呈正相关关系,但在特殊情况下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政府一般会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这就会提高市场利率水平,从而使股票价格下降。同期,企业经理和投资者不能明确地知道眼前盈利究竟是多少,更难预料将来盈利水平,他们无法判断与物价有关的设备、原材料、工资等成本的上涨情况,从而引起企业利润的不稳定,对证券市场造成不良影响。
通货紧缩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是通过伤害消费者和投资者的积极性反映出来的。就消费者而言,持续的通货紧缩使消费者对物价的预期值下降,而更多地持币待购,推迟购买;就投资者而言,通货紧缩将使目前的投资在将来投产后,产品价格比现在的价格还低,并且投资者预期未来工资下降,成本降低,这些会促使投资者更加谨慎,或者推迟原有的投资计划。消费和投资的下降减少了总需求,使物价继续下降,从而使股票、债券及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大幅下降,进一步又大大影响了投资者对证券市场走势的信心。
三、利率变动对股市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利率变动与股价变动成反相关关系。1996年以来,我国已八次下调人民币利率。1996年5月1日中央银行决定实施首次降息,当时的股市正从底步启动,市场从4月份起,就对这一利好作出了积极的提前反应,消息出台后虽然出现了暂时的获利回吐,但很快就步入了持续的升势,一个历时超过两年的大牛市从此拉开了序幕。1996年8月 23日央行实施了第二次降息,存款利率平均降低1.5个百分点,贷款利率平均下调1.2个百分点,幅度之大超出了当时人们的预期。这一消息对于已经经历4 个月调整的沪深股市带来了新的刺激,市场很快探底成功,股指由此屡创新高,并在当年年底冲上了历史的高峰(1996年上证指数增幅 65.14%)。1997年10月23日,央行第三次降息,存贷利率平均下调幅度分别为1.1和1.5个百分点,由于经历了三次降息,流向资本市场和消费市场的资金不断增加。1998年3月25日和1998年7月1日的第四、第五次降息虽然在幅度上明显低于前三次,但同时对准备金率作出了大幅度的调整(由 1980年的13%降到1998年的8%),使得社会融资环境进一步宽松。由此,沪市综指也从第一次降息的660点升至 1998年7月的1330点,升幅超过1倍。1998年12月?日,央行决定第六次降低金融机构的存贷利率,一年内三次降息的间隔之短,在我国银行利率调整历史上也实属罕见,这次降息没有对股市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却使股市在1000点企稳,也为之后的“5.19”行情做了铺垫。1999年6月10日,央行宣布第七次降息,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分别下调1个、0.75个百分点。这次降息虽然仍激发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市场的直接反应却呈现逐步减弱之势,这是因为市场缺乏能够引导市场的热点板快等,但这并不能否定降息对股市的长期利好作用,就是说,政策的利好虽没有改变市场趋势,但却在不断改变经济和市场环境,此次降息为“5.19”行情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02年2月21日,央行实施第八次降息政策,存贷款利率平均下调分别是0.25个百分点和0.5个百分点,此次降息最重要的是政府表明了一种态度,给消费者者、投资者、生产者一个积极的信号:只要通货紧缩的趋势继续延续,经济低迷,政府就不会坐视不管,政府要加大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力度,以此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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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最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也就是房地产界所称的“121号文件”，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就从一个侧面凸现了目前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协调机制缺位所遭遇的窘境。对于中央银行来说，信贷的高增长可能损害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即使信贷增长不带来物价必然上涨，中央银行仍要密切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化以及信贷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以维护和促进金融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但是，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要顺利实现，必然需要银行监管部门的积极配合，因为目前货币信贷政策的传导依然是以银行业为主导，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最终还是需要金融机构及时调整资产负债结构。目前看来，在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后，二者之间的协调未必有效，需要我们深入地探讨二者的互动关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分析二者协调的主要途径。
一、从宏观层面的考察
（一）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对于经济周期的不同特性
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银行监管，都是在同一宏观经济环境下进行的。从宏观层面考察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最为突出的就是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对于经济周期的不同特性。货币政策通常是逆经济周期的，而银行监管通常是顺经济周期的，这两种矛盾的特性在银行体系自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下调利率能够降低银行的筹资成本，增强流动性，但是会加大通胀的压力。在经济高涨时期，银行经营效益好，风险低，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相对来说较松，银行本身经营的难度也较小，此时货币政策则需要注重预警性的进行适度反向操作，如提高利率水平、控制货币供应量、对特定部门进行信贷控制等，这显然会加大银行经营的成本；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业务拓展困难，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较紧，对于银行新增的不良贷款也更为关注，银行的贷款投放当然也就更为谨慎，此时货币政策可能采取的扩张性政策难以在银行系统得以传导。因此，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合作，首先应当是在宏观层面的合作，在于对经济周期的判断取得共识之后，分别在各自的领域采取相应的、并且不直接冲突和抵销的政策措施。
但是，如果货币政策不是以反经济周期、稳定物价为主要任务的话，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这种冲突可能就未必会真正出现；如果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基调不是由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独立确定的话，二者之间就可能出现冲突。例如，中央银行在1997年开始强化对银行体系的贷款监管，开始大规模强调处置不良资产，但是当时也是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下行阶段自然不良资产的比率就高，处置不良资产也会加剧贷款的紧缩力度，如果在经济上行的1992年等时期处置不良资产，对经济稳定的冲击可能就小的多，不良贷款也未必显得那么突出，但是，这个监管的力度看来也不是中央银行能够独立确定的。
（二）银行体系风险的宏观性、系统性特征决定了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的互动性
在评价银行监管部门的成立时，一个常见的看法是，银行监管部门成立之后，分别覆盖银行、证券、保险的专门性的监管机构都基本完备，因而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可以说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这其中存在一个对银行体系的风险与证券、保险体系风险的不同特性的模糊认识。
实际上，银行体系与证券、保险体系存在很大的差别，银行的资产和负债在流动性方面具有不对称性，通常具有错配的缺口，银行部门十分容易遭受挤兑的冲击而传染到整个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银行因为其强烈的公共性和外部性而具有公众公司的许多特征。因此，银行体系的风险主要是宏观性、系统性的风险，而证券和保险的风险主要是微观性的、与投资者相关程度高的风险。因为银行监管和银行体系的稳健程度与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因此，仅仅从银行体系风险的宏观性和系统性来说，央行与银行监管部门的协调的重要性，将远远超过央行与证券和保险领域的监管机构进行协调的重要性。
进一步看，银行监管所创造的安全而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是实施货币政策的重要条件。而独立的货币政策所创造的稳定的货币环境，也是银行有效地实施监管、维持金融体系稳定的最为关键性的市场环境。正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提出的，有效银行监管的先决条件之一是稳健且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货币的稳定。
（三）宏观层面的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协调还取决于市场环境的发育
通常，对于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分工来说，一个直观的判断是，货币政策着眼于宏观层面，银行监管着眼于微观层面。这实际上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划分。姑且不论当前微观层面的银行行为是货币政策的最为主要的传导途径，仅仅从货币政策运作的环境看，没有商业银行微观行为的市场化改进，货币政策的实施在目前的环境下往往也是难以着手的。在较为成熟的金融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作为理性的市场主体，能够基本有效地对货币政策的宏观信号作出反应，此时货币政策当然无需强调对商业银行的直接信贷控制，而更多地依托市场化的间接调控手段，银行的监管实际上也是采取激励相容的市场化手段。但是，在商业银行体系市场化程度有限、商业银行主体的自我约束能力不足的阶段，货币政策如果不能介入商业银行的信贷运作行为，就难以有效地传导到经济运行环节，此时必然需要商业银行和监管部门的积极合作。
其次，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实施的市场环境还应当包括银行风险的处置程序。实际上，如果商业银行体系总体上较为稳健，同时也普遍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那么，整个银行体系对于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的依赖性显然就大大降低，此时，无论银行监管职能与货币政策职能是否分立，并不一定必然影响到整个银行体系运行的稳定性。反观当前中国的银行体系的实际状况，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似乎是当前维护银行体系突发性危机的主导性的手段，这就决定了，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即使分立，也必须更为强调二者之间的互动和有效协调。
二、从金融结构层面的考察
中国当前的金融结构必然也会对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互动行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一）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工具的相互依赖性
当前中国的金融结构是一个典型的银行主导性的间接型融资体系，因而银行体系自然就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如果没有银行监管的合作，或者商业银行从微观层面不作出积极的反应，那么，货币政策就很难达到预定的政策目标。另外，货币政策也受到金融监管一系列法规的影响，最为典型的是以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最低资本金要求的金融监管，对于银行的贷款扩张能力、以及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等都会形成明显的制约。因此，在实际运作中，货币政策操作在许多情况下需要银行监管的配合，最为典型的就是一些选择性的货币政策工具需要借助银行监管的力量来予以监督落实，否则金融机构就可能会失去实施的外部动力。
（二）中央银行的货币监管与银监会的机构监管之间存在显著的依赖性
在实际监管中，货币监管强调的是为保证货币政策实施而由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进行的监管；而机构监管强调的是监管机构以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而进行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退出、日常营运等的监管。这两个监管职能实际上都是起源于早期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
在中央银行实施货币监管、或者银监会实施机构监管的过程中，二者的合作是必然的。中央银行进行货币监管以实施其货币政策目标的行为，也必然会对银监会所监管的金融机构稳定的目标形成多方面的影响，例如，中央银行对于有贷款关系的金融机构的检查、对货币政策制定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利率政策、选择性货币政策等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在当前经济转轨阶段采用的直接性货币政策工具（如现金管理等）进行检查，都不仅需要银行监管部门的合作，也会直接影响到银行监管部门监管目标的实现。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银行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机构监管也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实施，机构监管所制定的具有强制性的监管法规，直接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形成影响，进而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和实施效果直接形成影响。因此，当前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首先应当清晰地区分实际运作中货币监管和机构监管的业务领域划分，并在进行各自的货币监管和机构监管时，主动考虑到自身的监管行为对于对方监管目标的影响。
三、从运作层面的考察
（一）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分立后应防范可能出现的决策效率降低
如果说将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独立，是为了防止原来在央行内部可能存在的角色冲突的话，那么，二者的分立从运作层面也提出了一个决策效率的问题。在呼吁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职能分立众多理由中，怀疑央行因角色冲突而对金融监管难以中立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在实际运作中，这可能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在央行缺乏足够的独立性的前提下，如果央行与银行监管部门、或者其他宏观部门就宏观政策动向、金融风险和金融稳定应采取的措施产生分歧并争执不下时，最终可能还是会集中到国务院层面进行统一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央行和银监会的分立，实际上只是把原来在央行内部可能存在的角色冲突更多地转移到国务院层面，而这一转移必然会导致决策效率的一定程度的降低，这显然对于货币政策的实施、或者金融风险的防范都有不利的影响。
这种决策效率可能出现的降低，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央行的“最后贷款人”角色的行使上。实际上，如果央行身兼二任，则无论货币政策的基调是紧缩还是扩张，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定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目标。但是，在银监会作为单纯的银行监管机构独立承担机构监管职能之后，因为银监会并不能为陷入困境的银行提供流动性；而央行要妥当运用“最后贷款人”职能，必须充分了解具体银行的经营状况，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的分立使得央行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时将更多地依赖银监会对银行困境的判断而不是自身的判断，其中显然存在实施效果下降、运用过滥、过严、过迟等，或者在央行与银行监管部门难以形成共识时需要国务院层面的决策，从而可能错过防范银行危机的最佳时机。
因此，在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分立的条件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之间的组织协调机制相当关键，否则只能是决策效率的迅速下降。在此基础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值得关注。
（二）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信息共享应当成为二者协调的基本前提
无论是货币政策决策，还是银行监管决策，都是基于对银行体系等的大量信息的分析的基础之上。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都是以一定的银行体系的传导机制为前提的，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货币政策操作，例如利率调整、公开市场操作，都必须立足于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的深入掌握。更为重要的是，银行监管信息也是中央银行及时高效地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责的基础。与此同时，货币政策操作必然会对银行体系的经营形成多方面的影响，也需要银行监管部门及时把握、进而采取相应的对策来指导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