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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范文1
为推动劳动力市场三化建设,具体落实各项任务和工作要求,保证试点工作取得实效,现将《试点城市劳动力市场三化建设评估标准》(以下简称“评估标准”)印发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根据评估标准提出当地具体的达标要求和量化指标,指导各试点城市制订2000年达标计划,并认真组织实施。
二、对全国100个试点城市的评估实行城市自评、省级检查和部级抽查评审相结合。各试点城市应根据评估标准、各地试点方案和省级劳动保障部门的要求,逐项进行自评,写出自评报告;省级劳动保障部门组织检查,写出检查报告。上述工作应于2001年3月底完成。有关评估工作的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报2000年第一季度试点进展情况报告时,应包括本地达标的具体要求、试点城市制订达标计划的情况、目前达标存在的主要问题等内容。
附件:试点城市劳动力市场三化建设评估标准
一、基础建设
1.劳动力市场建设、管理、服务各项工作有专门机构负责,人员落实,职能明确,工作协调。就业服务和失业保险金发放向街道延伸,市内初步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健全、方便群众的服务网络。
2.劳动力市场建设费按规定列入当地财政预算,劳动力市场建设和运行有稳定的经费来源渠道,并建立了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资金使用效果好。
3.公共职业介绍机构有固定的对外服务场所,内部功能区域设置经济合理,场地面积和场内设施满足实际需要,使用效率较高。
4.建立了工作人员定期培训制度;区(县)以上就业服务和失业保险工作人员已全部接受过业务和计算机基础知识培训,掌握本职业务的有关政策,符合本岗位的要求;就业服务骨干工作人员已接受或正在接受职业指导员(师)职业资格培训。
二、信息网络建设
1.建成市内劳动力市场信息网(即就业服务和失业保险信息网),达到部《城市新建劳动力市场信息网(初级)验收标准》(劳社规划司发〔1999〕16号)中规定的技术标准;劳动力供求信息、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管理信息、失业保险基金收支和保险金发放信息、职业培训信息实现市内联网。
2.已建立用人单位空岗调查和报告制度、职业供求信息收集、上网和制度,设立了专职信息员,网上职业需求信息量大,更新及时,本市企业一年以上用工的有效信息上网率达到60%以上。
3.按照部有关要求进行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状况季度分析,公开劳动力供求信息和季度分析报告,按时准确地向省、部监测中心传报网上信息。按照部有关要求进行劳动力市场工资价位调查,并公开有关信息。
三、市场管理
1.制定了统一、完备的劳动力市场管理制度,并能认真贯彻执行。
2.按照有关规定实行就业准入。对要求就业而未取得相应培训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的劳动预备制人员,以及申请从事国家规定持证上岗职业(工种),但未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推荐其参加职业培训,取得相应的证书后再予办理求职登记和介绍就业。
3.严格职业中介机构的审批和管理,市场清理整顿制度化、经常化,非法职业中介明显减少,劳动力市场秩序良好。
4.对劳动保障部门开办的职业介绍机构,有统一规范的管理制度和检查措施;按要求悬挂和宣传公共职业介绍机构标志;公共职业介绍机构有一定知名度和良好的社会形象。
5.建立了劳动力市场管理监督保证体系,设立并公布了举报电话,能够认真处理群众投诉,对违规行为查处及时,用人单位和求职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四、就业服务和失业保险
1.根据部《劳动力市场管理和服务工作主要业务流程规范(试行)》(劳社培就司发〔1999〕36号),制定了就业管理、失业管理、职业介绍、推荐培训、劳动事务等就业服务的相关制度和统一的具体工作流程,已在全市执行,做到各项业务相互衔接,有效配合,方便服务对象。
2.失业保险基金管理工作得到加强,较好地实行了新的财务、会计和统计制度,建立了规范的失业人员管理、服务程序,申领和发放失业保险金手续便捷,管理和服务工作效率较高,并能按要求及时、准确地收集和上报相关信息。
3.对下岗职工和符合申领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失业人员免费实行政策咨询、职业介绍和职业指导;对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中的困难群体免费实行专门服务;上述各服务项目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服务有成效。
4.设立了专门培训项目,为自愿参加技能培训的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提供免费或部分免费的培训机会,参加培训人数和培训后再就业率达到一定标准。
5.公共职业介绍机构与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密切配合,主动为进入中心的下岗职工提供就业信息,取得一定实效。
6.在主要公共职业介绍机构的综合场所设立了职业指导区,对职业指导工作有具体要求,有专人负责和实际进行职业指导服务。
五、工作协调机制
1.建立了劳动力市场建设、管理、服务工作的目标管理制度,有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工作目标,有信息通报的固定渠道和方式,在试点期间及时总结推广了一些有效经验。
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范文2
为期一周的首期国际城市创新领导力研讨班,在与会成员的不舍与眷恋中,落下了帷幕。
但城市治理与创新的话题,并没有因此谢幕。恰恰相反,更充满人文关怀的城市建设,将翻开新的一页―对来自12个国家、14个城市的22名城市管理者来说,是如此。对东道主广州而言,亦如此。
研讨会上,与会的城市管理者和专家,毫不保留地分享着城市治理和创新的一个个经典案例。这些经典案例通过城市管理者现身讲述,而且讲述的是自己城市治理困境和创新探索。
新颖的模式,因更有说服力、更接地气,赢得与会者浓厚兴趣。在经验分享中,我们欣慰地发现:一些优秀城市治理的模式,有着和广州相似的治理经验,闪耀着广州印记。
细细品味这些优秀城市的治理经验,我们发现,尽管他们的城市各有特色,创新手法各异,但城市管理者从中所表现出的姿态和精神,一脉相承:这些城市管理者无一例外地将普通市民,包括城市的年轻人、小孩的建议,视为和专家、决策者的建议一样珍贵的资源,加以重视。
城市管理者不闭门造车,主动“弯下腰”认真倾听的姿态,是城市充满活力,不断走向善治的关键。
当下城市,即便同省的不同城市间,也充满着竞争,如争抢建机场、高铁、码头等,但城市间的对接、共享、合作,是恒定不变的主题。
这样背景下,沟通十分必要。正如世界大都市协会高级顾问Sunil Dubey在研讨会上讲到的那样,“沟通可以打破地理、行政和心理上的疆域”。
作为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组织(UCLG)和世界大都市协会的联合主席城市,广州主动承接这样的国际性盛会,甘心为世界城市管理者共同面临的城市问题,来搭台交流。体现的,不只是作为联合主席城市的担当精神,更彰显广州对未来城市发展“唯有共建共享才能共赢”的深刻洞察力。
为期5天的研讨会,城市管理者、国际顶级专家,不仅从技术层面阐述城市治理的抉择,还分享了技术背后所蕴含的人文关怀。
研讨会期间,我们先后采访了世界大都市协会高级顾问Sunil Dubey、联合国人居署数字公民和城市变革者实验室顾问Alfonso Thomae、西英格兰大学教授Robin Hambleton……
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和城市管理者,采访中所表现出的在某方面的一致性,让记者震惊―他们要么是城市研究的国际级专家,要么是城市治理的行政长官,但他们无一不强调:城市治理中,倾听普通市民、年轻人、特别是小孩看法的重要意义。
Sunil Dubey举例说,校园里的小孩参与城市规划的实践中,他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绝大部分小孩在规划他们心目中的城市时,无一例外地突出绿色,强调绿化在城市中的比重。
“这代表了城市发展的未来。”Sunil Dubey说,孩子是城市未来的主人,如果不注重他们的诉求,我们的城市建设和治理就无法成为孩子心目中的家园。他呼吁,城市管理者必须倾听小孩的心声,共同分享城市建设和治理的经验,以为孩子们“留一个美好的世界”。
Alfonso Thomae也说,年轻人和小孩是城市未来主角,城市建设和治理,一定要将他们的声音视为重要的建言者。Robin Hambleton也呼吁,城市应更关爱小朋友……
在城市建设和治理中,这些专家和城市管理者代表着权威,但他们却把话语权、决定权让渡给那些看起来并不专业的普通市民,甚至是幼稚的小孩,背后彰显的理念,正是“共建共享才能共赢”的主题。
这方面,广州“羊城小市长”活动的创办和发展,是先行者的典范。“羊城小市长”的活动,始于1996年,每两年举办一次,至今成功举办九届,先后产生65名“羊城小市长”和1名“友谊小市长”。
“羊城小市长”活动的举办,目的是让广大中小学生以小主人翁的精神,为城市建设和治理出谋划策。活动举行期间,广州市长和小市长进行多次的对话、互动。
举办20年后,“羊城小市长”的影响力,早已辐射到香港和省外其他城市。足见,广州执政者历来注重少年儿童在城市治理和建设中的声音。
广州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广州的执政者深知:城市首先是人的城市,而城市的治理和建设,从来就不只是某个领导者或一小撮社会精英的事,它需要全体市民一起努力和建设。这就是“共建”的问题。
其次是城市建设和发展,为什么?既然城市是大家共建的结果,城市发展理所当然让全体市民“共享”。
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范文3
【关键词】 城市治理;城市管理;公众参与
中图分类号:TU99文献标识码: A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城市管理面对很多复杂的问题,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已不足以解决当前城市运行中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用“治理”代替以往使用的“管理”,一字之差,却是党的社会建设理念的重大突破。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城市治理强调公众参与,强调社会力量的参与。
一、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必要性
美国学者詹姆斯•罗西瑙在《没有政府的治理》一书中说,“治理是指一种由共同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全部是政府等公共机构,也不一定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治理是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现象,既包括政府机制,也包括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1]这里突出强调了大家有共同的目标,非正式、非政府的力量参与,不一定依靠强制力量。所以,现代城市治理需要发挥公众的力量,必须依靠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
首先,公民参与是提升城市治理理念和手段的途径
理念的陈旧和落后,势必会阻碍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公民参与理念的推动下,城市治理应该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人是城市生活的主体,城市治理是为了人民,城市治理需要依靠人民。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公众更有权力和义务参与城市治理,公众参与使得城市治理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可以保证城市管理部门与公众需求有效对接,从而满足公众需求。在公众参与理念的推动下,城市治理将向低成本、高效率、人性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公众参与是实现公众满意、提升治理理念和手段的最佳途径。[2]
第二,公众参与是城市治理实践的需要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公共事务数量增加,而且日趋多样和复杂,原来的城市管理部门不堪应对,必须动员社会力量一起参与管理,这是提高城市治理水平的必然选择。公众参与城市治理主要是通过各种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人来发挥集体的力量,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对城市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切实减轻政府的负担。“现代化的城市管理模式提倡公民参与式的城市管理,公民自下而上地参与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要形成合力,强调公民参与城市管理,意味着不是简单地把公民看作城市管理的对象而应该看成是城市管理的积极行动者。”[3]因此,城市治理需要公众参与,公众参与是城市治理不可或缺的手段。
第三,公众参与是融洽政府和群众关系的需要
近年来,城市管理尤其是城管执法一直饱受诟病,在城管执法过程中,城市管理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经常处于对立的状态,城市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也频频发生冲突甚至出现流血事件。其最根本原因在于市民对城市治理工作缺乏了解。因此,城市治理通过社会公众参与切实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以此提升公众对于城市治理立法、决策的认知度和认同度,最大限度地消减因政府与群众间的信息隔阂产生的社会矛盾,赢得市民对城市治理的理解和支持,进而融洽了政府和群众的关系,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谐。
二、我国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问题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城市治理工作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从当前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现实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整体意识薄弱
目前,有些城市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认为城市治理是政府和城管执法部门的事,“与我无关"的思想还普遍存在,使得公众在参与城市治理的过程中思想意识上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主动参与意识不强、参与程度不够。大多数人只意识到自身是城市治理的对象,却没有认识到自身也是城市治理主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外,社会公众缺乏城市治理的知识,面对城市治理中出现的问题,无法提出正确意见,这样就不能形成比较强的社会整体治理能力。
2. 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制度规范缺位
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缺乏法律制度保障,有些城市虽然出台了城市管理条例,原则上规定了社会公众应当积极参与城市治理的规定,但是在公众参与的方式方法、参与的范围以及参与的保障和司法救济方面,仍然是空白。对志愿者基本权利保障及服务管理体制等方面尚未有配套制度的支持,公众参与的权利和地位都没有法律保障,削弱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有效性。致使许多公众参与都以非制度化的形式出现,公众参与不仅流于表面形式,而且还是偶发性的参与。
3. 公众参与的组织化程度不高
城市志愿者缺乏组织建设,志愿者的登记注册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组织建设。志愿者参与的临时性和组成的多元化等特点,很难在有限的时间内对志愿者进行有序的管理,致使志愿者的组织工作易出现混乱局面。此外,城市社区功能也未能有效发挥。社区是以居委会为自治核心发挥其在参与城市治理中的作用。目前,城市的社区治理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发挥。对公众参与没有明确的参与形式、内容上的规范,造成了社区参与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三、完善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机制的建议
公众参与是城市治理架构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何建立健全完善的城市治理公众参与机制是城市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改进社会治理方式,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
(一)确立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共识
树立“小政府”的公共治理理念,提倡公民参与、企业、非政府组织参与、非营利组织参与等社会多角色参与的公民社会理念,最大限度地发挥市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在城市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使城市治理从被动转为主动,从应急变为长效。为此,我们可以通过电视、报纸、网络、广告牌等来进行城市治理指示的宣传教育,并定期开展各种活动,形成 公众参与共识,打造一个实实在在的公众参与的公共平台。
(二)健全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制度保障
1.完善公众参与的法制保障
完善公众参与的制度和程序,能够有效保障公众有序的政治参与,使得政府与公众之间沟通顺畅,制定的公共政策更有利于公众的利益,减少公共政策在后期实施过程中的阻力。公众参与机制的法制化也包括公众对政府权力机关的行政行为的监督。通过立法,为公众参与机制的运行提供法制保障。公众参与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机制中政府一方是权利的拥有者,随时都有滥用权利的可能性,而另一方是普通民众,其权益随时可能被者侵害,在这种不对等的权利博弈下,如果没有法律法规等给予民众的保护和对政府的约束、监督,将会使民众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
2.建立公众参与评价机制
在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过程中,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就是参与成果的评价和评估。由于缺乏可操作性的评价机制,对公众参与的实际效果,往往很难界定。因此,要探索建立开放的参与评价机制,可以考虑成立由政府机关、专家学者、一线城市管理人员。市民共同参与的开放型城市治理评价机构。通过评议活动,以媒体、公报等形式向参与者反馈,得到参与者的理解和认可。
(三)构建公众参与城市治理平台
1.加快社区平台建设。公众参与城市治理实践应充分利用社区联系公民与政府的中介作用,在社区搭建公民参与平台,以解决社区城市管理矛盾入手,调动社区力量,使社区成为城市管理的真正基点。由于长期在同一区域内共同生活,公众基于共同利益容易形成相对统一的城市管理理念,弥补了公众参与城市治理存在分散性和无序性的缺陷,再加上我国社区组织相关法律法规的日趋完善和业主委员会等居民自治组织的蓬勃兴起,为居民参与更高层面的城市管理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加快电子政务平台建设。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我国网民群体的逐步成熟,以及信息化技术在城市管理领域的广泛应用,电子政务在当前和今后的公众参与城市治理中,作为公众参与手段,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加快电子政务平台建设在当前我国政府大力推行政府信息公开的背景下,是政府可以考虑同步进行的重要举措。
(四)提高公众参与城市治理工作的组织化程度
1.引导企事业积极参与城市治理工作。通过引导企事业参与管理城市的各项公共事务,为社区开展相关教育培训提供帮助、资金支持,不断提高企事业单位的参与度。
2.要积极培育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为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提供载体,政府要给社会组织成长创造宽松的制度空间以促进其参与城市治理,在财政税收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必要之时应该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此外,政府还要对社会组织的发展给予适当的技术支持,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帮助和促进社会组织成为一个理性、成熟的公众参与载体。
3.志愿者组织制度化。组建城市志愿者队伍,是加强城市治理工作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首先,要完善志愿者的登记注册制度,加强志愿者的组织建设。其次,要对志愿者要进行定期的训练,这样既可以辅助专业城管的执法工作,补充专业城管队伍的不足,大大提高城市治理的专业化水平。再次,强化对志愿者的激励机制,对参与城市治理的志愿者实行保险制度。
总之,面对新型城市化、面对日益高涨的各种权利诉求的今天,公共治理改进、城市治理创新的需求比任何时候都要迫切,探索公众参与机制,培养公众参与能力,推动城市治理从“单向管理”走向“社会共治”,从而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加快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既定目标。
参考文献:
[1] 詹姆斯• 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张胜军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5页。
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范文4
一、海淀区网格化管理工作现状
目前,海淀区的网格化管理工作主要在城市管理领域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运行机制和技术平台。
一是网格化城市管理组织机构和人员配置。区级层面成立城管监督指挥中心,28个街道、镇均成立城市管理与科技创安监督分中心(正科级)。现有城市管理监督员365名, 视频监督员107名,负责对全区430.8平方公里的8562个单元网格实施监控。现日均汇集和处理问题量近3000件。
二是网格化城市管理运行机制。城市管理监督员在责任网格内按照网格化城市管理案件标准,巡查监控城市管理情况,发现城市管理问题通过城管通手机拍照后上报至区城管监督指挥中心信息平台,区级平台按照责任标准派遣至相关职能部门或街道、镇,处置完成后责任部门向区级平台反馈信息并申请结案,区级平台核实通过后予以结案。
三是数据和技术平台支持情况。分三期对140余万个城市部件、城市管理事项的位置分布、数量关系、权属单位、责任单位等20余项属性特征等进行了拉网式普查,形成了覆盖全区的城市管理地上基础数据成果,权责明晰率达到80%以上,基本摸清了全区城市管理底数。建成了海淀区信息化城市管理系统支持业务应用、海淀区城市管理基础数据应用系统支持基础数据管理和应用。
二、积极借鉴兄弟区(县)社会服务网格化管理
在网格化方面,北京市东城区和朝阳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显现出网格管理的精细化优势。
东城区作为北京市网格化管理的始祖,建立了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新模式和框架体系,包括社会服务管理综合指挥中心、街道社会服务管理综合指挥分中心、社区社会服务管理综合工作站“三级平台”,区、街道、社区、网格“四级管理”体系,提出了建设服务系统、信息网络系统、组织指挥系统、维稳防控系统、应急处置系统、考核评价系统等六大体系支持的框架。在综合考虑“人、地、物、事、组织”的基础上,东城区把17个街道、205个社区划分为589个社会管理网格,平均每个社区被划分为2到5个网格。每个网格里又配置了“七种力量”,即网格管理员、网格助理员、网格警员、网格督导员、网格党支部书记、网格司法工作者和网格消防员。建立了基础信息数据库,实现“人进户,户进房,房进网格,网格进图”的工作目标,确保底数清、情况明。
朝阳区的“全模式社会服务管理体系”作为一种创新,建立了垂直独立的监督体系和监督、指挥分离并且互相制约的“两轴”工作机制,组建了33个网格监督员分队和1478名监督员的队伍,其人、财、物全部独立于街乡,归朝阳区城管监督中心垂直管理。监督工作直接向朝阳区委、区政府负责。仅负责城市管理和社会服务管理问题的监督发现和考核评价,城市管理指挥中心设在朝阳区城管大队,负责案件的指挥派遣。
“全模式社会服务管理体系”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监督范围广泛,包含区委、区政府各职能部门、街道乡镇、社会单位,监督内容包含10大方面,其中应急管理、城市管理、综治维稳、安全生产已纳入,社会事业、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经济动态、法律司法、党建工作等已列入计划。针对食品安全、公共卫生等专业监督均由相关执法部门进行了充分授权,由监督员负责简单内容的监督。二是监督机制顺畅。在工作机制上,建立了直接向区委、区政府负责的垂直监督体系。监督队伍完全独立,不与管理、执法部门、街道、乡镇发生利益关系,保证了监督发现问题的客观性和全面性,使区委、区政府能够全面量化地掌握地区情况,做出决策。另外,监督在上,管理、执法在下。监督力量由区级层面掌握,管理和执法力量主要集中在街道、乡镇,监督工作主要是向下开展,监督的力度和效果较强。突出共同治理,将部分城市管理责任回归社会、个人,从而达到政府、社会共同治理的局面。形成诚信评价结果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强化和引导社会单位、个人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参与城市管理。
对于兄弟区(县)的有益经验,海淀区积极借鉴,并结合区域的实际情况,充分运用网络地图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进行社会服务管理的新探索,是对城市管理网格化的继承和发展。
三、海淀区社会服务管理网格化的思路和对策建议
海淀区一般把1个社区划分为1个或若干个网格,把人、地、物、事、组织等内容全部纳入其中,实施精细化、信息化、动态化服务管理,从而推动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式创新,使社会服务管理力量下沉、职责明确、资源整合、运转高效,以便更清晰地掌握情况、更深入地落实责任、更及时地发现问题、更有效地解决问题,实现社会服务“零距离”、社会管理“全覆盖”。
(一)明确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
1.指导思想。以改革为动力,从海淀实际出发,在网格化城市管理、“96181”中关村热线和视频监控资源基础上。建立较为完善的动态、量化监督评价和决策支持机制,并逐步由城市管理向社会服务管理领域扩展。综合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着力通过提升服务效率、加强前端管理,破解城市管理难题,化解社会矛盾。
2.工作原则。对全区社会服务管理创新及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统筹考虑、整体规划、做好顶层设计。有计划、有步骤地规划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工作分期建设重点,充分发挥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模式对社会管理与服务工作的促进和提升作用。
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范文5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多极数字城市;城市管理体系
当前,我国正经历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等一系列重大变革,城市发展及其管理体系 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调整压力,城市人口及城市数量的扩张性增加,城市内在素质和外在形 象提升的要求都亟须在城市管理理念、运作机制、方式手段上进行创新以适应城市化发展的 需求,在此背景下,本文拟提出新公共管理框架下多极城市数字管理体系建立的理论依据 ,并对全国省会城市(包括直辖市)城市管理实践进行比较,最终给出建立多极数字城市管 理体系的政策建议。
一、城市新公共管理:多极数字管理体系
一般来说,以政府机构与公众及私人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水平为准,政府管理方式发展至今 经历了信息、交互、提交和交易这四个阶段[1](见表1)。目前处于交易阶段,这 一阶段政府管理方式不 再是单纯 的信息与公共服务提供,而是政府信息、服务的融合,公众通过政府信息平台能够更方 便进入一个多机构、多服务的政府管理系统。这也是政府管理方式的一次变革,其更关注政 策或战略的制定,为公众和企业提供更有效的全面在线服务媒介,而且能够借助外部的技术 和人力资源来完成这些活动。这一阶段,受众能够全面与政府服务机构交互,享受全面和制 定式的信息及公共服务。这是一个更加复杂和不断完善的系统,丰富的信息、交易平台及多 媒介是主要的特征。
最早的数字政府可以追溯到1997年,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起并逐步引入。1997年,基于 一份关于21世纪迈向数字政府的报告,美国国 家科学基金会开始指导美国联邦政府利用Internet技术来提高公共服务透明度,由此利用现 有的先进技术建立高效数字政府的理念雏形,随后发展迅猛并得到推广和应用。仅1997年, 世界范围内有1915个中央级政府机构建立了相应的政府公共网站,2000-2001年,短短一年 ,这一数字增长到9363个,美国以拥有403家政府公共服务网站(这里,仅以数量计,不论 服务质量)独霸数字政府发展鳌头,一些发展较早的国家包括法国、巴西、葡萄牙及丹麦等 ,[3](见表2)。
根据上述八种关系,多极数字管理体系的运行机理可以展示为图2。如图2所示,城市数字 管理系统是不同机构与组织之间相互传递信息,内外部联动的“开放式循环”,其中内部的 信息双向流动包括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以及这两级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交流,外 部信息流动分支包括地方政府与公众之间,以及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相互传递,这里,地 方政府不仅承担着本级政府与公众和企业之间的信息、服务联通,更重要的是公众及企业与 中央政府之间信息交换的媒介,中央政府的各种信息,需要通过地方政府的相关 活动进行传递和解读,因此,地方政府在整个数字整合系统中承担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中 央政府信息传递与反馈的主要渠道,这显示出城市管理系统的重要性,地方政府建立的城市 管理系统不仅提供了公众与企业及其他组织需要的信息及服务来源,而且是贯通中央政府信 息上下流动的决定性环节,通过地方政府实施的城市管理系统,中央政府的各种信息及政策 才能得到顺畅的和贯彻,意味着借助于城市管理系统,地方政府成为中央政府实现其政 策目标的主要执行者,也是公众及企业信息及其他服务需求的主要提供者。
二、全国省会数字城市管理体系构建的综合比较
根据城市管理体系运行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选择政府门户网站开通情况、城市管理专门机 构的设立、城市管理专门条例或规定颁布情况、城市管理分类规章及制度颁布实施情况以及 数字网格化管理模式建立等五个方面的指标,对全国31个省会城市(包括直辖市)的数字城 市管理体系进行了比较,表3仅列出主要城市的比较结果。
由表3分析可见:(1)从拥有政府门户网站情况看,全国31个省会城市(包括直辖市) 无一例外都建立了政 府门户网站,提供有关政府政策文件、法律法规信息、重大事件、经济社会发展状态、近期 工作进展、公共服务信息等一系列浏览和查询服务,并提供政府直属机构及各相关部门的链 接,实现了政府信息与机构的互通互联,体现出政府信息化建设初步成功和“数字城市” 打造的前期成果。(2) 从颁布专门性城市管理条例情况看,除天津和长沙外,其余城市都没有出台相应的城 市管理专门条例,城市管理法制体系的建立相对滞后,统领性的城市管理条例出台势在必行 ,其颁布实施将有助于完善城市管理法律法规体系,为未来城市管理的法制化创造必要条件 。(3)从城市管理分类条例或规定实施情况看,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市政管理和园林绿化管 理规定实施情况最好,除乌鲁木齐和兰州外其他城市都有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市政管理 规定仅长春和乌鲁木齐没有,园林绿化管理规定没有出台实施的是石家庄和兰州。 (4) 从数字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建立情况看,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西安、成都和昆 明都已经启动,其中重庆和成都不仅较早推行实施了数字网格化管理模式,且取得了较好的 成效,在此方面已走在全国前列。
综合来看,有两项指标没有体现的为北京、重庆、南昌、杭州、南京、合肥和广州;表现较 好、仅有一个指标没有达到的城市包括上海、西安、成都、昆明和长沙;而表现最突出,所 有指标都有所作为的是天津,显示了天津市近年来对城市管理工作常抓不懈、突出重点、统 筹规划、强调落实获得的良好成效。
通过对全国省会城市管理体系的综合比较,发现以下几个特点:(1) 从管理主体上看,政府仍是城市管理活动的组织者、指挥者及承担者,目前通过营利性企业 和非政府组织配合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的城市较少,政府管理城市的任务艰巨且过于繁 杂,无法完全发挥其最重要的市场维护和监督职能,管理主体过于单一,不利于分担政府管 理事务,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市管理运行效率。(2) 从管理技术上看,数字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仅在几个城市得到应用,大多数城市还没有建立 起科学的数字城市管理系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管理技术相对滞后的现状,制约“柔性 化”城市管理的转变及发展。(3) 从管理手段上看,包括城市交通管理、市容环境管理、旧城区改造管理、公共服务保障、公 共安全管理、综合执法等多个领域的城市管理运行系统整合仍需时日,不同城市都不同程度 地存在完善与修订城市专门性管理条例、加强城市管理资源整合和配置的问题。(4) 从管理目标上看,城市管理目标的法制化是保证其实现的首要因素,我国法制化的城市管理 体系虽已起步,但进展较慢,目前还没有城市形成较成熟的城市管理法典,管理目标多体现 为政府短期政策目标,从城市长远发展角度考虑形成的固定化城市管理目标仍是未来政府城 市管理活动的努力方向。
三、建立多极数字城市公共管理体系的政策建议
1.建立现代城市管理三元治理结构。 加快引入私营部门、第三部门等新的组织要素,建立由政府、企业、社会组成的多元化主体 城市治理结构,以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这种三元治理结构中,政府是组织者和指挥者 ,其行为决定和影响其他城市管理主体的活动方式和活动效果;营利性企业和非政府组织配 合政府提供城市公共物品与服务,其有利于分担政府管理事务,提高城市管理运行效率和效 益;社会公众作为基础通过公开与不公开途径参与城市管理活动,推动城市管理机制内生化 转变。[8]其中,政府突出其统领与指导作用,企业突出其专业与独立作用,社会 突出其监 督与制衡作用,完成“小政府 + 大社会”的改造,对于城市公共服务中的自然垄断产品, 建立严厉的政府监督下的市场供给体制,对于共有资源或纯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政府 作为投资主体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委托给专业的建造者或经营者,提供高效高质的第三方产品 或服务。[9]
2.运用先进数字信息管理技术提升“数字城市”水平。 “数字城市”提供给城市管理强大的技术和数据支持,使城市管理各部门能够最大限度地利 用城市资源,实现工作流程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网络化,作为其中重要组成的“数字城管” ,更是强调运用信息技术、地理信息技术、无线通信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在城市管理信息 综合平台基础上建立综合性的管理信息系统,提供准确、适时、有效的信息搜集和加工处理 ,为城市管理者的决策和职能履行服务。[10]目前,“数字城管”已发展到城市部 件管理和 万米单元网格相结合的阶段,初步实现对城市管理对象的定量、定性和定位,为实现城市管 理工作的快速性和准确性提供了基础的数据保障。因此,应加快建立市区两级网格化管理体 系,并在此基础上搭建城市管理信息综合平台,推进综合性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从市区两 级完成城市部件管理和万米单元网格的整合互通,在技术上保证城市管理系统的安全高效运 行。
3.推进城市管理资源和管理体系整合。 城市管理运行系统内容繁杂,包括城市交通管理、城市市容环境管理、城市旧城区改造管理 、城市公共服务保障、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城市综合执法等多个领域,涉及面多,牵涉面广 ,必须采用科学的管理手段才能达到整合管理资源、管理机制,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的 目标。继续加快建设城市交通诱导信息系统,建立ITS(智能交通系统),通过大范围和密 集的信息交换及集成,组织管理交通运输,缓解交通拥阻,提高出行质量。完善城市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的快速应急管理,建设快速抢险信息系统,形成突发环境、安全及灾害事件的 应急处理系统。[11]目前全国许多城市已完成突发环境、安全与灾害事件应急处 理预案的编 制,但具体的处理流程及机制设计还未落实,应急与预警处理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应进一步 加快应急处理流程及机制设计,并建立统一指挥与调度体系,保证各区域应急资源、信息之 间的统筹调配。
4.提高城市管理决策系统效率。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运行系统日趋复杂,各种活动频率增加,对城市管理决策的要 求进一步提升,决策时需要兼顾社会系统、经济系统、空间环境系统以及工业、商业、金融 、交通、邮电通讯等各部门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一致,[12]因此,城市管理决策需要 运用系统 原理,突出决策的针对性、优化性和统筹性,通过对城市管理目标、任务、方式方法、手段 、资源、软硬件条件等各组成要素和大量信息进行系统地归纳分析,经过可行性研究、咨询 、论证及必要的听证过程,促使管理有序化、决策科学化。
5.探索建立新型高效城市委托管理模式。 探索建立新型的政府城市管理委托化模式,大力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公用事业投资,鼓励多种 合作形式的试验,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不同领域、不同环节引入多样化的竞争方式 和投资主体。城市委托管理模式,就是在保持公用事业所有权公有的前提下,政府公用事业 管理部门依照法定程序,通过市场竞争从公开市场选择企业,按照双方签订的契约对城市基 础设施、公用事业进行建设和管理,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委托合作关系,选择的企业性质可以 是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公私合营企业或外资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接受政府部门和市民 监督。[13]这种委托管理模式不仅能够提高管理效率,发挥市场主体的专业优势 ,提高管 理和技术水平,改善服务质量,还能有效预防政府直接承担管理事务过程中存在的低效与腐 败,越来越成为城市管理的主要运行模式。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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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胥 静.信息化时代城市管理新模式的构建――“数字城管”[D].苏州大学,2008 .
[10]郝 毛,诸大建.基于三元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城市管理[J].城市管理,2005(3).
[11]《上海加强现代化城市管理行动纲要》课题组,2010年上海城市管理行动纲 要[J].城市管理,2003(4).
[12]郭理桥.现代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决策思路[J].中国建设信息,2010(2).
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范文6
今年全国两会上,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谈到,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城市精细化管理,必须适应城市发展。要持续用力、不断深化,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增强社会发展活力,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就提出,政府要创新城市治理方式,特别是要注意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精细化管理作为一种管理理念和文化,源于美国、德国特别是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实践。它是社会分工细化、市场分工深化之后,在管理和服务层面提出的更加科学、精准、富有效率的要求。
我们要充分肯定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意义,这是城市管理水平适应快速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不过也得承认,精细化管理也存在一个“适度”的问题,过犹不及。2016年声名鹊起的上海“阿大葱油饼”,因无证无照经营被执法部门要求关门停业,数月后迁址,证照齐全后重新开张。“阿大葱油饼”的死而复生,经历了一个极富戏剧化的反转过程。但城市管理者应当从这个貌似皆大欢喜的结局跳出,去反思精细化管理背后的深层问题。
将实存于现实经济社会中的庞大的非正规经济,纳入传统上“证照齐全”的现代管理体系,固然彰显了城市管理者的雄心壮志,但往往难逃“一管就死”的困局。相对于政府与市场的两极,社会的再平衡力量常常为我们所忽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阿大的葱油饼之所以能够在那个弄堂存在了几十年,本身就是他所在社区那些经常惠的老邻居、老客户们的一种“检验”结果。如果他们经常因为吃葱油饼而坏了肚子,想必阿大的店铺不会安然存活几十年。这是一种社会的自发秩序。
每个大型城市都有着大海一般的非正规经济,每个城市中的“阿大”们也都有着他们深植于特定共同体而写就的传奇故事。如果一定要将这样的非正规经济、非正规就业正规化、常规化,这种过度精细、过度治理,很可能在自寻烦恼的同时自缚手脚。这种情况下,抓大放小不失为一种适宜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