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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形态的社会特征范文1
以互联网、移动通讯、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迅速普及，使出版业的生产模式、产品形态、传播渠道出现深刻变化，网络与数字化阅读成为人们重要的媒介消费方式之一，出版业正经历一个快速转型期。数字出版不仅是当今传媒业的新兴领域，而且也是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就数字出版经济研究来说，当前从经济学视角对数字出版传播的特征和规律进行分析的研究还较少，对诸如数字革命是否改变了出版经济的基本规则等关键性问题的研究较为匮乏。数字出版具有明显的创新特质、外部经济性、边际效益递增特征和复合经济效应，这些特征对传统理论框架有所突破，将为传媒经济理论注入新的内容。
一、数字出版经济中存在激励创新以追求竞争优势的特殊机制
当前数字出版业成为世界出版产业变革的“前沿阵地”。据专家预测，到2020年，全球范围内网络出版的图书销售额将超过传统出版的图书①。随着网络及手机普及率的持续提升，中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前景被普遍看好。有预测数据显示，到2020年，中国网络出版的销售额将占到出版产业的50%；到2030年，90%的图书都将出版网络版本②。
然而，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的最大难题并不在于资金和技术问题，而在于能否把握数字出版的特质，探索发现其规律，勇于创新，进而建立起相应的商业模式。一种有效的经营模式才是一个企业或整个产业获取经济利益、赢得市场优势的制胜法宝。当前在世界范围内，数字出版行业的经营模式、盈利模式还有待继续探索、创新。
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中创造性地提出并阐释了“创新理论”。熊彼特认为，创新（Innovation）不仅是新的，还要能带来利润；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是一种均衡被打破的过程③。经济学家弗里曼也认为，创新就是新产品（思想）或新工艺的首次成功的商业化④。因此，创新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它是技术与市场交互作用的结果，具有强烈的商业利益驱动趋向。按照以上观点，所谓技术创新，其实质是通过新的技术运用向市场提供新的、能带来利润的产品或服务。
网络经济、数字经济是一种创新型经济，创新机制是促使数字经济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在这种经济环境中，企业将新技术、新创意、新思想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或实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形成自身核心竞争力，从而锁定消费群体，通过路径依赖赢取一定时期内的竞争优势，实现占据市场优势地位的目的。但另一方面，继起的创新又使持久的垄断永不可能出现。因此，在数字出版经济中不创新则亡，企业若不持续创新将难以为继，企业的竞争优势需要持续的创新来维系，而创新局面则依靠竞争来推进。
启示一：数字出版的发展贵在创新，不应因循、拘泥于固定模式。
新媒体的发展贵在创新，而创新没有固定模式甚至要求打破既定模式，所谓模式，多是出于研究、教学需要而进行的事后总结。中国出版业的数字化并非始自近年，而是已循着“印刷革命电子出版网络出版复合出版”的历程发展了数十年，以往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按照模式化的思维和方法来指导实践，不是画地为牢就是错失良机。例如，我国长期依据载体模式来划分出版业务，便出现了这样的局面：音像产品萎缩音像出版社就完蛋，电子出版物被盗版电子出版社活不长，网络出版没有载体出版社没法干，复合出版跨越载体出版社在观望，数字出版日渐成为非出版机构的施展舞台⑤。出版界应形成这样的意识：即使数字出版形成了一些范式，也仍会不断变化，因为数字出版的本质与核心就是革新原有出版业态。
二、数字出版经济中边际效益递增规律的作用范围扩大
所谓边际效益递增规律，即在经济投入产出系统中，随着投入的增加而边际产出（边际效益）呈递增趋势。传统经济形态中，当物质生产尚未达到一定经济规模时，边际效益递增规律也是存在的。而在新兴的网络经济、数字经济中，信息资源具有可再生性和重复使用特性，它的成本不随使用量的增加而成比例增加；从信息产品或服务的特点看，信息产品的沉淀（固定）成本高、复制成本低，这使得边际成本趋向于零，而信息产品的共享程度越高、流行程度越广，其价值就越大，从而形成销售规模报酬。信息资源和信息商品的上述特征，使边际效益递增规律在数字出版经济中的作用范围更为宽广，即由于数字环境下交易边际成本递减趋势的存在和数字信息价值的累积增值及传递效应，使数字出版的边际收益呈现规模递增趋势。
当然，在网络经济、数字经济形态中，并非只有边际效益递增规律，当信息产品生产遇到技术方面等问题时也会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甚至为零或负的现象。新的经济形态所改变的主要是边际效益递增或递减规律发挥作用的范围。
启示二：在技术研发及内容资源的版权洽谈、加工整合等数字出版的前期环节需加大投入，给予这些环节的活动主体以足够的发展空间。
目前，许多IT企业看好数字出版市场，不同程度地介入其中，成为数字内容资源的加工商、技术供应商和服务商：有的深层介入数字出版产业链核心环节，有的为传统出版机构提供数字出版平台，或为出版机构开展相关网络服务。而中国传统出版业已经在出版流程的多数环节实现了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一些出版机构的数字化进程更是走在前列，少数先行者已从中尝到甜头。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旗下的易文网开展数字化信息服务、网络出版业务，E-book的收费阅读和“工具书在线”是其中的亮点；高等教育出版社建立的内容管理系统，将各种出版资源进行系统化管理，实现资源的社内共享和继续利用，同时内容的结构化为在线信息服务提供了良好基础。从政府层面来看，中华字库工程、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出版工程、中华古籍全书数字化出版工程、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等数字化出版工程正稳步推进，从中可见中国政府对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三、数字出版经济具有非常明显的网络外部性
数字出版的外部经济性来源于网络的组织系统性、数字信息流的交互性和信息基础设施的长期垄断性。反映信息网络具有外部效应的梅特卡夫法则（Metcalfe Law）适用于数字出版经济。梅特卡夫法则得名于计算机以太网的发明人梅特卡夫，这一法则表明网络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它概括了网络的效益随着网络用户的增加而呈指数增加这一基本价值定律，即经济学所称的“网络效应”或“网络外部性”。
互联网为人类的出版活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传播平台和商务平台。在一个网络出版平台上，用户可以按照一对多、多对多的形式传播信息，网络用户数量的增加使信息得以在更大范围的用户之间传递和共享，这不仅增加了信息本身的价值，而且提高了所有网络用户的效用，进而实现网络出版平台的各种潜在价值，提升网络平台的总效用。这种网络外部性在数字开放存取出版、博客和网络阅读社区等多种数字出版传播形式中均有体现。因此，梅特卡夫法则也适用于网络条件下的出版经济活动。梅特卡夫法则从一个方面说明数字出版传播的边际成本是递减的：虽然数字出版的技术平台搭建、数字出版产品前期研发的固定投入较大，但每新增一个用户的成本，并不需要新的基础设施投入，而且可以均摊原有投资成本，消费者越多，相对成本就越低。
启示三：信息资源版权构成数字出版产业的核心价值体系；保障数字出版产业健康、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实现著作权人利益、信息传播以及公众利益的平衡。
在数字媒介社会中，知识、信息共享程度的提升，有利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现代社会制度强调效率和公平的结合，在“版权保护”与“合理使用”的矛盾之间需要寻找到平衡点。版权，是出版界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但目前数字版权体系的发展现状并不尽如人意。一方面，新环境下数字版权制度发展的滞后，将直接导致数字出版内容的缺失，从根本上阻碍数字出版产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在数字出版技术领域，各企业之间缺少沟通与协作，技术资源无法通过有效竞合实现优化提升，而数字版权制度的发展也没有与数字技术的发展保持同步，导致某些技术厂商成为多种角色的承担者，既是数据制作商、技术开发商，同时也是内容整合商及销售商，这样既增加了企业各项成本，也不利于企业自身保持技术领先优势，更不利于数字出版产业整体发展。完善数字出版行业规则和数字版权制度、健全基于数字版权的著作权委托组织是目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四、数字出版经济中存在反映优劣势强烈反差的马太效应
所谓马太效应（Matthews Effect），简言之，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马太效应得名于《新约全书·马太福音》中的一句话：“因为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数字出版经济是以数字化信息流为核心，信息流组织与支配商流、资金流、物流、技术流、人才流的新兴出版经济形态。而在信息流产生的活动中，由于人们的心理反应和行为惯性，在一定条件下，优势或劣势一旦显现，就会不断加强且自行强化，出现滚动的累积效应。因此，在数字出版经济发展过程的部分阶段，极易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甚至还可能发生强者统赢、胜者通吃的现象。由于互联网的特性，后来者很难抢占先行者的市场份额。
尽管前文提到数字出版经济中存在着激励市场主体创新的特殊机制，但创新意味着“创造性的破坏”，意味着颠覆已有的均衡格局。而另一方面，对于最早的创新者而言，往往存在巨大的风险，对于源头创新、高端创新和力求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在网络环境下，一旦某一领域形成较为稳定的市场格局，反映优劣势强烈反差的马太效应将在市场中发挥作用。就数字出版行业而言，如果数字出版机构在技术条件、收费模式等方面的问题都得以解决，并形成成熟的消费市场，那么消费者将逐步形成较为稳定的阅读方式和消费习惯。而要让一个稳定的消费群体改变较长时间形成的消费习惯，重新适应一套新的阅读方式和消费习惯，则需要一个为时较长的过程。例如，由于一些出版机构的数字出版产品或业务项目在推行初期是免费的，现在出现一个令出版界头疼的难题：如何让读者愿意为这些数字出版产品或服务付费。这正是互联网环境下“耍猴经济”所形容的一种境况，当“耍猴”表演在进行时，观看者人头攒动，热情颇高，但当表演结束、开始收钱时，不少观众迅速散去。
启示四：内容资源正向数字出版领域的少数优势企业高度集中；数字出版企业惟有尽快建立差异化的商业模式，才能在市场上长久立足。
国内外数字出版业发展格局可印证这一趋势。当前，亚马逊和苹果公司在国际数字出版领域具有领军者的地位。而在发达的信息技术支持下，欧美传统出版机构则率先涉足数字出版领域，在世界范围内，施普林格出版集团（Springer Group）、里德·爱思唯尔集团（Reed Elsevier）、汤姆森集团（The Thomson Corporation）等以其庞大的传统出版资源为基础，对资源重新加工和整合，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平台，发展数字出版业务，占据数字出版领域的优势地位。同时，谷歌（Google）、维基百科（Wikipedia）等新媒体平台也加入数字出版的行列，重新布局数字资源市场，给数字出版行业增添了更多变数。目前中国出版业总体市场和大部分细分市场是一种垄断竞争市场，即竞争程度较大而垄断程度相对较小的一种市场结构类型。中国传统出版业的市场集中度低于西方国家出版业，但中国数字出版业的市场集中度相对较高。目前，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等正在稳步转型的大型出版机构专注于“整合内容”，方正阿帕比、书生公司等技术商采取“追逐内容”的策略，红袖、起点中文等原创网站则注重“积累内容”，内容资源正加速向少数优势企业集中。海量内容资源是数字出版行业实现规模生产的首要前提，在完成资源集中后，对数字内容的整合、组织、挖掘能力及内容传播模式和服务能力将成为决定数字出版机构成败的关键。因此，数字出版机构需尽快建立差异化的商业模式，惟有如此，才能在市场长久立足。
（吴赟，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12CTQ015）、浙江省社科规划“之年社科学者”课题（编号：11ZJQN050YB）、新闻出版总署重点科研项目（编号：C-8-1）的成果之一。
注释：
①
②陈丹.出版业迎来数字时代 商业模式有待探索[N].中国改革报，2008-05-06.
Joseph A.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③
Joseph A.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数字经济形态的社会特征范文2
【关键词】经济新闻 统计新闻 深度报道
统计界有名言：“统计是流动的历史，历史是流动的统计。”每项统计报告，记载了刚刚过去的社会经济的数据历史；及时讲述这段历史，告诉人们这些刚产生的数字，此刻代表着什么、说明着什么、揭示出什么，预示出什么？那么统计无论是“流动的历史”也好，“历史的流动”也罢，就成为了当下的新闻。
一、统计新闻的特点
统计新闻不同于一般的经济新闻直接反映具体的、实在的、可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它往往是用经过抽象量化的统计数字来反映某个经济活动或经济砚象的数量状态，让人们从这个数量形态上去认识这个经济活动或经济现象的意义。如果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那么可以说，统计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间接性报道。
在统计新闻中，除了描述新闻事实的数字材料外，大量的引证和分析数字的材料往往是“背景材料”。从这个意义上看，有时统计新闻实际上是背景性新闻。
一般的经济新闻要求及时、新鲜，有严格的时间性限制，报道上要与事实发生的时间距离越近越好，但统计新闻所报道的不是“现在事实”而是“过去事实”，有时还会有对“未来事实”的预测报道，因而表现为一定的滞后性和超前性。它的主要价值不在时新性上，而重在针对性上，只要它针对有关决策提出了适时的分析和建议，起到了参谋作用，那么它就是有较强的新闻价值。
统计新闻虽然也是以经济为题材的，但不能把它与一般的经济新闻划等号。由于它是以统计数字为主要特征的，而统计数字是统计信息的表现形式，因而它是既具有一般新闻的特点，又具有统计信息特征的新闻。同时，由于统计信息是社会经济信息的主体，反映的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因此，它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既可以是经济的，也可以是社会的，还可以是科技、文教、卫生、体育类新闻。
二、在统计信息中寻找新闻点
目前出现在各类媒体上的统计信息，大致有这么三类：一是统计公报，分年度、季度、月度，以及各行各业的统计数据；第二类是与部门工作相关的统计信息，多出现在专业报刊上；第三类是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统计信息，比如GDP的增长速度、社会商品零售价格变动幅度等。在实践中，笔者体会到，充分挖掘第三类统计信息，从内容到形式对其进行完全新闻化的处理，辅以写作技巧上的创新，新闻的亮点就会从统计信息中凸显出来。
如何让普通群众对统计新闻产生兴趣？关键还是要围绕社会热点，围绕老百姓关心、关注的问题，去挖掘数字背后有用、有益的信息。比如，当今与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也最令他们关注的问题可以说集中体现在青少年的“校”和“学”，中青年的“岗”和“房”，中老年的“财”和“保”，老年人的“医”和“养”上，从统计信息中寻找和这些热点问题相关的数据进行分析，自然会吸引眼球。
统计信息数据多，专业性强，必须对其进行新闻化处理。笔者在实践中摸索出四种写作技巧：第一是数字转换法。把大数字转换成小数字。正如英国的一本关于新闻写作的书中曾提到，当读者从报刊上读到他的国家财政赤字是1亿美元，或国民生产总值是50亿美元时，他并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但当他读到国家债务摊到每个男人、妇女和小孩头上是2美元时，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第二是数字拟人化。把数字的变化落实到人的身上。比如去年一直居高不下的物价，笔者在采写相关稿件时，先通过一位普通市民每天的算账记账说菜价的变化，再通过一个农贸市场的市场部经理来分析具体市场的情况，由此带出全市的价格变化，最后分析其上涨的背景原因。以点带面，贴近民生，使文章通俗易懂。
第三是数字对比法。通过对数字的横向、纵向比较，从比较中发现问题，寻找原因。
第四是数字延伸法。从眼前的数据寻找背后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原因，以此深化数据的含义。如2012年我市公布老龄人口数据，笔者在采写相关稿件时，没有把它处理成常规的排行榜解读，而是重点把社会发展指标、人口素质指标等拎出来，综合以前的采访素材，进行点评分析，从强调铜陵步入老龄化社会方面采写报道。
三、拓宽统计新闻的深度广度
随着统计信息是社会经济信息主体这一观点被社会所接受，统计资料日益被新闻媒介所重视，形成了以统计资料为主要报道素材的统计新闻。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统计新闻都有别于一般的杜会新闻、经济新闻、科技新闻，有着自己的特点。
从内容上看，统计新闻有广泛性特点。统计工作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工业、农业、财贸、物资、劳资、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情况。统计资料全面地反映出社会的经济情况，并在这一基础上，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进行分析研究，产生了大量的统计信息，包括经济分析报告、对宏观经济的监控、预告情况、社会经济问题的预测等等。这些统计成果都是社会急需的，而且成为统计新闻广泛的素材来源，使统计新闻的内容较之其它新闻类别更具有广泛性。
在形式上，统计新闻以数据运用为主体，具有较强的客观性。统计新闻是以数字运用的方式对社会经济生活加以反映、判断、分析，统计工作的基本成果——数据资料，是统计新闻赖以存在的基础。建立在大量的准确性高、可靠性强的统计数据基础上，使人感到统计新闻主观色彩较少，无需花费更多的笔墨渲染气氛，阐述观点、展开议论，通过数字，使人一目了然。数字在统计新闻中起着多方面的作用。
首先，通过数字的比较，直接说明主题，经济活动的成果，往往通过数字的比较，才能充分地显示出来，例如，《城市居民实际收入大幅增长》（《中国信息报》1994年3月4日），这条消息中，“35个大中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3227.6元，比上年增长31%，人均生活费收入2998.3元，比上年增长31.5%”通过数字的相对数的揭示，使城市居民收入大幅增长这一主题清晰明了，不需加多余的说明。其次，系列的数字运用，可以通过相互的连带关系，揭示规律及趋势。《上海市的经济地位明显提高》（《中国信息报》1994年4月25日）这条消息中，就是用数字指标来揭示上海经济持续发展提高这一趋势的。
统计新闻具有简洁明了的特征，它侧重于事物“面”的报道，对事物的表述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一般的社会新闻则不同，它更侧重于事物“点”的报道，具有较强的形象性特征。统计新闻往往是对一段时期发生的事，或一个极典型而又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进行报道，具有一定的综合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统计工作的事后性与阶段性所决定的。
统计新闻属于过去时范畴，如何让过去的这一范畴与现在和将来接轨，笔者做了一些尝试，将简单的数字报表写成读者关注的深度报道。如在处理统计部门的本市儿童、妇女发展纲要这类稿件时没有就事论事，而是将数据与相关部门采取的发展举措、落实成效等结合起来，就目前存在的问题，引入统计部门未来的数字预测，采写的相关稿件以数字为起始，过去、现在和将来在深度报道中体现，无形中加深了统计报道内容的深度和可读性。
数字经济形态的社会特征范文3
关键词：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数字电视；私人博客；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6-0217-02
大众传播媒介作为宏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互联网络平台为基础，手机媒体、数字电视、私人博客等新型传播媒介迅速兴起，对传统的传播媒介如报纸杂志、书籍等产生巨大的冲击，在给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也对中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了诸多复杂的影响。当代新兴传媒主要有哪些类型，它们对于中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能产生哪些方面的重要影响？如何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对这些新兴传媒的负面影响进行有效调控？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略作探讨，以期能给从事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当代新兴传播媒介及其特征概述
新型传媒是与新技术的高速发展密切相关的。由于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传统媒体的变革和新型媒体的兴起。当前影响极为广泛的新型传媒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网络媒体。网络媒体是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兴起的影响最为广泛的当代新型媒体，也是当代社会最重要的媒体形态之一。二是手机媒体。最初的手机仅仅是个通信工具，主要以传播声音为主，但随着手机和互联网的结合及其信息容量的增大，人们现在已可以在手机上读书、看报、看电影、看电视等，这标志着手机已成了一种新兴的媒体。三是数字电视。迄今为止，电视的发展经历了黑白电视、彩色电视和数字电视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从类型上划分，数字电视包括卫星数字电视、有线数字电视和地面无线数字电视。四是私人博客。“博客”的英文原名是“BLOGGER”，是指常常撰写并在网上日志的人。博客们依托于某些网站的相关服务，在网络上不定期的发表和张贴文章，表达自己对国家、社会、时事政治以及历史文化等诸多问题的认识和看法。
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兴媒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信息传输的速度和范围迅速扩大；二是真实与虚拟的界限趋于模糊；三是受众空前增大且可以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四是新兴媒体有利于多元观点并存[1]。因此之故，曾琳智认为新兴媒体具有“互动性”、“透明性”、“病毒性”、“经济性”等几个特点[2]；骆正林则认为网络媒体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快捷性”、“个性化”、“丰富性”等多个特征[3]。从上面诸位的总结可以看出，在当代新兴传媒的信息世界里，优势与缺陷并存，美善与丑恶共生，因此总体上看，它在给人们生活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包含了大量的复杂信息，容易对中学生思想产生诸多不良影响，下文对此予以分析。
二、新兴传媒对思政教育的负面影响
新兴传媒的上述特征，使传播过程发生了巨大转变，同时也对媒体受众的信息传输心理和审美心理等产生了巨大影响。传统媒体的传播过程具有“单向”和“分散”的特征，即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单向流动，受众只能被动接受；由于传播时间和空间上的分隔，传播者与接受者无法展开现场交流，因此传统媒体的传播活动便于管理和控制。新型媒体的兴起改变了这一状况，它在信息多元的格局中可能产生诸多不良影响，尤其是从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来看，新兴媒体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特别值得注意。
1.“开放性”与渗透性。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新兴媒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开放性，它突破了传统媒体如电视、广播、报纸、通信等传播方式的边界，在传播方式上也由以前的一点对多点，转变为多点对多点的传播，甚至每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信息传播者。这种变革使得世界呈现前所未有的开放程度，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沟通也变得前所未有的快速和便捷。但是这种新兴媒体的“开放性”同时也潜藏着一定程度的负面效应。在这个开放多元的复杂系统里，大量不良信息混在其中，容易影响中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西方的文化思想、意识形态也常常借助网络进行渗透，一些消极思想和错误观念容易导致中学生信仰的迷失和价值观的偏离。如此种种，可见网络的“开放性”对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负面影响确实是不容低估的。
数字经济形态的社会特征范文4
[关键词] 数字出版 媒介融合 文化逻辑 产业规制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2) 02-0018-04
[Abstract] On the view of media convergence, this article described the two trends of industrial diffusion and industrial clustering driven by digital technology, analyzed of th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cultural change with media convergence and the formation of cul-ture logic be yard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nd thu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onflicts between culture and regulation of the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s core driving force. Given this point：monopoly force and competition force to be balance，that means “Checks and balances”, which is the driving force on the healthy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 regulation is the coexistence of monopoly and competition.
[Key words] Digital publishing Media convergence Cultural logic Industry regulation
我国的传统出版正处在急剧变革当中，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技术、内容、服务、资本的融合，形成一系列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合作、联营、并购、重组的传媒形态，出现了全新的融合媒体组织；媒体机构的兼并重组、体制机制的改革、传媒与其他行业的渗透兼容，打破了以往出版产业的格局和产业模式，促使传统出版实现数字化升级和产业化转型的变迁。随着主流媒体的国际化拓展和媒体集团化趋势，各传媒集团将主导我国传媒产业各个领域的发展，并力争在国际上争夺更多的市场空间和政治经济文化的传播话语权。
然而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快速发展正朝着两个看似矛盾的方向发展。
一方面，出现产业扩散和媒体延展的趋势。数字技术的渗透和新媒体的产生，大大地降低了生产和销售成本，扩展了现有的分销渠道和市场空间，使得消费者能够在体验新技术的同时使用功能强大的新的内容产品，可以对内容进行诸如存档、注释、循环利用之类的操作，享受良好而快捷的消费服务；出现了纸媒、电子书、手机读物、听书等各类数字内容产品并存的局面；形成了传统出版社、内容集成商、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用户生成内容）等多元化的内容生产和提供方式；出现了手机移动阅读、手机音乐、当当书城、电子书网站、游戏动漫等平台化的营销和服务；移动运营商、大型网站、硬件生产商、教育医疗卫生等行业也纷纷介入出版领域。这表明我国的出版业务主体正向传统出版以外行业拓展，呈现产业扩散的趋势；可以说全民参与出版、多行业参与出版的数字出版时代已经到来。
另一方面，呈现产业集聚和媒体融合的态势。在资本与制度的推动下，出版行业与其他行业在技术、机构、资本、市场等方面产生融合，出现了融合媒体或机构；出版产业的边界正在拓展，逐渐向其他行业渗透与融合。具体表现在介质融合、渠道融合、内容融合、技术融合、市场融合、资本融合和机构融合等现象，并重新组建新的出版集团和媒体组织，具有跨行业、跨区域、多元化竞争的优势。可以说媒介融合已经在数字出版行业得到印证。
似乎很少有媒介批评家能同时把握这个媒体扩散和媒体融合的矛盾天平的两端。有人担忧传统主流媒体会在新媒体的生长中被淘汰出局；有人庆幸传媒行业的淘金时代已经来临；还有人担忧内容碎片化将会导致共同价值和大众文化的丧失。有人看到了数字化技术带来的便捷和自由，对媒体的失控表示恐惧；另一些人又说媒介被控制过度。一些人看到了一个没有把关人的世界，另外一些人又看到了把关人具有前所未有的权利。这种种现象和问题，都集中于数字技术和媒介融合国际大背景下的数字出版产业之中。笔者以媒介融合和制度经济学视角，尝试分析数字出版的文化逻辑和产业规制之关系，求教方家。
1 技术推动之媒介融合
媒介融合是在技术推动之下不断演变发展，媒介融合改变了传媒行业的技术、产业、市场、体制和受众这五者之间的关系；媒介融合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转变，本质上是在制度经济框架下的产业转型；融合仅仅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终点。
随着新媒体便携性的增强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媒体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能够使用各种不同类型的媒介来了解世界，并且多种媒介的功能被整合在同一种媒介工具之中，出现了融合媒体的终端设备。以手机为例，在今天手机已不再是一种简单的通讯工具，它们能够让我们从互联网上下载数字内容、接收发送图片和音乐、收看电视、玩游戏、定位和搜索地理信息，甚至可以取代身份证和银行卡，多种其他媒介的功能被整合在手机这一个媒体之中，手机可以说是融合媒介的典型代表。如今数字内容产品的激增给人们带来多元化的文化消费和市场，人们可以通过DVD播放器、车载收音机、IPod、随身听、MP3播放工具、网络广播电台、音乐有线频道或音乐网站，甚至是SD芯片卡来收听音频节目；可以采用有线电视、IPTV、卫星电视、数字电视、社区终端视屏等设备，甚至是手机来收看视频节目；三网融合技术下，可以通过数据线来查阅社区生活信息、电视、广播、电子书刊等多种数字内容，享受便捷的信息服务。凡此种种都是媒介融合趋势下产生的融合媒体，并由此生产了融合媒介的文化现象和经济现象。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技术无所不在、技术无所不能，数字技术看似主导了数字出版的产业发展，但是，真正推动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因不是技术，而是制度规制模式下的产业嬗变。主要体现在传媒所有权模式和产业利益链模式；技术融合只是媒介所有权模式和利益链模式的具象方式和表现。当古老的好莱坞还致力于传统的电影制作时，而一些新媒体集团，比如说美国著名的维亚康姆公司在所有权模式和数字技术支撑下，已经开始打造和控制整个娱乐产业的利益链条，它生产电影、电视、流行音乐、电脑游戏、做网站、做玩具、主题公园、图书、报纸、杂志和漫画等，实施融合媒体的战略。可见数字技术促使了媒体的变革，加速了新的融合媒体组织的诞生。
融合媒体一方面促进了产业的重组和兼容，反过来，媒介融合又影响了媒介市场，影响了我们对媒体的使用和消费。人们使用融合媒体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年轻人在操作电脑的时候，可以同时留连于四五个窗口，浏览网页、听音乐、下载音乐、和朋友聊天、完成文字处理的文件、回复邮件等；流行电视剧迷们也可以模仿对白，概括剧情，对电视剧内容进行讨论，创造原创流行的小说剧本，创作音乐，谱写乐章、制作自己的视频电影――然后通过互联网进行全球传播。这种融合现象发生在同一种设备里，存在于具有相同经营权的企业里，存在于消费者的大脑里，存在于“群迷”里，甚至存在于一个人身上。
因此，在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和进程中，人们使用融合媒体的现象也越来越普及，这种融合媒体造就了新的传媒文化。
2 数字出版之文化逻辑
对文化而言，媒介融合将是一个“杂糅”的文化现象，数字技术和新媒体构成了新的利益关系和价值链，从而形成新的传媒文化，媒介融合促进了文化的变迁。可以看到，文化变迁、传媒规制和媒介经济三者的合力加速了媒介融合，并促使技术设施和媒介设备发生变化。
媒介融合的速度在不同的文化阶层和消费阶层里具有不同的表现：那些最富有的、最懂技术的少数精英将变成最早的融合媒介产品的适应者，并被其他阶层的人追捧为时尚，而努力模仿和追赶。媒介融合的速度在国家之间也是有差别的：媒介融合将形成强大的传媒帝国，直接导致权利和财富在发达和富有的国家高度集中，同时也将改变发展中国家原有的格局。融合不仅是企业品牌扩张的机会，它也意味着媒体力量的重新配置和媒体美学、媒体经济学的重塑。法国网络信息理论家皮埃尔・利维（Pierre Levy）用“集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这个术语来表述在某些网站社区出现的大范围的信息收集和处理活动。他认为，人们利用互联网把个人的专门知识或技能加以传播分享以实现共同目标。而UGC模式目前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和新媒体业态之中；如维基百科、YouTube、MySpace等网站都是UGC的成功案例，社区网络、视频分享、博客、播客和微博等都是UGC的主要应用形式，这就是“集体智慧”的体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传媒理论家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教授认为“集体智慧”的出现可以归因于媒体融合以及共享文化。
新知识新文化层出不穷，人和人之间的传统联系方式已经开始支离破碎；新技术支持下，人们的联系方式更加多样、更加快捷。网络社区的新结构正在形成，这些新社区往往通过自愿的形式，即时的方式，通过情感投资的形式加以确认并形成，有些还通过企业的产品推广营销、互赠知识、互换信息的活动方式组合，形成了人们自己的社交圈和网络社区。
知识文化将会逐渐地转变商业文化，甚至会转变国家民族的文化传承方式。新技术带来了许多新的生产方式、生产流程和销售模式。例如，点对点技术不断被推广，越来越多的新生销售和传播方式如在线阅读、跳转链接、分章节销售、碎片化的知识检索等，已经无需再经过传统的“整本复制”环节，这种新的生产和传播方式严重地挑战着旧有的分销和所有权系统。
媒介融合的发展，最终势必会造成商业传媒和“集体智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可以想象，传媒领域将会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媒体权力：一种来自于媒介融合，以网络电视这种融合媒体为例，任何需要播放的信息，都需要获得授权；另外一种就是“集体智慧”，信息传播是面向不同公众组成的松散网络人群，信息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而不需要付费。由此造成了“传播权被高度集中”和“传播权被彻底粉碎”的媒体生存博弈。
此外，传统主流媒体是处于国家议程的核心位置，将主导国家和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草根媒体或新媒体往往会以维护公民的知晓权、参与权的面貌出现，构造出与那些主流媒体核心价值观不同的观点，严重地挑战着主流媒体的权威与核心地位。主流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竞合不断演进，技术、产业、市场、体制和受众这五者也永远处于博弈之中，主流文化的价值观与旁门左道的价值观在媒介传播中不断碰撞、不断博弈，商业传媒与“集体智慧”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不断斗争，这就是媒介融合下的数字出版产业发展背景与文化逻辑。应该看到，传媒创新往往出现在主流媒体与新媒体这两者之间的边缘地带，把握好边缘地带往往就能巩固主流媒体的导向，这要求文化研究必须重新审视和重新思考传媒文化和核心价值，探索其内在的文化逻辑。
3 数字出版之产业规制
数字出版产业是内容产业，涉及意识形态领域；因此，产业发展不能脱离现实的国情和文化环境，受到宏观社会发展的制约，更主要地受到制度经济模式的制约，具有多种规制方式和特征。
规制是一种普遍现象。传媒规制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存在，可以说大凡有传媒产业的地方就有规制的存在。不同国家对传媒规制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国情，产业体制各异，但规制恒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传媒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等国，都有专门的传媒规制机构对传媒产业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管理，并有一整套完善的制度、政策和规制系统，以激励产业或者制衡行业。
垄断与竞争并存是数字出版产业规制的主要内容。媒介融合的内生逻辑及终极指向是通过规模化和差异性来满足人们即时即地的信息需求，一方面需要垄断经营以提高数字出版产业规模效益和产业整体优势，另一方面又需要竞争，以提高效能。数字出版垄断巨头和新兴媒体企业并存是数字技术条件下数字出版产业的现实；垄断和竞争并存是数字出版规制的主要内容之一。
制衡是规制的天平支点。媒介融合过程和传媒形态是在垄断作用力和竞争作用力之间的博弈中不断发展的，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只有当两者力量呈现均衡状态时，所产生的产业效益是最大的。因此，媒介融合背景下，数字出版产业规制的核心就是要让具有调适垄断作用力和竞争作用力这两股力量达到均衡的能力――“制衡”，以“制衡”作为平衡数字出版产业内部作用力的原则。在规模经济驱动下的垄断经营的空间中调适垄断性作用力，扩大产业边际效益、提高产业效能；同时也要最大可能地激励竞争，通过放松管制、不对称管制和反垄断等手段来调适竞争性作用力。这两股力量达到均衡就是数字出版产业规制的“支点”，也是数字出版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的核心原动力。
发挥数字出版规制的“公器”作用。以政府为代表的规制主体，基于法制和科学管理，采用有效而稳健的渐进式制度改革和规制措施，激励和制约数字出版企业在保障社会效益的前提下，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数字出版企业在开拓市场，使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社会化的同时,也往往可能为追逐最大利润而牺牲社会效益或给公共安全带来负面影响，因此需要运用政策、法律、经济等各种规制手段来引导产业竞争和发展。传媒规制是传媒社会的“公器”，因此在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中要牢牢把握“规制公器”，发挥规制的“公器”作用，引导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快速健康地发展。
数字技术和媒介融合环境下，对我国数字出版的发展模式和产业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伴随我国传媒体制的改革和产业转型，应该把握媒介融合的发展特征，认清媒介融合背景下新的文化发展逻辑和产业特征，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把握规制的平衡点，从文化新形态和传媒新业态特征入手，根据媒介融合的变化来调整传媒规制，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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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awson Borders.G.Media Organizations and Convergence： Case Studies of Media Convergence Pioneers[M]．Lawrence Associaties，Publishers，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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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鸿涛.媒介融合的现状与前景[J].中国记者，2007（6）
[5]杨云香.集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式[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11）
[6]郑晓华.我国媒介融合的内外动因解析[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收稿日期：2012-01-29）
数字经济形态的社会特征范文5
当前，信息网络技术加速创新，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成为“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的新引擎。各主要国家纷纷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重塑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并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取得的创新成果融合于实体经济各个领域，围绕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制高点展开积极竞合。
基于此，中国数字经济百人会依托中国电子学会的专业研究团队，深入分析全球各国数字经济主要战略，调研走访在数字经济领域具备领先水平和突出能力的典型企业，系统梳理了国内外顶尖学者的最新观点，以及权威智库和知名战略咨询公司的公开成果，对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做出十点研判，具体如下：
一、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
人类生产、生活及治理的数据基础和信息环境正在得到大幅加强和显著改善，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持续普及部署，智能终端和传感器加速应用渗透，人、机、物逐步交互融合，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相关的各项活动已启动全面数字化进程，呈现出从被动到主动、从碎片到连续、从单一分离到综合协同的三大转变，源源不断地产生着呈现爆炸式增长态势的海量数据，蕴含着巨大的价值和潜力。数据已成为与资本和土地相并列的关键生产要素，被不断地分析、挖掘、加工和运用，价值持续得到提升、叠加和倍增，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优化提升，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充足新动能。
图1 新摩尔定律主导下2015-2035年全球数据总量增长态势
数据来源：IDC，中国电子学会整理
二、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是首要战略任务
全球经济仍处于相对稳定的复苏阶段，以先进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将继续作为主要增长点，在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中不断焕发新的动力。下一阶段，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数字经济相关战略会陆续深入实施，普遍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先进制造业作为重要举措，积极推进从生产要素到创新体系，从业态结构到组织形态，从发展理念到商业模式的全方位变革突破，持续催生个性化定制、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服务型制造等新模式、新业态，推动形成数字与实体深度交融、物质与信息耦合驱动的新型发展模式，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有效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图2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三、平台化、共享化引领经济发展新特征、新趋势
企业之间的竞争重心正从技术竞争、产品竞争、供应链竞争逐步演进为平台化的生态体系竞争，一批用户基数庞大、技术积累丰富、资金实力雄厚的行业领军企业已率先启动，通过提供开源系统、营造开放环境、促进跨界融合、变革组织架构、重塑商业模式、孵化创新团队等多种方式，持续构建完善资源集聚、合作共赢的生态格局。同时，飞速发展的新一代信息科技，高频泛在的在线社交，以及渐趋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为大量未能得到完全有效配置的资源提供了成本趋近于零的共享平台和渠道，吸引了共享者数量的指数级集聚，弱化了生产生活资料的“所有权”而强调“使用权”，逐步创造出新的供给和需求，促使共享经济快速兴起。
图3 共享经济行业渗透趋势
数据来源：罗兰贝格，中国电子学会整理
四、全球创新体系以开放协同为导向加快重塑
创新仍是推动经济数字化发展的源动力，受技术开源化和组织方式去中心化的双重作用，知识传播壁垒开始显著消除，创新研发成本持续大幅降低，创造发明速度明显加快，群体性、链条化、跨领域创新成果屡见不鲜，颠覆性、革命性创新与迭代式、渐进式创新相并行。创新主体、机制、流程和模式发生重大变革，不再受到既定的组织边界束缚，资源运作方式和成果转化方式更多地依托互联网展开，跨地域、多元化、高效率的众筹、众包、众创、众智平台不断涌现，凸显出全球开放、高度协同的创新特质，支撑构造以数据增值为核心竞争力的数字经济生态系统。
图4 具有典型意义的开放式协同化创新平台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五、基础设施加速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
持续提升数据获取的量级和频率，不断丰富数据传输的渠道和方式，以及扩大数据存储空间，强化数据加工能力，创新数据使用能力，都是数字经济能够得以蓬勃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万物互联和人机物共融将会成为网络架构的基本形态，各国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划与部署都面临着扩域增量、共享协作、智能升级的迫切需求。同时，电网、水利、公路、铁路、港口等传统基础设施也正在逐步开展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向着智能电网、智能水务、智能交通、智能港口转型升级，显著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资源调度能力，支撑数字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图5 基础设施加速转型升级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六、国家和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延伸至信息空间
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核心竞争力构成要素呈现数字化发展趋势，传统产业纷纷面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日益广泛深入。人类社会、物理世界的二元结构正在转变为人类社会、物理世界、信息空间的三元结构，国家和地区之间竞争和博弈的重心逐步从土地、人力、机器的数量质量转移至数字化发展水平，从物理空间延展到信息空间，并将很快呈现出以信息空间的竞争和博弈为主导与引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格局。掌握信息空间核心竞争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将在围绕新一轮国际分工态势展开的博弈中抢先占据价值链制高点。
图6 2016年主要国家数字经济规模
资料来源：《数字经济 迈向从量变到质变的新阶段》
七、数字技能和素养推动消费者能力升级
新兴的数字化产品、应用和服务大量涌现，已形成规模巨大的消费市场，不啻于是对消费者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需具备一定的数字化技能和素养，才能更好地发掘数据价值、使用数字化产品和享受数字化服务。消费者所具有的对数字化资源的获取、理解、处理和利用能力，将成为影响数字消费增长速率和水平的重要因素，直接关系到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质量与效益。全球各主要发达国家将会愈益重视对公民数字素养的挖潜和培养，并将持续提升公民数字素养上升到构建国家新兴战略竞争力的高度，作为推动数字消费、扩大内需市场、强化内生动能的重要举措。
图7 数字经济时代对公民素养提出新要求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八、社会福利水平依托数字化手段得到有效改善
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数字经济孕育、诞生、发展的重要动力及目标。大幅提升公共资源供给效率，显著增强公共服务效用，进一步推动教育、医疗、慈善等公共事业的便捷化、普惠化、均等化，是数字经济在创新变革生产方式、促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之外的关键着力点和突破口。多种类型、多个领域的网络化、智能化的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将被搭建，面向公众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互联网远程诊疗将成为高频次、低门槛、易得可选的常规医疗方式，并引入人工智能助手有效提升诊疗精准度，缓解全球性的医疗资源紧张难题。区块链技术将在慈善资金募集和捐赠过程中得到大规模应用，强化互信关系，减少交易成本，溯源资金去向，保障慈善事业的公正、透明、有效。
图8 数字化手段提升社会福利水平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九、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同步启动规划、建设和管理
随着信息基础设施的规模扩张、功能升级和网络构建，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城市运行管理过程中广泛深入地推广应用，大量完整、连续、系统，具备一致性、关联性、价值性的城市数据将被持续获得，为构建与现实物理城市精准映射、智能交互、虚实融合的数字孪生城市提供了可行基础。全球一批形成技术、人才集聚发展，产业规模与创新能力较为突出，具备主动比特化条件的现代化城市将率先尝试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的同步规划，并逐渐上升为两者的同步建设和同步管理。为匹配真正海量数据的采取、传输、存储和计算，专门用于数字城市运行管理决策的系统级平台将得到持续的开发与完善，并逐渐形成可推广复制的标准体系。
图9 数字孪生城市功能日趋完善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数字经济形态的社会特征范文6
[关键词]教师教育技术化作用
一、数字化引领教育技术化
当今社会已逐步进入数字化时代，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引领学习者学会学习、学会合作，从而使得学习者能够充分挖掘出自己的独特潜能与创造性。相应的，教师的教学模式也需要从传统的集体授课改变为能依据学习者的个性化特点进行定制，教师的授课习惯需要实现从关注教材的呈现到重点分析不同学习风格的学习者需求的转变，让学习者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并成为合作学习者。
教育是人之自我建构的实践活动，而技术也是人类发展的产物，是使人成为人的一个基本条件，必然先天地以人的价值判断、以人的需求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因此，教育技术的存在基础是教育与技术之“和”———使学习者不断“文化”和“人化”，从使得教育与技术相互交叉融合。例如美国新版NETS•T中十分注重数字化环境中教师教学设计能力的完备。数字化的学习教育环境使得教育逐步呈现技术化的特征。
顾名思义，技术是指人类为了某种目的或者满足某种需要而人为规定的物质、能量或信息的变换方式及其对象化的结果。技术规定了如何将一种物质(形态)变换为另一种物质(形态)，将一种能量变换为另一种能量，将一种结构、形态的信息变换为另一种结构和形态。教育技术化是指在教育与技术“之间”的，特征式微妙转化，“教育技术”不在教育中而是更多地体现在技术中。同时，“教育技术”是教育与技术的相遇，“教育”是实质内容，原本作为载体的“技术”也日益呈现教育的特征。在此前提下，教育与技术相济相合，育生教育技术，并促使其发展。另一方面，教育对技术的要求是不同的，因为技术是多维的，人的价值和需要也是多层次的。
二、教师在教育技术化过程中的作用
有学者指出，作为教育功能的技术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解决学习者学习效率的问题，二是解决技术应该怎样为学习者人文化服务的问题。而教师恰恰在这两者的兼具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如前所述，进入新世纪，数字化技术日新月异，此中教师运用其学科知识教和学，并运用数字化技术更新教学理念和模式，以便获得促进学习者学习、激发学习者创造力与创新性的经验。可以说，新时代的优秀教师必然应成为数字化时代工作和学习的表率，教师应展现出全球化和数字化社会中具有创新精神的专业工作者所应具备的知识、技能与工作方法。
通过展示与推动有效运用数字化工具和资源，教师可以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实践，树立终身学习的典范，在学校和专业共同体中表现出领导力。如果说20世纪末还可以成为传统学习方式和数字化(E-learning)学习方式的混合。如今后者已明显在挑战前者的管有地位。例如我们说教师最常用的技术是PPT，而PPT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代替粉笔黑板来呈现课堂讲授内容。但如果教师固步自封，就会造成教师改革理念的滞后，并由此引发对其他先进技术的降格使用，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教育技术的深层影响。
在当今教育技术化的过程中，教师必须拥有一定的信息化教学设计能力，以培养学习者具有高度创造力为目标，能够决定何时选择何种技术，从变革需求出发，创建有效的数字化学习环境，架设满足学习者个性化学习的平台，改变学习方式、学习文化以及相应的组织方式与学习关系。
这一点在语料库语言学领域体现比较明显，数据驱动语言学习是语料库应用于语言教学中的一种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使得教师可以建立在语料库的研究基础上，同时吸纳语言习得和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在语料库语言学的授课教师看来，教学研究所依赖的真实语言数据只是一种社会语言现象，这种可观察、可量化和可描述的数据是探索社会文化语境中语言的意义与功能时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数据，教育在这里已经体现出明显的技术化特征。
三、有效利用教育技术化的价值特征
柯利认为，技术本身不负载价值，而是在技术的使用中，人的思想意识和经济利益导致了技术的价值负载。教师作为数字信息化社会教育技术的使用者，教育技术化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素养，合理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掌握好各项技能的使用。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信息技术替代了教师的部分教学活动，但不管技术怎样发展，在教育这样的人文学科，更注重的是人本主义的发展，信息技术不可能完全替代教师在教育中的地位。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有效利用教育技术化的价值特征，正确处理信息技术与教育的关系是信息时代对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提出的新的挑战。此外，学校的管理人员也要正确地对待信息技术，因地制宜地选择合理的技术推动教育的发展，发挥其价值的正向导向作用，而不能过分强调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作用，须知技术是手段，达到教育的发展才是最终的目的。
有学者成技术化是人类存在的方式。只要人存在，他就要追求自由，而人类追求自由离不开技术化。教育的技术化必然使得教育技术学成为显学，而教育技术的出现不仅仅改变了教育实践的面貌，而且也会带来理解教育的新方式———一种基于复杂性理论和开发取向的理解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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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桂芳，徐恩芹.新版NETS•T对我国教师教育技术培训的启示.继续教育研究，2009，(11):59-60.
[3]王勇，杨晶.数据驱动的研究路径在英美文化教学中的应用.外语学刊，2009，(5):183-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