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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案例范文1
教学目标：
1．通过本次授课，使大家明白礼仪就在我们身边，体会文明礼貌用语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会正确运用文明语言。
2．通过这次学习促进校园和-谐，提高学生素质。
3．培养学生从现在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努力提高自己的文明
礼仪修养，做一个讲文明懂礼貌的好孩子。
教学重点：
1．培养学生良好的日常行为规范。
2．教育学生做个讲文明懂礼貌的人。
3．了解课间纪律及上下楼梯的礼仪。
4．向老师及长辈问好的礼仪。
5．注意同学之间的礼仪。
活动过程：
一．主持人上场
主持人主持活动，宣布文明礼仪班会开始，导入文明礼仪的重要性。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文化源远流长。作为礼仪之邦，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故事至今仍深深地教育着我们，比如，历史故事：《孔融让梨》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黄香诚心敬父母》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
中国古代礼仪规范的不断发展，形成了我们的现代文明礼仪，在校园这个既庄严又活泼，既紧张又文明的环境中，我们少先队员不仅要学好文化知识，还要讲礼貌懂礼仪，做一个文明少先队员。
二．导入
我们应该怎样做一个文明的小学生：
1．在我们每天生活学习的教室里应怎样做。
2．课间活动，上厕所应怎样做。
3．上下楼梯应怎样做。
4．进出老师办公室应怎样做。
5．上学路上及放学路队应怎样做。
三.礼仪之花开校园
1.文明礼仪在口中：不随地吐痰，不大声喧哗，不说粗话，要说普通话，文明话。
做文明人使用文明用语
学生讨论文明用语都有那些，应怎样使用。
同学们，都知道，礼貌用语记得牢。
见到老师同学问声好。
分离时候别忘把手招。
影响别人，“对不起”，
回答要说“没关系”
从小讲文明，懂礼貌，
大家夸我是个好苗苗。
2.文明礼仪在手中：管好自己的手，不乱扔垃圾，不乱贴乱画，不损坏公共设施，不乱折乱踩，伸手帮助别人，弯腰捡垃圾，关灯、关水龙头。
3.文明礼仪在脚下：不乱穿马路，不闯红灯，不逆行，不乱停乱放，不践踏草坪，上下楼梯靠右走，不推搡打闹。站队出校门，队伍要整齐，进出校门不乱跑，
4.文明礼仪在课堂：课前黑板要擦净，讲桌物品放整齐，无粉笔尘。课间休息时入厕，准备好当堂课用的书和学习用品放课桌左上角。上课不迟到，上课铃响立即有序进教室，立即归座，等待老师上课。不能在教室内、走廊上走动。上课迟到的同学先喊报告，经老师允许后走进教室并轻轻关好门。下课铃响后，如果老师还没有宣布下课，仍要安静听讲。老师宣布下课，值日生喊起立，学生须面带微笑，说老师再见。坐姿端正，课堂上不东张西望，听清老师提出的学习要求，积极举手回答问题，认真听取同学发言，不议论，仔细分析正误，等待同学发言完后再补充。排除内心环境与身边同学的干扰，倾听与学习相关的讲话。思维跟着老师走，及时回答老师的问题。发言要用普通话，课堂不说与学习无关的内容。课堂上不交头接耳说小话，老师提问自己时，应马上起立，大声回答。发现老师失误时，不要嘲笑或使老师难堪，下课的时候向老师提出。边听边思考，边思考边记忆。一边听讲，一边做笔记，或者在书上，卷子上圈圈点点。书写时要静心，姿势正确，做到提笔就是练字，尽量少用橡皮擦。课堂上不吃零食，不喝饮料，不做与本堂课学习无关的事，未经老师允许不得随意离开教室。文具不用时放文具盒。
5.文明礼仪在家中：家中讲文明，讲礼仪。
四、倡议书歌谣
1.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2.上下楼梯靠右走，不滑滑梯不吵闹。
3.过道相遇互礼让，切莫低头来相撞。
4.不踏草，不摘花，我和草木是一家。
5.课间游戏很有趣，追逐打闹不可取。
6.有纸屑，我拾起，校园环境美无比。
7.清洁卫生用心记，桌子椅子摆整齐。
8.出言吐语要文明，行为举止要得体。
9.整整齐齐排好队，平平安安回家去。
文化交流案例范文2
关键词：非英语专业 跨文化交流 教材选取 课程建设 教学方法
中国经济的崛起给传统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其中对于如何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流的能力以适应国际竞争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尽管跨文化交流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的必修课程，但是以英文专业背景为依托的课程设计并没有真正提高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笔者以琼州学院为例，通过对教材选取，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法等情况的客观分析，并提出积极有效的改进措施，以促进非英语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高。
1 非英语专业《跨文化交流》教学现状分析
跨文化交流学最早起源于美国，在Edward Hall 1959年出版《无声的语言》后，许多有关跨文化交流的著作应运而生。同时，美国的一些大学开始开设跨文化交流课程[1]。而跨文化交流学在我国的历史很短，大致上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才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注意。
1.1 《跨文化交流》教材选取分析
首先，《跨文化交流》教材内容的选编不应以英文专业背景作为依托。以琼州学院大二酒店管理学生采用的英文原版教材为例，学生的英文认知水平与对英美文化的了解不能与教学目标同步，过难的英语词汇以及地域文化的空白在学生的阅读过程中造成了比较严重的障碍，从而不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再次，教学内容的编排以输出“优等文化“为主，抑制了文化双向信息交流的本意。我国引进的原版或编著的教材中有关跨文化交际的理论、概念、案例和话题具有鲜明的“舶来”特色，如老龄化、同性恋文化、性别歧视、社会阶层、个人取向系统等文化层面和社区动力学、大众传媒、计算机协助交流、关系交流、劝说、谈判、认知、判断、推理等交际学概念和理论。[2]提到异国文化，就会想到西方文化，一讲到西方文化，就认为是美国文化，讲到美国文化，便认为是时尚优等文化。然而跨文化交流的意义并不仅仅单一传递西方强势国家的文化与价值观，而是通过与本国文化的对比，提供一个多元化的视角去激发学生思考问题，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去接受世界的多样性，以促进本国文化的良好发展。最后，教材内容的选编不符合学生兴趣。例如学生对于社会热点问题与国际争端的关注要远大于英文诗歌的起源。
1.2 《跨文化交流》课程设置分析
83%的高等院校将跨文化交流设置成为选修课，69%的院校认为最佳开课时间为大三第一学期，62%的院校认为此课应持续两个学期。超过一半的学校认为目前课时不够是教学中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这说明大家普遍感到这门课程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3]。非英语专业的跨文化交流课程旨在从历史、地理、经济、政治、宗教、教育制度、文学、哲学、美学等各个方面，多角度、多侧面、深层次地发掘和研究目的语和本族语文化[4]，同时又肩负着使学生熟悉中国文化传统，提高大学生文化素养，能够以一种多元文化人的身份“开放、灵活、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流的任务”[5]。因此，仅将其作为一个学期的选修课，是很难完成从“跨越”——目的文化知识和交际技能的获得——到“超越”——对文化多元性的意识和对差异的宽容态度，对异文化成员的欣赏能力以及对自身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观察和反省——的转变。
1.3 《跨文化交流》教学方法分析
93%的院校采用了文化对比，86%采用了案例分析，61%采用了文化讲座。这说明多数教师依然立足于单向传授与对比描述，而对学生跨文化交流的技能提高没有真正落实[6]。例如琼州学院跨文化交流课堂主要采取影音图像示范以及微型剧模拟进行角色冲突扮演，由于受到条件限制，无法带领学生运用项目教学方法（project based）进行社会实践深入研究，从而也无法量化评价教学效果。
2 非英语专业《跨文化交流》教学改革建议
2.1 教材选编应以“因材施教“为原则
阅读词汇的难易程度应符合我国大学生英语水平的实际情况。我国大部分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文水平处在英语四级至英语六级之间，少数优秀分子可以达到英语专业八级水平。英文教材的选编应以适应普遍性为主，过易或过难都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教材内容的选取应从全球角度出发，冲出“英美即世界“的定格模式。同时适当引入社会以及全球的热点问题，如黄岩岛争端或苹果公司，激发学生的讨论热情，提高学生辩证思考的能力。
2.2 优化课程设置
高校应重视跨文化交流课程，将选修课改为必修课。英语应用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已日趋重要，而交际能力的高低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学生的职业发展与前景。
跨文化交流课程不仅仅是一本教材就可以真正达到“跨”的目的，它要求学生具有广泛的知识与较深的认知水平。例如种族优化主义理论涉及人类发展学，战争史，经济学等；交际学概念涉及到社区动力学，大众传媒，判断推理等；而跨文化的研究方法又涉及到心里分析方法，辩证法和诠释法。所以为了保证跨文化交流的教学效果，高校应当考虑开设相关人文课程作为铺垫。
跨文化交流课程开设的时间也有待商榷，笔者认为开设在大三第二学年比较适合。大部分高校学生大一大二学年忙于基础公共课的学习，尚未形成比较完善的专业知识体系和社会认知体系。通过大二学年末期的社会调查实习以及大三第一学年的专业知识学习，学生的批判思想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这段时间他们思维相对活跃，接受新鲜事物的态度也比较积极，而本课程的培养目标也是通过给学生提供一个多元化的视野，促进学生的批判学习能力，两者不谋而合。
2.3 教学方法改革
以学生未来的职业规划为依托，进行针对性较强的实践教学。例如我院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可与本校留学生混合分组作业，共同派遣到本地酒店进行实习调查，并提交英文报告同时进行组织课堂展示。
课堂组织模式应打破传统教师单向传授“静”的模式，给予学生“动”的权利。教师采用启发式教学，将问题不断抛出，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或者观点辩论，将课堂主导权回归给学生，让学生在相互学习（peer study）中自觉提高交流能力，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陈词并由学生独立完成课堂笔记总结。
3 结论和建议
非英语专业的《跨文化交流》课程强调的以英语语言为媒介，通过对本族与异域文化现象的思考和讨论，增加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以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本文从教材选取，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法三个方面阐述了教学改革意见，下一步研究方向建议重点讨论教师自身素质的培养以及教学效果量化的体系开发以促进与完善非英语专业跨文化交流课程的建设。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46-55.
[2]姚霖霜.美国大学跨文化交际课程大纲的文化特征分析[EB/OL].htt
p:///news/2008-01-31/70665.html，2012-3-10.
[3][6]邬姝丽，周英莉.高校英语专业跨文化交际课程教学现状调查研究[J].中国外语教育，2010，3（2）：61-69.
文化交流案例范文3
【关键词】英美文学修养 商务英语专业 跨文化交际能力
一、商务英语教学现状
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以及社会的需要，商务英语专业越来越受到大学生的青睐。作为一名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强弱决定了自身专业素质的高低。就现在商英专业学生的学习现状来分析，大家对西方文化的掌握情况并不是特别深入。
英美文学是英美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一个国家的文学映射了一个国家人民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以及精神面貌。英美文学是英语类专业的一门非常重要的课程。但实际情况是很多高校开设商务英语专业时，在课程设置上并没有考虑英美文学，或是仅仅作为选修课程而已。这样的课程设置很难引起学生对英美文学的足够重视。很多学生将商务与英语进行割裂，单纯的学习英语和商务知识，认为英语只是在商务活动中使用的一种语言而已，并没有注意到所有课程的综合学习，没有体会到“语言-文学-沟通”之间的内在关系。由于缺少对根植于西方国家文化的了解，学生在日后的跨国交流中出现了众多问题，跨文化交际能力明显不足，进而也严重阻碍了经贸活动的开展。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
1.跨文化交际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现在的中国人眼界开阔了，很多人对出国旅游、探亲、留学、以及贸易有很大的热情，因此，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交流也越来越多，跨文化的交际自然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这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应该把握这个机会，先人一步的进入这个“地球村”中。在掌握正常的交流的同时，应该注意不同国家的文化。英美文学中体现了不同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精神面貌，充分的掌握英美文化，就能真正的了解一个国家的人民。
2.文化是商务活动的杠杆和剂。商务活动是一种跨文化交流，各国有自己不同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如果不能够很好的理解多方的文化，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商务活动的正常进行。比如说，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的不同很有可能造成语义上的误解；商务谈判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中国人讲究以技巧取胜，但是美国人的性格比较直接，重视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在谈判中会讲究谈判的实质性效果，不喜欢那种漫长式的谈判过程。这都与一个国家的文化有关，这些文化很多都体现在文学中，同样我们可以在这些文学作品中获得商业广告的创意灵感。
3.跨文化交际能力是现代社会人才的重要素质。跨文化交际能力是这个时代高素质人才的突出特点，无论是你从事于外贸、外交、或在外企工作等，都离不开跨文化交流。再加上，当今社会不同文化相互交融，我们随时可以接触到外国友人、观看到外国电影或者阅读外国文学，这些都是这个时代的特征。许多企业都很看重一个人的英语能力，这说明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跨文化交际能力已经成为现代人才不可或缺的素质。
三、英美文学修养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1.减小了沟通的障碍。不同的文化都与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政治格局、生活水平有关，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是跨文化沟通的鸿沟，这个障碍必须铲除，才能保证跨文化交流的正常进行。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承载了一个国家的历史、风俗、思维方式，我们可以在阅读这些作品的同时，发觉这个国家的语言表达习惯以及处事风格。当我们掌握了一个国家的文化，才可以说真正学会了这个国家的语言。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身处不同文化国度的人在交流的时候才能更加的顺畅，打破了双方的沟通障碍。
2.有利于避免因文化冲突造成的误会。在商务谈判的时候，因文化差异引起的冲突屡见不鲜，很有可能因为一句话触碰到了对方的敏感点，造成整场谈判的失败。因此，了解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在外贸谈判中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不仅仅是在谈判的过程中，在一些其他的商务往来中也会有相应的体现，例如餐桌礼仪，送礼物或者是穿着方面，作为一名将来要从事贸易的商英专业同学，必须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3.有利于培养英语表达思维。中英的语言表达思维是很不一样的，中国商人注重“先大后小”并且很少锋芒毕露、形怒于色。但是美国人能够很快的将谈判进行到实质性的阶段，很少花时间在谦虚礼让方面。这些思维方式上的不同，往往会给谈判造成困扰，因此，我们应该学会在英美文学作品中了解西方人的思维方式。
四、如何加强商英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1.加强对英语国家风俗习惯的了解。学校可以在学习英美文学之余，给学生延伸一些英语国家相关风俗习惯的知识，帮助学生更好的了解一个国家一种语言，也有利于对文学知识的深层理解。例如，在在课堂上放映相关的电影，比如说有《刮痧》、《推手》、《面纱》等，还可以放一些民俗特点浓厚的外语电影。如果一部文学作品有相关的影视资料也可以给学生播放，使学生有更直观的了解。还可以专门聘请相关方面的学者，来学校讲座，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量。
2.案例教学中融入文化分析。案例教学对商英同学来说是一本更加直接的教学材料书，通过这些学生可以学到更多的谈判经验，下面是一个谈判中关于时间问题不同处理方法的对比案例：巴西一家公司到美国去采购成套设备。巴西谈判小组成员因为上街购物耽误了时间。当他们到达谈判地点时，比预定时间晚了45分钟。美方代表对此极为不满，花了很长时间来指责巴西代表不遵守时间并在谈判中一直不依不饶，使得巴西的代表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以至于最后匆匆签约，损失了自己的利益。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一个日本公司的身上，因路上堵车，在与美国的谈判中迟到了，日本代表是这么应对的：“我们十分抱歉耽误了你的时间，但是这绝非我们的本意，我们对美国的交通状况了解不足，所以导致了这个不愉快的结果，我希望我们不要再为这个无所谓的问题耽误宝贵的时间了，如果因为这件事怀疑到我们合作的诚意，那么，我们只好结束这次谈判。我认为，我们所提出的优惠条件是不会在美国找不到合作伙伴的。”教学过程中，在从经贸角度分析案例的同时，配以相关国度的文化剖析，从文学、文化的角度解析造成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不同的处理方式以及不同的结果，从而使学生更加注重对不同文化的了解，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3.鼓励学生利用第二课堂，培养跨文化意识。英语角、各种演讲比赛等二课活动是提高学生英语水平的有效途径。鼓励学生利用第二课堂模拟国际贸易的谈判场景，利用不同的案例背景，然后自己想出更好的应对策略；组织中外学生交流会，促进双方的进一步交流，培养跨文化交流的意识。
4.加强学术群体和师资队伍建设。我国自引进跨文化交际学至今有十多年的历史，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还有很远的距离。所以，相关专业的大学教师应该不断努力，不断推出新的理论成果。大学的领导应该鼓励教师们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积极开展各种研讨活动，以及给教师提供更多出过考察的机会。
文化交流案例范文4
1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研究背景及现状
丝绸之路是世界最早开通的连接亚、欧、非3大洲的交通大动脉，也是一条最古老、最辉煌的人类“文化大运河”。但正式命名其为“丝绸之路”则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德国历史地理学家RICH-THOFENFVR［1］首次提出，他将古代中国从长安经西域到希腊、罗马的陆上交通网络称为“丝绸之路”(即德语“dieSeidenstrasse”)，其著作被译成英文版本后，“丝绸之路”(TheSilkRoad)这一代称被广泛使用。“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最早由国学大师饶宗颐［2］提及。
在汉语中，“丝绸”一词是“由含蚕丝纤维织成的纺织品的总称”，而英文中的“silk”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囊括了“蚕丝纤维”“丝线”“丝绸面料”及最后的“蚕丝面料制成品”。作为商品或者流通货币的“silk”(丝绸纺织品)，在经由海、陆丝绸之路的运输、交换、行销之后，大多会被进一步加工处理，最终成为穿在人身上的服饰，是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人们从物质流通到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广义的“服饰”意指装扮身体所用具体可见物品的总称，包含穿衣服、佩戴饰品、美容化妆等。丝路沿线各国的服饰艺术交流，不仅是简单的物质交换和艺术借鉴，其背后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动因，体现出一定区域族群内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集中了科技、文化、艺术、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将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史置于丝绸之路视域下进行观察，可以清晰发现:正是由于丝路沿线各国在历史上频繁密切的服饰文化交流互动，促使中国服饰文化在传承、发展、演化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地吸收大量优秀的异质文化因子，使中国服饰在形制、款式、面料、纹样等方面都呈现了不同以往的新面貌。因此，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丝绸之路服饰艺术交流”是丝路研究和中国服装史论研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课题。
由于以往诸多条件的限制，中国服装史多注重对本土服装的断代研究、民族区域性研究和个案分析，普遍缺乏国际化的视野和跨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体系。自“TheSilkRoad”的概念提出以来，世界范围内关于“丝绸之路”的综合研究已成显学，国内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更是方兴未艾。尤其自2013年“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等建设战略构想提出以来，国内外社会对于丝绸之路的关注度直线攀升，学界也迎来了丝路文化艺术研究的新机遇与新热潮。
笔者检索了中国知网有关论文篇目(截至2018年9月10日):共有丝绸之路各类综合研究成果论文信息24781条(1972—2018);丝绸之路文化研究成果2107条(1985—2018);丝绸之路交流研究成果518条;丝绸之路艺术研究成果193条(1981—2018，1981年前未见);丝绸之路纺织研究成果81条(1997—2018);丝绸之路艺术交流研究成果10条(1997—2018);而丝绸之路服饰艺术相关研究成果仅有5条(2011—2018)。尽管以上统计存在一定误差，但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目前关于丝绸之路的各类研究成果虽多，而针对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专门研究尚未引起国内专家学者的广泛重视。
2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相关文献综述
通过梳理丝绸之路相关研究成果中提及“服饰”和“文化艺术交流”的内容可知，自20世纪以来中外学界有关丝绸之路服饰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个两个阶段。1)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研究的铺垫阶段，其又可细分为两个时期:①20世纪60年代以前，这一时期主要是完成对丝绸之路概论性、整体性的研究，其特点是较为全面但深度有限，而以服饰为视角的研究成果鲜有发表;②20世纪60—80年代，这一时期的丝路研究向着纵深方向拓展，出现了更多断代史类研究和专题、案例研究成果，以服饰为视角的研究成果发表量开始持续上升，服饰的国际化交流研究开始被学界注意，比较性研究类的成果开始陆续出现。2)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研究的崛起阶段，其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近30年，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相关基础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迎来了全新的学术契机，研究成果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2．1早期丝路历史研究成果中有关服饰和对外交流的部分
100多年以来，中国、德国、法国、瑞典、日本、俄国、英国、美国、印度等国家的专家学者陆续对丝绸之路进行研究，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切入，共同拓展着丝路研究的国际视野。早期有关丝绸之路或者中外文化交流、文化比较的研究论著中，一些学者对丝绸之路的服饰给予了篇幅不等的关注，为研究丝绸之路中外服饰文化交流进行了铺垫。
自1877年RICHTHOFENFV提出“丝绸之路”以后，西方掀起了一股发掘中亚腹地地理历史的探险热。RICHTHOFENFV的学生、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先对“丝绸之路”沿途诸国，特别是对中国新疆、西藏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并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著作《丝绸之路》。英国籍匈牙利探险家、地理历史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自19世纪末开始，先后在印度、克什米尔、伊朗、叙利亚、阿富汗及中国新疆、甘肃等进行了4次考古探险考察，重点研究了丝绸之路葱岭古道一线，出版的《古代和田》《西域考古图记》等详细记述了他的探险考察研究成果，其中《西域考古图记》［3］第22章翻译了斯坦因发现藏经洞绘画、刺绣、织物等的详细记录;第24章记录了千佛洞的织物。法国的东方学家保罗·伯希和，于1906年开始前往新疆喀什、图木舒克、阿库尔、克孜尔等地对佛寺和石窟进行考古发掘，其间发现了大批健陀罗艺术品及古梵文、龟兹文写本;1908年掠走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珍贵绘画3000多卷，还有大量纺织刺绣艺术品，拍摄了数千卷文献照片。保罗·伯希和一生著作等身，所出版的《马可·波罗行记注》《伯希和考古文献》等，即便是对当下学者开展古丝绸之路服饰文化交流研究仍具有极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1975年，日本学者加藤九祚和前岛信次联合编写了《丝绸之路事典》，是亚洲学术史上较早的丝路研究著作。此后的中国学界也陆续出版了多部丝绸之路古代资料汇编类文献，例如张星烺［4］集中梳理了17世纪中叶(明末)以前中外史籍中涉及中国与欧洲、非洲、亚洲西部、中亚、印度半岛等地往来互动的珍贵文献史料，并对其中部分地名和史实加以详述考释，书里汇集了诸多介绍域外国度服饰风土人情的史料。此外，吴丰培编纂的《丝绸之路资料汇钞》、牟实库主编的《丝绸之路文献叙录》等，均收录了与服饰相关的资料。
早期“丝绸之路与对外交流”的专题研究成果中，也有很多对研究丝路服饰文化交流具有极大参考价值的信息。向达［5］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概述中国与欧洲各国的交通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6］编辑出版的图集有详细的文物介绍，图版质量较好;冯作民［7］对罗马与东方进行纺织服饰贸易交流的详情进行了介绍;日本学者书上诚之助［8］对日本古典服用狩狮纹的丝路源流展开详述考证;沈光耀［9］在著作中介绍了丝绸之路海上与陆地贸易线路的形成及变迁，分析了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贸易国的经贸关系，对于了解丝路贸易历史背景有重要意义;常任侠［10］介绍了香料和装饰艺术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史。此外，周一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编委会编写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缪良云的《中国历代丝绸纹样》等，均有论述中外服饰交流背景、轨迹及艺术表现的内容。另外，还有许多零星发表的学术论文，如日本学者高桥健自的《古代遗物所见大陆文化的输入》、陈竺同的《汉魏以来异域色料输入考》、李均祥的《中日羽衣传说之比较》等，对体现丝路服饰文化交流的案例进行了论证分析。
1987年以前有关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陆上丝绸之路范畴。1987年为了强调中西相遇时所产生的复杂文化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对“丝绸之路”进行国际性的全面研究，启动了“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研究”项目，激发了全世界对丝绸之路的兴趣，也标志着丝路研究进入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新阶段。国内随即出版了一大批相关研究成果，如彭德清［11］、庄为玑等［12］、姜培玉［13］、吴家诗［14］及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15］、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6］等学者和单位出版的专著，对古代丝绸之路中外服饰交流的海上传播路径及情况展开概述性、整体性的研究。
2．2近30年来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相关研究成果
中国服饰文化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其所体现的文化对外交流、设计创新等都与中国本土文化软实力建设发展有着密切联系。近30年来，以服饰为视角的丝绸之路文化交融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特点。
2．2．1通论性研究。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建设推动了中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且无论从内涵还是从外延上都远超其本意。近30年来，学界有许多关于丝绸之路的通论性研究，其中有一些涉及到服饰文化的部分。
《中国丝绸之路交通史》梳理了丝绸之路公路交通网道的历史文献记述，以及各个时期交通与经济的因果、主从关系的变化情况，对研究服饰文化交流的地理路径提供参考［17］。李明伟［18］从丝路贸易史的角度展示了先秦、两汉至明清时期中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向和多向交流的相关史实，为研究丝绸之路的纺织服饰商贸活动以及由参与这些活动的外国商人所带来的异域服饰文明提供了直观素材。
还有一些中外学者在其专著中介绍了部分丝路沿线服饰史料的相关历史记载情况。例如:杨蕤［19］以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为研究对象，统计了中外历史文献所载中国五代、宋、辽时期诸蕃的朝贡情况和朝廷的回赐情况，对唐、五代、宋时期丝路所贡物品及外来物种进行统计及对照分析，其中涉及大量服饰品;薛爱华［20］引据古代汉文典籍，列举了唐代舶来服装及纺织材料、用以制作服饰品的宝石和金属、丝绸染料和化妆颜彩。服饰艺术交流的研究不同于概念假设和逻辑推演的纯理论研究，它是以具体服饰品对象为物质依托，建立在多方、多样、多层次交互的外延之上，从研究方法到学术视域都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学科交叉性与综合性。对此，刘瑜［21］指出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研究宜分作3个层次进行推进:①从服饰的物质性角度出发，考察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及地区具体的服饰款式、造型、设计、工艺等特点;②研究人与服饰共同构成的服饰穿着体系，包括人穿戴、搭配服饰的方式，以及服饰对人体的表现和规训等;③从服饰的社会性角度出发，着重研究各种体现服饰艺术交融的服饰现象与政治、经济、宗教、环境、生产力、艺术审美等社会因素的相关性。
这些通论性的研究成果，向人们展示出丝路沿线的异质服饰文化之间具有相互理解、吸纳、互鉴、衍生及创造发展的可能性。开展丝路服饰文化交流的系统性研究，旨在探求丝绸之路视域下，服饰装扮这一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行为方式，如何通过这条古代世界东西方之间最为重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通道，在不同的地域、民族、宗教等条件下相互交流和影响;及“服饰”这一具体艺术形式在丝绸之路所涉的民族、国家、地域之间的异同和关联。
2．2．2专题性研究。丝绸之路服饰艺术的交流融合具有多向性和流动性。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服饰交流通过款式互仿、纹样互鉴、工艺互促、文化互融，互通有无，生成了一系列缤纷且独特的艺术表达形式。一些学者对体现在服饰上的综合艺术表达形式进行了专题性研究。
丝绸之路敦煌服饰艺术一直是学界持续关注的研究热点，是世界范围内敦煌学研究的分支。笔者在中国知网中检索“敦煌服饰”，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多达405条。西北边陲的敦煌莫高窟，地处中原王朝与西域少数民族政权的中间地带，自古就是丝路上重要的商品贸易和文化集散地，历史上此地居民和往来人员的国别及民族成分十分复杂，敦煌本地服饰艺术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十分明显。
敦煌莫高窟拥有从北朝至宋元时期的壁画、文书、帛画等文化珍宝，其中包含着丰富而珍贵的服饰图像和文字史料。卢秀文等［22-23］对敦煌壁画中体现文化交流的服饰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郑炳林等［24］从少数民族服饰角度对敦煌地区的少数民族、统治过敦煌的少数民族和在敦煌营建过石窟的少数民族的服饰形象进行了专题研究，所整理的服饰图像及资料主要涉及匈奴、吐蕃、回鹘、鲜卑、党项、蒙古6个少数民族。2016年敦煌研究院出版了总计26卷的《敦煌石窟艺术全集》，其中第23卷“服饰画卷”按照供养人服饰、世俗人服饰、佛国人物服饰3大类，对敦煌石窟的服饰图像进行了整理和研究［25］;同类书籍还有敦煌研究院的樊锦诗、谭禅雪编著的《中世纪服饰》。
7—14世纪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帝国之一。唐朝与海外有官方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70余个，与宋元帝国有交往的国家和地区有140多个，针对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中外服饰文化交融的专题研究热点较多。7—8世纪，是中国唐代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最为兴盛的时期，异域风潮推动了中原服饰审美及款式结构等的变革，引领了当时的服饰风潮。针对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献主要有:王若诗［26］从《全唐诗》的角度切入，通过研读唐诗中对当时服饰的描述，分析了唐代在丝绸之路影响下发生的诸如胡服盛行、时世装对胡服元素的吸收、异域舞蹈服饰的流行及民间服饰潮流变迁、新服装材料的引入等服饰新变。马勒JG［27］在其著作中较为充分地利用了世界各地发现的具有所谓西方人(胡人)特征的唐代塑像，并结合绘画以及文献记载，对塑像的类型、特征、年代、族属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中涵盖了大量胡人服饰信息，对于研究唐时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及当时胡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服饰形象有较高参考价值。
10—14世纪，宋元服饰对胡服元素进一步加以改造，建立起中原服饰体系的新样式。张飚雪［28］认为胡服元素在宋代已经逐渐融入了宋人汉族服饰文化之中，部分胡服元素还成为朝廷官服的组成部分或者融入官服服饰设计之中;宋代服饰之中的上领、靴鞋、幞头、銙带均为经过宋人吸收创新之后形成的汉化胡服。李咏［29］针对民族文化交流对宋代服饰演变产生的影响及相关的知识内容进行了分析研究。13—14世纪朝鲜半岛高丽时期与蒙元王朝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金文淑［30］论述了高丽时期服装中的蒙元元素，讨论了这些服装在款式和称谓上对当今韩国常服的影响。位于伏尔加、顿河流域北高加索地区的游牧贵族墓葬中出土了一批13—14世纪中叶的服饰和丝织品，兹维思达纳·道蒂［31］对这一地区出土的服饰品、纺织品进行了组织结构分析，发现所出土的织物运用了中国传统的丝织工艺，认为其代表了蒙古时期较高级的丝织工艺水平。
当某种服饰符号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时，其会逐渐升级成一种社会服饰现象，而每一种服饰现象又可以被分解为具体实物、行为表现。学界对丝路沿线所出现的服饰现象也有很多专题性研究成果，如对希腊化时期丝路服饰流行“希腊风”现象的专题研究。几个世纪以来，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不断受到希腊风格东传的深刻影响，形成了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独特希腊风艺术，并在纺织服饰品、壁画和造像雕像方面都有体现。艺术史家称公元前323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去世到公元前30年罗马征服托勒密王朝为“希腊化时期”，也是马其顿希腊文明的“东方化”时期。这一时期希腊艺术文明沿着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在北非和西亚广泛传播。李京泽［32］指出，“亚历山大的东征开启了‘希腊化’时代，为古波斯与古希腊百年来的缠斗划上句号，但却是东西方文明下一轮更强烈的碰撞与交流的开始”。王蕴锦［33］对阿富汗希伯尔罕“黄金之丘”(Tillyayepe)出土的一系列服饰配件进行了研究，认为其属于希腊化晚期，所出土的日月星辰金垂饰、龙形飞翼双马神守护国王金垂饰、格里芬混合中国狮虎造型的金扣饰等黄金饰品体现了中国、波斯、西亚、中亚草原等的多元艺术要素，显示了当时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技术手段和审美，并反映出深层次的传统民族文化信仰之间的交流。
被希腊化的西亚人给印度西北部一小块边界地区带来了希腊式佛教艺术，在犍陀罗地区许多服饰都留存有模仿希腊罗马式样的痕迹。希腊文化随犍陀罗艺术继续向东传播，最远一直传播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城邦诸国，且在同时期的中国佛教壁画、雕塑中也有体现。早在19世纪末，西方探险家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城就发现了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希腊风格壁画和艺术品。陈晓露［34］、赵艳［35］、满盈盈［36］等对“丝绸之路佛教服饰的希腊化”这一专题展开较为详细的分析论证。
17—18世纪欧洲服饰流行“中国风”的现象，当时的欧洲服饰艺术表达呈现出对于中国文化极大的好奇和向往。修·昂纳［37］针对这一现象考察了从中世纪至18世纪西方艺术家和工匠对东方的认识以及他们的表达方式。王洪斌［38］从全球史视角出发，以东方奢侈品为代表的物质文化“西进”现象为切入点，对东方文明在英国文明转型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王洪斌认为来自东方的丝绸等奢侈品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运输进入英国市场，逐渐为英国人所接受，改变了英国人的服饰观念，由此掀起的“中国热”对英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在纺织和服装制造等行业。IMPEYO［39］认为“中国风产生于欧洲人对东方的幻想，对相关物品的收藏始于好奇心，后来才逐渐转变为对美的关注”。迈克尔·苏利文［40］指出:“对18世纪欧洲艺术品味的研究已经表明，当时欧洲人受到中国艺术的影响比他们自己意识到的要深刻得多。”袁宣萍［41］对这一服饰现象以及体现当时中国风与巴洛克、洛可可服饰纹样设计相融合的典型实例进行了分析，指出欧洲人利用中国元素进行服饰表面装饰以追求异国情调的表达，但缺乏对这些元素的深层研究。
透过对这些专题研究成果的深入考察，能够深切感受到丝路服饰艺术互联互通、和而不同的文化共生精神。
2．2．3案例性研究。除了上述专题性的研究成果外，还有一些研究是从服饰品的物质性角度切入，结合文献记载与新的考古发现，考察并分析某一具体服饰品上所体现的丝路文化互动。
韩香［42］以波斯锦与锁子甲为例，指出这两样物品均产自西亚波斯一带，是随着中西交通丝绸之路的展开，传播并且影响到内地的服饰文化。陈习刚［43］以唐代胡腾舞者“葡萄长带”的服饰装扮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葡萄长带”的丝路源流及与宗教间的关系等。赵胤宰［44］通过高句丽的“鸟羽冠”捕捉其与丝绸之路的交流信息。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冠饰材料在沿着丝绸之路的古代遗迹中多有发现，赵胤宰认为高句丽的“鸟羽冠”为研究服饰史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线索，“鸟羽冠”作为证明当时朝鲜半岛和丝绸之路之间联系的证据，透过它可以了解到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区和古代朝鲜半岛之间的交流情况。茅惠伟等［45］针对丝路沿线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多次出现的百衲织物进行研究，采用文献结合实物的方法，从形制与类别、材质与技艺、起源与蕴意、流变与兼容4个方面，对丝路沿线考古出土、民间使用、文献记载和博物馆收藏的各种百衲织物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百衲织物很可能是在东西方各自独立的文化体系下产生的，但随着丝绸之路的延伸和文化交流的深入，丝路沿线各文明有了复杂联系，各自独立的百纳织物共同朝着形式美的方向发展，最终成为丝路织物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阿米·海勒［46］通过对拉萨大昭寺藏银瓶上的人物服饰、纹样以及工艺进行探讨，认为其是吐蕃王朝时期(但在松赞干布统治期之后)藏族艺术家融合西亚、中亚及唐朝的多种艺术风格而制作的杰出作品。
这些服饰品案例看似细小琐碎、零星四散、相互独立，但若将其置于丝绸之路文化视域下进行考察，就能够发现其产生、流行与演变都有着内在的关联。这些已发表的案例性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实验性探索，提供了多种可以借鉴的研究路径和论证体例，为进一步研究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打开了新的视野。
3以往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从国内外已发表的服装史论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对于“丝绸之路”上“silk”的关注更多集中在“蚕丝原材料”和“丝绸纺织品”上，而对“丝绸服饰品”的关注度则相对较弱，基础研究呈现出“重纺织、轻服饰”的现象;同时，较之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于陆上丝路服饰艺术交流的研究成果远超海上丝绸之路，系统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与服饰文化交流”的学术成果鲜见，基础研究总体上呈现出“重陆丝、轻海丝”的现象。
如文中第2节所述，目前国内外学界以“服饰”为视角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研究成果多以论文的形式散点出现，或者穿插在其他学科研究论著的间隙被提及、带过。这些成果为开展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深度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学术基础和理论支持，但迄今为止，尚缺少图文并茂、逻辑严谨、学理性强的丝绸之路服装史论综合研究体例，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这一研究领域中比较系统化的服装史专著暂付阙如。丝路沿线许多国家可以用于服饰研究的出土和传世的服饰实物、雕塑、典籍、古代绘画等珍贵资料还没有被充分的挖掘和利用，许多独具丝路特色的服饰文化交流路径和交融历程等尚且眉目不清，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梳理和完善。
近年来，丝绸之路艺术研究已经上升为中国社科类新一轮的学术研究热点，这一领域未来或将形成新型交叉学科———“丝绸之路艺术学”。而中国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起始和途经国和现代世界范围内“一带一路”框架体系建设的发起国，有望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并开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艺术学研究新领域。
立足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未来学界对以服饰为视角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研究有往更纵深方向拓展的趋势。例如以图文互鉴的方式重新发现历史信息间的有机联系并对其进行服装学学理阐释，开展以图像、图解和图示的方式补充国内外现有文字和实物资料的图志研究等。通过广泛搜集国内外相关图、文及实物资料，发掘体现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服饰艺术相互交流与相互影响的各类服饰品与服饰现象并对其进行系统整理及剖析，加强国际间相关的学术交流，逐步建立起丝绸之路服饰艺术研究资料数据库，逐步开展按照服饰艺术门类进行的系统化比较研究，逐步勾画出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历史图志。
4结语
文化交流案例范文5
文化软实力的定义及特点
软实力（ soft power）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约瑟夫 ・奈于 20世纪 90年代初提出。软实力，与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相对，是指一个地区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感召力的因素。而这种权力由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 （或曰政治价值观 ）和国际制度所构成。 [1]在此基础上，他进而提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有三个源泉：文化、政治价值观念和对外政策。其中文化资源要转化为软实力，必须要在对他人有吸引力的地方发挥作用，这样才能影响他人以实现有利的结果。而我国政府和学者在使用文化软实力的时候，对文化软实力的内涵作了延展，形成了对内对外两方面的界定：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国际竞争力。基于前一种功能，我们充分意识到了戏曲，特别是地方戏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丰富的文化生活需求的作用，保护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态，大力发展公共文化事业。而文化软实力的另一方面的作用，提升国际竞争力，正是戏曲对外传播的重要意义所在，也是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很难直观把握戏曲对外传播与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软实力本身的特点决定了这种关系的晦暗不明。其一，就结果而言，与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运用相比，软实力的运用能否成功更多地是由权力运用对象所控制的。第二，软实力的效果往往要经过长时间才能得到体现。第三，软实力手段并不完全由政府掌控。尽管政府支配着政策，但文化和价值观根植于公民社会中。由此可见，一个国家把软实力纳入其发展战略之中，必须经过长期的准备和价值观的积淀，这是社会发展到今天，一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国际竞争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方式，但这也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即便这种关系不甚明朗，我们也应指出，软实力这种非经济因素对社会的影响不如经济影响那样即时可显，却可能更加持久深入广泛。对艺术传播来说，这种既非经济因素，又超越美学意义的部分，只有我们正确且充分地意识到戏曲对外交流之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时，我们才能给予其全面的评价。
在戏曲传播与文化软实力构建方面，一个代表性的案例是 20世纪 30年代的梅兰芳访美。 20世纪，梅兰芳到美国演京剧，国人当时都认为是匪夷所思之举。这个动议，最初却是好几年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向北洋政府时的总统徐世昌提出的。因为他曾看过梅兰芳的《奔月》，所以在他辞职卸任的宴会上说：“若欲中美国民感情益加亲善，最好是请梅兰芳往美国去一次，并且表演他的艺术，让美国人看看，必得良好的结果。 ”芮恩施进一步强调说，这话并非无稽之谈，他深信艺术欣赏和理解是最少有国界和民族障碍的，因此用艺术“沟通两国的友谊，是最容易的”。后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又在美国联络、极力促成此事。显然，他们在那时就知道“软力量”的巨大作用。而近代以来的文化交流几乎一直是“欧风美雨”向中国的单向流动，所以他们主动提出让梅兰芳赴美演出，以增加美国对中国文化、中国人的了解。作为美国人，他们尽可能增强中国文化对美“输出”，可谓用心良苦。 [2]
二、传统文化资源与文化软实力转换途径
传统艺术本身并不等同于文化软实力，但它是一种能形成软实力的潜在资源。传统艺术在审美上是民族传统的历史积淀，在呈现主题和内容上又往往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凝聚性体现。现阶段，文化资源要转化为能形成国际影响的文化软实力往往经由两种途径：以文化多样性为展现特征的交流活动和文化贸易服务水平为衡量标准的文化产业形式。这两种路径在艺术交流活动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对于这两种途径，我们都不应该简单地选择一方而粗暴地否定另一方，应给戏曲的对外传播留下足够的空间。
就文化交流活动而言，主要的交流主体可以分为两类：政府和民间专业团体。政府渠道是指由政府出资或是主导的国际文化交流平台。多表现为由政府搭建的文化年、大型文化节庆、文化交易会、文化艺术奖项以及政府之间通过文化交流协议所进行的文化团体的互访。在交流内容中，我们特别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呈现，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去”，选派京剧、昆曲艺术主动走出国门，传播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展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成果。
另一方面，民间交流渠道也一直是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具有形式多样，灵活高效的特点。文化软实力更多的是一种间接的权力，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双向互动过程中产生与积累起来的，所以，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团体可能更适合“文化使者”的角色。学术交流、演出交流、研讨会等非官方色彩的沟通渠道能够为文化软实力提供更加宽松的平台。润物细无声，营造一种彼此信任的氛围，是文化软实力生成的关键所在。回顾中国戏曲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不难发现非政府的社会团体之间的剧团邀演、艺术交流活动占据了很大比例。时至今日，民间艺术机构团体之间的交流更加活跃。
虽然戏曲对外交流次数已经有明显的增加，但戏曲作品的文化贸易能力还十分有限。纵观近年来在国外进行长期驻场演出的中国演出作品，大多只是将戏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众多组成要素之一，从要素传播的角度进行呈现与推广。或许偶有戏曲名家名角在海外受到追捧的情形出现，那也只是极为特别的案例。不过我们不能就此否认戏曲对外传播的意义，因为文化软实力并非建立在唯一的经济标准之上，而是有更多文化的意味。
三、“与他人相关”的软实力及文化主体意识的确立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输出和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关系问题，现在一种普遍存在的状况是：交流主体对于中国对外文化形象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一方面，创作主体简单地将文化资源等同于文化软实力，认为只要艺术作品呈现了，就对受众形成了影响，忽视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新和改造，使中国对于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推介处于“原生态”状态。“文化交流”被当做原汁原味的传统展示和不创新的托辞。因为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交流活动，所有无需过多考虑观众接受，交流传播效果也没有可以评价的标准。这类活动最后的结果是人力、物力和资源被占用了，但优秀的文化传统资源优势并未充分转化成为强大的现实生产力，相反还产生负面作用。这种情况在我们戏曲的对外交流活动中并不少见。我们精心选择的认为能代表我们艺术水准的戏曲唱段被外国观众评价为“不明所以”和“刺耳”。另一方面则是一边倒的“外国观众中心 ”，把热闹的杂耍作为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将外国人爱看作是主要的艺术创作标准。但与此同时，导致外国人误解中国传统艺术只有世俗化的肉体艺术，缺乏艺术的高雅和有价值的“光晕”。出现这两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忽视了文化软实力建构中权力建构的“与他人相关”和文化软实力所包含的“文化主体意识”。
根据约瑟夫 ・奈的观点，就软实力而言，权力运用对象与权力实施者都十分重要。很多时候，在软实力建构活动中，前者会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即权力运用对象的想法尤其重要。在软实力建构过程中，如果我们仅仅把权力――一种影响他人以获得偏好结果的能力――视为“超越他人 ”而不是“与他人相关”是错误的。 [3]戏曲的对外传播所形成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这种“与他人相关”可以表现为两种方式。其一，在表现内容上充分考虑观众的水平和审美习惯，根据具体观众调整演出内容。梅兰芳访美能够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考虑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在选择参加国际戏剧节交流的剧目上，也会认真针对戏剧节要求及当地观众的欣赏习惯来挑选合适的剧目。其二，在作品创作阶段充分考虑东西方文化主题之间的关系。以戏曲艺术形式为依托，相互参与，相互融合，达到实现东西方题材与艺术表现形式的移植效果。近年来我国很多戏曲的对外交流活动都在考虑，如何让外国观众与中国的古老戏曲在演出中发生关联。这就需要对原汁原味的传统戏剧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包装。例如在表演中穿插当地的文化要素或是邀请当地的演员参与演出，这些都是在演出中拉近演出和观众心里距离的方法。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步入快速发展的国家之列 ，应当由学习、模仿阶段转入确立主体意识 ，进而扩大自己文化软实力的阶段了。当戏曲作为民族文化中重要的部分保留下来，政府对包括戏曲在内的传统艺术的扶持、保护和对外传播，使中国形象增加了主体内涵 ，形成东方与西方交汇、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新型国家形象。总之 ，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一定要有国家、民族主体意识的深厚内涵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形成可以影响他人的文化软实力，逐步实现国家核心价值观的表达与传递。
传统艺术的对外传播是融合，不是生硬的展示，也不是求媚的迎合，而是基于尊重的推广和渗透。传统的东西、民族性的东西，是一个国家形象的基础部分。但国家形象塑造不是静态的过程，而是随客观要素环境变化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在发展变化的语境中，走向世界的中国戏曲也应该意识到自己所承载之文化的意义。除了根据行为主体与受众群体关系状态的不同进行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外 ，我们还应在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 ，对展示的内容进行必要的调整与更新。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不仅要将经典的戏曲作品传播到海外，还应该创作新的有时代意味的作品，反映新时代下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趣。因为只有与我们当下生活相关的，与观众相关的，才会被记住，才会成为有力量的东西。这一点，无分海内外。
注释：
[1] [美]约瑟夫 ・奈.硬权力与软权力[M].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6 - 110.
[2]雷颐.被“梅兰芳”省略的[N].经济观察报.2009.4.4.[3][美]约瑟夫 ・奈.权力大未来[M]..王吉美译.中信出版社.2012.127.
文化交流案例范文6
（一）民族性
民族性是民族文化强区的本质特征。广西地处祖国南疆，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有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12个世居民族，全区5100多万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占37.2%，其中壮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1.4%。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广西各族人民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了富有特色、丰富多姿、灿烂辉煌的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的山歌文化，历史悠久的铜鼓文化，别具特色的节庆文化，古老神秘的宗教文化，传奇美丽的民间故事，风格独特的建筑文化，无不彰显着广西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广西被喻为“歌海”，人人爱唱山歌，山歌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美丽智慧、能歌善唱的壮族歌仙刘三姐已成为广西文化的形象化身，昭显着民族文化的独特风采和魅力。在壮族歌圩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让首府南宁成为天下民歌眷恋的地方。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以其浓郁的民族性、强劲的现代性、高雅的艺术性备受世人瞩目，影响力越来越大。经过十多年的倾力打造，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与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海国际艺术节一样成为我国三大艺术节之一，蜚声国内外。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让广西越发流光溢彩，魅力四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民族的根。广西第十次党代会提出，广西要建设的民族文化强区是具有“壮乡风格”的文化强区，因此必将在“民族性”上大做文章，下足功夫。建设民族文化强区要大力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充分发掘和利用民族文化资源的特色和优势，打造民族文化品牌，推动广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二）多样性
多样性是民族文化强区的形态特征。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这是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广西第十次党代会提出“要把广西建设成为和谐兼容的民族文化强区”，突出“和谐兼容”在民族文化强区建设中的重要意义。构建和谐文化，就是要充分尊重和保护全人类、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兼容并蓄，共生共存，创新发展。广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原始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千百年来，各族人民在这块红土地上生活生产，他们相互学习交流、取长补短、共荣共生，却又保持着各自的民族个性和地域特色。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丰富多彩、特色鲜明、团结和谐的民族文化。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民间故事、民间工艺品、风味饮食和民居建筑等融会成一幅浓墨重彩的民族风情画卷。这里不仅有以粤文化为主要代表的汉族文化，也有以壮族山歌、瑶族铜鼓、侗族风雨桥等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以壮、瑶、苗、侗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和睦相处、多元共生，形成了文化多元发展的良好局面。这里不仅积淀了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而且融合了魅力四射的都市文化；不仅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民族文化，还荟萃了东南亚的异域风情。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中国—东盟博览会、东南亚美食节的成功举办，彰显着现代都市文化的生机活力和东南亚风情的无穷魅力。民族文化与东盟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碰撞、相映生辉。
（三）开放性
开放性是民族文化强区的气质特征。《意见》提出要“把广西建设成为具有时代特征、壮乡风格、和谐兼容的民族文化强区，成为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区域文化中心、中国与东盟文化交流枢纽以及中国文化走向东盟的主力省区”。加快推动文化“走出去”，提升文化国际影响力是广西建设民族文化强区的奋斗目标。这表明，广西将以一种更加积极自信的心态和开放包容的胸襟参与到国内、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和竞争中。近年来，广西大力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借助中国—东盟博览会这个发展平台，更注重并积极地与东盟文化进行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合作，成功举办了中国—东盟文化产业论坛，建设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培训中心，开展广西海外“欢乐春节”系列活动，打造“广西文化年”对外文化交流品牌，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加强与港澳台文化交流合作，加快广西文化“走出去”步伐。实施文化传播交流工程，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是建设民族文化强区的工作硬任务，体现了广西文化兼容并包、开放进取的胸怀。
二、民族文化强区的创新性
（一）实施面向东盟的外向型文化发展战略，树立广西文化新形象《意见》提出：“把广西建设成为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区域文化中心、中国与东盟文化交流枢纽、中国文化走向东盟的主力省区。”广西比邻东盟，地缘相连，文化相近，在历史上，广西与东盟国家长期保持着文化交流和商务贸易，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如期建成，广西与东盟的文化交流合作更加频繁和密切，这给广西文化“走出去”带来新的机遇。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广西确立了面向东盟的外向型文化发展战略，大力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充分发挥广西在中国—东盟文化交流贸易合作中的“桥头堡”作用，共建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合作平台，通过举办“欢乐春节”、“广西文化年”等活动打造广西对外宣传文化交流品牌，不断提高广西文化在国际上尤其是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当下的广西文化今非昔比，战略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边缘逐步走向前沿，辐射面将更广，影响力会更大。实施面向东盟的外向型文化发展战略彰显了广西文化博大宽广的胸怀和开放进取的精神，生动展现了广西文化的新形象。
（二）发挥自身文化资源优势，打造广西文化新品牌广西文化是由世居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海洋文化不断融合而成，总体上呈现出源远流长、开放兼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特色鲜明、多元共生的特征。近年来，广西充分发掘和发挥自身特色文化资源优势，打造了一批文化新品牌。如以传统山歌艺术为基础，融入现代艺术元素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现已成为国内有重要影响的著名文化品牌，成为广西文化的亮丽名片；以刘三姐文化为创作元素，桂林山水为背景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开创了中国实景演出的先河，打响了广西文化新品牌，2004年公演至今，总票房超过7亿元。它荣获了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文化部首届创新奖及中国乡土文化艺术特别贡献奖等多项荣誉，被纳入中国文化产业十大经典案例。近年来，广西大力打造具有时代风貌、壮乡气派的舞台艺术精品，推出《碧海丝路》、《八桂大歌》、《大儒还乡》、《妈勒访天边》、《天上恋曲》等一批在全国形成较大影响力精品力作，彰显了广西文化的实力和强度。建设民族文化强区要继续抓好文化品牌的打造工作，要充分发掘和利用本土特色文化资源，努力打造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文化新品牌。
（三）借助经济强力支撑文化发展，推动广西文化建设新经济建设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和保障，建设民族文化强区离不开经济的强力支撑。近年来，广西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令人称赞的“北部湾速度”让世界瞩目。2008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至2011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已进驻了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铝业、中国电子、中广核电、中粮集团等一批世界500强及国内外知名企业，初步形成以石化、冶金、林浆纸、电子、能源为主的产业布局。目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已建成钦州保税港区、南宁保税物流中心、凭祥综合保税区和北海出口加工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成为全国发展最快、活力最强、潜力最大的新增长区域之一。与此同时，西江黄金水道开发建设带动西江经济带快速发展，建成南宁至贵港1000吨级、贵港至梧州2000吨级高等级航道，沿江中心城市形成汽车、机械、冶金、建材及高新技术等产业布局，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势头迅猛。桂西优势资源开发力度加大，形成铝、锰、有色金属、水能、制糖、红色旅游、农产品加工等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特色优势产业基地。广西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积极利用中国—东盟自贸区和国家建立北部湾经济区战略定位的有力支持，为推动广西文化建设新，加快实现民族文化强区奋斗目标提供了强力支撑。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