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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的问题范文1
关键词：语言 文化差异 翻译
列宁曾经指出：“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给文化交流构成了障碍，给翻译造成了困难。重视文化差异，了解民族习俗是翻译学习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在当今外语翻译过程中，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已被人们普遍接受。在翻译过程中绝对不仅仅是要求语言形式正确，还必须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语言同文化相辅相成，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特定的文化常把某种烙印加到语言上。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不了解外语的文化背景，就无法正确理解和运用外语。东西方的社会是在不同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所以人们的思想、信仰、习俗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一般人可能懂得说语言，却往往不懂得语言背后蕴含的文化。真正的外语人才却可以看到这背后深藏的秘密，这是因为他对所学外语的文化底蕴有深厚的认识，他不会只停留在语言层面上去简单的学习，而是去多了解西方文化习俗，从中挖掘出语言暗藏的文化背景。
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来看，语言既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本身也是文化的一种形式。因此，英语学习不能是单纯的语言学习，还应扩大人们的视野，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学外语而不懂其文化，等于记住了一连串没有实际意义的符号，很难有效地加以运用，而且每每用错”。既然语言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又担负着传达文化的任务，所以语言得体性――这种能力反映出学习者对所学语言所代表文化的了解程度。语言得体性离不开社会文化知识。文化语言学研究表明，语言中储存了一个民族所有的社会生活经验，反映了该民族文化的全部特征。例如，英语She is a cat。无法对译为“她是一只猫。”因为中国文化里“猫”同“包藏祸心的女人”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而在西方却是关系密切。语言不可能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正如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指出，“文化可以解释为社会所做的和所想的，而语言则是思想的具体表达方式。”由于语言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表现与承载形式，不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也就无法真正学好该民族的语言。
二、必须承认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客观性
1.理解和思维方式不同
世界上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理解和思维方式，英汉两个民族也不例外，在观察，理解与思维方式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对同一事物，往往因理解不同，而产生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对颜色词的理解和使用，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英汉两种语言中，颜色的所指是完全一样的，但由于理解的差异，使其文化含意完全不同。
逻辑思维上也存在着差异，如：He loves hiswife and so do I.如果直译为“他爱他的妻子，我也爱。”那就会存在误解，你也喜欢别人的妻子。因为西方人生活节奏较快，讲话喜欢用短句子，因此应避免使用长句子或者罗嗦的句子，对方会听得不耐烦，就尽量用简短易懂的白话英语，用字越少越妙。正确的译文应是“他爱他的妻子，我爱我的妻子。”而中国人偏好综合思维，其思维方式是整体优先式。所以我们在翻译时就要注意词语的增减和句子顺序、结构的调整。如：（1） 原文：Beauty is in the eye of beholder：译文：情人眼里出西施。is no good eating too much，（2）吃的太多没有好处。
2.历史背景不同
一个民族及其国家由于历史发展不同，在其漫长的民族历史长河所形成的文化也不相同。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历史的积淀，不同的国家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对事物的理解和感受显然是不同的。语言的发展和民族历史的发展也是紧密相联的。例如西方国家的人们多数信仰上帝，所以英语成语中也有许多与God相关的成语。如God helps those whohelp themselves（天助自助者），诅咒一个人时人们常说God damn you，危险过后常说Thanks God或God blessyou。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都有相当一部分语言来自真实的历史事件或与某个历史人物有关。如果对整个历史事件或某个历史人物的事情不是很了解的话，就难以翻译得体。如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安乐哲（RogerT.Ames）在翻译《论语》时，“仁”字就颇费脑筋。虽然是“仁”一个核心概念，但孔子却给出了六种不同的解答。可见，如果将“仁”视为一个普适性概念的话，就会破坏它的个别性。因此不能使用humanity这一译法。而benevolence也不能准确地表达“仁”的涵义，只是表达一种狭窄心理态度的简单词汇，而“仁”的意义却很广大。所以在翻译《论语》时，将“仁”译作authoritativeness，authoritative具有“礼貌”、“创作”、“权威”等含义。而在《中国哲学资料书》里，则将“仁”译作consummate person/conduct。
综上所述，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不同民族的人能否互相沟通，不仅取决于他们对语言本身的理解，而且取决于他们对语言所负载的文化意蕴的理解。唯有深刻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才能跨越语言鸿沟，从而使翻译中的问题迎刃而解。所以简单地说，翻译就是把原文的意思在译文中表达出来。但是这简单的一句话，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在翻译的实践中，通过对两种文化差异的对比，从而掌握它们的特点，并运用这些特点解决翻译中遇到的困难。
参考文献：
[1]单其昌：《汉英翻译技巧》，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庄绎传：《英汉翻译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文化差异的问题范文2
关键词：中西方体育文化； 文化特征； 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7)02-0124-03
以中西体育文化差异比较为基础，研究中国传统体育发展的问题，是目前体育界运用得最多的理论和方法。本文对中西体育文化差异的相关论断和方法论提出质疑。
1 对中西体育文化特征差异的质疑
中西体育文化差异表现在：(1)中国传统体育根源于农耕文化，西方现代竞技体育根源于工业文化，这两种文化有本质的区别；(2)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主静，以群体为本位，主张内敛，强调情感；西方体育文化主动，以个体为本位，主张竞争、强调理性，这两种文化具有明显不同的文化特征[1]。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主静，西方体育文化主动；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情感，西方体育文化强调理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强调群体，西方体育文化强调个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强调内敛，西方体育文化强调竞争，这两种文化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2]。如果拿目前的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进行比较，确实能体现出两种文化的差异，表现出如上特征。那是因为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阶段，与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相比，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比较显著。但是如果把目前的中国传统体育与公元1350年(即西方近代史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三大运动改革)以前的西方体育相比，我们又会发现东西方体育文化之间存在着多么惊人的相似之处。
1．1 中西方体育都曾是依附宗教文化的体育
在中国农业社会里，宗教的思想禁锢着人们的思维，人们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也依附宗教且根深蒂固。现在我们认为很多具有独立文化形态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如：“摆手舞”、“茅古斯舞”、“划龙舟”、“东巴跳”、“绕三灵”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远古只是作为该民族图腾崇拜、祭奠祖先时进行宗教祭祀活动的一种仪式。而作为早期奥林匹克体育起源，克里特文明中的体育活动，如“斗牛”、“角力”、“舞蹈”、“跳跃”、“赛马”、“标枪”等体育竞技活动也同样仅仅是献祭、祈祷、涤罪等祭礼中的一种活动形式[3]。因此，现在被认为具有独立文化形态的中西方体育，在远古都是依附于宗教的一种祭祀礼仪和活动形式。
1．2 中西方体育都曾是强调群体本位的体育
中同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就是主张群体本位。在这种哲学理念和社会关系中，个人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存在，个人依附于群体，群体主宰着个人。儒家伦理对人生的目的和任务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求，个人的修身只是作为手段而存在，个体只是作为群体的附属物而存在，国家的治理和天下的太平才是最终的目的。
古希腊生活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国家优先于个人，个人从属于国家。亚里士多德根据希腊城邦生活的经验指出：“城邦，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这种城邦(即国家或社会)至上的集体主义原则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柏拉图主张消除私有财产制度，甚至是消灭家庭，他认为私有观念是一切争端、仇恨、贪婪的起源[6][58-6]因此，现在既具有独立文化形态，又作为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西方体育，在远古都是强调群体本位的体育。而那种认为中国体育文化自古强调群体本位，西方体育文化自古强调个人本位是没有依据的。
1．3 中西方体育都曾是非理性的体育
当我们对一种文化的特征进行分析时，一般把政教合一的社会政治结构、人身依附的人际关系、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缺乏理性的文化精神作为文化非理性特征的判断依据。如果我们把“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社会和中世纪以前的西方希腊一罗马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同之处是全面的而不是个别方面。在经济方面，二者都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在社会方面，二者都呈现出等级社会的阵态，在这种等级社会中，财产和能力不是区分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准，血统和身份对个人来说更为重要。在政治方面，由于二者社会共同的等级结构，因此在政治方面都表现出金字塔式的官僚统治结构，每上一级都以超越的姿态凌驾于被统治者之上，每下一级对上级都形成一种依附。在这种政治和社会结构中，二者都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教体制。在文化精神方面，柏拉图主张实行财产公有制；主张人们应该把所有与自己的父亲年龄相仿的人当作自己的父亲，把所有与自己儿子年龄相仿的人都当作自己的儿子[6]28-37。这种主张与孔子的《礼运・大同篇》所主张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7]的毫无区别，二者都表现出情感至上、缺乏理性的文化特征。
具体到“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社会和中世纪以前的西方希腊一罗马社会的中西体育文化，不管是中国传统体育，还是西方体育都不是以提高自身运动水平、发展自身素质、提升健康水平为目的，而是作为服务于军事战争的工具或稳定社会的宗教仪式。这种依附于宗教、国家、社会的价值理念和现代社会所提倡的人性的独立，人的素质全面发展，用积极的科学的态度去面对生活是格格不入的。因此，现在既具有独立文化形态，又作为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西方体育，在远古都是非理性的体育。而那种认为中国体育文化自古感性至上，西方体育文化自古理性至上是没有依据的。
1．4 中西方体育文化都曾是内敛的体育
中世纪以后的西方体育文化宣扬的是竞争，宣扬的是个性的张扬；而中世纪以前的西方体育文化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极其相似，都是一种内敛的体育文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从文化结构上理解，应该是依附于宗教、感性至上、强调群体，隶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育文化。而公元前2000年前后，早期的克里特文明的体育活动，虽然在活动形式上具有多样性，甚至出现初期的竞技性倾向，但是基本浸渍在宗教文化之中，体育竞技活动只是献祭、祈祷、涤罪等祭礼中的一种活动形式。此时的体育活动以游戏主题、风俗习惯主题、宗教主题为主，诸如“站立性摔跤”、“角力”、“拳击”、“赛马”、“掷标枪”、“掷铁饼”、“跳跃”、“格斗”、“射箭”等运动形式都表现出明显的娱乐性、传承性、神秘性、神圣性等。而初期的竞技性倾向也由于公元前1600年、1500年、1400年、1380年的4次大地震和火山爆发等自然灾难及社会的变迁，发展十分缓慢。直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
改革以后，西方体育文化的个性张扬、敢于竞争的文化特质才表现得十分突出。因此，现在既具有独立文化形态，又作为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西方体育，在远古都是特性内敛的体育。而那种认为中国体育文化自古强调内敛，西方体育文化自古强调竞争是没有依据的。
2对中西体育文化差异论中运用方法论的质疑
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通过对西方的文化没落进行分析，提出了“世界历史中的比较形态方法”的理论与方法8[3]。斯宾格勒的比较形态方法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文化就像田间的一棵植株一样，都有一个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衰老的过程[8]39。任何两种文化，不管相隔的时间多远，只要都处在生存中的同一时期，就有共同的特征。因此，各种文化只有处在相同的生存时期才能比较，否则是不能比较的[8]777。目前，许多体育学者对中西体育文化进行比较时。都是把中西体育文化当成相同的生存时期来进行比较。那么，中西体育文化是处在相同的生存时期吗?如果是，则得出的结论才有可能正确；如果不是，则由于方法论的错误，结论也就令人质疑了。
马克思[9]。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而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实际上也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文化形态理论。第一大社会就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与这一社会相适应的文化是农业文化；第二大社会就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工业社会，与这一社会相适应的文化是工业文化；第三大社会就是以“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为基础的后工业社会，与这一社会相适应的文化是后工业文化。具体来说，农业文化就是以自然经济为其经济基础的，以集权政治为其政治结构的，以情感主义、群体本位、道德至上、天人合一等为其价值取向的一套有机的文化体系；工业文化就是以商品经济为其经济基础的，以民主政治为其政治结构的，以理性主义、个人本位、法律至上、天人相分等为其价值取向的一套有机的文化体系；而后工业文化则是对工业文化竞争的，尤其是在价值观上对工业文化形成反拨的一套文化体系，比如重新强调非理性主义、社群主义、道德责任和天人和谐等等，当然这些与农业文化中的价值取向有着本质的不同[10]。体育是一种文化，那么体育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或者说处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形态中，也会明显的带有特定的文化形态的特征。
文化差异的问题范文3
关键词：文化；品牌；餐饮文化；品牌文化；品牌体验
Abstract:
Culture is the soul of brand.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is the core of brand value， the highest state of which is that customers experience the pleasant cultural consumption. So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ew implication of cultural experience of catering brand， concluding that it's very important to emphasize culture difference for brand positioning by designing catering experience theme. And brand experience， the focus of management， emphasizes upgrading the products experience in the emotional and social the experience level by implementing the experienced marketing strategies and improving brand image.
一 、引言
餐饮业是与民生联系最密切的行业，餐饮业品牌形象建设一直是业界和学界关注的焦点。在体验经济时代背景下，品牌已不仅仅是一种术语、名称、标记、符号或它们的组合运用，而是产品和服务功能性价值、象征性价值和体验性价值的有机统一，是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和顾客识别或归属的价值符号 (Malhotra，1994)[1]。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特色饮食文化具有很高的品牌价值。以往相关研究主要针对餐饮市场的发展状况以及自身管理问题，而聚焦于餐饮文化且对餐饮品牌文化体验的研究涉及较少。
餐饮行业是典型体验型行业。作为高度顾客接触的服务领域，基于文化差异的餐饮品牌定位及其消费体验，对于提升其品牌形象、扩展品牌价值张力显得尤为重要。笔者着眼于传统特色餐饮文化，探讨如何通过对餐饮文化的体验营销，赋予其品牌价值的新内涵，以期对多元背景下我国餐饮业品牌形象及其价值的构建有所启示。
二、品牌体验与品牌文化研究
体验在《牛津英语大词典》中的解释是“经历或感受”。在企业营销活动中，体验是企业以商品为道具，以服务为舞台，环绕着消费者创造出值得消费者回忆的活动 (B. Joseph Pine II & James H. Gilmore ， 1998) [2]。从品牌价值上看，体验是使用产品时的感觉，是品牌联想的非产品相关属性(Kevin Lane Keller， 2006) [3]，是消费者受一连串营销设计刺激所产生的结果反应(Schmitt，1999) [4]。
文化作为一个社会意识、形态、价值信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的总合，在塑造消费者对品牌个性、形象、风格、功能等体验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品牌冰山”理论认为，品牌的标识、符号等是品牌浮在水面上的部分，仅占冰上的15%，而藏在水下的85%则是品牌的“价值观、智慧和文化”，它强调支撑品牌大厦的品牌的文化基础，没有稳固的文化底蕴，品牌是长不大的(Davidson， 1997) [5]。在品牌金字塔(brand pyramid) 的模型中，其基础是品牌的属性，最高层次是品牌的信仰和价值，也是品牌文化的核心价值所在。品牌只有因其中的文化内涵，才能成为具有极高附加价值的无形资产。
文化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需要品牌这一载体的体现，并通过消费体验使之领会真正的内涵。品牌体验的特征是强调顾客参与，强调消费过程的直接体验，而餐饮业在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顾客的每次就餐消费，都是对不同餐饮文化的一次亲身体验，而顾客通过对不同餐饮文化的体验，能更好地诠释不同餐饮品牌差异。因为文化在顾客服务质量期望形成起着重要作用。无论是顾客总的服务期望，还是服务期望中的各个纬度，如服务质量的有形性、可靠性、响应性、保证性和移情性五个纬度，都强烈地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Donthu & Yoo， 1998; Parasuraman A， Zeithaml V.， Berry L. 1988) [6]
文化体验对餐饮品牌核心价值的构建有着极其重要意义。消费者就餐时产生的各种各样情感或情绪，通过体验各餐饮的文化差异内涵，使就餐成为一个社会交往的过程。 即文化通过品牌载体及其体验过程，让顾客表明自己的人生观、消费观和价值观，寻求社会归属感和认同感(Haeckel、Carbone & Berry， 2003) [7]。这种顾客与某餐饮品牌之间的情感联系，是竞争对手很难复制的。因此，创造品牌体验，感受文化差异，是特色餐饮品牌建设的核心。
三、餐饮品牌体验模型的应用：西安德发长餐饮文化体验的设计
（一）经典的品牌体验模型及其意义
Schmitt(2003)开发了客户体验管理的理念，提出的SEMs（战略体验模型）为实施品牌体验指明了方向，其按照消费者感觉、情感、思维、行动和关系的心理认知过程，将品牌体验界定为“感官体验(Sense experiences)、情感体验(Feel experiences)、思维体验(Think experiences)、行为体验(Act experiences)和关联体验(Relate experiences)”[8]。从感官上，品牌体验给消费者全面地感官刺激，强化产品感知价值，达到品牌营销的效果。从情感上，用情感刺激物引出一种心情或特定的情调，使文化体验个性化，即品牌拟人化。从思维上，启发人们的智力，唤起人们的思考，创造性的让人们获得认知体验。从行动上，个体行为、生活方式的体验，唤起顾客主动参与投入，从而使之产生购买行动。从关联角度上，让顾客在更大的范围内感受到文化体验的乐趣，最终目的是使品牌与消费者结成某种关系。
B. Joseph Pine II & James H. Gilmore (2002) 按消费者参与体验的程度，提出 CP(Customers' Participation)模型。认为品牌体验可以由两大构面组成：一是顾客参与程度（一端是主动参与，另一端是被动参与）；二是体验与环境的相关性（一端是吸取，即透过人了解体验的方法来吸引人的注意力，另一端是浸入，表示消费者变成具体体验的一部分），利用二维轴，划分娱乐体验、教育体验、梦幻体验、审美体验四种体验领域[9]。“娱乐体验”合乎人趋乐的本性，强调在休闲消费中通过娱乐缓解环境压力。“教育体验”通过新产品、新消费理念、新生活方式的教育，对消费世界必要的引导，让消费者成为市场活动的积极者。“梦幻体验”让人内心追求休闲和舒适，且完全沉浸其中，产生梦幻般的可以暂时逃脱现实生活中的介于家庭和工作之间的“第三地”。“审美体验”是一种高层次的内在的心理情感体验需要，是消费者对自然、社会、文化现象或问题的深度探索和思考，具有社会属性。
以上两种模型从不同的角度说明消费体验的层次和文化内涵，为体验层级设计、体验主题设计及其体验功能定位设计提供思路。一方面，依据消费者的认知过程，由外而内、由感官体验到内在的内心情感体验、再到社会心理体验，是品牌文化体验的路径。另一方面，消费体验中娱乐、梦幻体验等林林总总的表现形态，总体表现为功能体验、情感体验的社会体验的统一，在实际的品牌体验中，体验层级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体验是综合的，消费体验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
（二）德发长餐饮品牌体验的设计
德发长创建于1935年，落于古城西安的中心，东依钟楼，西傍鼓楼，是古城闻名的中华老字号。经过70多年的变迁与改革，现已发展成集吃、住、乐、游为一体的中国餐饮名牌企业。下设德发长饺子馆、德发长酒店、德发长饭店3个经营们点，其中，饺子宴是德发长的龙头产品，德发长饺子把选料与多味、烹饪与营养、形态与艺术、饮食与文化巧妙结合，烹饪出了肉香型、卵香型、果香型、酱香型、素香型和海鲜香型等六大香型的100多种饺子，运用蒸、煮、煎、炸、烙等现代化烹制方法，形成“一饺一型一态，百饺百馅百味”的系列美食，堪称“中国饺子馆之最”，目前已是中外游客到古城西安必食的特色风味饮食。[10]
德发长作为北方饮食文化中“老字号”的代表，文化内涵悠久而深厚，其品牌形象已不是简单意义上吃饱喝好的餐饮场所，而是要打造中国北方饮食文化的消费“空间”。为此，要树立“文化体验”的经营理念，“老字号=百年品牌=历史文化=美好体验”，把顾客的就餐过程演绎成购买、消费并享受北方面食文化的过程。相应地，其品牌价值的构建过程，就是通过体验设计，让消费者产生从餐品功能认知到情感共鸣的消费过程。
根据SEMs和CP模型所提出的体验层次和体验功能框架，笔者认为，德发长体验设计要对顾客产生三种体验消费：功能体验、情感体验以及社会体验。产品层越往上，越接近文化体验，带给顾客的价值越多，从而品牌越有竞争力。[10]见图3，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功能性体验层次，代表产品或服务在功能上满足顾客需要。餐饮品牌的功能价值是提供给顾客健康美味的菜肴[11]。从菜单品项的名称和描述、菜品外观、气味；食物成分、营养和平衡；以及食物分类（小吃或完整的一餐），要给予顾客视觉、味觉、嗅觉等直接感官体验。色是看的、香是闻的、味是吃的……，使这些食品转化为顾客的一种美好体验，长久地保留在顾客的记忆之中。德发长餐饮的核心产品“饺子宴”，采用高档的鱼翅、普通的时鲜果蔬等多种原料制成，或“龙凤呈祥”、或“百花争艳”或什锦三鲜的“彩蝶飞”等，从菜品命名到食品形制，都体现着浓郁的地域饮食文化特色，让顾客产生联想和视觉的美好体验。
第二，情感性体验层次，代表顾客在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情绪或情感[12]。餐饮文化讲究通过“环境、设施、餐具、外表”的基础产品层，以及“员工服务”的期望产品层的体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和感情交流。中华饮食的审美情趣表现在饮食制作、餐饮器具、食物形象、饮食环境与氛围等方面，环境决定人的情绪，餐桌上悦目的色彩，周到精细的服务，和谐的氛围，都能引起美的感情。德发长定位于中华传统名吃，建筑外貌传承民族风范，古色古香，整体格调与钟楼浑然一体；内部装饰融会现代流韵，华贵典雅，灯光的运用、壁纸的色彩等回归中国古典色彩，让顾客身临其境感受古都风韵，使消费者产生强有力的品牌联想。
第三，社会性体验层次，代表消费者在消费时寻求一种社会联系或关系。主要指附加产品服务、文化教育、成就感等关联体验[13]。德发长通过设计文化主题活动，激起顾客兴奋，创造体验价值。如将“太后火锅”的1到10珍珠饺子个数赋予吉祥意义：“一是一帆风顺；两是双喜临门……”通过文化典故，让顾客感觉到深切关怀和意外惊喜，触动顾客心灵。另外设计调动消费者主动参与的“浸入”式体验，如让国外游客亲手参与制作饺子的过程、在节日生日之际全家“包饺子”等民俗乐趣，来寻求全身心的全方位的“整体体验”，使之能够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相关，从而在情感上与之产生共鸣，真正做到让消费者感觉到德发长品牌与其餐饮品牌的不同之处。
综上所述，功能性体验对菜品的质量提出很高的要求，既要体现传统特色餐饮文化味，又要关注顾客感官体验，依顾客喜爱而制作，使餐饮文化体验纯粹是“个性”的，“定制”的。情感性和社会性体验讲究全方位的综合，做到闻香美、视观美、情景美、情趣美统一，通过感觉享受、娱乐刺激、审美情趣等体验程式，使纯粹的饺子饮食升华到饮食文化体验的艺术，在带给顾客更多体验的同时，赋予餐饮文化的新内涵，扩展品牌价值张力。
四、结论及其品牌管理含义
以上分析强调，文化特色是餐饮品牌体验的核心，强调品牌价值的最高境界是体验美好的文化消费。基于文化的体验设计，越能让顾客感受触及心灵的体验，顾客就越能清晰识别并记住品牌的利益点和个性，这是驱动消费者认同、喜欢乃至爱上一个品牌的主要力量，同时也是特色餐饮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和发展的根本。
第一， 对不同餐饮文化，品牌定位要强调文化差异，设计餐饮体验主题
基于文化体验建立差异化的品牌个性，是餐饮企业从体验角度打造品牌市场区隔的有力手段。针对德发长而言，挖掘特色主题文化，明确中华饺子饮食主题文化诉求，将餐饮与娱乐、健康、知识、趣味相结合，给顾客以富有特色的文化体验，才能体现自身品牌的核心价值。同时在品牌管理中要有计划地设计餐饮体验主题，基于文化个性设计不同层次的体验点，并富有创造性地使用惊喜、刺激等手法，展现餐厅主题概念和主题氛围。
第二， 以品牌体验作为管理重心，提升品牌从产品到情感和社会体验的层次
餐饮业的基本功能就是为顾客提供饮食服务，首先，要围绕产品的显著功能属性，重视对核心产品的深加工。同时，要围绕顾客感官体验、情感体验为核心价值设计，提升消费者对产品功能体验的层次，以获取难以被竞争对手模仿的心灵体验和情感体验。大量研究证实，餐馆里的菜肴、环境和员工服务等等均影响顾客消费体验，导致顾客产生积极或消极的情感（范秀成，2006）[14] 。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纰漏或瑕疵都可能影响顾客对餐饮文化的体验，都会影响顾客对品牌价值的感知。另外精美食品、员工优质服务和别致空间感的文化氛围的完美组合，能引起消费者的共鸣，因此，激励提高菜肴的质量，提高员工的服务意识， 以及情景分析是餐饮品牌管理的重点。
第三，实施体验式营销策略，构建品牌形象
品牌体验的特征是强调个性化，强调顾客参与，强调文化体验，强调消费过程的直接体验。显然，传统4P营销组合方式已不能满足企业的要求。目前“差异化 (Variation)”、“功能化(Versatility)”、“附加价值(Value)”、“共鸣(Vibration)”的“4V”营销组合，是对品牌体验营销战略的最好诠释[15]。具体来说，研究顾客文化消费需求的差异化，加强商品和服务功能的多样化，提升消费体验赋予品牌的附加值，达到品牌体验的高境界——与消费者情感的沟通和“共鸣”。在与顾客的沟通中，可以运用媒介宣传、短信、邮寄、产品道具、公共主题活动等多种营销沟通手段，增加消费者与品牌的接触点，强化消费者对关键联想的直觉，逐步形成强有力品牌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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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的问题范文4
关键词：文化差异；国家文化差异；组织文化差异；并购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2-05；C936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3-05-09
作者简介：张宁（1978-），女，山东单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业理论与实践；李海（1970-），本文通讯作者，男，内蒙古杭锦后旗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组织文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跨国并购中的文化和人力资源整合研究”，项目编号：10BGL020；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2CJY049。 无论国内并购或跨国并购，文化差异都是并购双方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它往往是并购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但处理不当则会成为并购失败的重要原因。并购中对文化差异的分析主要包括两个层次，即组织文化差异和国家文化差异，也有少数研究聚焦于其它文化层次，如职业、职能、行业文化差异。然而，研究者对国内并购和跨国并购中文化与绩效关系的实证检验常常得出混合的、甚至是相反的结果（Cartwright，2006）。本文系统梳理了现有的文献，就三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即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有什么影响，这种影响的过程如何，在哪些情境下这些影响会有所不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展望和一个研究框架。
一、国内并购中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在国内并购的研究中，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往往只涉及一个层次，即组织文化差异，只有少数研究会涉及到其它文化层次，如职能文化的差异（Krishnan et al.，1997）。大多数研究认为，并购双方企业的文化差异对并购结果有负面影响：组织文化差异导致了并购中的冲突（Marks，1982）；文化差异与对对方极端的、负面的评价相关，与并购方成员和目标企业高管团队之间的焦虑和民族优越感相关（Sales & Mirvis，1984）；降低了被并购方员工的承诺与合作（Buono，Bowditch & Lewis，1985）；导致员工抵制进而影响并购协同实现（Larsson & Finkelstein，1999）；与财务绩效负相关（Chatterjee et al.，1992）；降低经理人员承诺及整合过程的效率（Weber，1996）；与目标企业高管团队的离职率正相关（Lubatkin et al.，1999）；限制了信息系统整合所带来的协同作用，负面影响了并购绩效（Weber & Pliskin 1996）；与员工抵制正相关，而员工抵制与并购后协同实现负相关（Larsson & Finkelstein，1999）。然而，Krishnan等（1997）对1986-1988年间完成的147个美国国内并购的研究发现，并购双方高管在职能背景上的差异与并购后的财务绩效正相关，与被并购方高管团队的离职率负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职能文化的差异与并购绩效正相关。而Zollo（2003）的研究则表明，管理风格的不相似与累计超额回报正相关，而管理风格是组织文化的表现之一，即组织文化差异也有可能带来正面影响。
综上所述，关于国内并购的研究中，文化差异主要关注的层面是组织文化差异，多数研究的结论是并购双方的组织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负相关，但也有部分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文化差异和并购绩效的操作不同。
总第437期
张 宁：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回顾与研究框架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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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业 研 究
2013/09 二、跨国并购中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在跨国并购中，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与微妙，因为实施跨国并购的企业要面临国家文化和组织文化的“双重文化适应”（Barkema et al.，1996）。相应地，跨国并购中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关系的相关研究也往往涉及到国家文化和组织文化两个层次的文化差异（Olie1990，1994；David & Singh，1994；Weber、Shenkar & Raveh，1996；Very et al.，1996；Very et al.，1997；Krug & Hegarty，1997；Larsson & Risberg，1998），但也有一些研究只关注国家文化差异（Kogut & Singh，1988；Calri et al.，1994；Morosini et al.，1998 ； Lubatkin et al.，1998）。国家文化的差异常被称为“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文化距离”假设认为与跨文化接触相关的困难、成本和风险随着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文化差异的增加而增加（Hofstede，1980；Kogut & Singh，1988）。然而，在跨国并购中，国家文化差异有时呈现为一个并购双方致力于克服的障碍，有时却是吸引并购企业的一个潜在的并购成功因素。
（一）国家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国家文化差异对跨国并购绩效究竟有怎样的影响？学者们的观点并不一致。在国家文化对并购影响的早期研究中，Olie（1990）认为，国家文化的差异可以导致组织成员的民族主义偏见。Kogut和Singh（1988）认为，由于整合一个已经存在的外国公司的管理体制的困难，国家文化差异对并购模式尤为重要，国家文化差异与一个企业选择并购方式进入国外市场的可能性负相关。中国的经验证据支持了国家文化差异与跨国并购绩效负相关的观点。阎大颖（2009）通过对2000-2007年非金融类上市企业的跨国并购进行研究，发现国家文化差异越小，并购后的绩效越好。孙俊（2007）分析了电信、家电、机械、能源四个领域中的22个大企业集团的跨国并购，结果显示，国家文化差异对绩效有负向影响。但一些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国家文化差异不一定对并购造成负面影响。例如，Morosini、Shane和Singh（1998）分析了52家意大利和英国企业在1987-1992年间的跨国并购，结果表明国家文化距离越大并购绩效越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公司竞争优势的一个来源，这是由于接触到了不同的惯例，而这些惯例是嵌入在目标公司所在国家的文化中的。Calori等（1994）研究了英国、法国与美国公司之间的75个跨国并购中，国家文化的三个维度（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男性化/女性化）对并购后整合方式（正式的/非正式）选择的影响，结论是公司的控制形式影响了公司的并购绩效，非正式的交流和合作、并购公司经理人员非正式的个人努力都与被并购方态度方面的绩效提高正相关。
（二）国家文化差异和组织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最早同时关注到并购中的国家文化和组织文化的学者是Olie（1990，1994），其研究发现组织文化差异和国家文化差异对跨国并购影响被整合程度所中介。David 和Singh（1994）又把职业文化加入到文化差异的范畴内，认为并购中文化风险来自两个公司间国家、组织和职业文化差异。现有的实证研究大多通过对特定国家的国内和跨国并购进行对比，来分析国家文化与组织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由于选择作为并购绩效的结果变量不同，且研究涉及到国家文化差异和组织文化差异之间的相互影响，或比较这两种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呈现出的结论比较复杂。
在一项文化适应压力对并购后财务绩效影响的研究中，Very等（1996）以社会运动理论（social movements theory）和程序公平理论为基础，指出文化差异未必意味着文化适应压力（acculturative stress），它也可能带来文化适应吸引力（acculturative attraction），而国家文化差异对文化适应压力的影响，要依赖于所涉及到的国家和具体的文化维度；文化适应压力与并购绩效负相关；一些文化问题在国内并购中比跨国并购中更严重，进行跨国并购时不仅要考虑国家文化差异还要考虑组织文化差异。这一有关文化差异的观点在Very等（1997）的研究中被进一步明确。该研究指出国内并购和跨国并购之间没有绩效上的差异，有时国内并购比跨国并购更难，国家文化差异可以对并购绩效有正向影响。
另一些研究关注文化差异对员工态度和行为的影响。Larsson 和Risberg（1998）的研究发现，组织文化差异大的跨国并购实现了最高水平的文化适应，并取得了最高水平的协同效应，其员工抵制程度低于组织文化差异大的国内并购。这可能是由于相比文化差异不受重视的国内并购，跨国并购有更强的文化意识（cultural awareness）所导致，也可能是由于跨国并购有更高的结合潜能和实现这些潜能的整合程度。Weber，Shenkar和 Raveh（1996）对1985-1987年间52家被并购方为美国公司的国内和跨国并购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国内并购中，组织文化差异在并购后整合阶段产生了负面影响，它导致更低的高管承诺和双方的合作；在跨国并购中，国家文化差异比组织文化差异更好地预测了压力和对并购的负面态度，而组织文化差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一个关于国家文化差异与组织文化差异对被并购方高管离职率的影响的研究中，Krug 和 Hegarty（1997）对1986-1988年270家被国内和国外公司并购的美国公司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被国外公司并购的美国公司离职率高于被国内公司并购的美国公司，这是由于跨国的组织和个人差异大于国内公司之间的差异。
综上所述，在跨国并购的研究中，总的来说研究结论不相一致：关注国家文化差异的研究结论的不一致可能与并购所涉及的具体国家不同有关，而同时关注国家文化差异和组织文化差异的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可能原因主要在于文化差异和并购绩效的操作不同，以及对二者关系的中介过程和情境因素的关注不同。
三、文化差异影响并购绩效的机制或过程
深入讨论文化差异影响并购绩效的过程的研究并不多见，大多研究只关注文化差异是否对并购绩效有影响以及有怎样的影响，而倾向于把影响的过程或机制视作“黑箱”。然而，如果只关注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的关系，似乎意味着一桩并购成功与否在其进行并购时已然注定。现实中，并购不是一个一次性的现象，而是一个不断展开和变化的过程，并购之后的公司管理行为、整合过程决定了并购的潜在价值的实现程度（Cyert & March，1963；Jemison & Sitkin，1986a，1986b）。一些研究者引入了一个文化过程即文化适应来解释绩效 （Nahavandi & Malekzadeh，1988； Larsson，1993； Very et al.，1996），认为成功的整合可以依赖于文化整合如何被管理而不是依赖于最初的文化相似性（Schweiger，2002）。并购后的整合过程包括“任务整合”与“人员整合”两个子过程，这两个子过程的互动促进了并购价值的实现，偏重哪个过程都可能给并购绩效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Birkinshaw等，2000）。此外，并购方选择不同的整合策略，会导致并购双方不同程度的接触，进而导致不同程度的文化冲突，即整合策略中介了文化差异-并购绩效的关系（Teerikangas & Very，2006）。
由上述可知，并购绩效并不完全由并购双方的文化差异来决定，并购之后的组织整合过程也会影响并购绩效，如果忽略不同组织在这些动态性因素方面的差异，就会导致研究结果的不一致。目前，大多研究没有深入探讨文化差异-并购绩效的影响过程，少数关注这一影响过程的研究，往往也只聚焦于人员整合过程，忽视了对任务整合过程的研究，更少关注上述两个过程的互动。
四、影响文化差异-并购绩效关系的情境因素
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可能受到以下一些因素的影响：相关度和整合水平（Datta，1991；Larsson & Lubatkin，2001），权力和规模的差异（Larsson & Finkelstein，1999；Schoenberg，1996），被并购方保留的自主性（Haspeslagh & Jemison，1991；Hambrick & Cannella，1993；Very et al.，1997），接管的方式（Hambrick & Cannella，1993；Stahl et al.，2003），并购方先前的并购经历（Finkelstein & Haleblian，2002；Singh & Zollo，2004），行业类型（Weber，1996），并购发生的时间（Walsh，1989；Krug & Hegarty，1997；Weber，1996；Very et al.，1997；lubatkin et al.，1999），多元文化宽容度（Cartwright & Cooper，1993）。这些是相对静态和结构性的变量，它们既可能调节文化差异与整合过程的关系，也可能直接作用于整合过程或并购绩效，在研究中应对这些变量进行控制。相对于这些静态和结构性变量，那些更具有动态性和过程特征的情境变量则只被少数学者所关注。David和Singh（1993）指出在并购过程中，组织可以学习、管理甚至操纵文化差异。在一项纵向现场实验研究中，Schweiger 和 Goulet（2005）比较了并购后的整合中，组织对文化差异的管理和干预，即深层文化学习干预（Deep-level cultural learning interventions）、浅层文化学习干预（surface-lever culture learning）和不实施文化学习干预对有益于并购绩效的员工感知和态度方面的影响，发现深层文化学习干预导致了比浅层和不实施文化学习干预更积极的结果。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中关注的情境因素大多是静态的、结构性的，只有少数研究关注了更具动态性和过程特征的情景变量，即组织学习、管理文化差异的主动行为，关注这些变量对于组织的并购实践可能更具有指导意义。
五、研究展望
由上述可知，无论在国内并购还是跨国并购中，关于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的研究，都还没有得出一致的、简洁明了的研究结论，其中的一些研究呈现出的结果尤为混乱。为了尽可能厘清、明晰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关注多个层次的文化差异及不同层次文化差异之间的互动。文化包括很多层次：国家、组织、地域、行业、职能和职业文化。跨国并购中双方会面临多个层次的文化差异，然而现有研究大多数只聚焦于一个层次（国家文化差异或组织文化差异），少数研究聚焦于两个层次（国家文化差异和组织文化差异），个别研究关注到其它层次的文化差异（如在职业、职能或行业文化上的差异）。关注不同层次文化差异的研究无法简单地进行比较。此外，并购面临的不同层次的文化以动态的方式相关、相互连通，这导致了研究的混乱：一方面，同时关注多个层次文化的研究中，对于哪些方面分别属于哪些文化领域有些混乱；另一方面，很难去掉不同层次文化之间的连接而分别研究它们（Teerikangas & Very，2006），相应地很难把它们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截然分开；此外，不同层次文化的相互作用和动态性，也增加了衡量它们的难度。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关注多个层次的文化差异，例如涉及到跨国并购的研究，至少应关注国家文化和组织文化两个层次的文化差异；此外，不能孤立地研究不同层次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要关注不同层次文化差异的互动。当然，这样做在具体的研究设计和操作上是有一定难度的。
2.关注文化差异的测量问题。首先，在文化差异-并购绩效的影响的研究中，国家/组织文化差异常作化为不同的衡量方式。其中，国家文化差异或者以Hofstede的国家文化分数来衡量（Morosini et al.，1998；Barkema et al.，1996；Datta & Puia，1995；Markides & Oyon，1998；Krug & Nigh，1998；Weber et al.，1996；Kogut & Singh，1988），或者仅用跨国并购对比国内并购表明存在国家文化差异，并不关注差异的具体大小（Lubatkin et al.，1998；Krug & Hegarty，1997、2001；Larsson & Lubatkin，2001）；而组织文化差异的测量通常使用自我汇报的方式，如管理风格相似性（Chatterjee et al.，1992；Datta et al.，1991；Larsson & Finkelstein，1999；Weber et al.，1996；Weber，1996；Lubatkin et al.，1999；Zollo，2002），文化适应压力或文化相容性（Very et al.，1996、1997），高管团队的互补性（Krishnan et al.，1997）。文化差异衡量方法的复杂性使不同研究之间很难进行比较。其次，测量方式的信度与效度。一方面，现有研究对组织文化差异的测量多采用自我报告的感知到的文化差异，其理由是：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是由其感知而不是“实际”或“客观”的环境决定的（Rentch，1990）；即使间隔10年调查态度和行为的数据，其准确性也不会降低（Gutek，1978；Pettigrew，1979）。一些研究也发现这种方法具有高的信度和效度（Chatterjee et al.，1992；Weber，1995）。然而，回顾性数据的使用会影响研究的内部效度，导致二次感知偏差（percept-percept bias） （Stahl & Voigt，2004）。此外，有研究者认为，组织文化差异的测量只抓住了调查那一刻对文化的“感知”，忽视了这种“感知”会随着并购整合的进展发生变化（Teerikangas & Very，2006）。理想的情况是，应该在并购发生前调查组织文化差异，与并购后的数据作比较。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谈判最终都会导致并购，而且在研究过程中，还会有一些企业退出，获取这样的大样本数据非常困难、且花费很高，所以，现有研究多采用横截面研究，这限制了因果关系的推论。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对国家文化差异的测量大多采用了Hofstede（1980）的国家文化分数，虽然Hofstede的国家文化分数是一种较客观的外部数据，但它的数据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收集的，尽管Hofstede（2010）认为国家文化可被视为“既定事实”，“像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或气候一样稳固”，但基于几十年前的数据预测现有的结果变量，其有效性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由此，未来研究对文化的测量除采取主观方法测量组织文化差异外，应采用客观的外部数据测量国家文化差异，并采取更新的国家文化分数以适应目前的研究。
3.综合多种指标衡量并购绩效。现有研究对并购绩效的衡量方法多种多样，有高管离职率（Krishnan et al.，1997；Krug & Hegarty，1997； Krug & Nigh，1998；Lubatkin et al.，1999；Krug & Hegarty，2001；Schoenberg，2003）、文化适应程度（Larsson & Lubatkin，2001）、员工抵制（Larsson & Finkelstein，1999）、整合过程效率、高管承诺、合作、压力（Weber et al.，1996；Weber，1996）、财务绩效（Chatterjee et al.，1992；Datta et al.，1991；Krishnan et al.，1997；Larsson & Finkelstein，1999；Lubatkin et al.，1998；Morosini et al.，1998；Schoenberg，2003； Very et al.，1996、1997；Weber，1996）等。并购绩效的衡量方法可划分为股票市场绩效，财务绩效以及社会文化整合绩效（socio-cultural integration outcomes）（Stahl & Voigt，2004）。这三类衡量方法各有特点：股票市场绩效反映了投资方对并购影响的短期和长期效果的评估，往往用“超常收益”（abnormal returns）来衡量；财务绩效衡量了相对长期的并购绩效，往往以“资产回报率的提高”或“销售增长”等财务指标来衡量；社会文化整合绩效衡量了并购所引起的员工和经理人员社会文化水平上的冲突和压力的程度，往往以“员工抵制”、“文化适应压力”、“自愿离职率”、“高管承诺”等来衡量，这类衡量方法不同于前两类指标，属于非财务方法。财务类指标和非财务类指标抓住了并购过程的不同方面，并且其衡量的时间、所依据信息的来源的客观性和可靠性也常常大不相同，选择不同的衡量方法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Stahl 和 Voigt（2004）的研究表明，文化差异与社会文化整合绩效负相关，与并购后财务绩效不相关，与并购方股东的非正常回报正相关。由于现有的研究往往只采用一类指标来测量并购绩效，单一的绩效指标难以全面衡量并购绩效，限制了对文化差异影响并购绩效的机制的更清晰的认识，未来的研究应综合多种指标衡量并购绩效。
4.对于新兴市场跨国并购的文化整合应采取动态的、过程的研究视角，以揭示文化差异影响并购绩效的机理。现有研究大多将并购后的整合视作一次性的策略选择，而忽视了整合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整合策略是有可能发生改变的。这一研究倾向与现有研究中并购双方的特征有关。现有研究中，并购方主要为发达国家企业，目标企业或者同为发达国家企业，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企业，较少存在针对并购企业的心理优势。并购方可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整合策略，并且自始至终一以贯之。但当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成为并购方，而发达国家的企业成为目标方时，后者往往存在针对前者的心理优势，抗拒来自被认为劣势一方的文化整合。此时，不论并购方的终极整合策略和目标是什么，在开始阶段的策略可能最好以安抚或妥协为主， 保留目标企业的原有文化，择机再以自己的文化去影响、渗透对方。已有研究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如 Kale，Singh 和 Raman（2009）在比较新兴市场企业与传统跨国并购的差异时指出， 前者整合速度是“渐进式”的。在实践中，中国企业联想的做法值得借鉴。联想的整合是分步进行、循序渐进的，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目标，在获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绩后，才进行下一步的整合。例如其业务整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过联想国际、联想中国并行阶段，而文化整合也经历了联想和IBM两种文化并行以及引入戴尔后的三种文化并行的冲突与融合期，直到形成一种全新的国际化文化。由于新兴市场跨国并购的文化整合要面对所谓的“劣势文化”整合“优势文化”的问题，而现有研究较少关注这一问题，相应地，在未来的研究中应采用动态的、过程的视角，揭示新兴市场跨国并购中文化差异影响并购绩效的机理，这需要更清楚地认识并购的过程和组织维度，方法上则要求更多地采用纵向研究和扎根理论。
六、研究框架的提出
综上所述，未来的文化差异-并购绩效研究应该（1）考虑多个层次的文化差异及文化差异的互动；（2）在结果变量的测量上，综合使用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来衡量并购绩效，以更全面地衡量并购绩效；（3）揭示文化差异究竟如何影响并购绩效，以及其他因素怎样影响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的关系。由于产生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新兴市场国家企业的并购实践，深入探讨这一过程，对于面临“劣势文化”整合“优势文化”问题的新兴市场跨国并购尤为重要。
本文认为：（1）尽管文化差异会给并购绩效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其大小并不能直接决定并购绩效的好坏，整合成功与否才是并购绩效好坏的关键。整合过程包括任务整合和人员整合两个子过程。现有文化差异方面的文献往往仅关注人员整合过程，而忽视任务整合过程。本文认为，任务整合是整合过程中“硬”的、相对“有形”的过程，人员整合是“软”的、相对“无形”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是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文化差异通过这两个过程影响了并购绩效，忽视哪一个过程，都无法全面地认识这一影响机制。（2）组织对文化差异的学习、管理和干预的程度，会影响到任务整合和人员整合能否顺利进展，能否达到预期整合程度，在文化差异-整合过程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然而目前很多研究忽视了这一因素的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关注这一因素，探究企业主动行为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可能对企业的并购实践更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3）文献中所涉及到的其它影响文化差异-并购绩效的因素，如相关度和整合水平、权力和规模的差异、被并购方保留的自主性、接管的方式、并购方先前的并购经历、多元文化宽容度、行业类型、并购发生的时间等，可能是通过整合过程影响并购绩效，也可能对并购绩效有直接的影响，这些因素在未来的研究中应纳入控制变量的考虑范围，再根据研究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个综合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以期对未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向和选题有所借鉴。
图1 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关系的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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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的问题范文5
［关键词］跨文化交流；民族院校；中外交流
［中图分类号］G75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2-0118-02
近年来，来华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层次和要求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给外国留学生的教学、社会化管理以及跨文化交流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课题。民族院校从跨文化交流的视角重新审视民族文化与民族地区社会环境对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影响，有利于帮助异域文化的留学生尽快融入到我国民族地区学习和生活的环境中，也有助于提高民族高校师生与外籍友人间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国际合作的水平。
一、跨文化交流的内容和原则
跨文化交流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活动。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讲，信息的编、译码是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进行的交际就是跨文化交流。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前来西部民族地区进行民族文化和风土人情的体验和探究。随之也带来了许多跨文化交流的问题，特别是在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因低效率的交流、沟通和相互间的文化背景、生活习惯、价值取向的差异，容易导致外国人对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认识的偏差和误解，影响了我国的对外形象和声誉，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双方的理解与合作。民族院校做好中外交流主体间的跨文化交流工作，对于吸引更多的外国人前来学习交流，让他们亲身体验到我国民族地区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积极排除来自境外的不利因素，从而实现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意义深远。在跨文化交流中，应注重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 一）尊重认可原则
“对其他文化的尊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期倡导的跨文化态度，因为这是和谐的跨文化教育的基础。”文化尊重的表现形式是对民族文化的充分关注，特别是对民族感情与民族意识的尊重。
（二）平等心态原则
跨文化交流是双向的行为，“跨文化交流不是对目的语文化认识、理解和接纳的简单的单向过程，更不应是一味地迁就和顺从另一方文化”，而是在互相认同彼此文化、平等相对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交流，否则，就会滋生各种形态的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形成文化冲突。只有在保证对方不失去本民族特征的情况下，进行文化交流与传播，使对方理解和接受异域文化。
（三）包容借鉴原则
“包容的本质是对异文化的一种接受的心态，特别是对于本民族截然相反的文化形态的公正认可，以及对这种对立性、否定性的接受。”在跨文化交流中，双方要提倡双向、多向及互动的宽容，即在尊重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克服彼此的文化偏见，消除各种形态的文化冲突，，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二、对跨文化差异分析
（一）对认知多元化差异的分析
来华留学生有着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民族、种族，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文化背景，这种多样化越来越广泛。由于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思维方式以及生活习惯的不同，对我们的文化背景和管理模式有着不同的反应。很大程度上，我们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惯用大熔炉的观点和方式来描述组织，认为不同的人在组织中多多少少地会被自动的同化。但是，来华留学生在学习与生活中不会把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偏好放在一边。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许多发达国家的学生来到中国，特别是到欠发达的民族地区，无意中流露出一种民族与国家的优越感，发展中或落后国家的学生而有一种自我封闭的心态。因此，我们需要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认知事物的多元化特点，积极适应各种各样的人群。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把来华留学生作为相同的个体不同的群体而对待，承认文化差异的存在，并对文化差异做出反应，从容以对。如果管理得当，多元化会提高组织的创造性和革新精神，如果鼓励不当，就可能出现沟通困难和更多的心态对抗。
（二）对时间观差异的分析
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其时间观也不一样。有学者指出，在时间取向上，我们是过去取向，而西方人则是未来取向。这种差异还表现在对时间的利用方面。以西北游牧民族地区为例，由于游牧生活方式的相对自由性，对空间与时间概念的认知不去刻意精确，所以在时间的支配、利用方面比较随意，灵活性较强。而西方人使用时间十分精确。我们在工作中对未来时间的安排往往是“另行通知”、“过几天再说”、“以后在议”等，缺少具体化的安排。对我们来讲，这一情况由于司空见惯而很容易被我们理解和适应，但对于留学生来讲，常常无所适从，很难理解。这无形中加大了民族院校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难度。
（三）对思维方式差异的分析
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指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整体思维，缺点是笼统思维，强调直觉，轻视分析方法。”这对于民族地区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而言，表现较为突出。西方人见长于分析和逻辑推理，其思维模式呈线式。而东方人见长于整体式，富有想象和依靠直觉，是一种圆式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与西方人那种或肯定或否定的精确性言语观不同，由于儒家文化“贵和尚中”精神和各民族追求和睦交融而表达礼让心理的引导，我们往往偏重迂回、含蓄和笼统的表达观，这种思维差异在与外国人交往中常有体现。所以，在跨文化交流中加强预测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就显得更加重要。
文化差异的问题范文6
关键词：音乐艺术；小提琴；艺术表演；中西文化；民族风格；文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J622.1 文献标识码：A
目前，对于小提琴民族化的理论研究大都集中在音乐作品创作或演奏技巧方面，较少涉及文化层面。时至今日，仍有相当多的中国学生对演奏中国小提琴作品缺少民族风格的理解与把握。笔者曾在外国听到过这样的评价：中国学生的演奏技巧还不错，但对音乐表现和风格把握比较欠缺。如果这是指演奏西方作品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本民族的音乐作品也存在这样的问题，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和重视吗?因此，笔者尝试从中西文化差异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小提琴音乐作品演奏的民族风格问题。旨在从文化层面上对中国小提琴作品演奏有一个多视角、多层面的理解和思考。
一、中国音乐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对民族风格的不懈追求
小提琴作为西方文化代表之一的乐器自进入中国以来便开始了与中国文化融合的漫长过程，中国的小提琴艺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反思中不断地更新和发展，有无数理论家、作曲家、演奏家、教育家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为小提琴音乐表现中国题材、中国民族风情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17世纪末，法国传教士南国光首次把小提琴带进中国，在中国宫廷里进行了表演。“”之后，小提琴随着通商和传教等活动在中国广泛流传开来。
20世纪初，中国已有留学生在海外学习小提琴，早期学习小提琴的老一辈音乐家有聂耳、冼星海、刘天华、丰子恺、谭抒真、陈洪、王光祈，还有著名的科学家李四光、汪德昭等等。他们普遍具有较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在学习和传播小提琴艺术过程中，均自觉关注着小提琴音乐的民族化问题。从我国第一首小提琴独奏曲《行路难》(李四光曲)开始，中国的小提琴音乐便深深打上了中国民族特色的烙印。奥地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克莱斯勒创作的小提琴独奏曲《中国花鼓》，充分显示了西方音乐家对东方音乐的敏感和对中西文化互融的把握，被称作是“中西文化撞击的火花”。用中国民族元素创作中国题材的小提琴音乐作品，是中外音乐家共同的艺术选择。
20世纪3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留学生的回国，小提琴创作开始焕发出艺术活力。马思聪的《摇篮曲》、《第一回旋曲》、《绥远组曲》，冼星海的《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等小提琴乐曲借鉴西方的作曲技法，探索表现中国民族风格的作品创作。
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涌现出大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小提琴音乐作品，何占豪、陈刚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茅沅的《新春乐》、李自立的《丰收渔歌》、陈刚的《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宗江、何东的《鹿回头传奇》等作品，无不反映出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气质与风格。其中，《梁祝》融合了中国的音乐特色和西方的创作手法，中国的小提琴音乐被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中西文化结合的典范，深受中国百姓的喜爱，也使新时代的音乐家们感受到了西方音乐和本土文化结合伟大成果的鼓舞。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中国作曲家有意识地尝试用西方现代音乐的作曲技法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理念、民族民间音乐和戏曲元素进行创作，如：谭盾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戏韵》、瞿小松的《山之女》、郭文景的小提琴无伴奏组曲《川调》、夏良的《幻想曲》等等。中国小提琴音乐的创作呈现出新的繁荣局面。1986年，中国小提琴作品被列为《北京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中的规定曲目。全国及部分省市的小提琴比赛也都设立了“中国作品演奏奖”。
在小提琴中国作品的演奏上，马思聪、盛中国、俞丽拿、吕思清等演奏家做出了许多成功的探索，他们在民族风格的理解和演绎上，均有令人赞佩的独到之处，把民族风格的演奏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些外国小提琴演奏家也在努力学习探寻中国作品的民族风格演奏艺术，中国小提琴音乐民族风格在国际上已经占有一席光彩照人的地位。
伴随着小提琴艺术在中西文化交流和碰撞中的发展，关于“民族化”的话题备受关注并被不断地深入探讨着。其中关于小提琴演奏中国作品的民族风格问题，当然也是有待长期深入研究的课题。
二、从中西文化的差异看中国音乐的民族特征
1、在哲学上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同于西方“征服自然”的“竞争”法则
中西文化一个重要的差异就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是由古希腊文化传承发展而来的海洋文化，由于在航海中人们不断与风浪和自然抗争搏斗，在竞争中寻求生存和发展，所以非常强调对立与矛盾冲突，许多音乐作品表现人与自身能力、与对手和与大自然的抗争。“协奏曲”(Concerto)原意就有“竞争”、“竞奏”的意思。浪漫时期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通常用奏鸣曲式写成，奏鸣曲式宏大的构思、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冲突更加鲜明地体现出西方文化的特征。例如：呈示部中往往是主题与副题在音乐性格和调性布局等方面形成鲜明对比；展开部强调矛盾和冲突，再现部的副题一般回归于主题的调性，体现出一方战胜另一方的思维特征。
中国的传统文化基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精、气、神相统一的生命观。追求和谐与平衡，是由于中国普遍的农耕方式需要把天、地、人看作是一个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的整体。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人与天地自然都是由气构成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和谐是最好的秩序和状态，而实现“和谐”的根本途径就在于保持“中道”，不偏不倚。
因此，中国音乐不像西方音乐一般要有两个对比的主题进行抗争，而是一首乐曲里往往有好多主题，力求在共性中求变化，很少有强烈的对立面和矛盾冲突。而且，描绘自然、借景抒情和托物言志的乐曲多于抗争性的主题和纯粹的内心刻画，音乐中的多段性结构在速度、力度、色彩的变化上体现出渐变的过程和圆滑过渡。抒情时讲究“发乎情，止于礼”和“乐而不，哀而不伤”的分寸感，反映出中国农耕文化及生活方式中所追求的和谐安宁、讲究秩序、重视人伦的心灵结构和人文思想。
2、审美上追求意境，不同于西方音乐严谨的结构形式
“意境”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理论特色，“中国传统审美方式并非不重视‘象’、‘境’、‘形’等实的方面，但在审美中更侧重的是‘意’、‘神’等虚的方面，如中国绘画不重视反映客观的真实，重神似不重形似，只求表达画家主观情感寄托和本人的人品。”中国山水画常用虚实法、空白法、顺延法去表现近似印象派所追求的较抽象的意境，而没有西方油画写实的、理性的、逻辑推断一般的严谨构架。中国音乐也是重意(境)不重
形(状)，故有“得意忘形”之说。中国音乐讲究的是“气韵生动、虚实相生”，在意境和韵味方面追求“清、静、淡、远”审美思想的含蓄与深邃，却常给抽象的音乐以具象的提示并体现在作品的标题上，如：传统音乐《高山》、《流水》、《潇湘水云》，小提琴音乐的《渔舟唱晚》、《海滨音诗》、《夜景》等等。
西方音乐讲究结构美，有着严谨的曲式结构和创作原则，通过音与音之间的关系，如：动机、乐句、旋律、和声、织体、结构的变化进行运动和发展。“中国传统音乐的结构更具衍展性特点。音乐通常遵循‘散――慢――中庸――快――急――散’的模式”。“表面来看，‘散起’与‘散束’亦似再现，但一头一尾的‘散’功能不同，性质亦不同，不具‘再现’特征。”西方人处事注重效率、直奔主题，最重要的乐思往往呈现在乐曲的开始、句头或主题首部，而中国音乐重要的段落一般会出现在乐句或乐段的尾部。由于中国音乐在结构上比较自由，给演奏者的二度创造和听者的感悟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3、在思维和语言上的差异，导致不同于西方音乐的表达方式
历史、传统、地域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不同造就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人擅长整体性的感性思维，注重事物之间的关系和联系，是一种横向的思维方式。中国人认为世界是永远处于变化之中的，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提倡通过灵感直觉达到顿悟。西方人则更重视个体、求“知”求“真”，注重科学以及对具体事物的深刻把握，对于理性分析和逻辑推理要求纵深性和准确性，是一种竖向的思维方式。比如中医通过观、闻、问、切进行诊断，治疗讲究“综合治理”、“标本兼治”。而西医诊断，则必须通过仪器、化验等一系列科学手段，某种情况下还得用手术刀打开病灶看个究竟。
音乐旋律的民族风格特征是区别于他民族音乐艺术的最鲜明的标志。中国音乐重旋律轻和声，与中国的书法和绘画一样崇尚线性美，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偏重“线型”思维的特点，这与西方音乐以音程和声“团块”纵向构成的和声系统、以及音乐发展逻辑有着很大的差别。
在语言方面，不同民族的思维和语言表述有着直接的联系。例如：中国汉语说“我们晒太阳”很自然。但西语一定要说“太阳晒我们”或“我们被太阳晒”，表明主语是动作的发出者，宾语是动作的承受者。西语是“一词多音，一音一声”，多个字母或句法的排列组合必须构成某种逻辑关系语意才能成立。所以，西方音乐要求大的整句或整段的变化，以动机为最小单位，对乐句，段落进行艺术处理，一般不在一个音上做很多变化。
中国人使用最多的汉语是“一字多声，一字多韵”，每个字都有不同的发音和不同的意思，每个字都有声母到韵母的变化，而同样的发音还有“四声”(阴、阳、上、去)，其字义和书写完全不同，方言的“声调”则更多，“闽南话竟被分离出13种声调”。中国古代音乐和语言是二为一体的，“念、读、吟、唱，由语言引发，构成整部中国文学史，亦即中国音乐史。”因此，中国民族音乐一个音的本身就会变异、衍生和运动，讲究的是细节，注重的是装饰和变化。在乐曲中有很多装饰音、滑音等等力求在每个音上的变化，而每个变化都有无数种表现的可能，好比中国古代建筑的雕栋画梁，每个细节都要装饰；就像中国戏曲的唱腔，每个音上都要做文章；又如诗词里的某一个字，能让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
三、小提琴演奏中的中国民族风格的把握
1、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中国小提琴音乐的“民族风格”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的小提琴教学在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艺术审美标准等方面沿用西方的体系，琴童从习琴伊始，西方传统的小提琴教学法则伴随着成长，在耳濡目染中造成本民族文化的音乐母语教育和审美体验的缺失。我当上了老师以后，多次参加国内外音乐会的演出，才深切感到要让小提琴音乐为广大民众所喜爱并走向世界，必须探索“小提琴演奏和乐曲创作如何走民族化的道路”的问题。目前，仍有不少中国的学生演奏我们本民族的音乐明显带有西洋色彩，却又在不知不觉中用与生俱来的中国感觉去演绎西方音乐。即演奏西方作品不够“洋气”，而演奏中国作品又不够“民族”，甚至认为，只要加点滑音就是“民族风格”。由于对中国民族音乐和戏曲不了解，听觉长期处于西洋大小调的思维模式中，调性感觉单一，从而导致在演奏中国作品时把握不准。
中国小提琴音乐作品在旋律方面主要从民族、民间音乐和戏曲中吸取素材，其中一部分是改编曲或戏曲唱腔移植。在曲式方面吸取民族音乐的多段体、循环曲式、民间加花变奏曲式等音乐发展手法，同时从各种中国民族乐器的音色和演奏法中吸取音色、节奏的素材，以增加民族特色。
所以，演奏中国小提琴作品，只注意音符本身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这不仅仅是个人审美观的问题，也不只是单纯模仿某种乐器的音响或演奏方法问题。而是要在端正对中国民族音乐的态度基础上，先从文化的层面上去分析、理解和把握作品的主题、结构、句法及风格等特征。增加中国文化修养，认真学习音乐中各种现象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最终才能将文化内涵“外化”到演奏中去。在小提琴教学中，我们应该安排一定比例的中国乐曲，要让学生大量学习中国民歌、戏曲和传统音乐，培养民族审美意趣。作为教师，应该正视并研究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教学过程中应多讲解文化背景知识，仔细分析中西文化的差异，提高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敏感度和音乐表达能力。既要耐心地启发学生的兴趣，又要研究出适合表达中国民族风格的演奏技法，来提高演奏中国小提琴作品的能力。
2、中国小提琴音乐从民族乐器的演奏中汲取营养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自有一套完整丰富的由民族乐器演奏的传统音乐。中国的民族乐器在设计的时候就千方百计地让每个音有运动起来的可能性。如：竹笛通过不同的按孔方法得到音色上的变化；琵琶的弦高和品距大大方便了左手推拉吟揉对音高和音色的改变；二胡没有指板，使揉弦的方式具备更多的可能性；编钟敲在不同位置音色是不一样的。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的古琴，通过虚与实、持续与震颤、游移与阻断等变化，使一个音有着演绎无限风情的可能。
小提琴传人中国后，在演奏技法上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民族器乐的影响。中国民族乐器的音色和“润腔”特点成为小提琴音乐模拟的对象，中国小提琴音乐通过对中国民族乐器音色的模仿和演奏手法来增强民族特色。例如：“二胡”音色优美，被称为“中国的小提琴”，二胡演奏方法中的滑指，揉音等装饰手法被广泛应用在中国小提琴音乐的演奏中。例如：《渔舟唱晚》、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抒情乐段。《思乡曲》的主题开始在D弦上靠近指板演奏，模仿出中国箫的朦胧音色，加上滑音的装饰体现其哀怨的色彩。如《喜见光明》中的第150―160小节以及《梁祝》中的“抗婚”段落，都是以模仿琵琶的扫弦效果来增加情绪逐渐激动的戏剧性效果。在《广陵散》中小提琴模仿古琴的散音、按音、走音、
泛音等发声方法来获得丰富多变的音响。中国吹打乐中的唢呐，音色亮、音量大，紧张尖锐，雄厚刚健，在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应用极广泛，而锣鼓所营造出的热烈欢腾的气氛，《庆丰收》采用中国西北民歌音调为主题，吸收唢呐音乐和戏曲音乐中的三击锣鼓节奏，生动地表现了农民喜庆丰收的热闹场景。《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中用小提琴的拨奏来模仿新疆弹拨乐器的声音以渲染其民族特色。
3、演奏中国小提琴音乐作品常见的几个技术问题
(1)指法
指法是指“乐器演奏的手指排列方式与手指交替顺序在乐谱中的标注”，它直接关系到小提琴演奏的音准、技术发挥和音乐表现力。西洋音乐以自然大小调式和七声音阶为基础，左手每个手指之间是大二度或小二度音程，1―4指在每根弦上形成四度音程的排列比较自然，一般采用三度换把，即选择奇数把位换把。
中国以五声音阶为基础的五声调式比西洋七声音阶少两个偏音，即F和B。因为音阶中音与音之间的音程关系没有了小二度，如果用相隔的两个手指按小三度就会空出一个手指，而用相邻的两个手指按小三度就得用伸张指法，1―4指在每根弦上往往构成五度音程的排列。为了避免频繁换把换弦会破坏旋律的流畅性，常需要用第二把位或用四度换把来演奏，即选择偶数把位换把。由于我国小提琴教学长期沿用西方传统的教材和教学方法，一般以西洋大小调音阶作为基本训练，演奏中国小提琴音乐作品就会感到不顺手，音准也比较难控制。所以，加强五声音阶及其练习曲的训练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还应将它作为基础训练的一个组成部分融进整个小提琴的指法体系中，并作为表现中国小提琴音乐民族风格的重要手段和方法来学习和研究。
(2)滑音
滑音又称滑奏，在小提琴演奏上一般称为“滑指”，是中国民族拉弦乐器中最常见演奏技法之一。滑音的不同位置、方式和速度上的变化使中国小提琴音乐的滑音具有多样性。例如：《哥哥回来了》中，上、下滑音快滑表现了欢快的喜庆情绪；《苗岭的早晨》引子和尾声的主题旋律，以慢滑的装饰音表现出苗族民歌润腔上的特点。回转滑音的演奏方法是手指由本位音起――下滑――再回到本位音的来回滑动，滑动的音程一般在半音之内，可以是柔和的、速度较缓慢；也可以是较有力的、速度较快；也有戏剧性的音腔模拟滑音、与揉弦同时进行的滑音、回旋滑音、震音滑音、颤弓滑音等根据音乐的需要而决定，这在《梁祝》等乐曲中运用较多。大距离的滑音上、下、快、慢在各个音区变化音色的滑音，尤其适合表现中国北方风格的豪爽、幽默和热情，如《西皮韵》、《梆子风》、《送春泥》等。
中国小提琴乐曲中的滑音运用是造成音腔音势的重要手段，是借鉴民间弦乐器的演奏手法来增强民族特色和艺术感染力的一种方法，但这种“中国式滑音”，尤其在换把过程中的滑音，对于西方小提琴演奏和教学来说则是一种不能普遍接受的“错误”。因为，西方的音乐审美和教学体系要求尽量保持乐音的稳定性和音准，不可随意变化。
(3)装饰音
装饰音包括颤音、倚音、波音、回音等等。在西方古典音乐作品中，装饰音基本上是由作曲家严格规定好了的。但是在中国传统音乐中，装饰音是一种即兴发挥的状态，也是中国小提琴作品中运用最为广泛和丰富的表现手法之一，如：在《梁祝》、《夏夜》、《思乡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恩情》、《南泥湾》等乐曲中，装饰音的不同位置，不同的速度表达出不同的韵味。所以，每个装饰音的长与短、虚与实、疏与密不仅要力求细节变化还应符合音腔表现的需要。而西方音乐的演奏，一个音就是一个音，不能随意或增或减去装饰。所以有人说，西方音乐是音的运动，而东方的音乐是运动的音。
(4)运弓与发音
中国音乐无论是戏曲、民歌还是器乐，对音响有着或透亮圆润或虚淡深邃的审美要求。因此，演奏中国作品时运弓不宜过于追求“实”，而是通过弓弦摩擦的触点、弓速和压力的变化来改变音的强弱，也可以通过手指在琴弦上的抹动和揉弦幅度的变化，在运弓和气息的虚虚实实之中“虚中求实”，以达到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气韵生动，虚实相生”的意境。
小提琴演奏在西方以实，厚、浓、润的发音为美，演奏西方音乐强调动力在前和发音的稳定性。根据笔者的体会，小提琴在演奏西方音乐时，一般“音头”所表现出来的音质是音乐主要表现力之所在(动力在前)，而演奏中国音乐却往往在一个“主音”发出后的后续运动中表现出其韵味，也就是对一个乐音的音头――音腹――音尾的不同部分进行变化衍生和运动，任何一个部分都可加以装饰或者变化。演奏中国乐曲常常需要运弓的动力置后并加以变化，这种类似“大肚子音”演奏西方古典音乐是非常忌讳的。我在澳大利亚悉尼音乐学院访学期间，听到不少来自欧美的小提琴大师班的讲课都非常强调这个问题。中国、韩国、日本、印度等亚洲学生在这方面常常受到批评，这就是用东方的审美习惯，演绎西方古典音乐的尴尬，东西方文化在审美上的差异在此凸显出来。
小提琴演奏中的中国民族风格问题是“小提琴民族化”命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化应该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品格的音乐化状态。”中国文化和民族传统音乐博大精深，要想通过小提琴的演奏传达出真正地道的中国民族风格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经历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研究中西文化的差异不仅有利于中国小提琴音乐作品演奏的民族风格把握，也利于对西方音乐的风格的把握，促进中西文化的平等对话。
①郑羽《从文化角度探讨中西审美方武的差异》，《前沿》，2008年第1期，第206页。
②赵晓生《中国钢琴语境》，《钢琴艺术》，2003年第1期。
③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