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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统计范文1
一、科技人力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效应的关系
简要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其一，在农业领域中通过科技人力资源的不断增加，导致了规模效应的出现，进而也向农业经济的增长贡献出极大的促进力量。通过农业科技人员兢兢业业的研究活动，取得了一些能够促进农业活动生产效率提升的科技成果，而将这些科技成果引入到实际生产活动中，既对切实提高农作物的产量起到十分积极的效用，同时也为农业经济规模效益进一步地向外扩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再则，在农业开发的相关研究实践中，通过农业科技人员的交流探讨，不仅容易迸发出新的思维，同时新思想与信息源的汇集也能够为新创意的产生提供有利的路径。换言之，当农业领域中的科研人员其“生产函数”能够逐渐增加时，每一个加入的科研人才都意味着正边际产品投入情况也会随之增加。
其二，当农业领域中科技人力资源数量能够获得显著增加时，从集约化的经济模式经营来看，也可以促使农业经济从中获得更大的收益。这不仅会导致在农业领域研究岗位上的人才数量能够得到明显增加，而且合理且适当的人力资源配置也表明了在不同的农业部门中这些增涨的科技人员也可以在科研机构内部实现科学、有效的分配布局。当各个农业部门都能够集合相应的专业人才时，所带来最为直观的效果便在于能够使得各个部门快速地完成集约化的生产活动与产业化的经营效果。
其三，创新的农业科技人才也能够对农业发展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予以解决，在为农业人口“出谋划策”的过程中，农业科技人员贡献出自己的智慧，也更加有利于克服农业发展困境。
二、科技人力资源配置下农业经济增长效应统计
（一）统计方法
第一，关于变量和理论模型的确定。首先，确定变量指的是将科技人员的数量、结构以及地域分布情况作为农业产量增长的决定性条件。接着在人力资源的结构分布中再将岗位结构的变动设为变量，继而作为反映出不同区域的真实经济结构情况的基础性因素。举例来说，按照粮食的产销来进行分区，我国的粮食作物最为主要的产区包括了河北、辽宁、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南等13个省区，而粮食作物的主要供应区域则集中在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福建等11个省市区，通过对这些反映经济结构情况的变量进行分区比对后，便可以随之确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基本模型。其次，选择出理论模型。科研人员经常会运用到LnY=α+β1LnKJ+β2LnBZ+β3LnL+β4LnK+β5LnG 线性模型予以解答。
第二，确立模型中关于各要素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农业领域中的经济增长效益受到人力资源、物质资本、科学技术等多方面的因素的制约，其中物质资本又可以被划分为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两个方面。所以在模型确立时，通常会运用固定价值来衡量而忽视流动资本的价值，所以在设定时还需要将这两种要素分别予以考虑进去。在选择模型的过程中，需要科研机构将预先估计出的生产率指数，然后再按照非参数法、两步法、农业生产函数法等方式对农业增长与科技人力资源配置关系之间的模型进行异方差消除，并从取得的函数两边的对数，进而得出线性模型。例如，本文采用二步法对于粮食的主产、主销以及平衡区展开面板协整的检验，对于主产区面板v统计值为-3.0386t，其概率为0.00039p；面板v在主销区的统计值则为8.6148t，其概率值为0.0000；在平衡区中的统计值为-2.1109t，其概率为0.0430p。而在面板rho的检验中，其主产区的统计值与概率值分别为：3.7501t与0.0004；在主销区则为3.0884t与0.0034p；在平衡区则为-2.2335t与0.0001p。通过Kao的检验所得出的主产区统计值与概率便为：-4.7369t与0.0000p；在主销区为：-1.6137t与0.0514p；在平衡区则为：-2.5979t与0.0047p。综合来看，在以上三个区域中是存在协整关系的。
第三，确立与协调面板模型的基本形式。要对我国不同农作物产区内的统计数量展开分析，还需将不同地区间的异质性考虑到模板具体建立形式中去。举例来说，同样从粮食作物产区来看，四川与江苏两省都属于粮食的主要产区之一，但是农科的科技资源以及省内的政策措施以及其他促增收的条件基础不同，从而也会导致在数据面板所产生的内容中也可以体现出这种变动。农业科技人员在对数据模型展开确立的过程中，也需要对时间、空间中的二维信息予以掌握，从而确保在对总量进行研究时可以将探究结果的精准度对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并随之突破研究的同质性限定。
（二）统计数据采集
首先，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通常会用ATP来表示，这是通过对已有的农业产值数据根据当年价和总值指数来对总产值的平减指数进行估算。其换算的算式为：t年产值平减指数=t年当时价的总额/[t年总额指数t年总额]。从农业的物质资本存量（固定资本）来看，其表达公式中t为农业固定资本的存量；表示农业资本的形成额；为t-1年其固定资产的折旧情况。其次，农业的流动资本可以通过AK2来表示其使用化肥的量，所投入的农业土地资源可以用LA表示农业的灌溉面积。此外，关于模型的检验问题，也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科研人员需要对人员比重、劳动力投入等变量展开一系列分析之后，还需使用同样方式完成检验。当各个变量都维持在1%的水平时，则表示序列稳定，变量均属于一阶单整。
在完成了基本的数据采集之后，科研人员还需要对研究结构展开详细分析。根据变量通常属于一阶单整的特性，所以对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均衡、长期的关系，也成为了判断与检验面板数据时应当的考虑内容。在对回归结果进行检验时，工作人员可以运用6.0软件加权OLS的方式来实现回归。从实践中的众多例子中可以得出，当粮食生产区域中从事科研技术工作的人员逐步增加，并且这些人员的结构能够维持在一个优化的构成维度中时，那么不仅能够对农业作为产量增加起到实实在在的帮助作用，而且对于农业人口增收、农业经济产业发展也成为极为关键的重要贡献力量。
三、建议
第一，积极探寻并建立起一支能够满足农业研究的科技队伍。构建起一支结构合理、能力合格的科研队伍，不仅能够为农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同时结构清晰、分工明确的队伍布局也为避免资源浪费起到重要作用，从而实现了各司其职、配置恰当的专业结构体系。
第二，切实抓好由科研成果向农业产品转化的关键步骤。保障科技研发得到成果能够被有效的运用到提高农业生产数量与质量的工作中，才能使得农业效益得到保证。所有地方政府也要配合科研人员搭建起相关平台，以资金投入与政策保障等方式做好有关扶持工作。只有坚持研发、生产、经营的多点化合作，才能使得农业经济的发展能够取得更为积极的效果。
第三，对农业科技领域的人力资源配置予以调整。对农业产品的正外部效应进行深刻考虑。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要增加农业科技人员中的比重，并监督与执行好科研项目的资金落实情况。对于农业产业中雷同的产业与重复性的研究，也要完成资源整合，从而确保资源的高效。
农业经济统计范文2
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粮食跨省流通量稳居全国首位,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9.05%,人均耕地面积为全国平均的3.32倍，年均粮食产量约4000万t占全国榔，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黑龙江省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区域特色，以国有农垦企业为主体的垦区是我国人均耕地面积最多、农业现代化程度最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最高的农业地域,耕地面积占黑龙江省1/5,人均耕地面积是黑龙江省普通农区的5倍,粮食产量占全省的1/3。而以地方分散经营为主的普通农区尽管在自然环境和区位条件与垦区相似,但是由于政策、体制、管理方式和资源稟赋的不同致使垦区与周边普通农区在农业生产水平、产出效益、生产方式和组织化程度等方面形成鲜明的对比，土地、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要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因此，以黑龙江省垦区与普通农区为典型案例进行对比研究,探讨规模化生产和分散经营两种不同生产方式下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提高区域粮食综合生产水平、生产效率与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可为制定区域农业发展政策和促进黑龙江省场县（市）合作战略实施提供有价值的依据和参考。
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研究方法
农业经济增长是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不断投入及农业技术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采用农业生产函数模型，定量对比研究这些要素对垦区和普通农区农业增长的影响：
式中：表示农业产出，K表示资本投入，L表示劳动力投入,M表示土地投入,Aekt为农业经济增长中扣除了资本、劳动和土地等纯经济要素投入增长所带来的增长之后的剩余部分,为广义的技术水平,t为时间，文中取值1~21„a,p,Y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土地产出弹性,表示广义科技进步率。对公式(1)两边取对数,可得：
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可求出各投入要素弹性与科技进步率。当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时,用最小二乘法(0LS估计参数的多元回归法或逐步回归法往往会使模型因样本容量增减而不稳定，因此,论文采用多元岭回归分析方法，用于解决多重共线性对最小二乘法回归系数造成的严重影响。由于引入了岭回归系数k(0^k^1),当k#0时,岭回归系数是有偏的，当自变量间存在高度相关时，利用岭回归比由最小二乘法(0LS)产生的回归系数更加准确和符合实际,产生更小的均方误差（MSE),且不损失变量信息™。
借鉴索洛增长模型n2],资本、劳动力、土地、科技进步对农业产出的贡献率分别表示为
式中：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土地产出弹性，、K分别表示产出、资本、劳动、土地等的增长KLM率。因此,农业产出可表示为科技进步和资本、劳动、土地具体要素投入的函数，据上述模型对比分析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以及科技进步对垦区与普通农区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1.2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论文数据均来源于《黑龙江统计年鉴》和《黑龙江垦区统计年鉴》。在农业产出模型中，以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作物播种面积、年末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和农业资本存量分别表征农业产出、土地投入、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技术水平Ae«表示为时间的函数，时间t取值1_21。其中，农业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PIM)估算，公式表达为KFKM(1-f)+I,t为第t期的固定资本存量为t-1期的固定资本存量；It为第t期固定资产投资额,S为资本折旧率。参照已有研究[13],文中1990年资本存量K采用1980-1990年农业投资之和代替，资本折旧率S假定为10%,It采用每年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为了消除价格因素影响,农业产出、资本存量等均换算为1990年不变价格(表1)。
2模型估算与结果分析
2.1模型运算
运用SPSS17.0对经过对数变化后的指标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①黑龙江垦区与普通农区模型中DW值分别为1.29和1.045,均大于DW检验临界值d(0.83,a=0.05,随机误差项不存在显著自相关，无需对数据进行处理。②垦区和普通农区农业生产函数模型中的自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其中，垦区的科技进步与资本投入、土地投入的相关性为0.971、0.924,土地投入与劳动力投入相关系数为0.871;普通农区的资本投入与土地投入、科技进步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71、0.944,土地投入与科技进步的相关系数为0.892;进_步分析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可知，垦区资本、劳动、土地、科技进步四个变量的VIF值分别为21.1、4.4、14.6、38.7,普通农区相应变量值为61.7、7.6、20.9、45.7,表明两个生产函数均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为消除多重共线性对方程的影响，对农业生产函数进行岭回归分析，并得出相应的岭迹图（图1)。岭回归参数k原则上选取使岭回归系数稳定时的最小值，同时满足残差平方和不增加太多,k值的选取有一定主观人为性,通过观察岭迹曲线选取k值是常用的方法114]。本文取步长为0.02,计算k的岭回归线，线波动较大,各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不稳定；当k>0.3时,各投入要素变量及时间变量对应的岭回归线趋于平稳,k的取值对模型的参数与精度影响逐渐变小。因此本文对两个模型均取k=0.3,得出回归模型，回归模型检验及模型岭回归系数分别见表2、表3。根据表3中岭回归分析结果还原公式(1),分别得到垦区与普通农区的农业生产函数：
公式(4、(5分别为垦区与普通农区对应的农业生产函数。在黑龙江垦区以及普通农区构建的模型中，模型检验和变量检验中决定系数R2均接近于1、方差分析构造的F统计量显著,表明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好、回归方程显著;偏回归系数和常数项的检验中，垦区各影响因素均通过显著性t检验，回归系数是有效的。普通农区除常数项外各投入要素均通过显著度为0.05水平下t检验。岭回归模型通过各项检验,且各要素弹性系数均为正,表明模型是有效的。
2.2结果与成因分析
(1)资本、劳动力、土地、科技水平对垦区和普通农区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垦区生产函数中，资本、劳动力、土地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337、0.446、1.165,表示投入要素每增长1%,农业总产值分别增长0.337%、.446%.1.165%,要素弹性系数之和大于1,表明垦区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普通农区生产函数中，资本、劳动力、土地弹性系数分别为0.190、0.278、0.389,要素弹性系数之和为
0.857,表明普通农区生产要素投入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但是，不管是垦区还是普通农区模型中，劳动力弹性系数都高于资本弹性系数,主要是因为资本投入密集度达到一定程度后,边际报酬递减导致劳动弹性系数大于资本弹性K。垦区和普通农区的土地投入弹性系数分别为1.165和0.339,均高于资本和劳动力弹性系数,是农业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这主要在于垦区与普通农区农作物播种面积年均增长率分别达2.02%、2.34%,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0.35%,同时呈现稳定扩大的趋势,土地投入边际效应显著。
(2资本、劳动力、土地、科技水平对垦区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高于普通农区。垦区的平均科技进步率为2.7%,而普通农区平均科技进步率为1.8%,表明农业政策、农业技术创新与推广、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等对垦区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较普通农区大。对比模型(4和(5),垦区要素投入的弹性系数均高于普通农区,表明机械化、规模化、专业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下，农业投入产出效率要高于传统分散的农业生产方式。就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看,垦区人均劳动力的粮食产量24.9U人均农业生产总值8.13万元，而普通农区分别为3.78t和2.05万元,垦区单位劳动生产率远高于普通农区。从各要素增长率分析结果看(表4,普通农区资本投入与土地增长速度在2000年以后高于垦区，但是农业经济增长速度
却低于垦区,表明普通农区各要素投入的产出效率较垦区差(3)资本、劳动力、土地、科技水平对垦区与普通农区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差异较小(表5。劳动力投入对垦区及普通农区的贡献率最低，分别为8.0%和10.5%。由于垦区单位劳动生产率远高于普通农区，普通农区相对于垦区富余更多的潜在剩余劳动力，需要提高普通农区农业劳动者自身素质,鼓励从事非农产业,实现劳动力向其他行业转移。普通农区资本投入贡献率略高于垦区，主要由于其资本投入的平均增长速度为垦区的1.52倍。垦区较高的土地产出弹性使得垦区土地投入贡献率高于普通垦区9%。总体上看，垦区与普通农区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总贡献率分别为54.7%和57.5%,而科技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5.3%和42.5%,表明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是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科技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也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
3结论和讨论
利用1990-2010年黑龙江垦区与普通农区的时间序列数据，基于农业生产函数模型，采用岭回归方法探讨了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对不同类型农区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1)不同农业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的农业地域，要素投入的弹性系数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垦区的资本、劳动、土地投入和科技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和投入产出效率高于普通农区。垦区农业经济增长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而普通农区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同样的要素投入，垦区农业经济增长高于普通农区。
农业经济统计范文3
坚持以人为本理念，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农民是农村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主体。坚持以人为本，体现到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就是要一心一意为农民谋利益，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使之分享改革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努力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
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这是以人为本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最根本的体现。要认真贯彻落实“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广开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既要从“三农”本身考虑问题，寻求出路，又要跳出“三农”，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思考问题，研究对策；既要大力挖掘农业和农村内部的增收潜力，又要在农业和农村外部开辟新的增收途径；既要立足当前采取尽快见效的增收措施，又要着眼长远寻求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治本之策，为农民增收提供新的动力。
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这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要使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体现在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过程。尊重农民的创造和选择，维护农民的经营自，切实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利。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监管，推进乡镇政务公开、村务公开、财务公开，维护农民对集体资产的收益分配权和管理参与权。加强对农民负担的监管，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加快农业和农村法制建设，严格依照法律法规来管理农业、开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全面推进依法治农。当前特别要加强法制教育和宣传，培育农民依法维权的意识。
全面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这是提升农业、振兴农村的希望所在，是减少农民、使农民富裕起来的关键所在。要把提高农民综合素质摆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围绕增强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大力加强科学知识普及、先进实用技术培训和思想道德教育。适应农业专业化、规模化和现代科技发展的需要，培养造就一代新型农民。扩大“阳光工程”的实施规模，加强劳动力转移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外出务工就业的能力。
坚持统筹协调理念，优化发展环境，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统筹协调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是解决城乡发展失衡问题的关键。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全局，必须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着力改变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完善支农政策体系，强化农业发展基础，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
尽快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要深刻领会“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着力消除影响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城乡之间资源合理配置的市场体系，形成城乡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共同发展的运行机制。特别是要加快建立城乡平等的就业体制，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断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的环境。要为农民提供平等的教育、医疗机会和待遇。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和公平化。引导各类资源与要素向农业和农村流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完善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体系。要全面落实“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不断增强农业政策的反哺性和普惠性。调整和优化支持“三农”发展的财政支出结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结构、信贷资金投放结构。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机制，进一步完善补贴政策，扩大农业补贴规模。探索建立农业投入的补贴机制，积极推动农业的政策性保险试点，尽快形成完整的国家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体系。
加大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要在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下功夫。要加强农业生产设施和农村生活设施，特别是农田水利、乡村道路、改水改厕和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加快实施农村“六小工程”，大力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重点搞好农业“七大体系”建设，完善农业发展综合服务体系。按照项目构建工程、工程支撑体系、体系保障发展的原则，实施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等重点工程，着力提升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增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
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农业。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要围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探索农业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有效途径，积极发展农业和农村循环经济，实现农业生产、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的有机结合。
深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各地资源优势，优化农业区域结构、产品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运行的质量与效益。积极发展特色农业、设施农业和高效经济作物，加强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建设，提高优势农产品的集中度和优质专用农产品的比重。推进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业，同时大力发展高产优质水产养殖。推动乡镇企业产品、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集聚，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特别是粮食加工业，延长粮食产业链，提高经济效益。强化农产品市场营销工作，促进农产品流通业健康发展。
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农业资源。人增、地减、水缺，是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农业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保地节水。要加大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保护力度。实施沃土工程，加强耕地质量动态监测。改进栽培和饲养方式，推行间作套种、水旱轮作、立体种养模式，发展保护性耕作。引导农民科学施肥，努力培肥和提高地力。合理利用水资源，大力发展旱作节水型农业。
积极发展农业和农村循环经济。运用循环经济理论，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基本原则，发展“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农业循环经济，促进再生资源的循环、永续利用和非再生资源的节约利用。发展生物质经济，支持农业副产品循环利用。大力推进生态富民家园计划，加快农村沼气发展步伐。发挥农作物秸秆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发展秸秆产业。推动农产品初加工后的附产品及其有机废弃物的系列开发、深度加工，实现增值增效。
切实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以保护自然、保护生态、创造优美环境为目标，利用人、生物和环境之间能量转化及生物循环的规律，构建资源节约型农业体系，促进农业与环境的良性循环，实现农业环境优良化。按照“提高认识、依法监管、加大投入、防治并举”的要求，加大农业污染的防治力度，减少土壤中的化肥、农药残留量。全面实施以清洁家园、清洁水源、清洁生产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农业建设工程，推进以沼气建设为重点的生态富民家园计划，加快规模养殖场粪便净化和生活污水净化处理设施建设，努力控制和减轻农业面源污染。扩大退牧还草工程规模，加强鼠虫害防治，不断改善草原生态环境，逐步建立草原生态修复的长效机制。
坚持科技进步理念，强化农业发展的战略基点，不断提高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重大农业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是农业发展的战略基点。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必须把科技进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提升农业科技基础创新、集成技术创新及应用转化的能力，加大农业科技的推广力度，不断提高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
加快建立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要加强关键技术攻关和高新技术研究，力争在新品种培育、病虫害防治、生态环境建设、资源高效利用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农业科技发展的着力点要实现由注重增加产量向提高产量、质量和效益并重转变，由注重研究向研究、应用、推广和普及并重转变，由注重常规技术向常规技术集成和高新技术自主创新并重转变。大力发展降低成本与节约资源的技术、标准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设施农业技术，建立农业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技术体系。
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促进农业增产增效，关键要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核心是推广一批先进实用的农业技术。要扩大农业技术推广项目专项补贴规模，优先扶持优质高产、节本增效的组装集成与配套技术开发。重点推广一批先进实用的农业科学技术，扩大主导品种、主推技术的应用范围。
坚持改革创新理念，消除制约农业发展的体制，增强农业发展活力和动力。深化农村改革是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全局的内在要求，是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农村改革面临的任务仍很艰巨，需要我们下大力气积极推进，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是党在农村政策的基石。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全面落实二轮土地承包政策，建立健全农民承包土地流转机制。要加快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立法工作，完善土地承包纠纷调处机制。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土地补偿费，推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强国有农场农业用地保护和占用的监督管理。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创新，增强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民的服务能力。
探索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形式。鼓励和扶持农民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组建多种形式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村经纪人、专业大户和其他中介组织。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立法进程，保护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通过建立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建立起农民与市场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积极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推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加快免征农业税步伐，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推动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各项改革试点，探索解决乡村债务的有效途径。加快国有农场农业税费改革。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搞好兽医管理体制、农垦管理体制、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等方面的改革。
坚持现代工业理念，谋划农业发展，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用现代工业理念谋划农业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农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重大任务。要把工业经济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经营思想、管理方法、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等，导入和应用到农业领域，大力改造提升传统农业，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运用现代工业成果改造传统农业。要把现代工业发展的成果逐步运用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为建设现代农业提供有力的物质技术支持。推进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与现代农业技术的结合，拓宽农业的内涵和外延，增强和发挥农业的多种功能。积极采用工程、生物、农艺等技术措施，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大力发展农用工业，提升农业装备水平。
优化农业组织形式与生产方式。借鉴现代工业组织形式，大力推进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积极发展农业产业集群，不断提高农业的规模化、组织化、集约化水平，积极探索各种农业生产要素之间紧密结合、良性互动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引入工业融资方法，强化项目推进意识，开展农业资本运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格局。
农业经济统计范文4
1、耕作方式：铁犁牛耕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出现。汉代牛耕得到广泛推广。唐明曲辕犁之后，中国犁耕技术走向成熟；
2、经营方式：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生产主要是为满足自己基本生活的需要和缴纳赋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
3、土地制度：战国时期确立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阶级通过政治特权或经济实力，占有大量土地，而农民只有少量土地或完全没有土地。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成为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
4、生产技术：精耕细作是我国封建社会农业的特色之一，也是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
（来源：文章屋网 ）
农业经济统计范文5
1.农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我市在“一轴双城”建设中，在保证不越过耕地红线的前提下，大量地开发了耕地面积，致使我市农业耕地相对减少，农业产业机构也在根据这些变化发生调整，现在大同市的农业结构还很单一，农业整体水平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结构不合理、农业产业不均衡等现象常常出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现在我市的农业发展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受到长期的农业思维影响，以至于现在的农业现代化水平都还不高，发展进程也很慢。加上气候、耕地等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转型中的农业成为我市经济发展面临的极大问题。
第二，农业发展技术水平低，产业结构不高。
第三，由于我市在保证古城恢复建设的同时，还要建设新城，使得大同市农业在发展过程中慢下来，没有得到重视，导致在发展的同时忽略了整体的质量。针对大同市的农业经济状况，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农业项目发展较少；二是农业产品质量需提高；三是农业种植种类需增多。
第四，农业结构调整在宏观上失衡，从而导致结构调整复杂化。
综合考虑我市在这次重要变革的情况下，大同市需要调整农业结构，同时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大同市应该把调整重心放在农业经济结构上面，并坚持持续下去。
2.增加农业产业项目类型
在过去发展的基础上，针对大同市现有的农业经济结构做出相应调整，逐步实现经营产业化，将农业经济带上产业化道路，从而把现有初级发展水平逐级提高。在整个大同市农业经济结构中，农业企业在过程中发挥的效用将逐步增强，农业企业可以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转移，并通过集中培训，让农民增强各项技能和水平，同时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所以，此后的调整方向重点将从这两大方向进行，其中进度最快、推动作用最好的莫过于及时改变现在的农业经营模式，引入新的竞争机制；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在现有的资源条件下，大同市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优势条件还比较明显，可利用的资源还比较多。通过规模生产，发挥龙头农业经济项目的带动作用，逐步建立好合适大同市本地的农业项目，让农工商一体化的经营体系成熟起来。即在不远的将来，大同市的农业经济将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实现产业化经营，做大做好农村经济，当然，在搞城市发展时，因地制宜，既可以使本地人享受，又可以对周围的省市出卖此产品。
在推动农业经济产业话过程中有三个重要的影响因素：第一，伴随着模式的打开，会有更多新兴农业项目类型产生；第二，在农业产业化的体系建设过程中会渐渐吸引跟农业相关的企业，常见的有优势互补型和强强联合型；第三、一些在细分市场里找到农业生产者也会参与到激烈的竞争中来，依靠自己专业的优势开辟市场。
①新出现的新兴农业项目
在进行农业产业化的前提是利用农村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规模化。由于之前土地承包给农民，分散到各家各户，所以一旦集中起来就会产生新的组织形式：由农民自发集体参与进来的具有规模化的农场和由借助资本优势租用农民手里的土地建立规模化农场。可以发现第一类组织形式比较粗犷，而且在过程中需要不断集中大家的意见和想法，一旦中间环节出现问题就会争执不下，推广难度系数比较大；第二种形式就侧重点不同了，既然是租用后自己使用，所以租金就成两大利益主体的考虑重点，一旦租金问题得到解决，那么建立的过程就简便很多。
②与农业密切相关的企业将会被纳入农业产业化体系当中
在农村土地进行农业产业化过程中需要发展的路还比较远，一种合适的模式是在选择和对比中产生的，只有这样根据实际情况，一套完善的农业市场体系才更会发挥最大效果。其中大家能够容易想到的就是跟农业相关的企业，如肥料加工企业、农药生产-销售企业、农业机械生产-销售企业等等，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他们对其推动作用也非常重要。在农村土地进行规模经营化的市场需求下，这些企业的销售市场和生产方式也会随着这种改变而改变，重要的一点就是客户对象发生了很大变化，规模化的形式对需求有很大的针对性，之前是对农民进行设计-生产-销售，现在需要转变为对具有一定规模的单位进行设计-生产-销售，如果出现失误，那么遭受损失的会是企业本身。
③其他各类农业生产者也将在农村开拓自己的市场
在建立农业产业化过程当中，农村市场被一步步放大，细分市场也会在过程中显现，从规划化定制和生产到差异化生产，农村市场在对消费品和文化产品这块会不断爆发出购买需求，以前只有服务于城市的企业开始向农村地区倾斜，这块市场的消费潜力正在被大家所认识、开发出来，空间很大。
3.农业应构建成技术密集型的生产体系
当然，我国的农业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主要依靠传统方式，由于农民是单个个体，在对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学习及利用还不成熟，重点就是农业生产技术过时。在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大家对农业的改变进度很慢，导致农业经济跟时代脱节，使得传统方式进行生产的农产品开始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很多产品都被淘汰，同时对高质量食品需求使得我国对国外的食品进口量连续逐年增大。
相对于传统的农业发展轨迹，大同市在利用高科技技术方面领先于其他地区，所以发展起来速度比较快。究其原因，新产生的科技对农业的发展具体很强的针对性，科学技术更新速度比较快，所以现在很实用的产品技术在迅速发展过程中会被新的技术所替代，更新换代频繁；风险因素，在利用新技术的同时考虑到风险投资体系，一旦利用失效，那么带来的损失将是不可估量的。
二、对外经济环境变化对我市农业发展的影响
1.世贸对我市经济环境的表现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速，新的冲击将会对农业经济的带来比较大的改变。
一方面是外国资本的涌入，对农业产业的影响不可忽视，在商品和金融市场，金融的力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的力量是巨大的，对落后产业的冲击以及淘汰都在所难免，顺应时代而发生的努力生长起来的企业也开始适应这个市场，在日新月异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另一方面就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并在发展中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的逐渐开放，将会创造一个宽松透明的市场环境，为新的产业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在内外力量的不断融合并向前迈进。
2.世贸对全国经济环境的影响
随着WTO在我国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放开，我们的产业也将逐渐融入到世界这个大环境中，伴随而来的是挑战和机会，自我改善和不断在竞争中发展。可能在前期我们原本的产业还不适应带来的冲击，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混乱和不稳定，但是随着金融风险的把控能力提高以后，我国农业经济将会在过程不断完善壮大，并且自己在过程中也会淘汰落后产能和更新装备、引入新技术等等，使得整体水平上一个台阶。
三、可持续发展与我市农业的关系
1.当前农业发展的背景
可持续发展是今后发展的方向，其主旨要求在经济进行发展的过程中，让与之相关的环境、资源相互协调，不以牺牲现在的资源为前提，把社会、经济、环境等各个因素都协调到统一。在可持续发展过程当中，核心是对当前环境的保护。由于之前没有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产生了先破环、后治理的模式，可是结果却使得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化，和我们居住、生活的环境日益糟糕，现在我们不得不认识到错误，并遵循可持续发展模式，促使社会经济的发展。顺应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要求，在实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下，支撑我市经济的农业发展项目也将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农业的生产经营模式将从粗放转向集约
从粗放经营转为集约经营，一直是我市农业发展的一个口号。从我市来看，资源紧张的形势则更加严峻，经济的较高速发展，使我市的资源供应连续几年吃紧。
3.环境的综合治理将促使有污染的农业进行生态改造
在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对环境进行着重治理，随着之前的不重视，现在要用更加强大的力量来推进，对还在对环境产生污染的企业进行整改、关闭或用新的产品替代。对于可能改善好的已污染环境，通过利用资金、新技术来进行改善，如果在过程中一些无法承受的企业将会被迫退出这个市场，让有能力的企业来改善、优化，从根本上城市发展要配合农业发展要求，才能实现共同赢利。
四、体制改革与农业发展
现阶段，我市经济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完善的城市经济运行体系。在“转型发展、绿色崛起”的过程中，农业的发展路径也会发生相应变化。
1.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将成为我市市场的主体。在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也会逐步退出对农业的微观管理，政府对市场发展的直接保护也将随之取消。
2.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会由管理主体转变为服务主体。政府将致力于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宽松的宏观环境。这样，农业的建立及发展将会面临一个较为宽松的行政环境。
农业经济统计范文6
以产业化方式经营农业已成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特征。从产业化组织数量和各类组织带动农户的能力看,“公司+农户”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主导模式。截至2006年底,全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总数达154842个,比2000年增长132.2%。其中,龙头企业71691个,占产业化组织总数的46.3%,联结龙头企业与农户的服务组织70874个,占产业化组织总数的45.8%(黄连贵等,2008)。
迄今为止,人们对于“公司+农户”的模式存在不同的理解,大体区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市场交易形式。农户随行就市将农产品卖给公司,公司一次性收购,不签订合同,自由买卖。二是完全一体化形式。即公司与农户通过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的联接,将农户生产活动内化为公司的经营车间,所有生产要素由企业中的权威配置。三是公司与农户保持各自独立的主体地位,通过签约形式建立双方间固定供销关系的经营模式,通常称之为合同农业或订单农业。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农户与公司交易中,通过合同建立交易关系形成的中间型组织模式是普遍的形式(万俊毅,2009;赵德余等,2004;生秀东,2001,2004)。从统计数据看,2005年龙头企业与农户以合同方式联接的占55.3%,以股份合作方式联接的占15.2%,以其他方式联接的占13.5%。
上述数据表达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为什么合同交易能成为农户和公司的共同选择?这个问题也暗示着:为了理解市场与企业间的权衡关系,有必要更确切地分析“公司+农户”采用合同交易的潜在优势与生成机理。
二、组织形式的选择:一个简化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分析框架
交易成本经济学作为理解如何安排交易治理的一个普遍性框架而出现,并成为了经济学、管理学与组织学的主流研究范式。这一分析框架的基本观点为:一项交易要选择可供选择的交易成本最小的治理结构来完成,即把属性各不相同的交易与交易成本最小化的不同治理结构“匹配”起来。Coase(1937)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将市场理解为用契约形式执行的交易,而企业则被视为用权威形式执行的交易,认为企业是对市场的替代性制度安排。受Coase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影响,很长时间里,人们关注市场或层级的问题,似乎除了市场就是企业。Larsson(1972)指出:“企业与市场之间直接协调和自动协调的两分法,使人误解为性质截然不同的协调方法,它忽视了企业间合作的事实。”现实中存在大量的合作生产和合作经营,并非“非做即买”,由此引申出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中间组织理论的萌芽。威廉姆森(2004)具体化交易成本概念,以组织的适应性为核心问题,依据交易特性带来的交易成本与组织管理成本的变化,进行组织形式选择的比较分析,区分出市场、中间型组织和科层三种基本组织形式,揭示了组织形式选择的逻辑。图1简化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分析框架
根据威廉姆森关于组织形式选择的理论逻辑,通过绘制图1建立一个简化的交易成本分析框架。图1横轴的两端代表组织形式选择的两级:市场和企业。采用市场组织治理交易时,成本主要表现为市场交易成本(C2);采用企业形式治理交易时,成本主要表现为企业内部管理成本(C1)。因此,偏向市场组织的一端,表现为不断增长的交易成本与不断下降的管理成本;偏向企业内交易的一端,表现为不断增长的管理成本与不断下降的市场交易成本。由此,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问题可以表述为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的权衡过程,以折中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达到总成本(TC)的最小化。
当某项交易治理的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的取值如图1所示,那么总成本曲线(TC1)最低点决定的H1点成为组织形式选择的均衡点。由于不同交易客体、交易主体、交易环境隐含不同的交易特性,交易特性的差异会影响治理交易的内部性质和属性,从而形成不同的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取值区间。不同的交易成本曲线与管理成本曲线所决定的总成本最低点,构成了不断变化的均衡点,从而形成了现实中多样化的组织选择类型。具体而言,当某项交易治理的管理成本偏高时,在图1中表现为管理成本曲线(C1)向左上方移动,新的管理成本曲线(C12)与交易成本曲线(C2)决定的总成本曲线(TC2)的最低点H2成为组织形式选择的均衡点。均衡点从H1移至H2意味着:组织边界向市场方向移动。表明管理协调成本上升时,出于节约管理成本的考虑,组织中会保留更多的市场成分。如果管理成本太高,中间型组织形态就会滑向横轴的左端,即采用完全的市场交易。当某项交易治理的市场交易成本偏高时,组织出于节省交易成本的考虑,组织的边界就会向企业方向推移;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过高,组织形态就会转向横轴的右端,即采用完全的企业内交易。由此可见,企业、市场,以及处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中间型组织类型的选择过程就是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持续不断的权衡过程,根本目的在于寻求管理成本与交易成本之和最小化。
三、农户的经营模式、经营特征与潜在合作需求
(一)农户经营模式:自给模式转向市场化经营
1.生存压力淡化——农户经营模式转变的前提条件
农户的经营模式与其生存状态密切相关。对于处于生存线边缘的“生存农户”而言,追求生存最大化是其根本的行为目标,是典型的风险规避型。在小规模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下,尽管从生产效率角度来看是低效的,但由于是多品种、小规模生产,品种间产量波动的非同步性为农户预留了品种间产量调剂补缺的行为空间,通过赋予农户收成的稳定性保障农户的生存。因此,对于“生存农户”而言,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是其规避生存风险的有效策略选择。1978—1984年,我国普遍推行了家庭承包经营制,农民获得土地经营的真实权利与身份自由,农地产出率不断增加,承包地尽管不足以使小农致富,但吃饭问题基本解决,家庭生存问题越来越淡化。也就是说,家庭承包地确保了农户的生存安全,生存对农户生产行为的约束作用已越来越弱。这为农户转向市场化经营奠定了物质经济的基础条件。
2.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农户经营模式转变的诱致性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改革将小农与外部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农户的生产和生活领域更深、更广地卷入开放的、流动的、分工的社会化体系。一方面,随着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推进,农产品市场的交易环境日渐宽松,交易空间不断扩展,一个以市场导向为基本特征的农村经济新体制正在逐步形成。以农产品市场交易为基础的货币收入成为农户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展,农户生活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农户的医疗、教育、日常消费等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大,产生了持续性的货币支出压力。在产品市场化交易的货币收入,以及持续性的货币支出压力下,诱发农户从低效的自给模式转向市场化经营模式,生产目的由满足自身需求转向市场化经营的利益目标。
(二)农户经营特征与合作需求
重建的农户经济,确立了农户独立经营的微观主体地位。农户作为一个生产组织,在其内部形成了劳动监督的自我执行机制,有效地解决了我国农业集体生产带来的生产效率问题。但我国人多地少,土地按人口均分,普遍而言农户的经营规模只可能是“小农”形式。分散生产的小农户受理性和能力的局限很难驾驭市场交易伴生的交易风险,在市场交易中处于劣势。
1.农户生产管理的优势:“天然为低”的管理成本
农户经营的优势在于:面对的是“天然为低”的管理成本。农户是基于血缘关系的生产组织。这种天然的“关系”特性决定了作为生产组织的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不仅限于经济利益的工具性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情感性关系。双重关系纽带的重合使得农户内的组织成员从许多方面对农户家庭的整体目标和利益目标的认同,生产性努力动机无需通过家庭内部精密的劳动计量并同报酬挂钩来激发,在农户组织内部形成了生产劳动的自我监督执行机制。“天然为低”的管理成本有效适应了农业的生产特性。因为农业生产具有经营的灵活性,农业劳动存在监督与考核的困难。由此可见,重建的农户经营体制的优势在于:农业生产中形成了“低而平直”的管理成本曲线G(见图2),解决了我国农产品生产的劳动生产效率问题,将中国丰裕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给农村经济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动力和活力。
2.农户市场交易的劣势:“高而上升”的市场交易成本
我国分散生产的小农户传统上与市场处于脱离的状态,受其理性和能力局限,要与大市场有效衔接非常困难,面临较高的市场交易成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产品市场经历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型。这种转型使得农户市场经营的交易成本问题日益凸显,农户收入函数发生了质的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产品整体上供不应求,特别是粮食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经济也没有完全融人世界经济体系。在这种“卖方市场”结构下,小农户的市场交易成本问题不是核心问题。因为农户只需负责生产,生产多少都能以较好的价格销售出去。在这种“生产约束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家庭经营的劳动生产效率优势带来的农产品增产与农户市场化经营的增收目标具有一致性的增长趋势。因此,尽管重建的农户经济没能解决市场交易问题,但在“卖方市场”结构下,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被掩盖,农户增产基本能保证增收。
1990年后,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供求格局从过去的长期短缺,转为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农产品市场日益成为买方驱动。农产品供求的结构矛盾取代总量不足成为主要矛盾,“谷贱伤农”成为一个长期性问题。从消费需求看,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吃饱,而是要求吃好,要求农产品的品质高,品种多样化,还要达到保健、安全的目的。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我国农产品市场面临进一步开放的严峻挑战,国内市场逐步国际化,导致农产品市场竞争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市场成为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约束因素,农业生产者所面临的风险从生产领域转向市场流通领域。而分散、小规模经营的农户受理性和能力局限,难以准确判断市场需求动态和市场信号,与市场交易伴生的高昂的交易成本成为影响农户收入的决定性变量。具体而言,市场交易成本包括:(1)价格搜寻费用,包括产前要素购买价格与产后产品出售价格;(2)品质度量费用,包括对购买的投入要素、服务的质量评价费用,对自身出售产品的质量评价费用;(3)交易的谈判成本、监督费用以及因监督不足而遭受的欺诈损失等。孔祥智(2003)指出,由于分散的小农户在市场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由此造成了三大“黑洞”:一是“交易黑洞”,小规模农户在与工商企业进行原料和产品交易中,得不到平等的谈判地位,往往受到多重盘剥;二是“信息黑洞”,由于信息不对称,小规模农户不可能获取准确的市场信息,从而出现买难卖难现象,重复性的结构调整将进入一种恶性循环状态;三是“利益流失黑洞”,小规模农户难以分享与农业相关联的
二、三产业的增值利润,从而造成利益流失。由此可见,随着我国农产品市场结构的转型,“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衍生的高昂的市场交易成本问题成为制约农户收入增长的首要因素。这表现为图2中随市场化经营程度提高而“上升”的交易成本。因此,农民需要组织起来进入市场成为各方面的一个共识。
3.农户的潜在合作需求:节约市场交易成本
以上分析表明,农户经营尽管面对的是“低而平直”的管理成本曲线,但转向市场化经营的“小农户”存在“卖难”、“买难”问题,且由于处于讨价还价的弱势地位,容易受到价格、成本波动的冲击,面临着不断上升的市场交易成本。在农业市场化、农民进入市场与市场交易成本过高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下,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成为农户实现市场化经营利益目标的关键。由此,农户对市场稳定提出了要求,寻求具有市场网络与市场开发能力的组织进行合作,寻求通过组织创新解决产前、产中投入要素的“买难”和产后农产品的“卖难”问题,从而达到既改善生产效率,又改善交易效率的目的。
四、农业企业的产生与组织形式选择规则
(一)农业企业的产生
从农村突破的制度变迁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给农业企业进入农产品市场创造了良好机会。传统的国营、供销合作企业是我国改革前农产品流通的主渠道,但由于其改革滞后,不适应市场竞争环境,导致改革后各类农产品的流通渠道出现重大空缺。这为其他企业进入农产品市场创造了良好机会。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了外国公司、私营企业与国、合企业集中进入农业领域从事生产和购销活动的新气象。先期进入我国市场的外国公司、新创办的私营企业以及经过改制以后的国、合企业,尤其是多成分股份制企业,无论是在资金融通、技术引进、设备改造、质量保障方面,还是在企业管理、市场开拓、信息收集、经营网点分布方面,都具有先天优势(杜吟棠,2001)。毋庸置疑,在整个农业价值链中,资金、技术、市场营销及管理技术等现代要素主要存在于公司之中,这些优势条件,正好与农产品价值链上游的农户形成了互补型的比较优势。公司成为引领、组织农户进入市场的一个潜在合作主体和重要的推动力量。各级政府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态度从肯定,到鼓励,再到扶持,进一步推动了农业龙头企业的快速发展。
(二)组织形式选择的决策规则
公司与农户经营的显著区别在于:公司广泛采用雇工经营,采用层级制的管理方式,面临的并非“低而平直”的管理成本曲线。因此,公司对于组织形式的决策必须兼顾管理成本与交易成本。对于公司而言,理性决策规则就是管理成本与交易成本之和最小化的规则。
农户经营特征表现为:“天然低的”管理成本特征,但面对不断上升的市场交易成本。因此,对于农户而言,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之和最小化问题可以简化为交易成本的最小化,即交易成本最小化的交易组织形式是农户的理性选择。
(三)组织形式选择权的配置
由于公司与农户作为交易的主体双方,具有地位不对等的关系特征。大量分散化、小规模的农产品生产者,作为供者,形成了竞争性的农产品供给市场;由于规模经济性,当地一般仅有少数的农产品加工或流通企业,公司成为拥有一定程度市场力量的买方;在农业分工领域,农户拥有农产品生产信息控制能力优势,公司具有市场、技术优势,处于产业链的核心增值环节。公司与农户双方市场力量的差异以及比较优势的竞争力差异导致组织形式的选择往往在公司主导下形成。农户作为从方,决定是否接受该合作契约,并以一定的从方策略响应公司。因此,组织形式选择是在公司主导、农户响应下形成。
五、“公司+农户”:为什么采用合同交易
(一)合同农业的选择: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的权衡
任何交易的产生都是既定约束条件下利益相关者博弈的均衡解。“公司+农户”采用合同交易成为一种普遍形式,这必然要求回答:为什么合同交易能成为农户和公司的共同选择;这个问题也暗示:为了理解市场与企业间的权衡关系,有必要更确切地分析“公司+农户”采用合同交易的潜在优势及其存在基础。
公司与农户间存在着三种典型的交易组织形式选择:市场、一体化与合同农业。采用市场交易组织方式,意味着公司与农户间按照价格机制交易产品,各取所需,这种交易方式不能有效地降低农户的市场交易成本,因此,农户会尽量减少利用市场与公司进行直接交易。对于公司而言,采用市场交易可规避内部管理成本,但面临上升的市场交易成本,而农产品交易特性以及农产品市场结构的转变会进一步加大公司的市场交易成本。一方面,从农产品交易特性看,在外观上,农产品同质性极高,不同农民所生产的同种农产品在外形、色泽等特征上的差异很小,难以像工业品那样在产品上进行标记;在内在品质上,具有极大的异质性,而且农产品具体的口感与质量只有在食用后才能够知道,对健康的长期影响也许是永远无法知晓的,具有典型的经验产品特征。农产品外观的同质性、内在质量的异质性以及经验性产品特点可能导致公司在采用市场机制收购农户农产品时,因信息不对称而使产品分等定级的计量成本高昂。另一方面,当农产品市场结构转向买方市场时,消费者导向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需求日益受到重视。在市场诱导与政府推动下,农产品质量认证体系规范不断推广。高质量的、标准的、规范的农产品加工生产要求高度专业化的投资。专用性投资在市场交易中易产生潜在的“敲竹杠”问题。为减少专用性资产的投资风险,公司需要稳定地获得一定数量的、必要质量属性的原料供应。这要求公司事先与农户交流,从而保证原料产品供应的数量和特定的质量规范。这时,延时交易、农户的身份、重复交易变得重要。因此,随着农产品市场结构的转变,相比于合同等更紧密的垂直协调,采用开放、匿名、瞬时的市场交易成本问题更为突出。
选择一体化组织形式意味着公司将农户纳入企业内部管理,实行农产品种养、加工与销售等环节的一体化。在这种组织形式下,农户的市场、生产风险降到了最低,农户收入稳定,收入水平高,对于农户而言是一种有效的选择。但对于公司而言,虽然可以规避市场交易成本,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科层组织存在管理成本不菲的弊端,而农业的生产特性可能进一步限制了这种组织模式的扩张。因为农业生产是通过利用有构造生命自然力进而利用其他自然力的活动。这一特点决定了农业生产活动主体必须根据农作物的生物需要指令做出灵活、及时的反应,也决定了农业生产绩效(包括农产品的产量与质量)既与气候等自然条件相关,又与农业活动主体的生产性劳动努力行为相关。采用雇工生产,企业难以对农户的生产给出标准化、严格的指令,难以将农户生产性劳动的努力程度与其绩效直接挂钩,或者这样做的成本极其高昂,因此,对于组织管理主体——公司来说,面临高昂的监督管理成本。
以上分析表明,受农业特性以及农产品市场结构转变的影响,随着组织形式向科层或市场集中,组织成本曲线将出现非线性的增长趋势。对于公司而言,基于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节约的折中,某些交易混合使用科层和市场机制,利用处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合约”作为交易的一种联结方式可以获得最小的总成本,即合同农业成为公司的一种有效的选择。对于农户而言,合同交易可以稳定农户农产品投入要素供给和农产品的需求,减少农户必须承担的事前与事后的交易费用。事前交易费用包括要素与产出品的市场价格搜寻费用、品质度量费用、谈判费用以及专用性投资过多或不足的损失;事后交易费用包括市场风险损失、交易监督费用以及监督不足带来的欺诈损失等。并且,在组织合作过程中,农户可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到农产品价值链上下游各环节的整合带来的增值收益,从而带动农户增收。因此,在公司主导、农户响应下,合同农业可能成为交易双方的共同选择。此外,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曲线取值的变化特点,进一步拓展了中间型组织选择的范围,以至于“公司+农户”大部分的交易是“隆起的中部”,即合同农业成为普遍的选择。
(二)合同农业的组织形式:潜在优势
就逻辑关系而言,“公司+农户”采用合同交易的组织形式恰好结合了“市场”和“企业”的特点,将“价格协调”与“权威协调”兼收并蓄,同时将“平等的市场交易关系”和“目的性的合作关系”合二为一,是克服市场失灵和内部科层组织失灵的一种处于边际状态的组织形式。
具体而言,与企业相比,公司与农户的双边关系具有相对独立性,农户并不是公司的员工,公司也并非农户的“老板”,双方各自保持了相对独立的所有权自主性,使得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类似市场的激励优势。在具体运作方式上,主要表现为公司将农产品种养环节外包给地点分散的农户,农户承担种养环节的土地、物质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并拥有资产所有权,农户成为加盟公司的相对独立的作业车间,由农户负责生产日常管理并独自承担生产风险。这种“外包”式的不完全企业化、准外部化合作,既给公司、农户一定的自主性和激励诱因,也带来了公司管理成本的节约,包括员工管理费用、生产监督费用、投资管理费用等。与市场相比,公司与农户的双边关系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等级性、目的性合作,公司要求农户按合同进行生产,对农户实行准车间化管理,从而将农户生产纳入公司一体化的生产流程。这种对农户生产进行“选择性干预”的不完全市场化、准内部化分工,既给公司和农户一个稳定的生产决策预期,也带来了公司与农户交易成本的节约,这包括市场搜寻费用、质量监督费用、产品质量和数量不确定所造成的事后损失等。随着时间的进展和交易的重复进行,交易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大大降低,双方的交易行为也会变得更加具有规律性,进一步支持了公司与农户间更好地协作,使组织具有更大的合作适应能力。
六、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