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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经济体系范文1
2012年2月28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共同承担，50多位国内外专家耗时15个月完成的题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正式。报告引起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对于诸多西方媒体的报道与评论，概而言之，企图就是鼓吹私有化、煽动新自由主义。为厘清非议，有必要对以下热点问题展开讨论。
国企私有化：是福，是祸?
有专家指出，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只是一个政治决策问题，办法其实很简单，如果一旦下定决心解决它，没有什么困难。现在国有资产是15万亿，拿出40％的股份，外汇储备再拿出1万亿美元，两项加起来就是13万亿人民币，发到每个人手里是1万元钱，5口之家将分到5万，这将产生巨大的财富效应。
现在我们无法评价专家的方案是否可行?效果可好?但不妨看看这一“高招”的现实版本。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由改革派把建立“私有制”视为通往西方“天堂式”生活的法宝，将私有化看作是拯救俄罗斯的“灵丹妙药”。俄罗斯“私有化”改革的后果怎样?据中国社科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张树华介绍，上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航空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只有原来的12％一15％，由之前年产400架各种类型的飞机，缩减到年产不超过20架。据俄杜马听证会公布的材料，从1992年到1996年，私有化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按1995年价格计算，超过9500万亿卢布，相当于卫国战争期间损失的2.5倍，并且引发恶性通胀，81％的国民被掠夺一空。“私有化”改革造成了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据俄罗斯国家杜马私有化结果分析委员会委员弗·利西奇金提供的数字，截至1996年，俄罗斯已售的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仅为1300美元，其价格之低廉创世界纪录。俄罗斯500家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但只卖了72亿美元。俄罗斯私有化灾难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外汇储备不足，国家汇率受到冲击，造成汇率失控，继而不得不出让部分国家核心产业，交出了国家经济命脉，造成一定程度的经济殖民。
自由市场经济是万灵的吗?
世行报告的核心思想就是“力劝”中国政府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目前，学术界大都认为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核心政策主张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与2008年爆发、迄今尚未结束的经济危机有着深层次的因果关系。我们姑且不去评说新自由主义，不妨看看我们的近邻印度，号称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自由的国家在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后的发展状况。
在印度以前的经济体制里，公私营经济并立，国营经济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进入80年代以后世界银行将贷款与经济结构调整相联系的做法，促使印度在80年代悄悄地进行了一场旨在使经济朝着自由化方向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运动。
从其经济体制的变化趋势来看，私营经济成分不断扩大，市场化趋势日益加强。20世纪90年代之前，在尼赫鲁立国思想的主导下，印度一直实行封闭的民族经济发展模式，尽管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但经济增长缓慢。1991年，拉奥执政后，为摆脱国内经济困境，印度开始进行以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自由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
印度的经济改革虽然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问题十分突出：经济增长以服务业为支撑，工业、制造业对GDP的贡献过低，导致经济的持续增长缺乏工业化的基础；就业和贫困问题突出，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大量贫困人口未能分享改革的收益。1990年，印度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都是4000亿美元，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010年，世界经济规模增长到1990年的2倍，超过60万亿美元。同期，印度的经济总量扩大了3.5倍，GDP达到1.8万亿美元，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份额达到3％。同期，中国经济几乎增长了15倍，GDP将近6万亿美元，是印度的3倍多，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0％，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国有与民营，只能是“零和”博弈吗?
有人认为，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是彼此独立的，国有企业不退出，民营企业就发展不了。这种把国有和民营人为对立的观点完全没有道理。
中国的国家产业竞争力是由多层次构成的，我国的民营企业、广大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很强，是国家产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改革，目前我国大型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也在提高，资本密集型、科技密集型、人才密集型企业，它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要与世界500强企业和世界一流企业开展激烈的竞争，不仅要在其中占一席之地，而且要迅速崛起，占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科技创新制高点，还要成为几百个行业中的领军企业，带头“走出去”，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而这也是国家产业竞争力的组成都分。这几个层次缺一不可，互不矛盾。国务院国资委邵宁副主任指出，不能说在竞争性行业，只要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竞争力，不要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少了哪一方面，中国的国际竞争力都会塌一块。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指出，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国有企业属于资源密集型、民营企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每年创造就业岗位在1000万人以上，能够有效地帮助地方发展，同时也能够在一些领域发挥民营企业灵活性强、创新力强的优势，已经在国际竞争中崭露头角。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瑞说，国企与民企同台竞技，不存在“与民争利”的问题，相反能够相互产生“鲶鱼效应”，可以引导市场有序发展，增进社会福利。
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
世行报告之所以备受关注，国内甚至有不少专家学者为其摇旗呐喊，笔者以为，是报告本身在理念、口号和学术层面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说打破垄断、强化竞争、鼓励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缩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等等。但是，世行报告的方法论是原原本本、地地道道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框架，是西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充分运用，报告正是利用了这一流行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提出了诸多契合当今社会的理念、口号，而这一理论体系正是不少学者接受的正统西方经济学理论范式，因此，受到这部分人士的欢迎和追捧也就不足为奇了。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经济体系范文2
米塞斯深刻地意识到，他以及他所继承和发展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分歧不仅仅是经济学具体观点的分歧，而且也是它们所建诸的哲学基础的分歧。因此他对经济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研究投入了很大精力，这方面的著作有《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1933)、《理论与历史》(1957)和《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1962)等。米塞斯认为经济学和经济法则是一门演绎科学，一种先验的、非假设性的真实陈述，“赋予经济学在纯知识界特殊和独立地位的是它的特殊定理不受任何以经验为基础的证实与证伪的检验……经济定理的正确与否的最终尺度，完全在于不借助经验的推理。”然而，奇怪的是．米塞斯的先验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立场却是由他的学生罗宾斯的著作《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1932)而首先引起世人重视的。直到50年代初实证主义和波普尔的学说兴起为止，罗宾斯的这部著作一直被看成是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教材和指南；米塞斯本人的观点则仅仅被视为它的一种夸张和极端的表现而卑之无甚高论。萨缪尔逊说道：“想到过去在经济学中对演绎和先验的论证作用的夸大地宣扬――被福兰克・奈特、被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夸大地宣扬――我对我的学科的声誉感到不寒而栗。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抛掉了这些东西。”
然而，姑且不论经济学是否真的能抛掉先验方法，从米塞斯所产生的持续影响来看，米塞斯经济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点不在于它的先验论立场，而在于它揭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事实性内容和规范性内容的互动关系。自新古典学派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都采取实证经济学的立场，它们认为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或政治哲学是掺杂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成分，是严格的科学研究应当剔除的东西。而米塞斯则认为它们是不可分的。一方面，自由主义的规范性内容必须建立在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懂国民经济就不能理解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是一种应用国民经济，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和社会政治。”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社会理论，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尽管经济学必须避免直接进行价值判断根据经济学理论作政策建议是另一回事)，但在元理论的层次上却不可避免地具有规范性内容。
因此，米塞斯所说的经济学方法论实际上有两个层次：一是如何进行经济研究的具体方法，先验性演绎是其特征。二是关于究竟什么才被算作一种经济学解释的认可，其基础是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正是后者持续地同时影响着新奥地利经济学派和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性质不同的理论工作。
米塞斯认为，经济学是“人类行动科学”(the science of hu-man action)的一个分支。行动(action)和行为(behavior)是两个概念。行为是人的身体的物理过程之统称，而行动则是与行动者的意识不可分的。“行动是目的性的活动，它不仅仅是行为，而是由于价值判断而产生的行为；它指向明确的且的，并以关于特定手段之适合性与否的观念为指导。”行动是有意识的行为，是选择和意志力的行使。因而，行动是人的本质特征，“对人的研究，如果不是生物学的话，就始终是对人类行动的研究。”作为人类行动科学的分支，经济科学是对人类行动及其效果的研究而不是对非人格化的经济变量的数学分析。
米塞斯认为，经济学的性质决定了实证主义方法对于经济学的不适应。实证主义的本质是泛物理主义，它企图把以物理学为典范的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一切领域。在米塞斯看来，这一目标，无异于“取消人类行动科学”。自然科学方法之所以无法研究人类的行动，首先是因为行动与行动者的目的和价值观念不可分。“如果不参照价值判断，就不可能对人的行动说出任何东西。”“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认知原则运用于人类行动问题的企图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这些科学没有处理价值评判的工具……价值判断不可能由实验者的观察地位所感知，也不能由物理学语言的基本句子(描述直接经验或知觉的命题――笔者插注)所描述。”人类行动科学的目的是“理解”行动的意义。这种理解即是狄尔泰和韦伯所定义的理解，即对行动之主观意义的理解。“理解涉及的是价值判断，涉及的是目的的选择以及借以达成这些目的之手段的选择，涉及的是对行动结果的评价。”
米塞斯认为人类行动科学有两个分支：历史学和“人类行动学”(praxeology或praxiology)。历史学是关于人类行动的理解性的经验科学，而人类行动学则是关于人类行动的先验性的演绎科学。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不能离开历史学的研究，但经济学理论本身则属于人类行动学。使得经济学成为一门严格科学的并不是多少带有推测性的理解，而是一种严格的逻辑演绎。经济学法则不是经济归纳的结果，而是从不依赖于具体经验而不言自明地呈现于人类心智中的公理逻辑演绎的产物。这个公理即“行动范畴”(categoly of aciaon)，它包含了我们赖以理解具体行动经验的所有结构性要素，如目的和手段、偏好和无谓、收益和损失等等。它比具体经验更具有一般性，更加可靠。同公理具有先验性和真实性一样，在借助附加的、以经验为根据的，而且可以证实的假设前提下，所有直接或间接地从公理演绎和推导出来的经济法则也具有先验性和真实性。
米塞斯的公理演绎方法对于建构一个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是否可行，不是这里所讨论的问题。这里所要指出的是，米塞斯的先验论主张有其独特的哲学意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立场不但是一种“泛物理主义”；同时，在有关经济学知识的意义问题上，它又是一种波普尔式的证伪主义。用萨缪尔逊的话说，经济学的目的是导出“在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而“对于有意义的原理我只不过是指，如果只是在理想的条件下做出关于经验资料的假说，那么可以想象这个假说会遭到反驳。”“事实上，从操作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理论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它的确暗示了对可观察的量的某种限制。可以想象，通过这样做它可能遭到反驳。”只有这种知识才能提供对经济过程的科学预测。而米塞斯则认为，经济法则事实上不依赖于经济事实的证实或证伪，它没有预测性价值，然而却不能由此说它没有意义。经济法则作为人类行动的一般结构，其意义在于提供了我们赖以理解经济现象的“必要真理”。理解科学和演绎科学是一种互补的关系。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科学，是演绎性的，但经济科学的总目标则是理解人类行动及其结果。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经济体系范文3
摘要:近年来,由于全球的经济一体化,以及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正式转变为市场经济,再加上经济发展前进的步伐开始越来越快,在经济发展中除了进行市场经济的有机调节之外,必然需要国家政府等有关职能部门以及各类企业和组织对经济发展进行一系列的经济管理。经济管理在当今社会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经济发展 组织管理 促进作用
经济管理的主要部分是对经济活动进行有序的,合理的组织,以及运用经济学原理对社会 经济活动进行一系列的调节,它具有一定的规律和方法。经济管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两个大方面的调节作用,分别是宏观角度上的经济管理,即国家对国民经济体系和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指导、调节、监督;以及微观角度上的经济管理,即各类企业、合作经济组织、个体劳动者的经营管理。经济管理是综合应用性学科,经济管理不仅仅是经济学的一个管理系统,更融合了多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学科知识,并且非常注重总结实践经验以及对可行性的研究。
一、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经济管理
近几年来,由于我国经济收入的大幅上升,以及国民经济水平的不断增长,经济的发展前进方向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个市场自我调节的机制,里面并没有一个中央协调的体制来指引其运作,理论上,市场将会透过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产生复杂的相互作用,进而达成自我组织的效果。但是因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而且国内经济体纷繁复杂,仅仅靠着市场经济对经济发展进行调节显然是不够的。为了不断地推进经济发展向更加完善的方向前进,我们需要对国内经济市场进行一系列的管理。那么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趋势是什么,有什么特点,为什么需要经济管理呢?
1、首先我们都知道,近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正在飞速地发展,在这样的发展速度下,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正所谓火车跑得快,还要车头带。如果没有相应的政府部门和组织机构的管理和调节,那么中国的经济很容易偏离正确的轨道。而有了经济管理制定的一系列方向,我们才能有条理,有步骤地发展经济。
2、其次,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时就开始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当前中国国内的市场经济机制尚不完善,需要有管理系统对其进行把握。中国的经济才脱离计划经济还不长,很多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建立完备,计划经济的影子仍然还没有彻底根除。在国内经济发展中,无论是法制方面或者是人员配备上,都有所欠缺,如果在这时候不能有相应的管理系统对其进行合理掌握,那么很容易出现市场经济紊乱的状态。
3、还有一点,就是针对于我国国情,因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就是要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在经济发展中,为了符合中国国情,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需要有相应的管理机构制定一些特殊的规定和对不合理经济模式进行一些把握和改革。
二、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宏观管理作用
所谓国家的宏观调控,就是指在经济发展中,国家对于国民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系列控制和引导。国家要建立相应的政府部门和单位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和监督。保证经济发展的大体节奏和整体脚步。近年来,我国政府部门实施了一系列对于原有管理模式的改革,并取得了重大成就。那么国家政府部门又是从哪几个方面对经济发展进行管理和促进的呢?
1、首先,国家政府部门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决策的作用。自从中国加入WTO之后,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国内经济开始有了很大的转变,原有的经济模式和一些经济发展的政策和规定都已经不再适合当今形势。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有国家政府部门出台相应的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一些问题进行决策。
2、其次,国家政府部门对于经济发展具有调节作用。由于市场经济的自由的特点,也会出现很多经济发展中不和谐的问题。而经济发展的节奏容易出现各地区不协调的现象。严重的话甚至可能造成通货紧缩或者通货膨胀的后果,所以,这时候就需要国家政府部门深入到每一个地区,针对不同地区进行相应的调节。促进经济的和谐发展。
3、另外,国家政府部门对于经济发展还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市场经济确实能进行局部和小范围上的自我调节,但是面对当今国际经济的大形势和宏观走向,还需要国家相关的政府部门对经济发展进行相应的管理和引导,把握一个大局方向。
三、组织对于经济发展的微观管理作用
中国幅员辽阔,如果仅仅是靠国家相关部门对经济进行管理,只能是在大局上做到不偏不倚,但是从局部微观的角度上来说,还存在很多国家部门照顾不到的方面。以往我们都习惯性地将企业组织和个体经营仅仅当作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或有益的补充,或者当作解决就业的一个门路和搞活经济的一种手段,并没有注意到它们的经济管理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其实,在经济发展中只是靠国家部门的经济管理还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当前的社会现实的。这时候就需要我们重视企业,单位个体劳动者等一系列组织对经济发展进行相应的管理。组织对于经济发展的管理作用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体现。
1、首先,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企业的作用不可小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先进的企业管理,能够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企业的管理也可以使自身产生更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企业的经济管理在经济发展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2、除了企业之外,各种经济组织的管理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当今国内的经济组织,一般是指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国内地公民私人,港澳台商,外商全部所有或绝对控制的新出现的经济组织形态。从法律角度来看,这类经济组织又被统称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可见,经济组织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更重要的是,它们是一个自由体,因此它们内部的经济管理更显得十分必要。有了经济组织的经济管理制度,那么才能使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在各个地区保持住。
3、除了企业和经济组织,我们不能够忽略个体劳动者的经营管理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个体经营是生产资料归个人所有,以个人劳动为基础,劳动所得归劳动者个人所有的一种经营形式。这也是目前中国国内存在数量最多的经济组织形式,那么如果个体经营的经济没有进行合理的管理,经济发展的合理化脚步就无法深入到各行各业中。
结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脚步开始越来越快,在如今这个日新月异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保持经济发展方向,如何保证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如何把握经济发展的法制化,以及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成为了我们关注的问题。这就需要对经济发展进行有序的经济管理。从大方向来说,国家政府部门的相关管理政策能够宏观地对经济发展进行合理调控和正确引导,把握大局的方向;那么从小细节来说,对于包括像企业,经济组织和个体经营的管理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只有管理好了这些组织,才能使得国家政策得到彻底的实施,也才能够保证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再欣.我国政府经济管理模式的定位.行政论坛,2003(l1)
[2]詹成养.战后美法两国政府经济管理模式之比较.投资北京,1998(5)
[3]孙亚忠.我国政府经济管理模式和职能转变分析.青海社会科学,2001(2)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经济体系范文4
【英文摘要】ValueoflaborisascientificcategorybuiltupundertheguidanceofhistoricalmaterialismbyMarx.Ithasbeendevelopedonthebasisoftheheritageofcapitalistclassicaleconomics.Whilepointingoutthatthistheoryisrationalandofgreattheoreticalsignificance,theauthorremarksthatfurtherstudiesarenecessarytodwellonwhetherornotmaterializedlaborcancreatevaluewithrespecttoMarxisttheoryofvalueoflabor.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价值/劳动
Marx/theoryofvalueoflabor/value/labor
【正文】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创立100多年来，一直存在多方面的争议，其中包括价值是不是由劳动创造的、研究价值决定的意义何在、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等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这种争议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例如，随着西方边际学派用价格论取代价值论之后，价值决定不再是西方经济学所探讨的主题，人们普遍认为价值决定问题不再有探讨的意义；又如，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自动化、电子化甚至电脑化的出现，生产中需要投入的活劳动要素相对减少，而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包括机器、设备、新工艺、新产品在内的资本要素，即物化劳动要素却急剧增多，很多产品似乎不需要人的活劳动参与就能生产出来。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又该如何看待劳动价值论呢？笔者认为，讨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须采用全面的观点，整体地看待劳动价值论的真正含义。
一、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劳动是价值的实体
这是劳动价值论第一个方面的含义，它强调劳动价值论中“劳动”二字的含义及其理论价值。它强调和认可了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方面的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揭示和确认了劳动是人类存在、发展的动力和条件。它来源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来源于马克思对劳动大众的关切和重视，与他一贯地以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和终点的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一脉相承。这是劳动价值论的精华部分。
在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对什么是“财富”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主要供自己消费，产品的具体的、直接的使用价值是财富的直接表现，人们既不追究“一般财富”的概念，也不存在一般的、普遍的、抽象的致富欲。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随着交换范围的扩大，随着人们对原始资本积累渴望的日趋增长，有了“抽象的”以货币为目的的商人，开始把金银货币当做财富的象征，货币主义就是这种观念在理论上的反映。在这之后，又产生了分别把商业劳动、农业劳动、工业劳动作为创造财富的源泉的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和重工主义，他们虽然意识到了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中所起的作用，但都不能从各种各样的具体劳动中抽象出“劳动一般”，因而想不到探究如何增长一国财富这样的问题。只有到了斯密，才第一次从形式多样、纷繁复杂的具体劳动中抽象出“劳动一般”这个范畴，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并以探求一国财富如何增长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经济学。
马克思继承了斯密在“劳动一般”问题上的贡献，并且科学地阐释了这项研究之所以能在斯密那里取得重大进展的原因，即：人们之所以能够对任何种类的劳动予以同样看待，并且确立劳动在现代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并不是聪明的人脑对由各种具体劳动组成的“具体总体”进行了总结和归纳，而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劳动在现实中形成了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在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中，任何一种劳动已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特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只是偶然的形式，因而是无差别的。劳动已经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成了创造财富的一般手段，而不再是与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2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它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现代经济的产物，对现代社会开辟财富之门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认为，“劳动”、“抽象劳动”这些作为现代经济学的起点的范畴的产生，是与以追求货币为目的的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生相联系的，它打开了现代劳动分工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之门。因为，当工人可以在现实中，通过直接与货币相交换，把自己各种各样的具体劳动转化为被社会承认的抽象劳动的时候，工人就可以不关心自己所从事的“劳动的内容”和“活动的特殊方式”，“只要分工没使劳动能力完全片面化”，工人对于使“自身劳动能力”得到发展的和“预示着”向“较好工资”方向的“任何改变，在原则上都是可以接受的，都是有准备的”。因此，这将促进“劳动能力品种的发展”，促进“劳动种类”的形成和“工资方法的划分”，促进新的劳动部门和新的劳动方式的建立，促进整个社会内部的分工和现代劳动体系的深化和发展。所以，承认劳动价值论，承认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就为现代社会打开财富创造之门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今天人们生产产品、创造价值的劳动，不再是以生产简单工具和简单日常用品为基础的、只需要很简单的工艺流程就可以完成的简单劳动，而是需要许多现代化的机器设备等资本要素的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复杂劳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链条也大大地拉长了。但是，即使是最复杂的生产工具和机器设备，如果向前层层推移，最终都归结于人类的活劳动，劳动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劳动创造价值仍然是正确的。
二、社会必要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方式和途径
这部分主要是理解劳动价值论中“价值”二字的含义及其理论的和实践的价值。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是在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遗产的基础上得来的，但对价值概念的内涵却给予了极大的丰富和创新。
首先，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同，马克思认为价值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这就扬弃了斯密的“劳动一般”在形式上、内涵上的模糊性和局限性，而把一切形式的人类脑力和体力的消耗都算在“劳动”范畴之内，保证了范畴使用的彻底性，扩大了“劳动价值论”的适用范围。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就是：“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其次，马克思用“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组范畴独具特色地说明了他所理解的劳动价值论是如何确定商品的价值、又如何深刻地说明了商品交换中所蕴含的深刻矛盾及解决矛盾的方法的。在马克思看来，形成价值的劳动不是一般的劳动，也不是一般的抽象劳动，而是经过市场的选择被证明是社会所需要的、必要的劳动，因此，决定商品价值量的不是普通的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界定不但说明了商品交换所依据的量的关系的决定、商品交换的性质，而且说明了价值的实现途径及其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它极大地扩展了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涵，把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和运用推到一个相当高的理论和实践层次。
1.价值量的决定——理论探索及社会实践的需要。
关于商品价值量的决定，也即价格的决定问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直试图在理论上搞清楚却没能搞清楚的东西。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双重标准和混乱的；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是彻底的，却因为没能说明劳动与资本相交换的关系而彻底破产；在马克思之后，效用价值理论不再从生产的供给方面探讨价值的决定，而是改为从商品的需求，也即商品对消费者效用满足程度的角度探讨价值的决定；但边际效用价值论在号称是一场“革命”之后，在西方经济理论发展史上，也被完全不研究价值的均衡价格理论所取代。
因此，直到今天，在西方经济学当中，并没有能够从较深的层次说明商品价格的决定以及商品交换关系所体现的社会生产内在矛盾的理论，有的只是对交换以及对价格形成的表面现象加以描述的均衡价格理论。但是，这种说明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都是必要的。首先，我们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说明价值的决定，那么，“两个商品互相交换的比例，它们的价值，就纯粹是一种偶然，从外部飞到商品上面来的东西，可能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10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这就陷入了不可知论。其次，价值不但在理论上是商品价格的基础，在实践中同样是商品生产者进行商品交换活动的基础，因为商品所有者在计算各种交换的可能性时，既要考虑到它当做价格波动中心的中等平均价格，也要考虑到价格围绕这个中心上下波动的平均幅度。
2.理解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起作用的方式是理解劳动价值论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途径的关键。
当我们用“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对概念，在理论上说明了价值量的决定——社会必要劳动决定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之后，并不等于我们在实践中真正地解决了价值量的决定问题。“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实是一对在现实操作中看来非常含混不清的概念。那么，怎样理解马克思赋予它们的内涵及作用方式呢？笔者认为，这恰恰是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关键所在。这样一对在现实中难以把握和含混不清的概念，恰恰能够说明市场经济、交换机制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其意义，能够在提出商品交换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在社会分工发展和深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人类社会的劳动由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矛盾——的同时，提供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向必须通过分工和交换而形成的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过程。在商品经济产生的早期阶段，产品的供需比较稳定，生产结构比较简单，社会似乎能够像马克思曾举例说明的那样，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中等劳动熟练程度的生产者所耗费的时间，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解决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问题。
但是，这并不是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本质和本意。它的本质特征是变化、发展、求新、图变，而决不是为了寻找中等条件、平均劳动熟练程度的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超越这种变动缓慢的低水平阶段，社会经济结构必然会日趋复杂，社会劳动的供需关系、生产结构、产品结构也会日益复杂，供需链条会不断拉长。这时，由社会分工和交换所产生的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问题、社会劳动交换的问题，也就是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问题，就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任何人都无从知晓并确切地说出他生产的商品中凝结了多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无法知道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产品，需要什么样的具体劳动，他提供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具体劳动才能构成社会劳动分工体系的一个部分。更明确地说，就是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分工体系中，任何人都不能保证他生产出来的产品是社会所需要的产品，他的产品一定能够卖得出去。这是一个无法人为计算、人为控制的问题，同时又是人类获得发展和进步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以私人劳动为特征的个人能否使自己的劳动得到社会的承认并因此能够从社会中获得其生存、发展的资料这一重大问题。
值得庆幸的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在提出这一问题的同时，也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因为它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了，形成了现代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它找到了一种能够容纳更广泛的社会分工，容纳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发展，保证全社会的消费者获得更多样的、更复杂的、更高层次的需求满足，同时刺激全社会的劳动者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特长，激发更高的社会劳动能力和劳动效率的经济机制。而这种机制是能够通过商品的社会属性、价值及价值的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说明的。
我们说，所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本质上是由市场过程来抽象的量，是通过无数买者和无数卖者进行无数次的交换这一社会性的活动，通过“社会”的过程抽象出来的“社会性”的劳动时间。它是把供给、需求、科技水平、生产力变化等一切复杂因素都考虑在内的，由社会过程决定的，能使供求达到平衡的，为社会所必需的、有效的“劳动时间”。这样，它就有了事后决定的含义，是对市场经济运动过程之结果的肯定和总结。它既是人力所难以衡量和计算的——人类社会正是通过市场机制、交换机制，来解决人类本身所无法解决的信息不完全问题、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途径问题，也是不可模拟和复制的。它不是现实的、具体的劳动量，与现实的用小时、分钟、秒表示的时间不同，它是抽象的、社会性的概念，是经济学理论分析的需要，是一个用于理论分析的范畴，既无法量化，又不能用于具体的国民经济体系核算。
3.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以他对市场经济较高阶段发展运行规律的理解和认识为基础的。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确立及其对社会必要劳动的说明是建立在对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认识和了解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资本关系在市场经济中确立了统治地位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以普遍的交换为目的的资本式的、社会化的生产，才能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把一切生产变成商品生产，使使用价值普遍地以交换价值为媒介。也只有这样，才能使通过货币所进行的交换行为成为一种有规则的、重复性的活动，才能在高频率的交换过程中抽象出价值这一范畴，来反映社会必要劳动的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也才能真正地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为决定交换价值或价格的内在尺度。从而排除商品交换初期那种由消费者的主观意志、偏好，即主观效用决定价格的现象，让生产费用成为调节生产和消费的内在尺度。
对于这个过程，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把一切商品作为价格——作为被计量的交换价值——来规定，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只是逐渐发展的，是以经常的交换为前提的，因此是以商品经常作为交换价值来比较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所以，只有有了“十分发达的商品生产，才能从经验本身得出这样一个科学真理：彼此独立进行的、但作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分支而互相交错的私人劳动，不断地被化为它们的社会的比例尺度”。（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54—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因此，马克思认为，在《资本论》第1卷第1章中所研究的商品、价值关系并不是商品经济产生之初的商品、价值关系，而是在充分认识了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基础上，研究出来的作为一般抽象的商品、价值关系，它必须以普遍的、发达的商品交换为前提。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在论述价值形式的发展过程时指出，与其说在这个过程中“商品开始转化为货币，不如说表示使用价值开始转化为商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因此，“价值概念的纯粹发展……要以建立在资本上的生产方式为前提，同样，在实践上也是这种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05页。）“价值表现为一种抽象，这只有在货币已经确立的时候才是可能的。……这种货币流通导致资本”，它“只有在资本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充分发展”。所以，“价值概念完全属于现代经济学，因为它是资本本身的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最抽象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说明了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性质、转化的途径以及转化过程中量的决定，说明了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交换关系的本质。
首先，它揭示了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交换关系的本质，这就是，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中，每个人不直接生产供自己使用的生活、生产必需品，而是专门为别人生产当做商品销售的产品。每个人的私人劳动本质上是社会劳动，但直接表现为私人劳动，它必须通过交换过程转化为社会劳动，商品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必须作为商品交换出去，必须由别人来购买和消费。因此，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反映了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关系，说明了与前资本主义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不同的市场经济的本质。
在这一点上，现代的西方经济学抛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开创的价值理论，转向由供需决定的价格理论，虽然省却了价值决定和价值分析上的麻烦，却不能揭示商品交换所体现的社会劳动交换这一本质问题，不能说明前资本主义自给自足经济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方式上的本质差别，不能说明市场经济的历史性，暴露了其理论分析上的狭隘性。
其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用“社会必要劳动”界定“价值”，虽然在表面上貌似“不可知”，但用无数次现实社会中的交换后果来说明商品价值的决定，却恰恰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坚持了理论分析的彻底性和有效性，揭示了价值是通过市场关系这一社会过程，来确定社会劳动的分工体系和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方式。通过社会的交换过程，它告诉人们，哪种私人劳动是社会所需要的？它在怎样的程度上、在多大的量上为社会所承认？所以，市场、价值、价格等机制，正是人们通过社会关系、社会过程来确定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手段。这正是市场机制的本质，是市场机制的优点，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形式。
可见，“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组概念，在说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前资本主义自给自足经济的区别，说明商品交换过程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的同时，为商品交换过程的实际运作和人类劳动分工体系的深化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三、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
这个问题是说，在明确了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更明确地说是由社会必要劳动——创造的、并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一前提下，在一个具体的生产环节和阶段，如在企业中，商品的价值是由物化劳动还是由活劳动创造的。
众所周知，在正常的生产情况下，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总是比前期投入的生产要素的价值即生产成本大。其中，前期投入的要素成本主要包括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人力成本主要指购买劳动力商品花费的成本，即对工人支出的工资；物力成本主要指采购生产所需的物质要素花费的成本，如在厂房、机器、设备等上的花费；生产出来的商品增大的价值部分，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通常称为剩余价值。因此，对劳动价值论理解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具体的生产过程中，就变为商品成本的转化、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形成问题。
更进一步，我们知道，任何商品都是人的活劳动作用在一定的物质实体上生产出来的。由于人类社会现有的物质财富都可以还原为人类劳动的产物，是人类劳动一层一层叠加在最初的原始资料上形成的，因此，可以把这些物质资本要素看成是人类劳动的物化，称为物化劳动。这样，具体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价值论，或者说刚才提到的具体生产过程中商品成本的转化、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形成问题，就转化为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在商品价值的形成过程中分别起怎样的作用的问题，更直接地说，就是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表明了人们对劳动价值论的不同理解。
传统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本质上仅仅是指活劳动创造价值。在一个具体的生产过程中，这一点通过对商品价值构成及形成的说明而具体化。投入了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的商品，在生产出来之后，其价值是由这样三个部分构成的：第一个部分与投入的人力资本相对应，即劳动力商品的工资部分，它通过工人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再生产出来，属于活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的一部分。第二个部分与投入的物力资本相对应，主要是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厂房、机器、原料等物质资料的价值。它本身不创造新价值，只能通过工人的劳动把它转移到新的产品中去，称为物化劳动的转移，这是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的具体表现。新产品价值的第三个部分，即比投入成本增大的剩余价值部分，因为只有活劳动才创造价值以及物化劳动不能创造价值，这部分价值只能是由工人创造的了。顺理成章，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就彻底地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
但近年来，在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上，出现了一些反对意见。反对者认为，生产的过程是一个由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共同作用的系统工程，劳动与资本彼此之间谁也离不开谁，因此，不能说剩余劳动仅仅是由活劳动创造出来的。尤其在今天，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物化劳动包含了大量的科技因素，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越来越大的作用，否定它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就不能客观地、科学地、正确地认识先进技术、先进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作用和功能。因此，应该认为是价值及剩余价值是由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的。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经济体系范文5
关键词:次贷危机;根源;资本扩张;经济悖论
中图分类号:F831.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0-0107-03
关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关于次贷危机形成过程的描述却是大体一致的。一般认为,次贷危机的形成经过了三个环环相扣的阶段。
第一阶段:房地产市场繁荣导致抵押贷款标准放松。2000―2003年,美联储的持续降息拉动了总需求,带动了房地产市场繁荣。在市场繁荣时期,房地产金融机构争相放宽信用标准向购房者发放住房抵押贷款。这种向收入水平低、信用等级低的人群发放的贷款就是次级房贷或称为次级债。
第二阶段:次级贷款证券化导致信用风险向整个金融市场传递。房地产金融机构为了转移风险,在投资银行的帮助下将次级房贷通过证券化和层层打包推向金融市场,出售给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甚至于养老基金和个人投资者,使整个金融市场牵扯其中。
第三阶段:房价下跌导致次级房贷违约率上升,最终引爆危机。随着新一轮加息周期的到来和房地产市场的降温,越来越多的次级贷款出现违约,违约的增多首先使发放次级贷款的公司倒闭,并使购买了次级贷款证券的机构遭受损失,进而冲击到整个金融市场,引发金融危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是宽松的房贷条件所具有的高风险为危机的产生埋下了伏笔;二是次级房贷的证券化引起的风险传递使整个金融市场牵扯其中;三是房价下跌最终引爆了危机。如果这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不出现,都不足以引起大的危机。那么,现实生活中能不能避免这几种情况的出现呢?让我们尝试做以下假设:
一、如果贷款机构不放宽贷款条件
明明知道次级房贷的申请者大都是收入水平低、信用纪录不好的人,给他们发放贷款就意味者出现坏账的风险,为什么贷款机构还要给他们放贷?
表面上看,是因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导致了房贷条件的宽松,次级房贷的高收益率使贷款机构甘冒高风险,更深层的原因却是这根源于资本的扩张本性。要使房地产市场繁荣,不得不放宽房贷的条件。
资本一经形成,便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也使其本身具有了不可遏制的扩张本性。资本为什么具有扩张的本性呢?
1.资本的增值目的驱使它不断扩张
资本购买资源不是为了实现资本所有者自身的消费,而是为了价值增值,因此,新增值的价值便尽可能地不被消费掉,而是投入到资本循环的过程中,以实现再次增值,这个过程没有止境。马克思说:“为买而卖的过程的重复或更新,与这一过程本身一样,以达到这一过程以外的最终目的,即消费或满足一定的需要为限。相反,在为卖而买的过程中,开端和终结是一样的,都是货币,都是交换价值,单是由于这一点,这种运动就已经是没有止境的了。”
2.资源的资本化生存需要驱使资本不断扩张
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市场上各种资源相互依赖,孤立的资源无法发挥作用。资源一经资本化之后,便必须在社会经济流通体系中才能收回成本和赚取利润,离开市场流通便等于死亡。在市场流通过程中,资本不断增值,成为社会经济体系中扩大再生产的新增资本,这些新增资本必须寻求新出路,不断把外部资源资本化,卷入社会经济循环体系中,这就必须在原来的流通网络之外开拓新的市场、新的资源流通渠道,导致经济体系不断扩张。如果社会经济体系不能扩张,那么,资本化的资源将无法流通,造成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大面积“淤血”。
3.竞争压力导致资本的内部扩张力最大化
各个资本之间存在着强大的竞争压力,它使扩张速度快的企业不断淘汰扩张速度缓慢的企业,那些资本扩张不力的企业将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失去其生存权利。于是,竞争迫使资本家将新增的剩余价值尽可能多的转化为资本,重新投入到再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各个企业争取自身利润最大化、扩张最大化的倾向,患上了永无休止增长的“扩张强迫症”。
正是由于资本的扩张本性,当代的资本所有者不会像欧也妮・葛朗台一样,紧紧地把金钱捏在手里,让金钱腐烂,而是千方百计地寻找让资本流通、让钱生钱的机会。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这样的机会是很少的,资本没有流通的渠道,不得不自己开辟这样的渠道。美联储连续降息,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率先放宽贷款条件,就是为了激活市场,开辟资本流通渠道。而一旦发现房地产市场开始复苏,资本便蜂拥而至,一方面给房地产开发公司放贷,另一方面给购房者放贷。在购房者中,收入多、信用好的人占少数,在看到房地产市场升温的情况下,为了不被其他竞争者抢去所有的利益,贷款机构不得不放宽贷款条件,把钱借给收入较少、信用较差的人。这绝不是贷款机构发善心,要让收入低的人也能住上楼房,而是为了实现资本的扩张。
二、如果不将次级房贷证券化
贷款公司为什么要将次级贷款转化为证券出售呢?一个动因是,这样做可以转移风险。通过证券化操作,房地产金融机构就可以把抵押贷款的违约风险转移给资本市场,由次级房贷证券的购买者来承担相应违约风险,当然,这同时也把一部分盈利的机会转移了出去。
次级贷款证券化的另一个动因是,虽然发放次级贷款能获取高收益,但将有限的资金借出以后,就使资本失去了流动性,无法灵活周转,失去了更多的钱生钱的机会。而出售次贷证券能够迅速回笼资金以发放更多的贷款,充分发挥了资本的杠杆作用。而这些新发放的贷款又可以转化为新的证券从资本市场上回笼资金,从而又可以发放更多的贷款……由此,发放次贷者、借钱购房者、投资次贷证券者越来越多,次贷证券犹如一根长长的链条,把整个经济串在了一起。
那么,投资者为什么争相购买次级房贷证券呢?这也绝不是受到投资银行和评级机构的蛊惑,而是资本在四处寻找投资机会的过程中,找到了这种高收益的投资方式。当众多的资本在投资次级房贷证券中获利时,其他资本所有者怎么能按捺得住?
三、如果房价永不下跌
即使是贷款机构向低收入者发放了贷款,即使是投资者购买了大量的次级房贷证券,只要经济永不衰退,只要房价永不下跌,就永远不用担心借款人还不了贷款,因为有房产作抵押的债券在房价上涨时永远是优质资产,因此,风险为零。但事实上,经济衰退、房价下跌是不可避免的,这根源于资本扩张引起的经济悖论。
资本在竞争压力下,源源不断地吸收各种生产要素,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剩余价值,同时这些剩余价值又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源源不断地转化为资本,由此构成了资本扩张过程。而这个过程得以实现,必须以不断扩大的市场为前提条件。市场需求的容量提供资本扩张的空间,市场空间决定资本扩张能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第一,在资本生产出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必须有充分的市场需求,能够销售这些产品,才能实现资本的回笼与增值,真正获得剩余价值。市场需求量决定资本剩余价值的实现能力。只有销售量超过一定的数值之后才能实现价值增值,否则必然造成资本的亏损。第二,在剩余价值转变为资本的过程中,必须具有可以预见的不断扩张的市场。只有当投资者看到不断扩张的市场之后,才可能进行投资,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这两个条件构成资本扩张的社会需求条件:社会需求必须是不断扩张的系统,才能给资本扩张提供空间,资本的扩张能力才能够实现。于是,经济就像骑在老虎背上,要使资本持续扩张,社会需求必须不断增长,仅仅由于社会需求停止快速增长,衰退也可以到来。
那么,可不可以使社会需求不断增长呢?确实,人的需求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但如果需求的增长仅仅停留在人的心理层面而无法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的话,这种增长还不成为能够满足资本扩张需要的有效需求的增长。资本不会无条件地满足人们增长的需求,也不会做亏本生意。即使有再多的能力提供住房,资本所有者也不会为低收入者免费提供。因此,要维持社会需求的持续增长,关键在于提高人们的有效需求,而最根本的又在于使劳动者的现实购买力稳步增长。然而,资本逻辑注定了劳动者的现实购买力不可能稳步增长。
资本的最终来源是剩余价值,资本扩张必然要求剩余价值最大化,通过雇佣工人来生产并占有剩余价值,是资本的固有本性。而企业之间的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驱使各个企业争相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在市场力上获得生存权利。这种压力又进一步迫使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于是,尽可能压低工人工资,由此导致了工人的贫困化和消费的最小化。经济越发展,资本越扩张,资本所有者对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就越多,因而就造成了以下情况:(1)资本的扩大产生了更大的生产能力和扩张能力,需要更多的社会需求来消化;(2)资本所有者拥有了更多的货币,但由于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低,因此,即使他们拥有巨大的购买力,也不会大幅增加社会有效需求;(3)劳动者变得相对贫困,虽然他们的货币收入也可能不断增加,但物价上涨的速度往往超过了他们收入增长的速度,因而无法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这样一来,就产生了资本扩张需要有效需求的增长来支撑和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
在有效需求不足时,资本所有者便千方百计地通过刺激需求来缓解矛盾。(1)经济全球化。向国外输出产品和服务,通过国际上的需求来消化国内的剩余生产力;向国外进行资本输出,通过对国外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剥削来实现资本的扩张。这是资本在空间上的扩张。(2)扩大国内信贷。劳动者缺乏现实的购买力,资本所有者就以优惠的条件向劳动者提供贷款,让他们拥有购买能力,刺激有效需求。这是资本在时间上的扩张。然而,劳动者这种购买能力的获得是以将来偿还更多的本息为代价换来的,这实际上是资本所有者对劳动者未来剩余价值的剥削。有许多劳动者辛辛苦苦工作一辈子,才能在临终前偿还房贷,成为地地道道的“房奴”。
为什么在2000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时,美联储连续降息?为什么在房地产尚未升温的时候,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就以优惠条件向低收入者提供贷款?因为美国政府要刺激社会需求,经济衰退使资本失去了扩张的空间,使美国政府不得不这样做。在房地产开始升温时,各贷款机构纷纷推出次级房贷,一方面是他们想这么做,来获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也是不得不这么做,非此不能刺激消费需求来实现资本进一步扩张。
但是,这些手段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延缓了危机的到来,它们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也就无法避免危机的爆发。因为被刺激起来的国内外需求引起了资本的加速扩张,造成了投资过热、通货膨胀;同时,资本的扩张又进一步加大了对劳动者的剥削,使得劳动者“相对贫困”进一步恶化。房地产及其他经济泡沫越来越大,提供给劳动者的贷款越来越多,而当通货膨胀到购房者不得不挪用本应用来偿还房贷的钱来购买基本生活用品时,违约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金融危机随之爆发。表面看来,是2004―2006年利率的不断调高增加了还款压力,导致了危机的爆发。实际上,加息原本是为了缓解经济过热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延缓危机的爆发。如果不加息,危机依然无法避免,而且还会爆发得更加剧烈。
这就是资本扩张的经济悖论:扩张的资本必然抑制社会需求,由此导致经济扩张失去其实现条件,产生资本过剩性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写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的、与人口相比显得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值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经济危机永远是细节不同,本质却相同。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如此,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如此,2000年美国网络泡沫亦如此,这一次的次级房贷危机也不例外,它显示了一种常规模式,即资产价格上升――信贷扩张――投机――过剩――资产价格下降――违约――市场恐慌,而这种模式的背后是资本扩张引起的经济悖论。在当前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扩大经济开放的过程中,这个悖论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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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经济体系范文6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10-0026-05
在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时，理论界提出了发挥各自区域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1]。发挥比较优势无疑是正确的，但国内理论界并没有充分吸收比较优势理论的最新成果，把目光主要集中于单一的、外生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上，这就使比较优势战略的生命力大打折扣。本文首先介绍比较优势理论的最新成果，即新兴古典经济学（亦称超边际经济学）的综合比较优势理论，然后根据它来探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
一、综合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的三大转变
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Ricardo，1817）提出了相对比较优势学说，他指出一国即使在所有商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比别国低，都处于绝对劣势，只要这种劣势的程度存在相对差异，也可以进行分工，使各国获得国际贸易的好处。杨小凯称之为基于外生技术效率差异的比较优势理论[4]。
从理论上看，一旦进行分工，虽然可以获得分工经济的好处（是指一加一大于二的分工网络效果），但面临生产专业化与消费多样化的两难冲突。这个两难冲突只能通过国与国之间的交易来解决，而交易必然发生交易费用。于是，分工经济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就产生了。当存在交易费用的时候，利用相对比较优势是否必然能够获得分工的好处呢？显然，当交易费用大于分工经济时，分工得不偿失，自给自足是一般均衡。因此，在考虑交易费用的情况下，有相对比较优势，还不一定就有分工。
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模型假定两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规模报酬不变且每种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率随此种投入的增加而递减，生产函数相同（即没有技术效率的差别），但两国的资源禀赋不同。此模型显示在没有李嘉图技术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分工经济可能会因国家之间外生的要素禀赋差别而产生，一国应该生产和出口使用资源禀赋相对丰富的产品，进口使用资源禀赋相对稀缺的产品。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应多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丰富的国家应多生产和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这就是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理论。
无论李嘉图模型，还是H-O模型，比较优势都是外生的，这就好像在说经济发展不是其内部机制发生作用的结果，而纯粹取决于外部条件。经济学家们对此感到不满。同时，这些比较优势理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技术和禀赋条件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比技术和禀赋条件悬殊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的现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基于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诞生了（简称D-S模型）[5]。D-S模型是在规模经济与消费多样化的两难冲突基础上内生消费品种类数的一般均衡模型，基本思路是消费者对多样化消费的偏好意味着消费品种类越多越好，效用水平越高；由于存在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厂商应该尽可能把一种产品的规模做大，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把一种产品规模做大，意味着消费品种类减少，或者说增加消费品种类，意味着产品生产规模的缩小，导致每种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上升，消费品种类越多虽然意味着直接效用水平越高，但商品价格越高意味着间接效用水平越低，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就存在这样两难冲突。如何解决这种两难冲突，办法是使人口规模和（或）资源增加，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自由贸易正具有这种功效，尤如我们经常说的可以“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这一模型讲述了一个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冲突的故事，他们发现即使两国的禀赋条件相同，也没有李嘉图的技术比较优势，但如果存在规模经济，则两国也可以选择生产不同的产品，开展分工和国际贸易。D-S模型是一个不需要外生比较利益而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国际贸易模型，克鲁格曼运用这一模型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为什么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量大的现象（即林德贸易模式），因为有规模经济，发达国家之间可以开展产业内分工，进行更多的产业内贸易[6]。
由于D-S模型存在缺陷，以杨小凯为主的研究群体在秉承亚当・斯密专业化与分工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系列的内生专业化分工贸易模型（称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认为无论国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都是折衷专业化经济与节省交易费用之间两难冲突的结果[3]。即使所有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都天生相同，没有外生比较优势，只要存在专业化经济，每个人选择不同专业后都会产生内生比较优势。然而，生产专业化与消费多样化之间存在矛盾，只有通过贸易才能解决。而贸易又产生交易费用，当交易费用大于每个人的专业化成本时，贸易不能产生，在多样化需要的强制下，每个人只能回到自给自足状态。贸易产生的经济条件是分工经济大于交易费用，这时每个人就可以选择不同的专业，并通过贸易来满足多样化的需要，贸易便产生了。随着交易效率的不断提高，贸易由地区贸易发展为国内贸易，进而国际贸易；如果存在多样化消费的好处，交易效率的改进会导致商品种类数的增加。一个社会的专业化程度、结构多样性、贸易依存度、商品化程度、经济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度等组织结构问题都可以由此说明。超边际经济学的贸易理论（亦称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不像D-S模型那样强调人口规模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认为人口规模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要视交易效率的高低而定。若交易效率低，像改革前的中国，尽管人口规模大，生产率水平却很低；若交易效率高，像日本、香港和新加坡，人口规模大就会成为扩大分工的有利条件，促进经济发展。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也很好地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水平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水平高的原因。道理就在于发达国家的交易效率比发展中国家高，提高了分工水平，增加了商品种类，扩大了市场容量，使得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更有利可图。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体系中，国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是分离的。国内贸易理论建立在消费者和生产者分离这一理论假设上，消费者不生产，生产者不消费，消费者不贸易就会饿死，生产者不贸易就不能继续生产，这种单一身份的主体规定性决定了只有通过贸易才能维持各个主体的存在与发展，似乎在地球上只要有了人就必然存在国内贸易，这是一个需要通过历史考证才能回答的问题，而其国际贸易理论则主要建立在外生比较优势基础上。同样是贸易理论，却有着不同的基础和形成机理，说明新古典经济学的贸易理论是不完善的，甚至可以说有重大缺陷。这一问题因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诞生才算得到解决。
我们把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称为综合比较优势理论。(注：针对理论界关于超边际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的讨论，向国成曾建议把超边际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概括为综合比较优势理论，并就此征求杨小凯教授的意见。2004年1月14日，杨小凯教授在重病期间通过e-mail回复，他说：“I support your position． XK”。)从李嘉图的外生技术比较优势理论到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优势理论、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理论，再到综合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发生了三大转变：由单因素比较优势向多因素（技术、禀赋、交易效率）比较优势转变；由注重外生比较优势向外生与内生比较优势并重转变；由国内、国际贸易理论分离向国内、国际贸易理论统一转变。
二、综合比较优势理论的不可能定理及一个类比性的解说
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如果一国的劳动力与资本比例大于另一国，则该国应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这就是H-O定理。由此还衍生出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 and Samuelson，1941，简称SS定理)和鲁宾辛斯基定理(Rybczynski，1995) 。它们构成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四大定理。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认为商品的自由贸易将使要素价格在国家之间趋于均等化；SS定理认为如果商品1相对于商品2为资本密集的，则当商品1与商品2的相对价格上升时，资本与劳动的相对价格也会上升；鲁宾辛斯基定理认为当劳动力相对资本增加时，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产量上升而资本密集型产品产量下降。这些是关于贸易量、价格及资源禀赋之间关系的一般规律的描述。但以杨小凯为主的研究群体根据综合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这些所谓的规律是不存在的，当同时对技术效率比较优势、禀赋比较优势和交易效率比较优势这三个因素进行超边际的一般均衡分析时，H-O定理并不一定成立，也就是说一个国家虽然具有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禀赋优势，但当劳动的技术比较劣势和交易效率比较劣势足以抵消其禀赋优势时，该国家就不一定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这对资本相对丰富的国家也是同一道理。这就从理论上否定了赫克歇尔―俄林定理的普适性。他们认为“一般均衡是技术、禀赋、嗜好、交易效率等多个参数经由价格、数量之间无数反馈圈形成，根本找不出普适的规律”，“有关的贸易量、价格及资源禀赋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有什么一般规律，一些特定规律只在特定模型的特定参数范围内成立”[4]。这就是综合比较优势理论的不可能定理。
上述思想是以杨小凯为主的研究群体立足于超边际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或全部均衡），通过多个数学模型发展起来的。为了使人们对上述思想有一个更直观的了解，在这里使用一个简单的个人生产决策模型，把技术效率、价格和交易效率放在一个统一的数学表达式中进行类比性的解说。类比性在这里的特定含义是由于没有使用超边际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可能还不能完全表达“不可能定理”所包含的思想，只是通过类比来给予一定的说明。
综合比较优势理论导出了“不可能定理”，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发展无规律可循？我们认为情况恰恰相反，它的实践意义在于告诉我们一个经济主体应该在充分利用外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致力于专业化基础上的内生比较优势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交易效率的不断提高。如果说外生比较优势是要求我们如何适应世界和环境的话，那么，内生比较优势则是强调我们改造世界和环境的主观能动性。正如李斯特批评人们只看到外生比较优势时所说：“经验告诉我们，风力会把种子从这个地方带到那个地方，因此荒芜原野会变成稠密森林，但是要培育森林因此就静等着风力作用，让它在若干世纪的过程中来完成这样的转变，世界上岂有这样愚蠢的办法？如果一个植林者选择树秧，主动栽培，在几十年内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这倒不算一个可取的办法吗？历史告诉我们，有许多国家，就是由于采取了那个植树者的办法，胜利实现了他们的目的。”[12]“不可能定理”也昭示着：
（1）一个经济主体可能在某产品上的外生比较优势处于不利地位，但只要内生比较优势和交易效率足够高，它仍然可以选择生产该产品。如果说外生比较优势是静态的，那么，内生比较优势则是动态的，能够起到转化比较优势的作用。
（2）在多个国家或地区（两个以上）的竞争中，即使一国或地区具有某种禀赋优势，如果在此基础上不能形成内生比较优势，交易效率也很低，它就有可能为其他国家或地区所取代，被排斥在国际或地区分工之外[7]。
因此，在经济发展上，不仅要“听天命”（充分利用外生比较优势），更要“尽人事”（致力于内生比较优势的形成和交易效率的提高）。这就是“不可能定理”所揭示的朴素真谛。
三、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振兴战略：构建综合比较优势竞争力
结合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根据综合比较优势理论，笔者认为老工业基地经济振兴战略应该立足于构建综合比较优势竞争力。
1．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
迈克尔・波特根据一国竞争优势的转换，提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四阶段论，它们分别是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和富裕导向阶段。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是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几乎所有成功的产业都依赖于基本生产要素，如天然资源、适合农业发展的自然环境以及大量廉价的一般劳动力。竞争优势来自于“钻石体系”中基本生产要素的禀赋。在投资导向阶段，具有投资活跃、国内市场竞争激烈、产品标准化程度较高而相关及支持性产业不发达的特点，“国家竞争优势奠基于从政府到企业之间投资的意愿和能力”[10]，在钻石体系中，竞争优势来自于生产要素、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及竞争环境的改善。在创新导向阶段，垂直和横向的产业集群得到发展，投资和服务业走向国际化，企业竞争力非常强大。这一阶段竞争优势来自于钻石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相关及支持性产业的高度发展，寓于其中的创新能力最为重要，而依赖基本生产要素形成竞争优势的情形越来越少，即使没有基本生产要素的相对优势，也可以通过创新扭转劣势。到了富裕导向阶段，社会价值挂帅，经济活力开始下降，竞争优势开始衰退。对比这四个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大致是处在第二个阶段，但在某些地区也呈现出了第三个阶段的特征。这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确立经济振兴战略的大背景和基本依据。
2．立足于综合比较优势竞争力
如果上述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基本符合实际情况，那么，仅停留于基本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振兴战略似乎没有跟上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因为，从生产要素导向到投资导向，再到创新导向，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在竞争优势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小。然而，在讨论老工业基地的比较优势时，人们往往强调自己有什么，例如有大量的存量资本，有重化工业，有军工产业，等等。从理论逻辑来看，“有什么”只是比较优势的起点，比较优势的落脚点还在于你应该放弃什么，发展什么，不是说你有什么，这就成了你的比较优势。实际上今天之所以提出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说明老工业基地原有的很多产业在市场竞争中陷入了困境。以东北地区为例，它曾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煤炭、钢铁、木材、石油等资源的重要产地。经过大规模长期开采,一些资源濒临枯竭,资源依赖型产业已处于衰退状态, 2002年东北地区非金属矿采选、纺织业、石油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煤气生产和供应业、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8个行业利润为负,而全国同期只有煤气生产和供应业的利润为负。东北地区产值利润率相对值大于等于1的行业只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木材及竹材采运业、家具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四个，表明东北在全国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很少。从固定资产新度系数来看，到2002年,除吉林省大于全国水平外,辽宁、黑龙江都低于全国水平,而且黑龙江工业固定资产新度系数比全国低4．5个百分点,东北三省整体上也比全国低1．43个百分点[9]。对许多老工业基地来说，难以流动的资源已濒临枯竭，许多存量资本成了一种负担，能够流动的人才却往外走。总之，在国内生产要素流动障碍不断降低的今天，除了资源依赖型产业外，其他产业很难有什么禀赋比较优势，对加工工业尤为如此。现在只要政策允许，新兴地区要建立一个新的大型化工企业和钢铁企业都不存在资金、人才和技术上的太多困难，甚至还有后发优势。所以，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振兴老工业基地，尽管发挥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如果还有的话）是必要的，但已远远不够，应立足于禀赋优势、技术效率、交易效率所形成的综合比较优势竞争力的构建。
3．综合比较优势竞争力的基本内容
在综合比较优势中，禀赋要素可以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一般性生产要素和专业性生产要素[10]。初级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与半技术人工，而高级生产要素主要包括现代化通信的基础设施、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和大学研究所等。一般性生产要素是指可以被用在任何一种产业上的要素，如公路系统、受过大学教育的员工，而专业性生产要素是指技术型人力、先进的基础设施、专业知识领域、以及其他定义更明确且针对单一产业的因素。当经济发展进入到投资和创新导向阶段，高级的和专业性的生产要素在竞争优势中的作用对一国或地区日益重要，它们不是自然而成的，而是人创造出来的。所以，人成为主导，人力资本变成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拥有生产要素是重要的，但迈克尔・波特进一步认为能创造出生产要素的机制远比拥有生产要素的程度重要。也就是说，对于一个经济主体要形成持久竞争优势，应该有一个内生生产要素的机制，使生产要素进入一个“生成―使用―再生成”不断向高级化演进的良性循环路径。在这一循环中“使用”环节至关重要，它是循环的动力和落脚点。如果“使用”环节短路，则生产要素向高级化演进的进程就会延缓，甚至终止。以东北为例，东北地区有高等院校142所，占全国高等院校总数的11．6%，每万人中在校的高等院校学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0%。东北地区共有自然科学研究机构700多个,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215．18万人,占全国的9．9%。但是2002年整个东北地区专利申请量只占全国的8．59%,不及上海一市多,而授权总量占全国7．26%,不及浙江一个省多。尤其是外观设计的申请和授权总量所占全国比重不到5%。显然这种科研成果情况与东北经济区内高等学府和科研院校云集、科研人员众多的现状不相匹配[9]。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高级、专业化生产要素得不到有效使用，就不能达到应有的生产率和要素回报率，进而驱使这些要素向外流动，陷入“无效使用 低回报率 向外流动”的恶性循环，最终使已有的专业化、高级化生产要素流失、萎缩。这说明创造出生产要素的演进机制远比拥有生产要素更重要，这种机制使要素禀赋动态化，可以改变不利的初始要素禀赋格局。所以，构建综合比较优势竞争力需要形成生产要素高级化、专门化的内生演进机制。
技术效率分为外生技术效率和内生技术效率。外生技术效率在理论模型中是外生变量，由经济系统模型之外的因素来解释，在直观经验上，例如用土地肥瘦、矿藏贫富、气候温寒等自然条件的不同来解释地区、国家之间生产率的差别，就是对技术效率的一种外生性解释。而内生技术效率由经济系统内的因素来说明，这正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核心。根据这一领域文献的主题及相关经济含义，新经济增长理论可以划分为五大研究思路[11]：（1）以罗默、卢卡斯、斯多克、阿温・杨为代表的知识外溢与边干边学模型，解释了意外的发现如何产生和利用。（2）以罗默、阿格辛―霍维特、格罗斯曼-赫尔普曼的内生技术变化增长模型，认为有意识的发展研究所取得的知识（技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3）以金―赖贝罗、琼斯-曼纽里、巴罗、贝克尔为代表的线性技术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在经济增长中的报酬递增效应，以说明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4）开放经济内生增长模型，强调政府贸易政策及技术扩散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5）以杨小凯、贝克尔等为代表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内生增长模型。比较这五种思路，笔者认为劳动分工对技术效率的进步和经济发展具有最根本的意义。因为“边干边学”、“有意识的发展研究”、“人力资本的积累”都需要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才可能取得长足的进展。所以，老工业基地要实现技术效率的进步，形成有利于专业化分工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是非常迫切的。在这里尤其需要对企业那种急于追求多元化经营的行为进行讨论。放在世界经济的格局来看，中国的企业包括老工业基地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中小型企业，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短短30年的历史来看，这些企业在特定的产业都还有广阔的成长空间。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企业热衷于多元化经营，寄希望于跨部门、跨行业扩张来做大做强。这里我们提出“树型”模型，把企业的成长比喻为树的成长，主要强调：（1）企业要走专业化的道路。试想树如果没有粗壮的树干，怎么会有枝繁叶茂？“树干”就是企业的主业，是它的专业化领域，“枝叶”是企业的多元化领域。根据“干枝”关系，企业主业的发展壮大是企业多元化的基础，当主业还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时，应该走专业化的道路，形成可替代程度比较低的竞争优势。（2）多元化应是主业发展的自然延伸。“枝”是树干的自然演化，内在于树干本身的发展，有相同的技术基因。当企业发展到相当大规模时，如果需要进行多元化经营，则应该重点选择与主业有较强的内在技术关联的领域，或者说是主业技术的自然延伸领域。纵观世界企业发展历史，惟有专业化才是企业做强的根本途径。所以，构建综合比较优势竞争力需要形成技术效率进步的专业化演进机制。
交易效率是影响专业化分工的重要因素。在专业化分工中面临着一个最基本的两难冲突，即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专业化分工水平就是这一两难冲突的折中。交易效率提高，意味着单位交易费用水平降低，有利于提高分工水平。老工业基地通过专业化以提升技术效率，则需要提高交易效率水平。交易效率主要受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状况、金融等服务业水平和制度环境的影响，从目前的“瓶颈”来看主要还在于制度。所以，构建综合比较优势竞争力需要形成交易效率提高的制度机制。
总之，综合比较优势理论揭示的不可能定理说明经济发展应该在充分利用外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致力于专业化基础上的内生比较优势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交易效率的不断提高。当中国经济进入投资、创新导向阶段，老工业基地经济振兴战略不能只建立在基本要素禀赋的基础上，而应立足于要素禀赋、技术效率和交易效率所形成的综合比较优势竞争力的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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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