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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开发规划范文1
成都“鬼饮食”种类众多，风味各异。老成都人当年爱吃的春熙路三益公门口的烤椒盐粽子是成都“鬼饮食”的一个代表。可以拿着边走边吃的常见的食品种类如鸡翅膀、蒸蒸糕、马蹄糕、鸭脑壳、卤肉锅盔、卤猪蹄子等。沿街边坐着吃的如“华兴煎蛋面”，除了煎蛋面，也卖些凉菜卤菜和水酒；成都人都知道的“老妈蹄花”，最早是在西御街和半边街的交接口处，一个大妈，把自己炖的猪蹄花，摆到街上卖；学道街东口的邓抄手，他的抄手佐料除了寻常都有的之外，还有冬菜末和混有酥香油渣的猪油，抄手吃过仍觉意犹未尽。现在成都夜晚的小吃更加的丰富，卤兔头，麻辣烫，香辣炒龙虾，烧烤，夜蹄花，冷啖杯等。“鬼饮食”发展至今，除了夜半街头的串串香和麻辣烫，也有了与国际接轨的酒吧或咖啡店。
2.1数量众多，分布散乱成都鬼饮食大多数分布在交通繁华、商业发达
及住宅集中的地方，一般在天黑以后出来摆地摊经营。虽然大街上依然餐馆林立，但“鬼饮食”以价格低廉，味道可口，赢得众多食客的青睐。常见的流动鬼饮食的摊点里面的有烤红苕，“串串香”、抄手、烤鱿鱼、蛋烘糕等各种小吃，经常把不宽的通道塞得水泄不通。另外开在各大广场上的夜啤酒、冷啖杯等，成千上百的人在里面享受美食，有兔头、麻辣烫、香辣炒龙虾、烧烤、老妈蹄花等，品种齐全，花样百出。如在玉双路口“，鬼饮食”摊子一摆出来，就一桌一桌的客人坐满了密密麻麻的塑料小凳，吃着冒着热气的各种饮食，老板忙碌地穿梭在顾客之间，热闹非凡。成都的夜晚有众多的“鬼饮食”，但都散乱的分布在大街小巷中，有的在商业街区，有的在居民楼下，有的立交桥下，有的在公交站处，四散各处，给慕名前来找寻的“好吃嘴”们带来诸多不便。
2.2缺乏管理，经营者素质不高
开发饮食文化旅游，需要培养具有相关理论素养和技术能力的人员，而目前“鬼饮食”大多数的经营者，都是由城市下岗工人或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等人员组成，一般以地摊的形式经营。因此普遍存在经营者素质不高,卫生意识不强,占道经营、缺乏管理、发展不成规模等问题，不仅影响了城市的形象，也破坏了公共卫生。如何能让鬼饮食合法化，让鬼饮食文化能一直延续下去，让成都成为真正的饮食文化的不夜城，是目前一个很突显的问题。
2.3经营场所不固定，营业时间不确定
成都鬼饮食分布于各条大街小巷，有些是拖着三轮车来摆摊子、有的是小推车、有的是挑着担子、有的在夜市口做买卖、有些是摆在街头巷尾的流动摊点，因此存在经营场所不固定，营业时间也不确定的问题。例如有川大郭家桥西街，有一个放着推车卖凉面的；玉林菜市场门口卖蛋烘糕的小摊点；倪家桥十字路口卖铁板兔的摊点等，都是成都很美味的鬼饮食，但由于属于流动型摊点，因此没有确定的出摊时间和营业场所。
3成都鬼饮食文化旅游开发对策
3.1开发成都“鬼饮食”文化特色集中饮食圈
成都“鬼饮食”遍布成都市区各大街小巷，应充分考虑游客的需求，开发适合的饮食圈旅游路线。如利用目前在成都市初具雏形的饮食地，打造如下饮食文化旅游圈。3.1.1成都玉林酒吧圈玉林路最出名的是酒吧，每逢周末、假日之时，这里必然人潮涌动，在呼朋唤友一顿豪饮之后，再来一点美食自然是锦上添花的好事，玉林附近的美食圈也就应运而生，为“夜猫子”们通宵营业的“鬼饮食”遍地可寻，如沱江鱼府、盆盆虾、魏鸡肉等。3.1.2成都高校学府圈如电子科大周边的烤蹄花、鸡翅包肥肠、特色牛杂米线，四川大学周边的耙泥鳅、凉拌米凉粉、土豆饼等，不仅可以感受成都高校夜间的热闹生活，更可以品尝学校附近特色又实惠的“鬼饮食”。3.1.3成都著名街区夜市圈如文殊坊夜市，街区里有各色街头小吃麻辣兔脑壳、蹄花、伤心凉粉、肥肠粉等，还可以欣赏民间艺人表演，参观工艺品土特产、古玩字画等，好吃又好玩；又如锦里，成都著名步行商业街，以秦汉、三国精神为灵魂，明清风貌作外表。街区全长350余米，有茶坊、客栈、酒楼、酒吧、戏台、各种风味小吃、工艺品、土特产等等，其中的小吃更是一大特色，如荞面、三大炮、牛肉焦饼、黄醪糟、糖油果子、甜水面等等，是品尝成都“鬼饮食”的一个好去处。3.1.4成都中心春熙路圈春熙路，成都市的中心地带，也堪称成都的美味小吃云集之所，钟水饺、赖汤圆、夫妻肺片、韩包子、龙抄手，还有街边的麻辣烧烤和串串香，绝对可以大饱口福。利用以上饮食圈，可以由政府制定统一的规划，划定“鬼饮食”街区，将附近散布的“鬼饮食”都集中于该区域内，实行统一管理。这样方便了游客及本地的食客寻找美食，也可以让“鬼饮食”合理化、合法化，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固定的营业时间。
3.2培养饮食文化人才，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成都是全国闻名的旅游胜地，而鬼饮食又是本地的特色饮食文化，应该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素质，规范鬼饮食行业的经营，打造成都特色美食旅游品牌。一、重视饮食文化人才培养，建立饮食人才培训中心，加强从业人员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二、培养从业人员健康意识及环境保护意识，开发健康饮食，并积极维护公共环境卫生。三、发展鬼饮食旅游文化教育，培养兼具旅游知识及烹饪技术的人才，满足旅游饮食业人才的需求。
3.3体验式的饮食文化旅游开发
现在新型的旅游，除了满足游客体验对异地美食的需求，更要满足了人们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让游客体验川味美食的制作，激发游客的参与乐趣，更好的感受成都特有的“鬼饮食”文化的特色。如制作“三大炮”时，亲手将煮熟的热糯米抓出揉搓成团，用力摔向案板中央，案板两边的钢碟受到震动发出“当、当、当”的声音，其乐趣自然随之而来，而糯米团飞向装满芝麻粉、黄豆粉的竹簸后，将裹满了粉末糯米团捡入盘中，浇上浓稠的红糖汁，再品尝一下自己动作的杰作，由手到胃都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三大炮”之类操作简单且乐趣十足的鬼饮食制作非常适合游客参与体验。开发成都特色型的体验式饮食文化旅游，让游客参与制作，既能体验到自己动手的乐趣，同时能享受美食，更能体会到成都独特的“鬼饮食”文化。
3.4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知名度
成都“鬼饮食”文化的旅游开发，可依托现有旅游景点进行统一宣传，如前文所提到的成都市春熙路、盐市口、玉林路旅游圈等。好的旅游宣传对人们旅游动机的激发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应积极争取政府的支持，政府的重视程度将直接影响旅游业的发展[2]。对成都“鬼饮食”文化要合理利用多种媒体、以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如拍摄纪录片《成都鬼饮食》，通过平面广告、电视、网络、报刊成都“好吃嘴”收集的饮食信息。通过各种渠道充分展现成都“鬼饮食”文化的特色。
3.5重视“鬼饮食”文化旅游产品的可持续发展
成都饮食文化资源非常丰富，但并非用之不尽的，因此在开发“鬼饮食”文化旅游产品的同时应做好饮食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同时，要注意保护旅游生态环境，合理取材，特别要注重饮食卫生与健康问题，使饮食文化在旅游产品开发中有效地可持续发展。
4结语
文化旅游开发规划范文2
关键词：沿海地区；房地产；开发规划
一、旅游地产概要
从字面意思看来，旅游地产是旅游业与地产业相结合的产物，旅游地产具体来说是以旅游资源为依托的相关房产物业的综合，是一种新型的地产模式。旅游地产总的来说可以分为旅游景点地产、旅游度假地产、旅游商务地产以及旅游住宅地产。景点地产是指在景区内为提供游客旅游活动而建造的相父建筑或关联空间，例如主题公园等。度假地产是指在旅游景区内修建的专门提供游客休闲度假的相关建筑和空间。商务地产是指在旅游景区附近修建的通过商务活动来提供旅游服务的相关建筑。而住宅地产则是指与旅游景区相关联的住宅建筑物。
旅游地产受区域发展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季节性要求强烈，景区多集中在沿海城市，而且消费档次较高，但投资的回收率也极高，并且随着近些年来的发展和游客的需求不断膨胀，旅游地产的开发模式及运作方式等越来越十富且多元化，能提供的旅游服务越来越全面、系统，这些都是旅游地产发展的特点。
二、沿海旅游地产开发项目中存在的问题
（一）盲目开发导致大量存量房难以卖出。
目前，我国沿海地区的旅游房地产开发项目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开发商在沿海地区进行旅游房地产开发，他们为牟取更多的利益，没有对当地的环境、经济条件等进行详细的考察分析，对旅游地区进行盲目开发，导致大量的存量房难以卖出，既会造成建筑资源的浪费，又会导致当地经济的大量损失，有悖旅游地产业健康发展的政策。
（二）旅游地产商业化，对沿海地区过度开发。
大多数沿海地区的旅游地产开发商在对沿海房地产进行开发的过程中，都只站在商人的立场上，只以赚钱为目的，热衷于在沿海风景区进行餐馆、商店、酒店等旅游房地产项目的建设，在旅游景点的核心区域大肆修建娱乐休闲会所。这种只注重利益的房地产开发商，通常会忽视对旅游景点环境的保护，他们甚至会牺牲生态功能多样化的自然景观，将沙滩、岸线等公共资源私有化，破坏沿海旅游景点原有的自然生态景观，人为修建过多的人造房地产景观。这些都会使得沿海地区旅游景点的自然景观趋于城市化和商业化，使得沿海地区旅游景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不能带给人们和谐的视觉感受，换句话说就是旅游地产商业化气息过重会造成视觉污染。
（三）沿海地区政府为求财政收入，大量卖地，导致海边高层建筑密集。
沿海地区政府为了得到更多的财政收入，将沿海的土地大量出售，地产商们花高价将这些地区改造成高楼大厦和娱乐休闲场所。一些开发商在沿海地区旅游景点的房地产开发过程中，为满足游客的视觉心理，随意开辟旅游景点，忽视了景点本身的景观效果。不少开发商在当地建设的房地产服务设施的格调很难与当地景点的景观达成一致，大量高层建筑的建设严重影响了沿海地区旅游景观的整体效果，与此同时，景区商业化气息过重，也会对原本纯真、恬静、怡然的自然环境造成破坏，使得景区缺乏观赏性。
三、政府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应采取的措施
（一）对沿海旅游房地产开发进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对房产开发进行合理的规划是实现旅游业快速健康发展的基础，所有的房地产开发项目都必须与该地区旅游景点的总体规划及控制性详细规划一致，在房地产项目工程施工过程中，一定要严格遵守当地的旅游房地产规划，地产商决不能因谋取利益实施规划中没有的项目，严格按照规划执行施工任务，以确保旅游地产项目的布局合理。从长远考虑，对于海边的房地产开发要进行严格的施工控制，对建设控制界限进行严格的划定，注意环境保护，防止过多的破坏性开发建设行为的发生，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保障沙滩、岸线等公共场所的生态环境不遭到破坏。这样能使沿海旅游房地产开发的效益和景区生态环境保护、发掘旅游资源、生态环境优化等有力的结合起来，在实现地产商最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保障沿海地区旅游景点的生态环境不受破坏，实现景区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领导不得，违反当地的旅游建设规划制度，要充分考虑沿海地区的经济状况及景区所具有的环境承载力，严格按照当地的旅游房产规划实施旅游房产开发项目，以免出现大量存量房滞销的情况，造成沿海旅游景点的经济损失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二）对沿海旅游景点的房地产项目进行精心设计，努力营造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氛围。
为避免沿海旅游景点的房地产项目过于商业化，地产商们在进行旅游房地产开发的过程中，应该摒弃贪大求全和零星开发的习惯，在进行商业项目开发的过程中，要重视当地的环境保护，为游客营造出舒适的生态景观环境。目前，我国沿海旅游景点兴建了大量的度假酒店，环境优美，是人们休养生息、调心养性的好地方，度假酒店的适度兴建有利于景区整体人文气氛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注重对沿海旅游景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将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导入到房产开发的整体规划中，保护好沿海地区旅游景点的沙滩、岸线等，在景区一定的距离内设置垃圾收容处，防止游客随意扔垃圾，以免旅游景区的海水污染和环境污染，提高游客文明意识的同时，使得沿海旅游胜地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地产商在进行每个房地产开发项目设计时，都必须充分考虑其功能是否完善，设备是否齐全，安全性能和舒适度是否良好，使得沿海地区旅游房地产项目更加完善。
（三）政府相关人员应依法建设沿海地区旅游房地产项目，注重生态自然环境的保护。
近几年来，国家虽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禁止违法建设项目的施工，但仍然有一部分沿海地区的政府相关人员，没有按照规定的旅游地产项目规划进行地产开发，收受贿赂，造成景区房地产开发项目泛滥，兴建大量高层建筑，对景区的生态景观造成负面影响，这种行为严重影响并干扰着当地的旅游房地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为了有效保护沿海旅游景点的生态环境，必须加强对政府内部人员素质的培养和监督，避免政府相关人员实行“掠夺性开发”，开发商应尽量减少人工景观的建设，加强对沿海旅游区生态和谐的重视。与此同时，政府部门还要注重沿海旅游景区环境保护和旅游景点开发的协调发展，以免沙滩环境遭到破坏。此外，政府部门还要对沿海地区旅游景点的旅游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完成旅游景区地产开发项目滚动发展和良性循环的目标，并且在盈利的基础上使得生态环境更加优化。地产商在进行房产开发时也要促进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营造出令人神往的人间仙境。政府在开发更高级的旅游景点时，要明确自己的职责，严格执法，并坚决杜绝违法建设现象，才能规范沿海地区旅游景点旅游房地产开发市场，实现沿海旅游房地产项目的合理化目标，在维护沿海地区生态环境的同时，推动房地产项目经济的发展。
四、结束语
近几年来，沿海地区旅游景点的旅游房地产开发项目已然成为一种地产热，很多地产商都只注重自身的经济利益，不考虑当地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状况，大肆开发房地产项目，造成沿海地区景区大量存量房滞销、景区商业化氛围过重、景区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等现象。沿海地区的政府相关部门和人员应该以身作则，肩负起自身的责任，不随意。地产商也要严格按照当地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规划建设高层建筑和人工景观，以维持沿海景区的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为主要目标，打造出环境优美、居住舒适且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度假胜地。
[参考文献]
[1]刘会燕。我国旅游房地产开发模式及制约因素分析[J].商业经济，2005（12）.
文化旅游开发规划范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旅游开发；辩证关系
中图分类号：F592.3.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139－04
引言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
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现、表达、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制品和文化空间。例如，具有较高历史和艺术价值的传统戏剧、音乐、文学、艺术、工艺技艺及无形的文化载体，还有具有民族特色的衣食住行、生活风俗、信仰风俗、节日风俗、人生礼仪风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繁荣与创新，蕴含着民族的精神特质与文化沉淀。然而随着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文化一体化的加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正渐渐受到现代商业文化的冲击。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强调对观念层次的保护，强调活态的保护，展现文化生态环境，不只是用语言文字或者现代科技手段记录、保存，而是要引入市场机制，通过旅游开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互动来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旅游开发是对民族智慧的结晶进行包装、展示和宣传。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它的介入又会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趋于舞台化，商业化，难以呈现自己的原生态精华。如何认识并统筹处理好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保护与开发协调发展，对政府、文化教育机构、传承人、旅游企业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群体、多文化共生态的省份，天然民族资源和地理环境的有机结合显示出该地区原生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厚重。在2006年文化部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有31项40处入选“国家级”，排名在浙江、福建之后位列全国第三脚。
1、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
贵州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按类型分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民间口头文学。二、民间歌舞和民族音乐。三、民族民间工艺。四、民族节日。具体如表1所示：
2、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以上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以丰富的文化底蕴与独特的民族风情展现了自己“博”而“精”的特点。博是民族文化渗透的范围广，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精是民族风情各不相同，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形态与技艺精华。例如同是侗族的歌曲，侗族大歌和侗族琵琶歌在伴奏乐器，演唱手法上就有诸多不同。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贵州民族文化的瑰宝，在丰富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弘扬民族精神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社会现代化和城镇化建设的浪潮中，人口的迁徙，信息化程度的提高担负着民间手工技艺的传承人日益减少，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政府想通过旅游开发走文化产业化之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向市场，将之形成文化品牌效应。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化的过程中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必然会造成原始文化形态的失真。因此处理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对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这种双赢模式的构建将会大力推动全民打开文化的宝库，守望濒危的文明。
二、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辩证关系
1、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对立性
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旅游开发对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地区有着诸多消极的影响。
第一，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遭到破坏。旅游开发中商业化的驱使歪曲了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为了迎合游客的审美偏好，许多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背离了文化本身的涵义，趋向于商品性与演艺性。例如，传统活动、节日庆典和民间工艺通过“包装”变得舞台化和日常化，丧失了本身的圣洁感和文化价值。另外，通过对旅客猎奇心理的揣摩，一些民族风俗被改造，夸张，导向奇特、原始、神秘、甚至野蛮、低俗，导致许多优秀文化遗产变味、衰落和失真。旅游开发中商业价值的追逐同样也破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很多民间艺术都是只选择其中有商业价值的部分断章取义的进行开发与传承。
第二，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有性与丰富性遭到冲击。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较好的地方大多是交通不便，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政府为了拉动当地经济增长，促进旅游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随意开发。由于旅游开发不当，很多地方出现民族活动，非物质文化商品雷同，节目安排粗制滥造。例如，苗族蜡染技艺，苗族银饰技艺在很多少数民族景区甚至是非少数民族景区都能见到，并且没有自己的特色跟主题。此外，旅游活动的开展打破了当地相对封闭的传统文明，当地民族比较容易接受游客带来的“现代文明”，原有的民族文化及民族审美情趣都在不知不觉的发生变异。现代文明挤压了传统文化与艺术的存在空间，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受到严重冲击。
2、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统一性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旅游开发为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营造了肥沃的土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绝迹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脱离了现实中的经济性与实用性。而旅游开发所重新挖掘、复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明，迎合了游客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好奇与渴求心理，借助旅游业使不断衰落的传统得到复兴和光大，使日渐失去市场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被重新赋予市场价值与社会文化价值，进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繁衍营造了肥沃的土壤。
第二，旅游开发为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市场支撑。旅游开发产生的市场导向使政府，旅游企业自觉的打造自主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以文化品牌注意力来唤起经济增长点。进而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形成集民族工艺品经营，民族歌舞表演，民俗民风展示及民间技艺宣传为一体的多层次综合性的文化产业链。这对提高当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知名度，加强社会各界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有着重要意义。
第三，旅游开发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辟了新的保护途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只有与旅游开发相结合才可能起到长足有效的保护作用。当前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大都采用摄影录音，整理记录等静态的方式，也有注重对传承人的培养。但这些都不足以展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并且缺乏保护的原动力。而引入旅游开发，让人们从旅途中提高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参与、感悟及体验，既能扩大文化传播度，又能提高民众的保护意识。如，结合抢救式保护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探索之旅”；结合数字化博物馆开展“穿梭时光寻找濒危的文明”；结合传承培训机构和学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修学之旅”；结合民间活态保护，在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开展民间技艺、民俗民风的“武林大赛”。
第四，旅游开发提升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人的积极性。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涉及政府、文化教育机构、传承人、旅游企业等多方位的利益相关群体。旅游开发带来的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一方面，可以唤起当地居民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豪感，激发传承人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性。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政府、企业和文化教育机构对当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和保护。
文化旅游开发规划范文4
关键词:世界遗产 原真性 旅游开发
对世界遗产原真性的认识
原真性源于“Authenticity”,意为原本的、真实的、可靠的、非复制的等等。1997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制定的《世界遗产公约实施行动指南》(第10版)指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财产至少应具有〈世界遗产公约〉所说的突出的普遍价值中的一项标准以及真实性标准”,“要满足对其设计、材料、工艺或背景环境以及个性和构成要素等方面的真实性的检验”。真实性是自然与文化遗产价值的基础,是进行遗产的科学研究、保护与修复规划及登录与管理的依据。
世界遗产原真性是追寻和传承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家园的根基;是教育和提升现代公民素质的媒介;是可持续发展和代际公平思想的体现。但值得注意的是,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具有相对性、主观性、动态性。就自然遗产而言,由于受到自然腐蚀、污染、细菌、动植物生长和破坏等客观自然因素以及不科学的发掘与开发、缺乏项目规划、预测与决策失误、公众的忽视、磨损、涂写、走私等主观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原真性的生态延续更具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性。就文化遗产而言,不同地区、国家的文化根基、价值观念、经济基础、制度背景不同,对自然与文化遗产的开发、保护与管理就不同。相对而言,发达国家可能更注重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精神层面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可能更注重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经济层面的作用。就口头与非物质遗产而言,它包含了人类无限的情感,在数代人的传承中逐步形成一个民族和社会的文化血脉,它不是原封不动的一种延续,而是一种由时空、文化、情感等因素相互影响的动态发展系统。
遗产原真性与旅游开发的关系
原真性是旅游开发的基础与核心
原真性是旅游开发之本,旅游开发是原真性的发展与延伸。原真性保护得好,旅游开发会获得持续性的收益,原真性保护得不好,旅游开发只能获得暂时性的收益。旅游开发适度可行,原真性会可持续发展,旅游开发过度混乱,原真性会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失。
旅游开发在本质上是一种“原真性”的回归
这种回归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主要表现在:
旅游开发在初级阶段表现为对“原真性”的破坏,是一种“退化”。当生产力处于初级阶段的时候,人们对经济利益的渴求常常超越道义上的底线,人们认识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尚未觉醒,摆脱落后的现实生活的需要常常是第一位的,旅游开发也必然处于一种幼稚的破坏与超负荷的、过度的开发上,其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现象十分严重,山东的“水洗三孔”、张家界的观光电梯、泰山扩建的索道、武当山遇真宫的大火等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通常的规律是待到开发造成了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破坏的事实,人们才开始将保护提到日程上来。这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和行为上的过渡阶段。
旅游开发在未来趋势上是一种“原真性”的发展和延伸,是一种“进化”。初期的旅游开发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破坏。表现为对原真性的一种摧残,如大量修建人工建筑和设施,开发过度过滥,甚至竭泽而渔营造伪文化、虚文化,鱼目混珠。有些破坏是毁灭性的,一旦除名或破坏其后果不可挽回。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人们对我国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经济作用从觉醒到日益重视,各种破坏性的旅游开发使我国自然与文化遗产陷入了“真实性”的困境之中。究其本质这是一种转型时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认识上的过渡。成熟的旅游开发是原真性的发展和延伸,表现为复兴山水文明,拯救人类精神,延伸传统民间艺术,提升精神境界。这是一种思想的进化,人性的回归,是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生之本。
旅游开发与原真性保护之间有一定的替代关系且具有不可逆性
旅游开发与遗产的原真性保护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经济、管理体制、制度等条件的变化可以互相替代,且从发展趋势上看,这种替代具有不可逆性。因此可用无差异曲线表示两者的替代性,其中时间、经济、管理体制、制度等构成了两者关系的约束条件。约束线斜率为Pc/Pd(Pc为原真性保护的价格,Pd为旅游开发的价格),其大小说明国家约束条件的制约程度。
生产力较低下的发展阶段(t1),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足够的财政支持(自谋收入所占比重较大)、多头管理的混乱体制、不完善的法制环境等条件的制约使旅游开发成为遗产经营模式的直接动因。其均衡点为A,说明国家偏好倾向于旅游开发。在生产力比较发达阶段(t2),以美国为例,由于财政拨款与自谋收入的比例从1994-2002年一直维持在10∶1,管理体制上实行国家公园制进行统一管理,法治上有专门的立法和执法程序和制度,在图形中表现为其约束线较为平坦,其均衡点B说明政府偏好对遗产原真性的保护。由A到B是生产力发展规律和趋势,具有不可逆性。如下图所示:
遗产原真性与旅游开发的平衡
遗产原真性在旅游开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与现实、开发与保护及市场化进程的快速性和政策约束的滞后性矛盾,而遗产原真性与旅游开发的平衡就是要追求两者共同发展中的双赢。
在尚未形成破坏或破坏较小的地区
规划先行 规划前要成立切实可行、适用性强的综合型策划团队,既有政府官方代表把握方向,又要有规划专家学者科学设计,更吸收当地百姓积极参与,要经过多次反复修改论证后再执行。规划中要注重对时间和空间的立体规划,既要考虑近期、中期、长期的渐进发展,又要考虑空间功能的划分,保护遗产的原真性,最重要的是对旅游区与居民区的划分,充分把握“区内景、区外商”,“区内游、区外住”等基本原则;同时还要注重规划区域与周围区域的环境的平衡。规划后在执行中要完善监督和评估机制,对于已不适应的预期规划要与时俱进,及时调整,以保证规划形成良性循环。
注重政府规制的作用 在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世界遗产的原真性具有稀缺性、准公共品、外部经济、信息不对称等方面的特性,决定了政府要对世界遗产进行价格、进入等方面的经济规制和质量、环境及安全等方面的社会规制。这样可以减少遗产资源的交易成本,约束经营者带来的负外部性,改善社会福利。强制性的保护作用可以使遗产的原真性实现可持续发展,并获得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加强社区的参与程度 社区是世界遗产的依托,其地域范围和人文内涵都是世界遗产的延伸及附加值,原真性遗产则是社区的核心产品。两者只有互相协调发展才能产生和谐和共生的双赢局面。社区居民在遗产原真性的开发和保护中处于核心位置,因此通过建立社区居民完善的培训体系,构建起社区居民的环保意识、遗产意识、旅游意识、服务意识、安全意识、责任意识等,便会自然转化为一种热情友好亲切助人的态度,这种无形的资源直接创造着世界遗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在已经形成破坏的地区
制度先行 在我国现行的遗产法律法规数量少、涉及面窄、级别低、与现行市场背景的冲突较多的前提下,更要注重因地制宜地制定世界遗产保护规则,如四川于2001年1月18日出台的《四川遗产保护条例》和福建于2005年5月通过的《武夷山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条例》,对当地世界遗产原真性的保存和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适度处理好政府规制与市场经营的关系 在已经形成破坏的遗产地,大多是因为政府规制的失灵而导致市场化过度开发。在我国世界遗产完全行政性垄断经营的无效率和低效率状态下,财政困难,举步维艰,即使政府明令规定“不得以任何名义和方式出让或变相出让风景名胜资源及其景区土地”,依然没有抵挡住四川九寨沟等十个景点、桂林阳朔外景区、安徽观音塘景区等出让经营权的风暴。在我国理论和实践上都引发了一场“经营权是否可以转让”的争议。笔者认为,这种矛盾的直接原因是我国现行体制造成的,同时相应的政策和法规十分缺乏并且滞后。我国的经济、政治、财政、法制、机制、公民素质等种种背景均与西方发达国家迥然不同,走“国家公园制”的行政管理模式暂时看来是行不通的。只有充分发挥政府在宏观规划、国有资产监督和管理方面的主导作用,允许经营性项目适度出让管理权和经营权是适合我国的国情的。彭德成概括提出的“整体租赁经营模式、股份制企业经营模式、上市公司经营模式、整合开发经营模式、网络复合治理模式”等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正确引导和规范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 对于自然遗产,旅游经营者要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避免改造、重建、增加人工建筑,以自然生态为基础,认识到人与环境的持续发展是旅游开发的必然。对文化遗产而言,旅游经营者要处理好修缮与重建的关系。由于自然力、材质、技术和人为破坏等多种原因,修缮是一种必然,但其前提是尊重历史;重建更要严格按照相应的法律条文进行,“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等文物已经全部损坏的,不得重新修建;因特殊需要在另地重建或原址复建的,须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级别,报原核定公布机关批准。”
大众旅游时期的旅游者比较幼稚,以自我为中心,注重享受自然而不注重保护自然;现代旅游者日益成熟,注重亲善自然、追求原真,有较强的环保意识。我国旅游者正处于由幼稚向成熟转变的过程之中,因此引导旅游者的正确观念,规范旅游者的合理行为,就成为保护遗产原真性最重要的任务。此外,通过价格规制实行提前预约制来控制旅游者数量,进而控制环境容量,也是在客观上提高旅游者保护遗产的原真性,保护生态环境的一种重要途径。
文化旅游开发规划范文5
关键词：江南古镇；旅游开发；资源保护
ProbeintotourismdevelopmentandpreservationinancienttownssouthofYangtseriver
Abstract:Asakindofspecialtourismresource,theoldtownsinChinahavealreadyabsorbedmoreandmoretoursSince80''''sin20centuries,suchasWuzhengTowninZhejiangprovinceandZhouzhuangTowninJiangsuprovince.Now,totouroldtownhasalreadybeenapopulartourismproductanywhere,whichroseanimportantfunctioninpromotingtheoldtown''''sdevelopmentofeconomic,prosperingtheoldtown''''scommunity,developingtheoldtown''''sculture.However,alotofproblemswerecameoutintheprocesstoproductthetourismresources.
Keywords:ancienttowns；tourismdevelopment；resourcespreservation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云南丽江、江苏周庄等旅游古镇的崛起，中国的历史城镇作为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旅游者，发展到现在，古镇旅游已经成为各地炙手可热的旅游产品，在促进旅游古镇的经济发展、社区繁荣和文化进步等方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据网上不完全统计，全国正在开发旅游的古镇近60座，其中又以“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古镇最为突出，以其悠久的历史、古朴的居民建筑、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水乡风貌吸引着众多游客前往，成为华东地区的重要旅游目的地。然而，在江南古镇旅游给当地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的同时，诸多问题也在古镇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过程中暴露出来。各种矛盾冲突束缚了江南古镇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妨碍了文化旅游资源的持续利用和江南古镇社区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寻求化解这些矛盾冲突的方法。基于此，本论文展开了对江南古镇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的相关理论的初步研究。
一、江南古镇与江南古镇旅游
（一）江南古镇的概念
江南古镇，是个集合概念，在地理学上，泛指“长江以南的古镇”，尤其以江南水乡古镇为典型。江南，原意江之南。“江”，汉语特指大江、长江。故，江南古镇，一般与水相关，“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古镇，是典型画卷。“水”文化和“古”文化的交点，是江南古镇的魂。余丹（2005）认为，江南古镇，是一种文化遗产群，主要包括古镇古建筑群、古镇老街区、古镇民俗等。
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江南主要指湖北以南的湖南，江西一带。而进入近代后，江南的范围转移到苏南和浙北一带，包括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江苏的丹阳以南和安徽的长江以南地区。
同时在诗文中广泛出现的江南古镇，指的是被文人所美化了的地区。主要是以苏，杭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的长江以南的太湖流域的古镇。同时出现的还有“文化江南古镇”这一概念，指以苏锡常的太湖文化为中心的包括扬州文化，徽州文化，金陵文化在内的一种水乡文化古镇。
本文所讨论的江南古镇，以“苏锡常，杭嘉湖”（苏州，常州，湖州，杭州，淞江，嘉兴）地区的古镇为重点。代表性的有：江苏的周庄、甪直、同里，浙江的西塘、乌镇、南浔。
（二）江南古镇所蕴涵的旅游价值
随唐宋元时期，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江南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到明清时期，江南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心脏，江南文化也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如今，作为一种旅游资源，江南古镇有着独特的自然观赏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历史悠久，民居建筑古朴
之所以称之为江南古镇，因为这些小镇都具有数百、上千年的历史。苏州昆山的周庄，建镇于北宋元年，至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苏州吴江的同里，建镇于宋代，距今已有1000多年。这些小镇的建筑在历经百年沧桑后，依然保存完好，布局随意精练，造型轻巧简介，色彩淡雅宜人，轮廓柔和优美，体现出江南水乡民居古朴自然的建筑特色。
2．水网密布，水乡风貌独特
江南地区水网密布，河流众多，因此古镇以水为依托，依水成镇，在江南古镇旅游资源的开发中，以桥文化为主题的景区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正是这种容入古镇文化，古镇生活的“小桥、流水、人家”的独特的江南水乡风貌让中内外游客慕名而来。
3．名人辈出，文化底蕴深厚
江南水乡古镇从古至今都体现着一种好学善思、开放进取的文化心态。[2]江南民间素有“耕读传家”的风气，这种勤奋好学，追求上进的风气，更因“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以及宋代以来我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因此，江南古镇古往今来，人才辈出，名人学士荟萃，清淡素雅的水乡风貌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三）江南古镇旅游的兴起与发展
江南古镇旅游就是指，以江南古镇为目的地所展开的旅游活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旅游的内容从以自然风光旅游为主发展到与风俗风情旅游并重，“走进生活”、“回归自然”成为近年世界旅游的热点。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这种独特的风情以及从中透出的浓浓的文化底蕴和温情的人性关怀，深深吸引了国内外大批游客。江南的古镇旅游也由此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20世纪80年代。1984年，陈逸飞先生一幅《故乡的回忆》使得苏州周庄享誉海内外，不仅成功开创了江南水乡古镇的品牌，更使周庄成为中国古镇旅游发展的开拓者。继周庄之后，苏州同里古镇于1986年开展旅游事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周庄的示范效应下，江浙一带的古镇相继走上“旅游兴镇”之路。浙江乌镇于1999年开始旅游的开发工作，由于在开展旅游的同时又较好地保护了历史，故被喻为“最具文化气息的水乡古镇”。阮仪三（1996）指出，正是植根于“水”环境中的江南水乡城镇所具有的独特自然景观和生活特征吸引了一大批中内外游客，使江南古镇旅游迅速升温。
二、江南古镇旅游开发与保护模式
江南古镇有着安静而优美的环境、古朴的人家、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历史文化，人类经历的见证中最有说服力和生命力的那些历经沧桑的老城，老镇，对现代人来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对于江南古镇这种特殊的文化载体，旅游开发所带来的外来冲击，对当地文化，氛围和社会关系都带来巨大的影响。
因此，研究现有江南古镇的旅游开发与保护的模式，分析其利弊，是为了寻找一种最可行的开发与保护模式，可以协调处理江南古镇旅游开发与保护，将江南古镇的旅游开发带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江南古镇旅游开发与保护的主体，及其途径构成了江南古镇旅游开发与保护模式中的两大要素。它们共同作用在江南古镇这一客体上，使之的自然观赏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展现在游客眼前。
（一）江南古镇旅游开发与保护的主体
1．政府主导开发与保护
政府作为当地旅游开发与保护的主体，运用掌握的城市规划审批权力对古镇旅游开发进行宏观的管理；开发资金的投入主要依赖地方财政，但是对公共设施的投入引入相关的市场机制，对游客收取费用(古城保护费)，对具体的旅游开发项目不作具体干预，主要通过城市规划和行政审批来调控。
2．以政府主导的项目公司为主体
政府成立相应的旅游开发项目公司，相关资产以政府财政划拨的形式注入项目公司(或者以资产作价形式出资，资产所有者拥有项目公司相应的股权)，项目公司以政府组织注入的资产为抵押，向银行借款，获得的资金用于古镇旅游项目的开发，旅游开发所获得的收益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如此滚动开发古镇旅游。
3．政府将经营权出让，旅游开发商成为旅游开发与保护的主体
地方政府将管辖范围内的旅游景点(资源性资产)开发出来后，通过出让旅游开发经营权的方式，吸引开发商介入古镇旅游开发。由投资商根据自身优势，结合市场需要对外融资，继续古镇旅游开发进程，政府只在行业宏观层面上对开发商(投资商)进行管理。
（二）江南古镇旅游开发与保护的途径
在现有的经过旅游开发洗礼的江南古镇中，笔者将它们开发与保护的途径归纳为两大类别：“空心化”的旅游开发，“非空心化”的资源利用。
保继刚（2004）指出，所谓“空心化”就是把原先生活在古镇的居民迁出，再对古镇、古宅、古街进行修缮，派出管理人员、讲解人员进驻。
与此相对，“非空心化”则是尽最大能力保留古镇现有的当地环境，不仅不把当地居民迁出，而且利用这一部分居民，使他们认识到自身生活环境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对所居住古镇的开发利用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这两种途径在江南古镇的旅游开发过程中都得到了深刻的实践。如江苏苏州的同里古镇，在旅游开发过程中一直坚持着“非空心化”的资源利用途径，当地居民没有被强行迁徙，依然保留着他们原有的生活状态。游客游览的过程中，随处课见当地居民的生活风貌，低矮的建筑，杂货店，当地的电影院，都在旅游区内，甚至连景区的大门也没有那么明确的界限。而浙江桐乡的乌镇则是“空心化”开发的先行者。
（三）江南古镇旅游开发与保护模式的典型
江南水乡古镇的开发与保护模式是上述开发主体与开发途径的不同组合的结果。通过查阅资料，相互对比，笔者认为其组合结果中有以下三种模式较为典型。
1．周庄模式－政府主导，进行非空心化开发
周庄的旅游开发依赖于当地政府。1986年，周庄镇政府就开始在专家的指导下对旅游发展进行规划，政府作为主要力量参与开发。周庄以非空心化的旅游开发途径为基础，在空间结构形态上采取了“古镇区＋古镇新区＋新镇区”[11]的模式。对传统古镇与现代新镇进行了过度，既不大量的迁徙当地居民，维护了一部分古民风的生存，又解决了现代化建筑，现代居民生活对古镇区原有风貌的侵蚀。
2．乌镇模式－政府主导的项目公司为主体，进行空心化开发
如果说周庄采取了边开发边保护的方式，那么乌镇便是先规划后发展的典型。乌镇模式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项目公司为主体的江南古镇旅游开发的典型模式。乌镇亦采取“保护与开发并举、以开发促进保护”的道路。乌镇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同时也是乌镇旅游开发公司董事长。其开发亦开始就采取了“为保护古镇整体风貌，禁止居民经商”的措施。并以“起步最晚，规划最齐，管理最规范”[13]的姿态跻身江南六大古镇之列。
乌镇开发与保护的途径是典型的空心化开发，原先居住在古镇保护区内的居民全部迁往他处，也不允许居民在沿街的房屋进行商业活动。
3．南浔模式－旅游开发商为主体，进行非空心化开发
南浔政府将经营权出让给旅游开发商，作为旅游开发与保护的主体，旅游开发商通过自身优势，利用大量资金，对南浔精心整改，投入市场。浙江烟草集团所属上海博大投资有限公司从最初的项目规划至今，滚动投入的资金已近5亿元。整个项目规模为23亿元。
由上海博大投资有限公司接管的南浔旅游开发，虽然在最初强制拆迁居民498户，建筑面积达45837.19M，但是整体上依然遵循着非空心化的开发途径。整个景区建设起规范的商业活动，同时进驻了专业的导游讲解体系，但是参与这些活动的都是南浔当地的古镇居民。虽然从建筑分布上看，南浔古镇区的现代居住建筑被迁徙了一部分，但南浔整体的人文环境没有受到影响。
三、江南古镇旅游开发与保护典型模式利弊分析
这三种典型的开发与保护模式，在三个不同的江南古镇运作着，其成功之处值得我们借鉴。同时，在这三种模式各自实施的过程中，它们也都暴露出不同的问题。
（一）周庄模式
1．政府调节旅游活动，用旅游保护古镇
周庄镇在旅游发展过程中一直有着较好的口碑，保持着中国第一水乡的美誉，冠居江南六大水乡。政府作为旅游开发的主导力量，长时间对周庄进行在旅游开发，旅游活动，资源利用方面的调节活动，使周庄成为江南水乡古镇中旅游发展最早也是最快的古镇。周庄模式的核心，就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护古镇，用旅游来保护古镇，“古镇区＋古镇新区＋新镇区”的模式，对古镇和新镇寓于不同的旅游项目。这样既保护了古镇，也解决了城镇发展的问题。
2．政府调节漏洞，旅游容量饱和
从现今关于周庄旅游宣传的各项媒体资料上，我们可以看出周庄用于宣传自身的一大标准便是接待游客数量的不断增长。从李丽雅（2004）在接待游客数量这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周庄的具体数据，“到目前为止，周庄历史文化保护区内每天平均接待游客3000－4000人，周末平均每天7000－8000人。现在每年的观光游客数已经超过了1996年的3倍。2000年的游客总数约150万，其中外国游客22.5万。在国庆期间，每天的游客数量达到了三万人次。”[12]
正因为政府直接决定着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开展，对于市场宣传的灵敏度不够，一味的标榜自身接待游客数量的增加，却没有看到周庄由于旅游区域狭小，要保证游客的旅游质量并保护当地的旅游资源，必须限制旅游数量，原本应该发挥其调节作用的政府没有看到这一弊病，更别谈对周庄接待游客的数量进行调节控制了。
（二）乌镇模式
1．先规划后开发，结合资源特色与市场需求
乌镇在空心化的开发基础上实施了精品战略，主要包括：精心设计景区，旅游路线精品化，完善旅游解说系统。充分迎合市场需求所重建的乌镇，在保护基础上融入了最具有地方色彩的民间文化。无论是成功设计的景区布置，还是柳暗花明的旅游线路，都完全贴合游客的游览需要，呈现出一种游客想看到，愿意看到的水乡风貌，使乌镇成为立体的展现在现实中的历史遗产群。
2．空心化导致过度商业化
乌镇的空心化开发将原先的老百姓迁出，进驻规范的旅游商业体系，从表面上看是对古镇资源的一种有利利用。然而随着当地居民的迁徙，他们为古镇营造的那份传统意蕴也随之流失。乌镇失去了居民的生活依据，空城的古镇再加上商业活动的进驻，市场法则的盲目性必然会引起地方文化资源被当作是商品进行生产和消费，商业因素的投入规模和发展速度渐渐无法控制，从而陷入多数学者所言的“过度商业化”[15]的局面。
这种旅游商业化的极端表现，是乌镇地方传统文化逐渐被异类文化，特别是现代商业文化侵蚀；古镇原有淡雅的生活气息逐渐消失；旅游商品同质性显现严重，地方特色的手工艺品被能成批生产的退化而简单的工艺品所取代。
（三）南浔模式
1．旅游经营良性循环，非空心化打造“宜人居住”的水乡环境
南浔古镇的旅游开发脚步远在周庄，乌镇之后，因此上海博大公司在对南浔的开发过程中，吸取了前辈开发与保护模式所引起的弊端的各种教训，借鉴了其他江南水乡古镇开发过程中积累的大量经验。无论是旅游容量的控制，还是商业活动的安排，都恰到好处的体现在这个精致优雅的小镇上。
南浔区与企业的合作方法是采用项目整体开发运作，企业出资进行古镇修复整治和旅游配套，政府用土地进行补偿，实现项目前期投入产出的基本平衡，使旅游经营轻装上阵，如此实现良性循环。
同时，整个景区建设起规范的商业活动，进驻了专业的导游讲解体系，但是与乌镇模式不同的是，参与这些活动的都是南浔当地的古镇居民。虽然从建筑分布上看，南浔古镇区的现代居住建筑被迁徙，但是古老淳朴的人文环境仍然保持着，无论是摇船的少女，亲和的讲解员，还是临水而建的店铺，都是南浔数百年流传至今的原汁原味的民风。随处可见当地的居民在河边洗菜，嬉戏，年迈的老人靠着同样年迈的栅栏休憩，仿佛从异乡远到而来的游客只是眼前转瞬即逝的风景，丝毫不会侵饶到他们传承至今的宁静生活。
正是非空心化所带来的这种“宜人居住”的谐和环境，使南浔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水乡古镇，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亲切的邻里关系，体现出一种江南水乡特有的文明、富足、诗意、和谐的理想境界。
2．旅游主体重复，产品单一
然而，也正是这种保守的模式，使南浔在江南六府古镇中，成为毫不起眼的一个。多数游览过的客人表示，南浔只是与周庄，同里，乌镇一样，旅游主题重度，旅游产品单一的又一个江南古镇。只是“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水乡风貌在另一个地理位置的体现。这便是南浔旅游开发所存在的主要弊端，经营差异化不明显。
优雅、闲适、恬淡的水乡生活为大多数人所向往。但南浔古镇旅游缺乏“亮点和特色”，也就是缺乏自身的核心吸引物。与其他的江南水乡古镇相比，在景观上存在较强的替代性，而且旅游项目大多雷同。小桥流水的生活环境，泛舟水上的江南小船，普通游客不会从深层次上细究水乡的差别，很多都是只停留一天甚至半天时间观光，很难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开发过程中并没有形成古镇独一无二的特色，旅游开发的层次也仅仅停留在观光和门票收入上。
四、为江南古镇旅游建立可行的开发与保护模式
在上述三种典型的开发与保护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周庄模式由于旅游开发通过政府指导，失去了对市场的灵敏度，而乌镇模式的空心化开发又造成了过度商业化现象的泛滥。笔者认为，由旅游开发商为开发主体，走非空心化的开发道路的南浔模式，在众多江南古镇旅游开发与保护模式中最为可行。
（一）南浔模式的可行性
1．旅游开发商作为旅游开发主体，敏感应对市场
周庄模式之所以完全由政府主导，是因为周庄古镇在20世纪80年代就被发现，是江南水乡古镇中开发最早的一个，当时的旅游开发商远没有成熟起来，政府便直接接管了古镇的资源利用开发与保护。到20世纪初，乌镇由政府主导的项目公司作为开发主体，虽然成立了乌镇旅游开发公司，但镇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和银行借贷来开发古镇旅游项目，在资金条件上远不及旅游开发商雄厚。
随着旅游经济的飞速发展，旅游开发商已经渐渐成熟起来。旅游开发活动本身也是一种商业活动，要使旅游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投入市场并得到回报，仅仅依赖政府的调节力量是不够的。在市场经济的宏观条件下，旅游资源之间也在相互竞争，江南古镇近几年的发展势头日益高涨，在众多竞争对手中如何保持自己的地位，展现自己的魅力，必须要依靠旅游投资商的企业头脑，将古镇旅游作为“产品”营销，打造古镇旅游地独特的“企业品牌”,突出战略管理，贯彻营销观念。
那么，以旅游开发商作为开发主体，会不会出现开发商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而对古镇旅游资源造成侵蚀破坏呢？笔者认为这种情况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旅游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效益本身就建立在旅游资源身的旅游价值上。一旦旅游资源遭到破坏，不再具有旅游价值，那么它带来的旅游活动就会渐渐衰退，更别说创造经济效益了。这就决定了为了考虑长远利益，明智的旅游开发商必定会在利用旅游资源的同时着手保护资源本身。
2．非空心化的良性循环，开发与保护并行
乌镇一直遵循的空心化的开发途径使当地的旅游活动暴露出市场法则的盲目性，商业因素的投入规模和发展速度变的难以控制，这时候经济的发展便以文化的流失为代价，长此以往，“旅游开发便会逐渐成为一种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单向的转换过程。”[6]
因此，只有走非空心化开发的道路才可以避免这种过度商业化的滋生。在这方面，周庄模式体现出来的非空心化同样是可取的，但周庄模式对古镇区，新镇区做了明确划分。生活在古镇区的人过着自己惬意的室外桃源生活，而新镇区的老百姓则开起了饭店，旅店，为周庄镇的旅游活动提供设施条件。这样明显的分界在南浔你看不到，你可以不出古镇区，就居住在当地老百姓用自己古老的祖屋经营的客栈，因为南浔古镇区的居民积极参与到了旅游开发的过程当中，为远到而来的游客创造了更好的旅游体验。
南浔模式在开发水乡古镇的同时，不影响古镇原有居民的居住环境与生活方式，在原有水乡风貌的基础上进行优化与改造，且通过居民参与旅游经营，使居民认识到文物古迹及传统民俗的历史文化价值，从而自觉保护水乡古镇的资源和风貌。因而，这种非空心化，以保护为前提的旅游利用有助于维护江南水乡古镇建筑及环境的真实性。
（二）对南浔模式的完善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南浔模式从重多模式中脱颖而出，恰当处理了江南水乡古镇保护于开发的协调问题，那么是不是南浔模式就是江南水乡古镇开发的理想模式呢，从前文我们对它所体现的弊端的分析上看，答案是否定的。要寻找到江南水乡古镇开发的理想模式，就必定要对南浔模式进行各方面的完善。
1．挖掘民俗风情，提高古镇文化品位
要完善南浔模式，首先要着手的就是解决旅游主题重复，产品单一这个问题。
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江南水乡古镇资源正在被进一步开发，利用。如果在开发过程中，走前辈走过的老路，树一样的旅游产品，建一样的旅游风景，宣传一样的旅游口号，那么江南水乡古镇将会滥而不精，渐渐失去其自身特有的旅游吸引力，只是多一个南浔，或者周庄而已。
因此，要保证江南水乡历史文化名镇的旅游生命周期的延续，就必须要努力使其进入复苏期。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给江南水乡古镇增添新的内容。这些新的旅游吸引物可以是对江南水乡古镇的文化的深度开发，也可以是对其进行全新的包装和宣传。
就南浔而言，笔者通过资料采集，发现南浔除了具有江南水乡特有的人文风貌以外，还是近代中国最大的丝商集团—浔商的发源地，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的交汇处，中国名人集居地。这使南浔作为江南水乡古镇，不仅具有其他水乡普遍拥有的历史文化价值，自然观赏价值，还蕴涵着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这种在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的厚重的文化因子，使作为水乡古镇的南浔在广度与深度上具有其他古镇所较少拥有的发展潜能。
如果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开发主体及时认识到这一潜能并且加以宣传利用，那么南浔必定会在江南水乡古镇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散发出自身特有的魅力，吸引国内外游客的到来。
2．政企结合，发挥政府调节作用
虽然旅游开发的经营权转让给了旅游开发商，政府的调节作用还是必不可少的。政府一方面要给旅游开发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要对旅游开发过程进行监督控制，必须保证旅游开发商的开发活动是在经济盈利和资源保护双赢的基础上开展的。
同时，江南古镇资源的保护除了靠旅游开发商以外，政府也应当协调各方面事务，全方位保护江南古镇。如制定江南古镇保护条例，整顿市场，保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塑造江南古镇旅游的良好形象。
因此，南浔模式除了坚持旅游开发商为主体以外，也不能忽略政府的力量，必须得到政府在各方面的辅助，才能有序的进行旅游开发，全面的保护江南古镇旅游资源。
3．打造区域旅游发展的“竞合模式”
江南水乡古镇旅游发展至今，出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由于古镇间激烈竞争而引发整体吸引力的弱化。过去，江南古镇在开发旅游上一直是“各自为政”，由于资源相近，为抢占有限的市场份额，甚至出现过恶性竞争。以至于陷入了“不到水乡是遗憾，游了水乡更遗憾”的境地。
再可行的开发与保护模式，如果只一味的关起门来自己开发，势必会造成江南水乡古镇之间的孤立化。只有各个江南古镇转变观念，树立区域旅游资源整合观念，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原则形成江南古镇大旅游圈，才能共同打响“中国江南水乡古镇”的旅游品牌。如成立古镇旅游区联盟，对几个古镇的旅游线路、交通和旅游产品进行统一规划和协调，方便游客在古镇之间的选择游览和游线组织，使得游客分流。
南浔模式的成功之处值得其他江南水乡古镇借鉴，其需要完善之处我们也要不断发现不断改过。江南水乡古镇的文化旅游正在日益迅速发展，在着手开发前要选择怎样的开发与保护模式，在开发过程种要如何解决不断出现的问题，这关系着古镇旅游资源的生存，古镇居民的生活方式，各地游客的旅游感受，整个古村古镇的长久发展。也需要更多专家的关注于研究，来更好的发现江南古镇旅游开发所存在的问题，更好的解决他们，走上可持续发展的旅游开发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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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开发规划范文6
1．1社区旅游
社区旅游的主要内涵是从社区的角度进行旅游目的地的规划设计和建设，优化旅游社区结构，实现旅游目的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1］。国外社区旅游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80年代，在社区边缘群体的机会与福利、居民利益、社区旅游影响、社区旅游游客群体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和讨论［2－3］。我国社区旅游基于旅游产业起步晚，其实践和讨论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总结现有社区旅游相关研究，主要从3个方面展开。(1)社区旅游开发的利益协调分析。主要考虑社区旅游开发带来的在政府、居民、游客、边缘群体等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调节问题。张伟等基于乐山市旅游规划实践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旅游开发中的社区关系探讨具有较强的应用性［4］;陈珂等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沈阳棋盘山旅游区中社区居民利益因子进行分析评价，提出应建立居民参与机制及完善相关利益分配机制等建议［5］。(2)旅游开发中的社区参与研究。社区参与的核心在于赋权和机会平等，给予各主体对自身的充分认识和尊重［6］，是社区长远发展、实现效益最大化和长远发展的主要途径。刘德云结合国外相关讨论，总结出包括象征式、咨询式、物质激励式、功能式、交互式和自我激励式等社区参与的类型，并指出社区参与在旅游规划中的重要性［7］。(3)社区旅游开发模式的讨论。目的在于建构一个科学的规划设计方案，确定时域内的规划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形成一个具备综合效益的开发模式。如刘德云所倡导的参与型规划模式［7］、余向洋基于社区旅游连续统提出的徽州古村落社区旅游模式［8］，共同强调了社区参与及社区利益调节在规划设计中的重要性。现行研究也提出并不存在统一的社区旅游开发模式，而是应该根据各区域实际，探索符合当地社区旅游及社区自身长远发展的开发模式。
1．2城市设计之于社区旅游
伴随着旅游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旅游开发与城市设计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成为城市设计的新研究方向之一［9－10］。现有社区旅游开发的相关研究逐步将社区参与和社区利益调节等内容融入到社区旅游规划设计中，与万敏等在旅游集散为动力去构筑旅游集散区的规划设计［11］类似，其聚焦点主要还在于旅游开发区本身的空间设计，未能通过总体性的城市设计导入旅游开发以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社区旅游能否持续发展，取决于城镇整体形象、地域特色、民族文化等综合吸引力。因此，社区旅游开发并非个别旅游资源的建设，而是城市整体的系统工程。旅游吸引力的形成也不仅是旅游点的培育，而且还是城镇综合引力的培养。支撑城市设计与社区旅游开发相互联结的理论主要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旅游规划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经济发展与自然、人文环境的和谐统一，通过科学的城市设计策略带动旅游开发，可避免单纯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短视行为，综合整体城市规划设计和长远经济社会发展。旅游规划理论则强调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并以可持续为目标，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科学的规划设计去带动旅游开发规划，总体性的城市设计在其中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因此，将旅游开发作为城市设计策略下的组成部分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
1．3城市设计策略带动集中安置区的旅游开发
集中安置区是伴随重大灾害、国家重大工程带来的移民现象而设立的区域。一般而言，集中安置区将原本社区中的群体集中安置在新型活动区域，或对其活动区域进行改造，是社区再建设的主体。因此，对其进行规划设计和旅游开发是社区旅游研究的重要内容。当前研究对于集中安置区的讨论缺乏关于城市设计和旅游开发的综合思考，灾后重建的集中安置区研究在旅游开发和城市设计两者间呈现脱离。在旅游开发上有郑柳青等关于汶川灾后旅游重建的“汶川模式”研究［12］、司马志等对北川县国际旅游城镇的约束条件及核心竞争力的分析总结［13］及张云霞等对绵阳灾后旅游业应对策略的分析［14］等。而在城市设计上，刘利雄就灾后威州主题性城市设计进行了论证［15］，孙彤就北川新县城的规划和设计理念进行了分析［16］。可见，灾后重建方面的研究分别集中在旅游产业复兴和城市设计模式等焦点，匮乏城市设计与旅游开发相结合的研究。而落脚于灾后集中安置区为主体、以社区为载体的研究几乎没有。伴随着灾后重建的完成，重建后的集中安置区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诉求。因此，在集中安置区的空间尺度上，将社区旅游开发嵌入总体性城市设计中形成社区旅游带动区域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选取水磨镇为研究载体，介绍其灾后城市设计理念及旅游开发过程，为城市设计与社区旅游开发的融合提供一个可借鉴的模式。
2水磨羌城灾后重建与旅游开发
2．1水磨镇的前世今生
水磨镇位于四川汶川县域西南，距都江堰25km，距成都70km，处于卧龙国家自然保护区与都江堰、青城山两处世界遗产的核心地带。水磨镇交通较为便捷，都汶高速、213国道、三江旅游快速通道穿越而过。境内多为高山峡谷地区，地质结构稳定，岷江支流寿溪河穿境而过。全镇面积89km2，总人口约2万人，少数民族比例较大，羌族和藏族约占总人口的1/4。震前的水磨镇是典型的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区，高污企业达到63家，工业废气、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对同处峡谷的镇中心区域造成较为严重的大气环境和水环境污染。而在长期的发展建设中，由于缺少统一规划，水磨镇面临的问题正如我国千千万万的小城镇一样，缺乏整体规划设计和无序建设，产业发展破坏生态，原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少数民族特色正在悄然失去。在“5•12”汶川大地震中，距震中仅4km的水磨镇受到重创，房屋全部损坏，3/4以上的房屋倒塌，2万人受灾，92人遇难。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造成交通、通讯、电力、供水等重要基础设施完全瘫痪。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援建小组通过“工业外迁，腾笼换鸟”的战略决策和可持续的城市设计策略为水磨镇实现了以家庭小农业、高载能工业转变为旅游业、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结构，跨越式地完成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建成了一座全新的以教育、绿色居住、流通商贸为主的山水环境宜人的服务型旅游小城镇，为在灾后城市设计中导入社区旅游开发、实现产业升级和社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借鉴。
2．2水磨镇旅游产业发展
灾后重建后的汶川县实现旅游经济从无到有，蓬勃发展的旅游产业使全镇经济实现恢复性增长，2012年1—8月期间，汶川县接待游客374．5万人，同比增长79．17%，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5．61亿元，同比增长96．07%。在汶川县的财政收入当中，目前和旅游相关的收入增长了15%以上，而在地震之前不到1%。与此同时，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综合收入都在稳步上升。相较于汶川县其他集中安置区，水磨羌城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引起世人的关注。2010年4月，水磨镇获得联合国人居署在四川灾区唯一授予的“全球灾后重建最佳范例奖”;其后的第三届世界文化旅游论坛组委会授予其“中国精品文化旅游景区”的荣誉称号;同年9月，通过国家旅游局4A级景区评定，进而成为汶川特大地震后城镇灾后重建中最为成功、旅游人气最旺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俱佳的特色城镇。2011年春节黄金周期间，汶川县水磨羌城吸引了大量游客，平均每天接待游客4500余人次，自驾车辆达600辆。
3水磨羌城集中安置区城市设计
3．1水磨羌城的城市设计理念
汶川水磨羌城位于水磨镇规划范围的东北部，南临水磨大道与寿溪河，是灾后水磨镇安居工程的主体部分。在灾后重建中，水磨镇安置区运用城市设计手法将各村散居农户集中安置，并在复兴羌族文化和发展旅游产业的城市设计理念指引下，将传统羌族风貌元素融入重构城镇风貌中，结合旅游开发配套设施，将整个安置区建设成为了羌族文化鲜明的汶川新羌城。
3．1．1复兴羌族文化。羌族文化是羌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并积累起来世代相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综合，是羌民族最本质的特征。水磨镇灾后重建是复兴羌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绝佳契机。水磨羌城的总体城市设计意在重建过程中促进传统羌族文化复活，在新生的城镇空间中再现传统羌族聚落的活力。通过羌族旅游资源导入的方式，促进羌族文化复兴，增强文化认同感。
3．1．2发展旅游产业。旅游是购买文化、消费文化和享受文化的过程，水磨羌族城市设计立足于羌族文化，利用羌族山水环境，发展旅游产业。旅游产业在水磨羌城建设和发展中具备较强的经济性和文化保育性。以旅游开发为先导，水磨镇可以实现产业升级、保育生态环境、打造地域风貌等一系列城镇发展目标，达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3．2水磨羌城的城市设计方法
区别于汶川县其他小镇的灾后集中安置区，水磨镇安置区在灾后重建中并未按村落分片区处理，而是运用城市设计手法将之前各村散居农户集中，形成一个集中安置社区，并且统一在河的一岸，在此基础上联结公共空间和旅游景点，形成完整的社区旅游资源系统。水磨羌城的城市设计十分注重传统地域风貌元素的挖掘和提取，并结合水磨镇历史实际，在空间布局、民居体系、特色建筑单体和细部构件的选择和运用上，延承了传统羌族历史文化和公共生活的原型。此外，为迎合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水磨羌城将传统风貌元素通过优化变异、尺度转换、功能置换等设计手段，完成了历史与现代的结合与平衡。完整羌城风貌形成了民族特色凸显的城镇风格，带动旅游整体吸引力的提升。在城镇风貌上，水磨羌城安置区借鉴羌族传统民居风格，结合西羌的深厚文化内涵，形成协调统一、民族特色明显的羌寨形象。具体由和谐广场、170幢居民楼、农贸市场等组成，总建筑面积4万余m2。从实施效果上看，设计方案不仅解决了安置区内灾后227户居民的住房问题，还为今后发展震后社区旅游进行二次开发进行了提前规划。灾后水磨羌城的城市设计并非仅将灾后重建视为安居工程，而是在城镇空间中导入旅游产业，实现城市设计与社区旅游开发的结合，带动了灾后生产方式的转变，成为集中安置区居住空间改造与旅游开发结合的“水磨羌城模式”(图1)。
3．3水磨羌城安置区导入旅游的城市设计策略
3．3．1依托现有资源。依河发展的水磨镇呈现典型的山水城市形态，在充分研究规划区现状水系的基础上，新修寿溪湖作为导入旅游产业的重要生态资源，为水磨羌城开展社区旅游创造良好生态基底。以寿溪湖为水磨羌城的自然环境，错落有致的羌族特色建筑与山水之间的景观桥头、休闲广场、码头步道等一系列滨水开放空间构成水磨镇最具特色的地段，是水磨镇发展旅游业的重要资源。通过打造湖面、绿地作为核心景观，建成16万m2的水面和14万m2的绿地，塑造出以湖和绿地为核心的“山地湖滨小镇”的大环境，完善了水磨镇“一心两廊四区”的空间结构。并对整个片区的总体形态、建筑高度、建筑材料、城市色彩、第五立面等要素进行控制引导，使碧绿如翠的山谷、澄静明澈的湖水与古朴美丽的民居相互映衬，形成城市统一完整的形态风貌。
3．3．2利用地形地势。集中安置区的设计主题是“现代羌城”，羌寨选址多位于河谷地区以及河谷两岸半山腰的台地与缓坡，背山面水，坐北朝南，布局严密工整。所以羌族建筑群具有高山立体的、多层次分布的特点，自下而上形成“河谷—半山—高山”的自然形态。规划区内南北自然高差约20m;北高南低，南北纵深最宽处约160m，自然高差约35m。用地北面为连绵起伏的自然山峦，南面临寿溪河，自然的地形地势正好可以用于体现羌族建筑群依山就势的自然生长模式。合理布置安居工程中的建筑单体，凸显羌城的层叠围合感，形成了多层次的天际线以及丰富曲折的临街界面。
3．3．3梳理交通流线。羌城道路既是空间的骨架，同时又是羌城内部的血管。为了延续水磨“禅寿老街”的商业氛围，羌城安置区内的主要道路也呈东西向分布，并且结合山地地形，设计人车分流的交通系统，满足以步行为主的小镇空间尺度要求。安置区虽然以现代居住功能为主，但是为了节省居住用地且符合羌寨聚落的街巷特点，主要道路宽度不应过大，否则破坏建筑群形成的层次感。
3．3．4重构公共空间。震前的水磨镇基本以老街为主要的公共空间，虽然沿河发展，但由于城市建设用地优先，城市建设条件苛刻，单一大街的城市空间结构极为简单，因此震前水磨镇的城市空间规模小，不成体系，且与居住区分离，不易激发人们高品质的公共交流活动。羌城安置区内的开放空间在设计上采用以人为本的概念，以自然生态为主题，利用主要步行商业街之间的区域形成具有不同氛围的开放空间序列。并根据原地形标高，分段设置多个台地，形成多个高差不同的广场组，其间穿插做水景景观、开放式绿化等，满足安置区内居民的休闲、健身、商业活动等需求，同时服务旅游人群。
3．3．5打造建筑“新羌风”。水磨镇为羌族聚居地之一，打造一座复古的羌文化社区是保护羌族古老民居特色的最佳途径，也是吸引广大旅游者的兴趣所在。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商住混合用地形式，大部分安置房户型设计为一层沿街商铺，二、三层为住宅，真正实现“人人有就业、家家有房住、户户有商铺”。供每户独立建设带底层商铺的联排住宅，合理安排室内空间布局，避免了基地高差形成的室内采光问题。建筑风格吸取羌族民居的主要特点，利用局部退台、坡屋顶、材料对比以及具有民族风情的色彩，创造出别具一格的建筑效果(图3)。对于随迁入机构而迁入水磨的居住人口以及部分有住房改善需求的本地居民，规划划定居住用地，建设花园式商品住宅小区以满足住房需求。
4思考与总结
4．1集中安置区旅游导入的优势
4．1．1延承地域传统风貌。集中安置区经由合理的、统一性的城市设计，可充分发掘地域文化元素和风貌元素，将其融入于现代生活，形成地域传统和现代生活相结合的城市风貌。传统风貌是提升区域旅游吸引力的核心要素，是发展旅游的重要基础。在集中安置区导入旅游，可应用城市设计指引传统风貌的保育，延承地域文化传统，实现自然、文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1．2完善各类服务设施及布置。基础设施水平决定着一个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发展旅游业创造环境、增强后劲，反之则会成为制约旅游业发展的瓶颈。相较于原受灾农户的分散居住模式，集中安置区经过统一的规划设计(图4)，能够充分合理利用土地，完善交通网络，解决当前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缺的问题。而各类服务设施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商业、服务业进驻，增强旅游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旅游产业上档升级。
4．1．3人口、产业的集聚效应。集中安置区内聚集了不同行业和不同部门的各色人群，由于乡镇地区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集中安置区内的人口存在着纵横交错的联系，可以覆盖集中安置区中的旅游服务的不同环节，共同完成旅游产品从开发到销售的全部过程，在纵向上完成旅游者“食、住、行、游、购、娱”的全部要求。尽管在个体之间存在着专业化分工和生产环节的分离，但所有生产、服务环节都集中在集中安置区内，这样更刺激了集中安置区内多种产业发展，繁荣该地段经济，从而提升该地段区位优势，形成稳定的旅游客源市场。
4．1．4集中解决就业问题。土地资源是农民的生产资料，承担着农民的生存保障。灾后重建迁入集中安置区的失地农民面临失去土地和土地置换等一系列问题，失去生产资料和生产半径增加将直接减少农民的收入来源，威胁农民的生活保障。震前水磨镇是一个典型的高污染工业小镇，境内60多家水泥厂、铁厂、硅厂等高耗能、高污染企业，支撑着约1．5万农民一般的家庭收入。而集中安置区中开发旅游产业将产生相当数量的岗位，需要由迁移至安置区内的劳动力来提供，这样既解决了灾后失地农民的就业、生存问题，也加快了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实现新农村建设的“退一进三”。
4．2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