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北宋管理地方的措施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北宋管理地方的措施范文1
功人还是功狗？
高祖刘邦平定天下之后，要论功行赏，群臣争功，岁余未决。为何？高祖刘邦与武将之间意见相左。高祖以文臣萧何功劳最盛，武将认为自己披坚执锐，攻城略地，置生死于不顾，始有刘氏江山，而萧何未尝有汗马功劳，仅凭只言片语，文墨议论，便居于武将之上，这不是让众人寒心吗？
就笔者而言，那些武将的话确是义正辞严。别人将性命交付与你，开辟了这大汉江山，在功成之后，奖赏竟不如一个只会动嘴皮子、对王朝的建立毫无实质性建树的文臣，这确实说不过去。面对武将的指责，我们且听听高祖的怪论。
高祖只微微一笑，问道：“诸君可知打猎？”武将不知所云，只答道：“知道。”高祖又问：“诸君可知猎狗？”武将更不知所云，又答：“知道。”高祖看群臣都上了他的套，就笑着说：“打猎之时，追杀野兽的是猎狗，而发踪指示的却是人。你们这些武将，只是些追杀野兽的‘功狗’罢了，而萧何，却是发踪指示的‘功人’，‘功狗’又如何能与‘功人’争功？况且诸君追随于我，一个家族不过二三人，人家萧何全宗数十人都追随于我，忠心可鉴，功不可忘，在忠心方面，你们又如何与萧何相争？”群臣哑然，皆莫敢言。
高祖刘邦的言语并不高雅，然而比喻却是十分恰当，但笔者并不认为结论正确。其实，“功人”与“功狗”，文臣与武将，指示与行动，规划与实施，两者密不可分，缺一不可，功劳难分高下。而一个帝王的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实际的迫切需求，对一个已经平定的王朝而言，“功人”确实比“功狗”有用得多。
正所谓：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在战乱四起之时，英雄辈出，武力唯尚，武将的效忠对帝王而言，是振奋之药剂，救命之稻草，而文臣只是武将的陪衬，是帝王怀中的锦囊，相较而言，救命稻草比锦囊更实际可靠。但到了治世，特别是开国之初，由于王朝正处于草创阶段，武将手中的兵权已成为帝王的忌讳，曾经的救命稻草由于时局的变迁转化成威胁，武将也由曾经的兄弟变成帝王的眼中之刺。而同时，文臣对帝王的依附关系并未改变，文臣的权力，是帝王赋予的，也就是帝王权力的复制，离开了帝王这个权力之源，文臣一无是处。帝王正是估摸出文臣的依赖性，就极力支持或培养文臣，羁縻武将，崇文抑武，利用锦囊拔去自己的眼中刺。
崇文抑武的平衡之术
这就是所谓的帝王之术的一部分。纵观整个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帝王能够尽量容忍文臣在道德上与政治上的批评与进谏，却决不能忍受拥有实权的武将指手划脚，帝王的权威或许源于道德，但帝位的保持绝对在于兵权。但由于帝王一人分身乏术，兵权只能分派给诸将，因此，地方诸将势力成为帝王的一块难以治愈的心病，帝王使出浑身解数以控制兵权。
其一为笼络武将。帝王对武将的笼络，是在自己的容忍条件下给与武将名、位、利，同时还有表面上的信任。例如唐玄宗对安禄山的笼络，不仅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这是唐朝将帅封王之始），还在长安给安禄山建造府邸，但穷壮丽，不限财力，甚至在安史之乱前夕，有人言安禄山将反，玄宗就将此人缚送给安禄山，以示自己的信任。尽管唐玄宗的笼络由于历史的捉弄而失败，但他的笼络策略还是有借鉴意义的。而这种笼络手段，对帝王而言，是风险与利益并存的。
其次为降低武将身份。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武将的地位是低于文臣的。我们俗语有云：“好钉不打铁，好男不当兵。”在中国古时候，甚至在当今，都有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当兵是可憎可怕的。其实，这不仅是民间的看法，在朝野中也根深蒂固。同样是一品大员，文臣实际地位要高，甚至有的武官要向官阶较低的文官磕头。与文臣相比，武将的前途较为暗淡，再加上民间传统的歧视，武将的集体素质就不高，素质不高，就加深民间的歧视与文臣的鄙视，如此循环，恶上加恶，武将在民间的威信，在中央的势力式微，从而帝王能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便于驾驭。
再次是分化武将职权。在中央，帝王将兵权分散，各职一处，互不直辖，帝王作为总负责，隔岸观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武将之间，矛盾与利益的不协调，只有在帝王那儿调节，帝王从而掌握矛盾与冲突的焦点，适时通过权力的分配，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在地方上，帝王通过派遣文臣掣肘地方武将。从上文之中，我们分析出帝王由于对文臣依附性的了解，适当加以培植，使其成为自己安插于地方的棋子与眼线，而文臣也通过成为帝王的心腹，名利双收。这种文臣与帝王之间互利共赢的局面，是两者心照不宣、协调合作的结果。文官通过此控制地方军队的关键权力，如人事任免权等，对武将行动加以掣肘。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只是武将一厢情愿的梦想，试观中国历史，“在外不受君命”的武将，又有几人能得善终？当然，这一切都要建立在中央控制力量强大的基础之上，不然，派遣的文臣只不过是一种摆设，一具架空权力的傀儡。
然而，每一种措施，受益与付出同时存在。在武将势力被帝王消磨殆尽之时，王朝也面临危机。最直接的影响是自身边防实力的衰退。就以北宋一朝而言，宋太祖将武将权力回收，虽有效地预防了割据局面的再度出现，但北宋一朝军事实力的式微有目共睹，面对辽与西夏骑兵的攻击，北宋军事边防一溃千里，经过几十年的收拢兵权，北宋已形成“朝中无名将，帐下无勇兵”的尴尬局面。这种军事式微的局面，导致中国并不重视对外扩张，而着重于自身国内统治，中国的国风也由汉唐的张扬转变为两宋的内敛。
武将就这样与文人一样成为帝王的附庸，“功狗”与“功人”一样，成为帝王百年一统江山的棋子。
因此，高祖刘邦所谓的“功人”“功狗”之说，只是一种借口。作为一个帝王，他的一切赏罚只是一种姿态，表达自己的喜恶，让天下人揣摩，从而达到自己无需赘言，懂帝王心思的人已趋之若鹜，而不懂之人就会觉得帝王高深莫测。高祖以萧何为功首这一姿态，不仅是对萧何一人的重用与嘉奖，也是对以萧何为代表的整个文臣集团的抚慰与重视。这举措就是想要表达，在治世，武将要将优越地位让与文臣，指示者将居于寻猎者之上，劳心者将统治劳力者，在“功人”与“功狗”之间，帝王更喜欢“功人”。而那些武将并没有察觉由于时代的变迁，自己在帝王心目中的转变，也未察觉自己的功能在和平时期的萎缩，当他们不识时务，仍旧以功臣自居之时，就不免遭到高祖“功狗”的嘲笑。
其实，无论对“功狗”还是“功人”，这都是一场悲剧，一场在帝王思想浸之下中国人的悲剧。
北宋管理地方的措施范文2
[关键词]宋代；税收；征管；启示
宋朝可谓中国历史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宋朝建国之初(太平兴国年间)的财政收入最低(为1600万贯)也达到唐朝的两倍，而到绍熙元年最高时达6800万贯，为唐朝的8.5倍。①但由于冗兵、冗官、宗奉、郊赉等花费，宋朝的财政支出也非常大，有历史记载的北宋7次财政记录中，3次盈余、3次赤字，1次盈亏平衡。②拮据的财政状况使宋王朝必须千方百计增加收入，其中一个主要途径就是税收。宋代税目繁杂琐碎，据不完全统计，南宋时苛捐杂税名目最多时达六七十种，是唐朝的4倍以上。名目繁多的税赋也使现在流行的各种舞弊方法在当时已是屡见不鲜，包括重复收税、收税不开凭证、随意变更征税对象等。如“(绍兴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将作监主簿范彦辉言州县凡遇科催，急于星火，或寄外廊而专事侵偷，或任揽纳而专给虚钞。钞簿不销，致多挂欠。间遇州郡催督严紧，遂于民间多端掊率。上户则敦请赴县，待以酒肴而科借之。中下之户，不与朱钞，故已纳税赋，勒令再纳。又最其下细民，则搜刷丁钱，诡立名项，曰补亏，曰失收，曰复撑，曰排门。或入老不除，或已除再籍。”③为应付各种各样的舞弊行为，宋代设计出一套较为科学的税收征管体系，即使以现在的标准来看，这套制度也有其合理性。
一、民赋簿籍记录
中国古代历朝征收赋税的重要依据是民赋簿籍，宋人更认为民赋簿籍和税赋的关系就像庄稼和土地的关系：“盖簿书乃财赋之根柢，财赋之出于簿书，犹禾稼之出于田亩也。”④宋朝立国之初，鉴于五代战火初息，人口流离，簿籍散落的局面，宋太祖多次下诏整顿簿籍：如“太祖建隆四年十月诏曰：……如闻向来州县催科都无账历，自今诸州委本州判官、录事参军点检逐县。如官元无版籍及百姓无户帖、户抄处，便仰置造，即不得烦扰人户。令佐得替日交割批历，参选日铨曹点检。”⑤
各种簿籍的编制过程一般由下级向上级汇总，“州县造夏秋簿之前，先由乡司造草簿；乡司造好草簿后，送县汇总。”⑥有关诸县造簿的具体做法如下：
“(天圣)三年七月，京西路劝农使言：点检夏秋税簿，多头尾不全，亦无典押书手姓名，甚有揩改去处，深虑欺隐失陷税赋……今乞候每年写造夏秋税簿之时，置木条印一，雕年分典押书手姓名，令佐押字。候写毕，勒典押将版簿及归逃簿、典卖析居割移税簿，逐一勘同，即令佐亲写押字，用印记讫当面毁弃木印。其版簿以青布或油纸衬背津般上州请印，本州干系官吏更切勘会，委判勾官点检。每十户一计处，亲书勘同，押字讫封付本县勾销，仍于令佐厅置柜收锁。如违，依法施行。”⑦
可见，宋人造夏秋税簿时，必须将历年进行核对，并将归逃簿、典卖析居割移税簿等逐一勘同，并妥善装订保管。
同时，为提高效率，宋代还规定必须及时造册，“造夏税籍以正月一日，秋税籍以四月一日，并限四十五日毕。”⑧对官员未及时造册上报的处罚包括杖责、流放等，如《庆元条法事类》规定：
“诸官物交界讫，账历无故违限不送磨勘司，一日杖六十，三日加一等。”⑨“诸州县镇场务季申通判厅经总制钱物状，违限者各杖八十；即通判厅审覆供申提点刑狱司，违限者徒二年；本司点磨申尚书户部，违限准此。”⑩
二、完善的会计凭证账簿管理体系
会计凭证、账簿是经济活动和财政财务收支较系统全面的记录，对税收监督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宋人对此已有较深的认识：“夫钱谷之渗漏非一朝一夕之间遽能如是也，实起于朝廷会计之制不立，历年既多簿书，漫不可考，故官吏因得而为奸”[11]，因此，宋代时的会计凭证、账簿监管体系已经较为完善。
1.完税凭证记录
宋代的凭证是老百姓完税的证明，因此宋朝对完税凭证的管理也比较严格，主要体现在凭证的开具和防伪上。
(1)凭证的出具
虽然一些捐税金额不大，但逐笔逐户开具凭证手续繁杂，宋朝规定可以合并开具完税凭证。“人户纳奇零税租凭由”明确记载：“某乡某都人户姓名若干人，几月几日合钞送纳今年夏或秋税租奇零物帛之类共若干数，内集户姓名纳若干。”[12]同时为防止合并过程中的舞弊行为，宋朝规定必须按期足额开具发票，“至纳毕，于簿末结计正数及合零就整，若每色剩纳到数并奇零残欠，画一朱书，限三十日，二万户以上限五十日，官吏保明具钞数同簿送州磨勘。”[13]
(2)凭证的防伪
为保证凭证的真实性，宋代使用各种印鉴以防伪造。税收交纳时以钞作为凭证，未纳之前，其钞未用印，称白钞；课利交纳之后，其钞盖上税务团印、条印，称朱钞。一些不法之徒也开始伪造税务团印来获利，为防止伪造印鉴，保证凭证的真实性，宋朝不断创造出一系列印鉴防伪方法，其中一个创新是团印，即印鉴上可以体现日期，如“将逐年团印样制旋行增减，大小间以篆颖为文，庶可区别新旧，检察欺隐。”[14]同时定期更改印鉴图章的款式，各个不同税赋的印鉴也不尽相同，某项税赋征收后，相关印鉴也随即销毁：“诸受纳官物团印(仓库各别为样)、长印、梢印，州县长官监造，起纳日以印样缴送销簿官司，对钞比验，至纳毕长官监毁。”[15]
2.账簿管理体系备份和保管
宋代的账籍体系包括登记统计资料的簿册、财政财务收支历和各种簿、账、状、旁通等，分别对应于现在的明细账、总账以及分类账等。账簿体系设置的总布局可分为两个系统。一是由中央到地方的管理系统。其编制账状是自下而上逐级进行的，州编制账状是以所属诸县账状为依据，路编制账状，则以所属诸州账状为依据。二是在京诸司库务的管理系统。这个系统变化较大，元丰改制前属三司或提举在京诸司库务司，改制后属太府寺、司农寺，并隶属于户部左右曹。但可以发现，不论地方系统或在京诸司库务系统如何变化，其隶属关系与财经机构隶属关系是一致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其监管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3.凭证账簿的处理方法
(1)凭证账簿的备份
宋代的会计凭证、账簿等为防止假冒、揩改、毁失等，经常是一式数份，使参与某项经济活动的各个部门之间互相监督，以防止任何一方作弊。如政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发运副使贾伟节奏：“……臣尝仿周官数目，凡要之法，稽令甲都簿之名，列为三簿：一以付司录官，一以付军资库，一委之之(之衍一字)县令，参互以考其成。则催科盈缩发纳登耗，如指诸掌，不可以毫忽欺。”[16]如税钞是一式四份：“绍兴十三年臣僚言：赋税之输止凭钞旁为信，谷以升、帛以尺、钱自一文以往必具四钞，受纳亲用团印。曰户钞，则付人户收执；曰县钞，则关县司销籍；曰监钞，则纳官掌之；曰住钞，则仓库藏之，所以防伪冒备毁失也。今所在监、住二钞废不复用，而县司亦不即据钞销簿，方且藏匿以要赂。望申严法令，戒监司郡守检察受纳官司，凡户、县、监、住四钞皆存留，以备互照。从之。”[17]宋代户籍是收纳税租征发徭役的重要依据，登记户口的账簿亦采取一式四份。“诸户口增减实数，县每岁具账四本：一本留县架阁，三本粘连保明，限二月十五日以前到州；州验实毕，具账连粘管下县账三本，一本留本州架阁，二本限三月终到转运司；本司验实毕，具都账二本连粘州县账，一本留本司架阁，一本限六月终到尚书户部(转运司申发税租账日限准此)”。[18]
税收账簿、簿历、凭证等是税收监管的重要依据，宋代规定不得亡失、脱误或欺弊，否则将受到重惩。《宋刑统》依唐律规定：“诸主守官物而亡失簿书，致数有乖错者，计所错数，以主守不觉盗论。”[19]议曰：“厩库律，主司不觉盗者，五匹笞二十，十匹加一等，过杖一百，二十匹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庆元条法事类》卷17《毁失》规定：“诸公人亡失见行公案、账簿、簿历等，及应架阁文书，限满寻访不得者，断罪枷锢；再限通满百日不得者，降壹资(限外得者复旧资)；县吏人杖捌拾。”
(2)账簿记录方法
为了防止一些官吏在账簿上的舞弊行为，包括“乡典受赇，随时更改或续添收一项”，宋代规定了严格的账簿记录方法，特别规定了对账簿空白处的处理，包括“目下不得空字，有空纸者用墨勾抹”。[20]这种做法在现代会计账簿记录中也仍然得到体现。与此同时，账簿还要求用正楷大写记录。
(3)账簿的及时登记
舞弊的另一种常见办法是不即时朱销，延期登账，事后再行举催。对此，宋代规定了严格的注销登账的时限：县级必须于收税当日注销钞簿，县向上级部门的报送一般要求在5日之内。一旦有延误，有关官吏必须承担责任。其具体做法是：“诸仓库各置销钞簿，具注送纳钱物数、年月日、纳人姓名，候获官钞对簿销凿。监官书字用印，其钞常留壹纸，以千文字(当为字文)为号，月壹架阁并簿专留本处，备官司点检。”“税租钞仓库封送，县令佐即日监勒，分授乡司书手，各置历当官收上。日别为号计数，以五日通转。每受钞即时注入，当职官对簿押讫，封印置柜收掌。”[21]“每遇受纳之时，置历收钞，具若干钞数，次日解州；州置历即时送县，县委主簿当日对钞销簿。候纳毕日解簿钞赴州，州委官点磨，庶革追扰乞取之弊。”[22]
三、统一的税收入库途径
通过截留需上交的收入，私设小金库是从古至今一种常见的舞弊方法。宋代一些地方为隐瞒侵欺财政收支，不把某些钱物收支记入该记的账目，而是另置会计账簿文历，以便贪污、挪用、肆意支出等。如“(绍兴)十二年三月六日，臣僚言天下财赋所以常不足者，侵蠹之者广也。今州县大抵皆自立名色，别置文历，移彼作此，蓄为私帑，轻费妄用，逾越法制，莫可稽察。”[23]为此，宋朝廷规定了统一的税收收入途径，要求所有相关收入必须解缴到指定账户，这种做法有效地防止了税赋的流失。如“州县诸司所入，一金以上尽入军资库收掌。要使取之民者，悉归于官，官之用悉应于法，则虽不加赋而用自足。”[24]
四、税收的审计
税赋征收上来后，还要进行审计是否有隐漏欺弊，这种审计是对官吏政绩考核的一种重要指标。审计由上级官吏限期进行，一般采用抽样的方法。审计时必须对照相关簿籍记录，和上级下达的任务进行对照。“诸州磨勘税租簿，所差官听选吏人分定户数，先以租数照逐应纳数，次以钞旁对已纳数比磨增亏，以吏人姓名印钞簿上，本官躬亲抽摘审验。三万户以下，限九十日；每一万户加三十日，至半年止。官吏保明申转运司，若磨勘不如法，本司觉察，别差官吏覆磨，即不得互差。”[25]
1.审计报告的编制
如审磨出账目有亏失隐落失陷者，审计官吏就必须撰写报告。《事类》卷48《税租账》载有“保明磨勘出税租亏失酬赏状”，兹节录如下略加说明：
保明磨勘出税租亏失酬赏状
某路转运司
据某州申据某官姓名状准某处差，磨勘出某州某县某年夏或秋料税租某物亏失，陈乞酬赏，今勘会下项：
某官某年月日准某处差，磨勘某州某县夏或秋税租钞旁簿历等
某县税租共管若干户，于某年月日磨勘，至某月日毕
磨勘亏失出税租下项：
某乡村某户姓名下系某年月日如何亏失，某料租税某物若干，至今计若干料，共计亏失若干
审计院、磨勘司审磨，并同官吏姓名
干系人姓名等，各已如何勘断及追理
磨勘吏人姓名等，已如何给赏
检准令格云云
右件状如前，勘会某官磨勘出某州县亏失某年某料税租某物共若干准令格该某酬赏，本司保明并是诣实
谨具申
尚书户部谨状
年月日依常式
此状可算作一个简式的审计报告，具有现代审计报告的基本要素，其中呈报者是某路转运司，呈报审批的主管部门是尚书户部；审计的对象和范围，即某州某县夏秋税租；审计的起讫日期，即某年月日磨勘，至某月日毕；查明的问题及其性质，即磨勘出亏失税租若干；根据查出的问题，提出处理的意见，即如何勘断及追理。
2.官吏的奖优罚劣
(1)对地方官吏的奖优罚劣
为鼓励督促地方官吏完成税收征管工作，宋代统治者采取立额赏罚的办法，对按期、足额、超额缴纳税款的官吏给予奖赏，对无法完成税收征收任务的官吏进行处罚。赏罚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从经济上进行赏罚，包括增俸、罚俸，或赏钱、罚钱；二是对官吏提前晋升或推迟晋升，即减磨勘或展磨勘若干年等，有的甚至直接予以升陟或降差遣。《事类》卷30《经总制》规定：“知、通考内收经制钱及额无拖欠违限(谓如额数二十万贯，收及二十万贯已上，方合推赏)：二十万贯以上，减磨勘二年；一十五万贯以上，减磨勘一年半；一十万贯以上，减磨勘一年；五万贯以上，减磨勘半年；一万贯以上，减磨勘一季；一万贯以下，升一年名次。”
宋代还对某些负责税收征管的官吏实行连坐制度以使这些官吏各自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这大大增强了官吏的责任感。如太平兴国八年五月，“令诸州掌物务官吏亏岁课当罚者，长吏以下悉分等连坐”。[26]
(2)对审计官吏的奖优罚劣
宋朝廷还用奖惩的办法督促负责审计的官吏要忠于职守，认真勾考。负责审计的官员如果失职，有错误就要受到处罚：“诸州审磨税租簿，吏人故为隐漏者，徒二年；有亏失审磨不出，杖一百；即因而受乞者，论如吏人乡书手揽纳税租受乞财物法。”[27]
另一方面，如果钱粮账目有隐落失陷被审计官员查出的，则根据其数目大小对审计官员予以奖赏。“雍熙三年二月，诏自今勾院检举三司失陷财赋，每一百贯，其本司吏给赏钱十贯；五千贯已上，仍补职名。如本司吏庇藏其事，不即中举，为他人所告，当行决配。赃重者，当行极断。告者每百贯给赏钱二百贯；三千贯以上，仍补职名。主判官及干系人知而故纵。并当重行朝典。”[28]从这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宋初对勾考出失陷的奖赏额的比率已是10%；到了神宗元丰年间规定“钩考隐漏官钱，督及一分者赏三厘”[29]，其比率更高达30%。审计人员的奖赏与其业绩密切相关，极大调动了审计人员的积极性，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五、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一些宋代的税收征管制度在今天看来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总结为以下五点：
1.重视社会信息的收集整理
税赋监督的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合理性，不合理的税赋要么使百姓负担过重，各级官吏也难以完成税赋任务；要么使朝廷财政收入不足，这些都易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宋代虽然屡经战火还是非常重视对各地民赋簿籍的收集整理。这使朝廷可以比较准确地了解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水平，无疑为税赋的合理化提供了前期保证。如何完善社会统计信息并使其为税收征管服务是我们现代应该研究的一个课题。
2.完善账簿管理方法
账簿是记录、分析税收信息的主要渠道，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宋代的账簿管理方法已经较为科学，包括账簿管理体系、账簿的备份，及时登账以防舞弊以及各种账簿记录的具体要求等。对于违规行为也制订了各种详细的处罚措施。与之相比，我国现在的账簿管理方法并未有本质的突破，反而有所弱化。如虽然对账簿的保管、登记也有一些明文规定，但实际上并未得到严格的遵守，许多违规违纪案件都有各种(故意)遗失账簿、延期登账和随意更改记录的行为。对一些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也略嫌不足，如我国《会计法》第42条规定对不依法设置会计账簿或登记账簿的直接责任人仅处二千到二万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处三千到五万的罚款。
3.提高凭证防伪水平
凭证是纳税与否的证据，宋代设计了许多凭证的防伪措施，我们认为至少有两点可引以为鉴，一个是应不断开发设计出新型的防伪措施，如宋代光印章就有多种，包括团印、长印、梢印等，团印还有不同的日期以作区别。另一个是不同部门或税种应有不同的防伪措施，如宋代不同仓库、不同税种的凭证和印章往往也各不相同。与之相比，我国现在的发票防伪技术较低，以增值税为例，每年均有多起大型假增值税发票案件发生，而一些被假发票蒙蔽的企业往往声称难辨真伪。如何利用现代高科技技术，提高凭证防伪水平是当前亟待解决的课题。
4.统一的税收收入途径
为防止小金库，宋代规定了严格而统一的收入渠道，要求所有的税收收入都进入国家财政。这使宋代与前后各个朝代相比，小金库现象比较少见。相比之下，我国虽然三令五申防止小金库，但每年的小金库问题屡禁不绝，甚至愈演愈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始终未能建立一个严格的财政收支渠道，从中央到各级地方的财政收支渠道分散，多头管理普遍。宋代统一税收途径的方法对我们应有所启迪。
5.严格官吏政绩考核制度
制度的制订和实施最终必须依靠人来完成。就税收监督而言，对有关官吏的考核尤为重要。我们认为，宋代官吏的考核制度至少在三个方面对今天有重要启示。第一，官吏定期审计报告，而这也成为官吏提拔升迁的主要依据。规范而定期的税收审计报告及时地以书面形式将官吏政绩记录在案，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数字出官”和随意提拔官员的弊端。第二，官吏的“连坐”制度也有其可取之处，合理的官吏“连坐”制度使各级官吏根据其职责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可以提高各级官吏的责任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官吏各自为政和相互推诿的弊病。最后，将审计官吏的收益与其审计业绩挂钩，有力地调动了审计人员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事后税收监督的效果。与之相比，我国现阶段的官员考核制度随意性比较大，一些官员的升迁往往仅凭个别上级领导好恶而定，同时对官吏的责任追究制度也不完善，这使上级领导往往忽视对其部下的监督。同时对审计官员往往过分强调其应尽义务，对其权益有所忽视，审计人员难以从其贡献(我们可以将其所查出的错弊金额作为其贡献)中收益，这也可能影响审计人员的积极性。
注：
①《玉海》卷186《宋朝岁赋》所载：“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食货56，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
②方宝璋.宋代财经监督研究[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
③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系年要录》)卷162，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
④⑥⑦《名公书判清明集·财赋造簿之法》，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⑤《宋会要》食货11之10。
⑧脱脱：《宋史》卷174，《食货上二》，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
⑨磨勘(审磨)指对官吏的考核和审查，下文的减磨勘指因官吏表现优异而提前考核(一般也意味着提前晋升)，而展磨勘意思与此相反。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以下简称《事类》)卷32，中国书店影印本，1990。
⑩《事类》卷30。
[11]《宋会要》职官6之23。
[12][14]《事类》卷47，《受纳税租》。
[13][18][25]《事类》卷48，《税租账》。
[15]《事类》卷17，《给纳印记》。
[16]《宋会要》职官42。
[17]《宋会要》食货35。
[19]《宋刑统》卷27，中国书店影印本，1990。
[20][22]《宋会要》食货35之10；又见食货70之143～144。
[21]《宋会要》食货35之9；又见《事类》卷47《受纳税租》，卷48《预买绢》。
[23][24]《宋会要》食货54之8；《宋会要》食货52之32。
[2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1995。
北宋管理地方的措施范文3
一、中国西部水环境演变的历史过程
中国西部幅员辽阔，通常被划分为西北和西南两个较大的自然区域。尽管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水环境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其水资源都是由地表水和地下水组成的。地表水包括河流、湖泊、沼泽、冰川等，地下水包括孔隙水、熔岩水、裂隙水和黄土水等。这些水资源分属于黄河水系、长江水系、西南江河水系和西北内陆河水系。近5000年来，西部地区的水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主要表现为河流的演变、湖沼的盈缩和地下水的消长。这些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
1．先秦时期西部地区的水环境
西部地区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到新石器时代，人类的足迹已遍及西部的许多高原、盆地、平原和山区。先秦文献中提到的西部水体，主要分布于黄河、长江的中上游地区，至于西北内陆河及西南诸水则很少涉及。这说明当时人类主要活动在西北和西南的东部地区，对青藏高原和“西域”一带的水环境还没有形成足够的认识。
从地质资料、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来看，先秦时期西部地区的水资源相当丰富。西南地区降水丰沛，植被茂盛，有长江、金沙江、岷江、沱江、乌江、汉水、澜沧江、怒江等大江大河；西北地区虽属干旱、半干旱区，但气候比较温润，也有黄河、洮河、湟水、祖厉河、清水河、无定河、塔里木河、伊犁河等水体存在。因此，当时西部地区并不存在缺水的问题。西北的一些地方不仅无缺水之虞，水环境还是很优越的。如关中平原有著名的泾水、渭水、洛水、灞水、沪水、沣水、滈水、潏水和涝水，还有鹤池、盘池、冰池、镐池、初池、糜池、蒯池、郎池、牛首池、积草池、东陂池、西陂池、当路池、洪池陂、苇埔、美陂、樵获泽等湖泊。由于河湖池沼众多，被称为“陆海”、“天府”或“天府之国”。西汉人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说：“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异态，东西南北，池窈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州淤之浦。”由此可见先秦时期西部地区水环境之一斑。这些河流与池沼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调节地表径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为农田灌溉和渔猎创造了条件。
水是生命之源。水环境与人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因此，自古以来人们就比较注意对水环境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西部地区有适宜种植业的农业区，有适宜游牧的畜牧区，也有农牧兼宜的半农半牧区。先秦时期，西部地区的大部分地方都是畜牧区，农业区主要集中在关中平原、四川盆地及其附近地区。西北内陆河流域和西南江河流域地广人稀，水环境基本上保持着自然的状态。长江中上游地区人口很少，主要集中在成都平原等地。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大部分地方在当时也是畜牧区，农耕区基本上局限在黄土高原南部的关中等地。关中及其周围地区是人类最重要的活动区域。相传炎帝在这里发明耒耜，黄帝在这里树艺五谷，后稷在这里教民稼穑，西周王朝在这里实行井田制。西周灭亡后，秦人继承了周人重农的传统。为了发展灌溉农业，在西部修建了都江堰和郑国渠等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位于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上，由8条干渠和若干小型渠道构成一个扇形渠道灌溉网络，既有灌溉功能，又起到防洪排水的作用，为成都平原灌溉农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郑国渠位于关中平原北部，“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使关中平原成为秦国的巨大粮仓，促进了秦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
2．汉唐时期对西部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汉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也是西部开发蓬勃发展的时期。出于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汉唐王朝加大了开发水资源的力度。为了有效地开发和利用西部地区的水资源，不仅加强了水政建设，完善了水利管理机构，而且在西部的许多地方兴建了一系列水利工程。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西部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使西部地区的水利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
史载武帝时“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当时在地势高亢、降水较少的黄土高原地区，主要是利用地表水修建灌溉渠系。在水资源丰富的西南地区，主要是治理陂塘，疏浚水道，排除积水，改造土壤。在今新疆一带，则采用“坎儿井”引水灌溉。虽然没有修建像都江堰和郑国渠那样的大型工程，但中小型水利工程的大量出现，大大增加了水利设施的密度，扩大了灌溉面积，使关中平原、成都平原、银川平原、河西走廊等重要的农业地区逐步形成了水利灌溉网。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社会动荡，西部水利事业受到很大的挫折。300多年间，虽然在某些地区也曾出现过一些水利工程，但在水利建设方面没有大的建树。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各级政府都比较重视水利建设，从而再度为水利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据两《唐书》、《元和郡县志》、《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等文献统计，唐代共修建了350余项较大的水利工程，这些水利工程虽然遍布全国各地，但西部地区占有较大的比重，显示出西部水利建设已经发展到了较高的程度。
汉唐时期对西部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部地区的水环境。另一方面，西部自然条件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西部地区水环境的变迁。这一时期西部河流的变化以黄河最为显著。黄河干流在黄土高原上的侧蚀与下切，主要发生在晋陕峡谷、龙门以南河段及潼关与三门峡之间。龙门的展宽，梁山的崩塌，均与黄河侧蚀有关。黄河在北迄禹门口、南至秦岭、东接中条山、西到石川河的范围内向东侵蚀汾渭谷地，使洛、渭二河在汇流区积沙严重。如渭河在先秦、秦汉时期流量很大，西汉时奠都关中，曾通过渭水运输关东漕粮。唐代前期为了解决京师的物资供应问题，也曾大量漕运东南米粟。故唐诗中有“秦地有吴舟，千樯渭曲头”的说法。但到唐代后期，渭河流量有所减小，运输能力也随之下降。除河流外，湖泊的变化也很明显。如樵获泽是西周时期的十薮之一。战国末年修郑国渠时，将泾河水引入樵获。由于泾河含有大量泥沙，西汉时淤积萎缩，最终消失。昆明池在汉代周回40里。魏晋南北朝时，因关中大早而一度枯竭，但不久即恢复较大的水面，池中盛产芙蓉，鱼类繁多。唐高祖李渊武德六年三月在昆明池大宴百官。武德九年三月复幸昆明池，观看水军演习。但其规模已经大大缩小了。
3．宋元以来西部水环境的恶化
唐宋之际，国都东迁，经济重心南移，西部地区由盛而衰。由于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因而将治水的策略由全面建设改为重点建设。虽然在宋辽夏金时期西部某些地方的水利在某些时间有所发展，但总的说来，不能与隋唐时期相比。到明清时期，情况才发生了一些变化。明代前期和清代前期，在黄土高原地区、河套地区、银川平原、关中地区、四川盆地、云贵高原、新疆地区和广西等地修建了不少小型水利工程，在一些灌溉条件较好的地方形成大小不等的灌溉网。但遗憾的是，清代中期以后，西部水利再度衰微，就连水利事业素称发达的关中地区也不能幸免。史载“关中水利，今古艳称，而自清代乾嘉以迄咸同，兵事频兴，奇荒屡值，官民两困，帑藏空虚，河渠多废而不修，民间复规便种艺。”由于河流灌溉工程衰落，人们不得不大量开采地下水。而对地下水长期的开采，又使地下水大量减少，形成恶性循环。
宋元以来，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水环境的演变尤为剧烈．如宋代曾通过渭水把陇东山区的木材和关中的粮食运往开封，但因渭水流量减少，运输困难。宋代以后，渭水流量继续减少，航运之事已属凤毛麟角，在历史上默默无闻了。除了流量的变化以外，渭河河道本身也在向北偏移。东渭桥、中渭桥和西渭桥附近渭河向北移动的幅度都在3000米以上。长安城南的曲江池在这一时期也变得越来越萧条：湖水干涸了，树木毁坏了，鸟儿也大量飞走。不仅人文景观不复存在，生态环境也进一步遭到破坏。北宋前期，曲江风景区已变得相当荒凉。到了明代，文入学士来到曲江，无不为曲江的荒废而感叹。关中平原如此，甘肃、新疆等地更是如此。河湟地区、河西走廊及新疆等地在汉唐时期有许多生机盎然的绿洲。宋元以来，这些绿洲逐渐缩小，有的甚至变成了沙漠。如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大片绿洲被塔克拉玛干沙漠无情地吞噬；甘肃石羊河、摆浪河流域的汉唐绿洲由于缺水成为沙漠化的土地；汉唐时期设在毛乌素沙地边缘的垦区因无水源保障，也陆续变成了沙漠。此类事例不胜枚举，令人触目惊心。
到民国时期，西部地区水环境的变迁呈现出加速的趋势：一是河流的水量普遍减少。黄河断流的事时有发生，且断流的次数和断流的时间都有增加的趋势。其他河流水量也有减少，已经不可与古代的情况同日而语了。二是河流含沙量大。黄河每年的输沙量在16亿吨以上。渭河咸阳段多年平均输沙量为18146万吨。长江之水也越来越浑浊，差不多成了第二条黄河。三是地下水位不断下降。特别是最近50年，西部的许多地方地下水位下降的速度很快。渭北地区的地下水位，一般都比50年前下降了20---30米。四是水体稳定性越来越差。雨季和旱季水量起伏增大。干旱时缺水成灾，多雨时水满为患。目前，西部地区不少地方的水环境已经恶化：水源锐减，泥沙激增，水位暴涨暴落，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水旱灾害频繁发生。从毛乌素到库布齐，从柴达木到塔里木盆地，映人眼帘的常常是茫茫沙漠、漫漫戈壁。站在红柳河畔、昆仑山下，面对已经荒漠化或正在荒漠化的土地，遥想汉唐屯垦时的盛况，不禁使人为之感伤!
二、影响西部水环境变迁的主要因素
如上所述，5000年来西部地区的水环境曾发生过一系列变化，特别是在西北地区，水环境呈现出逐渐恶化的趋势。为什么西部地区的水环境会发生这样的变迁?导致西部水环境恶化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从大量资料来看，西部水环境的变迁，有自然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因素；西部水环境的恶化主要是气候振荡、滥垦滥伐和不合理开发所造成的结果。
]．气候振荡
5000年来，中国的气候大致经历了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西部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温暖期，气候趋于温热，水草增加；在寒冷期，气候趋于干凉，搬运活动加强。在由暖到寒和由寒到暖的过渡阶段，气候往往出现振荡，自然灾害频繁，从而对西部地区的水环境造成明显的影响。气候振荡的直接后果是引发严重的水早灾害。历史时期西部的许多地方都曾多次发生过水灾．据正史记载，汉文帝后元三年(前161)“秋大雨，昼夜不绝。三十五日，蓝田山水出流九百余家，毁坏民室八厂八所，死三百八人”。明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五门，邠宁泾阳等州县大水，毁没泾渭两岸居民畜产无数．、水灾不仅会对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而且会改变河道，冲毁水利设施。历史时期西部各地也多次出现旱灾。唐德宗贞元元年(785)春早无麦苗，至于八月，旱甚，灞滻将竭，井皆无水。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陕西不雨。五谷焦枯，泾渭灞沪皆竭。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前后，关中连岁大旱，百姓流亡殆尽，人相食，十亡八九。崇祯十三年(1640)十二月陕西大旱，人相食，草木俱尽。旱灾不仅使农作物缺水减产绝收，而且导致水资源的锐减，对水环境的影响比水灾更为明显。
除了水旱灾害，地震也会对水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宋明之际，关中地区地震频繁，大小地震百余次，其小宋太宗至道二年(996)、神宗熙宁五年(1072)、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和世宗嘉靖三十四年(1556)的地震都很严重，曾导致黄河、渭河泛滥。
2．滥垦滥伐
森林和草原作为植被的组成部分，是构成生态环境的重要因子。“河流侧畔的森林可以有助于河流保持…定的流量．森林稠密的地方，遇到大雨、骤雨、阴雨，落下来的降水得到森林的涵蓄，不至于骤然流下。如果说没有森林，到处童山濯濯，不论降水多少，没有涵蓄，所有降水都会倾泻而下。及雨过天晴，河流的水源就仅靠地F的泉水了。如果泉水不多，流量就难得很大。”
历史时期西部地区曾经存在过大片的森林和草原。但许多森林和草原因滥垦滥伐而被毁。黄土高原地区就是如此。在原始社会末期，黄土高原东南部、秦岭山脉、中条山、吕梁山、豫西诸山及渭河、涑汾河、伊洛河诸平原都属于森林地带．黄土高原西北部地区则属于草原地带或森林草原地带。商周以来，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人类在黄土高原地区活动的加强，黄土高原的平原河谷地带逐渐被开垦成农田，因此，平原河谷地带的森林随之缩减。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黄土高原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变化较大。在这个过程中，森林和草原也曾发生过较大的变化。就森林而言，秦汉时期由于农业区的扩大，平原地区规模较大的森林逐渐消失。在魏晋南北朝的数百年间，少数民族不断内迁，黄土高原的许多地方成为牧场。唐宋时期黄土高原地区的森林和草原继续缩小。唐代西北人口激增，加大了开发黄土高原的力度。当时关中等平原地带开垦殆尽，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森林可言，只是在关中西部还残存着一定规模的竹木。当时渭河上游的陇山东北地区和黄河以东的晋西北地区是林木的主要产地。秦岭、岐山、中条、太行、吕梁诸山的森林，仍有较大的规模，因而往往见于唐人的诗文。不过，由于长安、洛阳等城市建设和薪炭的需要，远程采伐有增无已，许多山区的森林已被采空。到了明清时期，黄土高原地区的森林和草场进一步缩小。清代中期以后，对森林的破坏尤为严重。据说在周至至洋县的300里间，砍伐林木的人经常不下数万。此外，清代对河套等地的大规模开垦，不仅使草原面积越来越小，而且也使畜牧区、半农半牧区和农耕区的植被大量减少。
黄土高原地区森林与草场的缩减，与气候变化有…定的关系。但人为因素的影响更为严重。首先，民族的分布、迁徙与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对森林和草原有直接的影响。黄土高原的北部地区，实际上处于农牧交错地带。战国以前，黄土高原北部地区为匈奴等游牧民族的牧区。秦汉之际，中原王朝战败匈奴，取得“新秦地”，移民从事农耕和畜牧业。汉武帝时，“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之。”东汉末年以后黄土高原成了众多少数民族的舞台，游牧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但并未恢复到原来的草原状况。其次，人口增长太快，不断毁草毁林开荒，扩大耕地面积，是导致森林和草原锐减的直接原因。鄂尔多斯高原在历史时期是典型的农牧交错地带，先秦、魏晋、西夏及元代以畜牧业为主，秦汉、隋唐和明清时期则以农业为主．在农业牧业更替的过程中，自然环境也相应发生变迁。总的趋势是由牧区变为农垦区，逐渐发展为沙漠．这一变迁有着时代的顺序性。西汉时曾在鄂尔多斯高原上设置6个郡，辖57个县，并从内地迁来大批人口。唐代在这个地区设有盐、夏、宥、胜、丰等5个州，凡11个县，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有26225户，132924口。宋元以后，黄土高原地区的土地开发有增无已。在广种薄收的耕作方式之下，被开垦的耕地面积自然是越来越大。随着土地的开辟，森林和草场自然就越来越少了。森林和草原的破坏，必然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
3．不合理的开发
人类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需要对水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而人类对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必然会改变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从而使生态环境发生相应的变化。历史时期对西部地区的开发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同时也存在着许多失败的教训。失败的原因很多，但都与开发过程中的失误有关．这一点是毋庸讳言的。
大量事实表明，不合理的开发会对水环境造成消极的影响。如塔里木河是我国最大的一条内陆河，由西向东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流过塔里木盆地。其干流是典型的干旱区内陆河，其水全部来自塔里木盆地周边向心聚流的九大水系。即开都一孔雀河水系、迪那河水系、渭干河一库车河水系、阿克苏河水系、喀什噶尔河水系、叶尔羌河水系、和田河水系、克里雅河水系、车尔臣河(且末河)水系。由于历史的变迁，特别是近代人类活动影响的加剧，塔里木河水系的部分源流脱离干流，从而导致塔里木水系逐步肢解，干流下游生态恶化，河道萎缩。塔里木河流域生态变化的趋势是沙漠化与绿洲化并存：一方面，人为活动使人工渠道代替天然河流。人工水库代替自然湖泊，人工耕作土壤代替自然土壤，人工栽培植被代替自然植被，人工生态代替自然生态，从而形成了一些以人工水系为支撑的，以栽培植物为主体的，包括农田、人工林、人工饲养畜禽和乡村聚落耦合在一起的人工绿洲生态系统。另一方面，由于人为的活动，使地表径流减少，引起地下水位下降，土壤发生干旱，植被衰枯，地面失去保护，促进风蚀发展，风力蚀积加强，造成就地起沙，形成各类沙丘，导致荒漠化扩大。生态环境恶化，局部地区(如铁千里以下)完全崩溃。
此外，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也会对水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自先秦以来，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多经营畜牧业，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如秦汉时期的匈奴、隋唐时期的突厥、宋元时期的蒙古等等。这些民族都是马背上的民族，经济生活以畜牧为主，狩猎次之，很少从事农耕，因此并不十分关心水利事业。而生活在西部地区的汉族则以农业为主，在开垦土地，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过程中，为了给农作物补充水分或防止水灾，必须考虑兴修水利的问题。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中原王朝强大的时候，往往在边疆地区实行屯田，把草场变成农田，并在那里兴修水利。相反，当少数民族强大的时候常常南下，占领垦区后，往往会把农田变为牧场，使原先修建的水利设施失去应有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农田中既无人工植被，又无灌溉条件，自然植被稀少，在风力和牲畜的作用下，极易变为荒漠。此外，西部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地广人稀、自然条件较差的地方，过去长期实行广种薄收的耕作方式，不大重视水利建设，即使修过一些水渠，也往往是实行大水漫灌。这种落后的耕作方式也会严重地破坏水环境，甚至造成土地荒漠化。
三、优化西部水环境的对策
干旱缺水是导致中国西部生态环境脆弱的主要原因，也是影响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因素。近些年来，在西部的许多地方，工农业生产缺水，生态环境建设缺水，人们的日常生活也缺水。水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迫切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解决。如何解决西部地区水问题?我认为应当标本兼治，从优化西部地区的水环境做起。
1．充分认识优化西部水环境的重要意义
在西部地区水环境演变的过程中，人为因素始终起着重要作用。即使某个时期自然因素占据支配地位，也往往与人为因素有一定的关系。人的活动可以破坏水环境，也可以使水环境得到优化。以成都平原为例。成都平原位于四川腹地。长江由西而东穿过群山进入成都平原，与南北汇流的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乌江构成不对称的向心状水系。故成都平原水资源丰富，但农田容易受到洪水的冲刷。自春秋以来，成都平原水患严重，农作物常常因此失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蜀人曾在灌县城南开凿过一个人工渠道，将岷江的部分水流引入沱江，以减轻岷江泛滥所造成的损失。自从修了都江堰，水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记载：“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
我们当前正在进行西部大开发的伟大事业，面对日益恶化的水环境，面对困扰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水问题，我们只能积极进取，不能有别的选择。好在西部地区的水环境虽然趋于恶化，但并非已经达到不可逆转的地步。只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相信可以逐步实现由恶化到优化的转变。我们应当充分认识优化西部水环境的重要性，只有不断优化西部地区的水环境，才能打破制约西部大开发的瓶颈，从而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
2．吸取经验教训，大力发展西部地区的水利事业
历史时期对西部水资源的开发给我们留下了两条经验：一是要加强水政管理，发挥各级政府在水利建设中的作用。二是要调集各方力量，因地制宜地修建不同类型的水利工程。通过水利建设改善各地的水环境，促进西部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历史时期西部水环境的变迁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沉痛的教训：其一，对水资源开发不当，会引起不良后果。其二，不注重对水源的保护，会对水环境造成严重的危害。环境是需要保护的。我国很早就有保护环境的思想，但实际上并没有形成良好的环境保护机制。有时保护，有时破坏，有时候一边保护一边破坏，破坏力度比保护的力度还大。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这些经验教训是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借鉴。当然，优化西部地区的水环境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我们不仅要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而且要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因地制宜，全面规划，采取开源节流的措施，努力搞好西部地区的水利建设。所谓开源，即指开发水源。所谓节流。则是要想方设法减少引用水的蒸发和损耗，实行节水灌溉。故提高水的有效利用率，减少无效消耗是当务之急。应当大力发展节水蓄水型农业：加强渠道管理，进行防渗处理，减少明渠，采用管道输水。以减少输水过程中所造成的损失；扩大喷灌技术和滴灌技术的利用，改长渠为短渠，改宽渠为窄渠，改大畦为小畦，保墒蓄水。要实行节水灌溉，建立节水型工农业生产体系，从而缓解水资源的供需矛盾。
3．植树造林，涵养水源，促进西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北宋管理地方的措施范文4
关键词：历史文化 经济价值 范式
长期以来，我们对历史文化的价值考量着眼于精神层面。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外交流的拓展，近些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历史文化其实也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背景下，所有可资开发的经济资源，包括历史文化，自然而然也成了人们关注、挖掘的对象，以期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利益。由于历史文化毕竟不同于一般的经济资源，所以怎样在保护的前提下挖掘其经济价值，使之不仅能大放异彩而且能永放光芒，就成了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面对的问题。
有的地方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为思路，通过举办与本地相关的历史文化方面的纪念活动，开展招商引资。如此做法虽有成效，但难以形成经常性的、较为稳定的经济收益。有的地方则以历史文化为切入点开发旅游资源，通过发展旅游业这个平台，间接再现历史文化潜在的经济价值。这种尝试，在旅游休闲已成为社会时尚的今天，显然更有发展前景。下面，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历史文化经济价值的再现范式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同行。
一、通过发掘历史实物拓展旅游资源吸引游客，实现经济效益
(一)充分发掘现有的历史遗存，修旧如旧。历史遗存通常是独一无二的，至少是独具特色的，因而无疑是最好的旅游资源之一。愈是年代久远的历史遗存，旅游开发价值愈大。但事实是年代久远的历史遗存，正常状态下一般是破败不堪的。要开发其旅游价值，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据历史记载，尽可能利用原始的材料和传统的工艺，最大限度地使其恢复原貌，这就是所谓的修旧如旧。原汁原味才能让游客有穿越历史时空的奇妙感觉，从而达到魅力四射的效果。与此同时，还要采取有力措施减少、避免对该遗存的侵蚀、风化、损毁。如北京对长城的维护开发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二)努力恢复重建早已损毁的历史遗迹，使之再现。有些历史遗迹，在人们心目中有影响、有地位，或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只是由于战火等种种原因早已毁弃。这样的古迹可通过恢复重建的方式，开发其旅游有价值。如厦门的南普陀寺在历史上曾多次被毁弃，又多次重建，仅凭这一点就足见其影响力有多大。现在的南普陀寺是上个世纪80年代重建的，虽是重建，但因其浓厚的历史底蕴，每天仍吸引大量游客、香客来访。
(三)整理史料。从中挖掘旅游资源。清朝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沿途留下很多遗迹，地方志也多有记载。像扬州就根据文字资料把据说是乾隆沿大运河登岸的地点打造成御码头。甚至将这个御码头当做乘船游瘦西湖的一个起点，努力让游客回味当年乾隆畅游扬州的感觉。在瘦西湖心，有关人士还别出心裁地建了一个亭子并称之为钓鱼台，说是当年乾隆垂钓的地方。总之把乾隆资源发挥到了极致。
(四)搜集历史文物，提高旅游内涵。历史文物因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对广大游客、特别是相关游客群体有着超强的魅力，如在旅游景点能集中分类陈列一批文物，必然会对这部分人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如西安碑林博物馆就是一座以收藏、研究和陈列历代碑石、墓志及石雕作品为主的艺术博物馆，现珍藏文物11000多件，被誉为“中国最大的石质书库”，每年都吸引着近60万的海内外游客来此观光游览。
(五)复制历史文物。满足游客探秘需求。由于历史文物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对那些特别珍贵的文物，需要采取格外的保护措施。这就出现了矛盾：一方面要保护，另一方面要满足大家参观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应对办法就是复制。对那些不容易保护的极其珍贵的文物，在妥善收藏保护的同时，以复制品取而代之供游客欣赏。如故宫展品中就有一些复制品。
(六)利用区位优势，合作引进、展出历史文物。对那些亮点不多的景点，提高吸引力的一个很好的办法是借景：即通过协议方式引进其他地方的历史文物等展品布展，提高内涵。当然对那些拥有较多历史文物但区位优势较弱的单位，也可主动走出去，到区位优势较好的地方寻求合作单位布展。如南昌滕王阁就与徐州博物馆合作，滕王阁借徐州博物馆的文物丰富了自己的内涵，而徐州博物馆也借助了省会南昌的区位优势和滕王阁的知名度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双方在这一点上实现了共赢。
(七)巡展历史文物，拓展游客资源。有些历史文物因为知名度很高，参观需求旺盛，但因种种原因，很多想参观的人又不方便去文物所在地。此时文物拥有单位就可以主动走出去，扩大展出范围。如西安兵马俑博物馆就以巡展的方式到一些地方展出，取得了十分理想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满足了广大群体的需求。
二、通过整理历史传说提升景区内涵吸引游客，实现经济效益
历史文化既是构成民族传统的精神内涵。也是最容易唤起人们心灵共鸣的切入点。在发掘旅游资源时，如果顺着这条线去思考，就会发现有太多的素材可资利用。例如，可以搜集整理民间传说，写入景点介绍或导游词，使景点带上神秘色彩。有些民间传说影响甚广，以至于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如果一个景点能和这样的民间传说搭上关系，那这个民间传说就是该景点很好的免费广告，像张家界作为一个开发较晚的旅游景区，在充分展现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的同时，也在挖掘民间传说方面下足了功夫，如神鹰护鞭、夫妻相背、神堂湾的传说等一个个有影有形，让游客在领略奇妙的自然景观，满足“色”的享受的同时，又在精神方面很好地愉悦了一番。对景点的印象也更为深刻。
再例如，充分利用传统戏曲、小说等文艺题材，打造旅游景点魅力。传统戏曲、小说等文艺作品流传广、受众多、影响大，充分利用这方面的题材来打造景点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就是个不错的主意。像杭州西湖，镇江金山寺就充分运用了古戏《白蛇传》。
另外，还可以拿传奇历史人物为卖点，开发旅游资源。生活在现代的人们，对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往往情有独钟，所以传奇的历史人物也是可以充分开发的旅游资源。像江南水乡很多，苏州周庄能形成“技压群芳”之势，打造出独有的魅力，和周庄人充分发掘本地的传奇人物沈万三这一旅游资源有着密切的关系。更出彩的是，周庄人居然开发出了沈万三系列特产，如“万三肘子”等等，让游客临走时还要高兴地买些回去，为周庄的旅游经济再做贡献。
三、通过再现历史画面满足游客好奇心吸引游客，实现经济效益
但为满足游客的好奇心，可以用专人表演的方式再现历史画面。如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不仅其设施依照《清明上河图》重新构建，就连园里店铺员工和公园管理人员的服饰，甚至店铺招贴、民间手艺、游乐项目等，也完全仿着《清明上河图》上的样式。游客人园后仿佛时光倒流重回北宋时期，感觉新奇而有趣，极大地提高了景点的可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