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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范文1
关键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风险 分析
中国自1979年开始对外直接投资以来，经过20多年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取得明显提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2005年对外直接投资额（非金融部分）达6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8%。然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营绩效却不容乐观。世界银行认为，中国对外投资的许多资金被浪费到不适当的项目上。据世界银行估算，中国对外投资的三分之一是亏损的，三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持平。在2002年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国际竞争力评价报告中，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比较低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提供的调查显示，中资企业境外投资不盈利甚至亏损的，约占67%。有关调查显示，沿海地区过半数的企业海外投资是不成功的，真正成功的企业仅占10%左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海外投资风险太高。事实上，在任何投资活动中，风险问题都是每一个决策者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正确识别、评估一项投资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是投资决策的核心问题。本文就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进行理论分析，然后提出相应的风险规避措施。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内涵
风险是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一些不确定性事件对资产及其收益造成损失或增进额外收益的可能性。风险实际上具有获益与损失的双重可能性。作为一般的风险厌恶者而言，在进行风险分析时更看重的是风险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在任何投资活动中，风险都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风险又是可以控制的，人们可以通过正确地认识风险并采取相应防范和管理措施，使风险降到较小的程度。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事件会更多。这些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将对对外直接投资的预期收益产生影响。一般将对外直接投资中由于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引致资本或收益损失的可能性叫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与国内投资相比，进行跨国直接投资活动，由于受到各国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不同，各国经济政策的不同，各国货币在投资和经营过程中出现的利率和汇率波动、投资项目的选择偏误，投资管理的复杂性等因素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风险远远大于国内投资。与间接投资相比，直接投资所形成的资产成为土地、房屋、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和技术、商标等无形资产，其中大部分资产流动性较差。根据不可逆性投资理论，由于直接投资含有沉淀性成本;而不象金融投资等间接投资那样容易进行资产转移，直接投资者日后改变计划或决定，这部分成本将无法挽回。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比间接投资风险更大。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类型
（一）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指由于东道国政局的变化，导致投资环境的变化，从而给国外投资者的投资活动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一般来讲，政治风险主要由东道国政局的变动与战争、东道国保护主义政策以及东道国的国有化风险引起。当东道国政局变动或发生战争时，会直接影响一国的社会状况和经济发展速度，对企业的销售或利润水平产生冲击，甚至危及到企业的生存；东道国政策变动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的利润水平及发展空间；或者由于东道国的法律缺乏对外国投资者的保护，从而使企业的财产安全受到损失的可能性加大；当外国企业危及到本国民族企业时，东道国政府可能对外商投资企业设置各种障碍，施加各种压力，导致外商投资企业亏损或破产。
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面临东道国的国有化风险。所谓国有化是指一个主权国家依据其本国法律将原属于外国直接投资者所有财产的全部或部分采取征用或类似的措施，使其转移到本国政府手中的强制性行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就出现了国有化的。据统计，从50年代到70年代，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对外资实行了国有化，共发生了1954件国有化案件，其中50年生国有化412件，60年代为406件，70年代约1136件，可见国有化的步伐一再加快。从地区分布来看，亚洲为219件，中东为464件，非洲为826件，拉美为454件。从行业分布来看，国有化的行业有半数以上集中在采矿、冶炼、石油、农业等部门。国际评估机构对政治风险的测算主要有三种方式：欧洲货币法，它征求政治风险分析员、保险商、银行信贷官员等专家对风险测定指标体系的各项指标的意见并计算得分；丹·亨德尔设计的“政治制度稳定指数”。它设计了一套指标并将其量化，再依据政治稳定程度将各国排序；哈拉尔德·克努森的方法，他认为一旦外国资本相当程度地控制了东道国利益，就可能引发东道国对外国资本的征用、没收甚至破坏，这时的政治风险最大。
（二）经济风险
每个国家都有其经济周期，在经济发展高涨时期，产品销售顺畅，工厂满负荷生产，利润增加。一旦进入低潮时期，产品销售不畅，工厂开工不足，但固定成本是不会减少的。销售收入减少和单位产品成本的上升使企业净收入减少。如果跨国企业所选择的项目对经济周期的变化极为敏感，其净现金流量也会随经济情况的变化而出现较大变动，从而使跨国企业面临的风险增大。在跨国企业面临的经济风险中，还有一种常见的风险是汇率风险。因汇率的变化常常导致对外投资者设在东道国子公司的资产价值变得不确定。
就汇率风险的形成而言，主要有交易汇率风险、折算汇率风险、经济汇率风险三类。交易汇率风险是指汇率的变动对跨国公司债权和债务价值影响的不确定性。折算汇率风险是指反映在跨国公司总公司汇总报表上的、因汇率变动而使其国外子公司产生收益或损失的可能性。经济汇率风险是指未能预测的汇率变化导致跨国公司设在国外的子公司的现金流量的净现值变化的可能性。汇率变动会导致生产成本升高，降低企业的获利能力。造成对外投资企业的现金流折算成本币后，投资收益率多变，投资者难以对企业形成正确预期，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及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是指海外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由于决策上的失误而使投资者不能从企业获得正常收益的可能性。由于文化环境、风俗习惯、交流语言等的差异，海外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在决策中信息往往不充分，甚至会将一些错误信息引入决策过程，从而造成决策失误，给经营带来损失。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往往融资存在较大困难，营销网络又很难打开，购销渠道不畅，很容易将企业带入绝境，这样会增加企业的破产成本降低经营收益。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直接关系到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成败。投资风险控制是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中的重要工作。而要进行风险控制，首先必须要对决定与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各种因素进行充分把握。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主要因素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信息的充分程度
风险实际上是由不确定性事件带来的。在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本来的确定性事件也会变成不确定性事件，这样就会增加决策的风险。在跨国直接投资中，当企业管理人员对东道国经营环境、人文地理、风土人情、消费习惯等不熟悉时，就无法收集到充分的、有价值的决策信息，在决策时面临的不确定性事项就会增加投资风险。尤其是跨国企业在与东道国企业展开竞争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往往在竞争中处于劣势，造成较大的经营风险。
（二）本国政府的政治经济地位
在企业进行跨国直接投资时，也经常面临政治风险。而政治风险的大小与本国政府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是密切相关的。另外，本国政府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也对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风险产生较大影响。如果东道国与本国具有睦邻友好关系，则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要小一些，反之将面临较大的政治风险。
（三）东道国经济政治制度
如果东道国经济政治制度比较健全，法律法规比较完善，在世界上的经济政法地位也比较高，则跨国企业的权益保障程度也会提高。反之，如果东道国政治法律制度不完善，经济运行机制也不健全，则跨国企业的权益保障程度就会降低。另外，东道国的社会稳定状况、与他国的政治经济关系融洽情况也对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产生重要影响。一般而言，到相对发达的东道国在这方面的投资风险要小一些。而如果是到发展中国家，则风险要大一些。
（四）企业的风险管理制度
企业的风险管理制度是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内生性影响因素。如果企业有比较强的风险识别能力、风险预见能力和风险的管理与控制能力，并建立起规范的风险管理体系，则会降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而这些能力的取得与制度健全的程度是与对外直接投资管理经验相联系。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企业而言，由于缺少这方面管理经验，对风险的认识不够，缺乏对风险的预见及管理能力，从而企业面临投资风险。
防范与化解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政策建议
（一）建立企业融资风险管理机制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要灵活运用各种融资渠道和金融工具，降低融资风险。尽量在东道国融资，尤其是境外企业所需短期流动资金，应尽可能争取在东道国当地解决。当地融资，当地使用，当地偿付本息，使用同一币种，可以回避汇率变动的影响。另外，坚持借硬币、还软币和软、硬货币合理搭配的原则，即尽量选择在借款和用款期内币值坚挺、而在还款期币值疲软的货币，减少乃至避免外汇风险损失。跨国企业应善于利用国际金融界所提供的各种创新工具，对境外融资风险进行积极的防范。利用远期外汇或外汇期货交易；利用外汇期权交易；利用互换交易，包括利率互换、货币互换等，通过互换交易增强跨国企业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改善和重构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以便消除、减少或预防境外融资风险。
还可以推广运用国际项目融资和国际租赁融资来降低融资风险。国际项目融资是依靠项目自身的投资价值进行的国际融资，它以项目投产后的收益偿还贷款本息，以项目本身的资产作为抵押物。它是一种有限追索权的融资方式，由于贷款抵押物仅限于项目本身的资产，因而能减少项目举办国政府的直接债务或担保义务，降低筹资风险。因此，应该尽快推广运用这种国际融资方式。 国际租赁融资是现代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在信贷领域相互渗透和结合的产物，它有许多优点：融资期限可达几十年，租金通常按租赁物品的原值计算，且在租赁期内固定不变，可避免货币贬值、利率和汇率波动的影响，无需财产抵押，融资手续比较简便等（谢绵陛，2003），因此可以降低融资风险。
（二）建立完备的监管组织体系
一方面针对目前管理混乱的局面，建议建立专门的海外投资管理机构，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管理。海外投资机构总部可以设在国内，在其它国家依托驻外国的中国大使馆，设立相应的分支机构。海外投资管理机构可以集规划、立项、审批、协调、管理、咨询、服务于一体，其具体功能可以包括：制定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及长短具体计划；设立海外投资咨询机构，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风俗等进行系统研究，总结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和教训，收集处理国际市场的各种信息，并定期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指导性的信息；设立海外投资项目评估中心，预测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投资成本、收益和风险，对对外直接投资项目进行科学评估；建立常规项目审批中心，精减当前多部门联合审批的繁杂程序，除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能源投资应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和商务部联合审批外，其余的项目可由海外投资管理机构直接审批。
另一方面建立海外投资审计与绩效评估机构。建立单独的审计与绩效评估机构的目的在于，可以使审批和审计职能分开，以利于相互制约；中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是国有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很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必须加强对这些国有企业的监督。此外，通过建立相应的绩效评估机构，可以随时掌握投资的绩效，以利于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制定。将审计职能与绩效评估职能放在一起的好处在于，借用审计信息，可以对对外直接投资绩效进行更真实的评估。
（三）进一步加强监管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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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贸易 国际投资 贸易与投资一体化
一、引言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长期以来处于隔阂状态。二战以后,国际贸易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受到挑战。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国际经济关系,逐步放宽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严格的条件假设,实现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投资理论的交叉。本文对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及其关系进行系统回顾,为尝试贸易投资一体化理论研究提供重要的文献基础。
二、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投资理论的交叉
较早地把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投资理论纳在一起分析的是弗农的(R.Ve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弗农认为,产品周期可分为产品创新、成熟、标准化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决定了企业不同的生产成本和生产区位的选择,决定了企业应采取不同的贸易和投资战略。在产品创新阶段,由于创新企业在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方面享有垄断权,企业最有利的安排就是在国内生产,并通过出口满足国外需求。在产品成熟阶段,产品的生产技术基本稳定,市场上出现了仿制者和竞争者,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若想保持和扩大国外市场份额,就必须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在产品标准化阶段,产品的生产技术已经普及,创新国企业的技术优势已经完全丧失,产品的价格成为竞争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将子公司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市场内部化理论与生产折衷理论从发生条件将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结合起来。市场内部化理论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对国际经济活动进行了研究。该理论认为,企业是选择国际贸易还是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关键在于比较通过世界市场进行贸易的费用与企业将外部市场内部化所增加的管理费用孰大孰小。如果交易费用小于管理费用则选择国际贸易,反之则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生产折衷理论综合了以往各个学派的成就,力图对企业开展国际活动的三种主要形式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和合约性无形资产转让进行统一的解释。它认为,一个企业只能同时具备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才能对外进行直接投资,而仅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时只能采取国际贸易的形式。
三、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理论研究
1、蒙代尔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
蒙代尔于1957年提出了贸易与投资的替代模型。其基本含义: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生产函数相同的前提下,一国对另一国进行直接投资,可以缩小自己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大对方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形成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但是他的模型是建立在4个基本的假设之上的,模型的条件设定比较苛刻,跟如今的现实状况有不小分歧,只具有一部分的借鉴意义。
2、马库森(James R.Markuson)和斯文森(Lars・Svensson)的互补关系模型
马库森和斯文森利用要素比例模型阐述了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它们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还是“非合作”。如果贸易和非贸易要素是合作的,那么商品贸易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将互相促进,从而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如果两者之间是非合作的,则商品贸易和非贸易要素的流动就会表现为一种替代关系。马库森最直观的证明是:假设中国和美国的要素禀赋相同,但美国在钢铁行业中的技术比中国高,那么美国具有生产钢铁的比较优势。当两国进行贸易时,美国将出口钢铁。而美国钢铁生产(资本密集)的增加将导致对资本需求的增加。因此,美国的资本收益率增加,工资率下降。当中国专门生产服装时,中国的工资率增加,资本收益率下降。马库森证明,当达到贸易均衡时,美国的资本收益率较高,而中国的工资率较高。考虑由于要素价格差异使得要素发生国际流动,则资本将流向美国,而劳动将流向中国。按照罗勃津斯基定理,美国将扩大钢铁生产,减少服装生产,而中国情况正好相反。这将进一步扩大美国钢铁的出口和服装的进口。要素流动增加了贸易。因此,国际贸易与要素流动是互补的。
3、贸易和投资关系的不确定性
Neary的研究发现,在3×2的特定要素模型中,贸易与要素流动的关系是不确定的。他假设有两个国家:美国和日本;三种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假设美国和日本的劳动和资本禀赋相同,只有土地禀赋不同,美国有更多的土地。在此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美国的土地和资本都比日本便宜(而劳动较贵);另一是美国的土地便宜,而资本和劳动较贵(双要素稀缺)。在第一种情况下,美国的资本流向日本,同时日本的劳动流向美国。在第二种情况下,存在激励使日本的劳动和资本都流向美国。当美日两国由封闭转入自由贸易时,美国出口粮食使美国的粮食价格上升,从而增加土地收益率并降低资本收益率。与此同时,日本出口制成品,增加资本收益率并降低土地收益率。在第一种情况下,美国资本流向日本的激励增加,这时贸易与资本要素流动是互补的。在第二种情况下,贸易使得日本资本流向美国的激励减少,这时贸易与资本要素流动是替代的。因此,贸易与资本要素流动的关系是不确定的。
四、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
1、国外学者的研究
Porter(1990)从外资供给角度分析了出口和FDI的因果关系。他认为,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低成本就意味着高收益,世界价格是一致的,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低成本生产再出口到世界市场意味着比本土生产更高的回报。因此,这种高回报的出口吸引了大量的FDI。Hein(1992)通过建立基于拉丁美洲和东亚地区的数据的政策模型指出,这两个地区的出口导向策略吸引了大批外国直接投资,所以他认为是出口早于或者说是引致了FDI。而Lucas通过对东亚地区的研究,也得出了出口引致FDI的结论。Pfaffermayr(1994)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模型,对奥地利制造业从1980-1990年的季度数据作回归分析,结果发现FDI与出口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互补关系。Bayoumi和Lipworth(1997)运用日本和其20个主要贸易伙伴1982-1995年的数据,对贸易和FDI作回归分析。发现FDI的存量对贸易有长期影响,FDI的流量对贸易有短期影响。并得出了从日本流出的直接投资对日本出口有短期影响但是对进口有长期影响。Goldberg和Klein(1997)研究了日本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进出口的影响。他们发现资本流动与双边贸易之间存在互补性。Gopinath、Pick和Vasavada(1999)用1982-1994年美国食品业跨国公司的海外销售额、出口量、海外雇员数和FDI作为内生变量研究FDI和贸易的关系,得出了海外销售额和出口之间有着显著的互补关系的结论。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为研究FDI流入量和出口效果的关系,就52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1995年的截面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明,从整个样本来看,FDI与制成品出口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Dunning等(2001)在投资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把贸易的水平和方式纳入分析框架,他们考察了韩国和中国台湾的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发展轨迹,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进口行为增加将导致外资流入增加,外资流入增加会导致出口增加,而出口增加又会最终导致向外投资增加。
2、国内学者的研究
(1)国内学者黄河在《论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一文中,采用静态多元回归统计分析方法,使用的样本有52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回归结果表明,对于样本国家,人均直接投资水平对制成品出口都产生正方向的影响。对于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对高技术出口影响最为明显,说明发展中国家的高技术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主要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完成的。(2)蔡锐和刘泉考虑了中国投资对象国和投资母国的双重地位,对对外投资和国际贸易进行了实证分析。作者得出结论:外商直接投资确实能够促进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特别是发达国家的FDI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促使中国的技术结构升级,提高了中国的生产效率,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实质的进展。另一方面,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虽然数量少,但也能促进中国的出口。(3)龚晓莺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投资与贸易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关系。作者运用1982-2004年我国国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有关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对外贸易与国外直接投资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国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五、建立国际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理论的相关尝试
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建立在国际贸易理论统一基石上的尝试首推日本一桥大学的教授小岛清。小岛清(1987)指出FDI可以在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创造新的贸易机会,使贸易在更大的规模上进行。他认为,国际分工不仅可以解释国际贸易,也可以解释直接投资。各国劳动和经营资源禀赋的差异会导致比较成本的差异,比较成本的差异则会使各国的比较利润率不同,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可以建立在比较成本和比较利润率的基础之上。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尤其是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的形成,传统理论的研究基础和说服力受到削弱,新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应运而生。以国际直接投资在生产上表现出的特性划分,有关论著可以分为两个类别:将纵向国际直接投资融入国际贸易模型的思路与将横向国际直接投资融入国际贸易模型的思路。但是横向与纵向FDI理论的互不兼容与实际的共存状态是相互矛盾的。为解决这一问题, Markusen允许总部服务和实际生产活动具有不同的要素密集度,把纵向和横向FDI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建立了FDI的知识资本模型(Knowledge Capital Model――又称KK模型)。进入新千年以来,贸易和直接投资理论研究出现了两个新的方向。首先,行业内不同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即企业的异质性被纳入一般均衡贸易模型,为解释一个行业内部同时存在国内企业、出口企业与跨国企业的原因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工具。第二个新方向,是把两国均衡的FDI模型扩展到多国分析框架(通常包括两个高收入的北方国家与一个低工资的南方国家),并把差别产品的生产过程分为总部服务、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等多个生产阶段,以解释跨国公司各种更复杂的一体化战略。Grossman和Helpman(2004)建立的跨国公司模型在多国层面对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贸易和直接投资活动进行了综合分析,他们引入了企业的异质性,按照自下而上的逻辑,从优化企业战略的角度,说明了在产品内生产分工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的微观形成机制。他们的分析指出,在存在中间产品贸易成本时,企业倾向于在多个区位从事中间产品生产活动,并促使最终产品组装活动向零部件生产地集中,形成集聚互补效应。如果中间产品贸易成本较高而最终产品贸易成本很低,那么两种活动固定成本的下降将促使更多的企业在南方(工资率较低的地区)进行一体化生产。相反,当两种贸易成本都较高时,固定成本的下降会导致更多的企业在两个北方(工资率较高的地区)国家进行一体化生产。
六、结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化,贸易与投资逐渐呈现或是替代或是互补亦或是不确定的交织关系,许多学者采用不同国家和地区就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表明互补关系的居多。如今的学者不再局限于纯粹地分析贸易与投资的关系,而是进一步尝试着将贸易与投资理论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下,进而创建国际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理论。
【参考文献】
[1] R.Lucas:Making a Miracle[J].Economitrica,1993(61).
[2] L.S.Goldberg、M. W. Klein: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rade and Real Exchange Rate Linkages in South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J].NBER Working Paper,1997(12).
[3] 张二震、马野青、方勇: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中国的战略[M].人民出版社,2004.
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范文3
内容摘要：我国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增长势头强劲，海外投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其中彰显的突出问题是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规划的缺失，最终导致的是“中国”和海外直接投资收益率较低，因此制定海外直接投资战略规划意义重大，主要包括：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分析国内产业的实际状况，制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规划；根据企业竞争力的强弱制定区位选择规划；根据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制定海外投资时间规划，以及企业微观规划与整体规划的协调。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国家战略规划 中国 核心问题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家战略规划研究的意义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历史短但发展迅速，2000年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对外直接投资经过12年的发展，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行业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变成对外直接投资额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矿业和油气领域为主的中国第一轮海外并购热潮正被农业、制造业、金融服务以及汽车领域所取代。2002-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达52%。2008年到2011年，美国经济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使得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很多欧洲国家困难重重，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这一阶段却仍然迅猛发展，增长势头强劲，很多企业海外并购扩张的过程中也忽视了国家方针政策，整体呈现为一种国家战略协调缺失的严重混乱状况，直接导致的结果是企业海外投资收益率较低。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实践比理论发展迅速得多，盲目性也更大，要让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健康发展下去，政府应该制定整体性的战略规划，引导国内企业选择正确的投资目标、投资方向和投资策略，切实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家战略规划缺失产生的问题
（一）造成经济损失惨重
石油、天然气、铜、铝等国内紧缺的战略资源，仍然是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点。国内企业有着浓厚的买涨不买跌的心态。因为担心进一步上涨，价格越涨越买，而且不管多高的价格，只要能够保证有资源，国家也不会追究这些企业的责任。结果，重视眼前现货，忽视投资战略规划，总被国际战略资源市场牵制着，处处被动，经济损失惨重。
（二）并购成功率较低使得海外直接投资理想较难实现
Dealogic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企业跨境收购的失败率为全球最高，达到12%；2010年，这一比率降至11%，但仍为全球最高。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公司2010年海外收购的失败率仅为2%和1%。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战略的缺失使得海外直接投资并购成功率较低。
（三）恶性竞争造成哄抬并购价格
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但在海外并购的很多案例中，经常会出现多家中国公司之间相互竞价，最终抬高的是并购价格。并购中的企业相互竞价固然不可避免，但是如果考虑整个国家的战略进行适当地协调，那么有些恶性竞价的行为应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企业海外并购中更多的是考虑公司的利益，而不是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而竞价的结果往往导致并购成本高升，即使并购成功，高昂的并购成本也使得并购收益大大降低。例如，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都与新加坡的淡马锡控股有限公司接洽，讨论购买其在标准渣打银行的股份；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在苏丹一个管道项目上互相竞争；因此，缺乏战略规划产生的恶性竞争哄抬价格，损害了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收益。
（四）对外投资随意性大造成海外重复投资
我国尚无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战略和行业规划，也没有明确的产业政策和行业导向。由于对外投资缺乏统一的导向、协调，各部门各地区之间以及企业之间各自为政，对外投资随意性大，例如，高科技领域、劳动密集型领域、基础建设领域近几年海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造成企业海外重复投资，在国外市场上我国企业相互之间恶性竞争，加上西方国家善于搬弄是非、挑拨离间，使我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相互对立，严重破坏我国境外投资环境，影响整体投资收益。
（五）“中国”成为重要投资障碍
实际中由于缺少战略规划，一个小型的外国市场同一行业突然出现数家实力雄厚的中国企业，或者在并购一家外国企业时同时出现几家资金雄厚的中国企业，使得东道国政府和企业非常担心，进而对中国企业层层设限，加上媒体经常用夸大的语言报道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于是“中国”出现了，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障碍。
（六）对外直接投资收益不佳
根据商务部统计，我国企业海外投资65%都陷入亏损。另有估算指出，2008年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损失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已超出当年新增的并购规模。海外直接投资收益不佳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些问题的产生与战略规划缺失密切相关。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家战略规划应解决的核心问题
（一）缓解或避免“中国”的影响并提高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成功率
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规模不断扩大，“中国”成为影响我国海外经济利益的重要障碍。因此，通过积极、正面的沟通，打消投资东道国的疑虑，加强境外公关能力建设势在必行。要大力宣传我国对外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建设的积极影响，比如带动资金和技术，增加当地的就业与税收，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提高经济增长率等。在宣传中，要注意引用一些鲜活、生动的案例，增强形象宣传的正面效果。这就为双边投资和经济合作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通过战略规划，从行业、产业、投资区位、时间段等方面进行限制，避免产生“中国”，提高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成功率。
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范文4
（一）政治风险是导致对外直接投资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投资前，企业没有对东道国的相关政策深入了解，风险控制不到位使得投资失利，东道国的政治制度会使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产生政治风险。
（二）金融风险是企业对外投资失衡的重要原因
我国自2005年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各国的汇率变幻莫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东道国的金融环境的研究不够，存在风险控制方面的失误。
（三）财务风险是是对外投资成功的关键因素
不合理的资本结构引起的风险对企业的对外投资收益构成很大的威胁。以潍柴动力为例，2012年借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受海外项目银行借款增加的影响。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会使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增高，面临很大的财务危机。
二、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风险控制存在的问题
（一）政治风险控制存在的问题
首先，东道国的政策可能阻碍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开展，从而使企业的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以致不能正常继续经营。中国投资企业在投资之前没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进行合理的评估，造成我国企业投资活动损失严重。再次，政局动乱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较大。在投资项目的经营过程中，由于东道国发生战争或者遭遇恐怖分子袭击，引起社会环境的动荡，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投资损失。
（二）金融风险控制存在的问题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市场的汇率变动加剧，国外的货币贬值加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风险，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资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利率的变化会导致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使企业的成本和收益的预期和实际之间存在差异。
（三）财务风险控制存在的问题
在投资前期，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投资前主要面临融资成本问题。各个国家的税率不同，企业根据国家税负不同，选择最低的融资成本的项目。在投资中期，可能会出现资本结构失衡，债务融资负担过重、资金链断裂等现象，给企业造成严重的损失。企业在投资后期，忽视对财务状况的控制，导致企业的资本结构的失控，使投资活动功亏一篑。
三、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风险控制的对策
（一）政治风险控制的对策
首先，完善立法机制。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政府应发挥“看的见的手”的积极作用，完善立法机制的构建，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如降低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贷款利率。其次，加强国际经济交流，在日常的国际合作中，政府应重视与别国的政治经济交流，保持融洽的合作关系，为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提供更多的机遇。
（二）金融风险控制的对策
建立科学的外汇风险管理体系。我国企业的外汇相对较多，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应利用这些优势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利用金融衍生工具来规避外汇造成的投资损失。完善利率制度。在跨国资本流动规模较大的局势下，利率市场的变动对对外投资企业的影响很大。金融机构应该为山东省对外投资企业提供合理的金融渠道，适当扶持对外投资企业，如降低投资企业的贷款利率。
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范文5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200206
【原刊页号】107～114
【分 类 号】f52
【分 类 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303
【 标 题】融合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理论：以国际分工为基础
【 作 者】俞进
【作者简介】俞进 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上海 200062
【内容提要】由于理论前提的截然不同，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不相容的。尽管许多学者对两个理论的融合进行过积极的尝试，但成果并不显著。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如果重拾长期被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国际分工思想，并把这一思想沿着杨小凯等人的思路进行展开，那么，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就将融合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
【摘 要 题】国际贸易理论
【关 键 词】国际贸易理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国际分工
【 正 文】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相融的趋势日渐明显，人们逐渐发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实际上是同一行为主体的不同选择，两者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决定基础。因此，研究和探索有关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两种理论在新形势下的融合，并建立起一个融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于一体的理论分析框架，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回顾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这两者都是国际分工的结果，所以，用国际分工的思想作为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共同基础，是本文研究的一个切入点。
一、两种理论的研究溯源与现状
（一）传统理论上的不相容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报酬不变。国际贸易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国生产同种商品的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则是由成本差异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同所致，生产要素的价格则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决定的。正是由于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或价格优势。所以，一国将出口较密集地使用其丰裕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进口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国际贸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国的资源优势所决定。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生长的空间。
现代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和发展，恰好否定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完全的自由竞争导致完全的市场结构。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市场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术和知识市场的不完美，才是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场的非完美性，跨国企业才有可能运用组织的效率，发挥它在获得资本、劳动、技术和知识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条件，在世界市场上与当地企业竞争。跨国企业在市场、生产、规模经济以及诸多方面的垄断优势是确保跨国生产有利可图的必要条件，也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可见，这一分析框架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
（二）两种理论融合的尝试
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国学者弗农(r.vernon 1966)。他用“产品周期理论”来系统解释企业在出口、许可证形式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并将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与企业生产的区位选择联系起来。弗农把产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产品期、产品成熟期和产品标准化期，他认为，在新产品期，企业选择在国内生产，对国外市场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贸易的形式；在产品成熟期，企业想保持最佳经济效益必须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当产品进入标准化期后，价格竞争的结果是使产品的生产或装配业务逐渐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原来发明产品的国家则转为从国外进口该产品。
澳大利亚学者科登(w.corden,1974)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放弃了瑞典学者赫克歇尔(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h-0理论）中的要素在两国之间不可流动的假定，同时引进了第三个要素——知识，并允许资本、劳动和知识三要素进行国际流动，这使得扩展后的国际贸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现象。
英国跨国公司专家邓宁(j.h.dunning,1976)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又称为国际生产综合理论），也是至今为止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邓宁提出了用折衷主义方法来解释国际生产活动，该理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对外直接投资”。这就是说，如果三者都具备，国际直接投资是最佳的选择；如果具有所有权优势，同时取得内部化优势，则可以选择对外贸易；如果仅仅具有所有权优势，他国区位优势又不明显，那么许可证贸易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正是这些理论对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与企业发展之间紧密关系的描述，使得将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成为可能。
（三）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现状
日本学者小岛清(k.kojima,1978)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同时置于国际分工框架下进行研究的方法，为我们对两种理论进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启示。小岛清理论的基本思路是：从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出发，在h-0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内，先确定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再根据国际分工原则选择合适的投资产业。
以克鲁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尔普曼(a.helpman,1983)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提出的基本观点是：各国并不一定因为本国的资源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较优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规模报酬递增驱动的。他们试图用要素禀赋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的格局和跨国公司的产生：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间贸易；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如果当要素禀赋差异太大且公平的市场交易无法使要素价格均等化时，国际直接投资则是最佳选择，这样就产生了跨国公司。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这一微观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现象。波特研究的逻辑线索是：国家竞争优势取决于产业竞争优势，而产业竞争优势又决定了企业竞争战略。他是站在产业（中观）层次，从下而上，即从企业（微观）层面向上扩展到国家（宏观）层面上。这是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拓展。
我国学者在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总结述评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军、吴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较优势下融合两种理论的观点（黄河，2002），并对两者相互融合的趋势和统一的途径阐述了看法。但是，至今为止我国学者还没有就这两种理论如何融合进行深入的论述和研究，也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构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
（一）现有理论研究成果的不足
1.理论研究的重心发生偏移。从李嘉图(d.ricardo,1817)开始，古典经济学关于比较优势的产生问题开始偏离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国际分工为理论出发点的内生决定论。斯密认为，比较优势产生于分工和专业化，是内生的；而李嘉图则认为比较优势是产生于资源配置过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数学工具的局限，导致以马歇尔(a.marshall,1920)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放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内核（分工和专业化），研究重点完全转向了资源配置问题。
2.假设条件与现实状况不符。例如，完全竞争市场、同质要素、信息对称、零交易费用等等，这些假设条件符合了经济学理论研究者的科学理想，可以用来构建清晰而精致的数学模型和推理严谨的分析框架，但是，用这些作为理论的前提是根本无法得出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成果。
3.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分离，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例如，国际贸易理论是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以企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是以行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杨小凯等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以个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
4.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例如，弗农是用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来作为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判断标准；小岛清是把比较成本原则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克鲁格曼是用各国的要素禀赋差异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波特是用竞争优势的原则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
（二）为何重拾国际分工思想
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注：［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5页。）200多年前的这一论述，至今仍为当代经济理论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有关分工的研究，经济学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分工的基础和职能的分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的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页。）国际分工就是指生产的国际专业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带来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随之而产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分工和专业化理论的两个侧面，同时也是微观经济学在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领域中的延伸。随着国际市场交易成本的增加，企业之间借助国际市场实现的国际分工可能并不经济，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发展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代国际分工的内容、性质和形式。
在当代国际分工的理论研究中，已形成三种研究对象不同的理论体系：一是研究由市场机制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另一是研究由跨国公司为载体予以组织和协调的企业内部国际分工的理论；第三种则是由杨小凯(x.yang,1993)等人为代表的研究由个人的专业化、生产的迂回程度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杨小凯等人用非线性规则（超边际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分工和专业化等经济思想形式化，创立了以分工思想为基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重新将分工和专业化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其中许多命题的证明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启示性的典范并缩小了最优化范围。同时在此分析框架内，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融合在一起，不仅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将许多原来相互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专业化）统一起来。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是通过引入交易费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来解释企业的产生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因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形式，企业的出现是企业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的结果，所以交易费用的差别是企业出现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进交易效率也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沿用他们的思路，我们不难推出这样的结论：当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高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生产费用时，人们将会选择国际直接投资，跨国企业会从国际分工中出现；当用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比向东道国市场输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行国际贸易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更有效率时，人们选择前者。
三、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解析
本文采用的理论分析框架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类似，只是用“行为主体”（个人、企业、行业、国家）来代替原来的“个体”的概念。第一层是行为主体在作出国际贸易或国际直接投资决策前，从竞争优势的角度对当时所处的经济环境和自身条件进行分析；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行为主体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层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国际市场结构、国际企业制度和行为主体的自利行为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各种结果；第四层次则是与行为主体价值观有关联的所谓社会福利分析。
（一）从竞争优势的角度作出决策
我们把竞争优势定义为“组织结构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的整合。所谓组织结构优势，即行为主体协调其组织活动的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包括人力结构和资本结构、技术和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和对国际一般惯例熟悉程度等优势。所谓社会资源优势，即影响组织收益分配的社会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它包括市场、客户、社会网络融资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和增强竞争优势既是行为主体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又是其目标，它涉及内生函数和外生函数所包含的诸多因素。所以，我们可以从行为主体具有的竞争优势的角度来解释其国际贸易、技术许可转让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见表1）
表1 竞争优势整合
组织结构优势
社会资源优势
国际贸易
必需具备
无需具备
技术许可转让
必需具备
有无均可
国际直接投资
必需具备
必需具备
（二）从收益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国家、行业、企业、个人）需要作出决策的问题是：在当前自身所拥有的总额为i的投资能力中，是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对于行为主体而言，目标之一就是使总预期利润最大化。用公式表示为：
附图
式(1)中，npv[,f]为在东道国进行折现数额为i[,f]的直接投资所获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t]是向东道国出口折现数额为i[,t]的贸易所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d]是将剩余投资能力(i-i[,f]-i[,t])投资母国市场所得到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其等价形式是与净现值相等价的净现值流（每年等量的净收入）形式：
附图
式(2)中，r[,f]为从直接投资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t]为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d]为从母国市场中所获得的内部收益率。行为主体从目标函数出发作出决策：
1.如果r[,f]＜r[,t]且r[,d]＜r[,t]，即当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且国内市场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
2.如果r[,t]＜r[,d]且r[,f]＜r[,d]，行为主体选择在国内生产和销售；
3.如果r[,t]＜r[,f]且r[,d]＜r[,f]，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
4.如果r[,d]＜r[,t]或r[,d]＜r[,f]，行为主体选择的决策公式可表示为：
附图
根据公式(4)即可从收益的角度做出相应的决策。
（三）从均衡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附图
其中，β与消费偏好有关，k是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t为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
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的决策问题在于，确定每一种产品的自给量、市场购买量、市场销售量以及如何组织生产这两种产品。以下讨论四种可能出现的结构形态（如图1所示），解出其角点均衡，然后从这些角点均衡中识别出完全均衡。
1.结构a由组态(xy)组成。在这个组态中，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对无论是中间产品x还是最终产品y都采取自给自足的方式。设在组态(xy)中。（注：详细的推导过程可参考：wenli cheng,jeffrey sachs,and xiaokai yang(2000),an inframarginal analysis of the ricardian model,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8(2):pp.209-213.）此结构的角点均衡是：
附图
附图
图1 国际市场结构和国际企业制度
附图
其中u[,1](d)和u[,2](d)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业主体在结构d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3.结构fy由组态(l[,x]/y)和(y/l[,x])组成。在组态(l[,x]/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它的劳动力而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中间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中进口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x])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这些中间产品返回本国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出口到国家1。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只从事国际贸易，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结构fy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v是结构fy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u[,1](fy)和u[,2](fy)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y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4.结构fx由组态(l[,y]/y)和(y/l[,y])组成。在组态(l[,y]/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他的劳动力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最终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的跨国公司中购买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y])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中间产品出口到国家1，并且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在国家1的市场上销售，同时又把最终产品返销回本国。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既没有从事国际贸易也没有进行国际直接投资，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了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了国际直接投资。此结构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u[,1](fx)和u[,2](fx)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x中的人均真实收入，r是结构fx中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
因为人均真实收入最大的角点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们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点，并得出以下推论：
1.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和劳动的交易效率足够小，则结构a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时，行为主体选择自给自足的方式。
2.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够高，则结构d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都分别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
3.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k足够高，且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y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作出只从事国际贸易的决策；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4.若专业化经济程度足够高，且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与产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x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不从事国际贸易，又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四）从福利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在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时，通常要对母国和东道国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判断的标准通常是一国的国民福利或社会福利。他们一般会选择干预成本最小或使国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称之为最优政策选择。例如：(1)自由贸易政策，即零干预或不干预政策。无论是从一国的国民福利还是从所有贸易参与国的国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贸易政策都被认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时，行为主体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2)高关税政策，这种政策阻碍和限制了商品（及生产要素）的国际流通，减少了人们通过自愿的国际贸易可能获得的好处。此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以此来规避高关税壁垒。
四、小结
以往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对国家与企业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进行解释，本文则将它们放在同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以往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分离的，对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本文则将这些基本分析单位统一在“行为主体”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论研究中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本文则以竞争优势的原则、收益最大化原则、市场结构均衡原则和社会福利最优原则来作为行为主体决策的共同判断标准。因此，本文的结论是，虽然世界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wto后会趋向于逐渐公正和平等，但对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而言，究竟是选择国际贸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其决策主要取决于它们对自身竞争优势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市场结构均衡的评估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考虑。
上述分析方法和结论对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和参与国际竞争，对各管理层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应当是会有所启发。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者对产品差异化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近10年来，世界主要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安排已经把我国纳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之中，这将大大促进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发展和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大规模生产投资的扩大，这些都要求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贸易—投资—生产—贸易一体化的方式将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利用跨国公司来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和拓展贸易与投资规模，形成“贸易—投资”双向联动、互相促进的良好态势，将是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普遍的战略选择；我们只有提前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策略，才能实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均衡、配套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作为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会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理论研究的假定条件也会发生变化，两种理论的最后发展趋向势必是在统一的理论基础上融为一体。
收稿日期：2001年11月15日
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范文6
一、地区经济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国际贸易又进一步加深国际分工，解释贸易的理论都是以阐释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认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其相对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其相对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表明，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要素价格差异是产品价格差异的根源，各国应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密集地使用本国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二是新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该理论仅解释了要素禀赋具有差异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而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贸易是发生在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着眼于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以边际成本递减作为生产分工与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竞争及其市场细分策略来解释这类贸易与国际分工，说明规模收益只要超过运输成本，生产应有集中化的趋势，并且市场规模越大、“学习曲线”效应越明显的行业，成本就会越低，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分工与选址，不再决定于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而是历史因素与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以上理论出发，分析经济一体化在贸易流向与产业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分工的影响，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明显的效应：第一，市场规模效应。一体化以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因而无论从市场范围还是消费者效应来说，都有效地扩大了市场的规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国都趋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产品的原理（克鲁格曼、赫尔普曼，1985），一体化区域将具有增加对区外出口的倾向。第二，市场竞争效应。贸易壁垒降低将导致区内市场竞争激化，减少寡头垄断，降低区内市场细分的程度，可以强制地带来经济效率的调整。第三，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的效应。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企业可以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一些厂商能够从事更多的工厂专业化分工，减少每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出口与区域内进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将增加一体化区域的区位优势，增加一体化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竞争优势，引起区内投资格局的调整与区外对区内投资的增加。
从贸易对分工的影响来看，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产品都是由一国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二是贸易保护的对象都是一国的产业、产品及其生产的企业；三是要素在地区间不流动。但如果以跨国公司的跨国一体化经营为分析背景，以上三点结论就需要重新推敲，国内有学者将跨国公司内中间产品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的融合概括为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张二震、马野青，2002），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认为，分析贸易投资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可以以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各国同类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当跨国公司实行跨国一体化经营时，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及品牌都可以成为投入的要素，地区经济一体化降低了贸易壁垒，有利于要素与中间产品的国际流动，从而推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值环节的选点布局，一国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质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价值增值环节大的生产投资与研发机构的建立，低素质低技术的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产环节的建立。贸易投资一体化使产品乃至产业失去了国家的界限，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再说是由中国制造的，但国际分工仍存在，不过分工不以产品、产业为标志，而以国家之间的要素差异为标志，以要素创造的价值增幅为标志。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结果不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扩大，如跨国公司专门将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价值增幅大的生产环节放在本国，而把生产的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国，或仅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中心，中国将专门成为成熟技术的生产加工基地，长期下去中国的知识型管理型人才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造成人才培养的困难与人才的流失，进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长的贸易陷阱。
对一体化国家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区域内的市场，降低了区域内同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增加了同类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这都将增加区内的区位优势，提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层次。但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将非常重要，使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落址于本国，通过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实现本国有竞争力要素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新目的。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要有量，而且还要有质。
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国际经济学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分析总是以一体化对新贸易格局的影响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创立，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的理论被植入国际贸易的分析，因而投资效应的分析就以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作为基础，贸易投资一体化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行为主要还是以寡占反映战略为主，在方法上仍属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下面我们以这两个阶段为界分而述之。
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跨地区跨集团的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将成为打破地区封锁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从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要素寻找型向市场开拓型转变后，国际贸易的作用将是长期的基础性的。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出发点是一体化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与福利的影响，理论基础基于比较利益之上的专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间或产业间的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长，市场规模以及规模经济都成为一体化收益的主要来源，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都可以在专业化分工中收益，从与一体化之外的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变中获益。分析一体化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虑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障碍降低后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贸易商行为的影响。由于影响相对价格的行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联系具体产业与产品是很难下具体结论的，但总体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与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J·瓦伊纳于1950年提出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这两个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贸易对一体化的反应，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与“投资创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由此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尔伯格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表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流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引起的，一般而言，关税水平越高的国家，一体化后贸易转移效应越大，该国将从成员国进口成本更高的产品，消费者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但国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关税收入。如中日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中国可能以从日本进口汽车来代替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但别国厂商自不会坐以待毙，中国厂商也不能面对新格局而束手无策，由此形成的区外非成员国对一体化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和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即为投资创造，区外的跨国公司在一体化内部建立“避税工厂”(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体化市场供货，以维护其原来以出口方式占领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使市场扩大与需求增加，为厂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一体化内外的跨国公司互相竞争以追求潜在的规模经济效益，也会增加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投资转移是由贸易创造引起的扩大了的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创造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成员国的数量，数量越大，表明市场越大；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关税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趋向贸易创造；成员国经济的竞争程度，受保护的同类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贸易创造的产生来源于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为从一体化经济中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收益，需要进行生产的重组，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
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根源于一体化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统一效应，相对于区外国家而言，一体化内部的总收益无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工业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长期意义，但对一体化内不同的国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对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体化区域内产业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产业全部向一国偏转的可能，因而认真研究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优势及产业分工趋向，制定适当的补偿机制就成为一体化的重要制度内容。
三、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由于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进行的跨国投资战略调整，建立在地理意义上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概念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金德尔伯格的二分法就难以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全部复杂问题，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映战略就成为解释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这种方法着眼于一体化从哪些方面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分析一般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依据，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组合：第一，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具有某种垄断优势，以抵消在陌生环境中经营所需增加的额外成本，一般业主的无形资产与规模经济都可能体现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能力、管理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营销技巧、特殊的组织结构以及进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的便利条件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与外部市场相比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优越性，根据邓宁的分析，国际市场的失效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性失效，如贸易壁垒的存在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影响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畅及国际市场经营风险过高都将提高交易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第三，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东道国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自然资源的禀赋、社会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以及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等，这些因素不是跨国公司特有的，但跨国公司可以不断适应它，利用它。
将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释国际生产的组织形式，所有权优势决定了“谁”来生产，内部化优势决定了“怎样”生产，区位优势决定了“在哪里”生产。而一体化从规模性、结构性与交易性三个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国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贸易壁垒的降低尤其是专用性资产、中间产品及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能力，一体化后的区域市场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市场，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为区域内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国际经营的学习机会与条件，使一部分区位优势转化为所有权优势(MiraWilkins,1991)，一体化最为突出的还在于它凸显了区域市场的区位优势，拓宽了市场的范围，加大了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了经济的抗震性，能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减少，周期拉长，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对于一体化的小国来说，生产的种类可以减少，规模可以加大，生产的某种地理分工变得更自然，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厂中应用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某些类型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区内投资的重要原因。
将直接投资的增长与企业的战略对策结合的分析认为主要有四种形式的战略投资对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进口替资，也叫“桥头堡投资”或“跳越关税”的投资，是外部企业对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的一种对策，反映了一个企业为维持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市场份额从以贸易为基础的战略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的转变；(2)进攻性进口替资，亦称出口导向投资，它以一体化对竞争效率、收入水平、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为依据，投资的动机在于利用地区一体化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大的势头，是企业抢占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一种战略投资；(3)重组投资，又叫合理化投资，即生产经营的布局按一体化后更自然的区位优势重新组织所进行的投资，因为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成为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据，生产活动将向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4)寡占反映投资，指当地企业面对外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该地区，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必须通过做大规模进行回应，从而刺激其通过直接投资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直接投资的效应，最主要在于强调它对工业效率的影响，这可能是比资源配置效应更为重要的一种收益来源，因为从贸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内展开的，而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强调的是以不完全竞争为框架，分析一体化对厂商竞争行为的影响。鉴于一体化后兼并与收购将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因而如何规范本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垄断行为，就成为新的更重要的课题。
四、启示与结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参与经济一体化必将有得有失，但一般总是得大于失，这是双赢、多赢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体化分工的格局趋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导向，一国要从一体化中获得有益的分工，就要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竞争性要素的持续增长等几个方面来引导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以上贸易与产业组织两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主要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照传统贸易理论，中国是简单劳动力要素的供给极其丰富的国家，几乎可以说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因而一体化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将有向中国集中的趋向，依照新贸易理论，生产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国家集中的趋向。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向别国开放市场也具有诱人的利益，当中国与东盟拟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日本不无妒忌地宣称，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向中国投资，为了同样的理由，日本可能将已或拟向东盟的投资转向中国（冯昭奎，2002），其实，中国与东盟都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心，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制造业的产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只要一体化内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价格就有均等化的趋向（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如果其生产全向一国集中，则比较优势的天平将向另一面倾倒，况且生产同样的商品对要素的组合方式仍有差异，可以起到平衡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作用，东盟即使生产的种类减少了，但贸易壁垒的降低使中国辽阔无边的市场向他们优惠开放，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来看，自由贸易的协定尤其有利于小国，因为他们的增长与繁荣有了更多的空间(ShyamalenduSarkar,2001)。对东盟而言，中国是竞争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间将主要在制造业、电子、通讯等产业内部的分工与贸易，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最初的生产与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实证分析这些产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分工布局将对资源的配置起导向作用。
2.处理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关系。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分析表明，一体化后的市场将成为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角逐的场所，其第一阶段的投资将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生产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阶段的投资则是实现企业的快速增长和加强对市场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便成为其迅速占领市场的最有效的手段。面临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市场结构中应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具体而言，在规模经济较显著的行业，如汽车、化工、金融、民用飞机等部门，在收入需求弹性较大的部门，如电子通讯、计算机、药品等部门，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企业兼并的国际化倾向也明显，因而应鼓励国内企业实现并购，形成产业组织的集中化，以大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而在规模经济不明显、生产处于成熟阶段、生产技术已标准化、需求收入弹性较小的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应以鼓励竞争为主，制定较严格的反垄断管制，这种按产业结构的差异制定垄断管制的双重标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都采用的方法。
3.处理好具有核心竞争力要素的培养与跨国公司一体化经营的关系。在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经营的战略下，中国既要发挥简单劳动力丰富低廉的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也要发挥中国优秀人才的竞争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既要有生产加工中心，也要有技术中心。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要保护本国有竞争力的要素在本国有就业机会，有获取高工资的机会，要力争让跨国公司的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具有核心创造力的研发活动在中国展开，如法国在药品生产行业就规定在当地建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是外国投资进入法国市场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跨国公司，只要能对中国关键的核心生产要素付高额报酬，都应受到鼓励，这是从根本上获取关键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键要素与技术的持续供给能力，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具有“独立于一体化经济中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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