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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礼仪范文1
我国向来拥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崇尚“礼仪”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作为高等知识分子的大学生，更是国民素质的集中体现。但是，当前一部分的大学生礼仪却存在比较严重的示范现象。
那么，我们大学生礼仪教育课程开展得如何？存在哪些不足呢？大学生礼仪课程应该如何从传统文化里吸取有效成分，获得创新启示呢？本文围绕这些问题，阐述一下个人的粗浅认识和理解。
一.当前大学生礼仪教育课程的现状
虽然当前大学生礼仪教育课程取得很多可喜的成绩，但是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和不足。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学生不喜欢礼仪课程
对于礼仪课，不少大学生不以为然，总觉得这门课程可有可无，甚至认为不合时宜，多此一举。在大学生心目中，礼仪课就是对他们言行举止的限制和规定，对其日常生活有点过度干涉。因此，崇尚自由的九零后大学生往往不会喜欢、不重视礼仪课。
2.礼仪课程缺乏文化内涵
当前，大学生礼仪课的开设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还有很多地方不够完善，尤其是缺乏文化内涵，简单地对各种场合的礼仪要求罗列出来便了事。其实，每一种礼节要求都有其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高等知识分子的大学生，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了解每一种礼仪的文化含义。
二.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礼仪教育课程创新的启示
面对上述大学生礼仪教育课程的现状，笔者经过切实的教学实践和个人思考，认为传统文化对该课程的创新开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1.传统文化的基本含义
所谓“传统文化”，主要是指蕴藏在一个民族里面，具有一定稳定性的文化形式，具体来说，包括思想观念、道德情操、风俗礼仪、等不同层面。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东西方文化撞击而成的文化集合，以孔孟儒家思想为主体，融合道家、佛家、墨家等诸子百家的文化精髓。“传统”并不代表“落后”，对待我国传统文化，需要取其精华，取其糟粕。
2.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礼仪教育课程创新的启示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传统文化更是值得我们用心保护、发扬光大，而且对我们大学生的礼仪教育课程创新，具有一些启发性作用。笔者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和思考，归纳以下几点，以供参考：
（1）“伦理道义”的中华传统文化，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品德礼仪修养
礼仪是一个人品德修行的外在呈现，集中凝聚人的内在道德修养。由于中小学的应试教育，只侧重分数而忽略品德修养，加上家庭、社会的缺位，种种原因导致当前大学生的礼仪失范。比如，考试作弊、生活糜烂、谈吐不雅、乱丢乱扔等不良的失礼行为。要提升大学生的品德礼仪，单靠大学生的礼仪课是不够的，还必须渗透中华传统文化，用“伦理道义”来感化大学生的思想灵魂。
如果说西方传统文化是宗教，那么我国传统文化则是道德。上下五千年，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凝聚爱国、爱民的道德精神，推崇仁义道德的品格，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儒家讲求道德、仁义。儒家代表作《论语・里仁》：“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意思是“君子为了道德仁义可以志在四方，而不把自己仅仅局限在故土之上，小人却只顾留恋乡土而不知推行道义;《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是“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我国传统经典《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大自然的运行刚劲强健，对应于此，有德行的人处世必定像天一样的刚强坚定、自强不息，像大地一样的厚重踏实、容载万物。在校大学生学习这些中国传统文化，必定有助其文化修养，进而提高其思想道德素质，礼仪规范自然随之提升。
（2）中华传统文化重视雅言美行，对大学生的礼仪形象塑造具有示范作用
我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的赞誉，讲“礼”重“仪”成为中华民族的良好作风。作为社会知识分子的代表，大学生更应该达到“知书达礼，待人以礼”的目标。但是，当前大学生的礼仪行为经常出现“失范”，极大地破坏了大学生的美好形象。因此，大学礼仪课程需要充分吸收中华民族重视“雅言美行”的优良作风，对塑造大学生的礼仪形象树立示范作用。
我国有一句经典古谚：“站如松，行如风，坐如钟，卧如弓”，对个人的言行举止提出比较形象的要求：站立如同一棵松树，行走如同一阵清风，端坐如同一鼎金钟，卧睡如同一张弓。我国最早的学生日常守则是《管子・弟子职》，比如“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无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颜色整齐，中心必式。夙兴夜寐，衣带必饬。朝益暮习，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谓学则”，提出具有概括性的行为规则要求。
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非常强调雅言美行。大学生礼仪课程吸收这些传统文化，对提升大学生的礼仪品德都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
（3）儒家文化尤其强调“仁礼”，对大学生的礼仪培养有积极作用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化古国之一，具有上下五千年的深厚历史底蕴。儒家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尤其强调“仁礼”的道德品质。儒家创立者孔子在《论语・季氏》更是指出“不学礼，无以立”，一个人不学习礼仪，无法在社会立足，可见“礼”在个人修养的地位和作用。《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用“礼”来约束人们的一言一行。《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要求在具体的礼仪运用都需要以“和”为贵，促进人际关系和谐发展。
我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核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渗透“礼”的精神和内涵。我们教师需要将我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的“仁义”“礼仪”精神，运用到大学生礼仪课堂上。用儒家的礼仪道德来感化当下的大学生，提高其对礼仪道德的认识和理解，尽快促使其成为知书达礼的社会精英代表。
三.总结
当前，部分大学生出现比较严重礼仪失范行为。为此，大学生课堂更需要开设礼仪课程。我国传统文化一直崇尚“礼仪”，可以取其精华成分运用到大学生礼仪课程里，希望借此让该课程获得创新。经过切实的教学实践和个人思考，笔者认为我国传统文化重“伦理道义”、“雅言美行”、“儒家仁礼”，对大学生的礼仪培养有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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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礼仪范文2
希腊的自然哲学虽派别林立，却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有一个或数个“始基”或“本原”以及由这些始基或本原“演化”出万物，这就是“始基演化说”。欧几里德以无法再回溯的不证自明的公理为出发点，经由严密的逻辑推理构建起几何学大厦。“始基”和“公理”都属于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
由此可见，本文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全面解读，只是透过科技哲学视角之管窥，撷取往日或许未曾关注之点。这样的“撷取”无论是对传统文化的正统研究者还是对科技哲学界来说都是另类而难以接受。本文中，传统文化指孔子以后(含孔子)的文化。笔者把传统文化的“始基”归结为:小农经济、性本善、人际关系以及实用主义。如同“始基演化说”中的“始基”是希腊哲人对自然现象抽象提炼和直觉思维的结果一样，这四者同样是由传统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现象的抽象提炼。
一、小农经济: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
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存在很多分歧，但小农经济是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这一点看来没有争议。由小农经济所特有的活动方式出发，可以推出传统文化的一系列特点。
在中国，小农经济举足轻重，不仅是经济，而且是政治以及文化。有一种说法，是农民在历史上一次次挽救了中国，换个角度看，也就是小农经济一次次化解了危机，与此同时，中国也就一次次回到传统。城镇化和土地流转，将从根本上改变小农经济。
二、性本善:传统文化的公理
欧几里德以五条公理构建其几何学大厦，“性本善”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其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堪比欧氏几何的公理。虽然荀子也有“性恶”的假设，但是“性本善”占了上风，在实际上成为传统文化的基本假设，并在此基础上搭建起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
三、人际关系: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一)人的“三大关系”梁漱溟曾述及人的三大关系:人与自然(拓展即人与物)的关系、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一方面，这三大关系密切相关不可分割，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涉及人际关系，譬如生产力必然涉及生产关系，即使荒岛上的鲁滨逊，他原来所拥有的所有知识和沉船上的物品，是漂流记情节得以展开的必要前提，以及涉及个人需求层次的提升;其他两大关系也可以作类似分析。然而另一方面，个人、组织、民族、国家，在特定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下，会着重以三大关系之一展开。希腊和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到19世纪末的西欧，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有自然哲学、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人际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印度文化则回到内心世界，以人己关系为主。
由三大关系引出三大博弈:人与自然的博弈，人与他人的博弈，以及人与自己的博弈。一种文化以三大关系的哪一种关系为主，主要展开哪一类博弈，对于这种文化的内涵与发展路径，对于民族性具有根本影响。
四、实用主义:个人在传统文化中的生存哲学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传统文化呈现出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
实用主义发端于现代美国，然而其典型却早已存在于传承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在现代美国，实用主义只是众多哲学流派之一，在本体论中有对事实和规律的尊重，在认识论中有理性主义的均衡，在价值观中有知识至上、宗教情怀和对美的追求以及最终有法律提供的不可逾越的“负面清单”。平心而论，自古到今，世界各民族或多或少都有实用主义倾向，但像中国这样浓烈和典型者可以说绝无仅有。
五、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
绵延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何以凝聚了中华民族，承载了炎黄子孙的心灵，在世界各国面前建构了礼仪之邦?
在熟人社会和相对稳定封闭的情况下，熟人间分享嵌人编码知识和意会知识，情感上的互通，增强了熟人社会的凝聚力，遏制了离经叛道和离散倾向。近代有外国商人进人中国农村后惊讶地发现，“中国人的一句承诺比西方的正式法律文件还可靠”，并由此断言“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守规矩和可靠的商业伙伴”。在乡亲们组成的熟人圈里，伦理道德这样的“短程力”足以维系起信用圈。因为没有市场中的竞争，熟人社会会分享种植和养殖中的经验，推动农业的发展，古代中国的经济因而在世界首屈一指。
简言之，传统文化与由古至19世纪中叶的中国国情契合，虽停滞不前，但在数千年间维系和延续了炎黄子孙。其种种弊端在漫长岁月中之所以没有“发作”，是因为没有相应的土壤和环境以及没有受到来自外界对传统文化的根本冲击，直至强行撬开国门。
传统文化的礼仪范文3
1．传统婚礼礼仪研究的重要性
目前，在世界各种民俗活动中，各民族都是穿着本民族的服装举行本民族的传统婚礼礼仪活动，现代的汉民族却遗失了自己的民族服饰以及礼仪文化。在21世纪初，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人们开始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认识到民族服饰是民族身份的标志，是对本民族和民族文化的认同。于是大量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网站论坛建立，许多有相同志趣的人以网络为平台进行华夏传统礼仪和汉服的研究和开发，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汉服运动。同时美国、荷兰、俄罗斯等国华裔建立北美汉服联合会等多种汉服民间组织。全世界孔子学院的建立，世界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中式婚礼是传统礼仪文化的载体同时被广泛关注。基于传统华夏文化的现代中式婚礼礼仪，在社会上开始形成一股新的复兴传统礼仪的文化潮流。
在婚礼典礼时，作为汉族人身着汉服、按照传统礼仪举行仪式，这对恢复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积极的意义。目前已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史》等大量汉服与礼仪的研究史论资料，但是大都停留在历史的角度加以分析，并没有提出传统汉服和礼仪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应用和实际制作开发。本文通过对传统经典记载的历代婚礼礼仪程序、传统汉服婚礼服饰系列进行探索、收集和梳理，总结出有一定指导意义的结论。本文将对中式婚礼礼仪汉服的实际礼仪程序建立展开研究。汉服婚礼服饰体系和礼仪程序体系的确立有利于现代中式婚礼礼仪市场的开发和推广，有利于华夏传统文化的复兴。
2.重建符合儒家礼仪文化的周制婚礼的现代礼仪程序
第一部分：婚前准备。
准备新郎、新娘、赞者、司仪、从者等人的服饰。
准备婚礼所用礼器、果品等。
准备合卺一个（用一个葫芦，分为两半，用红绳连在一起）。
（1）新郎：
日落前两个时辰内，新郎身穿婚礼服，手捧木雁，乘车到女家，使两人各手持一个红蜡烛（不必点燃），坐于车后。到女家，在大门外等候。新郎就头戴爵弁，身穿c裳，亲自迎接新娘。跟随新郎的管事人员全部身穿玄端。c裳，是指上衣用黑色面料而用红色为边缘；下衣用浅红色面料而用黑色为边缘，大带也用黑色，象征阳气下行。
（2）新娘：
更妆，开面：清早，新娘于闺房中试穿嫁衣、定妆，进行最后修订并聆听父母训示。日落前两个时辰内，新娘整装在家等候新郎。新娘梳理好发式，士的新娘梳成，即将头发做成长短参差的样子，然后，戴好首饰。身穿黑色面料的丝衣，以c色（即浅红色）为衣缘。女子的上衣和下裳用同样颜色的面料，表示德行专一；以c色为衣缘，c色属阴，意味着阴气上行，上交于阳，象征女子出嫁成家而担当起新的责任。妇人不常穿浅红色衣缘的衣服，婚礼不按平时服装穿用，而穿盛装。站立在房屋之中，面向南方。
（3）亲迎：新郎到新娘家迎娶新娘。
新郎亲自前往，在家中接受母亲教导，从母亲手里接过聘礼。婿以雁做贽礼叩门登堂。此时新娘在闺房等候，新郎到客厅，向新娘的父母请求将女儿下嫁，新娘父母谦称后同意。新郎入新娘闺房，新娘已穿上结婚礼服，向南站在房中。如果有条件，可以请新娘的一位嫂子、婶子、姑姑或者姨妈等已婚的较年轻的女性长辈担任新娘的“姆”。 姆为其梳发、插上发笄、结缨（用红绳系在头发上），谆谆教导。姆站在新娘右边，负责向新娘提示礼仪。新娘的伴娘则站在后面。新郎新娘携手出房。接着，新娘的姆给她在腰间系上一条带子，并接上佩巾，然后告戒她道：“勤勉、恭敬，孝顺公婆。”随后，新郎新娘再拜别新娘的父母，登车离去。
第二部分：正婚礼的婚礼仪程（是传统婚俗的重点部分）。
（1）迎礼就位：
古琴演奏：背景音乐《花好月圆》。
司仪：
各位来宾，在这个吉日良辰，大家将要见证一位君子和一位淑女喜结良缘，共成连理。大家将要见到的，是依据华夏传统而制订的周制婚礼。周制婚礼重视庄重典雅，因为婚姻是神圣的、庄严的，它是人生一件大事。所以，君子重视婚礼。我们的婚礼为什么选择黄昏时候举行呢？因为这是“阳往而阴来”的时候。所谓“阳往阴来”，意味着阳气要把生机藏在阴气之中，以便使生机不断。简单介绍完毕，下面有请新人的双方父母、领导和媒人就位。
司仪：有请新郎、新娘。
赞者：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毛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1]
（新郎在前，新娘随后，行礼然后跪坐。）
（2）夫妻沃盥：
古琴演奏：背景音乐《高山》。
司仪：华夏礼仪，重视洁净，所以，新郎和新娘在行礼时，都要洗净双手。
赞者：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1]
（同时男女执事负责帮新人行沃盥礼）
（3）证婚祝告：
赞者：宣读结婚证书，为新婚夫妇证婚，并宣读祝辞。
吉日良辰，喜成婚姻。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窈窕淑女，得其佳偶。恺悌君子，诚敬迎新。
衣冠黼黻，光耀门庭。华服夏礼，琴瑟和鸣。
合卺同牢，相敬如宾。白头偕老，福寿康宁。
尊祖敬宗，诗礼传家。五世其昌，和乐无涯。
天作之合，两姓亲睦。乾健坤顺，既融且洽。
高朋满座，觥筹交错。弦歌绕粱，齐欢共贺。
礼仪既备，肴馔既陈。鸾凤和谐，普天同乐。
（赞者从新郎身后退回原位。）
（4）夫妻拜堂：
司仪：
天地无私，养育人类。尊祖敬宗，光耀门楣。
一拜天地祖先：拜―兴；拜―兴；拜―兴。
父母之恩，没齿不忘。孝顺父母，礼所应当。
再拜父母高堂：拜―兴；拜―兴；拜―兴。
夫唱妇随，百年好合。相敬如宾，白头偕老。
夫妻相互交拜：拜―兴；拜―兴；拜―兴。
（5）同牢合卺：
古琴演奏背景音乐《关雎》。
（男女执事把几案搬过来，放在新郎新娘中间。几案上有事先准备好的东西：猪肺、猪脊骨、猪肝、猪肋骨，整鸡，（有一部分分割好），分别放在四个小盘中；筷子两双；合卺一对；米饭两碗。）
司仪：
有请赞者，为新郎新娘主持同牢合卺。即夫妇要共食同一牲之肉，共饮一杯之酒。
新郎对新娘行揖礼，请她入席，二人对面一起坐下。同牢：开始食用一块肉食，只象征性地吃三次。此时司仪可以说一些比较吉祥、夫妻共勉的话语。
合卺：侍者托盘上放两对酒杯，伴郎伴娘斟酒分别奉给新人，饮半杯，由伴郎伴娘交换给新人互饮剩余半杯。第三次奉以红丝线牵连的卺杯一对（用象征夫妻同甘共苦的匏瓜（葫芦），新人执卺杯各自饮半杯后交换，饮干。礼成，撤馔。
新人起身，互拜，答谢赞者。
（6）解缨结发：
司仪：
请新婿亲自为新娘解去头发上的作为婚礼信物的缨。
（新郎亲自为新娘解下缨。）
请赞者为新郎新娘结发。
新郎和新娘把对方的头发各剪下一点，分别装在一个小锦囊里，然后把装新人头发的两个小锦囊装到一个大锦囊中扎紧，把新人的头发梳结在一起，意味着夫妇两人永远连在了一起，由此而成为结发夫妻，永不分离。
（7）拜谢父母：
正婚礼成后新人拜见双方父母，新人奉茶拜谢，同时新人改口。
（8）拜谢众人：拜谢媒人、双方领导、双方新朋好友。
第三部分：饮宴娱乐
播放传统音乐曲目。
可以安排新郎新娘换装敬酒，设投壶、猜谜的娱乐活动增加欢乐气氛（可以设奖，奖品为糖果），最后发放喜糖。
3.传统婚礼礼仪程序的研究意义
传统文化的礼仪范文4
[关键词] 儒家 文化生命 传统 道统
人既是文化的存在又是历史的存在。一旦人的生命进入历史文化空间，人的类本质——人的历史文化生命也就开始了。生命在历史活动中选择、承继并创造着文化，一种特定的文化在历史中延续、演进形成文化传统，一种特定的文化传统（或精神）的承传系统构成道统。对主体生命而言，传统与道统分别指向生命对历史文化的态度和生命在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它们共同体现着人类文化生命的历史意识。在儒家那里，人的文化生命是连接传统和道统的生命钮结。
“生命是一条流，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过去、现在、未来是一条连续的流。”[1]在生命这条连续的流中，早期儒家更为强调它的历史根源性，他们深信自己的文化生命是承接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文化生命的存在又表现为一种历史文化生命的存在形态。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学而》），并以周礼文化的继承者自居。《中庸》也说：“仲尼祖述尧舜，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在孔子的文化生命里洋溢着一股浓郁的历史文化精神。孔子怡然自得地生活在传统文化中，他“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一切视听言动完全依据周礼而行动，对传统的诗书礼乐文化一往情深。在道统的承接上，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道统观念和传道谱系，但他对尧舜禹文王周公赞不绝口：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为尧则之。（《论语·泰伯》）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同上）
禹，吾无间然矣！（同上）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同上）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
在这些溢美之词的背后，孔子隐隐约约地勾勒出了一个由尧—舜—禹—文王—周公—孔子的道统谱系图，孔子的生命恰好体现了这种历史文化生命的连续性。牟宗三先生也认为，尧舜禹三代一系相承的道统，到孔子时有了进一步创造性的突进。而其开辟突进的关键，是在于道的本质内容的自觉，通过此自觉开辟了一个精神的领域，这就是孔子所立的仁教。以孔子的仁教与尧舜禹三代的政规业绩合起来看，便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内圣外王之道的成立，正表示孔子对“道之本统”的开发与重建。[2]一方面，正是自觉地承接上了传统与道统，承接上了中华文化的历史命脉，孔子的文化生命才显得光彩夺目；另一方面，孔子开创的“仁学”又重新打开了中华文化的新局面，启迪着一代又一代后继者的文化慧命。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很显然，孟子是把尧舜作为支持他性善论的历史人格原形，尧舜的道德生命和道德传统构成了其性善论的历史依据：
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
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孟子·尽心下》）
在这里，孟子把圣贤的道德传统作为人的道德生命的历史证明，赋予天赋即善的道德生命以深厚的历史意识。不惟如此，在文化生命上，孟子要求“闲先王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辞”（《孟子·滕文公下》）作为自我期许，这种以圣贤传统为主轴的历史意识也是他的文化生命的有力支撑。孟子大声疾呼：“《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上》）孟子以捍卫和承继“先王之道”为己任，自觉不自觉地勾画出一个自尧舜禹汤文王孔子的文化发展脉络图：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大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至于今，百有余岁。……（《孟子·尽心下》）
孟子沿着一条历史文化基线以五百年为一个周期从尧数至孔子，异常清晰地勾勒出一幅儒家历史文化的承传谱系，这也是儒家道统论的开端。孟子把自己放在道统的时代承接点上，他豪迈地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化生命与历史文化对接，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历史意识的自觉。
荀子虽然主张“法后王”，但他对“先王之道”同样也是称颂不已：
先王之道，礼乐正其盛者也。（《荀子·乐论》）
古者先王审礼以方皇周浃于天下，动无不当也。（《荀子·君道》）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荀子·儒效》）
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荀子·非相》）
荀子不仅称颂“先王之道”，甚至还极力主张复古。他说：
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夫是谓之复古，是王者之制也。（《荀子·王制》）
这种“复古”，实质上就是恢复古者先王之道，恢复先王之政。在这种“复古”的外衣下，荀子实现了其生命与文化传统的对接。就是荀子的“法后王”，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认知。司马迁、杨倞认为“后王”即是“当今之王”、“当时之王”、“近时之王”[3]，冯友兰、郭沫若等则认为“后王”即周文王、周武王。[4]廖名春则综合了诸家之说，认为，主观上的法古，客观上的重今，这是荀子“法后王”说所具有的双重意义[5]，这一说法较为可信。无论是“法先王”还是“法后王”，荀子的尊古意识是不变的，在他的文化生命中始终贯彻着一种历史文化精神。这一点在荀子的“道统”承接中也表现得相当突出。尽管后儒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荀子排斥在儒家道统之外，但荀子自己认为其学说承继了上至舜禹下至孔子的儒家文化精神。他主张今世仁人，应“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荀子·非十二子》）转贴于
儒家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识体现在自身生命里就表现为文化生命与历史文化的高度统一。《中庸》的“道不远人”，“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表达的正是人类历史文化与自身生命的内在一致性。孔孟都把文化生命的发展归宿视为“道”，孔子说“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孟子也说：“君子深造之以道。”（《孟子·离娄下》）到了荀子那里，道与生命结合得更加紧密，荀子认为：
圣人者，道之极也。（《荀子·礼论》）
圣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荀子·儒效》）
圣人是道的极至，圣人是道的总汇，天下之道，百王之道都集中在圣人这里，诗书礼乐文化全都在这里，圣人就是道的化身。正是在此意义上，荀子进一步指出：“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也”（《荀子·非相》），圣人自身就是天下万物以及古今文化的基本法则。
人是文化发展演化的主体，人的生命始终贯穿在整个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之中。因而，历史文化的发展不仅仅是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它同时也是人的文化生命的发展。反过来，从人的文化生命的发展演变中我们可以探出文化发展的端倪。正是基于人的文化生命与历史文化的高度统一这一理论前提，有学者认为，孔子提出了文化发展的“文质史观”[6]，它实质上是对汉儒以“文质三统”相互更替的理念解读孔子文化损益观的现代解读。与其说孔子以文质论历史，还不如说孔子以文质论生命，历史文化生命只不过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只不过是人的生命的外在形式，正是文质生命的发展展示了历史文化的变迁。后学往往在夏商周三代文化尚文尚质的问题上争讼不休，实质上，对孔子而言，文与质是和谐统一的，文与质的统一，既是人的文化理想也是文化建设的理想。对人而言，文质统一即为文化生命和道德生命的统一[7]，对文化而言则是历史文化精神与道德精神的理想结合。荀子在其《礼论》篇中极为精彩地描述了礼文化的发展历程：
凡礼，始于棁，成乎文，终乎悦校。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大一也。（《荀子·礼论》）
意思是说，礼，开始时简单，逐渐比较完备，最后达到满意。所以礼达到最完备的程度，就能把情感和仪式两方面都充分、完善地表达出来；其次是，情感胜过形式或形式胜过情感；再其次，那就是只注重质朴的感情，而符合于太古时代的情况。这里的“情”指人的内在情感，即质。礼的发展就是礼从质到质文互胜到文质俱尽的演进历程。荀子又把“情文俱尽”理解为“礼之中流”，认为“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是礼之中流也”（同上），文与情（质）互相配合，并行兼用，这就是适中的礼，即礼的比较理想的状态。礼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生命形态，它的内在结构与人的文化生命结构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基于此，儒家还赋予了礼文化以生命的形式，使之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贯穿于生命的始终：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
人的生命也就是文化的生命，人的生命的延续也就是文化生命精神的历史延续。
注 释：
[1] 牟宗三：《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郑家栋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2] 参见蔡仁厚：《孔孟荀哲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47页转述牟宗三先生关于孔子“立仁教”，开创“道之本统”的思想。又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第163—191页。
[3] 参见[汉] 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86页，司马迁云：“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又见[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不苟》（第48页）、《非相》（第80页）、《成相》（第460页）等篇引杨倞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4]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重印本，第353页。冯友兰认为“后王之法，即指周道。……荀子言法后王，孟子言法先王，其实一也”。郭沫若也持此说，参见郭著，《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页。
[5] 廖名春：《荀子“法后王”说考辨》，《管子学刊》（淄博），1995年第4期，第18—22页。
传统文化的礼仪范文5
一、天人合一理念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天人合一。他们认为天与人之间应该形成和谐、统一的关系，唯有这样，才能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理想的境界。儒家文化中的“天”就是自然，可以进一步理解为自然规律。儒家的“天人合一”就是把人与自然放在一个平衡的有机系统中进行思考，儒家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天与人和谐共鸣才会产生“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天人合一”一方面强调人的道德，一方面强调自然界的内在规律，更重要的是强调人与天与地与大自然的万类万物的和谐。故而儒家认为人类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能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听天由命，做自然的奴仆，消极被动的听任大自然的摆布；也不能蔑视自然，把自己当作自然的主宰者与征服者，肆意蹂躏自然；而是要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和谐相处，协调发展，共容共存，并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适应自然、改善自然，以达到更高一层的和谐。
“天人合一”思想最早出现在儒家的经典著作《易经》中，《易经》认为人的行为只有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才能趋吉避凶。书中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表达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影响，对后世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巨大作用。
孔子把“知命畏天”看作是君子才具备的美德，“唯天唯大，唯尧则之”。他认为，四时运行和万物生长都有自身的规律，人不能违背“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自然规律。而应该适应它，改造它，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孟子也认为，对待万物应采取友善爱护的态度，天地万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如果随意破坏浪费这些资源，就会危害人类自身。因此，孟子主张“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把“仁民”与“爱物”联系在一起。认为保护环境，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
当儒学发展到战国荀子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已构成较完整的理论系统。荀子提出了“制天命”思想。他认为对自然界不能盲目崇拜而无所作为，如果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就可以创造财富。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在当时，极大的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二、以人为本理念
儒家文化一直都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强调人的作用，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实际上也就是主张以人为本，并想以此为理念构建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建立一种和谐的美好社会。
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认识到人民、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认识到如果统治者背离了民心，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国家政权就不能巩固，甚至会被人民群众用武力。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上，民心的向背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也制约着社会的全局，因此儒家的民本文化也应运而生。关于以民为本，古代一些重要典籍早有记载，例如《晏子春秋・内问下》中讲到“以人为本”，在《管子・霸业》中讲到“以人为本”，在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中也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论述。这些概念、范畴一直被儒家沿用下来，并且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形成了系统的思想。民本文化的中心思想就是讲国家的治理应以民为本，为政者应勤政为民。
国家治理以人为本，主要是指应关注为民用权、为民谋利、理顺民心三个问题。为民用权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基本出发点，国家治理的首要问题就是为民而行使权力，使权力的运作成为民意的体现；为民谋利是以人为本理念的根本宗旨，国家治理的根本宗旨就是为民谋利、为民造福；理顺民心是以人为本理念的理想目标，国家治理的理想目标是顺乎民心，赢得民心，民心的向背关系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危，要把理顺民心作为治理国家的不懈的追求。
为政者要勤政为民，主要是指当权者要仁爱民众、顺应民心，赢得民心。儒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基本认识。他们反对统治者专横暴虐，力戒为政者穷奢极欲，反复强调为政者必须尊民、重民、敬民、亲民、爱民。在中国封建社会，讲勤政为民，指的就是君、臣对民的态度，民为国之根基，民心的向背关系到封建统治权力的稳固，从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出发，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主张勤政为民，爱民若子，并把协调和处理对民的关系、实现民心的稳定作为社会稳定的核心。
三、大同社会理念
大同社会是儒家和谐社会的终极愿望，它可用《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和“社会公正”来概括。主要内容包括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选贤与能的具体措施、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和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
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主要是指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最高统治者的。因而不能世袭，不能作为私有物来禅让。《礼记正义》解释说：“天下为公，谓天子位也，为公谓揖让而授圣德，不私传子孙，即废朱、均而用舜、禹也。”《正义》是以大同为五章故事的，所以举出尧不以帝位传其子丹朱而传给舜，舜又不传其商均而传禹的事例以资证明。所以“天下为公”的口号其性质是与王权根本对立的，是反王权的。保证天下为公的具体措施是选贤与能。管理社会的是被选举出来的贤能，而选举贤能的权力在于“天下”，也就是全社会的民众，所以说权力公有。其所以要明确权力公有，是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权力可以改变一切，也可以攫取一切。只有取消权力的个人垄断，才能保证社会的其他方面不受垄断；只有坚持权力的公有，才能保证社会其他方面的公有。
传统文化的礼仪范文6
【关键词】文化图示 侗族传统文化 英译
Abstract： The study on China’s Dong nationality’s folk culture is the of great realistic significance at present time. This paper， taking China’s Han nationality’s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bridge， analyzes the cognitive comprehension of Dong nationality’s folk language and culture under different cultural schema and probes into the strategies fo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ong folk culture’s publicity materials from the levels of schematic correspondence， schematic conflict， schematic default and schematic mismatching so as to provide some essential help for the elimination of cultural barriers in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aused by cultural variety.
Key words：cultural schema， Dong traditional culture， publicity material translation
引言：
通过关键词和主题搜索，当输入“外宣资料英译”、“民族典籍翻译”、“民族文化英译”、“侗族民族文化的英译”等词时，我们从中国知网2000-2012年不完全数据统计获悉，涉及外宣资料翻译或英译的论文有34篇，涉及少数民族文化英译的论文6篇，涉及侗族语言文化英译的为0篇。根据笔者对国内研究现状的分析发现，虽然中国典籍翻译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出版了大量优质中国典籍英译本，但涉及中国少数民族典籍英译方面的产品较少。同时综观作者所在省市涉外侗族民俗风情旅游区，有关侗族民俗风情的译文也较少，现存的译文对大家所熟知的侗族文化标识的英译存在不统一性和随意性，对侗族民俗文化特有的且不被大家所熟知的文化标识的英译资料更是微乎其微。因此选择从文化图示视角探讨侗族文化与西方文化构式的异同，深入研究侗族传统语言文化的英译策略，不仅可以弥补民族典籍英译在侗族方面研究的空白，而且可以为后期侗族典籍的英译与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和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将就此做一些初步探讨。
一、文化图示在翻译过程中的运用
“ 图 示 ” （schema） 最 早 是 由 英 国 心 理 学 家 Frederick Bartlett（1932）在他的作品Remembering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图式是对过去经验的反映或对过去经验的积极组织。[1]图式作为人们从自身的经历中获得的一种背景知识，在翻译的理解与表达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示主要分为四类：即内容图示（关于世界的基本知识）；形式图示（关于不同文体的修辞结构的知识）；语言图示（关于语言词汇和语法的知识）及文化图示（关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知识）。 博迪（Bedir）也提出了文化图示的概念，即所习得的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the background knowledge about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language being learned）。[2] 简而言之，文化图示是指文本以外的文化知识，包括风土人情、历史背景、民族心理等内容建立起来的知识结构。
语言不仅是信息的载体，也是文化的载体。正如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约翰所说“特定的社会语言是这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每一种语言在词语上的差异都会反映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的事物、习俗以及各种活动在文化方面的重要特征”。[3] 翻译，已不仅仅被看做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对原语的文化图式进行正确的解码，并将其移植到目的语中去，才能有助于译语读者的正确理解和语言信息的充分转换，因此，译者应该了解语言并使用的“文化图式”，才能使译文达到有效交际的目的.
二、侗族传统民俗文化外宣资料英译
侗族传统文化丰富多彩，表现在侗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原始古朴文明典雅风趣而且带有几分神秘；侗族传统民俗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普遍存在于侗族人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饮食到居住穿着，从文学艺术到，从社会组织到社会生活和生产，从体育到医药等等，浩如烟海，独具特色。由于语言的隔膜，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迄今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与尊重，对外翻译的现状更不容乐观，在多元文化受到高度关注的时代背景下，研究侗族这个少数民族传统民俗文化的英译，对增进各民族间以及中外文化之间的沟通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英汉两种语言历史悠久，侗族作为中国民族文化标签的一支，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在进行侗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翻译时，必须对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进行充分而正确的理解，激活内化在记忆中的两种相关的文化图式，找到对等的文化信息，然后转换成目的语读者所能接受的语言信息，并尽可能保留原文文化信息的表达方式，以达到忠实原文的目的。侗族民俗传统文化往往涉及其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生活习俗、神话传说等，不一定在英文中能找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因此，我们试从以下四个角度，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
（一）图示对应
不同民族之间之所以能够相互沟通，是因为不同民族之间或多或少存在共同的文化风俗习惯，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有时会有着共同的文化认知基础。[8] 例如：侗文化与汉文化就有许多融合或相似之处，而汉文化与英美文化也有不少相似之处。所谓图示对应就是指用目的语中能准确、全面表达源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的现成的文化图示来翻译源语的文化图示。在这种图示下，采用直译法可能是侗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翻译相对简单，而又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译者可以直接在目的语中找到与源语对应的词汇。如在汉译英过程中，侗族传统文化中对于“烟”一词的描述为“烟作为侗族人民传统的生活调剂品，对烟具十分讲究，素有‘茶三酒四烟八杆’之说。” 所谓的烟具就可直接英译成“smoking gadgets”；此外，鼓楼（drum tower）；侗族大歌（The Dong Big Song）等词语均可直译。这些译文不仅表达简洁，而且建立在汉英民族相似文化图示的基础上，因此有利于跨文化的有效交流、减少文化冲突。
此外，英侗民族因地域条件及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生存方式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表现为开放流动性与封闭稳定性两种不同类型。每个民族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繁衍，由此而形成了建立在民族心理基础上的民族差异。英伦三岛四面环水，水产捕捞业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鱼对大英民族有着不同的意义。而侗族和汉族同为农耕民族，既没有游牧“马背民族”的那种疆土扩张意识，也没有“海洋民族”的那种海外扩张意识。汉族文化和侗族文化均为“内陆型”，但是鱼却是侗族的主要图腾之一，在侗乡处处可见鱼的形象，以鼓楼的雕饰彩绘最为常见。在贵州黎平、榕江一带还有一种酷似汉族道家太极图的“双鱼图”（Double fish patterns）。在汉族神话中，鱼是生殖崇拜的反映，如“鲤鱼抱子”（carps bring a son to you），侗族也有同样的鱼文化内涵。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可以直接借用西方文化中与fish有关的词语进行英译。至于在侗族人民的心目中，把山、水、火、土、太阳、月亮和风、雨、雷、电都当作神灵，则与世界各民族的神话相通。在翻译过程中可以直接借用希腊神话中相对应的神进行英译。当然，直译法并不是万能的，也有行不通的时候。例如：“蛮夷之地” ，倘若直接翻译成“the savage land”，从译文读者角度理解，该译文容易被误解成“荒原” 或“原野”。 笔者结合“蛮夷之地”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认为将其译为“the untouched area”较适宜，这样既不会让读者误解该词的含义，同时更易于让读者接受，从而可以实现有效的文化交流。
（二）图示冲突
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思维方式上可能有共同点，但由于人们对不同事物所蕴含的象征意义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对同一事物在表达方式上会存在差异，由此导致在两种文化进行匹配的时候产生冲突。此时我们可以采取交叉法，即用目的语中能表达出源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不同的文化图示来翻译源语中的文化图示。这种方法要求译者要正确地对源语文化图示进行解码，同时又具备大量的目的语文化图示。下面来探讨一下道德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在伦理道德实践上存在的图示冲突：
儒家的道德人格是在个体充分的道德觉醒的基础上，自觉地去履行社会伦理纲常，把道德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付诸实践。诚如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舍生取义”则代表了一种更崇高庄严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责任感。侗族也有与其相似的伦理道德，不过尚未褪尽其原始氏族文化色彩。侗族的道德义务感体现在“补拉”文化中。补拉组织是远古父系氏族组织的次生形态，至今仍在侗族普遍存在。补拉组织的功能之一就是履行道德义务。如在补拉的自治规约的五个功能中，第一个功能就是互助功能。从添子到办三朝酒，到结婚办喜事，从建房扛树、树屋架，到老人过世的治丧，都要全补拉成员出动，并且不计报酬。这种一家有事大家相帮的习俗，侗族叫“尼补拉”，它其实就是一种原始古朴的道德义务活动。侗族补拉成员互助的最高形式是“血族复仇”，它表现了一种“原始形态”的社会责任感。这种叫做“起补拉”的“血族复仇”，是基于外人对本补拉组织的人或物的严重侵害而产生的。后来，它与抵抗官府对侗族的迫害、进剿的斗争又重合在一起，更体现了侗族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责任感。[4]不管西方文化还是中华文化，都有家族的概念，只是在西方文化中，家族是带资本主义色彩的而中华文化中的家族则更带有封建意味。不论是在侗族传统文化还是汉族传统文化中，世仇都是易结难解，涉及后代子子孙孙的问题。然而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不存在世仇一说，只有血仇。由于受西方传统文化内涵――独立的影响，仇恨只涉及本人这一辈。所以在介绍侗族“补拉”文化时，首先宜将“补拉”直接音译成“Bula”，然后用描述性语言，借鉴现有的汉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的英译本中涉及“大家庭”文化的文本选择性的加工和应用。在涉及“血族复仇”之类翻译时，笔者从译文读者角度考虑大胆借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蒙太古与凯普莱特家族的典故，将侗族文化的“补拉”“血族复仇”英译为“the feudal culture of Family Montague and Capulet in Dong Nationality”.这样不仅能有效地表达“补拉”所承载的侗族传统民族文化内涵，也避开了将“复仇”直译为“revenge”时呈现出血淋淋的画面，从而使译文读者心理更容易接受。
（三）图示缺省
由于不同语言所表达的文化具有一定的差异，有时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文化图示在另一种语言里会产生缺失或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在译者大脑中也无法建立相对应的文化图示，这时就会出现文化缺省，因此需要译者清楚地了解目标语国家和译入语国家所处在的地理位置、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结合特殊的文化背景，大胆地对源语进行创造性的翻译。比如：侗族人民信仰萨满祖神，侗族各个村落纪念这位萨岁神的活动被称为“祭萨”，在西方传统文化词汇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语，无法用贴切的词语译出其词义内涵，因此将其音译为“The ceremony of Sa”或“the ceremony of worshiping Sa”，并加注：“the ancestral god of Dong nationality”；侗族特有的巫傩文化，在西方传统词汇中也无法找到相对应的词，则宜将其译为“Wu Nuo culture”并加注：“the specific religious culture”。除了音译加注法能够帮助译者构建新的图示外，意译法也能帮助译者在保留原文交际意义的基础上，用简单描述性的短语将原语的词义信息译出来，达到引导解释新图示的目的。如侗族传统木艺手工床：花床可英译为“well-sculptured bed”；千工床则可译为“A bed manufactured through more than one thousand days” ；侗族女性始祖“萨”一直是侗族人民崇拜的始祖神，几乎无所不能，翻译时笔者避开音译借用希腊神话的主神“宙斯”，将其意译为“the female Zeus”。再者，侗族人主要信仰自己近似原创的巫傩文化，有极具的特色“赶尸”、“撑杆立米”、“晃鸡定棺”、“巫师唤魂”等标签，在外宣过程中，宜用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策略来翻译，上述词语可分别英译为“carrying corpse back to the home village”、“using a scale pole to hold up a jar of rice”、“roosters standing fixed on the top of shaking coffin”、“witch master calling back one’s soul”以保留侗族原有的文化特色。
（四）图式错位
图式错位指的是相似的意义在不同文化中以不同形式体现出来。由于各民族的生活习俗、思维方式、价值观等不同，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会以不同的语言形式表达类似的观念。译者只有较好地掌握不同民族的文化内涵，才能呈现各民族的文化特征和文化色彩，而且不会歪曲语言中的文化意象。一般来讲，直译加注或代换法适用于这种文化图示下的侗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翻译。例如，侗族、汉族及西方社会神话中都有关于人类诞生的神话，由于信仰和其他因素，三者拥有不同的人类诞生神话。西方神话坚持是上帝创造了人类；上帝用泥土先造了亚当，再用亚当的一条肋骨塑成夏娃，他们便是人类的祖先。而侗族的人类初生神话类似汉族女娲造人。祖婆萨巴天从自己身上扯下四颗肉痣，变成四颗蛋，然后孵化出人类的祖先松恩和松桑，两人成亲，养育后代，产生人类。笔者考虑到三个民族人类诞生文化的相似性与差异性，采用直译加注将侗族的人类诞生神话概括性地翻译成“Sa ba（the god of Dong nationality） made her four flesh moles into four eggs，then the ancestors Song En and Song Sang of Dong nationality emerged out of the eggs.”
不仅如此，侗族神话体系中，还有类似的创世神话。与西方《生物进化论》不同，侗族的创世神话《人类的起源》中，侗族先人用“混沌”（侗语中指似云霭、雾气、烟光而弥漫未分的物质）的原始物质作为宇宙万物的最初的元素，然后向生命的不断进化。侗族神话从个别具体的事物入手，叙述沿着卵（神话人物棉婆孵的蛋）或由树蔸白菌蘑菇虾子额荣（浮游生物）七节松恩（人）发展，构建了一个初级的、幼稚的发展链条，链条中的部分环节的代表物仍能在当今找到活体，有的则已无迹可寻，所以在英译时不能直接搬用西方生物进化论中约定俗成的生物进化的大致过程。笔者倾向坚持保留侗族生物链的特殊性对个别词采用音译附加类别词的翻译方法，将其英译为 Egg （or Stump） Trametes AlbidaMushroomShrimpErong（kind of plankton）QijieSongen（ancestor of Dong nationality）。由于侗族没有文字记载，只能以口口相传的形式将文化和史诗传承，在这个过程中时间跨度巨大，需长时间地溯源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译者只能对上述生物进化链进行尝试性翻译。
三、结语
综上所诉，在进行侗族传统语言文化外宣资料英译时，针对不同类型的侗族传统语言文化，从不同的文化图示视角，遵循不同的原则：侗族语言文化与汉语语言文化及英美语言文化相同或相似，既文化图示对应，可采用直译法或半直译附加意译的翻译方法；侗族语言文化在英美语言文化中难以找到内容形式完全一致的表达，既文化图示冲突或文化图示差异，可采用套译法、直译附加类别词法、意译法，直译加注法等；侗族语言文化在英美语言中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方式，既图示缺省，译者可以大胆创新，对文化缺省的翻译进行文内、文外补偿，文内直译，有关文化缺省的说明则放在注释中或结合语境采取意译。但是，译无定法，译者应在明确外宣资料旨在尽可能的介绍给英语读者的前提下，既忠实于“侗族传统民俗语言文化的核心”又不一味地采用“归化”，更好地传播侗族传统民俗语言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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