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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礼仪范文1
[关键词] 儒家 文化生命 传统 道统
人既是文化的存在又是历史的存在。一旦人的生命进入历史文化空间，人的类本质——人的历史文化生命也就开始了。生命在历史活动中选择、承继并创造着文化，一种特定的文化在历史中延续、演进形成文化传统，一种特定的文化传统（或精神）的承传系统构成道统。对主体生命而言，传统与道统分别指向生命对历史文化的态度和生命在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它们共同体现着人类文化生命的历史意识。在儒家那里，人的文化生命是连接传统和道统的生命钮结。
“生命是一条流，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过去、现在、未来是一条连续的流。”[1]在生命这条连续的流中，早期儒家更为强调它的历史根源性，他们深信自己的文化生命是承接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文化生命的存在又表现为一种历史文化生命的存在形态。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学而》），并以周礼文化的继承者自居。《中庸》也说：“仲尼祖述尧舜，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在孔子的文化生命里洋溢着一股浓郁的历史文化精神。孔子怡然自得地生活在传统文化中，他“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一切视听言动完全依据周礼而行动，对传统的诗书礼乐文化一往情深。在道统的承接上，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道统观念和传道谱系，但他对尧舜禹文王周公赞不绝口：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为尧则之。（《论语·泰伯》）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同上）
禹，吾无间然矣！（同上）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同上）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
在这些溢美之词的背后，孔子隐隐约约地勾勒出了一个由尧—舜—禹—文王—周公—孔子的道统谱系图，孔子的生命恰好体现了这种历史文化生命的连续性。牟宗三先生也认为，尧舜禹三代一系相承的道统，到孔子时有了进一步创造性的突进。而其开辟突进的关键，是在于道的本质内容的自觉，通过此自觉开辟了一个精神的领域，这就是孔子所立的仁教。以孔子的仁教与尧舜禹三代的政规业绩合起来看，便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内圣外王之道的成立，正表示孔子对“道之本统”的开发与重建。[2]一方面，正是自觉地承接上了传统与道统，承接上了中华文化的历史命脉，孔子的文化生命才显得光彩夺目；另一方面，孔子开创的“仁学”又重新打开了中华文化的新局面，启迪着一代又一代后继者的文化慧命。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很显然，孟子是把尧舜作为支持他性善论的历史人格原形，尧舜的道德生命和道德传统构成了其性善论的历史依据：
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
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孟子·尽心下》）
在这里，孟子把圣贤的道德传统作为人的道德生命的历史证明，赋予天赋即善的道德生命以深厚的历史意识。不惟如此，在文化生命上，孟子要求“闲先王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辞”（《孟子·滕文公下》）作为自我期许，这种以圣贤传统为主轴的历史意识也是他的文化生命的有力支撑。孟子大声疾呼：“《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上》）孟子以捍卫和承继“先王之道”为己任，自觉不自觉地勾画出一个自尧舜禹汤文王孔子的文化发展脉络图：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大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至于今，百有余岁。……（《孟子·尽心下》）
孟子沿着一条历史文化基线以五百年为一个周期从尧数至孔子，异常清晰地勾勒出一幅儒家历史文化的承传谱系，这也是儒家道统论的开端。孟子把自己放在道统的时代承接点上，他豪迈地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化生命与历史文化对接，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历史意识的自觉。
荀子虽然主张“法后王”，但他对“先王之道”同样也是称颂不已：
先王之道，礼乐正其盛者也。（《荀子·乐论》）
古者先王审礼以方皇周浃于天下，动无不当也。（《荀子·君道》）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荀子·儒效》）
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荀子·非相》）
荀子不仅称颂“先王之道”，甚至还极力主张复古。他说：
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夫是谓之复古，是王者之制也。（《荀子·王制》）
这种“复古”，实质上就是恢复古者先王之道，恢复先王之政。在这种“复古”的外衣下，荀子实现了其生命与文化传统的对接。就是荀子的“法后王”，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认知。司马迁、杨倞认为“后王”即是“当今之王”、“当时之王”、“近时之王”[3]，冯友兰、郭沫若等则认为“后王”即周文王、周武王。[4]廖名春则综合了诸家之说，认为，主观上的法古，客观上的重今，这是荀子“法后王”说所具有的双重意义[5]，这一说法较为可信。无论是“法先王”还是“法后王”，荀子的尊古意识是不变的，在他的文化生命中始终贯彻着一种历史文化精神。这一点在荀子的“道统”承接中也表现得相当突出。尽管后儒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荀子排斥在儒家道统之外，但荀子自己认为其学说承继了上至舜禹下至孔子的儒家文化精神。他主张今世仁人，应“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荀子·非十二子》）转贴于
儒家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识体现在自身生命里就表现为文化生命与历史文化的高度统一。《中庸》的“道不远人”，“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表达的正是人类历史文化与自身生命的内在一致性。孔孟都把文化生命的发展归宿视为“道”，孔子说“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孟子也说：“君子深造之以道。”（《孟子·离娄下》）到了荀子那里，道与生命结合得更加紧密，荀子认为：
圣人者，道之极也。（《荀子·礼论》）
圣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荀子·儒效》）
圣人是道的极至，圣人是道的总汇，天下之道，百王之道都集中在圣人这里，诗书礼乐文化全都在这里，圣人就是道的化身。正是在此意义上，荀子进一步指出：“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也”（《荀子·非相》），圣人自身就是天下万物以及古今文化的基本法则。
人是文化发展演化的主体，人的生命始终贯穿在整个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之中。因而，历史文化的发展不仅仅是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它同时也是人的文化生命的发展。反过来，从人的文化生命的发展演变中我们可以探出文化发展的端倪。正是基于人的文化生命与历史文化的高度统一这一理论前提，有学者认为，孔子提出了文化发展的“文质史观”[6]，它实质上是对汉儒以“文质三统”相互更替的理念解读孔子文化损益观的现代解读。与其说孔子以文质论历史，还不如说孔子以文质论生命，历史文化生命只不过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只不过是人的生命的外在形式，正是文质生命的发展展示了历史文化的变迁。后学往往在夏商周三代文化尚文尚质的问题上争讼不休，实质上，对孔子而言，文与质是和谐统一的，文与质的统一，既是人的文化理想也是文化建设的理想。对人而言，文质统一即为文化生命和道德生命的统一[7]，对文化而言则是历史文化精神与道德精神的理想结合。荀子在其《礼论》篇中极为精彩地描述了礼文化的发展历程：
凡礼，始于棁，成乎文，终乎悦校。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大一也。（《荀子·礼论》）
意思是说，礼，开始时简单，逐渐比较完备，最后达到满意。所以礼达到最完备的程度，就能把情感和仪式两方面都充分、完善地表达出来；其次是，情感胜过形式或形式胜过情感；再其次，那就是只注重质朴的感情，而符合于太古时代的情况。这里的“情”指人的内在情感，即质。礼的发展就是礼从质到质文互胜到文质俱尽的演进历程。荀子又把“情文俱尽”理解为“礼之中流”，认为“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是礼之中流也”（同上），文与情（质）互相配合，并行兼用，这就是适中的礼，即礼的比较理想的状态。礼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生命形态，它的内在结构与人的文化生命结构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基于此，儒家还赋予了礼文化以生命的形式，使之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贯穿于生命的始终：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
人的生命也就是文化的生命，人的生命的延续也就是文化生命精神的历史延续。
注 释：
[1] 牟宗三：《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郑家栋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2] 参见蔡仁厚：《孔孟荀哲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47页转述牟宗三先生关于孔子“立仁教”，开创“道之本统”的思想。又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第163—191页。
[3] 参见[汉] 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86页，司马迁云：“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又见[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不苟》（第48页）、《非相》（第80页）、《成相》（第460页）等篇引杨倞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4]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重印本，第353页。冯友兰认为“后王之法，即指周道。……荀子言法后王，孟子言法先王，其实一也”。郭沫若也持此说，参见郭著，《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页。
[5] 廖名春：《荀子“法后王”说考辨》，《管子学刊》（淄博），1995年第4期，第18—22页。
儒家文化礼仪范文2
关键词：现代企业管理 加强 组织文化 建设
现代企业发展到今天，已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场所，从企业规模、企业结构、企业运行制度来讲，企业管理是一个拥有很复杂内涵的文化体系。在现实的生活中，企业文化对于企业家和员工来讲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企业管理作为人类的一种重要活动不是独立存在的，企业的创新和发展变革，更多是由企业的组织文化决定的。组织文化是指控制组织内部行为，工作态度、价值体现以及关系设定的规范，简单地说，组织文化建设就是指组织成员的共同价值体系，是从最高管理层树立的典范发展而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管理风格。
组织文化的结构可分为三个层次，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物质层是组织文化的表层部分，指的是企业的名称，产品的外观及包装建筑风格，纪念物等外显的标识，能够折射出组织的经营思想、工作作风和审美意识，它们以精神的物化产品和精神为表现方式，人们可以通过视听器官来感受。企业标志，它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明显区分于其他企业，它有助于企业形象的塑造，有助于激发员工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使企业员工自觉地维修企业的形象。
组织文化的制度层是组织文化的中间层，主要是指组织成员和组织行为产生规范性、约束性影响的部分，集中体现在组织的各种行动准则和规章制度。并非所有的行为准则和规章制度都是企业文化的内容，只有那些以激发员工积极性和自觉性为目的的行为和规章制度，才是组织文化的内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企业内部的民主管理制度。它指的是在企业中建立一套有利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沟通，有利于员工参与组织管理，鼓励员工创造民主的管理制度和其他有关制度。
组织文化的精神层是组织文化深层，主要是指组织全体人员共同遵守的信念，它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组织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它在组织文化建设中起着决定的作用。它主要包括企业精神，企业哲学、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它根源于人的观念之中，形成一种精神文化，企业员工能够认同组织的精神文化，就能从内心激发员工的潜能，发挥员工的长处和优点，提高组织的经营效率和管理效率，使组织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现代企业的发展，随着经济化全球的浪潮席卷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完善，组织文化建设成为企业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如“大庆”的铁人精神，山西煤炭行业的医院的抗“非典精神”，日立公司的“私诚，开拓精神”帮助企业走出创新发展的新的篇章。
现代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企业战略发展的重要规划，加强组织文化建设应从几方面入手：
①加快适应企业发展的体制改革，企业的类型和企业体制制约着组织文化发展形成。组织文化建设能在企业管理中发挥作用，就应该在企业内部创造一个和谐宽松的环境，创立一种多角度，多开放的对外开展文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企业模式，让企业员工真正意识到主人翁精神和责任感。
②建立以企业法人为主的企业家群体，组织文化主要是靠组织的多层管理者建立倡导和培养的，其人格精神向组织文化精神逐渐演变形成的，与组织高层管理参与组织管理的人，也是以企业家的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规范为榜样树立起来的，形成企业家群体，在员工中潜移默化影响员工的行为。
③培养造就一批有素质的员工是从事生产的第一责任人，他们技能水平的高低，敬业精神的高度和对企业的认同度，忠诚度，都会激发他们的潜能，为企业的效率，高效益发挥作用，员工的行为和价值观逐渐形成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
④加强组织文化的礼仪化建设。企业文化有了英雄模范的榜样劳动，还必须做到信念的内隐含义与外在形式取得统一，许多文化观念，就是通过各种文化积极活动才得以体现。洒尔“只有创业没有守业”的经营理念，康健电子公司“以人为本，员工至上”的企业精神，凝聚五湖四海的员工，通过企业组织文化的礼仪建设，可以使员工从抽象的概念或口号中感到具体的行为和准则。
⑤加强组织文化建设，树立企业的形象，企业的形象和社会声誉地位的高低，对企业技能发展和提升企业上新的台阶有不可磨灭的作用。格力空调“好空调、格力造”，“格力，核心创造科技”，给社会以崭新的面目让社会认可，不仅增强企业产品的竞争力，更增强了企业在消费者的地位，让员工也有一种自豪感，和成就感，员工更能增强对企业的认同感、忠诚度。
总之，通过组织文化建设，不仅能对员工的行为起导向，激励、自控、修炼、辐射、创新、规范的功能，而且能提高员工对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认识，对明辨善美、假恶丑和是非曲直的综合素质。文化建设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企业管理的功败垂成和企业的繁荣衰败。因此，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树立文化观念，强调文化建设，提升现代企业管理的文化品位，强化企业的导向，规范、激励、创新、凝聚、辐射功能，使之成为现代企业管理有声有色不可或缺的部分。
参考文献：
[1]章登庆.企业文化建设落地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6.
儒家文化礼仪范文3
摘要：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经济之所以能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有赖于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韩国传承了儒家文化中的讲“仁”重孝伦理思想、尚贤重教思想以及谦逊礼仪观等，不仅对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有着重要影响，也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要借鉴韩国经验，领会其本质，从政府、教育、传媒等入手，引导人们对儒家文化的重视，以探索传承和发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
关键词 ：韩国；儒家文化；传承；启示
韩国作为继承和发展儒家文化最好的国家之一，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完整的集成与进一步发扬。时至今日，儒教在韩国占据主导地位，孔子的“为国尽忠，敬信节用，爱民如子，人伦之中，孝忠为本”思想已融入韩国人血液，成为国家发展和人们正确价值观的精神能源。儒家思想对韩国当代现代化进程、社会伦理道德、教育等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儒家文化在韩国发展的原因
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比其他国家更重视，韩国是儒教的“优等生”国家。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在韩国得到较好传承和发扬，除地缘外，还受到本土文化影响。
1.历史背景
中国作为儒家思想的发源地，一向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友好往来，尤其是古代朝鲜。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的朝鲜半岛北端，陆地与我国山水相连，地理位置非常接近。由于地缘关系，儒家学说最先传入的国家就是古代朝鲜。据文献记载，远古时期，中国东北各少数民族不断移居朝鲜，相互来往。《史记》中有殷末周初箕子率族人去朝鲜的记载，称其为“古朝鲜”。1 儒家思想先后传入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它们都以各种形式对儒家学说进行了传承。进入李朝后，儒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那时，不仅创造了韩国文字，还实现了以礼乐治天下的“儒教”精神，为韩民族精神的巩固奠定了基础。
纵观韩国历史，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儒教形式和内容有所改变，但儒教的基本理念，已深深根植于韩国文化中，成为韩国民族精神基石。
2.文化背景
韩国地处半岛，国土狭小，人口较少，历史上又屡遭外族入侵。保持民族团结和稳定，关系到韩国民族生死存亡。儒家文化所主张的中央集权加强了社会稳定，受到韩国统治阶级推崇。儒家文化已成为韩国人救亡图存、凝聚民族精神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动力。
韩国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古代曾多次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汉文化。到了近现代，又虚心学习日本科学技术和美国文化。韩国提出世界化的同时，又注重保护和弘扬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能根据本国具体国情，把本民族文化发展与世界各国优秀文化结合起来，吸取精华去其糟粕，这是韩国传承儒家文化的最大特点。
二、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在韩国，儒教既具有官方性质，又具有民间特点，对儒学的保护和复兴起到很大作用，也促使韩国能成为儒家思想保存较为完好的国家。由于对儒教的重视，韩国政府大力倡导人们对儒学的推广应用，鼓励学者积极探索和发掘儒家思想内涵。
1.韩国对儒家文化传承的内容
韩国传承的儒家思想主要包括伦理道德、社会教育、社会礼仪等，并将它应用到社会生活各方面，为促进韩国经济快速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讲“仁”重孝的伦理观。儒家推崇“仁爱”原则，强调“人和”精神，“仁”是儒家文化道德思想的核心和最高境界。韩国把“忠恕之道”作为“仁”的准则，把公民权利、义务教育与忠孝教育有机衔接起来，有利于人们形成忠孝一致的伦理观。儒家文化倡导大家庭和等级制度，长幼有序的礼节，服从精神。长期以来，韩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是按家族与社会等级制度形成的“君、臣、父、子”的服从关系。这是“忠孝一致”的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观的体现，以此为基础强调对君主和国家的绝对忠诚和对家族先辈的绝对服从，构成家族内部生活伦理秩序。儒家文化思想已成为韩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尚贤重教的教育观。儒家的“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等教育思想，在韩国影响深远。韩国非常重视儒家思想教育，李朝太祖六年成立的一所以教授儒教精神为办学理念的高等学校，即成均馆大学，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至今，成均馆大学在韩国依然是政府重视的教育基地。韩国儒学教育除成均馆大学、成均馆下属的地方乡校外，成均馆下属的“儒道会”等组织，还举办各种讲习班以宣传儒学思想。
1960年以来，大韩民国政府正式施行伦理教育，还根据各级学校的不同情况制定了相应的道德伦理科目。小学学习《家庭》科目，讲述“正经的生活之道”。培养学生养成端正、诚信、节制、尊重生命等正确的个人价值观，引导学生树立爱国家、爱民族、爱家庭等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初中学习“道德”科目。主要是培养学生养成懂礼节、重孝道、尚和平、善合作等正确的道德观。高中学习“国民伦理”科目。以培养学生尊重人的生命与价值、注重民本思想、重视修身养性等，以更好地传承民族的伦理传统。大学继续学习“国民伦理”科目，内容包括韩国传统思想的源流，实学思想等。让学生深入了解本民族发展史，从而热爱国家，更好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韩国，除了课堂教育外，还组织学生深入农村、孤儿院和养老院等进行社会实践，将所学的道德科目内容运用到社会生活中。
(3)谦逊的礼仪观。儒家文化中“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观念已在韩国人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韩国父母从小就开始用自己的言行教育孩子懂礼节，学校从幼儿园开始教孩子基本社交礼仪。韩国学校礼仪教育包含在系统的道德教育中，教授系统的礼仪知识包括国家、社会、家庭、学校、个人等。韩国还利用政府在各个地方办乡校书院，积极向社会开展儒家文化礼节教育。如梁山乡校每年面向社会免费进行韩国传统礼仪教育，还开设书法、茶道、祭祀、韩服等礼仪。
2.韩国对儒家思想传承的方式
韩国对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展，主要通过教育实现。这种教育方式既有学校的正规教育，也有社会组织的非正式教育。教育乃百年大计，横向上教育传播面广，纵向上教育影响深远，教育模式具有简约性、整体性、延续性等特点，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儒家思想。除正规学校教育传授儒家思想外，韩国一些非正式组织也会宣传儒家思想。如儒道会、传播媒体等。儒道会主要通过举办学术和文化交流宣传伦理道德和忠孝思想。韩国国家电视台坚持定期播放《论语》讲座宣传儒家思想。
3.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对青少年的影响
韩国对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有重要影响。讲“仁”重孝的伦理观教育，能促使青少年从小养成孝敬父母、与人为善的伦理观。尚贤重教的教育观，能促使青少年养成诚信、节制、热爱生命等正确的个人价值观，也能促使青少年爱国家、爱社会、爱民族、有责任等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形成。谦逊的礼仪观教育，有利于青少年养成懂礼貌、乐于助人、文明友善的正确道德观。
三、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儒家思想虽源于中国，但从某种程度上说，韩国对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展比中国还要好。韩国对儒家思想的重视，使得儒家文化在韩国现代化进程中，以一种不自觉的历史认同形式存在。儒家文化成为推动韩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精神动力。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对我国有着重要的启示。
1.正确看待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韩国对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不是全盘吸收，而是在吸收儒家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国情，探索走自己的道路。做到了吸取精华，去其糟粕。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在韩国得以较好地传承和发展，关键在于韩国政府对儒家文化的重视和积极引导。这些是值得我国借鉴和学习的。
首先，我国要足够重视传统儒家文化。中国目前比较重视经济的发展，忽视了意识形态领域建设，必然会影响经济发展质量。我国可以借鉴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发展之路，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建设。其次，我国应该对儒家传统文化给予积极的探索和挖掘。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文化中的某些思想已经过时，但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却具有永久性的价值。我们应该挖掘儒家思想中的积极成分，探索如何将消极的影响转化为积极的影响，使积极的影响发扬光大。
2.学习韩国设立专门的儒教大学
近年来，儒家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也已相继建立。作为儒家思想发源地的中国，更应该加大对以传授儒家文化为办学理念的学校的创建，尤其是孔子学院的建设。
在韩国，中央设有专门的儒教大学成均馆，在地方普遍设立公私教育机构，如乡校、书院等，主要以儒家经典教育、儒家文化传播为教育宗旨。这也是儒家文化在韩国得到普遍认同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我国可根据本国国情及借鉴韩国办学经验，探索建立有特色办学理念的学校，以更好、更有效地传承和发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比如，在中小学乃至大学层面增加《论语》精华部分诸如诚、信、仁、爱、孝、悌、礼、仪等“道德”、“伦理”方面的内容和科目，借用儒家文化的道德资源对青少年进行启蒙式道德教育。学校除了学习儒家思想理论外，还应该组织学生参加一些志愿活动，比如，到养老院、孤儿所等志愿服务，把学到的儒家思想精神应用到实践中去。
3.发挥大众传媒的传播作用
大众传媒作为当代社会信息传播最主要的渠道，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面广，时效性强等特点。我国可以借助网络、电视、报纸等多种媒体进行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宣传。内容可以多样化，除了《论语》《大学》等理论知识外，还可以大力宣传孔庙、孔府、孔林这些世界文化遗产。让人们通过参观，亲身感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产生崇敬之情。还应该重视影视节目对人们的影响，影视题材要贴近生活、贴近百姓，内容要反映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和正确的价值观等，这些都有利于儒家文化更好地推广与传承。
引文注释
1 文思和.世界通史:上古部分[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397-398.
参考文献
[1]朴文一，金龟春.中国古代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M].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9.
[2]柳承国.韩国儒学史[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
[3]蔡茂松.韩国现代的儒学[J].华学月刊,1975（10）.
[4]史丽萍.中韩儒家文化比较研究：韩国儒家文化继承对中国的启示[D].2004.
儒家文化礼仪范文4
《礼仪问答写卷》（以下简称《写卷》）是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敦煌本古藏文文书P.T.1283 和 P.T.2111，由王尧先生、陈践先生相互补充对译而成 。全文是以兄弟对话形式来论述待人接物，应对进退，处理君臣、父子、师生和主奴乃至夫妻之间关系的文献。《写卷》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伦理概念、范畴、命题，是研究吐蕃时期伦理道德的珍贵史料和专门性著作。[1]（P.123）其内容既表现为吐蕃伦理文化对中原儒家文化的吸收， 又兼有吐蕃伦理文化鲜明的特征。
一、《礼仪问答写卷》的相关研究学界既有研究主要围绕《写卷》伦理道德的分类、吐蕃伦理道德与儒家伦理道德的联系等。首先伦理道德内容的分类研究方面，丹珠昂奔以《写卷》内容为例，从善恶、义务、良心、勇敢、家庭、婚姻等方面分析了吐蕃王朝兴盛时期的藏族伦理思想，认为《写卷》可能是唯一一卷没有受到宗教熏染的集合了吐蕃时期藏族先民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修养方法的伦理学著作，是藏族伦理学史上的重要文献[2]。马琨、王东生将《写卷》伦理思想分为“立身修德、为政为主、择妻尊妻、孝亲和家、养子教子、交友处事、知足致富”等七个方面，[3]并分析了立身修德是贯穿《写卷》全文伦理思想的基础，其他几方面在此基础上展开阐述， 如“为政为主”是立身修德之道在社会生活中为官和家庭生活中主仆关系处理上的具体应用。陆洋从善恶观、日常生活伦理、家庭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因果报应观等方面进行了分类研究。[4] 学界对《写卷》道德伦理观内容分类研究使我们对吐蕃时期伦理道德观有深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吐蕃时期伦理道德与儒家伦理道德之间的联系。陈炳应《从敦煌资料看儒学对吐蕃的深刻影响》一文通过对《写卷》和莫高窟吐蕃时期的壁画，分析了中原儒学对吐蕃的思想观念、政治制度和器物层面上的影响，反映了青藏高原与中原地区早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蒙元时期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5]陆洋以《写卷》和《论语》为蓝本，从家庭伦理、日常生活伦理、政治伦理等多方面对藏汉传统伦理思想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两个文本中谈及的很多伦理原则、道德规范、行为方式、思维模式、价值取向都是一致或相近的，但二者的不同点也非常明显，其中最大的不同是《写卷》中虽然出现了许多道德与伦理的概念、命题，甚至是范畴，但它不是一个具备理论形态和体系建构的伦理文本。而《论语》则具有完备的范畴系统和完整的理论建构。[6]周云水从人性观、人伦观、忠孝观和人生观几个政治角度分析，吐蕃伦理文化对中原儒家文化兼收并蓄的同时又带上了藏民族鲜明的文化特征。[7]由此可见，这类研究主要从人性观、人伦观、忠孝观、诚信观等方面与儒家伦理道德方面存在的共性进行了分析，说明了儒家文化对吐蕃伦理道德的影响。其他方面还包括《写卷》中仁学思想进行了专题研究。周云水比较《写卷》和《论语》中仁学思想，认为《写卷》的写作源头是《论语》中“仁”的思想，在长期的吸收和渗透过程中，藏族先民又将仁爱观和佛教的“积德”思想有机结合，表现出普遍的友善、好客、济难、安于现实的乐观以及好打抱不平的良好品质。[8] 综上所述，学界对《写卷》做了奠基性的研究。学术界较少关注《写卷》内容反映的思想观与实践观。班班多吉、 史达对《写卷》作者的伦理观从如何对待朋友、奴仆、父母、子女、妻子、财富等方面进行了阐述，而对《写卷》内容试图如何利用儒家伦理道德观去塑造敦煌地区民众的人格以及伦理观念的实践等方面的思想观、行为观仍未涉及。[9]本文将对前人未涉及到的问题进一步分析，以便于更好地理解吐蕃文明中蕴含的儒家文化因素。
二、儒家文化入藏的时代背景松赞干布在兼并其他部落建立吐蕃王朝后，先后借鉴、引进唐的一些制度、文化、技术来变革、管理吐蕃社会。那么，吐蕃为何要引入儒家文化，在引入前吐蕃的社会形态以及伦理道德到底处于何种状况？只有在较好地弄清上述问题后，才能更好地理解吐蕃文明中蕴含的大量中原儒家文化因素。 吐蕃王朝位于海拨三千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松赞干布在兼并其他部落建立吐蕃王朝以后，奠定了吐蕃的社会形态，即以悉补野氏族为吐蕃统治中心的上层氏族社会和无氏族门望、毫无社会地位的下层平民社会[10]。这两个阶层不可互通，吐蕃的上层社会是封闭的贵族集团，下层社会无管道进入上层社会。如《册府元龟》的记载证实了这点，“吐蕃其设官，父死子代，绝嗣则近亲袭焉。非其种类，辄不相伏。”[11]同时，在吐蕃的上层社会中，吐蕃王室与贵族，贵族与贵族间关系比较紧张。另外，如《吐蕃大事纪年》多次记载大臣被贬或被杀之记录[1]（P.149-152）。 通过上述多位大臣被害的事例来看，在松赞干布统一各部落初期，吐蕃王室与贵族，贵族与贵族间关系非常紧张。在法律制度和伦理道德不健全的情况下，吐蕃君臣之间只有通过盟誓来维系。如松赞干布与韦氏一族盟誓的誓词为“……无论何年何岁，决不对义策之子无罪而责谴，决不听信奸人离间……义策之子孙任何人对赞普有意外不忠之事者，即对不忠者本人以外，决不株连，其他未参与盟誓之人，决不加罪……”[1]（P.164-165）因此，从吐蕃王朝初期的道德伦理来看，还相当缺乏，正如《 新唐书》载，那时的吐蕃社会“其吏治，无文字，结绳齿木为约”;“其俗，重鬼右巫，事~羝为大神” [12]。在公元641年成功迎娶唐文成公主后，吐蕃王室热衷学习中原儒家文化，并将之有机地融入吐蕃文化中。因此，儒家文化是当时吐蕃社会道德伦理观相当匮乏又急需要建构一套伦理观来处理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的情况下移植的。其立场是站在上层社会的角度，想利用道德伦理来训世、说教，调和、处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及说服臣民接受其统治。同时，中原儒学自春秋晚期孔子创立以来，由最初的一种学说发展到儒术独尊的官方哲学，形成了中华道德国家、礼仪之邦的传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汉唐盛世的建立。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李唐一代为唐朝与外族接触繁多，而甚有光荣之时期。”[13]此一“光荣之时期”应是李唐以儒家文化为中心对周边国家、异民族的影响，吐蕃也不例外。 当吐蕃占领敦煌地区后，于公元786-848年在吐蕃赞普的管辖之下。吐蕃本土常常处于佛苯之争中，其政权已经日益衰落。同时，赤松德赞执政期间， 多次对外扩张，导致了吐蕃民众的大量死亡， 在沉重的军费压力之下，很多破产贫民沦为奴隶， 逐渐形成一股反抗力量[14]。而远离拉萨治理敦煌的吐蕃官吏并未卷入此一事件中，试图将吐蕃传统的伦理道德结合儒家伦理文化作为对敦煌地区民众进行道德驯化。 《写卷》正是在这样的内外交困的历史条件之中出现的。
三、《写卷》伦理道德观的内容与实践（一）P.T.1283《兄弟礼仪问答卷》伦理道德标准的内容分析 在吐蕃统治者逐渐接受儒学的情况下，儒家思想慢慢由上层社会渗入到民间指引人们的日常生活。《兄弟礼仪问答写卷》伦理道德标准的内容要求一个人须具备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廉、耻、孝、勤”等。涉及“仁”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在第11、33、35、36、42、53、54条[1]（P.128-139），这七条主要围绕 “仁”的含义、如何看待“仁”以及如何行使“仁”等方面进行了问答，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和做人的根本原则，是内心的行为准则。 《礼仪问答写卷》涉及“义”、“礼”的内容集中体现在第26 、36、66条。如（26）问答对“义”进行了诠释，弟问：“如何能使眷属相聚和睦？”兄云：“铭记情义。同心协力，不仅眷属和睦，行至何方亦相安无事……若彼此不和，大患而已，别无其他。”该问答主要强调“义”在维系社会关系中有其重要意义。 如第（36）问答对“礼”的伦理道德观进行了阐释。弟问：“我有一个干练之仆，若施以财宝，我将变穷，若不大加赏赐，何以报之”？兄云：“不予权力而令其知礼，乃是最上乘之酬答，财宝亦在其中矣……”第36 答说，对下属最好的赏赐是让其懂礼节胜过权力、财物，说明“礼”在权、财、物等众多因素中占首要地位，强调了礼是作为一个人行为处事的根本原则，具有外在的规范。 《礼仪问答写卷》涉及 “智”、 “ 信”的内容集中体现在第34、38、53、54条，围绕智慧、信任进行了问答，如第34、38弟问：“如何能使别人信任自己？” 兄云：“从不说谎言，大家即信服，人若信服，众人即信任”。即要讲信用、不说谎话是赢得他人信任、服从的首要前提。 如第35、53对智进行了回答，弟问：“施以何种仁爱为最？”兄云：“主人仁慈，比授予政权还好。官长仁慈地给予智慧、教诲乃是最大的仁慈。”说明了“智”的重要性。 从上述分析来看，写卷中对一个人的伦理道德标准要求仅仅具有“仁爱”、“仁慈”的道德观还不够，还要讲诚信、具备智慧的头脑，在应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事件时才能把握好，同时还应长幼有序，官仆之分，主奴有别，遵守法律，不触犯礼俗等。 （二）P.T.1283利用儒家伦理观对民众人格的塑造 上文通过对写卷所包含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内容的分析，可知作者在选取材料时意图利用上述内容对敦煌地区民众人格的塑造，下面将分析是如何渐次展开的。“人格”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通常是指一个人的内部气质、冲动、倾向、喜好及本性。写卷中涉及对“仁爱”思想的人格塑造，如第54①问答了如何培养“仁爱”的思想，首先要在一个有仁爱氛围的环境中熏陶，如跟有仁爱的上司或师长学习，领悟其精髓，其次是与不过奢华生活、有思想的仁者学习，耳濡目染、培养仁爱、正直厚道的思想观念。 对“智”、“识”的塑造，如第53问答②说明了让一个人增长见识、智慧，应该置于对自己仁爱、正直而有智慧者跟前学习、训练，才能有效果。其他还涉及到对“礼、义、廉、耻”等伦理道德观的人格塑造，因篇幅所限，在此不论述了。 另外还对如何树立、塑造自我的家庭观、婚姻观、财富观等进行了问答，对如何塑造家庭观、婚姻观，第57、58、59、60、61、62进行了相关问答③，树立正确的家庭观、婚姻观，应该有责任感、公正、公平的观念，对父母长辈要尽孝道。要将一个人塑造成维护儒家所提倡的父父、子子、忠孝、节义等纲常伦理思想。 如何形成、塑造正确的自我财富观，④一个人对待财富方面应适可而止，能够满足基本需求即可，对人生幸福的追求不仅仅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同时还要正确区分财物的正与邪。 因此，从写卷中对人格与自我塑造来看，主要是运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孝、廉、耻”伦理道德标准来塑造。 （三）P.T.1283《兄弟礼仪问答写卷》运用儒家伦理道德观的实践 当一个人具有上述儒家伦理观的人格特点，在与他人发生了一系列关联后，如何去处理（实践）？处理时遵循怎样的文化法则？写卷中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很好的问答，主要体现在处理君臣、父子、师生、夫妻及主仆间的社会关系及其他社会问题时，充分运用儒家伦理道德观准则。 写卷涉及处理社会关系时，包括君臣、父母、师长、夫妻、朋友、事业伙伴关系等⑤，上述对如何处理上下级关系进行了问答，上师对待下属时，应该行为正直、品德高尚、有分寸、讲原则、爱惜下属、客观公正地指出或纠正下属的缺点，不要居高临下。下属对待上师时应设身处地，分忧解难，行为要恰如其分，守法守纪。 处理父母、师长、长幼方面⑥， 问答反应了对待父母、师长、长幼时，铭记情义，本着尊老爱幼、善良正直的处事原则。 在处理事业伙伴人关系方面，如（19）弟问：“一切事业，岂可不议而行，但应如何议之？”兄云：“开始计议，荤荤大端，须和众人商议。所有议事，一开始即应细致、斟酌，以期达到预定目的，后则不再更动。一切商讨、想法，心境宽松，思想开朗，方可达到目的。事事皆疑，心存报复，虽有微念，也须改之，否则，能误大事。磋商时，先自问自答，能完成乎？抑或不能！事业……与友同心，不能损人，无虑指责……”。问答指明处理事业伙伴关系时应诚实守信、平等协商的原则。 在交朋结友时应遵循志同道合、不沾染恶习的原则。如 22弟问：“一位贪财人，且有智慧，若需与之共事，应如何行之？”兄云：“彼虽有智慧，然任何时候，贪财与聪睿正直一时难以区分时，开始，不与交友，即不会有争吵之由。如此若不可行，则最后亦应好好相待。自身勿沾染恶习，勿做无理之事。”[1（P.384） 综上所述，《写卷》内容无论是编撰指导思想还是选材、谋篇布局都以儒家思想“仁、义、礼、智、信”为准绳，以隐恶扬善，维护儒家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忠孝、节义等纲常伦理，维护其正统思想。《写卷》着重从平常的生活实践中建立起人间正道，没有过分强调高深的理论，而是从待人接物的生活琐事入手去培育民众的伦理人格。
儒家文化礼仪范文5
摘要：儒家文化是经历时间洗礼留存下来的文化精华，是民族精神和人们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信仰模式和审美趣味的体现。任何民族的广告文化都受其本民族传统文化理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独特魅力对本土广告文化传播有着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文化；现代广告；融合
一、儒家文化在广告中的运用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影响深远，汉朝以后，儒学独尊，儒家文化已经成为民族文化的代名词。广告要走进受众心灵,广告文化要发展，就不能不接受、吸纳、迎合儒家文化的有益、有利内容，将其纳入广告文化之中，成为广告文化的一部分。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外观表现，包含“忠孝仁义礼智信”等内容，注重“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这些价值理念均已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潜意识之中。广告主只有把广告创作与民族文化结合起来才能引发受众共鸣，激发购买欲望。
（一）“仁”的精神。“仁”可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孔子对“仁”的解释中，中心思想是肯定人的地位，主张爱人，强调处理好人际关系。“仁者，二人”体现一种博爱精神，这种理念是现代广告经久不衰的主题。
中央电视台近三年热播的一则公益广告讲的是一位年轻母亲在给自己的儿子讲完故事后去给孩子的奶奶端洗脚水洗脚，那个年幼的孩子见了，便跑到卫生间……当妈妈给孩子的奶奶洗完脚，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时，发现儿子不见了，回头一看，只见她的儿子正吃力地端着满满的一盆水，蹒跚地走过来童声童气地说：“妈妈洗脚。”妈妈欣慰地笑了。随后电视画面上跳出了一行字“其实,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这则广告没有华丽的文字，不刻意去说服，而是让受众去联想、领悟，去感觉，感动。正因为尊老爱幼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所以这则广告更易被受众认可，更易引起情感上的共鸣。
（二）和谐哲学。儒家，不是把天、地、人孤立起来考虑，而是把它放在一个大系统中作为整体来把握，强调天人的合一，也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自然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可以说儒学是和谐之学。这些思想因素用在现代广告上，那就是将商品主体与公众客体相互融合，实现主客体的统一，给与受众最和谐的审美意境。
（三）社会伦理道德。儒家创立了最完整的道德体系。孟子的五伦之一是“朋友有信”，曾子也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体现的正是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品格。礼仪之邦的中国，直到今天其社会关系仍建立在亲缘、礼仪、友情、互相信任等文化情感联系上。
2008年蒋雯丽代言了上海一家化妆品修护系列产品广告。广告里，蒋雯丽扮演的一位母亲和一位五岁左右活泼可爱的男孩进行对话，因对话中有“儿子想娶妈妈“的嫌疑，导致该广告被禁播，无论是蒋雯丽本人还是商家都因此大受影响。
从中不难看出在进行广告创作时必须遵循固有的伦理传统，否则就会引起受众的抵触心理。
（四）义利观。儒家提出了处理义利关系的准则―以义驭利。在孔子及儒家看来，义，就是按仁、礼，做应做即宜之事。在新时代，“义”演化为广义上的公平、正义和道义。众所周知，相声大师侯耀华现在被称为“侯药华”，因为他说代言的药品广告，大多为虚假广告。严重的背离了儒家的义利观，所以这些产品也就失去了市场。可见只有遵循“以义驭利”的原则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获得生存空间。
二、儒家文化和现代广告的关系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二者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辨证关系。
首先，儒家文化使广告创意更接近消费者心理。对儒家文化的深入理解与运用，有助于广告创意赢得消费者的好感，实现其诉求目的。广告人应紧紧围绕营销目标来充分掌握目标消费群所处的民族文化发展的情况，才能切中市场的目标，并被广大受众认同和接受。
其次，现代广告基于攻占消费者印象的目的性需要，在商品信息中有效地融入儒家传统价值观的内容加以表现。一方面，通过对广告受众固有文化价值心理的认同实现了传递商品信息的主要目的；另一方面，广告作为一种大众化的信息传播活动，在传统价值观日益遭受冲击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充分地发挥出传承文化的功能，而这种有别于“说教”方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则可以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的价值理念更加有效地传承下去。
三、儒家文化在现代广告应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现代广告传播的速度快，影响的受众广，广告中儒家文化的运用一定要慎重。特别是有些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在运用时一定要考虑受众的情感，不能随意乱用，使用时要把握其中的“度”。
（一）必须遵循社会伦理道德。两千余年来，由于儒文化特别是其伦理道德理论揭示、反应了人伦的基本关系，倡导了人伦美德，且历代王朝及统治者大力推崇。因此，儒文化代代深入人心，并使之成为广大社会成员所接受和践行的最重要的中华传统文化。为此，在现代广告的运用中必须遵循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德，否则极易引起受众的抵触心理，得不偿失。
（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睿智的广告人来说，儒文化中存在着无止尽的创意元素，以儒家文化为创意基础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但并非所有与儒家文化相结合的广告创意都是可行的。
因此，汲取儒家文化的精髓并克服其负面影响，创造出具有民族品牌个性、形象清晰鲜明的本土化、地区化广告，才是中国现代广告的立足之本。
（三）弘扬儒学，贵在创新。在中国广告与世界接轨的现实背景下,广告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在继承和发扬儒家文化的同时,也要批判和摈弃封闭、单向的传统思维方式。
应从现代化角度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加以审视，对其时代性要转换，对其超越时代性的内容要进行新的诠释，特别是对那些与现代广告有契合点的合理内核，要根据现代广告的需要，进一步加以发掘、加深、扩展，赋予它崭新的，符合时代潮流的现代化内容。
“世界上最美的东西其实在中国，只要赋予他新的时代内容和形式。”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可运用到广告设计中的元素很多，中国的设计要想健康发展，必须汲取儒家文化元素的营养，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设计风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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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钱世明 .儒学通说[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
[3]彭立荣.儒文化社会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儒家文化礼仪范文6
当记者踏入文化圣地――曲阜，感受到是一种厚重的儒家文化，延绵几十公里的明城墙，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民居，巍峨肃穆的孔庙、古色古香的孔府，给人一种穿越时空的错觉。
孔府家酒就坐落于文化圣地――曲阜，其前身是孔府家用酒坊，已有2000多年的酿酒历史。为了能最快目睹孔府家酒的“庐山真面目”,记者在一家超市的酒水区找到了孔府家酒（传统的陶瓷坛装酒瓶），酒坛式的酒瓶，大红的“盖头”,古朴的麻绳蝴蝶结扣，洒金的酒签，酒瓶上面布满了孔子的画像加之《论语》的经典语句,从内到外都透露着（浓郁而又厚重的）深厚的儒雅气息。
儒家文化不可复制的“利器”
“孔圣先哲 仁义信忠；儒家风范 亘古恒通；吾辈儒商 齐聚圣城；勇当大任 心系苍生；诚信仁和 秉承为荣；儒雅之气 纵贯始终……在孔府家酒文化传播中心的办公室王健主任给记者读了“2009?首届孔府家中国儒商‘巡文化圣地，扬儒家精神’文化之旅”祭孔大典时宣读的《儒商诚信宣言》一部分内容。
活动虽然已过去一段时间了，但其在全国酒类行业的影响还是不容忽视的，其意义也是深远的。不仅如此，本次活动也预示着孔府家酒业正在从“想家”阶段到“儒家”文化的品牌寻根之旅转变。
其实作为孔府自家私酿酒坊的唯一继承者，“孔府家”在对儒家文化的挖掘和消费者心智资源启迪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2007年，孔府家酒被确定为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祭酒和接待专用酒，孔府家董事长邱振新被授予2007年度祭孔大典唯一民间祭祀人。
2008年，在儒学复兴的大背景下，整个社会迎来了孔子热，作为孔府自家私酿酒坊传统酿酒企业，孔府家酒业深度挖掘自身独有的优势资源，发挥国优孔府家酒低度、浓香酒优势的同时，推出了具有厚重文化底蕴的6年、8年、10年三款孔府家府藏酒产品。府藏系列酒的包装在设计中大胆地将《论语》放在了盒子上，不仅赢得了消费者的好评，也成功地将孔府家酒的产品线向高端进行了延伸；“儒雅香”孔府家酒秉承“中庸”、“和谐”的儒家文化精髓，巧妙将“清香”、“浓香”、“酱香”三种香型酿制工艺之精华结合在一起，酒体无色清亮透明，清香浓香酱香协调清雅,口味丰满醇厚，诸味协调，后味悠长,空杯留香持久,复合香型风格明显。
“家”文化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家”文化灵魂的最终归宿。“孔府家”复兴的重点不在“家”,而在“孔”,将“家”文化向“儒家”延伸,而将“‘中庸和谐’的理念融入到产品生产过程之中,让孔子文化渗透到企业的每一个环节，为‘孔府家’的品牌文化寻根之旅营造浓厚儒学氛围，让消费者在品尝孔府家酒的同时感受到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在学习儒家文化的同时接受孔府家酒则是其重要的手段”,王健说。
经过两年悉心调理和市场铺垫，可以说到2008年底，“孔府家”在产品线梳理、品牌文化改造和企业文化共振三大引擎带动之下，其“儒学”架构已经日趋完善渐入体系。
从“11”助销模式看厂商双赢
厂家与经销商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厂家如不能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准确地说双赢，就会直接影响到具体的市场合作。如今，经销商可供选择的产品很多，且白酒企业之间的竞争日趋白热化，经销商时刻都有高额利润的诱惑，如果感觉手头的产品缺乏竞争力，那移情别恋也是很正常的。这就需要厂家打破原来的裸价模式，对于孔府家来说，厂方协助销售的 “11”助销模式较原来简单粗放模式绝对是创新。
互利互赢是厂商双方合作的基础、核心，而裸价模式却不能很好的巩固这一合作基础，看起来虽然厂方省力了，但是却减少了利润，商家也缺少了市场操作空间，缺乏了做市场的动力，业务人员将沦为简单的联络员、传话筒，起不到协助经销商做市场的作用，同时，市场价格不规范，也容易导致窜货。而厂商之间实行“11”助销模式，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弊端，能够有效地调动起经销商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业务人员的作用，更有利于厂家将市场做大做强，形成良性循环，促进经销商健康成长，最终实现厂商共赢的效果。
受时下金融危机的冲击,传统厂商合作模式暴露出严重的同质化弊端，厂家在对经销商的支持投入力度上互相攀比，结果导致厂家的市场运营成本直线攀升，直至影响到自身的赢利水平，而经销商也未必能从这些投入中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毕竟“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不是彼此所追求的结果，更不是应对当前金融危机压力的理智举措。因此，越是在困难时期，厂商之间就越需要一种生死与共的合作关系。
夯实品牌，开疆拓土
从1985年曲阜特曲、曲阜老窖改名为孔府家酒到今天，孔府家已走过25年。25年已使孔府家具有儒家文化标志性品牌。
在过去的2008年，孔府家在进一步夯实品牌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2008年公司在孔庙大成殿前举行了孔府家酒全国儒商祭拜孔子大典，在孔府家地下珍藏酒窖内进行了儒雅香孔府家酒封坛仪式等活动。以孔府家祭孔大典为例，与酒类市场上常见的庆典相比，孔府家的这次活动可谓寓意深刻：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统一身着汉服，列队于孔庙大成殿前，献酒颂词、顶礼膜拜，这样的形式对全国诸多的酒类品牌，又有哪个比孔府家更有资格在孔庙内举办庆典？短短一上午的活动时间，在经销商心目中所留下的印象却是久久难以磨灭的。
新的一年中，孔府家在进一步夯实品牌方面，将何去何从呢？董事长邱振新表示，孔府家还要在渲染品牌魅力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因为就生产企业而言，在对经销商资源的竞争中，品牌是最为核心的要素，用独特的品牌魅力使经销商对其一见钟情，之后还要不断地去呵护、丰富这份情感，让经销商从各个角度加深印象，最终对品牌的内涵形成系统的认识。对孔府家来说，其品牌内涵就是中庸、和谐的儒家文化，经销商与孔府家合作的过程，不仅仅是卖酒、盈利，更是对儒家文化的感知和领悟，是对诚信、礼仪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与传播，孔府家将自己的经销商伙伴定位为儒商，原因正在于此。
近几年，山东白酒企业开始有针对性地运作省外部分市场，并取得了十分喜人的销售成绩。孔府家在上世纪大力开拓上海市场取得成功后，虽然因为种种原因一度陷入了低迷,但近几年凭借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先前的市场基础以及近几年有效的市场策略，孔府家在上海市场每年都保持着接近30%的递增成绩。2008年更是取得了近5000万的销售业绩,成为鲁酒在省外市场的一支榜样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