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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范文1
[关键词]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10-0050-02
从宋元时期开始，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城市，泉州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担任了重要角色。一方面，以中国瓷器、丝绸为代表的物质文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播四海；另一方面，以宗教为代表的精神文化，也在此慢慢发展起来。由此可见，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是那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
一、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的基础
（一）泉州奠定了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物质基础
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以经济交往为依托的社会历史活动。宋元时期，作为海上重要城市，泉州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与泉州的经济社会繁荣是分不开的。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交往情况看，中国生产的产品销往海外，海外的产品也进入中国，而从事商贸的主体是以中国生产的产品为主，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海上丝绸之路的产品主要是丝织品、茶叶、瓷器，其中瓷器处于重要位置。瓷器的供货主要是依靠泉州来完成的，如泉州的“德化陶瓷”。最近几年考古发现在泉州有宋代古窑22处，都出土了精美的瓷器。也就是说，泉州充足的货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外文化的互动提供了物质保障。
（二）文化发展及自由的社会环境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了社会环境
中外文化的自由交流氛围和开放的国际贸易社会环境，也为中外文化互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具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不管是在物质文化方面还是在精神文化方面都有长期的发展，这为对外文化传播提供了保障。二是当时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最终建立，中世纪一些封建国家发展稳健，封建文化也达到了相对成熟的历史阶段，宗教文化的发展尤为迅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世界三大主要宗教开始形成，逐渐渗透到世界各国，这对社会风俗、思想理念以及政治生活等多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二，“政教合一”国家的出现和教会统治的，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世界上主要封建国家文化的形成、发展与完善，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文化交流提供了前提条件。三是封建时期生产力水平发展相对滞后，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虽然日益频繁，但是并没有建立明确的国际关系概念，也没有真正建立约束机制和强化管理制度，各个国家在物质得到满足以后，就能实现自由交往。这为海上丝绸之路能实现经贸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和平的社会环境。
二、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的互动交流
（一）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经济活动的文化属性
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具有明显的文化属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与资本主义商贸活动有着本质区别。资本主义的商贸活动，是将赢利作为唯一目的，采用商品倾销的模式，这实际上体现出其掠夺的本质；海上丝绸之路开展的商贸互动，采用自由、平等、尊重的原则，具有传播文化的功能，是在封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补充性质的商贸活动。二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在进行交往的过程中，中国是主导方，商贸活动主要是瓷器、丝绸与茶叶，海外输入的产品是其辅助。这充分说明了当时中国封建王朝的兴盛，其交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和平性质也非常明显，奉行儒家仁、义、礼、让精神的商贸活动，是以商贸为物质载体的文化形态，是地地道道的文化交流活动。
（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与海外文化的对内传播
其一，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倾向，从内容方面来说，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由其载体本身决定的。载体本身不仅是商品，而且也是文化。作为商品来讲，能赢利，是商品的有效载体；但是作为文化传播来讲，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所以，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商贸的物质载体表现出文化方面的特点，重点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情况。这一文化特点可以表述为有形的物质文化，是以瓷器、丝绸为代表的高技术实体文化，是集实用型与欣赏型为一体的物质形态的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对外输出的物质文化倾向较为广泛，除了上面谈到的主要代表以外，还包含生活日用品（如漆器）、金属制品（如金银器）、文化艺术品（如笔墨纸砚），这些不同的商品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在进行对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除了物质文化之外，还包含其他形式的内容，比如宗教文化、语言文化。但是这些内容并没有形成主要倾向，这些文化形式都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海外，并没有对其他国家或者民族产生较大影响，主要在华侨聚集地区传播。再如语言文化、宗教文化的传播也十分有限，道教虽然在少数几个国家得到了传播，比如韩国，但是也没有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
其二，海外文化的对内传播。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播中，中国是主动方，从交往的经济本质来看，中国必须有强劲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而文化方面的实力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被动方在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是否具备文化实力或者经济实力，就显得比较重要。所以，从主观方面来说，海外从事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国家在进行交往的过程中，虽然是片面追求经济利益，重点是经济交往，但是却呈现出了文化交流为主的形式。从海上丝绸之路交往的实际情况来看，海外文化在我国传播的价值比经济交往产生的价值要多。这是因为进行海外文化交往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交往还没有出现，整体经济实力与中国相比还比较低，也不能像中国那样有许多产品可以进行交流。不管是宝石，还是香料，海外文化都没有实力和中国生产的陶瓷制品、丝绸品等相抗衡。但是，海外国家的文化却非常地丰富与成熟，特别是宗教文化，比我国要发达。世界上的主要宗教都来自南亚与西亚，这些国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往国家。所以，海外国家虽然在进行经济交往的过程中并不占据优势，但是在文化交流方面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宗教文化尤其是三大宗教在精神形态上表现出软文化，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体现了异域文化的传播方向。
三、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的长远影响
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将大量的经典手工业产品输出到海外，使海外贵族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但是从社会意义背景层面来看，中国输出的产品不管是在文化形态，还是在经济形态上，在满足了当地贵族的需要后，并没有动摇社会存在的重要基础，也很难影响到历史的进程。从物质形态方面来看，没有精神文化与政治因素，只是一些单纯的艺术品或者是生活用品，缺少产生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另外，虽然具有物质形态，但是不存在蕴含社会变革的内部驱动力，无法从根本上推动社会的发展。再次，通过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输出的产品，包含文化的输出，都以儒家精神为载体，也没有出现侵略性或者挑战性的趋势。特别是在海上丝绸之路产品输出的过程中，华侨对当地的社会建设以及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建设性作用。但是这只是一些静态的历史文化产品，并没有扮演历史变革者的角色。由此可以看出，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文化传播产生的影响是浅层次的，主要是集中在艺术领域与生活范畴，不能在整个社会产生长期影响，也很难改变人们的思想理念，难以推动科技进步。
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海外文化传入我国，虽然未对中国社会的变革产生深远影响，但是以宗教文化为导向的精神文化对人们的思想理念、社会结构、生活习惯等却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尤其是世界宗教文化的传入使人们的信仰空间进一步扩大。但是，这一现象并没有影响到社会大局，因为自由信仰满足了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二是促进了人们包容品格的形成。各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对外来性的物质文化，特别是珍贵物质的传入，都有很大的热情。但是对精神文化的传入，就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抵触，有些甚至会出现矛盾冲突。这一情况并没有在泉州出现，而是在泉州自由发展，相互吸收、融合与渗透，形成和睦繁荣的景象。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互动，为泉州包容品格的形成提供了和谐的历史环境。
综上所述，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其经济发展奠定了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物质基础，文化发展及自由的社会环境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了社会环境，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具有文化属性，中国对外输出的主要是物质文化产品，而国外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的则是以宗教为代表的精神文化产品。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陈玉霞，高芬.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交流[J].兰台世界，2011，（5）.
[2]张一平.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对南海区域的影响[J].新东方，2010，（3）.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范文2
文字与文献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改变了人类此前只能依靠口耳相传来总结人类社会经验的行为。有了文字，人类的思想交流克服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因而拓展了相互了解的广度和深度。甲骨文作为成熟的汉文系统，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因此，有史可考，有物可证的汉文文献的历史也可以从甲骨文算起。其后，记录汉字的载体经历了金石、简帛、纸等。当然，纸介文献携带方便，生产成本低廉，在历史的发展中得到最广泛的应用，一直延续至今。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以各种物质媒介为载体的汉文文献统称为汉籍，尤其指的中国现代以前的各类文言文献。华夏文明悠久的历史使得从古至今不断积累的汉籍数量不可胜数；华夏文明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使得汉籍的分布地域不断扩散，为其他民族所珍视，现已遍布五大洲，也就是说除了国内所藏或流通的汉籍之外，国外也存在着汉文文献，即域外汉籍。
域外汉籍的内涵有三，第一，指我国历史上流散到海外的汉文著述；第二，指域外抄录、翻刻、整理、注释的汉文著作（如和刻本、高丽刻本、安南刻本等）；第三，指原采用汉字的国家与地区学人用汉文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此外，近数百年来欧美来华传教士用汉字或双语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一些重要著作，除了第一类汉籍之外，其他三类汉籍都是在吸收汉文化的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因而称其为“再生汉籍”。根据调查，域外汉籍（含“再生汉籍”）的总量相当庞大。仅以韩国为例，韩国学者全寅初教授在《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中就著录了汉籍12500多种；北京大学严绍T先生整理18000多种日本所藏汉文文献，著成《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当然，当地实际所藏数量还要远大于此。
总体看来，域外汉籍在全球的分布大体集中两大地区，一是东亚汉文化圈内的韩国、日本、越南等国；二是英、法、德、俄、美、加等欧美国家。此外，就是少量分布的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等国家。
汉籍进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的历史已十分悠久，且历经千年而未曾中断。武王灭商后，箕子避难朝鲜就曾携带文献入境。《旧唐书・高丽传》曰：“俗爱旧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水》、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足见汉籍在朝鲜流布之广，影响之深。三世纪时，百济学者王仁携带汉籍进入日本。九世纪时，日本学者藤原佐世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共收唐及唐以前古籍1568部，计17209卷，可见其时传入日本汉籍数目之大。《三国志・吴书・薛综传》载“锡光为交趾，任延为九真太守……建立学校，导之经义”。可见三国时已有儒家典籍在越南传播。而且这些国家或陆地相连，或隔海相望，汉籍的传播路线并不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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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唐代 海上丝路 中外文化交流
在唐代中期以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交流基本上都是通过陆上丝路进行的。但是到了唐代中叶，尤其是公元751年唐军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东部）兵败于大食，以及公元755―763年的“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对西域的控制几乎彻底丧失，陆上丝路也就因受交通阻塞而迅速衰败。与此同时，战争也重创了北方经济，但是南方经济却依然保持着持续发展和繁荣，全国经济重心向南方的转移也恰好为海上丝路的兴起提供了基础和前提。加之此时的东亚、东南亚和阿拉伯地区各国等都希望通过海路与唐朝建立经贸往来和友好关系。于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海上丝路蓬勃兴起，而陆上丝路则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在唐代，生产丝织品地区以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最为出名。这些地区不仅能生产出品种繁多、质地优良的精美丝织品，而且是唐代主要的造船基地，如常州、苏州、杭州、越州、明州等。在当时，已能建造适宜远航的巨型海船，据惠琳在《一切经音义》中说，常见的一种称为“舱舶”，长达20丈，可载六七百人［1］。还有一种名曰“俞大娘”的海舶，能载重万石以上［2］。这一切都为东南沿海海上丝路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唐代的海上丝路主要有东海（今黄海）和南海两条航线。东海航线一般从登州、楚州（今淮安）、扬州、苏州和明州等港口起航，其主要贸易对象是日本和朝鲜。同以往朝代相比，唐朝与日本、朝鲜的海上往来更加频繁。例如，在唐代，日本的遣唐使共达19次，每次多达500人。公元603―894年，入唐人数达3622人，名义上虽是遣使贡方物，实质是变相的官方丝绸贸易。如公元805年，日本遣使270人，每人赐绢5匹，共计1350匹［3］。而日本在这一时期的供品则主要是金、银、琥珀、玛瑙等贵金属或稀有珍品。在这一时期，较著名的中日友好人士有：鉴真、空海、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等，其中扬州高僧鉴真历经5次失败，第六次才成功登陆日本，在佛教上，他起的最直接的作用是把中国的戒律制度带到日本，在日本建立受戒制度，并进而把钻研戒律为主要内容的律宗教传入日本，这使他成为佛教中的独立宗派，并列为奈良佛教的南都六宗之一［4］。此外，鉴真还把唐朝鉴真的建筑、雕塑和本草学等传到了日本，为中日文化的交流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朝鲜和唐代的贸易较频繁，许多来自新罗的朝鲜人在楚州（今淮安）定居，这些聚居区被称为“新罗坊”，他们经营海上航运，为中朝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海航线主要从广州启航，其贸易对象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地区：以室利佛逝（今印尼苏门答腊）为代表的东南亚地区、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地区和以大食为代表的阿拉伯地区。
室利佛逝于公元7世纪中叶兴起，其领土包括马来半岛、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地区，并控制着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这两条东西方必经的水道。所以，它既是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中心，又是中国丝绸传播到东南亚的集散地。《新唐书》对室利佛逝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过军徒弄山二千里，地东西千里，南北四千里而远。有城十四，以二国分总。……其王号‘曷蜜多’。咸亨至开元间，数遣使者朝，表为边吏侵掠，有诏广州慰抚。又献侏儒、僧祗女各二及歌舞。官使者为折冲，以其王为左威卫大将军，赐紫袍、金细带。后遣子入献，诏宴于曲江，宰相会，册封宾义王，授右金吾卫大将军，还之。”［5］由此可见，室利佛逝的国王、王子不仅亲自来到中国，而且接受了唐朝的册封。唐代高僧义净去印度求经时，也曾在室利佛逝居住长达十几年之久，他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是研究南亚和东南亚，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半岛在古代交通中所处地位的重要资料。
印度是秦汉时期海上丝路的终点，在唐代，印度河口、锡兰岛等依然是该地区的贸易中心，并成为连接广州与波斯湾、红海和东非等地区贸易往来的中转站。据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中唐时西行求法的高僧共60人，其中取海路的有三分之二［6］。从这里不难看出中印海上往来的频繁程度。
阿拉伯地区是唐代海外贸易最为重要的地区之一。在这方面记载最为详细的首推杜环的《经行记》，它翔实地记述了拂H（即东罗马帝国）、大食和中亚各国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生活。例如《经行记》这样描述拂H人：“气人颜色红白，男子悉著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好饮酒，尚乾饼。多工匠，善织络。”［7］他还记述了阿拉伯人的，“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涂发”［8］。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记载了这些国家丝绸工业的发展情况，特别是提到大食时说：“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a、织络者河东人乐h、吕礼。”［9］这说明唐代的丝绸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不仅传到了阿拉伯国家，而且唐代有绫绢工人、金银匠、画匠到了阿拉伯国家去谋生，这对中阿的直接交流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而据阿拉伯商人旅行家苏莱曼的《苏莱曼东游记》记载，公元878年黄巢进广州城时，阿拉伯等国的商人就有12万人被杀遇害，由于战争，桑树都砍了，以致影响了阿拉伯和中国的丝绸贸易［10］。尽管苏莱曼所记述的数字有可能被夸大，但是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当时广州外贸的繁盛景象。
在唐代，强大的封建王朝奉行对外开放政策，并拥有较完善的外贸管理体系和相关法规。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在广州设市舶使，专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市舶税则成为中央和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如《旧唐书・王锷传》记载：“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11］由此可见市舶税给唐王朝带来的实惠。此外，唐政府还在外侨聚居区专门设立“蕃坊”，外来商人只要不触犯唐朝律法，就不仅可以自由居住、自由贸易，而且可以自由信仰自己的宗教，甚至建立自己的清真寺，如广州的狮子寺，泉州的麒麟寺和杭州的凤凰寺，等等。
唐代的海上丝路传播的不仅仅是丝绸等商品，它更是世界各族人民灿烂文化和宗教、艺术、风俗等交流的桥梁，如中国儒家思想、佛教艺术、中医、武术等的外传，以及印度佛教与舞蹈，阿拉伯伊斯兰教等的内传；饮食、装饰、医学、天文学等的相互影响：动植物、珍禽异兽的相互引进，等等。唐朝的主要贸易对象印度、大食、东南亚、拂H等地区都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海上丝路，无疑对世界各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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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瑞德，刘如仲，傅冰，石u著.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使者・西洋篇.海洋出版社，1991：38.
［9］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7.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范文4
摘 要：文章通过举例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旅游英语翻译的问题，包括措词不当、中式英语、文化错位以及语义缺失的问题，并提出了旅游英语翻译的规范化对中外文化交流所起的关键作用，翻译者应尽量考虑文化背景的差异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文化背景；旅游英语；翻译
一、中英语言文化的差异
地域文化、历史文化、习俗文化等中西文化差异都会对中英语言表达产生影响。近年来，随着国际旅游的普及，不同国家的游客通过语言翻译彼此交流沟通，而如今国际旅游最普遍使用的交际语言就是英语，旅游资料的英语翻译不仅涉及语言的转换，更涉及跨文化的沟通，不仅要考虑书面文字材料的表达，更要考虑口头传译的效果，避免误译的发生。
二、不同文化背景中旅游英语翻译的问题
（一）措词不当问题
措词意味着如何选择和使用合适的词汇。词是最小的语义单位，而选用合适的词是贴切翻译的基本要求。景点介绍的英文翻译中通常涉及到措词方面的问题。
如滕王阁的翻译“Teng Wang Attic”，将“阁”翻译为“attic”，而“attic”是指用来存放东西的阁楼。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旅游景点中的“阁”是指类似楼房的建筑物，供远眺、游憩、藏书和供佛之用。“滕王阁”这个景点名字事实上是指一个亭子，中国传统建筑物的一种。因此，根据上下文，英文中的这个词应该跟汉语中的“亭” 相关，是“pavilion”。因此翻译为Teng Wang Pavilion更加符合西方文化背景的语言习惯。
在汉语中，重复同一个词是为了加强语势。而在英语中，通常使用不同的词来表达，以改变语势中的单调。比如景德镇旅游中提到陶艺的体验，就有“感悟人生，感悟泥性，感悟瓷韵悠悠”这样的表述，如果翻译为“Feel the life, feel the porcelain, and feel the history”尽管没有明显的错误，但在语言习惯上不符合西方特点，而把它改成用不同的词表达就出现了不一样的效果。使用“Touch the clay, know the history, and feel the life.”更能使西方游客体会陶艺带来的泥性瓷韵。
陕西历史博物馆中，隋唐展厅中介绍唐长安城有这样的描述：城中有14条东西向大街和11条南北向大街，将外郭城划分为108个坊，原译为：The whole city was divided by 11 vertical streets and 14 horizontal streets into 108 compounds. “compounds”意为场地、筑有围墙的院子，用在“坊”的翻译上意思有些出入，“坊”应理解为老百姓居住生活的街区，因此使用“blocks”更加容易理解。
西安著名旅游景点大雁塔北广场的一则牌示解说：大唐药王孙思邈（581-682 年）唐代著名的医药学家。被后世尊为“药王”。将“药王”翻译为“drug king” 而“drug”在英文中意为，将“药王”根据字面意思意为“drug king”实为不妥，用词不当使得无法传达正确的信息。
（二）中式英语问题
由于目前的景点介绍多是从中文翻译成英文，汉语不可避免的会对翻译造成一定的影响。中式英语是指带有中文语音、语法、词汇特色的英语，英语中被称为“Chinglish”，因受汉语思维方式或文化的影响而生搬硬套，拼造出不符合英语表达习惯的、具有中国特征的不规范的或畸形的英语。
比如广西柳州国家AAA级都乐岩风景区，其中有一处景观名称为“三星观鱼”被翻译成“three stars watch fish”，英语国家的游客在看到这个名称后，脑海里肯定浮现出“三颗星星看着鱼”的诡异画面。
再有，很多景区的警示牌将“售票处”被译为“booking office”、“游客止步”被译为“the visitor stops”，这些中式英语翻译的出现，影响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沟通，作为旅游景区的管理和服务人员，应尽量做到景区旅游英语翻译的规范化。
（三）文化错位问题
在缺失对客源地游客文化了解的前提下，容易导致翻译错位现象的发生。以下是西安大雁塔景区和大唐芙蓉园内摘录的忠告牌示，汉语文本都非常委婉地提示游客不要踩踏草坪，但西方思维方式并不习惯这么委婉生动的表达，产生了理解上的误区，比如“芳草萋萋，踏之何忍？”翻译为：“Please don’t trample on the fragrant and lush grass”。又如“呵护绿色，善待生命”翻译为：“Take good care of the green grass and treat the grass well”。这些中式的委婉表达方式反倒会让外国游客觉得费解，简单明了地译为“keep off the grass”他们可能更容易接受。
再如网络旅游资料中将广西南宁的一处仙人洞景点翻译成 "God platform"，译者将中国的“神仙”翻译成了外国的“上帝”，这导致了跨语际交流上宗教文化的错位，显然不合适。
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三展厅中介绍中国字体流派的演变，提到大篆和小篆字体，翻译资料中将其简单地译为“the big seal script and the small seal script”。乍看之下没什么问题，但深入思考一下就发现了不妥之处，根据《说文解字》和李斯所作《仓颉篇》的描述，小篆较之大篆，形体笔画均已省简，是秦统一之后为适应时代和实际应用的需要所做的由繁到简的转变。因此，“大”和“小”的区别在此实际是“繁”和“简”的区别，因此译为“the complex seal script and the simple seal script”更加合适一些。
（四）语义缺失问题
在旅游英语的翻译中，常常会出现语义缺失的情况，这些微小的翻译细节，是影响中外文化交流的潜在问题，汉语中对景点的介绍往往比较全面，内容也较为生动，英文翻译后变成了生硬的介绍材料，影响了外国游客的游览质量。比如：西安碑林博物馆中“石刻艺术室”翻译为“the stone carving room”，字面上缺失了艺术的含义，而且使用“room”对“室”直译，也缺失了博物馆这层潜在的含义，因此，将其翻译为“Stone Carvings Art Museum”更加合适。
三、结语
总之，旅游英语的翻译有助于向西方国家传播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无论是作为景区管理者还是作为一线旅游服务人员，在翻译中都应以功能翻译理论为指针，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景点介绍的深层含义，而不拘泥于中文原文，这样才能使语言作为一种媒介更好地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陈刚. 旅游翻译与涉外导游[M ].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2]董宪民. 陕西导游新编[M]. 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8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范文5
关键词： 陶瓷装饰；新彩；创新
1 引 言
陶瓷装饰是为了点缀与美化陶瓷而采用的一种陶瓷生产与制作方法。可以说，从陶瓷产生之日起，陶瓷装饰就开始孕育并逐渐形成，成为陶瓷生产的重要工艺之一。
所谓新彩，就是陶瓷综合装饰及应用的产物，即集古彩、粉彩，以及珐琅彩瓷器的装饰于一身，并吸收了中国画、中国民间装饰，以及西方油画、水彩画等诸多画种的技法，进而与陶瓷工艺紧密结合而形成的综合性陶瓷装饰方法。它是中国陶瓷发展到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产物。
2 新彩是集中外陶瓷材料与相应技法于一身的陶瓷装饰的新思路
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早在“丝绸之路”开拓时代就开始了，从最初的物物交流到后来的产品贸易，再到技术交流与思想文化交流。在交流中双方文化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形成了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新彩就是在这种文化交流下的产物。19世纪末期，中国陶瓷装饰利用了西方在陶瓷生产与制作上先进技术和工艺，将传统陶瓷彩绘技术发展到新阶段。新彩是传统陶瓷工艺、中国画，以及西方油画等艺术文化相融合的既含有陶瓷工艺技术，又具有中国画内涵与精神，并吸收了西方艺术精粹的现代陶瓷装饰类型。
中国陶瓷装饰发展到明清之际，不论釉下彩，还是釉上彩都达到相当成熟的高度。作为釉下彩的青花，在明清时期已经发展到釉下和釉上紧密结合的高度。所谓斗彩，就是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的结合。事实上，青花加彩，在明代成化时期就已经取得突出成就。青花加彩的装饰表现方法，实际上可分为斗彩和填彩两种。填彩的方法是先在胎上用“苏泥勃青”画出花纹轮廓，然后再花纹轮廓内填以彩色釉料。斗彩又称逗彩，其法是在胎上先用“苏泥勃青”青花釉料画出部分花纹，又在釉上与之相适应部位的加以彩绘，使青花和彩绘形成变化统一的装饰效果。“上下斗合，构成全体”，故名斗彩。有关斗彩的记述，最早见于康、雍年间的《南窑笔记》，“用青料画花鸟半体复入彩料，凑其全体，名曰斗彩”。由此可见，釉上彩在明清时期已经相当成熟了。
这种将釉下彩和釉上彩相结合的陶瓷装饰方法是明清陶瓷装饰工艺的突破与取得的成就。此外，中外文化交流，也给陶瓷生产和装饰工艺带来新思维、新方法，促进了中国陶瓷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清代康熙时期景德镇陶瓷装饰是在继承明代五彩技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陶瓷彩绘，俗称古彩，与雍正时期达到完善的粉彩，合成陶瓷装饰釉上彩绘之精华。它们在材料工艺和绘画工艺上都达到至臻至善的高度。古彩在清代又称为康青五彩，它是黑、蓝、黄、紫和绿及红彩的统称，并采用黑色的珠明料单线平涂，笔力健劲，色彩浓艳，又富有层次感，所以，又称硬彩。与硬彩相对应的，就是软彩。所谓软彩就是粉彩，它用玻璃白涂底，用渲染的方法表现，使画面颜色由深到浅，产生明暗浓淡变化，富有温润匀静之美，因此，称为软彩。不论硬彩，还是软彩，是为釉上彩，均属于二次烧成。与此同时，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也越来越影响到中国陶瓷生产的发展。18世纪的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的进步中促进了陶瓷工业的迅速发展，其中，“釉上陶瓷颜料的制备也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方法，即以氧化铁、铜、锰、锑、铬等矿物为原料，高温煅烧成各种色彩的熔块，再配以低温釉面附着剂（熔剂）研磨制备而成。”对于西方这种陶瓷釉上彩绘材料及其工艺的吸收，促进了中国传统陶瓷装饰的发展与进步，它不仅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吸收陶瓷装饰并使之发展到新高度，而且，将西方造型艺术中的绘画，诸如油画和水彩吸收至陶瓷装饰之中，进而改变了陶瓷生产工艺上的不可预见性。以“此种低温釉上颜料发色稳定，绝大部分颜色都可互相调配，烧成前后颜料色相基本保持一致，因此，绘制时对画面的最终效果有预见性。”尽管如此，这种材料还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新彩，它属于外来的“洋彩”。这种“洋彩”被引入中国以后，在陶瓷装饰上从根本上改变面貌的是经过相对较长的实践摸索而实现的。正因为如此，新彩是中西陶瓷文化交流及合璧的结果。
新彩装饰是传统陶瓷装饰材料工艺与相应装饰技法的继承与发展，不仅如此，它主要吸收了西方近代陶瓷科学的积极成果并进行本土化的结果。
3 新彩是传统陶瓷装饰在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下发展的结果
在继承中国陶瓷装饰传统与吸收西方科学技术成果的同时，中外广泛的艺术文化也随之进入新彩装饰领域，并使之出现了姹紫嫣红的局面。
首先，新彩是相对对于洋彩而言的，是洋彩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这正如现代陶瓷艺术家李磊颖所言，“景德镇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瓷用化工厂，专门生产洋彩颜料、金水及陶瓷贴花纸，从此结束了洋彩材料依赖进口的局面，并鉴于洋彩艺术表现形式的本土化，这个时期的洋彩也正式更名新彩”。当然，洋彩更名为新彩的中国本土化也不仅仅是就创办了自己的瓷用化工厂而如此简单。洋彩在中国本土化，实则是中国诸多文化因素，尤其是艺术要素注入的结果；它吸收了中国民间艺术的若干因素，诸如图案结构的方式，内容以及文化内涵等表达因素；它还广泛吸纳了中国画的题材、表现内容、表现形式，与中国画的表现技法，诸如线描、晕染、皴法，以及虚实关系，乃至中国画的审美等等艺术因素；它是中国陶瓷传统技法的延续，吸收了陶瓷装饰中的古彩、粉彩等釉上彩绘的技法和相应的工艺技巧等等。总之，它伴随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与中国陶瓷工艺技术的进步，并在“洋为中用”的过程中逐渐披上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陶瓷文化的外衣。
其次，新彩重在“彩”字上发展技术、技巧，并具有一套综合装饰方法。新彩因为其用料适宜，既能勾线，又能填加，还能彩绘，甚至是渲染，所以，新彩不仅在表现技法广泛吸收，而且在艺术形式和内容的借鉴上也同样具有游刃有余的独特创新性。从表面上看，新彩是简单的彩字的深化和演义，其实不然。新彩之所以“新”是因为它在陶瓷工艺制作上，综合利用了陶瓷装饰的传统工艺的技法，诸如古彩、粉彩的勾线法，与创造性地吸收了中国画晕染的效果。彩既可以彩出不同的色彩结合效果，又可以彩出不同层次的色阶变化效果；还在于新彩吸收中国画和中国传统图案并西方油画和水彩画的表现技法的综合，形成了自身独居特征“新”。正因为如此，新彩才真正成就了自己独特的装饰方法，并与传统陶瓷装饰相媲美。
再次，“新彩”是中国传统陶瓷装饰的继承和发展，新彩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它不仅将中国传统装饰因素更多地吸收到它的装饰领域，――从而表现了民间艺术文化内容，并具有喜闻乐见艺术形式，而且，将中国画的艺术成分吸收到它的装饰领域，在陶瓷装饰上更加广泛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艺术审美精神。“新彩”从中国画中吸收的精到多样化的线描，以及靠彩所达到的晕染效果，既能表达中国工笔画严谨工致的技术干练，又能伸张中国写意画挥洒自如的人文胸意。从某种程度上讲，正因为新彩的出现与在釉上的广泛运用，促进中国陶瓷艺术审美与中国画艺术审美的紧密靠拢与相互渗透。
陶瓷文化的发展不仅是传统陶瓷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延续，更是对传统陶瓷文化内容和形式的继承，突破与创新。“新彩”装饰具有这种思维精神。“新彩”在形成过程中，广泛继承传统与吸收现代创造成果既表现在时间上跨越，又突出体现在地域上的纵横，它集东西方艺术表达之精华而富有创新特征及风格。由于新彩从时空上对优秀陶瓷文化成果进行创造性的吸收，继承与发展。因此，新彩具有多元性的文化特征，并体现了多元性的人文精神。
因此，陶瓷文化的创新，不仅是陶瓷材料的创新，也是表现技法的创新，更是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新彩就是在陶瓷文化不断创新思维引领下的创造性成果。
最后，新彩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尤其重要的是它吸收了西方绘画艺术的内容、形式，以及表现技法，将中国传统陶瓷文化推进到一个更加多元化的高度。新彩的所谓洋彩说，就是中国陶瓷文化从利用舶来材料到利用舶来技术的转化，不仅如此，新彩在吸收舶来陶瓷材料工艺技术的同时，还吸收了西方油画、水彩画的表现技法，表现内容、表现形式，以及艺术特色和艺术审美。在具体表达及其艺术效果上，新彩可以达到写实甚至超写实的程度，可以与当代摄影艺术效果相媲美。此外，新彩富有创新性的特征主要在艺术效果上，它同样可以表现出西方古典艺术的古典美，近代艺术的理性美，以及现代诸多艺术流派的风格和特征。这样，集中国传统陶瓷装饰与外来文化因素于一身的新彩，成为陶瓷装饰之族的新成员。
总而言之，新彩是在中西方陶瓷文化交流与互动中产生的，并在发展过程中不仅继承了陶瓷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又进行着突破与创新。正因为新彩的广收并蓄，所以，使得新彩具有多元性文化的艺术特征。
4 结 论
显而易见，从新彩装饰在中国的成功诞生可以看到，中外文化交流，对于双方而言，皆是共赢的。中外文化交流不仅使中国的陶瓷文明传播到西方，而且，西方文明也影响到中国陶瓷的发展，尤其是近现代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陶瓷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范文6
近日，由宁波大学外语学院主办，《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外语教学》编辑部、浙江省海洋文化与海洋研究中心、浙江海洋学院、宁波市外文翻译协会协办的“海洋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宁波大学举行。研讨会集中了国内二十余所高校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瑞典等国的专家学者，围绕“海洋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海洋文学与人类生态文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等话题，进行了深入而又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讨论。
厘清“海洋文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与会专家首先关注的问题。国内外文学史提到海洋文学作品，一般都是就题材而言，而非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关于“海洋文学”完整准确的意义，与会专家的主要观点有：一、以海洋为活动舞台，展现人类物质生产与精神活动的作品都可视为海洋文学作品。二、以海洋为背景或叙述对象、反映海洋、人类自身及人与海洋关系的作品。三、具有鲜明海洋特色和海洋意识的文学作品。多数与会者认为，离开了人类的精神辐射，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海洋文学。关于海洋地域特色，一些学者认为，作家只能面对最尖锐的时代问题，书写自身最深切的生命体验；也有学者更倾向于海洋文学所体现的人类普遍精神价值。与会专家认为海洋文学中比较多的是表现征服自然的英雄主义精神或体现人类面对或身处海洋时的苦难意识、漂泊意识和忧患意识，凸现人类在自然面前的脆弱与命运无常。而突破和超越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征服模式，表现人类与大海相互理解认同的和谐共存理念的作品并不多见。而中国海洋文学则大多停留在描述海洋地理风物和张扬人的强悍生命意志层面，在精神与思想上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通过海洋文学所呈现的人与海洋的关系是与会者关注的另一个话题。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与海洋的关系是多向度的、不断变化的。对人与海构成的互相征服的敌对异己关系的描述是中外海洋文学作品最基本的主题，从《奥德赛》和《伊利亚特》开始，一直到当代的海洋作品，高扬的始终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巨大欲望与强力意志，以此彰显人类的尊严与承受苦难的优雅风度，尽管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与会专家认为，人类对大海的情感取向与审美趣味的多向度变化，既表现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复杂性和精神的不断生长，又体现出人类自我意志过度膨胀所造成的独断与专制。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异己敌对，将会或正在给人类与自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中外文学的互动环节中，中西方学者基于各自的文学传统和人文视角，通过对海洋文学的探索性描述，展开了颇具文化交流意义的对话。国内的学者大都从生态文学批评的角度，立足数个文本，讨论人性和人性与海洋对话中的具体表现。西方学者的角度则较为多样化。他们从哲学、宗教、历史、军事、经济、对外交流等视角展开对海洋的论述。英国学者 Thomas Docherty集中分析现代性或者现代主义和海洋的关系。结合儿童文学和海洋文学的角度，澳大利亚儿童研究学者Margot Hillel探讨了与海洋紧密相关的数本青少年文学文本，认为海洋与人类的成长主题之间有着不可割断的联系，海洋精神与青少年成长的主题不谋而合。
也有学者从历史、军事和对外交流的角度切入。英国学者Simon Edwards从19世纪诸多关于海难主题的文本展开对海难象征意义的论述，从宗教意义上分析“水”的覆灭性和救赎性。瑞典的 Jane Mattison则从有关文本中展开对水手、船长生活缩影的具体阐述，认为这些描写部分再现了当时的海上生活，尤其是一战的战况，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当时的历史。同样，本着再现历史和历史考据的意图，美国的Charles Ross从中西方交流史的角度，展开对马可・波罗东方之路开拓的历史论证。与会者还就“海洋文学的未来”、“继承与创新”、“中外文学的互动关系”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